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生活

在富有、权力、荣誉和独占的爱当中去探求幸福，不但不会得到幸福，而且还一定会失去幸福。——托尔斯泰

被教会革除教门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基督教的思想套牢，从而失去更多的自由，他的思想也开始不断发生变化。这让他的妻子及身边所有亲近的人都感到不安。

“我们家里今年常常发生口角，”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1881年4月22日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写道，“我甚至曾经想离开这个家。这大概是由于我们开始过基督教生活的缘故。我觉得，以前不信基督教倒是好得多。”

只有托尔斯泰的挚友尼·尼·斯特拉霍夫一人仔细观察他的心情，懂得他内心的活动是多么紧张尖锐，这种活动别人是不可能有的，而有时甚至还不愿意见到。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说道：

我感到，我的立足点崩溃了，我没有立足之地；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消失了，我无以生存。我的生命停止了。

如果有一个女巫走到我跟前，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我不知该说什么。除了死，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连认识真理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我猜到真理是什么了。活着毫无意义，这就是真理。

我仿佛是活着，活着，走啊走啊，结果走到深渊前面，我清楚地看到前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死亡。

他这样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竟感到活不下去了。他停止带枪打猎了，害怕“受到诱惑而用过于简单的方法摆脱生活”。他有时望着那块把他的卧室同书房隔开的壁板，考虑它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身体的重量，于是他就把绳子藏得远远的，免得在书橱之间的一根横木上吊死，因为每晚他都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孩子们在长大，财产在增加，书在印刷……可他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了。他的眼神呆滞、奇怪，几乎不开口说话，完全不像尘世间人，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根本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妻子儿女都感到诧异。

他在写《忏悔录》。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写的是一些宗教方面的论文，并且大量阅读和思考，弄得头昏脑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不合乎福音书的教义。”

1879年夏，托尔斯泰到基辅去了。基辅非常吸引他。6月14日，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从早晨直到下午3时，我跑来跑去看大教堂、山洞，拜访修士，对此行十分不满。不值得。7时我又到大修道院去了，去看苦行修士安东尼，也没有得到多大教益。”

12月，他访问了图拉的大主教尼坎德尔，向尼坎德尔提出要把财产分给穷人和出家当修士的意愿。尼坎德尔大概觉得托尔斯泰情绪不稳，便劝他先等一等。

12月20日他的小儿子米沙降生。

这时，托尔斯泰已有5个儿子2个女儿。他的生活应当说是相当美满的。年轻貌美的爱妻，活泼健康的儿女，荣誉，财富，他自己也健康强壮，可以说应有尽有，还要什么呢？他才52岁，还能写出美好的艺术作品来，他为什么不写，而去写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宗教论文？为什么他那深陷进去的灰色眼睛现在很少闪烁出热情、温存和欢乐的光芒？为什么他那隐藏在浓密胡须下面的嘴唇这么难得露出微笑？他的夫人在照管孩子之余，看着又亲近又陌生的丈夫，心里充满了疑虑。

1880年1月，托尔斯泰因事去圣彼得堡，照例同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见面。他告诉堂姑说自己离开了东正教，说东正教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

后来在给堂姑的一封信里说：“信仰的只能是我们不能理解但也不能推翻的东西。但是要信仰我们觉得是欺骗的东西——则不可能。”

最后，他在信的结尾部分说道：

终生时时刻刻想着上帝，想着灵魂，热爱世人，把这置于动物生活之上。这非常简单，并不需要玩弄任何戏法，如同铁匠必须打铁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这真理是如此平凡，再没有比它更平凡的了，同时它对每一个人以及所有的人的幸福又是如此重要和伟大，再没有比它更重要和更伟大的了。

1880年初，托尔斯泰一面写《忏悔录》，几乎同时着手研究东正教教义。他什么都不“信奉”了，他要理解和认识。为了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莫斯科总主教马卡里那本流传甚广的著作。“我当时甚至一开始研究就完全相信教会是绝对正确的，就只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尔斯泰已经对教条解释不清，理解不了了，开始呼吁神学家的帮助。

托尔斯泰说：“神职人士说，人要有信仰；但是我必须通过头脑领悟我将要信奉的东西。”

他在抛弃自己出生、养育和成长起来的那个环境的信仰时，必须用自己的信仰去代替，用某种给予他生活指南的东西去代替，于是他开始钻研《福音书》。但在这里，尽管他完全接受耶稣的学说作为生活的绝对指南，但他不能对《福音书》中描写的超自然的神迹作出解释。他还遇到了耶稣学说同东正教教会阐述之间的矛盾。耶稣说：“不要杀死任何人。”而教会却为信仰基督教的军队祈祷胜利。

托尔斯泰开始研究并翻译《福音书》。他完全沉浸在宗教思想和宗教著作中，他那么专心致志，以致屠格涅夫来请他到莫斯科去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他都不肯去。

日后，托尔斯泰曾写了许多关于宗教的书。例如：《我的宗教——我的信仰何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宗教与道德》、《宗教为何？》、《理性与宗教》、《天堂就在你的心中》、《对神的察考》等。

托尔斯泰在著作中，曾记下了他对教会的不满，这种毫不客气的坦白叙述，却意外地遭到基督教教徒们的反对。

这些教徒们在神圣宗教院的会议中，向托尔斯泰宣告：“你对基督教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将你开除，在你死后，也不可能得到本教的葬礼祝福。”

但是也有大多数人赞成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那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们。基辅大学的学生抬着“托尔斯泰万岁！”的牌子，在街上游行。几天后，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鼓励他、赞美他，要他坚强起来，绝不要向教会低头。

一个工厂的工人，在透明的玻璃上写着：“我们深爱着托尔斯泰。革命的先驱者早已被处以火刑或被关进监牢，甚至被放逐；现在您也被教会宣告开除教籍，但是请您不要过多考虑虚伪的学者和教徒们所做的蠢事，因为您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伟大的，永远是我们值得怀念、敬重的导师。”

托尔斯泰也对教会宣布说：

我认为自称为东正教的教会之所以会开除我，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不是因为反抗神而被开除的，主要是由于我对神的贡献太多所致。今天教会的教义是可耻的、虚伪的，而今天的教徒则更是愚蠢之极，他们只会用迷信和魔法来欺骗善良的百姓，从而忽视基督的真东正教义。他们甚至不理会基督的话——“你们不能被称赞为教师、长者、导师”。

