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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山西吕梁是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所在地。80 余年后的今天，这里正在进行另一场艰苦的战斗。在吕梁的13 个县里，有10 个县和3350 个村仍在“极度贫困”之列。
如今，中国仍有12.8 万个村落逾4000 万人民生活在贫困中。
2013 年至2016 年，120 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中国正与贫困决战。
过去30 多年间，已有7 亿人脱贫，但极度贫困始终是中国政府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这一难题不仅仅存在于革命老区，还困扰着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条件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方。
2017 年6 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吕梁，走访贫困家庭，并与负责扶贫工作的干部亲切交谈。他号召村民“与党中央一道，撸起袖子加油干”。
与时间赛跑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份，根除贫困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这一进程趋近尾声，任务也变得越发困难和棘手。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 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2016 年底，中国仍有4335 万人生活在我国年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3％。
为了完成2020 年目标，中国平均每年需有1000 万人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月要有近百万人脱贫，乃至每分钟要有20 人脱贫。
中国正身处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则早已投身于脱贫攻坚前线。
2012 年12 月，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指导扶贫，2013 年11 月前往湖南省花垣县，2015 年6 月又走访了贵州省遵义县。
走访吕梁，标志着自2012 年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已走遍全国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他探访贫困群众，与当地干部深入交流，考察各地条件，并仔细检查扶贫成果。过去五年间，扶贫工作一直处在习近平心头最重要的位置。
他说：“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达的使命
为了打赢这场扶贫仗，中共自十八大以来一直坚定引领着全国人民朝着决战胜利迈进。
习近平在吕梁时强调，要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财政支持在这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中国为中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7 年资金规模已经超过860 亿元。
此外，全国已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80 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进。
罗军元就是其中一位。他被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如今已是长期积贫的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第一书记。
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24 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24 个8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目前，全国已有19.5 万像罗军元这样的第一书记在贫困村驻扎，还有77.5 万名包括地方官员、退伍军人乃至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党员干部帮扶。
此外，对于很多贫困人口而言，搬迁是有效的脱贫方式。
2016 年至2020 年，预计约1000 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他们大多数正受困于深山之中。
82 岁老人张正英刚刚搬离了位于贵州省大方县的山区土坯房。在那之前，他们家穷得连最起码的装修费用都负担不起。
随后当地政府开始与大公司合作，在县里建起了50 个安置区，在把包括张正英一家在内的全村人民搬出大山的同时，为每家每户安排了农业项目。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新的生机……”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兼“村史”作者张代全如实记录搬迁扶贫。
必胜的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他在2016 年的新年贺词中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人要携手前进。”
中国大地上正在努力脱贫的人们都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
30 多年前，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安徽省35岁农民严金昌和其他一些村民因为对其所耕种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此限制了土地的回报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为了突破困境，严金昌和村民们决定和村干部签下合约，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除了一部分收成上缴国家，剩下的劳动成果都可以自留或者销售。这一尝试立刻促进了产量，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改革，改变了历史。
30 年后，严金昌再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 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 万元。
对于许多人来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他们突破困难的不竭动力。
2011 年春节，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的年轻小伙杨文学揣着在贵阳工作攒下的13 万元，回到山区老家装修新房。
然而，在目睹了家乡糟糕的交通状况、听了乡亲们满腹抱怨之后，杨文学最终选择把钱拿出来为家乡修一条连接外部的马路。
他的故事被迅速传播开来，激励了21 名年轻人和他一起去贵阳挣钱，其他村民也都纷纷捐钱捐物，以各种形式为建造公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千多个日夜之后，一条跨越山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 栋新房。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
对于刘宗路来说，广阔的视野和对市场需求的认识是他对抗贫困的关键。
作为一名山东沂蒙山果农，刘宗路原本只是把水果卖到附近的村庄，直到有一天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中国的桃子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4 万斤蜜桃完好运达迪拜，利润成倍增长，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这正是中国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的精神。尽管他们多年来饱受贫穷之困，但他们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脱贫之路。
5 年前，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中国实现2020 年的目标吹响了决战号角。
悬崖村
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胜利村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与两岸高山绝交相辉映的情景。（新华社记者天湖摄·2017 年）
依托易地扶贫安置修建的胜利村新貌，成昆铁路穿村而过。（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2017 年）
胜利村党支部书记王勇（左）与71岁的老父亲王安友（右）在回大渡河畔悬崖村路上。（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2017 年）
胜利村党支部书记王勇（右）与村里的贫困户于光清在商讨老鹰茶产业化发展和开办网店的事宜。（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2017 年）
回悬崖村劳作的村民行进在陡峭的山路上。（新华社记者陈燮摄·2017 年）
从悬崖村上眺望另一个悬崖村。（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2017 年）
胜利村边上，人工渠从悬崖上穿山而过，飞流直下。（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2017 年）
悬崖村—胜利村老村落。（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2017 年）
七百弄
在板升乡弄雷村，工人们抬着抗旱饮水工程的水管在山路上艰难行进。（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2016 年）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八里九弯”盘山路。（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2018 年）
七百弄乡弄雄村的一条屯级公路。（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2018 年）
左图：2012 年9 月3 日，在大化瑶族自治县弄勇村弄顶屯未通公路之前，孩子们
背着各种生活用品，爬“天梯”上学。
右图：修通水泥路之后，弄顶屯的家长开着汽车去学校接孩子回家。（新华社记
者黄孝邦摄·2017 年）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雄村，贫困户蓝旺明在鸡舍里给鸡喂食玉米。27 岁的蓝旺明在外打工6 年，2016 年他返回家乡，贷款5 万元修建鸡舍，养殖1000 只七百弄鸡。（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2016 年）
七百弄乡弄雄村村民在修建水柜。（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2017 年）
弄雄村的家庭水柜分布在房前屋后。（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2016 年）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雷村哈保屯，孩子们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由于地理环境恶劣，群众分散居住在各个弄场之中，一些屯所在的弄场还无法修建屯级公路，那里的孩子仍需翻越险峻山路去求学。（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2012 年）
这是广西大化县七百弄乡的一户农民住房。类似的危房是重点改造对象。（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2011 年）
正因为如此，老百姓们自信而坚决。
“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我们一定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就算只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
（李志晖 蒋声雄 赵修知）
2. 数字中的中国扶贫
一分钟，对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意味着什么？
26—从2012 年至2017 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6853 万，相当于每分钟至少有26 人摆脱了贫困。
