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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青春历程
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值越小。——托尔斯泰
回家乡看望亲人
1853年，俄土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被调到了多瑙河部队。在去部队服役前，他首先回到了家乡雅斯纳亚·波良纳，看望自己的亲人。
1854年1月的一天，大雪纷纷扬扬，在马车的前后左右飞舞，马腿在雪里陷到了膝盖，雪花不时从车篷上往下落，滑木已被埋住了。
雪花飞舞着，天气极冷，冰冷的雪花就盘旋着向他的眉毛、鼻子和嘴唇扑来，还直往脖子里钻。
环顾四周，但见纷纷扬扬，一片白茫茫，除了朦胧的月亮和皑皑的积雪，大地一无所有。
多么可怕的暴风雪呀！托尔斯泰冻得浑身哆嗦起来，最后实在承受不住了。他下了马车，跟在马车的后面小跑起来，这样会暖和一些。
此时此刻，托尔斯泰不知不觉中想到了童年的一些事，想到了小时候和马车赛跑的情景。是啊，自己幼年时的艰苦锻炼是多么可贵啊！
这是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回到家乡时，在途中所遭遇暴风雪的情景。也就是这次艰苦的旅行，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篇题为《暴风雪》的短篇小说。
在隆冬季节，托尔斯泰冒着风雪严寒，从南方到俄罗斯中部，行程2000俄里，经过两个星期的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雅斯纳亚·波良纳。
马车在一个古老的院宅前停下了。托尔斯泰跳下马车，看着他所熟悉的大门，心里不免感慨万千，没想到事隔多年，还能再次回到自己的家。
托尔斯泰轻轻推开大门，树木依旧是枝繁叶茂，一条小径依然是整洁干净。再看看自己住过的小屋，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没有任何变化。
托尔斯泰的归来，使得全家人欣喜若狂。当他扑进塔姬雅娜姑姑温暖的怀抱时，姑姑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毕竟她们两人在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姑姑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彼此之间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姑姑抹去眼角的泪水，微笑着说：“看这些年都瘦多了，我给你做些好吃的。”说完，姑姑就忙着做晚餐了。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后，就和家人又说又笑地聊了起来。
在丰盛的晚宴之后，托尔斯泰和塔姬雅娜姑姑坐在壁炉前亲热地交谈。“这次随大哥去部队，我想恐怕是我选择唯一正确的一次。”托尔斯泰在晚宴上喝了点酒，脸显得通红；由于自己太过于兴奋，目光显得闪亮。
在姑姑的眼里，可爱的托尔斯泰终于长大成人了。
姑姑看着自己带大的托尔斯泰，脸上一直都显露着笑容。姑姑瘦了，也老了，眼角和额头的皱纹也深了许多，但目光还是那样慈祥，那么和善。
“你回来了就好，以后可以用心写小说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为无事可做而烦闷了。”姑姑带着笑说。
“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看看你们，过后我还要去部队服役。”
“有那个必要吗？你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是的，我也曾想过退伍，还向上级提交了退役申请。但是没有获得批准，由于去年10月俄国和土耳其发生了战争。我已经申请去多瑙河部队了，过不了几天，就要去了。”
“你有了目标，这是好事，那你是上前线吗？”
“是的。姑姑，我可以骄傲地告诉您，我在战场上是非常勇敢的，有几次可以得到勋章的机会，但我却没有得到。”
“那是为什么呢？”
“有两次是因为忘记了带证件，一次让给了一个老兵，还有一次因为下棋到深夜没有去值班而被罚禁闭。真有些遗憾，不过我下决心以后再争取。”
托尔斯泰回来后不久，妹妹和妹夫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后，就带着孩子来雅斯纳亚·波良纳看他。
妹夫也是一个贵族，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一座庄园。
这个时候，妹妹玛丽亚拿出一本《现代人》杂志，让托尔斯泰读上面的《我的童年》，并说：“哥哥，你仔细读一读，上面写的都是咱们童年时的事情，是不是大哥写的？屠格涅夫对这篇小说赞赏不已，是他特意向我推荐的。”
托尔斯泰笑了笑说：“你认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作者？”
妹妹笑了，说：“当然了。我们的庄园不远紧挨着屠格涅夫的庄园，他的庄园就在斯帕斯科耶。屠格涅夫经常到我们家来做客。”
话音刚落，塔姬雅娜姑姑就笑着说：“玛丽亚，你不用大惊小怪的。那篇《童年》不是你大哥写的，正是你的小哥写的。”
“哦！上帝！”妹妹高兴得惊呼起来，又说道：“你写的小说怎么不用真名呀，害得我在那里乱猜一通！”
这时，妹夫正在抽着烟，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一旁听着兄妹两人的愉快畅谈。托尔斯泰走过来问他，“这段时间都忙些什么？有没有参加战斗？”
“没有，庄园的事情太多了，再说我对战争丝毫不感兴趣。”妹夫微笑着回答说。
托尔斯泰刚要再问什么，突然被5岁的外甥缠着，要他讲故事。
托尔斯泰就把小外甥抱到膝盖上，说：“那好吧，你想听什么故事呢？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小绿棍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古老的大峡谷，这个峡谷叫扎卡斯。在峡谷的旁边，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这个森林里埋着一根小绿棍。小绿棍上面……”
“我知道！我知道！”外甥突然惊呼地叫起来，又说：“小绿棍上面写着让人免遭不幸，永远幸福的奥秘！”
“哦？正确，非常棒！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故事妈妈早就给我讲过了。”外甥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又说：“我妈妈还说，这次我们来雅斯纳亚·波良纳，就要带我去找那根小绿棍。舅舅，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呀？”
“不是不可以，这也得赶上好时候了才行，你妈妈真是太心急了。你好好想一想，冬天里，到处是积雪，森林的土地都给大雪盖住了，放眼看去，白茫茫一片，去哪里找呢？只有到了夏天，大地露出了本来面目，这才找得到呀！”
“那我和妈妈就一直等到夏天。”小外甥接着说。
可是，托尔斯泰却不能够等到夏天，他要在3月初起程前往多瑙河部队了。
在临走前，为了预防万一在前线阵亡，他还特意写下了遗嘱。
此时，全家人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离别的情景让人感觉是那样的悲壮。
塔姬雅娜姑姑担心托尔斯泰真会出什么事，便伤心地流着泪，说：“托尔斯泰，为了姑姑，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主会保佑你的！”
圣彼得堡的经历
托尔斯泰参加了克里米亚的战斗，曾几度把身体暴露在危险中，但他没有后退，表现得非常勇敢。就在这个时候，上面突然下达了一道命令：把托尔斯泰调到圣彼得堡当军使。他主要的任务是将克里米亚的战况，报告到首都圣彼得堡。
1855年11月初，托尔斯泰离开了塞瓦斯托波尔，途中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停留了一段时间，于11月19日晨到了圣彼得堡。
托尔斯泰把旅途用品扔在旅馆里，立刻去登门拜访屠格涅夫。他们彼此仰慕已久，而且屠格涅夫的庄园跟她妹妹玛丽亚的庄园毗邻，因此他们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托尔斯泰到屠格涅夫家后，屠格涅夫张开双臂热烈接待他。但是这两位作家很快就认识到他们各自性格不同。屠格涅夫是个西欧气质的人，他非常注重感情，并且性格温和，他看到托尔斯泰性情狂放，没有任何羁绊，未免有些不安。