1901年2月22日，俄国主教公会正式公布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定。

主教公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用意本来是要贬低托尔斯泰，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行动竟然引起了群众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托尔斯泰的声望。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主教会始料不及的。

2月24日，各大报纸媒体都刊登了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报道。支持托尔斯泰的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和广场，抗议政府对托尔斯泰的迫害。他们在声讨政府的丑恶行径，他们都站到了支持托尔斯泰的这一边。

这一天托尔斯泰像往常一样到街上散步。在卢比扬斯卡亚广场被群众认出来围住，群情激昂，欢呼声此起彼伏……幸好骑马的宪兵过来，托尔斯泰才得以脱身。

当时到处都在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托尔斯泰被革除教籍一事发动了反对沙皇政府的运动。沙皇政府对参与示威的大学生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托尔斯泰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又谴责革命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他在日记中写道：

关心人民及其幸福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完全不恰当地过分看重了学生的骚动。这本来是压迫者之间，已成为压迫者的人与正在想成为压迫者的人之间的纷争。

3月4日，圣彼得堡喀山广场举行了规模壮阔的示威游行。托尔斯泰家里也骚动起来。全家同仇敌忾，都被革除教籍一事激怒了。

托尔斯泰夫人情绪激昂，一会儿同丈夫谈，一会儿同来访者谈。她给主教公会写了一封信，抗议主教公会这一决定。这封信，国外许多报刊都刊登了。

革除托尔斯泰教籍引起的风潮在继续发展。

托尔斯泰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的信，恳求沙皇减轻对俄国人民的镇压，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托尔斯泰经过一段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对主教公会的革除教籍的决定作出答复。3月24日，他起草了答复的初稿。他在这份答复里说：

我相信上帝。我把他当做精神、爱和万物的起源。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也在上帝的心中。我也相信：上帝的意志再没有比在基督这个人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我认为，把基督当做上帝并向他祈祷是犯了最严重的亵渎罪。

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执行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们相爱；这样，人们就会像别人希望的那样对待别人，也就是像《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全部教义和预言之所在。

开始的时候，我爱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甚于自己的安宁，然后我爱基督甚于自己的教会，而现在我爱真理甚于世上的一切。

托尔斯泰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并收到许多信，大多数是表示敬意的，也有少数是谩骂的。

这次风潮大大损害了托尔斯泰的健康，削弱了他的心脏功能。他因此变得瘦多了，脸色也变得更加衰老起来。托尔斯泰还常常生病。他备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虽然托尔斯泰被教会开除了，但是托尔斯泰依然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要光明正大地向自己的理想和自己追求的信仰前进，请求他所信仰的神指引他前进的方向。在他看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托尔斯泰曾向杜赫宝教派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日俄战争期间，托尔斯泰也曾向日本及俄国宣扬反战思想，这些都体现了他行神道的责任。

克里米亚的生活

1901年5月初，托尔斯泰一家迁回雅斯纳亚·波良纳长住，因为再没有人需要在莫斯科上学了。

6月末，托尔斯泰得了严重的疟疾，一连十多天处于生死边缘：脉搏每分钟150次，心律不齐，呼吸困难。请来了几位大夫。这个时候，所有的子女也都回来了。他妹妹玛丽亚和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了。

全国各地发来许多慰问信和电报，祝愿他早日康复。

沙皇政府认为托尔斯泰不行了，便明令有关单位，不准游行，不准演说，不准发表宣言。

10天后，托尔斯泰病情好转了。一些代表纷纷写信表示祝贺，其中就有高尔基第一个签名的贺信。罗马尼亚的女王也写信来，表示对托尔斯泰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然而，7月末，托尔斯泰又病倒了，医生们诊断为心绞痛，建议到气候温暖的克里米亚去疗养。俄国最富有的女人帕宁娜伯爵夫人得知这种情况后，提议到她在克里米亚南岸加斯普拉村附近的别墅去疗养。托尔斯泰全家开会，决定接受帕宁娜伯爵夫人的好意，到克里米亚去过冬。

托尔斯泰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生病简直是灵魂的过节，是精神之活跃，是濒临死亡时的心神的休息，以及从四面八方送来的爱情的表示。”

9月5日，托尔斯泰一行从图拉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克里米亚。陪同的人员有他的夫人、大儿子、两个女儿玛莎和萨莎，还有一直不被托尔斯泰看好的玛莎的那个败家子丈夫。

布兰热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弄到一节专用车厢将要把他们从图拉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这节车厢富丽堂皇，带厨房、餐厅和单间卧室。但是，托尔斯泰的神色把所有人都吓坏了。他显得那么疲惫不堪、瘦骨嶙峋。给他量了一下体温，在发着高烧。全家人忧心忡忡，这么重的病，怎么可以去这么远的地方呢？

然而，布兰热再次进行说服工作。他说，去塞瓦斯托波尔的1000俄里还要困难得多，并且，车厢里设备齐全，方便舒适，而那边又是温暖宜人的气候。

夜里3时列车开动了。到了早晨，托尔斯泰的体温下降，他高兴了便给玛莎口授文章。

傍晚时，火车到了哈尔科夫车站，托尔斯泰一下子被欢呼的人群包围了。人们听说托尔斯泰要路过此地，便特意聚来向他致敬。托尔斯泰强撑病体，接待一个又一个代表的慰问。20分钟后，火车开动了，人们仍然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他只好由夫人和大儿子搀扶着到窗前，向人群挥手致意。

伟大的托尔斯泰，这时人们把他看做是爱和善的化身，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一位朋友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告诉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只要偶然听到是一个俄国人在说话，就会有人立刻停止原来的话题，凑上来询问托尔斯泰伯爵的情况。

火车在向前行驶。

病魔折磨得托尔斯泰难以入睡。他知道就要到塞瓦斯托波尔了，当年他浴血作战的地方。他的心情激动起来，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

第二天早晨，列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车站上的人不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托尔斯泰由亲人扶着乘马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好的旅馆。在旅馆里醒过来以后，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座城市，不断打听：“第四棱堡在哪儿？”

1855年英国军队围攻这座城市时，他曾作为炮兵少尉在第四棱堡战斗过。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竭力想找到第四棱堡，他在这儿甚至见到了当年老朋友的儿子，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坐马车到了帕宁娜公爵夫人在加斯普拉的别墅。这座别墅滨海临山，景色异常美丽。

1901年10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在这里，我住在极其豪华的宫殿里。这是我从来没有住过的。有喷水池，花园里有洒过水的各色花坛，有大理石的阶梯等。此外还有大海和群山的奇妙景色。左邻右舍都是些富翁和王公显贵。他们的奢侈程度比这里不知还要高多少倍。”