20—到2020 年，中国要年均脱贫1000 万人，方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当于每分钟要有20 人甩掉贫困的帽子。
40 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并探索脱贫新路。由此，大规模扶贫开发累计使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40 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这些年来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贫困发生率由10.2％ 降至3.1％。
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写给北京2017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贺信中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联合国《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式减贫，从易地扶贫搬迁、产业脱贫到“借鸡生蛋”、电商扶贫，既体现了制度优势，也包含了草根智慧。
今天，全球仍有8 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愿分享减贫经验，与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黄燕）
3. 从贫穷到小康，中国人的千年愿景正在成真
两千多年前，当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断传播“大同”“小康”等思想时，填饱肚子仍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愿望。
如今，孔子第七十九代后裔、云南省南华县司法局派驻罗武庄乡羊歇地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孔显丽相信，她先祖所宣扬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愿景正逐渐成真。
“全面小康将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成为现实。”孔显丽说，在政府、国企和民企的共同帮扶下，贫困农民自身脱贫意愿空前高涨。
按官方说法，全面小康是脱贫后一种能安稳度日、比较宽裕的经济状态，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与羊歇地一样，12.8 万个贫困村正处于中国一场新变革的中心。中国政府表示，到2020 年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7 亿多人口以惊人的速度摆脱贫困，占全球脱贫总人数70％ 以上。但截至2016年底，中国仍有4300 多万农村贫民，占全国农村户籍人口的4.5％。
光看数字，中国的脱贫工程或许尚显抽象。而在滇、黔、川、桂等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则更加烦琐而具象—修路架桥、饲养家畜、盖房引水、外出务工、种植水果或药材……贫困曾让云南省禄劝县屏山街道洗马塘村28 岁苗族村民罗志明刻骨铭心：父辈修建的老土坯房透风漏雨，种点玉米不够一家人吃，基本挣不到钱。如今，52 幢整齐划一的二层白色新楼房让他和邻居成为该村易地扶贫搬迁的最新受益者：每套新居面积近百平方米，沙发、茶几、电视柜等家具齐全。
“我做梦都想不到！”罗志明说，政府补助4 万元，贴息建房贷款4 万元，他自筹一部分资金，告别了昏暗的土坯房。
从滇川黔桂到陕甘宁，从新疆到内蒙古，从青藏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等农村贫民集中地成为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高山、丘陵或荒漠地带脱贫尤其艰难。
连年硬仗，井冈山、兰考等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 以下，率先全面脱贫。中央和省级财政仅2016 年就调拨超过1000 亿元专项资金，帮助1240 万农村贫民脱贫，2017 年计划再调拨1000 亿元扶贫资金，减贫1000 万人以上。
为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帮扶力度，逐步提高贫困标准。自从1986 年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06 元为起点首次制定扶贫标准以来，中国按2010 年不变价确定现行扶贫标准为2300 元。
对任何国家来说，实现全面脱贫绝非易事。中国脱贫目标相当于短短4 年内要确保和阿根廷全国人口差不多的农村贫民脱贫，平均每天3 万人。
帮助农村贫民脱贫已成为中国“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
中西部22 个省份党政一把手以及市、县、乡、村主要官员干部更逐级立下“军令状”，誓言举全社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就是场战争！这是历史任务！”军人出身的云南省禄劝县委书记焦林说，“我是来打仗的，没有退路，必须打胜！”
禄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与滇黔川三省毗邻地区其他的37个县（市、区）一样，禄劝位于中国西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乌蒙山区。
中央政府要求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方式帮助农民脱贫，各级政府设立领导小组或专门部门负责减贫工作，并制定专门预算。此外，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大城市定向帮扶中西部贫困地区。由官员、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组成的50 万余名扶贫工作队员进驻各个贫困村，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
“中国的减贫经验为世界作出了表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合作高级顾问马克说，他实地考察了云南的扶贫做法，视角“带着泥土的新鲜”。
对羊歇地村700 多名村民和孔显丽来说，修一座桥成为脱贫的当务之急。村里以前没有公路，村民只能跨过河谷再通过盘山公路出村。
“这不仅是连接村内外的桥梁，更是从贫困到小康的桥梁。”
孔显丽说。
（陈思武 杨静 庞明广 吉哲鹏 侯文坤）
4. 决胜最艰难扶贫战
虽然身份依然是县政府工作人员，但吕南佚的工作地点已经转移到远离县城的贫困村寨：出谋划策，下地劳动，为村民脱贫致富提供帮助。
吕南佚是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新村的“驻村帮扶”队员。像吕南佚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中，全国近80 万党员干部到贫困村驻村帮扶。
“我自己感觉收获蛮大，既为群众脱贫致富出了力，也增进了对农村的了解，还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晒得一脸黝黑的吕南佚说。经过在村子里一年多的“摸爬滚打”，吕南佚和村民已经非常熟悉，在村寨行走中不时与相遇的村民问候、寒暄。
各种扶贫措施密集落地，并有吕南佚等4 位帮扶队员倾力工作，柯渡镇新村脱贫在望，引进的花卉种植企业可以保证109 户贫困户每户有人“充分就业”，2017 年可以全部脱贫。
“吕南佚与柯渡新村的故事是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脱贫攻坚决战的缩影。”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礼华说，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工作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确保到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庄严承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情怀，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我们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力度空前加大。2016 年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超过1000 亿元。2013 年至2016 年，中国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超过1000 万人，累计脱贫5564 万人。
除了在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员，全国各脱贫攻坚主要省份均建立了单位挂钩联系贫困户、不脱贫不脱钩的办法。
云南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云南省提出，要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在脱贫攻坚战场上锤炼干部、淬炼干部、检验干部、考察干部”。
为让驻村帮扶工作队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少省份都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严明奖惩机制。作为中国贫困人口第一大省，贵州省在2014 年就对不合格的驻村干部进行召回。
2016 年4 月，云南省制定公布《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召回办法》，对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加强指导、培训、管理和考核，对不胜任、不适合、不履职、不作为的坚决召回。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干部召回制度有利于激发派出干部的积极性，更好适应工作需要，释放选人用人机制的红利。
2017 年3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2016 年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时强调，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确保2017 年脱贫考评顺利，吕南佚连日来逐户走访贫困户，了解大家的困难。脱贫的考评指标中，群众的满意率是基本要求，必须达到90％以上。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柯渡驻停，在柯渡写下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指回族群众）工农群众利益。
“正如红军80 多年前在柯渡写下的标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中共寻甸县委副书记杨蜀军说，“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共产党的初心在发扬光大。”
（李自良 杨静 字强）
5. 中国最穷县名单越变越短
随着一批贫困县脱贫成功，中国的贫困县名单将在30 多年来首次变短，这标志着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向着2020 年彻底消除贫困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一名扶贫官员表示，继兰考和井冈山在2017 年初成功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后，中国又有26 个县将很快宣布退出该名单。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和西藏以及西北地区的新疆各有5 个县即将摘帽，其余的来自河北、河南、江西等地。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更生说，中国1986 年首次公布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确定第一批贫困县共计331 个，之后这一数字呈上升趋势。
之后，尽管一些地区成功摆脱了贫困，但更多的县被划到贫困线下。
脱离贫困县名单的条件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到2％，这条线为按照2010 年不变价格人均年收入2300 元（348美元）。在西部地区，这一标准被放宽到3％。
截至2016 年底，全国共有832 个贫困县。
夏更生说，这28 个县经过了严格的脱贫评估，包括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审查。
“2018 年又有100 多个县提出了摘帽申请。”夏更生说。
但是，从名单中删除并不意味着减贫的力度会弱化，夏根生承诺优惠政策、补贴和财政支持仍将持续，以确保这些地区在过渡时期保持稳定发展。
减贫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策措施也多种多样，包括电商扶贫、异地安置、基础设施提升等。
在过去的5 年里，中国有超过6000 万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0.2％ 下降到不到4％。