但是托尔斯泰并不需要屠格涅夫父亲般的爱护，而屠格涅夫也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野人”是难以驯服的。
当天，托尔斯泰就表示想去见见涅克拉索夫，于是就在屠格涅夫陪同下去访问涅克拉索夫，在涅克拉索夫家里吃了晚饭，一直谈到晚上8时。
托尔斯泰不想在圣彼得堡定居，他只想住上一个月，从而结识圣彼得堡的作家。
屠格涅夫劝他从旅馆搬到自己的寓所来住。这样，托尔斯泰初到圣彼得堡期间就住在屠格涅夫家里。
11月22日，在涅克拉索夫家里吃午饭时认识了德鲁日宁。
23日在屠格涅夫举行的晚会上结识了丘特切夫、冈察洛夫、迈科夫、皮谢姆斯基等作家，并同其他作家一起在涅克拉索夫起草的祝贺谢普金舞台活动50周年的贺信上签名。
28日，出席《祖国纪事》杂志出版人克拉耶夫斯基的宴会，在座的有该杂志的评论家杜德什金以及德鲁日宁、屠格涅夫和皮谢姆斯基。
12月2日，托尔斯泰出席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文学午宴，并结识了巴纳耶夫、波隆斯基、杜德什金、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等名家。在这里，作家们听说俄军攻克土耳其的卡尔斯，高兴地喊起了“乌拉”。
在屠格涅夫的午宴上认识了奥加廖夫、诗人热姆丘日尼科夫、安年科夫、鲍特金。托尔斯泰认识费特可能也是12月的事。
1855年11月21日涅克拉索夫致鲍特金的信中写道：
托尔斯泰到这里。他是多么可爱，多么有才气！处处表现得和蔼可亲，并且精力充沛，品德高尚，他就像是一只雄鹰！他的作品很出色，但是我觉得他本人比他的作品更加出色。
那张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受看的面孔，生机洋溢而又温文尔雅，看上一眼，使人感到非常舒服。我非常爱他。他给我念了他那部还没有加以润色的新小说的第一部分。匠心独具，异常精练，充满诗意。
他答应住下来，给第一期《现代人》写完那部《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他给我讲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事。
托尔斯泰在度过了4年半的行伍生涯后，挣脱了羁绊，飞向了自由。他被名作家的地位所陶醉，像旋风似地驰骋于圣彼得堡，他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有时显得胆怯腼腆，有时涉及要害问题，突然变得慷慨激昂、雄辩滔滔，对那些公认的准则并不考虑很多，使得文雅的圣彼得堡人士为之惊慌失色。
除了在文学界交友以外，托尔斯泰到圣彼得堡的第一个月也拜访了他的上流社会的亲朋好友。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他的堂祖母——普拉斯科维娅·瓦西里耶夫娜和她的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和伊丽莎白·安德烈耶夫娜。亚历山德拉和伊丽莎白是尼古拉一世两个外孙女的教师，住在冬宫。亚历山德拉后来跟托尔斯泰结成很深的友谊；托尔斯泰结婚前，她是托尔斯泰哥哥和妹妹之外最亲近的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当时上流社会的熟人里还有他的堂叔，1828年至1859年间曾担任艺术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像章模型刻制家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托尔斯泰。
据丹尼列夫斯基回忆说，托尔斯泰有一次到他的这位堂叔家里访问，正赶上客厅里在朗读赫尔岑一部最新的作品，托尔斯泰静静地进去坐在椅子上。等读完以后，他对当时普遍迷恋赫尔岑著作的情况进行了攻击，起初用词还是温和克制的，可是后来就激烈大胆起来。他态度诚恳，有根有据，以致丹尼列夫斯基在家里再也没有见到赫尔岑的著作。
19世纪50年代，德鲁日宁、鲍特金、冈察洛夫常到他家里来。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是首先在这里朗诵的。托尔斯泰在这里朗诵了《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托尔斯泰这段时间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对其他的事都不过多考虑。
托尔斯泰后来的挚友和崇拜者、诗人费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道：
屠格涅夫清早起床，按照圣彼得堡的习惯喝早茶。我在圣彼得堡短短的逗留期间，每天上午快到10时的时候上他家去，自由自在地聊聊天。有一天，我到屠格涅夫家里拜访，看到角落里有一把带安娜绶带的短剑。
“这是谁的短剑？”我问道，朝客厅门口走去。
“请往这边来，”仆人指着左边的走廊小声说，“这把短剑是托尔斯泰伯爵的，他就住在我们的客厅里。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现在正在书房里喝茶。”
我和屠格涅夫谈了一个小时，由于担心惊醒正在门对面酣睡的伯爵，我们压低了嗓门说话。
托尔斯泰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剖析自己，锲而不舍地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追求完美。
1856年1月，托尔斯泰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被打破了。他收到奥勒尔的来信，信中说，他三哥德米特里患肺病，生命垂危。
他当时很少想到德米特里。9日到达奥勒尔，哥哥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样子使他十分难过。
“我那时特别无情无义，”他在《回忆录》里像通常那样襟怀坦白，毫不留情地责备自己。“我在圣彼得堡出入上流社会，追逐虚荣。由圣彼得堡到了奥勒尔，我到奥勒尔只待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没过几天他便去世了。”
托尔斯泰回圣彼得堡的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斯拉夫派作家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和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托尔斯泰把《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一些章节读给阿克萨科夫父子听，请他们提出“最严厉的批评”。他给阿克萨科夫父子的印象极好。
谢·阿克萨科夫1856年2月7日写信给屠格涅夫说：
我和康斯坦丁都很高兴认识托尔斯泰伯爵。他又聪明又认真。
谢·阿克萨科夫接着说，“根据其向我们展示的禀赋”，认为托尔斯泰“极有文学前途”，见面以后这种期望尤其大。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还认识了女诗人罗斯托普奇娜，并向她表达了结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愿望。1月25日，罗斯托普奇娜写信给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有个可亲得出奇的人托尔斯泰伯爵”希望跟你结识。托尔斯泰跟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圣彼得堡认识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很快就到圣彼得堡去了。
几天后，托尔斯泰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已不再住在屠格涅夫家里，而是搬到自己租的住宅里了。
1月29日，托尔斯泰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德鲁日宁一起在涅克拉索夫家里吃完午饭，听了屠格涅夫精选的费特诗集的朗诵。费特给托尔斯泰的印象极好。可能他们俩从这时开始就更加接近起来。
2月2日，托尔斯泰得知三哥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他在日记里写道：
德米特里哥哥去世了，这个消息是我今天得到的。从明天起，我要珍惜时光，以便回首往事时心中坦然。
受到文化界追捧
在圣彼得堡，托尔斯泰受到了文化界人士的追捧。屠格涅夫说道：
俄国出现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一种奇迹。不但如此，在枪林弹雨中能写出如此伟大的战记，并且是由一位职业军人所执笔，则更是奇迹。