他在给契诃夫的信里说：“这里的景色如此迷人，如果不是觉得惭愧的话，我确实感到非常好。”

这时，托尔斯泰的身体开始康复，但他还是想到死并对死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前段时间因老朋友亚当·华西里耶维奇伯爵去世。他在1901年11月6日给谢尔盖的信中说：“很快就轮到我了，早上去散步，说了10分钟的话，心里明白，我正在死去，跟大家告别，给儿女们留下遗言并且不断重复一句话：‘我怎么也没料到，死竟然是这么容易。’”

托尔斯泰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出去散步，并到阿鲁普卡去看海。当时高尔基父子住在海边，他就有机会与高尔基畅谈。虽然感到非常高兴，但他认为高尔基作品里有一些不真诚的地方。

契诃夫当时住在雅尔塔，常来看望托尔斯泰。他因患肺结核在莫斯科住院时，托尔斯泰曾去看过他。在闲谈中，托尔斯泰表示对契诃夫的剧本并不欣赏，还劝他不要再写剧本了，但托尔斯泰对他的小说却赞不绝口，称他是小说里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说：“正如在普希金的诗篇中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感受过的东西，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不论是其中哪一篇，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这种真实的对艺术的忠诚，托尔斯泰在库普林身上也发现了，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颇有才华。

果然，库普林后来也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代表之一，他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揭示社会矛盾，烘托环境气氛。题材广泛，几乎触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与愚昧，歌颂底层人民的勤劳与善良。但也有个别带颓废倾向和歪曲现实的作品。

至于艺术上的虚伪，托尔斯泰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身上觉察到了，那时他刚刚走红。读了他那轰动一时的《无底深渊》之后，托尔斯泰非常气愤，说：“捏造、言过其实，他简直一心想吓唬大家，使他们吃惊。可我却没有被他吓倒，只是感到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有虚伪的影子。”

托尔斯泰认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和剧本，内容十分矛盾，一方面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揭露，但看不到出路何在；一方面表现出对革命的一定的同情，却又把革命者歪曲成强权政治的化身，总的基调是阴沉的。他的多数作品都不是通过个性化的具体形象解剖现实，而是把人物当做某种势力的象征，用极度的夸张和强烈的色彩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果然不出托尔斯泰所料想的那样，安德烈耶夫晚年囿于反动政治立场，终未能创作出稍有价值的作品。

在克里米亚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托尔斯泰又开始写作，索菲娅则在学习摄影，其他人骑马、散步。到了晚上，他们都来玩牌。这样的生活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但是，平静的生活很快就打乱了。

1902年新年前后，托尔斯泰又犯病了。起初是胃痛，还没等把胃病治好，后来又发展到突然发冷发热，一边肋骨刺痛，体温在升高，咳嗽在加剧。家人马上请来了当地的医生，从莫斯科请来了著名的苏罗夫斯基医生，从圣彼得堡请来了御医别尔京松。医生诊断为“黏膜性肺炎”。生命垂危，几乎已无法挽救了。

虽然“黏膜性肺炎”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大的病症，或许只要打几天针，然后再吃些药就能治好。可是在那个时候，医学远远没有现在发达。这种病可以说是“致命”的。就像现在的“癌症”一样难以治愈。

托尔斯泰不均匀的脉搏和短促的呼吸把大家的思虑集中到了一点：孩子个个因托尔斯泰的疾病折磨而虚弱，他们担心因情绪激动而消瘦的老年人的身体能否受得住这一场新的可怕的疾病呢？

除此以外进行的任何事情，谁也不感兴趣。也没有人去留意一件事：塔夫里省长收到从圣彼得堡来的命名，要他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禁止安魂祈祷；而省长方面也下令莫斯科库尔斯铁路局，命令在来日运送托尔斯泰灵柩时，列车不得在各站停留。

谁也没有重视大主教安东尼甚至给托尔斯泰夫人的信件，信中要求她劝说托尔斯泰同教会和解。

当托尔斯泰知道后，只是说：“‘我从上帝那儿来，到上帝那儿去’，这便是我最终的祈祷。此刻教会最高会议感到不安了。”

尼古拉二世的叔叔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庄园离托尔斯泰所住的别墅不远，那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从圣彼得堡来做客，听说托尔斯泰住在这里，便常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谈得很投机。可能因此托尔斯泰便产生了给沙皇写封信请亲王转呈的想法。

1902年1月16日，托尔斯泰已经病得不能写字，他便口授，由别人笔录，给沙皇写了一封信，说：

俄国现在处于强化的警戒状态下，也就是说处于一种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公开的警察和秘密的警察都在不断增加。监狱已经人满为患，除了因刑事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的刑事犯之外，另外又增加了政治犯，他们那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只是不满意现在的社会现状，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工人也算作是政治犯了。

书报检查已荒谬至极，这种现象就是在19世纪40年代也没有如此严重。宗教迫害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残酷而无人道。城市和工厂地区到处是镇压人民的军警。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同胞互相残杀的事件。

由于政府的这种残酷镇压结果，尽管国家预算在增长，也许正是这种快速增长的结果，使得农民一年比一年穷困，饥荒已成为正常现象。各个阶层对政府的不满并对它抱敌对态度，也成了很常见的现象。

专制制度是一种旧制的政体，它不适合俄国人民的需要，因为俄国人民不断在接受全世界的教育。因此，这种政体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东正教只能依靠暴力手段来生存下去。这种暴力手段诸如强化警戒、宗教迫害、行政流放、歪曲教育、查禁书报等，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些可以用来镇压人民，但不能很好地去管理人民。

后来，托尔斯泰的身体逐渐康复，有了食欲，他有时也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他开始读书了，偶尔看一些报纸杂志，闲暇时间接见来访者。他也开始坐马车出去兜风了，从此回归了正常生活。

6月25日，托尔斯泰全家离开了加斯普拉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在去塞瓦斯托波尔的轮船上，托尔斯泰结识了作家库普林。

在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的专车在等着他们。归途的一些大站上又有一些人群在等着向托尔斯泰致敬。经过一路奔波，托尔斯泰平安地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强烈的反战思想

1904年2月8日，日军袭击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10日，俄国对日宣战。日俄战争爆发。托尔斯泰受到很大震动，一连几天不能考虑或议论其他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托尔斯泰年轻时曾是一名军人，那时他自愿为炮兵第二十旅第四营的候补士官。这在他的《哥萨克》等作品中可以清楚了解到。他参加过克里米亚的战争，也参加过敢死队。《克里米亚战记》则是在枪林弹雨中诞生的。