中国计划到2020 年实现剩余550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侯雪静 胡璐 方栋）
6. 努力消除“环首都贫困带”
住在与北京郊区仅一线之隔的河北省农民赵兴权刚刚度过了他最高兴且最忙碌的春节。
“我们开了自己的农家乐。”赵兴权说，“一共有10 个客房和4 个餐厅包间，我们还雇了一个厨师。”
几年前，他根本无法想象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切。
赵兴权居住的村子处于当地最贫困的山区。2015 年，80％的村民年收入都低于国家的贫困线，即人均年收入2300 元。而相比之下，跨过河北和北京的交界线，北京郊区农民的年均收入能达到两万元。
“虽然我们紧邻北京，但是我们那些年一直陷在贫困中。”
做了16 年村支书的郭秀龙说。
自从河北建设了一个6000 平方公里、主要针对首都游客的旅游区，当地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截至目前，这一旅游区已经提供了9.4 万个就业机会，并帮助3.6 万人脱贫。
据2005 年的统计，河北一些临近北京和直辖市天津的贫困县形成了一个“贫困带”，凸显出发展的不平衡。
近些年，河北省在减贫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尤其是在2014 年国家宣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后。
在2012 年到2016 年间，河北省共帮助600 万人脱贫，但仍有200 万当地居民生活在贫困中。
一些京城企业搬迁到河北，尤其是到河北农村地区，有效地帮助了当地的扶贫工作。不仅如此，河北省还在筹建更多的旅游度假村。
“这些高山和高原地带，曾经一度使村民困于贫穷，现在却成了发家致富的本钱。”河北省扶贫办公室的一名官员说。
种植蔬菜和水果有效地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在坝上地区的张家口，也就是将举行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城市，5.3 万公顷的土地被开发种植蔬菜，可满足北京地区40％ 的蔬菜需求。
2017 年，河北省计划通过农业、旅游、电商和光伏发电站、易地搬迁等方式，帮助70 万当地人脱离贫困。
北京和天津也制定了相应的帮扶政策。到2020 年，北京将投资35 亿帮助河北16 个区县脱贫。河北将对5000 个贫困村每村支持50 万元，还要建造4000 个光伏发电站。
扶贫是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的首要任务之一，政府承诺要在2020 年消除贫困，届时“贫困带”也将成为历史。
（李来房 韩筱婧 高博）
7. “革命摇篮”井冈山实现脱贫
有中国“革命摇篮”之称的井冈山2017 年2 月26 日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8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位于中国东部江西省的井冈山建立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今，井冈山贫困发生率降至1.6％，低于国家贫困县退出机制所规定的2％贫困发生率标准。
当地政府将这一成就归功于中国如火如荼开展的精准扶贫运动。精准，意味着扶贫资源应当用得其所。
2014 年， 井冈山有16934 名贫困人口，2017 年减少到1417 人。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600 元增长到4500 元以上。
当地政府帮助有能力的贫困居民创业、就业，为其他贫困户提供生活保障，帮助他们搬入新居，并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政府还鼓励贫困户参与当地成熟产业发展，包括茶叶、毛竹、水果种植和加工业，以及水产养殖业。
村民钟万银终于不再担心生活捉襟见肘。他以政府提供的5000 元本金入股村里的冷水鱼养殖基地，每年获20％分红，在基地打工一年有2 万多元收入。
电商旅游助力脱贫
电子商务让井冈山18 个乡镇的特产“飞”出大山，带动了2400 多名贫困居民增收致富。
“开业一年多来，寄出了1.7 万多个包裹，价值160 多万元。”
黄坳乡电商服务站站长黄小华说。
井冈山还利用“革命摇篮”的声誉发展旅游业，2016 年接待了超过1300 万名游客。
茅坪乡坝上村开设“红军的一天”体验教学，仅2016 年就吸引了4 万多名学员。
坝上村村民赖蒲秀每天为游客们准备午饭。“每餐我收33元，饭菜挺简单的。” 她说。
“过去，我们靠种地为生，日子很苦。现在这么多人来村里，我们就搞起了餐饮。”赖蒲秀说。
坝上村有630 多名户籍居民，过去有400 来人在外打工谋生。
随着近年来游客增多，100 多人返回村里。
赖蒲秀通常会早起去镇上买食材，也在自家后院种菜。
“我和丈夫一般会准备竹笋、南瓜、茄子、鱼和酱油肉。”
她说。
赖蒲秀做饭时，访客们可以体验当地小吃糍粑的制作。她收取每位体验者100 元的费用，提供原料和工具。
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她还把房子装饰成“红色风格”。房子内陈设着老灶台和老木桌。房门外两侧贴着对联。
在旺季，她一天最多接待了40 多位游客。2017 年，她已接待了900 多位。其他坝上村民2017 年已平均增收1.8 万元。
时间紧 任务重
脱贫是中国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国政府承诺在2020 年消除贫困，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截至2015 年底，中国仍有5575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16 年有1000 万人脱贫。预计2017 年该数字将再减1000 万。
在中国北方省份河北，部分毗邻首都北京和天津市的地区曾被称为贫困带。如今，一项国家级协同发展计划助力改变此地的面貌。
2016 年，河北共有100 万人脱贫，仍有200 万人生活困难。
2017 年，约有70 万河北贫困居民将通过向京津供应农产品走出贫困。此外，河北还将建多处度假村来接待外来避暑市民。
处于中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云南省计划在2017 年帮助其350 万贫困人口中的100 万脱贫。
（王若遥 钟群 胡锦武 郭强 余贤红）
8. 在世界之巅征服贫穷
卓玛小的时候，每天早上醒来，都能透过卧室的窗户，看见珠穆朗玛峰。
29 岁那年，这座海拔8800 多米的世界最高峰给她带来了财富。
在海拔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柏油路的尽头，将近60 顶帐篷为即将踏上征途的游客提供食宿。
卓玛经营着其中一家旅店。
“游客们除了能暖和地睡一觉，还可以尝尝藏餐，听听民歌，过过藏族人家的生活。”她说。
64 年前的5 月29 日，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成功登顶珠峰。
几十年后，世代居住在珠峰山脚的藏族群众，通过接待登山爱好者和游客，战胜了贫困。
卓玛的旅店和西藏牧人生活的帐篷无二。木板铺在石头上，篷布用几根铁棍撑起，一边是大通铺，可以睡6 个人，其他三边是可坐、可躺的藏床，中间是一座烧牛粪的铁炉子。
“这里是珠峰大本营最好的住宿环境了。”她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点燃一块酒精扔进炉子里。
虽然已经是五月下旬，在寒冷的高原，取暖依旧必不可少。
这家小小的民宿每年可以给她带来超过10 万元（14600 美元）的收入，是她原来放牧务农收入的100 倍。海拔4000 米以上的农田产量极低。
卓玛的民宿2008 年开业，当时大本营总共只有4 家帐篷旅馆。
多年来她见证了大本营基础设施的巨变，通柏油路、通电、通邮、通手机网络，还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邮局。
措姆从四月中旬开始在邮局工作，每天负责收集明信片并盖戳。邮局里可以买到一套十枚印有珠穆朗玛峰的明信片。
“忙的时候我一天就要盖上万个戳。” 措姆说县邮政局每周来取一次明信片，国内10 天可以寄到，国际最长20 天可以寄达。
珠峰大本营所在地属于曲宗村，村党支部书记其美次仁说，大本营里的每顶帐篷一年要收4 万元的租金，都是交给各自所在的村子，再由村委会给贫困户分红，“让每一户人都富起来”。
扎西宗乡副乡长边罗说，包括曲宗村、班定村在内，20 个村子共同在大本营里经营帐篷旅馆，其他10 个村子从事牦牛运输。“珠峰是全乡共有的，理所应当让更多人获益。”
“2016 年，扎西宗乡所有贫困户都脱贫了。”边罗说。
来自陕西的游客李董卓毅和新婚妻子自驾来西藏度蜜月，珠峰是他们此行最西的一站。
寄完明信片，夫妻二人来到卓玛的帐篷品尝藏餐和酥油茶。
“没想到珠峰脚下还有这么暖和的旅馆，老板也非常热情，在旅馆就像在家一样。”他说。
（白少波 曹槟）
9. 干部住村帮助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脱贫
到2015 年9 月下旬，热比娅·玉山来到喀什地区疏附县萨依巴格乡喀扎克拉村工作已有7 个月了。
半年多来起早贪黑的住村经历，及她与同行的农业厅其他6 名干部为这个村子带来的变化，让这位54 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体会到做好农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
2014 年3 月，新疆启动为期3 年的20 万干部下基层“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要求在全疆各级机关抽调干部在3 年内轮换到1 万多个行政村住村，做好群众工作。热比娅·玉山就是其中一位。
热比娅所在的喀扎克拉村共有人口1763 人，该村为自治区确定的贫困村，2014 人均年收入为8024 元。这个数字低于当年新疆农村人均年收入的8296 元，更比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的10489 元低。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大量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要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自治区农业厅的住村干部帮助喀扎克拉村成立了3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9 月16 日刚开业的巧娘手工艺品农民合作社是其中之一。
几名维吾尔族妇女正在缝纫机前忙着做活，旁边的柜子和桌子上是她们的作品—用新疆特色纺织品“艾德莱斯”缝制的阿凡提和毛驴的布艺玩偶。
住村干部李慧敏说，她们都是当地的农民，正在赶制一笔价值3 万元的艾德莱斯布艺包的订单，这是热比娅厅长帮助联系的。这样可以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在维吾尔族人口占大多数的南疆，男人在一个家庭中起主导作用。“要想把妇女们召集起来学习培训手工艺制作，并达到可出售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热比娅·玉山说。
她说：“最难的就是管理。首先要让她们养成好的习惯，比如守时、讲卫生等。否则，成立了合作社也无法运作。”
刚开始，一些妇女的丈夫不同意。热比娅和同事就上门去做这些丈夫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支持妻子，帮助家庭增加收入摆脱贫困。
热比娅把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单秀梅三次请进村指导开展手工培训，并选派巧娘手工艺合作社领办人吐尼沙古丽赴北疆培训。
令热比娅欣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劝导和严格培训，这些妇女走出家庭，成了合格的手工艺人。
虽然开业时间不长，合作社的工艺品已经迅速进入了内地市场，订单不断。当热比娅把妇女们人生中亲手挣来的第一笔工资1600 元现金当着800 多位村民的面发到她们手里时，这些妇女激动得热泪盈眶。
“目前，全乡还有100 多名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妇女申请加入合作社。”李慧敏说。
正在缝制艾德莱斯包的40 岁巧娘希尔古丽·别克带着1 岁零3 个月的女儿一起来合作社上班。她干活，女儿就睡在旁边的桌上。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挣钱，让她在家里变得自信，也让她产生了供孩子上大学的念头。
热比娅说，自己半年来苦口婆心的努力，在村里的妇女中间见了成效。“能感到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妇女愿意主动来村委会交流谈心，或参加我们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她说。
热比娅来到基层发现，如今农村的许多村干部，年纪大、文化程度低，缺乏学习和创新的精神，甚至有不少村支书是文盲。
如果住村干部走了，缺乏有能力的人引导农民，新疆农村未来的发展依然堪忧。
于是，他们的另一项努力就是培养新的接班人，选拔敢做敢想的年轻人在村委会担任职务。经上级党委批准，在工作组推动下，喀扎克拉村有3 名年轻人第一次参与竞聘团支部书记的职务，村民们民主投票选出了自己的书记。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据悉，住村工作组所培养的新接班人，将在新疆农村的村委会担当重任。
在新疆，帮助农民致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关涉社会的稳定。