对屠格涅夫的赞誉颇具同感的人们，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颗闪耀在文化界中的新星，热情地欢迎着托尔斯泰。
当时圣彼得堡的优秀文学力量都团结在《现代人》杂志周围，而莫斯科的优秀文学力量则集中于阿克萨科夫支持的《祖国纪事》杂志周围。
《现代人》杂志创办于1836年，普希金是它的创办人之一。别林斯基有一段时期曾经直接参与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稍后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购下了这个杂志，当时的优秀作家都参加编辑，使得杂志扶摇直上。
当时的作家们大概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没有想到他们共同创造了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些作家们各辟蹊径，描绘自己熟悉的生活，塑造新的性格和典型，熔铸自己独特的风格。
托尔斯泰是文坛的后起之秀，他非常珍爱正在产生的意念和形象，寻求自己独特的表达途径。然而这点却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托尔斯泰把《童年》送到《现代人》杂志社时，并没有使用托尔斯泰的本名，而是用了自己的笔名；待托尔斯泰摘下这一副假面具后，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本名发表时，文坛上的一切期待好像都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了。
这时，正当亚历山大二世农奴解放运动的前几年，俄国已进入觉醒时期。
知识分子或文学家都集中在首都圣彼得堡，等待着文艺解放的论战。人们也认为社会的进步或文明的进展，都得由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推动，而托尔斯泰就是在此情况下被人们欢迎着。
那时托尔斯泰在日记上写着：“我认识了俄国人民对真正的功劳是如何地敏感，那些文化界人士都争相与我做朋友，热情地握手，又要我详细说明战争的激烈状况。他们以晚宴招待我，我感谢他们的招待，也兴奋地叙述了一些战争的情形。”
虽然托尔斯泰感到欣喜若狂，但是内心却一直隐藏着寂寞与空虚。这种心情在那些作家之间出现矛盾后表现得极为强烈。
托尔斯泰来到圣彼得堡时，《现代人》的作家中已经开始出现不和，这种不和是由对祖国的前途和对废除农奴主特权的方法、途径的看法上的分歧而引起的。过了若干年，这种不和加剧了，从而导致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格里戈罗维奇退出《现代人》，接履于他们之后的还有年轻的托尔斯泰。
最早退出《现代人》的是自由主义者德鲁日宁，他主办《阅读丛书》杂志，和革命主义者展开了疯狂的斗争，恶毒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挑动那些优秀作家和《现代人》争吵，并且竭力诱使托尔斯泰屈从于自己的影响。
最初托尔斯泰接受了批评家德鲁日宁、鲍特金和安年科夫的影响，这些人宣扬一种“纯”艺术的理论。但托尔斯泰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些人所宣扬的“纯艺术”纯粹是胡说八道，只有为社会生活利益服务的艺术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巩固托尔斯泰这种艺术信念的是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对托尔斯泰的才华推崇备至。涅克拉索夫在1856年8月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道：
我爱您，因为您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您为这个文学已经作出了贡献，并且还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您明白在我们祖国，作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导师，并且尽可能还是那些无声无息、备受欺凌的人们的一个保护者的时候。
屠格涅夫也有心保护这个年轻作家，尽力帮助他，同他交好，但是这位年轻作家却不需要保护，而且渐渐的，连这个炮兵准尉本人也不知不觉地，以其坚强有力的肩膀把屠格涅夫推到了第二位。屠格涅夫虽然品格高尚、胸怀坦荡，也不免有些耿耿于怀。
托尔斯泰年轻，性情急躁，持论激烈，不能忍受任何虚礼俗套。屠格涅夫对他那些与社会舆论和传统，有时甚至是通常礼节相抵触的轻率议论感到刺耳。
于是，他们两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托尔斯泰说：“人是平等的，为了要使人类获得幸福，思想家要担负起重要的责任。在这些思想家当中，尤其是艺术家和诗人，他们应该以领导世人进入正确的人生道路为使命。”
但是，依托尔斯泰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艺术家或诗人，大都是不道德而无人格的奉承者，而托尔斯泰在军队中所认识的下层人物，他们才是真正具有高度热忱及牺牲精神的人。
当托尔斯泰想起了克里米亚敢死队战士们的英勇气概时，就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话，以冲淡蕴藏在心中对那些讨厌伪君子产生的阴影。
屠格涅夫听到这些话后，就立刻反驳道：“你不但是贵族出身，而且是克里米亚的勇士，这样说也不无道理。这点我很明白，你的口气中带有一些傲慢，但是不论你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我也要纠正你说的话。”
托尔斯泰争辩说：“你们都在想什么？你们能教导别人些什么呢？你们对这些疑问都不了解，更没有自问自答的意愿。你们该不会装做不知道来欺骗自己吧？你们难道不是认为艺术家或诗人们就可以在无形中领导、教导世人，而没有必要自省吗？”
屠格涅夫又反问道：“你为何不相信人们的诚实呢？艺术家才是真正在挤对人的。请不要用那种让人讨厌的眼神看我？我快要受不了！”
托尔斯泰的眼神本来就是锐利而具有权威性，如今又从战场上回来，所以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猛兽般的光芒。屠格涅夫一定是不愿看到他的这种眼神，才会大加驳斥的。
“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举动是合乎情理的，”屠格涅夫说，“他老是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一个聪明人卖弄自己身上没落的伯爵作风，这种愚蠢的自负实在令我无法解释。”“哪怕是把这个俄国军官放在碱水里泡上三天三夜，也去不掉他身上那种贵族士官的鲁莽；不管你往这种人身上镀一层什么样的教育金，他身上仍然流露出野性。”
然而，屠格涅夫却是许多成名作家中，最先欣赏托尔斯泰作品的人，但是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从来都不客气。
托尔斯泰认为：“屠格涅夫说话时那种长者式的、‘父亲般的’口吻，就像淘气的孩子要挣脱羁绊一样，存心捣乱，继续跟拿笔杆子的同行们争执不休，发表一些甚至使得他的同情者都为之目瞪口呆的意见。”
这使得屠格涅夫极为生气。其他人也极力说道：“托尔斯泰并不是我们的伙伴，他好像时时刻刻在监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做错了事，他就会把我们送进监牢的。”
托尔斯泰听到他们这样说，连忙解释说：“不，我不会把你们送进监牢的，这是天大的误会！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们没有去体验人生，并且自认为特殊、优越，甚至以人类的领导者自居；我不喜欢你们的很得意的样子，我对你们的态度感到很失望。”
托尔斯泰并没有说错，他只是不加斟酌、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当托尔斯泰从乡下来到这繁华都市时，的确把这里的文学家看成是很神圣的人物。但他们并非是理想中的人，反而都是些轻薄之士、光会说理论的人，况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受累。
托尔斯泰从小就轻视众所公认的准则。“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做”这句话对他从来不具有约束力，有时甚至只要一听到“大家都这么做”这句话，托尔斯泰就如临大敌，对那种论调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驳。