在参加高加索的战役及克里米亚战争时，托尔斯泰就已经看清楚了战争的丑恶面目。在他看来，战争无非是一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更是一件极残酷的事，所以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他就辞去了军职。

托尔斯泰在1853年6月，也就在他25岁时，他清楚看到军官们酗酒后的情形，并记录在日记中，他写道：“战争是很难形容的一件大坏事，喝酒是为了想抹掉因战争而造成的良心不安，我开始对战争产生了嫉恶如仇的心理。”

克里米亚战争经过激烈的大战后，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白旗高举着，双方士兵开始收拾战死者的尸骸，这时的场景让托尔斯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俄国兵和法国兵互相微笑着，走到对方跟前时，都互相替对方点烟，互相拍拍手臂或肩膀，还亲切地谈笑着。于是，他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战争呢？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军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呢？站在给予他们生命，给予灵魂，让他不杀生，让他行善，让他在造物主面前，难道他们没有任何悔悟吗？”他在心中不断地思索着。

日俄战争发生时，托尔斯泰的心中已经燃烧起反对战争的怒焰。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罪恶，是最丑陋的行径，它违反了戒律：“勿残杀”，所以俄国向日本宣战时，托尔斯泰就极力反对。

美国费城《北美新闻》来电征询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托尔斯泰答道：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国的工人，他们受了各自政府的欺骗，被迫去参加毁坏自己的幸福、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宗教的战争。

日俄战争开始后，俄国皇帝就经常到各地发表演说，并发出呼声：“亲爱的国民们，为了保护你的国教，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奉献你的生命吧！”

于是牧师不懂得“勿残杀”的戒律，开始祈祷战争的胜利。

政府控制的各报纸，大肆宣扬战争的情况，同时激发国民对日本人的敌对心。于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处呼应着，逐渐加入到战争中，就连老百姓也在高喊：“消灭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去！”

托尔斯泰不禁感叹着：“这真是令人惊讶的事！”基督教禁止杀生，佛教也是如此；然而这些信仰“禁止杀生”的宗教国家，却让国民燃烧愤怒的焰火，从而互相残杀、互相冲突，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托尔斯泰憎恨战争，于是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上登了一篇《回心转意》的文章，阐明了反对战争的论调。

“请各位反省吧，将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停止下来，自己问问自己：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以及所做的事有什么目的呢？”

“人们如再不自我反省的话，则人类的生活将会陷入不幸的深渊中。这次战争结束时，如果人们仍不觉理，则战争又会爆发。”

托尔斯泰在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和征兵使我很痛苦。”6月6日又写道：“被丢下的不幸的士兵妻子四处流离。我读着报纸，觉得仿佛这一切战斗和举行军旗命名式都是这样坚决，以致起来抵制也是徒劳无益的，而你一看到人民，看到士兵的妻子们，你就会懊悔，我写得太少了，写得太软弱无力了。”

7月10日，托尔斯泰给沃尔科夫写道：“战争以其物质轮子碾上了你们家，我则是精神上受压抑。只要人还是个有理智的动物，那么，当他看到人们拼命地、高度紧张地完成不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准会毛骨悚然的。”

反对战争的托尔斯泰，因为看到报纸的报道而感到心神不宁，所以他不愿看报，其实是不忍心看报。但是听说俄国战败后，托尔斯泰就不知不觉地喃喃自语说：“俄国军队打败仗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当托尔斯泰请求全世界人们反省的同时，他也在不断自我反省：我应该要求自己先做反省，我必须将利己主义丢弃，我要爱世界所有的人。

一天，有两位年轻女士来拜访托尔斯泰：“我们想自愿到前线去，尽护士的义务，这种行为是不是对呢？”

托尔斯泰回答说：“战争是杀人的行为，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参加吧！”

少女们反驳说：“可是战争中难免会有受伤的战士，我们为他们治伤难道不应该吗？”

于是托尔斯泰接着说：“请你们说实话吧，你们是不是想为自己建立一些功劳呢？这太不应该了。如果你们真心实意要拯救那些人的话，你们可以到偏远的农村去，那里有许多贫穷而又困苦民众在等着你们的拯救呢，就请你们伸出爱心之手救救他们吧！

“然而你们却不愿意这样做，更没有热忱之心，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种工作太平凡了，不能收到很大的影响，从而不愿意前往？”

当时，不仅在俄国有反战的人，在日本同样也有反战的人。登在《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已被转载到日本的《平民新闻》上，当托尔斯泰知道后，心里是无比喜悦。

于是，托尔斯泰给他的日本朋友安部矾雄写了一封信。

“收到你的来信，我更加确信在日本也有许多有理性、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反对战争，并认为那是罪恶。

“我对任何国家的战争都反对，所以非常庆幸有人与我站在同一战线上。”

在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堂就在你的心中》这本书里，主要讲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于教会所宣传的基督教义和基督精神进行自己的深思和反省，从基督的话中找到自己的理解。对于教会对人们的欺骗和对异教徒的迫害，他提出了批判。

书中说：“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只能是我们为了实现天国而应该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只能从现在开始，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再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只是需要，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按照我们的理解去生活，从而实现我们每个人所向往的，上帝承诺给我们的天国。”这些表述清楚地说明了他否定日俄战争的思想。

战争不但是现在以及将来都不需要，而且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不需要的；然而它时常爆发，把人类的发展历史给摧毁了，并侵犯人类的权益，更是阻碍人类的进步，因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人反对战争。

托尔斯泰在《人生之路》中说道：“被刻在石头上的摩西十戒之一就是‘汝勿残杀’，所指的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所有具有生命的物体在内。这句话在被刻在石头上之前，应该被刻在人类的心中了。”

《人生之路》堪称一位伟大文学家对人生、社会的最后总结。本书是阅读笔记、警句格言、寓言故事和思想札记等的集成。全书分为31章，每章探讨一个专门问题，包括“信仰”、“灵魂”、“上帝”、“爱”、“不平等”、“暴力”、“国家迷信”、“真”、“恶”、“死”、“幸福”等主题。作为一部语录体、格言体的大书，托尔斯泰尽可能把人类思想的精华吸收到这部书中。

托尔斯泰以77岁高龄还这么严格地剖析自己的思想，真是不能不令人佩服！假如世界上真有一个人“活到老改造到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是托尔斯泰！