村里共有7 座清真寺，村民经常去，宗教信仰已经融入村民的生活。
但是，“有的年轻人不懂宗教，可能都没读过几句《古兰经》，因为无所事事，有时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就被煽动参加暴恐，这非常让人痛心。”热比娅说，“要引导年轻人勤劳致富，有正事可做。”
同样是住村干部的邓勇和热比娅有相似的观点。邓勇来自喀什大学，现在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兰杆村担任住村组长。
邓勇说，自治区已经找到了解决新疆农村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五把钥匙”—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暴恐的问题就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邓勇说，工作组深入村里每家每户探访，在村民的院子里，以他们最能接受的聊天的形式，告诉他们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和真正的宗教信仰应该为何。
20 岁的兰杆村村民茹仙古丽有一张俊俏的脸庞，她戴着红色头巾，细眉弯弯，微笑着招待客人。而去年此时，她整日身着黑袍，头戴黑纱，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丈夫劝她脱去也不管用。
住村干部请来了宗教人士，为妇女们讲解《古兰经》和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服饰原本是什么样的。茹仙古丽说，这些讲述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盲从，感到惭愧。她脱下了黑袍，重新系起维吾尔族的花头巾，穿上时尚的裙子，她说：“这才是年轻的维吾尔族女孩真正的样子。”
喀什大学住村工作组还在村委会大院成立了“‘80 后’‘90后’夜校培训班”，对年轻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结合当地市场需求，教给修理、烹饪、泥瓦工、刺绣等技术，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让他们有事可做，不再游手好闲。
兰杆村是喀什市的贫困村，人口多土地少。2014 年，人均收入10065 元。2015 年，工作组争取努力实现帮助农民人均增收1000 元的目标。
（强力静 顾钱江 李晓玲 任沁沁）
10. 中国与世隔绝的民族逐渐摆脱贫困
过去90 多年的经历，李娜体很多事已难以一一记起，但她对贫穷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没吃的。”多年前忍饥挨饿的苦让97 岁的李娜体满怀唏嘘。橄榄皮、野菜、野果……从深山里找到的各种根、茎、叶、花、果都曾被她和家人用来果腹。
对云南省澜沧县酒井乡拉祜族寨子老达保而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住茅草房、篾片房，夜间照明靠点松脂，有时邻居家不小心着火，一烧就烧一大片。
直至1988 年快70 岁了，李娜体才第一次过上有电的生活。
寨子通上电的第一晚，家中电灯亮了一夜，她“激动得一夜没睡”。
在官方话语中，李娜体所属的拉祜族和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颇、傈僳、佤等8 个民族有个共同的身份—“直过民族”，加起来占中国总人口不到0.2％。
按照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线性理论，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跳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被称为“直过民族”。
不少“直过民族”是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深山老林中被找到和识别的，其中基诺族1979 年被中国正式确认为56 个民族中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些居住在中国西南深山峡谷间的“直过民族”长期刀耕火种，农业与采集、渔猎并存，甚至只能靠刻木、结绳来记事。语言不通也让他们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贫穷更一度是他们祖祖辈辈难以摆脱的宿命。
“以前，一年四季只有一件衣服，没有被子，也没有尿布。”
在自家二层木质吊脚楼上，李娜体满脸皱纹，身材瘦小，回忆似乎穿透了冬日的薄雾，回到以前种棉花、织布缝衣的时光。“想起过去的苦日子，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不过，世居深山也让她和族人躲过内战、日本侵略等无数中国人20 世纪所遭受的战火之殃。
新中国成立后，变化已悄然降临，但“直过民族”真正的现代化则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加速。
过去30 多年来，中国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行动使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但消灭贫困仍是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面临的艰巨使命。截至2014 年底，中国仍有7000多万年均可支配收入在2855 元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比法国人口都多。
中央政府提出，按现行标准登记在册的全国贫困人口到2020 年要全面脱贫，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作为“直过民族”主要聚居地，云南无疑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全省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说，截至2015 年底全省仍有471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仅次于贵州居全国第二位，其中43.4％是少数民族，包括70 万“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贫困人口。
云南省近日已出台行动计划帮助“直过民族”全部贫困人口到2019 年脱贫，动员5 家国企出资64.5 亿元，对省内“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施精准扶贫。
在政府支持下，老达保通了水泥路，接入了互联网，建了公厕，从闭塞走向开放，人均年收入已达3000 多元，整体越过了国家贫困线。
吉他这种西方乐器30 多年前传入老达保，近年来更成为寨子摆脱贫困的利器—400 多名村民中，80％都会弹吉他，参加村里演艺公司的演出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收入按参加人数平均分配。
作为村里最年长的老人，李娜体觉得这些年的变化很大：“以前穷，现在富了。以前想吃什么只能到山上摘，现在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去哪里再也不用怕一身泥土。”
她一生极少出远门，直至70 多岁才去过一次澜沧县城喝亲戚的喜酒。她从来没有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弹吉他。她生了6 儿2 女，儿孙绕膝，重孙、重外孙等后辈加起来已将近80 人，每天喜欢与重孙一起看电视动画片。“好看是好看，但是听不懂，不知什么意思”。
年轻的时候，寨子里不允许她与其他民族通婚，现在的年轻人都自由恋爱了。
“我想再去澜沧县城看一看，看看都变成什么样子。”她说。
（陈思武 庞明广）
11. 中国最不适合人类居住之地获得新生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严重缺水缺土，被称为“魔鬼诅咒的地方”。贫困带来的无力感深深攫住了这里的每个人，令他们难以相信即将到来的命运大改变。
所谓“弄”是指高山环绕的洼地，在喀斯特地貌山区，每个“弄”就像大漏斗一样会漏干所有的雨水。七百弄有1300 多个这样的“漏斗”，最深的有300 多米。因为没有平地，一个个村寨分散在洼地底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考察后认为，七百弄是世上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而，这里却实实在在生活着近2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瑶族—一个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山区中的少数民族。
七百弄属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这是中国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虽然经过多年的扶贫努力，这里至今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从大化县城往西北方向行驶约70 公里，开始进入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的七百弄。弯曲的盘山路像蛇一样缠绕着大山，大部分路段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
有土地才能种粮。七百弄为了防止雨水冲刷稀薄的土壤，修建了许多梯田。这些用石头砌成的一块块梯田，有的小到只有几个手掌大小。即便如此，当地不少贫困户一年中缺粮的时间长达4 个月左右。在这些缺粮的日子里，他们要么外出务工，要么靠政府救济。
缺水是七百弄人面临的另一大难题。蓄积雨水的家庭水柜在当地随处可见，一些群众甚至将自家的屋顶建成了蓄水池。
七百弄的交通不便也是出了名的。在古代，马曾是主要的交通和农业生产工具，但如今在农业机械基本普及的中国农村，很少能见到马了。不过，七百弄仍有近百个屯没有通路，这些地方的农民生产生活仍离不开马。
七百弄的弄根屯至今没通路。24 岁的瑶族青年蒙志见就生活在这里。记者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攀爬了一个多小时，翻过两座山头，才到达屯里。屯里清一色的破旧木房子，有的村民屋内仅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个凳子。
沉默的蒙志见身材矮小，一个砍柴的弯刀挂在腰间。他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十几岁就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务工。前段时间，因为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回到家中。24 岁的他依然单身，这在中国贫困山区已算大龄。
蒙志见的命运即将迎来改变的时刻。按照规划，2017 年弄根屯将整屯搬迁到山下的公路边，新居由政府免费提供。中共大化县委书记杨龙文说，七百弄乡至今有80 多个20 户以下的屯不通路，由于山区修路的成本太高，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整屯搬迁。
中国有句老话叫“要致富，先修路”。对于20 户以上的屯，地方政府正加大力度修通连接外界的公路。像毛细血管一样不断延伸的通村通屯道路正在改变七百弄的面貌，不少村屯通了公路后，新房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世世代代居住的茅草房、土坯房正在被抛弃。
中国政府提出，要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全面脱贫。在本轮脱贫攻坚战中，中国提出，“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相对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也许是更“难啃的骨头”。对于山外的世界，一些贫困户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蒙志见仍犹豫要不要搬迁。
“搬出去，以后你的孩子可以读书，你父亲看病也更加方便，政府免费提供价值七八万元的新居，为什么不搬呢？”记者问。
“出去后，买青菜都要花钱，在这里我多少可以在山坡上种点玉米。孩子属于大山，多生点，能留下几个是几个。”
蒙志见说。
但是当记者告诉蒙志见，如果不搬迁出去，像中国许多贫困村的“光棍”一样，他可能很难娶媳妇时，他陷入了沉思。
杨龙文坦陈，相对基础设施投入，最困扰地方官员的是如何找到适合七百弄的产业，让贫困户有稳定的收入。毕竟摆脱贫困最终要靠当地人民的双手。
（王军伟 朱丽莉）
12. 太行深处新愚公
太行山区深处，河北涉县关防乡后池村桃花山下，有一块新立的石碑，村民叫它愚公碑。碑文上书：“古有愚公，徒手搬山，今有翁妪，开山修路，奋战百日，终成坦途……”
双手成了“万能铲”
“地在半空中，路无半步平”。对后池村民来说，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大路，是祖祖辈辈的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还在两年前，想从县城开车进村，50 多公里的路要行驶近两个小时，从自己家里到周围山上，也要走很长时间。后池村自古就条件艰苦，老百姓几百年才垦出千亩梯田，种玉米、谷子、核桃及一些中药材，每年每户收入也就2000—3000 元。近些年，青壮年外出务工，撂荒的梯田越来越多，贫困的帽子压得村民喘不过气来。
这里的生活，因一条路而改变。