他常常不沉着，甚至近乎粗鲁；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特有的腼腆消失了，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事后又追悔莫及。心平气和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激烈抨击不能说服人，而只有激怒人。
1865年12月3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
愿上帝保佑，不要像破坏蛹壳而留下赤裸裸的蛆虫那样，生硬地对对方施加影响；而应当哺养蛆虫，让它在蛹里长大，变成飞蛾之后脱壳而出。
托尔斯泰虽然这样批判他们，但是内心里也在不断自我反省。他每天都在不断反省，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了解到。他于1854年7月7日写道：
我对谦虚不是十分了解，这是我最大的缺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退役中校的儿子，小时候双亲去世，受到姑母的精心照顾，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社交修养。
17岁时，我便获得了自由，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社会地位，只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既没有目的也没有乐趣，从而浪费了美好的时光。最后为了逃避债务的困扰，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而把自己放逐于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依赖先父与军队司令员的关系，在26岁时，当了掌旗官，不久便加入了达纽市部队。
我现在只有一份薪水，来作为维持生活的资本，别的没有任何金钱收入，因为我所有的钱还需要还债。我失去了监护人，也失去了社交能力，更是缺少知识与技能，但是我却有一颗赤诚的心。
我的面貌丑陋，脾气又不好，在别人眼里是个不知趣的人，更不懂得谦虚，总而言之，我在别人眼里没有好感，是个让人讨厌的人物。由于我具有孩子般的害羞，又没有学问，所知道的也只是短浅的一点知识而已。
我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养，我也不懂得什么是节制，更缺乏做事的果断力，情绪不太稳定；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虚荣心太强，又容易激动，这些都好像成了无修养人的条件。我不是那么勇敢，生活也没有任何规律，而且懒惰、散漫。
不过，我是一位非常廉洁的人，也就是说我喜爱善；由于我养成了爱善的习惯，一旦远离了善，我就会感到心神不宁。但我对声名的喜爱更胜于善。我对荣誉强烈苛求，如果有人问我声名与善行选择哪一种，那最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声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虚伪的人。
托尔斯泰不断与文学家们进行辩论，他还不断地自我反省。对于前辈屠格涅夫，也毫不留情地以严词相对，尤其是他的那双锐利的眼光更应该反省。
最后，他不断地祈求神：“您要常留在我身边，保护我啊！我非常感谢您，真的，您会引导我走向善；如果神不愿意帮我，抛弃我的话，那我不久就成了无功的尸骸。请您赐福给我，请您赐给我善。这是我毕生的伟大心愿！”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托尔斯泰以使者的身份来到了贝德尔普鲁格，他一面接受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一面和屠格涅夫等人进行激烈的辩论，这是因为他的心情深受冷酷的战争所影响。
经过那流血的战争，不单是托尔斯泰本人，任何人的心都会变得冷酷无情。
在这期间，托尔斯泰完成军事任务后，又接到了新的命令，他被编入了坎史坦基洛夫将军的炮兵部队，不用再回到克里米亚了。
没有多久，克里米亚也获救了，8月俄国与土耳其签了和约。
世界恢复了和平，托尔斯泰也就向军队告别，退伍返乡了。
对农奴制的思考
托尔斯泰在结束军旅生活后又投入了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怀抱，此时，他对农民被奴役的现状更为不满。因此，他继续进行农业改革，同时，博览群书，创作《青年》。
1855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内务大臣兰斯基曾向各首席贵族散发通令，说新沙皇敕令该部“坚决保护历代先皇赐给贵族的权利”。
1856年3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他提到：“在对所有人都公正、对所有人都同样加以保护的法律的荫庇下，每个人都将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沙皇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布，但迅速在全国传开了。解放农奴的问题，现在广泛讨论起来了。当时沙皇政府同英法等国的和约已经签订，如今感到进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听取并且顺应了社会舆论。
于是，贵族中的优秀和先进分子都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民。
托尔斯泰听了沙皇的演说后，便萌生了解放农奴的想法。1847年离开喀山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回家乡改善农奴的景况，结果因为农奴理解不了他的良好愿望而失败。1855年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地主的早晨》，他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农奴制并存”。
沙皇的演说，使他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奴制的态度使我不安。”
可是如何解放，他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圣彼得堡，第二天他就去请教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卡韦林，从他那里拿回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
“从卡韦林那儿回来之后，我挺高兴，充满信心，非常得意，”托尔斯泰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
4月24日，托尔斯泰根据卡韦林的主张，制订了一个方案。4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著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又打听到许多有关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
可是，托尔斯泰遇到了许多障碍。在把该草案呈送内政部之后，托尔斯泰碰到了政府通常的敷衍拖拉作风，弄得他一筹莫展。后来他总算带着自己的草案，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地动身前往雅斯纳亚·波良纳，因为他摆脱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托尔斯泰途径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辗转回到家乡。进村后，他毫不迟疑，便召集农奴宣布自己的决定：将制订的草案付诸实现。可是临时他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没有宣布方案，而只是建议全村社由劳役制改为租金制，每户租金为26卢布。据托尔斯泰说，这个数目只是邻近地主所收租金的1/2。托尔斯泰觉得农奴们是有兴趣的。
第二天，托尔斯泰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这次他看到农奴情绪不高，跟昨天截然不同。