这一年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3月，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去世了；8月，哥哥塞尔盖去世了。

托尔斯泰在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中，根据其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既反对革命者使用暴力对抗政府，也反对政府用暴力镇压革命者，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遗嘱带来的风暴

托尔斯泰在随后的几年里，不仅完成了许多创作，还为农民创办学校，这是他最后一次办学了。这时他已经80岁高龄了。

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在19世纪末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并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照片。

托尔斯泰毕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尊敬，当然，也引起了沙皇、教会和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咒骂和攻击，但他们却不敢公开镇压。俄国教会疯狂叫嚣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对他“革除教籍”。但这一切不仅无损于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传播，越发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衷心爱戴。

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时也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包围着他。他也深为自己的世界观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不堪。

尽管他早已放弃了庄园财产事务的处理权，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尝试，但他毕竟还置身在贵族生活的圈子里，农民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爷”。特别是当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产、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从出版他的作品中获取收益时，更使他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仅在复杂的生活处境中苦苦地挣扎，同时也在他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亲密交往中感到穷蹙、窒息。她匆匆且若有所失，几乎像被遗弃了一样。

1909年7月初，托尔斯泰接到邀请，要他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十八届世界和平大会。托尔斯泰想去。他觉得，只有他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制止战争和普遍裁军的真理，人们肯听的也只有他的发言。他认为出席会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把出席大会的想法告诉夫人以后，夫人却大哭大叫，闹着要自杀，坚决不放他去。托尔斯泰只好放弃了这次旅行。

1893年11月5日，索菲娅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魔鬼已经抓住我所热爱的人了。但愿能保持我祷告的力量。”这个魔鬼便是契尔特柯夫。契尔特柯夫原是一名豪门望族出身的军官，年轻时生活放荡，成就不多，后来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从事慈善事业，放弃了贵族生活的特权，成为托尔斯泰学说的忠实信徒。

索菲娅开始对他毫无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萨莎也争夺过去了。索菲娅孤独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夺走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精神崩溃了。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围绕托尔斯泰的遗嘱，终于酿成大风暴。

托尔斯泰曾在1895年的日记中表达过由妻子和契尔特柯夫等人参加的处理他死后文稿的遗嘱性愿望，妻子索菲娅以为他会让自己参与其中。可是让索菲娅意想不到的是，丈夫托尔斯泰在契尔特柯夫影响下，制定正式遗嘱时，却把自己排除在外。遗嘱中只是很明确指定契尔特柯夫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编和出版人。

索菲娅想要对出版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诉，但心里没有把握。恰好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妹妹的小女儿列娜带着丈夫杰尼先科和两个孩子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来做客。杰尼先科是法院院长，托尔斯泰夫人便问他过去那份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有效，杰尼先科回答说无效。

于是，索菲娅便对托尔斯泰大发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讨饭去了，你却满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契尔特柯夫，让子孙挨饿！”索菲娅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权都给她，托尔斯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只有契尔特柯夫才是他的继承人，只有他才能让自己的“数十年的心血”发扬光大。

这让索菲娅很生气。她焦虑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后写的那些还没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权。要是这样的话，她以后和孩子们的生活都会因为没有托尔斯泰的支持而变得穷困潦倒。

这时候，家庭中精神上的紧张气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托尔斯泰被妻子搅扰得日夜不得安宁。托尔斯泰夫人的所作所为已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哭泣、喊叫，半夜闯进托尔斯泰的房间哭闹。她已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丝毫没有作用，那只会让丈夫托尔斯泰更加讨厌她。她实际上是在扯断她跟丈夫联系的最后一根线，她这样的日夜不停地搅闹只是会加速丈夫的死亡。

托尔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假如妻子知道并明白就是她一个人在扼杀我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就好了。”

契尔特柯夫没来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看到契尔特柯夫每次来都要引起索菲娅的大吵大闹，干脆不让他来。这样自己还能轻松一些。

托尔斯泰8月2日给契尔特柯夫写信说：“整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心绪不好。没有爱，就没有快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我这个人很糟，越来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现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这使我感到高兴。”

1909年11月1日，托尔斯泰在穆拉维约夫律师起草的新遗嘱上签了字，写明把全部版权交给长子谢尔盖、长女塔尼娅和小女儿萨莎，由他们转交社会共同享用。

然而，有一天早晨，托尔斯泰写了一份新的遗嘱，把版权交由萨莎一个人。没过多久，托尔斯泰便在离家几俄里远的一个树林里，坐在小树墩上亲手把遗嘱写好，跟3个证人一起在上面签了字。

后来他还对小女儿萨莎说：“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么钱的话，最好能从你妈妈和哥哥那里把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买回来交还给农民。”这时他依然像他信奉的上帝那样充满仁爱之心。

索菲娅已被遗嘱的事情搞得精神错乱，据说这是一种妇女精神病的谵妄症状，越闹越凶。她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把日记从契尔特柯夫手里要回来，否则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别人。

夜里，她又到托尔斯泰房间里大闹，托尔斯泰被她折腾得一夜没睡，7月14日凌晨托尔斯泰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现在的日记不给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过去的日记我要从契尔特柯夫那里取回来，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银行里。”托尔斯泰希望妻子能因为这样的话而变得稍微安静一些。

后来，塔尼娅和她丈夫帮忙把日记从契尔特柯夫那里拿回来，存放到银行里去了。但是家里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于是他们决定请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罗索利莫和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医生一同来看看。罗索利莫断定索菲娅是“一种变态的两重性体质，即偏执狂和歇斯底里症，而占优势的是前者”。他建议托尔斯泰与夫人分开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办法多安慰索菲娅。而索菲娅则坚决声称没有病，不听医生的劝告。

随后几天，他们都在向托尔斯泰和萨莎要遗嘱。7月2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情况没有得到好的转变，依然是老样子，但只是暂时的平静。安德烈走过来问：‘有遗嘱吗？’我说，我不愿意回答。真叫人难过。我不相信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这是很可怕的。”

这时比留科夫来家里做客，托尔斯泰就跟他谈了遗嘱的事。比留科夫说道：“应把全家人都叫来，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立遗嘱。”托尔斯泰也认识到不该秘密立遗嘱。因为秘密立下遗嘱，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事实。他没有和家人商量就作出了立遗嘱的决定，这样会加深他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可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因为此时他和妻子的关系已经紧张得不得了了。就连妻子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这让他的病更加严重了。