2015 年，太行山高速公路开工建设，高速公路收费站距离后池村仅6 公里。这条直通北京的高速公路，是首条穿越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高速公路。对后池村民来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听说太行高速距离我们村只有6 公里，大家一致决定，后池得自力更生把路接上头。有了路才不愁富。不能再等了！”
后池村村党支部书记刘留根说。
2015 年12 月8 日，一支由67 岁党员刘虎全、69 岁刘乃分等7 位留守老人组成的“义务修路队”，冒着山区冬日的酷寒来到村前桃花山下开始修路。没有现代化工具，修路的石料全靠人力用锤子、铁锨和铁锹从山上挖，再拉到工地用双手铺基、垒堰。第6 天，后池村的修路队伍已扩大至130 余人，年龄最大者78 岁。自此，每天早上7 点，后池村人们自动带着铁锨、铁锹、干粮和水，迎着凛冽的山风爬山修路。
拓宽山路涉及占地问题，14 户村民全部无偿提供。从村庄到工地往返要一个半小时，大家为节省时间就让留守妇女们在工地做午饭。她们每天背着白菜、萝卜、面条上山，中午准备百号人的饭。
顽强延伸
后池村很多人都有故事。
52 岁的村民刘火林，身患肺癌无法劳动，便买了20 多斤面条捐到工地。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修路的事情。
67 岁的刘虎全是村里的“垒堰”高手，但修路开始后的第一个月，他就病了。为了不耽误工程，这位老党员白天正常出工，晚上再去输液。此后一次突发脑溢血让他晕倒在工地上。醒来后，刘虎全的第一句话就是：“去工地，干活！”
山体中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去路，铁锨、镐头无法撼动。
外出务工的青年刘献平回村拍摄了一段修路视频发到微信群，倡议村里外出务工青年“少喝一瓶酒，少抽一包烟，省下钱支持家乡修路”。很快，天南海北的打工青年捐款近两万元，并租了一台挖掘机。
顽石被迅速清除，山路在顽强延伸。
第100 天—2016 年3 月15 日，一条宽4 米、总长6100米的路基连通了后池村和高速公路。后池村不再被群山深锁。
后池村百姓自主脱贫、劈山开路的事迹感动了社会各界。
邯郸市、涉县相关政府部门得知情况后联动参与，帮助后池村脱贫。“县委王涛书记一年来我们村十几次，帮助我们制订发展规划，有时和我们一起修路、种树。县交通局帮助我们硬化了路面。大家给这条路起名叫‘愚公路’。”村民王永梅说。
路修好后，后池村百姓并没停步。邯郸市政府为支持后池村发展沟域经济，从梯田整修、生态景观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等7 方面进行了专业规划。有了方向和奔头的村民们提着锄头再次上山，清理整治复垦荒废多年的千亩梯田。
新生
桃花山上，抬首望向更远的山间，20 多万个白色的育林坑、鱼鳞坑行行列列整齐地分布在环绕着后池村的3000 亩荒山顶部。截至2016 年底，后池村百余位留守村民复垦荒废梯田1000 余亩；在上山路两侧和田间道路两侧，种植桧柏3000 株，种植连翘1500 亩；洪灾过后，抢种油菜520 亩、二月兰500 亩；在林业局的帮助下订购了500 车树苗今春栽种。
后池村新生了，但村民并未停下自主脱贫的脚步。记者在后池村停车场外堰施工现场看到，几十名村民正在垒一道深10多米、长120 多米、宽度2.5 米的石堰。村民刘社会介绍说，施工所需的3000 立方米石料，都是一块块从山上凿下来，再一块块运送到工地。
2016 年4 月，后池村第一家农家乐开业。店主张政红以前一边种地、一边卖凉皮，如今靠一手好厨艺、10 张板凳的家当，一年净挣3 万元。2017 年春节，她在山西煤矿打工的丈夫刘书成决定：“往后就不出去了，在家经营农家乐。”
后池村还成立了“后牧牛池旅游开发公司”“后牧牛池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后牧牛池宅基地开发合作社”，计划对村内50 多处闲置农宅进行统一规划，打造精品农家乐。
而今，对后池村的脱贫致富，村支书刘留根信心满满：“路通了，种子播下去了，离收获也就不远了！”
（王洪峰 任丽颖 范世辉）
13. 悬崖村上三百年
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悬崖村”一度成为两会代表和全国人民关注的“热词”，迅即形成刷屏效应。
历史上，“高山贫困村”“绝对贫困村”“极端贫困村”“云朵上的村庄”，是高山村的代名词。近两年，媒体集中报道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阿土勒尔村，并形象地称它为“悬崖村”。
多年来，新华社记者一直关注高山（悬崖）村群众的生产生活，见证着他们小康路上的每一个进程。位于大渡河大峡谷深处的胜利村，就是四川精准扶贫、决战高山悬崖村的一个缩影。
最近，记者三上胜利村，与悬崖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峡谷”的四川大渡河大峡谷深处，目睹山上山下老村新村之巨变，聆听山区群众小康路上的脚步声。
跨越千里的悲歌，云端上的时间遗民
初夏的清晨，雨后的山路有些湿滑，树上飘落的雨滴打在身上，增添了些许凉意。峡谷高处的悬崖村，在蓝天白云端处若隐若现。
71 岁的老共产党员王安友背着干粮，和43 岁的儿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勇，离开峡谷地带的移民新村，返回悬崖上的老家，采摘一种巴蜀人特别喜爱的健康饮品—老鹰茶。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王安友上下悬崖村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慢，单程最快一小时。而从前道路不通，村民下山赶集来回要三天。
胜利村原名道林子村，有7 个组，其中6 个组集中在山上的老村落。老村落海拔1600 多米，与谷底形成超过1000 米的高差，比媒体报道过的昭觉县阿土勒尔村要高很多。村民回忆说，村子是在全国“大跃进”年代，改名胜利村的，意思就是要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道林子村“大跃进”的新胜利。
这里地处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的四川大渡河大峡谷。峡谷气势雄伟壮观，两侧壁立千仞，如劈如削，山上奇峰突起，危岩耸立，千姿百态。从乐山市金口河区驱车沿谷底河畔公路前行进入国家地质公园—大渡河大峡谷，如同行走在地心深处，抬头望去，天空酷似一片竹叶。
大渡河大峡谷位于四川乐山市、凉山州、雅安市交界处，全长26 公里，最大谷深2600 多米，为长江三峡的一倍，比世界著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860 米。成昆铁路穿峡谷而过，举世闻名。
一座刻有我国著名书法家沈鹏题写的“四川大渡河峡谷”
的巨石，矗立在路边，提醒过往行人欣赏壮丽的峡谷风光。车行15 公里，便是位于国家连片贫困区大小凉山腹地的胜利村。
漫步新村，但见新楼栋栋，耳闻鸟鸣声声。坐在两棵大榕树下，沏一碗金黄透亮的老鹰茶，品一品优美的环境、惬意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
金口河原属于峨边县，道林子村紧邻黒竹沟、白熊沟，大熊猫曾频繁出没。
当地人习惯称大熊猫为白熊，白熊沟自然是指熊猫出没的深山峡谷。随着森林植被的恢复，“熊猫归来是迟早的事情”。
王勇信心十足地说。
王勇告诉记者，胜利村今天的好日子，要从村背后名为小瓦山的大山说起，那是一段跨越百年千里时空的历史悲歌。
清朝康熙年间，战乱初歇，正是中国大地休养生息之时，但四川却仍在经受战乱之苦。《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记载，当时四川总人口仅存60 余万人。
为了重建四川，康熙政府从湖广等地征召移民入蜀，开始了浩浩荡荡的移民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清政府在田地、赋税、户籍等政策上都给予外省移民很大优惠，许多外省移民来到四川垦荒，并定居下来。“我的祖辈，便是那时从广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本源，我堂兄的父亲还给他改名王桂林呢。”王勇说。
“可能是他们在山沟沟里走了太久都没有发现合适的地方，看到这里的悬崖上还有那么宽的坝子（平坦的土地），所以就干脆在这里落脚了。”王勇指着身后云遮雾绕的山峰说，几座山的山顶上，有上千亩较平坦的土地，也有溪流水源，能够种植粮食，相比悬崖下的谷地，山顶是个适合居住的世外桃源。
有了土地这个命根，坚韧的中国人总能在绝境处生存下来。
三百多年来，胜利村村民依靠种植玉米、红薯等，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外界的交流不过是简单的盐铁买卖。
1957 年，时任峨边县县长来到了当时属峨边县管辖的道林子村（现名胜利村），这里艰苦的自然条件让他十分震惊。在山上，他遇到两位老乡抬着一头活猪正往县城去，一问，原来是到县城上缴生猪税的村民。
他忽然想起，自己上山时便是从悬崖上抓着树藤才攀上了山顶，这些村民抬着活猪下山岂不是要冒更大的危险？王安友告诉记者，村里曾有小伙子在去交公粮时因为树藤断裂而摔下悬崖。“人摔下来，连茅草都碰不到一根。”
一般村民下山去卖猪，得两个人扛着走，而且必须扛在右肩。
稍重的猪还得要四五个人才能弄下山。“如果猪儿挣扎得厉害，便顺势扔下山谷。要是扛在左肩，猪在靠山崖的一侧，一挣扎就可能会把人撞下山。”王安友回忆，因为太危险，村里人养猪一般都是自家吃。难怪下山时他提醒记者，一定要右手杵拐棍、左手扶悬崖，这才最安全。
然而王安友是个例外。青壮年时，他一个人可以把两三百斤重的活猪捆好后，往背夹子上一放，一口气背到山下，号称“大力士”。在老屋客厅里，至今仍摆放着一张重达160 斤的钢筋水泥瓷砖火锅桌，这是他20 多年前从山下背到山上的。这个精瘦的老人曾创造了村里的多个第一：第一个买电视机、第一个使用木桶养蜜蜂、第一个移民搬迁到山下、第一个连续担任生产队长超过40 年的老民兵……
体恤民生艰难的县长，当即决定免去胜利村的生猪税和公粮。“不能让老百姓缴税还要冒生命危险！”王安友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日子虽然清苦，但安于现状的村民一直能够不受打扰地生活在小瓦山的群山之巅。
山上的生活清贫而艰苦，村上7 个小组，有6 个小组都在山顶。“一个小组一座山头，以中间的山涧为界，一边三个。
当年还真有占山为王的说法。”王勇说，村里人大多沾亲带故，“要是山沟那边谁家推豆花、煮腊肉，早上就得叫对面的亲戚朋友过来，看着直线距离一两百米，但因为悬崖隔断，却需要背（绕）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很多时候饭做好了，人还没到。”
在村民回忆中，一顿大米饭，在过去的胜利村，也是稀罕物。
“山上生产很麻烦，吃盐巴、吃大米必须靠人背上山，平时只能吃玉米、红苕（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大米饭。”王安友说。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手脚并用，记者爬上了悬崖村。一棵两人合抱的老梨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王安友介绍说，当年王家先祖到这里拓荒立足时，就已经有了大梨树，祖上传下来说是有几百年了。春天，洁白的梨花开满老树枝头，在数公里外的峡谷中都能看见。数百年过去了，这棵梨树依旧同古村落一起，静静地矗立高山云端，当着时间的遗民。
不远处传来潺潺流水声，循声而去，但见人工渠穿崖而过，漫堤的山泉漂过树木绿草飞流直下，形成两级高达数百米的悬崖瀑布，蔚为壮观。山羊在陡峭的悬崖上吃草，一只蜥蜴在树枝上东张西望，悠然自得。
如今，老屋的屋顶已经长满了苔藓，透过阳光感受到时光岁月留给这里的烙印。走进厅堂，只见神龛上爬满了蜘蛛网，没有蜡烛和香的痕迹，只有一张已经模糊不清、发黄了的毛主席像。神龛左下角贴着40 年前王安有获得的两张奖状，一张由中共永乐公社委员会颁发，另一张则盖有“胜利大队革命委员会”
公章，奖状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语录依旧清晰可见。
墙上挂着一副落满灰尘的算盘，算珠已经发白。但是留给主人的是当年生产队里开大会，社员们燃起篝火，哼着小曲，一起算工分、分粮食、打平伙的清苦而快乐的记忆。
“真是猴子上山都要穿脚码子（一种防滑鞋）。”王安友说，那时候人烟稀少，树林茂盛，出行困难。动物袭村扰民、毁坏庄稼现象更是时有发生。为此，村里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白天守猴子，晚上赶黑熊。有一次，眼看着100 多只乌鸦一下就把玉米吃个遍，也只能干着急。
屋前两台已经停放多年的柴油发电机，是悬崖村群众自强不息摆脱穷苦的见证。一台是王勇的，当年用于开挖水晶石；另一台则是堂哥王桂林的，他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早参与开矿，通过利用废弃的矿石筛选水晶矿，掘到了第一桶金。
一炮炸出关村坝，铁道村庄相伴生
一声汽笛在峡谷中回荡，一列火车从山洞中驶出，原来，胜利村处在成昆铁路旁。而与铁路相伴的胜利村，也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 年，成昆铁路开工建设。1964 年，18 万铁道兵浩浩荡荡开进了云南和四川的崇山峻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被称为“禁区”的中国西南横断山区，中国人用12 年的时间，修建了被誉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的成昆铁路。
1965 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来到位于胜利村的关村坝一线天工地，亲眼目睹系着保险绳的拼装工人正在将最后的钢梁吊起，灵巧地将大桥两头的半拱跨连成一个整体。看到一道“长虹”
在两山间升起，邓小平频频点头称赞：“人民创造了历史！”