很快，托尔斯泰就确信农奴对他的提议是根本不信任的。6月3日，他跟自己乳母的丈夫贾布列夫谈的时候，贾布列夫用聪明人的有克制的微笑回答他，那意思是说他已看透人家在骗他，他决不肯上当。还有一个农奴，托尔斯泰同他谈到租金时，他脸上流露出替托尔斯泰害臊的神色，认为托尔斯泰在设法骗人。
当天，村长就对托尔斯泰解释说，农奴们深信，新沙皇加冕的时候“大家都会获得自由”，说托尔斯泰知道此事，因此想通过契约把他们束缚住。
6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会上，农奴宣布不同意托尔斯泰提出的条件。6月6日，托尔斯泰又起草了一份新的合同草案。在这份新合同里，他迎合农奴的要求，提议要农奴选择：或者转为租金制，或者转为劳役制。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我很恼火，勉强克制住自己。”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6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尝试，就此告吹。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当40多年后写《复活》时，他与农奴对答的内容全部写了进去。
这段时期他的《两个骠骑兵》脱稿了，这部作品按其心理分析的深刻性而言是一部天才之作，书中塑造了两类军人：父亲，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彪悍勇士，胸怀坦荡，放纵不羁，读者不由得对他发生好感；儿子，工于心计，低级庸俗，不讨人喜欢，这种人现在仍然可以见到。
托尔斯泰生机蓬勃，大自然、音乐、美女有如香槟酒似的使他陶醉，有时促进他的写作，有时勾起他追求个人幸福的强烈愿望和对异性的爱慕。他很清楚，医治他心灵和使他的生活走上正轨的唯一办法，那就是结婚。
当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时，他偶然与他的朋友季米科夫的妹妹亚历山德琳·奥鲍连斯卡娅相遇，并像孩子似的热烈地爱上了她。
“我不认得奥鲍连斯卡娅了，”托尔斯泰在5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她变得这样厉害。我没料到会同她见面，因而她在我身上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感情波涛。就是现在，我一旦回忆起那个幸福曾经有可能属于我，而我失之交臂时，总会感到痛心疾首。”
尽管他觉得奥鲍连斯卡娅也会与他具有同感，他仍然决定起程。
从莫斯科回家乡的途中，托尔斯泰顺便拜访了阿尔谢尼耶夫一家人，此后便经常做客。在长期的接触中，托尔斯泰对阿尔谢尼耶夫小姐瓦列里娅产生爱慕之心。
托尔斯泰对她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观察，并把观察的结果记到了日记里，从6月15日至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也曾经是犹豫不决的。
他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一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托尔斯泰甚至想到了和瓦列里娅结婚，甚至他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他们谈到了结婚的仪式怎么举行，将来要生几个孩子之类的话。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我自己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是怎么样的看法。
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和托尔斯泰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他们的爱好刚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
他们是因为自己和对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而相互吸引着。他就是这样为自己和瓦列里娅的结合做准备。当他突然得到瓦列里娅同法国音乐教师莫尔蒂调情的消息时，心里一阵酸痛。
后来，他们的通信时断时续，最后，逐渐地没有了书信来往。
托尔斯泰想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因为他们没有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贸然在一起也会最终造成两个人的痛苦。直到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在信中说道：
我对您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感到我将永远像过去那样爱您，就是说对您怀着真挚的友谊。因为我从来不曾像爱您一样爱过任何女人。可是对于您的善良性格准备惠赐给我们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回报，又有什么办法呢？
托尔斯泰希望出国远游，与瓦列里娅天各一方，能够最终检验出自己对她的感情。
第一次出国旅行
1856年春天，托尔斯泰在信号弹工厂请准了为期将近一年的长假。11月26日，他等待已久的退伍也获得了批准。现在他没有任何牵挂，军职已经摆脱，同瓦列里娅的关系也已经了却，解放农民的雄心壮志以失败告终，不再困扰他了。他准备出国旅行。
这次出国自1月29日出发，8月8日归来，历时半年，游览了法国、瑞士、德国一些地方。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乘驿马离开莫斯科去华沙，从莫斯科到华沙很远，托尔斯泰一连走了5天，路上思考了《失落者》的写作问题。
这个时候，屠格涅夫已经在巴黎了，等待托尔斯泰前往。屠格涅夫在给巴黎朋友的信中说道：
“托尔斯泰来信说，他正逐步到我这儿来。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正在发生非常有益的转变，我就像一个老保姆一样为此感到高兴。”
此时，屠格涅夫对托尔斯泰的态度也有了大的转变。他很希望他们重归于好。
托尔斯泰在华沙停留时，马上给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去电报问他是否准备在巴黎久住。屠格涅夫立即回电说准备久住，而且涅克拉索夫也跟他在一起。接到回电以后，托尔斯泰立即乘火车动身去巴黎，2月9日到达巴黎。
当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但出乎意料，见面的印象并不愉快。
第二天，他就给鲍特金写信说：
我昨天抵达巴黎，并在这儿遇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俩都脸色忧郁，愁眉不展，对生活满腹牢骚，整天无所事事，郁郁寡欢，似乎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不过我很少见到他们。
屠格涅夫的神经过敏逐渐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病，此病同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最初的印象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更何况我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之后，至今还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我对德国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它给我留下了强烈而又愉快的印象。
在巴黎见到托尔斯泰后，屠格涅夫最初的印象是不错的。他在给沃隆斯基的信里说道：“托尔斯泰抵此。他有了十分重大的良好转变。此人前程远大，而且会留下深刻的痕迹。”
可是很快屠格涅夫便感到失望了：“我同托尔斯泰还是无法融洽，”他在给科尔巴辛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观点相距太悬殊。”
尽管这样，两位作家仍然经常见面。并且一同前往第戎，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得他们互相吸引，而他们相聚的时候，又总是互相排斥。