作家柯罗连科来探望病入膏肓的托尔斯泰，他的到访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家里的紧张气氛。他很善于讲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厅里，听他讲在俄国和美国旅游的故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很快暂时的平静又被打破了。他的妻子又开始为遗嘱的事情大吵大闹起来。

决定离家出走

1910年10月27日这天，托尔斯泰整日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这位作家去世之后，他常以阅读作家作品的形式来慰藉他们从未见过面的遗憾。

托尔斯泰一直看到了深夜零时半才回到卧室休息。迷迷糊糊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托尔斯泰听到书房里有蹑手蹑脚的开门声和脚步声。他醒了过来，透过门缝，看见书房里有灯光，并听到索菲娅在那里“沙沙”地翻检纸张的声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晚上。他知道，这是索菲娅在寻找他的遗嘱，她非常想知道遗嘱的内容有没有自己处理托尔斯泰书稿的权限。索菲娅开始监视他的行为，防止他又会把家产给其他的人享用。托尔斯泰耐心地等了好一会儿，索菲娅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了。

托尔斯泰感到无法遏止的厌恶、愤怒。他已经再也不能忍受索菲娅的“折磨”了，他本想再睡一会儿，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近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睡着。头痛得厉害，于是托尔斯泰就点着蜡烛，坐了起来。

这时，索菲娅把门推开，走了进来，一面习惯性地向托尔斯泰问好，一面惊异于屋里的灯光。托尔斯泰一言不发。她待了一会儿，自觉无趣，因此转身离开了。

厌恶和愤怒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地感染着托尔斯泰，他数了一下自己的脉搏，是97下/分。不能再躺了，预期这样被她折磨着，还不如离开家，离开那个被“魔鬼”附体的女人——索菲娅。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离家出走，并立即拿着手中的笔给索菲娅写了一封信，然后，轻轻地下楼敲开了私人医生杜尚·马科维茨基的门，他神情激动而坚决地对杜尚说：

我决定要走了。您跟我一起走吧！我先上楼，您随后就来，小心千万别惊动了索菲娅。我们不准备带很多东西，只带必须要用的物品就好了。3天后，萨莎会来找我们，把必要的东西给我们带来。

说完，托尔斯泰又去叫醒了小女儿萨莎：“我马上就要走了，离开这儿，再也不回来了，你帮我收拾吧！”于是，大家开始在昏暗中行动起来，压低嗓门说话，尽量不弄出声音来，尽可能收拾一切必需的东西。

萨莎收拾手稿，杜尚准备必备的药品，女仆瓦丽娅准备衣物。托尔斯泰告诉女儿说：“萨莎，你留在这里。过几天，等我最终决定到哪里去以后再写信给你。我最大的可能是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你姑姑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那里。”

他们一直忙到了次日凌晨，此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外面一片漆黑，还下着蒙蒙细雨。深秋的天气，凉气袭人。托尔斯泰在通往马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撞在树上，摔了一跤，把帽子也弄丢了。他好不容易回到屋里，又拿了另一顶帽子，打着手电筒，与杜尚一起到了马房。萨莎和瓦丽娅把路上用的东西吃力地往马房搬。托尔斯泰激动得浑身发抖，唯恐索菲娅发觉后大吵大闹，加以阻挠。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托尔斯泰和杜尚上了车。

萨莎跳到马车踏板上吻了一下父亲，说：“一路平安！”

“再见了，亲爱的，”托尔斯泰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马车从屋旁经过，穿过了池塘边的苹果园。在光秃秃的树干中间闪烁着火把的亮光，火光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通往村子的拐角处。

马车径直奔向谢金诺车站。

此时，索菲娅还在睡梦中。由于前一天晚上她睡得很晚，所以她一直睡到上午11时多才起床。而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消息几乎已经传遍了全家，佣人们在交头接耳，交换着对伯爵出走和与伯爵夫人关系的看法。

索菲娅快步跑进餐厅。便问萨莎：“爸爸在什么地方？”

“爸爸走了。”萨莎回答说。

索菲娅接着问道：“那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萨莎说着，把爸爸留下的信给了她。

索菲娅迅速把信扫了一遍，信上写道：

我于1910年10月28日早上4时离家，想必会使你伤心，但我也非常痛苦。我除了这样做之外，已别无其他方法，请理解并相信我。

我在家里的处境，实在令我无法忍受了，除了离家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除去其他原因外，现在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奢侈豪华的生活；我的做法跟我这种年龄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就是离开世俗生活，离群索居，在僻静的地方度过残年。

请理解我这一点，如果你打听到我的去向，也不要来找我。你来只会使你我的处境变得更糟，而且也绝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感谢你跟我忠实地生活了48年。

请宽恕我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我同样也真诚地原谅你在我面前可能有过的一切过错。我劝你要安于我出走给你造成的新处境，并且不要对我抱有恶感。

我诚恳地告诉你，由于我离家，你才能有新的生活，而对我也才会具有好感。

假使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那就请你告诉萨莎，她会知道我的地址的，并且会把必要的事转告我。我的地址，她是不会讲的，因为她答应过我不告诉任何人。

索菲娅看完信后，头和双手都在颤抖，她将信扔在地上，一边喊着：“走了，彻底走了，永别了！萨莎！我投河去。”一边向外跑去。萨莎和布尔加科夫怕出意外，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索菲娅跑到花园里的池塘边，真的纵身跳了下去，萨莎和布尔加科夫则紧跟着跳了进去，俩人一起把索菲娅高高地举起来，交给跟着跑过来的仆人们。

这一整天他们都没有离开索菲娅。

除了老四米哈伊尔，大家都写信劝托尔斯泰回来。

夫人的信最扣人心弦。她写道：

亲爱的，回家来吧！你救救我，别让我第二次自杀吧！我终生的伴侣，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我将抛弃一切奢侈的东西，我们一起友好地对待你的朋友，我将去治病，我会温顺的。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但是他们那种过于自信的武断是帮助不了我的。我需要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我一定要见到你。

我的朋友，请允许我哪怕向你告别也行，哪怕让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我是多么爱你也好。你唤我吧，或者你自己回来吧！请饶恕我，我一直在寻找你，呼唤你。我的心灵受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啊！

家里人都猜到托尔斯泰是到妹妹的修道院去了。夫人让安德烈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劝托尔斯泰回来。

伟大作家与世长辞

到达谢金诺火车站，才知道距火车进站还有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令托尔斯泰提心吊胆，好像预感妻子要从后面追来似的。