成昆铁路为新中国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发攀西、调整工业布局、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等长远战略，在这条铁路通车后一一实现。而胜利村的关村坝站，则是成昆铁路在金口河区的车站。这座车站一大半都在隧道中，是中国唯一一座“洞中火车站”。“当时用了50 吨炸药，一炮炸出了关村坝。”
王勇说，有47 位铁道兵烈士长眠于此。
王勇回忆儿时的情景：每当火车停靠，整个车站异常热闹。
如今，公路畅通了，在关村坝站下车的人少了，但在铁路边的胜利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勇的三姨当年花2000 元“巨款”，买下了曾是铁道兵宿舍的小院，做起了小买卖。近年来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落地和乡村旅游业的兴起，三姨家又在旁边盖起了楼房，建起了移民新村的第一家旅游宾馆—“一线天宾馆”，如今在大渡河峡谷中家喻户晓。宾馆不远处便是成昆线上著名的“一线天”，一列列往返于成都昆明的火车，从两岸绝壁间来来往往，像一条条巨龙进进出出，旅客可亲身感受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壮举。
记者走进移民新村农家，看到他们客厅的神龛里挂的是毛主席画像，两边贴的是“感谢政府一片心，百姓住宅根基稳”
等对联，真切感受他们易地扶贫搬迁后的幸福生活。正在桂花树下摆龙门阵的一群村民们告诉记者，从高山悬崖村下山，是现在好日子的开端。
为改善胜利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2004 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在该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当时采取资金自筹为主、上级补助为辅的形式，先后投入了500 余万元，将长期生活在山上的72 户村民，相继集中搬迁到山下—在大渡河谷边村内一小块坡地上新建移民新村。
一听说要搬到山下，作为一家之主的王安友带头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娃娃们都想搬到山下谋个生计，我这个老头子放不下山上的活，但也要为后人着想。”拿着4000 元的安置款，买了一块宅基地，盖起了新房。
易地扶贫搬迁，彻底改变了胜利村的模样。
2010 年，在“小凉山综合扶贫新村建设项目”实施中，胜利村又投入资金310 余万元进行新村建设，以川西民居风格为主，融入山地文化元素，进行了搬迁新建和风貌改造，亮化街道、绿化美化村落。当年，胜利村入选“四川省环境优美示范村”。
“搬掉穷根栽富根”，和胜利村一样，四川许多高山悬崖村群众，享受了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据统计，四川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有116 万人，2016 年完成投资165.5 亿元，33.26 万人搬进新居，超过17 万人摆脱了贫困。
2012 年，一座大博物馆在这个小村里落成了。作为中国唯一以铁道兵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铁道兵博物馆”陈列了铁道兵和成昆铁路的珍贵史料。博物馆和小镇相映相融，而铁道兵“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精神，也融入了胜利村人的血脉，搬到山下的胜利村人走出了大山，国内各地都留下了他们打工的足迹。2014 年，当地政府又投入1000 余万元实施精准扶贫。
王勇说，告别高山悬崖之后，村民们一天天过上了好日子。
2016 年，胜利村实现人均纯收入8650 元，村民们迈向了小康之路。
走进王勇的新家，记者看到，在堂屋最显眼墙上挂着一个古旧的神龛，神龛被擦拭得很干净，里面却没有供奉着祖先的牌位，而是一张毛主席肖像。而在胜利村，这样的堂屋也占了绝大多数。“祖先把我们带到了这里，但他们没有管我们住，也没有管我们吃。真正帮助我们脱贫致富的，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王安友说。
号子一声响三州，山村桃花别样红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注释：“悬崖：名词，高而陡的山坡。”
悬崖，没有高低标准。在四川盆周山区，悬崖很多，低的几十米，高的几百上千米。
客观上四川高山悬崖村很多。在中国西部的贵州、广西、陕西、云南等地的大石山区，这样的高山悬崖村并不少见。这不仅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的硬骨头，也是基层干部签下“军令状”必须限期攻克的“堡垒”。
四川有多少悬崖村？基层交通和扶贫干部明确指出：“没有数据，因为没有对悬崖和悬崖村的界定。”
四川既有“天府之国”的千年美誉，也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慨叹。如果说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四川盆地有“天府之国”之称，四川盆周山区则是“蜀道难”的主要分布区域，集中了四川绝大部分高山贫困村。
胜利村位于乐山市金口河区、凉山州甘洛县和雅安市汉源县的交界处，这里条件恶劣，贫困程度深，因“天梯村”而闻名的汉源县古路村，便和胜利村相距不远。
10 多年前，从部队退伍回乡的王勇，与到村上收购水晶石的湖南老板黄南湘相识。黄南湘觉得他诚实可靠又能吃苦耐劳，于是委托他组织货源，到被誉为中国旅游晴雨表的国际旅游名城广西桂林市销售。
于是王勇远赴广西桂林务工，一开始，他在旅游纪念品批发市场学着跟着人做玉石生意，慢慢地，他也成为了一名批发商。
后来，他娶了一位桂林媳妇。生活有滋有味的他本以为自己会在桂林一直生活下去，可堂兄王桂林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路。
村里发展需要新思路，需要人才。在外打拼多年的王勇，敢闯敢拼、见多识广，亟须领头人的村支书王桂林找上门来。
为了家乡的发展，王勇放弃了在桂林的事业，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干起了村主任，这一当就是三届。
2016 年，王勇当选村支书。他深知，胜利村已经不是原来贫穷的小山村，要让胜利村在致富路上越走越宽广，就必须有一批有拼搏精神的人带头。一上任，王勇就抓扶贫队伍建设，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村上的干部队伍实现了年轻化。“年轻人才有冲劲，我今年43 岁，已经是村干部里年纪最大的了。”
在王勇的带领下，胜利村人风风火火地开干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而在到处是悬崖的大峡谷中，找到一片发展产业的土地，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在桂林打拼多年的王勇认为，只有发展旅游才能让胜利村更上一层楼。“过去，游客都是从附近过来，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多游客就是来吃个饭、打个牌，旅游产出的经济效益不高。
只有做峡谷观光，才能让游客真正留在村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消费，村里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他把目光又放在了高山悬崖上。
通过苦干巧干，王勇和村干部在几乎没有平地的胜利村1组整理出400 亩土地。王勇从成都带回了啤酒桃树苗，发动全村人在陡坡上种下了桃树。“这种桃树不仅可以赏花，果子也是又香又甜，游客来不仅可以在春天赏花，还可以在夏天品桃。”
王勇说。
桃树由村党支部统一管理，而村民能够通过务工挣取劳务费。桃花基地见效后，全村113 户454 人都能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
王勇领着记者爬上了这片桃林。桃林所在的陡坡上，土地贫瘠，村民修建了一条宽约一米的栈道，几个村民拖着长长的水管正在给树苗浇水。“到桃树开花结果，游客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到陡峭的悬崖边，桃花映着大峡谷风光，那才是一道绝妙的风景。”
王勇说。
由于这个大峡谷有“自然生态博物馆”的美誉，曾几何时，德国科学院生态学博士豪格尔·帕奈考察后评价：大渡河大峡谷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非常相似。
百闻不如一见。记者拾级而上，栈道愈发狭窄，山势也愈发陡峭。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栈道的尽头，一座孤峰立在山涧之中，跨到峰顶狭小的平台上，四周上下皆是绝壁，虽有头晕目眩之感，但四处绝景却美不胜收。这个地方，王勇已经考察了不知多少回。“绝处才有胜景，我要仿造张家界，在这里修建玻璃栈道，让游客看了博物馆，再看桃花，还有刺激的山地旅行体验。”
在王勇和村干部们的规划中，旅游产业只是胜利村未来发展的一部分。他的心思飞到了悬崖上的老村庄：“山顶的土地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好地方。”如今，胜利村在山顶的土地上种植了3000 亩老鹰茶、200 亩花椒。2016 年刚起步，老鹰茶的产值已经达到27 万元。“2017 年我在这里收了快两万斤干茶。”到胜利村收老鹰茶的茶商何继业说。今年的茶品质更好，收购价也涨到了每斤30 元。
“我希望能找到更好更安全的上山方式，继续扩大山顶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让被遗弃的古村落焕发新活力。”王勇告诉记者，胜利村花椒有着“道林贡椒”的美名，过去曾是贡品。
他计划让这里的花椒再次名满天下，“2016 年有人出每斤100元的价钱到这里来找花椒，但是因为产量太小，花椒一出来，就被买走了。”
在移民新村，记者看到王安友扛着竹竿回到家中，竹刀飞舞，不一会儿，一根毛竹就变成了一堆竹片。正当记者困惑不解时，王勇告诉记者，这些竹子是为家里的竹鼠准备的饲料。原来，长期在广西的王勇看到当地的竹鼠产业发展有前景，便在2014年把竹鼠引进到了胜利村。
2016 年，王勇一家靠竹鼠赚到了6 万元。在他的带动下，整个金口河区不少农户都开始找他购买种鼠，发展竹鼠养殖。
“2017 年扩大规模后，胜利村的竹鼠产业规模将达到20 万元。”
王勇说。2017 年底，村里16 户贫困户也将告别贫困，胜利村正迈向新的胜利。
大小凉山位于横断山系东侧，大渡河、金沙江及其支流，在这一带切割出四川最密集的高山悬崖村。因当年红军长征由南向北通过大凉山彝区、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大小凉山闻名中外。据凉山州统计，全州70％ 的土地属陡坡地，其中40％ 左右的土地在30—50 度的陡坡上，一些地势较缓的平坝，也多在海拔2000 米以上高寒山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这里贫困发生率仍有21.4％，是四川脱贫攻坚难度最大的连片贫困山区。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和胜利村一样，四川盆地周边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和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这四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大量高山悬崖村，在精准扶贫强力推进下，正经历着百年巨变、千年巨变。四川各地干部群众、精准施策、百倍用心、千倍用力，下足绣花功夫，正在创造着一个个世界减贫史的人间奇迹。
（谢锐佳 陈天湖 蒋作平 李力可 陈燮 黄毅 刘海谢佼 萧永航 刘坤）
14. 川震揭示中国贫困一面，实现中国梦需艰苦努力
两层瓦房只剩几根梁柱支撑，摇摇欲坠。不顾救援人员的劝阻，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92 岁的骆玉英佝偻着颤颤巍巍的身子，几次进出，从落满石块和瓦砾的家里拽出并不厚实的棉被，抱出灰尘覆盖的几只耳锅。
它们是安置点帐篷里急需的生活用品，更是老人家中本不厚实的家当。震后第二天，骆玉英背着家人又抢出两个旧枕头。
“舍不得啊，都是值钱的。”老人说。她62 岁的儿子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京打工，62 岁的儿媳带着孙媳，在十亩田地里刨食。
2013 年4 月20 日地震当天，古城村80 岁的张玉昆不顾邻居劝阻，硬是躺在从废墟里抽出的几块木板上，守着老屋院子里的一头牛、两头猪、几只鸡过了一夜。
“它们没了，家里就什么都没了。”左腿残疾、一只眼睛失明的张玉昆现在每天都要从受灾群众安置点摸回半山腰的老屋，看上一眼才放心。
在芦山地震灾区，不少人都在像骆玉英和张玉昆那样，为了抢救家里的财物冒险，不理会救援人员的提醒和警告。挤满受灾群众的帐篷里还堆放着他们抢出来的木柜子、泡菜坛子、猪油罐子。
在芦山县太平镇，四川消防雅安支队先锋路中队的搜救队员拦住非要往自家坍塌猪圈里钻的一对70 岁夫妇，并花了一个多小时替他们搜救出两头100 多斤重的大白猪。
“老两口高兴坏了，不停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
副中队长刘宣材说。
和汶川、玉树地震时一样，这场灾难展现了救援的“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也把中国真实的另一面呈现在世人面前：
离繁华的成都不足200 公里，几十年前盖起的老土木结构房在大地的晃动中坍塌，砸向那些没钱搬进新房的村民；一些家庭借债修起的新房成了危房，再也没有积蓄维修了；受灾最严重的芦山、宝兴、天全三县，许多村子里只有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孩子和妇女相互扶助，青壮年男人早就去了经济发达的城市打工挣钱。