“登门探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3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他待人非常冷漠，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但是很有艺术才华，心地善良。”
托尔斯泰多次表示他不可能同屠格涅夫融洽。“不成，我要躲开他。我对他的贡献作了充分赞扬，从各个方面迎合他，可是没法取得一致。”
托尔斯泰在巴黎逗留了一个半月，对巴黎的印象一直是好的。
巴黎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托尔斯泰曾写了一封信给姑姑，说道：“真是快乐极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到国外旅行。巴黎真是个好地方，我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后悔日子过得这么快，许多想做想看的事情还未完成一半，天就暗下来了。”
托尔斯泰1857年3月24日给鲍特金的信里也讲得极为详尽：
我仍旧住在巴黎，快到两个月了；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这个城市才会使我对它失去兴趣，这种生活才会失去它的魅力。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人；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因此，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我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况且，在这里我也感到这种无知并非不可救药。
再就是艺术上的享受，卢浮宫、凡尔赛宫、高等音乐学校、四重奏、剧院、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讲课，而主要的是能够享受到社会自由，我在俄国对这种自由甚至是毫无概念的。
凡此种种，使我不能早于两个月，即不能在矿泉疗程开始之前离开巴黎或巴黎近郊的乡村，近日内我想迁到那里去住。
可是就在写完上面那段话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去观看了一个执行死刑的场面。他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可怕东西，因而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托尔斯泰来到了断头台，看到了罪犯被斩首的实况。他心中战栗不已，在他来到这里之前，他还是一名战场上的勇士，曾经看过数以万计的伙伴们战死，但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比战场上的死更为可怕。
在这里，既不能发挥勇敢，也无法表现尊严，有的只是代表人类的残忍。托尔斯泰一想到它就不禁毛骨悚然，在日记上他曾如此记载着：
过了6时，我去看执行死刑的情形。一个白净而健康的下额与胸膛，向《圣经》亲吻过，然后就被处死，真是残酷极了。
我在战场和高加索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是即使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人撕成碎块，也没有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活人杀死那么令人反感。
因为在战场上占上风的不是理智的意志，而是感情的冲动；而这儿却周密细致地使杀人变得不动声色，方便易行，没有丝毫壮观之处。
这是一幅强烈而令人可怕的景象。我并不是政治家，但我懂得艺术与道德，不仅是懂得，而且还喜爱它、深信它。
断头台，使我失眠了好几个夜晚，也让我一再自我反省。
第二天醒来觉得不舒服，刚想要读书，就产生了一个想法：离开巴黎。可是上哪儿去呢？他当时心绪不佳，急需找一个体贴入微的亲近的人谈谈。他想起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
于是托尔斯泰立刻向瑞士日内瓦出发。到达日内瓦的第二天，托尔斯泰就去找堂姑。她们就住在日内瓦附近的波卡日别墅里。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其《回忆录》里说，托尔斯泰一见到他们就说：“我是从巴黎直接来找你们的。巴黎那么使我厌恶，险些使我精神失常。那儿的一切都叫我看够了！在我所住的公寓里，住了36个家庭，其中19个是非法同居。这使我十分愤慨。后来我想试试自己的胆量，去看了一次处决犯人的场面。看完以后睡不着觉，不知躲到哪儿好。幸好偶尔听说您在日内瓦，便拼命赶到您这里，相信您能救我。”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接着写道：“的确，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之后，就很快平静下来，我们一起过得好极了。”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逗留了两个星期左右。4月21日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乘轮船去克拉兰。
周围的风景，使他的心情渐渐缓和下来，尤其是日内瓦的湖畔，那是他所喜爱的作家卢梭的出生地。
托尔斯泰的心情被那一幕断头之刑搞得混乱不堪，但他冷酷的灵魂，却因日内瓦湖的美丽风光而得到慰藉。
托尔斯泰不满足在附近散步，他要到远处去游历。他找了一个认识的11岁的小男孩做伴，因为他想听听孩子的观感。他背囊里装着形影不离的日记本和备用的白纸，准备住宿或路上休息时写些旅途见闻。他们没有固定路线，起初徒步，后来累了就乘马车或坐船。
从5月27日至6月6日，这次旅行持续了11天。回到克拉兰以后写旅途见闻，可是只写了两天就撂下了，还有一篇《1857年日记摘抄》手稿也没有写完。
旅行回来以后，托尔斯泰精力充沛，同时动手创作了以下作品：包括《发疯者》、《逃亡的哥萨克》、《狩猎场》、《青年》第二部，以及《旅游日记》。
6月30日，托尔斯泰离开克拉兰，来到日内瓦，3天后又到了伊维东，然后就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7月6日，到达卢塞恩，当时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在那儿。他找了一家最好的旅馆作为住所。
第二天他看到一个音乐家的遭遇。这件事使他感触颇深，写成短篇小说《琉森》。
托尔斯泰在国外游历期间仍然赌博。在德国巴登赌博，钱输光了，向一个法国人借，又输光了，便向刚到巴登的屠格涅夫借，最后不得不向他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借贷。
185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从早到晚赌钱。没出息，下流坯！”在同年7月25日的日记里又写道：“很久以来我良心不曾受到这样的折磨。”
托尔斯泰受到良心的谴责，极为痛苦，便到法兰克福找堂姑亚历山德拉寻求安慰和同情去了。
后来，托尔斯泰又到德累斯顿住了几天，参观完博物馆，于1859年8月8日他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第一次出国的意义是使托尔斯泰亲眼看到了欧洲的生活。对欧洲的生活，他以前只是通过书本或者别人的讲述了解一些，认识模模糊糊。如今在法国和瑞士游历了6个月之后，他不仅看到了当时专制俄国所远远没有的“社会自由”的种种表现，而且也看到了这两个共和国的阴暗面。
为了村中贫穷的儿童们，托尔斯泰再次留在村里开办学校。但是一般农人都非常惊异，因为当时学校大都是为商人或地主的孩子们专设的，所以根本没有一所是设在农民居住的村落里。当然，托尔斯泰必须先将他们这种陈旧的想法纠正过来。
回乡兴办教育
托尔斯泰出国归来，在圣彼得堡逗留了几个星期。返回雅斯纳亚·波良纳之后，他就一门心思创作起《卢塞恩》来。
《卢塞恩》写的就是他游历时，在卢塞恩的那次“奇遇”。
然而这次巴黎旅行使托尔斯泰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了人世间的不公平，尤其是俄国广大农民的贫困、愚昧和落后，更使他焦灼不安。他找不到出路。
除了创作时间外，他完全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中了。他开始重整已经荒芜不堪的庄园，新栽植了大片树木，扩大了林地面积，把雅斯纳亚·波良纳点缀一新。
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美妙。托尔斯泰每天都能从大自然中发现瞬息万变的美。不管风雨阴晴，他都坚持到大自然中去散步。