然而，她却没有追来，火车慢慢地驶进车站。

当托尔斯泰在车厢内坐定，火车开动以后，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索菲娅再也追不上他了，他高兴地对杜尚说，他觉得非常舒服。很快，托尔斯泰就睡着了，一个半小时后，杜尚叫醒了他，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咖啡，两人一起喝了。这时，托尔斯泰又挂念起在波良纳的索菲娅来，他担心妻子的生活，可怜她的处境。

托尔斯泰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秘密出走不会有任何外界人士获知，但是，他错了，实际上警察密探从他离开雅斯纳亚·波良纳之时，就暗中紧紧地跟踪着他。这时新闻记者也追了上来。

可是托尔斯泰究竟到哪里去，他们谁都猜不透。因为他本人开始也没有确定的计划，他只想到南方租一幢农民的茅屋住下来，以求永远摆脱贵族的生活，在千千万万的农民中间度过自己的晚年。

途中在戈尔巴切沃转车，又经过一天的颠簸，于晚上8时到了奥普季纳修道院。

托尔斯泰曾好几次来过这座修道院，他一直非常尊敬修道院的修道士米哈伊尔。

尽管托尔斯泰在神圣宗教会议上被希腊东正教除名，但仍受米哈伊尔的热烈欢迎，他让托尔斯泰住了一宿。

当晚9时托尔斯泰就躲进被窝里，但却睡不着，眼睛大大地睁着，于是干脆爬起来点上蜡烛，写着《有效的手段》，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修道院那宁静幽雅的环境总是那样吸引着托尔斯泰。他和奥普季纳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聊天。他好几次走进隐修院的圣门，看来是想和长老们谈谈。“我自己不想去，”他对杜尚说，“要是他们叫我，我就去。”

第二天托尔斯泰就离开修道院。

“房租多少？”离去之前他问修道士。

“这里是修道院，随意好了。”修道士说。

“3卢布好吗？”托尔斯泰想了一下说。

“够了。”

“请说实话，不会太少吧？”

托尔斯泰一边说一边拿出3卢布交给他，并在随缘簿上写了：“谢谢款待。列夫·托尔斯泰。”临走时，有很多修道士欢送他。

托尔斯泰骑上马往妹妹玛丽亚所在的夏玛鲁丁斯基修道院行去。到达修道院时，已是当天黄昏6时半左右。

外甥女丽莎恰巧也在那里做客，她们母女俩都理解并同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感到欣慰和愉快。托尔斯泰已在附近农村租了一个住所，准备住下来。

10月29日，谢尔盖延科送来契尔特柯夫给托尔斯泰的信，契尔特柯夫在信里对托尔斯泰的出走表示肯定和支持。

10月30日，萨莎赶来，带来妈妈、哥哥、姐姐的信。得知夫人曾企图跳河，托尔斯泰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但他没有别的选择。考虑到妻子儿女随时都可能追来，托尔斯泰便决定离开这里，乘火车到南方去。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劝她好自为之，不要再找他。

信里说：

我们会面，特别是我回去，目前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家所说，这对你极其有害，对我则十分可怕。我劝你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适应一时还不习惯的新处境，而主要的是就医。不要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不爱你，我爱你，而且真诚地怜悯你，但我不能有别的选择。

亲爱的索菲娅，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生活毕竟不是儿戏，我们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抛弃它。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它也是不明智的。也许，我们这一生剩下的不多的日子比已经度过的那些岁月更为重要，应该好好地生活下去。

这时，妹妹玛丽亚突然过来拥抱托尔斯泰，因为她感觉托尔斯泰太虚弱了，太需要有人照顾了。

托尔斯泰在妹妹家吃了晚饭。

妹妹不安地问：“哥哥，此后你打算到哪儿去？”

“还没决定。”托尔斯泰回答说。

确实是这样的。托尔斯泰想暂时到俄国各地去旅行一趟，待弄一张护照后就到匈牙利去，因为这个国家有许多尊敬托尔斯泰的人。

然而，想要办一张护照谈何容易。若是办不到的话，那就到风景秀丽、令人怀念的高加索去。

“高加索，那不是你曾经在独立营生活过的地方吗？”妹妹吃惊地说。

“是的，那是我当兵的地方，我对那美丽的山湖之畔非常向往，但这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高加索是个美丽的地方，住着许多人情味非常浓厚的人们，想必现在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吧！”

托尔斯泰和妹妹交谈时，又曾想到可以暂时住在妹妹的附近。

“在去往匈牙利之前，我觉得暂时住在这修道院附近，你认为如何？”托尔斯泰征询妹妹的意见。

“那我真是太高兴了！”妹妹脸上现出了笑容。

“明天我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空房出租。”

当晚托尔斯泰借着烛光，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即使你不爱我，但至少也请不要憎恨我，你应该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如果你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开了，那时你就不会责怪我了，而且说不定还会竭力帮助我，因为我已找到一条平静而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道路了。

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上以求道者的立场，一点一滴表露出他的心声。

第二天，托尔斯泰照着妹妹的指点，到附近寻找出租的房子，然而却一直找不到，于是回到修道院。

傍晚时，萨莎突然出现，告诉托尔斯泰说：“妈妈说不定会从后面追来。”

“你妈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妈妈看到您的信后，已快成疯人了，妈妈又好几次跳塘自杀呢！”

“她想自杀？”

“嗯，不过又被抢救了。”

“真的？我对你母亲的狂言听腻了……就这样，你告诉你母亲有关我的行踪了吗？”

“不，我没有告诉她，可是妈妈派人到处打探您的消息，最后在谢金诺车站打听到一些消息，于是才想到这里的，因为姑母住在这里。”

“真的吗？”托尔斯泰感到了不安。

“既然这样，在还未被发现之前，您赶快离开这里吧，最好是明天就走。”萨莎很同情托尔斯泰。

10月31日，凌晨4时，托尔斯泰给妹妹写了一封告别信，就匆匆出发了。他甚至没等找到第二辆马车，自己跟杜尚坐上找到的车先到科泽尔斯克车站去了。萨莎和瓦利娅找到另一辆马车后，坐车赶到车站。买好票，上了车，车就开了。

托尔斯泰决定先到新切尔卡斯克找杰尼先科先生；如果能弄到护照，就从那儿上保加利亚托尔斯泰侨民区去；要是弄不到护照，就到高加索去。

车厢里的人认出了托尔斯泰，转眼之间消息传遍了全列车。许多好奇的人赶来看他。列车员招待十分殷勤，他们把托尔斯泰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包厢里，帮助萨莎给托尔斯泰煮燕麦粥，赶走那些好奇的人。