媒体报道，芦山地震中“扒开墙砖逃生”的百岁老人罗财发已经30 多年没见过在湖北打工的儿子。独居几十年，他靠拉二胡、吹唢呐打发寂寞。
“哎哟，你晓得嘛，成都的伙食就是好！”转送成都治疗的罗财发吃到医院送来的香菇炒肉片、鱼香茄子等家常菜，很是高兴。
仍未完全摆脱贫困面貌的四川山区在地震中损失惨重。截至2013 年4 月24 日上午，四川芦山“4·20”7.0 级强烈地震已造成193 人死亡、25 人失踪、12211 人受伤。在这场释放能量大大低于汶川地震的灾害中，大量房屋倒塌、道路破坏严重、水电供应中断，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和质量上的不足。
记者看到，县城附近都是柏油马路，但越是行到远一些的山区，道路就越简陋，一场大雨就变得泥泞，加上滑坡，很难通行。
一些村民的房屋仍是老旧的砖木结构，有的建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房子倒塌最为严重。地震专家说，如果人们有钱翻修和加固房屋，或许就可以减少损害。
在同一个村子里，贫富差距往往也很悬殊。一名年轻记者说：“看到有的农村老人穿的衣服，跟十几年前我爷爷穿的一样，破旧的军大衣和帽子。有的村民家中的电器只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
地震是一面镜子。同样生活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些人生活的艰辛在另一些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新浪网民“观古轩”坦言，如果不是发生了地震，自己不会知道这里的真实情况。
“它暴露出了中国发展的真实现状—东西部发展极其不平衡。”“观古轩”写道，“（但）这里再遥远，再贫穷，都是中国人。”
震区的人也在关心着、谈论着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一些受灾的学校里，教室的黑板报上用彩色粉笔写着大大的“中国梦”。但梦想与现实的差距显而易见。
受灾的雅安市在2012 年人均GDP 只是全国人均水平的约三分之二，贫困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5％，基本反映了中国东西部的巨大差距。在“天府之国”四川，经过十年扶贫，现在仍有农村贫困人口340 万。雅安要在2020 年和中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本身就必须加倍努力，但现在的地震又雪上加霜。
龙门乡五星村的中学教师骆光辉掰着手指算账：盖一栋两层楼房，至少要20 万元，加上装修和家具，要30 万元。村里一个青年劳力外出一年打工的收入3 万元，有两个劳力的家庭盖一栋房子至少需要5 年。
在成都读书的22 岁加拿大留学生范伯仁和同伴一起骑着摩托车赶到芦山参与救灾。他相信，在中国圆梦的道路上，可能还会有地震，还会有其他灾难。
“但是只要民族团结，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这里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超出我的想象。”他说。
24 日，转移到成都市的芦山中学高三年级重新开课，师生们紧张备战高考。考上好大学仍然是许多雅安农村孩子改变贫穷命运最重要的机会。
2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抗震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全面部署。会议指出，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随时准备迎接各种困难和风险。只要我们有准备，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就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会议强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桂涛 易凌 李来房 海明威 余里）
15. 昔日英国牧师传教地迈过“贫困坎”
一百多年前，写上地址“中国石门坎” 的邮件，可以被准确送到贵州西北角一个崇山峻岭深处。
这个地处中国西南滇黔交界的边远之地，坐落在逶迤的乌蒙山岭上，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内。
贫穷、荒凉，神秘、传奇，一些极不相称的标签，却勾勒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图景。在外来精神的催生下，这片物质匮乏的区域一度成了“苗族文化复兴高地”。
从县城出发140 公里到石门坎，一路山高谷深。即便到了中午，也常常云雾缭绕。历经3 个小时，车窗外，一条条平坦大道、一幢幢农家小院开始映入眼帘。朱红和淡黄色相间的石门民族中学是大山里最好的建筑。
2016 年才落成启用的校园台阶很多，43 岁的校长李正东快步走来，脸涨得通红，边喘气边介绍：“学校的前身是1905 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创办的光华小学，1943 年有了初中部。”
随他参观，云课堂、橡胶跑道、中央空调，一件件现代化的配套，正在让山里娃安心求学。而要找寻更多历史痕迹，除开旧址的断壁残垣，只能到石门坎文化陈列室了。
在当地回族干部虎尊凡指引下，一张张老照片，让百年前的场景浮现眼前。教堂、邮局、足球场、游泳池、孤儿院、麻风病院，历史文献承载的昔日景象令人惊叹。
在传教办学中，需大量建材，于是一条茶马古道诞生了，通道处恰好有一道天然的石门，石门坎由此得名。传说有勇气的人经过，石门会为之打开。
伯格理算是第一个叩击石门的人，他重视教育，创制苗文，在这里待了30 多年，直到终老。在他之后，又有几位传教士接替，继续兴办实业和公益事业。
据统计，在建校前40 年中，仅在光华学校就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30 多名大学毕业生，4位苗彝博士。
石门坎是中国社科院学者沈红的田野调查点，她在著述中如此描述这里的文化成就：“中国第一个双语学校、中国西部最早麻风病院、中国西南教育大本营、贵州足球摇篮……”
然而，这种辉煌很快在历史变迁中归于沉寂，石门坎始终没有挣脱生态恶劣、贫病交加的境地。到了机动车时代，依旧行路艰难，人背马驮。
正因如此，进入中国脱贫攻坚新时期，作为主战场的贵州将这里列为全省20 个极贫乡镇之一，开启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决战。
蓝天、黄土、明晃晃的阳光，女姑村的1500 亩蔬菜大棚在山窝窝里错落有致。58 岁的贫困户张仕祥以2 亩土地入股，并在里面务工。坐在还在装修的新房内，他连声感谢“党的扶贫政策”。
看到村民正在基地为云南的客商采摘装箱，28 岁的村支书马旭脱口而出：“听20 公里外的云南昭通人讲，吃着女姑蔬菜，不咸不淡，过着不紧不慢的生活。”
自2015 年9 月起，在各界的大力帮扶下，石门坎补基础设施短板、强基层组织筋骨，努力实现村村有优势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能力。仅2016 年，就实现脱贫281 户1215 人，贫困发生率同比下降5.89 个百分点。
47 岁的安朝文原本住在全乡海拔最高的地方，现在他一分钱没花，搬到了集镇上，拥有一套140 平方米的“洋房”。走进他的新家，一股蒸土豆的味道扑面而来。
在当地，土豆俗称洋芋，曾是村民餐桌上一年四季的主食，是贫穷年代大家难忘的儿时记忆。现在，小洋芋正在萌生大产业，变为“金疙瘩”。
沿着盘旋的山路，在新民村海拔2500 多米的高山顶上，一个名叫仰天窝的地方，一年前，还是只有放牛娃来的荒草坡，如今是现代化的种薯扩繁基地。
土坯变“别墅”，农民变“股民”，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上演。曾经的石门坎，如今也改叫石门乡，去掉了“坎”
字，仿佛寓意着脱贫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晴天下队运动鞋，雨天下队水胶鞋，待人接物亮皮鞋。”
乡长谢定光笑言自己是“三鞋干部”，尽管辛劳，但他们坚信，“精诚所至，石门将开”。
（向定杰）
16. 拔掉贫困这根“刺”
贫困像一根刺，曾将何拉体牢牢地“钉”在白草坪村。他逃过，逃到县城木里，逃到州府西昌，在建筑工地凭力气挣钱，命运却三番五次将他推回原点，两手空空。
被群山和雅砻江支流大金河环绕的白草坪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李子坪乡。木里是凉山最穷的县之一，凉山则是中国西南最贫穷的一角。
告别“运气的轮盘赌”
他说：“我不敢休息，更万万不敢生病，否则这个家就完了。”
何拉体的名字，在彝语中意为“头狼”。这匹40 岁的“头狼”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每年6 月到9 月，凉山雨季。他骑着摩托风一样地驶进深山，采摘松茸。卖松茸占何家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另外的五分之四，靠他外出打工。
在“运气好”的年份，这个五口之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超过2000 元。这个数字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2015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 元。即使换算成纯收入，何家也低于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
何拉体的妻子全职照料3 个孩子，再无力耕作。家中几亩薄田的玉米、土豆仅够果腹。每天的生活好像一场运气的“轮盘赌”。
2010 年，他11 岁的小儿子突发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难以根治的慢性病，且不在农村医保范围。这年，为给儿子治病，何拉体夫妇花费了4 万元。这笔“天文数字”让何家第一次陷入了沉重的外债困境。每借一次钱，何拉体脸上刀刻般的皱纹，似乎就显得更加悲苦，人也更加木讷了。
中国目前有2948.5 万个农村家庭像何拉体家这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而不是简单“数字”
意义上的脱贫，中国正在竭力帮助他们走出贫困的陷阱。
2015 年，中国各级政府立下了脱贫“军令状”。2016 年2 月，扶贫开发成效被前所未有地纳入了领导干部考核。观察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扶贫由过去的“动员令”变成了“指挥棒”。
“这很不容易。减贫到一定程度后，难度会递增。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基本都已脱贫，而历年扶贫之后，剩下的是‘难啃的硬骨头’。”贵州省人大代表、黔南州委书记龙长春说。
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已经使7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贫穷不值得歌颂
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 元，每年还会随物价指数等因素调整。2014 年，贫困标准上升至2800 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 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什么感受？这个问题在中国的问答网站“知乎”上获得了3230 个回答，大部分人讲述了他们与贫穷斗争的经历。获得点赞最多的一位网友写道：“贫穷和苦难一点不值得歌颂，除非你能跨越它。”
但更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截至2014 年底，中国还有约4000 个村庄没有通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一些人一年只能吃3 次肉。互联网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
2014 年6 月，何拉体家迎来了转机。白草坪村启动了贫困户精准识别的建卡工作。按照当地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76 元的扶贫标准，该村有94 个贫困户，何家是其中之一。
2013 年，中国全面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扶贫信息网络，以解决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以及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根据何拉体的要求，木里县扶贫局2015 年初送他去攀枝花市培训，学习砌砖、打地坪等农村实用建筑技能。学成回来后，他用政府补贴的2 万元、自己的2 万元，亲手建了一座人畜分居、有卫生间和淋浴设施的纯实木房子，当地人称为“木椤子”。
此前，他一家五口挤在低矮潮湿的土瓦房中，人畜混居。
这座“木椤子”净高2.5 米，住在里面，何拉体觉得“身板挺直了不少”。他从县城买了一面镜子，挂在墙上，要“让家里的女人也照照”。他家过去从来没有过镜子。
新居落成时，何家10 年前种下的400 株核桃树有部分挂果了，卖了一万多元，加上打工和采摘野生菌挣的钱，何家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他说：“过去认为种核桃见效慢，管理得漫不经心，没想到现在却帮上了大忙。”
何拉体的脱贫经历是中国脱贫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的缩影。白草坪村扶贫“第一书记”刘铁记说：“以前，发下来的蔬菜大棚塑料布，农民不知道怎么用，就裹在身上御寒。
输血式扶贫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