他来到附近的庄园，那里有他的亲友，有他一度热恋过的瓦莱丽雅。虽然这支爱情插曲早已结束，但是，曾经在他心灵上震颤过的旋律，却仍在耳畔萦绕。这促使他用艺术形式把它再现出来。
1858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家庭幸福》的创作。小说写得很顺利，1859年4月脱稿，并于同年发表在《俄国通报》上。这是一部试验性的作品，它表达了托尔斯泰对婚姻、家庭和妇女地位的见解，为他后来史诗性巨作中的妇女形象的创作做了准备。
就在托尔斯泰接近大自然的日子里，就在他投身于农业改革和文学创作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着农民命运的问题。他感到当务之急是国民教育。他想通过普及教育达到摆脱贫穷愚昧、消除社会罪恶的目的。于是，他把注意力全部转向了教育。
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新一代有文化、高素质的农民。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托尔斯泰终于在自己庄园创办了一所学校。
学校设在一座两层的石头房子里。这座房子也就是所谓的厢房，其中的两个房间充当学生的教室，另有一间作为教师的办公室，剩下的两间是教师的起居室。在楼房的大厅前吊着一个小钟，那里排放着各式各样的体育用品，课程表就在被雪和泥土覆盖的楼梯口处悬挂着。
每天上午8时，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学校就会传出响亮的钟声。大约半个小时，那边丘陵上出现了上学的学童。
这些学童们从来不带书本，也不背书包，他们的书和文具都在教室里放着。他们每天来往于学校，都是两手空空，因为这个学校从来就没有作业，也不需要复习昨天所学的课程，也不需要温习今天要学的科目。这样学童就保持头脑清醒、活泼可爱的一面。他们只需要用清醒的头脑思考，并对今天的课程感兴趣就可以了。
当老师没有进教室前，学生们都非常自由，他们在教室里打闹、聊天或把同学的书本藏起来，或玩捉迷藏游戏，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发无聊时刻。有些学生就在雪地上滑冰，或在操场上追逐，或打雪仗。
在这所学校里，学童大多数是淳朴的农家儿童，因而也就没有男女差别。他们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天，彼此都互相帮助，尊重对方。
这所学校有着特别之处，学生迟到了也不用担心会被老师惩罚，况且座位也不是那么固定，所以学生们可以任意找一个座位，或与好伙伴坐在一起上课。
学生所要学习的科目主要有：读本、理科、文法、算术、作文、生物、俄国史、新约圣经、书法、仪器画、自由画、音乐、说话练习等。上午的上课时间为4个小时，不过偶尔会有3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课，这样学生就多了一些自由时间。
这里的老师对教学事业非常热爱，常常是将课程延长为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下午2时左右，学生们才回家吃中饭，而后又回到学校，继续上课。有些时候，学生要上到很晚，甚至上到晚上8时。
学校所追求的是自由主义，学生是否来上课，是否进教室，都是由学生自己决定的。同时，学校也免去了学生的学费。全校学生是男女合班，有40名左右。学校的教师并不多，除托尔斯泰本人外，还有3位大学生。
这就是1859年托尔斯泰所创设的农民学校的情形。1847年，托尔斯泰19岁时曾首次创办过学校，现在则是第二次从事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蕴涵着一种思想，认为有才能又有学识的人，不应自己享受知识，也应该让别人分享。
托尔斯泰的家庭显赫，而今又成了著名小说家，曾到国外旅行，积累了丰富的新知识、新观念，所以他急于想将这些新知识，让村里的儿童们分享。当初所办的学校不是那么理想，这次办学校便有了经验，所以托尔斯泰做任何事都非常细心谨慎。
为了让喜欢学习的儿童们对入学感兴趣，所以他先从小学教育开始，然后再逐渐充实扩大。
托尔斯泰亲自教给孩子们字母。经过七八个月的学习，孩子们就能够写信、写短文、读书和演算不太复杂的四则运算题了。他要求学生道德纯洁，自觉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并富有正义感。
为了培养这些优良品质，他还经常给孩子们上历史课。讲拿破仑如何从莫斯科逃走；克里米亚战争如何惨败。孩子们听得时而欢笑不已，时而愤怒地挥着小拳头。下课后，他又常常领孩子们去散步。孩子们围着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当时，学生来上学并不是很顺利的，由于家长的种种不理解，致使招收学生的工作进展得很慢。
托尔斯泰曾多方面游说儿童们的家长：“请让喜爱玩耍的孩子到学校来吧！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
托尔斯泰的得意门生之一瓦西里·莫罗佐夫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我们雅斯纳亚·波良纳全村的人接到通知说，托尔斯泰伯爵准备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开办一所学校，欢迎孩子们去上学，不收学费。大家奔走相告，聚在一起商量，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有些父母担心这是一个骗局。教书不要钱，哪有这么好的事。也有的父母认为，如果把孩子送去上学，伯爵把他们训练出来后，就交给沙皇去当壮丁，正好挨土耳其人的子弹。
而有的父母不这么认为。“过去的事，亲眼见过了，以后的事，会见到的。应该送孩子去上学，这是白捡便宜的事儿。”另外一人说：“我可要把我的孩子送去。”另外两人跟着也做了同样的表示，最后大家都想通了：“我也把我家的孩子送去。”
这样，农民的孩子都陆续上学了，也使得学校里热闹非凡，更使得托尔斯泰兴奋不已，他看到自己努力后的结果是那么样的成功，孩子们能在学校里认真地学习文化知识，这将是造福后代的一件大事。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于是开心地笑了起来。
托尔斯泰并不因学校小而感到自卑，相反他开始对教育以及如何能使学校办得更好而努力着，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从研究中获得了一些发现。
他首先发现的是，自己的理想虽然很高，但是在学校管理方面还比较欠缺，也可以说对学校的行政事务完全不通。
所以他不管是遇到本国的，还是外国出版的教育学方面的书籍，都要立刻买回来阅读；也不管路途有多么遥远，他都去向优秀的教育家们请教。他也曾到各地的学校或私塾去参观过，每一次都能获得一些非常好的经验和心得。
这样，托尔斯泰就打算到西欧各国的学校去参观一下。有了这种想法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正好这个时候大哥尼古拉在德国患病，他就去德国看望哥哥，顺便到西欧各国访问。
第一次旅行，主要是为了吸收西欧的文化，而对学校的教育不怎么重视；但是这次西欧之旅，主要是以视察各国的学校教育为目的。
开办理想式的学校
1860年7月，托尔斯泰同妹妹玛丽亚一同去看望在德国住院的大哥尼古拉，开始了他第二次西欧之旅。他称这次旅行为“游历欧洲的学校”。
大哥尼古拉住院期间，他的咳嗽加剧，一天不如一天，形销骨立，这都是由于大哥经常喝酒而导致的。让人悲痛的是，尼古拉在他们去探望后不久就去世了。
托尔斯泰此时的心情非常沉重，大哥是他最敬佩的人，因为尼古拉是一位仁慈的哥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对托尔斯泰关心照顾。
大哥去世后，妹妹就带着他的遗骸回故乡安葬，托尔斯泰就此与妹妹告别，开始自己的教育视察工作。
他先后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国家，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和幼儿园。
托尔斯泰所访问过的那些学校，到处都是棍棒式的纪律、残酷无情的体罚和机械式的死记硬背。
在访问了基辛根城国民学校之后，托尔斯泰在1861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参观了学校。太可怕了。那些学校的功课表上好像排满了为国王祷告以及体罚、默诵三种活动。儿童们都呈现出战战兢兢、乖僻、心理不正常等现象。受了这种德国式束缚教育的学生们，个个都面带铁青色，看不出一点快乐的样子，也看不到任何前途光明的迹象。”
托尔斯泰参观过法国孤儿院后，在日记中写道：“4岁左右的孩子们一听见哨声，就像士兵一样，围着长条凳做一些机械动作，按照口令举起双手又把它们放下来，用颤抖而奇怪的声音唱赞美上帝和他们恩主的歌曲。”