托尔斯泰浑身发冷，就喊萨莎过来。萨莎来给他盖上毛毯，并给他测量了体温。他正在发烧。

火车进站停车时，萨莎下车打来开水。杜尚说，给病人喝点带酒的茶也许会好些。但是，喝完了，托尔斯泰继续打寒战，体温又升高了。

萨莎和医生商量后，并征得托尔斯泰同意，他们决定不往前走了。于是，晚上8时左右，当火车开到阿斯塔波沃车站时，他们下了车。

下车后，杜尚请站长帮助找个住处。这里没有旅馆，站长劝他们住在他家里。

托尔斯泰穿过候车室时，人们聚拢过来，脱帽向他致敬，他吃力地把手举到帽檐回礼。

托尔斯泰刚被脱掉衣服安顿到床上，就昏迷过去，左半边脸和手脚抽搐起来。车站医生来给他打了强心针，他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恢复了知觉，决定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往前走。

11月1日，托尔斯泰口授由萨莎执笔给谢尔盖和塔尼娅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我希望并且深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叫你们来而责备我。如果我叫你们来，而不叫妈妈来，她会很伤心的，其他兄弟也如此。你们要好好理解我叫契尔特柯夫来的意思。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最后40年所从事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对我个人重要，我认为它对一切人，包括你们也都很重要。

再见了，你们要尽力劝慰妈妈，我对她怀有最真诚的怜悯和爱。

11月2日，托尔斯泰从早晨起体温慢慢升高，出现咳嗽现象。痰里有血，是肺炎。

当天下午5时，医生收到一封电报，说托尔斯泰夫人带两个儿子和医生等人将乘特快列车赶来。

11月3日，医生尼基京以及戈尔布诺夫和戈利坚维叶泽尔来了。托尔斯泰跟戈尔布诺夫谈小丛书《生活之路》的出版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同一天，夫人和几个子女赶来了。医生跟大家商定，为了不使托尔斯泰激动，只允许长子谢尔盖和长女塔尼娅去看他。托尔斯泰见到两个孩子很高兴，一再询问夫人的情况，他担心他去世后人们会把夫人想得很坏，他含着眼泪说：“我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

11月4日，托尔斯泰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时而说胡话，想向人们解释什么，时而静静地躺着不动。他说着胡话，很难弄明白他想说什么。

“探索，探索。”他忽然很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瓦利娅走进房间时，他忽然在枕头上稍稍抬起头，伸出手来，高兴地喊着：“玛莎！玛莎！”他以为是二女儿进来了，其实他的二女儿玛莎在1906年就去世了。

11月6日，托尔斯泰对大家特别亲热。杜尚为他做了件什么事，他便说：“亲爱的杜尚，亲爱的杜尚！”

在给托尔斯泰换床单时，萨莎把他的背部向上抬起一些，突然感觉他的一只手在寻找什么。萨莎以为他是想靠近自己，但他却握住了萨莎的手。这时，萨莎把嘴唇贴近了另一只手，强力忍住不哭出声来。

这一天，萨莎和塔尼娅坐在他身边。他猛然欠起身来，坐在床上。萨莎问他：“要把枕头放好一些吗？”

“不是，”他的话坚定而明确，“不是，我只是劝你们记住一点：世界上除了托尔斯泰外，还有许多人，可你们只看到一个托尔斯泰。”

傍晚，他的病情加重，只好吸氧，注射药品后他平静了下来。对谢尔盖说：“谢尔盖，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11月7日，凌晨5时，托尔斯泰夫人被允许进去看失去知觉的丈夫。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走进室内，静静地来到他床前，跪下来吻了他的手。并温存地请他原谅她对不起他的地方，得到的回答只是几声长叹。

1910年11月7日，6时5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享年82岁。

列夫·托尔斯泰的死讯像闪电一样传遍世界各个国家，像惊雷一般震动了所有的追求进步的正直的人们。

“收到了电报，”高尔基在意大利写道，“电报中出现的是最寻常的字眼——他死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痛苦懊恼得叫出声来。”

托尔斯泰的死讯不仅给年轻人，同时也给孩子们带来了痛苦。有一天高尔基收到了一封7岁的孩子尹柳莎写来的激动人心的信。“俄国的所有作家都死了。”他要求高尔基写童话并且给他寄去。

高尔基给尹柳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是的。”他写道，“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死了，但是作为伟大的作家——活着，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过了若干年之后，当你稍稍长大一点，能够开始自己读托尔斯泰的美好的作品的时候，你，亲爱的孩子，就会带着巨大的欢欣，感觉出来，托尔斯泰——是不会死的，他——和你在一起，瞧——他会用他的作品给你带来愉快的时光。”

这些话语给孩子的心带来多么大的温暖和安慰啊！这里面又饱含着多少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尊敬！值得注意的是，7岁的尹柳莎之所以写信给高尔基，好像是她已经看出来高尔基是托尔斯泰的继承人。而高尔基也确实成为了继托尔斯泰之后的又一俄国的文学大师。

1910年11月9日清晨，托尔斯泰的灵柩运抵扎谢克车站。尽管政府阻挠，仍有数万群众来为他送葬。

当天下午，遵照托尔斯泰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扎卡斯峡谷旁那个藏有小绿棒的地方。

托尔斯泰的墓前，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但他在人民心目中，欧洲19世纪文学之巅铸就的纪念碑却永垂不朽！

俄国伟大的革命家列宁也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很高。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天才的作家，他说：“这位作家用他自己一系列的最优秀的作品，使自己进入全世界伟大的作家的行列。”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使全人类的艺术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

1920年春天，列宁签署了《关于把托尔斯泰的在莫斯科的住宅收归国有以便使它变成一座陈列馆》的命令。后来根据列宁的指示，出版了90卷的《托尔斯泰全集》。这期间差不多经历了30多年。因为许多作品都是和托尔斯泰的手稿进行校对和整理的。

列宁还写了7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有世界意义的。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了现实中那些病态的东西。他对统治阶级的纵欲无度和人民群众的贫困化作出了深刻的对比。

世界各国的作家都给予了托尔斯泰极高的评价。英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认为：“托尔斯泰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他的绝对真诚，在于他敢于揭露被他认为是现实中最真实的东西。”

我国著名作家老舍也曾说过：“托尔斯泰影响了所有新文学的代表……所有的人都想掌握他的广度和深度。”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世界人民心中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