“送出来的不算，扶出来的才算”
中国的脱贫攻坚面临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世界性难题。到2017 年末，中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3046 万。
这些人口多分布在中西部，多为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等，大部分人教育程度偏低、缺乏谋生技能。“如不直接针对贫困农户进行精准扶贫，减贫目标将很难实现。”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人口正因搬迁、打工而‘碎片化’。”
一些扶贫专家看来，国家提出贫困人口到2020 年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最大的挑战来自在贫困线上下浮动的群体。
长期关注扶贫开发工作的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在调研中发现，基层政府对社保兜底的“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没有压力。但那些非生存性困难、属“相对贫困”的群体，因病、因灾返贫多发。
“如何提升他们自身能力，让贫困地区‘内生’出一条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脱贫之路，是下阶段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她说。
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培训了当地从事精准扶贫统计的管理人员，要求“送出来的不算，扶出来的才算”。换句话说，靠低保补助政策达到脱贫标准的，不能视为脱贫。
在距白草坪村254 公里的西昌，黄金地段的房价达到一平方米1 万元；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坐落于此，是中国探索太空奥秘的前沿。
而另一方面，西昌所在的凉山州有贫困人口40 万，贫困村2072 个。在贫困程度最深的昭觉、雷波、布拖、美姑和普格县，贫困人口的日收入不超过0.1 美元。
凉山是理解中国扶贫开发多样性、艰巨性的一个窗口。李小云认为，贫富差距、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阶层流动固化是中国和全世界都要面对的扶贫“新课题”。
为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凉山实行了“9＋3”教育模式，即9 年义务教育加上3 年免费职业教育。得益于这一模式，何拉体的长子走出了大山，在广东一家电子企业打工。贫困这根“刺”，正从这位年轻人身上被逐渐拔出。
但命运弄人。2015 年底，何拉体的小儿子旧病复发。这一次，全家花掉了5 万多元。好在大儿子汇来1 万元，减轻了负担。
虽然家底再一次被掏空，不过，这一次何拉体并不悲观。
“让孩子念书、种核桃树是这辈子最好的决定。否则这次儿子旧病复发，我们再难翻身了。”这个彝族汉子说。
（屈婷 刘伟 吴光于 杨洪涛）
17. 长征路上的新攻坚
50 岁的马文明没有想到，曾经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的他，有一天能“阔气”到花2000 元在新家安装电灯。
家住甘肃省会宁县新添堡乡三合村的马文明，出门见山，眼前沟壑纵横。如果将视野再放大一些，会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1936 年10 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地处黄土高原的会宁，山大沟深，十年九旱，曾经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陇中苦瘠甲于天下”就包括这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贫困问题仍十分突出。如何让占人类总数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不受冻、不挨饿，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文明记得小时候，父母辛苦劳作一年，还是难以喂饱一家8 口人。他12 岁就辍学去放羊。长大后，他的婚房是一孔依山开凿的“崖窑”。
1982 年，中国作出开展“三西”建设的重大决策，从此开启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历程。1986 年，会宁被列入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马文明也想过上好日子。1990 年夏天，他拿出多年积攒的300 多元和东拼西凑的700 元买了一头牛，想靠养牛告别贫困。
可因为不懂养殖技术，投食过量，牛被撑死了。
尽管伤心，但他还是咬着牙四处借钱继续养牛。幸运的是，新买的母牛先后生了9 头牛犊，每头能卖几百元。马家的日子过得也渐渐松快起来：能吃饱肚子了，盖了几间土房，电灯替代了煤油灯。
2000 年起，随着政府投入的加大与新技术的推广，会宁开始有了明显转变。其中，地膜技术极大提高了作物产量：在蒸发量5 倍于降雨量的会宁，一层塑料薄膜有效减缓了水分蒸发。
当地农民彻底告别了饥饿的历史。
“2002 年，村里开始推广地膜技术。几次技术更迭后，玉米产量由原来的亩产300 斤增加到了1500 斤。”三合村村支书马骏武说。
中国提出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会宁所属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扶贫攻坚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在全面小康倒计时下，国家的扶贫力度越来越大。“会宁获得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原来每年几百万元增加至2016 年的约1 亿元。”会宁县副县长付涛说。甘肃省推出的总额超过400 亿元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计划等金融服务，则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了撬动资金。
2010 年至2015 年，会宁的贫困人口减少了近14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45.3％下降到24.7％，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2655 元增加到5834 元。
马文明用5 万元精准扶贫贷款买了4 头牛。2015 年，他靠卖牛收入1.15 万元。而地膜技术不仅保证了一家人的口粮，还为他养的牛提供了充足的青贮饲料。
得益于危房改造项目，马文明家用1.15 万元的补助盖起3间砖房，过年就能住上。他还给新房添置了5 个灯，花了2000 元，其中包括两个浴霸灯。天寒地冻的冬季，农村人也能在家洗澡了。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马文明说。 减贫不是一日之功，经过几十年的“长征”，马文明一家终于在2015 年摆脱了贫困。
会宁只是甘肃扶贫地图上的一个点。靠加大扶贫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特色产业、易地扶贫搬迁、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甘肃用三年时间帮助400 多万人脱贫。
几乎同期，2012 年至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6663 万。2016 年，中央及省两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首超1000亿元。
“群众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但离小康还有差距。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仍须努力。”会宁县扶贫办主任童琳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重要指标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回望几十年的扶贫长路，中国一直奋力前行。
（张玉洁）
1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自中国基层的挑战与希望
河北晋州市有一种将野菜与玉米糊糊拌在一起的菜肴，有一个听了让人皱眉的名字—“苦累”，意思是“又苦又累”。
它曾被当地贫苦百姓用来充饥。
驱车出北京向南行驶两个多小时，便到晋州。这里没什么著名旅游景点和矿产资源，53 万居民—跟华盛顿人口差不多，大部分是农民。他们的人均收入在河北还不算少，但也只有北京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如今晋州虽已摆脱了贫困，“苦累”却依然保留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只是野菜换成了口味好些的茼蒿等菜。“现在吃是为了忆苦思甜。”中共晋州市委书记楚行宇对记者说。
党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
“实现十八大目标的关键在基层。”楚行宇说。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取决于许许多多像晋州这样的以农业为主的县级行政地区能否取得“跨越式发展”。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 年全国“两会”即将于３月召开。习总书记和楚书记思考的问题，预计将会引起数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
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产生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了“同票同权”。而之前中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 ∶ 1.另外，农民代表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
这使得楚行宇相信，2013 年“两会”将会更加关注农村农业发展，“为‘中国梦’筑牢基础”。
晋州财政收入2012 年为9 亿元，仅相当于东南沿海富裕的县级市昆山的约百分之一。晋州市委市政府仍在20 世纪70 年代建的办公楼里办公，墙上已有裂痕。
晋州桃园镇党委书记兰占彪一边为政府经费不足而苦恼，一边忙着为农民寻找致富门路。他说：“如果农民的收入不能翻番，十八大的目标就可能落空。”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城乡差距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严重问题。在农业大省河北，农民增收的一条途径是发展副业。
桃园镇蒋家庄农民蒋永强家里有十来亩地，以前种梨树，每亩收入5000 元。后来他种起葡萄，每亩收入提高到8000 元。
2012 年，他家收入了八九万元。
但兰占彪仍很忧虑：只种葡萄，一旦市场波动怎么办？他说：“农民最‘伤不起’。”为规避风险，镇政府正帮助农民打造水果品牌、培育优良品种、生产高附加值的水果制品。
农业支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但是，楚行宇说，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有限，到企业打工才是提高收入的主要来源。
晋州有3400 家工业企业。晋州新批了两个工业园区来提升工业档次。另外，政府还从外地请来“龙头企业”帮助当地企业转型升级。
西方金融危机对晋州的纺织品出口冲击较大。当地政府组织了企业家去江苏的纺织之乡学习，希望通过提高档次来赢回一部分市场。
由于东南沿海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投资者转移到了中西部。一名做服装的商人刚从东南亚和美国考察回来，本想到越南投资，最后还是决定在晋州设厂。这能解决两千多人就业。
对于完成小康“倍增”目标，楚行宇还是很有信心。2000年至2010 年，晋州GDP 年均增长10.5％，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7％，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3％，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9％。楚行宇说：“简单讲翻两番，今后8 年，只要这几个数字至少增长7.2％ 就可以实现。但晋州要的不仅仅是数字。”
十八大报告将小康社会诠释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年公布了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只关注经济增长，还要重视教育、医疗、幸福感和体面工作等方面。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人类发展指数仅位列89 位。
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恐怕还需要更细致的量化和更艰苦的努力。晋州人希望“两会”能在这些方面多一些讨论。
（吕秋平 刘劼 杨守勇 李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