在英国，学校的全部注意力都用来培养孩子们的宗教情绪和对长者、主人的驯服精神。孩子们的知识都得来自校外和街头，学校没有教给他们什么知识。
当托尔斯泰回到俄国，开始了解孩子们在初等学校是怎样学习的时候，他发现在德国看到的那种学习方法也同样贯穿在俄国教育部门。
这样的教学方法，连最聪明的学生都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在类似这样的问题面前呆若木鸡。这样的学习只能使学生越学越蠢，造成他们对学习的反感。
托尔斯泰在访问了许多学校，国外的和俄国的之后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你能看到的只是孩子们愁眉不展的面孔，填鸭式的硬灌，再就是急不可耐地等待下课，恐惧万分地等待教师的提问，这种提问往往是逼着孩子们做昧心的回答。”
最后综合所得的结论，托尔斯泰却认为他们的教育方法并不适合于他的理想，所以托尔斯泰并不想模仿他们。
因为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法国，也不是意大利，他们的教育方法虽然可供参考，却不能一成不变地抄袭或模仿。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学校是托尔斯泰创办的，必须贯彻他的理想，他认为西欧的教育离他的理想相当远。
所谓西欧进步的教育，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都是将所规定的各种学科，从单方面灌输给学生的教育方式。
托尔斯泰完全反对这种填鸭式、充满了严厉规则的教育方法。
在那些强制性较小的学校里，学生的学习兴趣要高于强制性大的学校。不要对学生太过于束缚，应让学生们的性格自由活泼地发展，并慢慢引导他们，这才是好的教育方法。
如果某些同学愿意做某事，就让他们去做好了；如果他们愿意和邻座同学说说话，那也给一定的自由；若是他们想玩游戏的话，那就让他们玩一玩掷骰子。这样的教育方法，必定会秩序混乱而无法收拾，为防止这种情形发生，那就要制定出一些规矩来，要求师生共同遵循。
然而，也不能太过于严厉。例如给学生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让学生解答一些有意义的题，其中一位同学到台上写答案，另一位同学加以更正。这样一来，每个人都需要开动脑筋，每个人都有事做，他们就不至于闲极无聊而去做打闹的事了。
托尔斯泰认为这种办法极为合理，但是这样的方法不能过于严格也不能太放松；可是有些学校的老师们，却根本不愿去考虑这些问题。
如果将教育方法比喻投掷豌豆的话，那么德国式的教育方法，就像掷出去的豌豆一样，在碰到墙壁后又弹回来了，收不到任何实际效果。
俄国的教育就需要俄国式的方法。但是过去的俄国式和现在托尔斯泰所见到的俄国式竟完全没有两样，于是他就想出了自己独创的俄国式教育方法，正确地说，应该是托尔斯泰式的教育方法。
托尔斯泰在1862年初写道：“没有一种教学方法是坏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好的。教学法的缺点就在于完全遵循一种方法。而最好的教学法恰巧是不墨守成规，而是熟悉所有的教学法，综合运用并且根据所遇到的问题创造新的方法。”
“能够随时解答学生遇到的疑难的老师，才算是好老师。教师只有熟谙教学法，有推陈出新的能力，而主要的是不墨守成规，认识到所有的教学法都有片面性，最好的教学法要能解答学生所遇到的各种疑难。”
托尔斯泰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他决定采用更理想的教育方法。既没有体罚，也没有严苛的纪律，讲求自由化，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当时并不仅是西欧的国家，就在俄国的一些学校当中，体罚学生也是很常见的，可是托尔斯泰没有制订处罚的原则。
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学童体验人生的乐趣，与他们共同研究人生经历的各种问题，让他们学习活生生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让学生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教育观。
热爱儿童，眼界开阔，具有独立见解，不墨守成规，这是从事儿童教育的必备条件。托尔斯泰具有天赋的教育家的才华，他很容易与儿童打成一片，态度很自然。
因而第二次旅行归来后，他更希望与学童们在一起，与他们共同生活，一起体验人生的乐趣。
托尔斯泰以其性格的魅力和创造精神感染了孩子们和部分教师，很快在学校里创造出一种人人心情舒畅，差不多是兴高采烈的气氛。
虽然没有严格的纪律或责罚，但却没有一个学生迟到，也没有人在上课中捣乱，而且学生们的表现都很好，学业成绩也逐渐上升。托尔斯泰和学生的关系就像是蜡烛和烛芯般不可分。
学生看不到托尔斯泰会感到寂寞，同样，托尔斯泰身边没有学生也会感觉不安宁。学生和他分开的时间，只不过是夜晚而已，有时他们一直到深夜还逗留在托尔斯泰家。
托尔斯泰偶尔也会和学生们一起玩雪橇，或和他们一起滚雪球。有时托尔斯泰还送他们一些学习用具，如铅笔、小刀之类的；有时也会给他们一些糖果。
托尔斯泰还力求使孩子们养成劳动习惯。春天的时候，托尔斯泰把自己的3000平方米土地给学生们用，让学生们自由耕种。孩子们在土地上培植亚麻、豌豆、胡萝卜等，成熟以后自己动手收割，收获的果实则全部归他们所有。
他采用这种教育方法后，逐渐发觉农民的儿童远比同年龄的贵族儿童更优异、更聪明，进步也更为神速。如此一来，他现在所创办的这所学校和第一次创办的截然不同了，不但受到家长们的欢迎还得到了大力支持。
1861年5月初，托尔斯泰信心百倍地投入了自己学校的建设。他除了继续料理学校事务之外，又忙于撰写教育论文，并着手出版《雅斯纳亚·波良纳》教育杂志，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他又在附近农村办起了20余所学校。他所领导的学校，成了独一无二的教育实验所。
但是托尔斯泰在教育事业上不能只办一所学校就止步不前。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使他产生了在全俄国普及国民教育的想法，于是他写了封信给颇有交情的国民教育大臣的兄弟柯瓦列夫斯基，探询他那个大臣的兄弟对成立“国民教育协会”持何种态度。
托尔斯泰认为，国民教育只有依靠人们和社会的努力才能兴办起来。
托尔斯泰当时写道：“俄罗斯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实行国民教育……这样的教育现在还没有。”但是沙皇政府不予批准，托尔斯泰于是写道，他哪怕是一个人，也要建立一个“国民教育秘密协会”。并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兴办国民教育的纲领。
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的俄国地主和农民在土地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纠纷也越来越多，于是各地纷纷产生了居间仲裁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当地被推选为地主与农民争端的调解人。在处理这些争端时，托尔斯泰总是设法从各方面维护农民的利益，因而招致贵族们的愤恨与攻击。
托尔斯泰为调解纠纷、学校教育、办杂志忙得不可开交，但却没有一项工作能令他满意。他觉得体力不支，怀疑有肺病，于是便把一切抛诸脑后，到萨马拉大草原做马乳治疗去了。这时，警察接到一个密探的报告，说托尔斯泰的宅邸有一个秘密通道，里面藏着印刷机。于是一个上校带领一帮宪警，对托尔斯泰的庄园和宅邸进行了大搜查，最后连池子里的水都吸干了，可是除了龙虾和鲤鱼外，什么都没有发现。托尔斯泰得知消息后，愤怒至极、忍无可忍，即刻疾书至沙皇，表示了强烈抗议！
这次不讲理的搜查行动，使他的学校乱得不成样子，村民们都非常惧怕，再也不肯让子女们来上学了。托尔斯泰忍受不了这种屈辱，于是激动地写了一封信给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请求他惩罚这些趁主人不在时乱搜民宅的宪警，纵然不处罚的话，也得公布他们的罪行。
托尔斯泰认为如果这件事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那就没有再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必要，因此他准备移居到国外去。后来亚历山大二世派了一位侍从官到托尔斯泰家来，向他说了声“请原谅”，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托尔斯泰再次创办学校失败，学校终于关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