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

不要把学问看做是用来装饰的王冠，也不要把学问看做是用来挤奶的奶牛。——托尔斯泰

创作《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为了创办农民子弟学校，曾费尽了苦心，同时又当上农事裁判所的调解员，忙着调解地主与佃农间的纠纷。如此忙碌的生活所带来的疲劳，使托尔斯泰感觉非常劳累。

撒马拉的马乳酒虽然能使他疲惫的身体获得一些力量，但却无法治愈他心理上的创伤。

托尔斯泰没有很好的朋友，因而他常常感到很孤独。当他物质生活不匮乏的时候，倒有很多逢迎他的朋友；可是当他专心追求真理时，却没有真正知心的朋友了。

此时，托尔斯泰强烈地渴望获得家庭的幸福生活，所以心情也急剧地开始动摇。

从国外归来的他经常去莫斯科一位早有亲密交往的著名的宫廷侍医贝尔斯的家里做客。贝尔斯一家人以为他看中了大女儿丽莎，实际上，他爱慕的却是二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索菲娅自幼酷爱文学和绘画，常常试作小说，甚至能把托尔斯泰的《童年》整段地背诵下来。

就在索菲娅和她母亲、姐姐来到乡间庄园的傍晚，随同前来的托尔斯泰怀着胆怯的心情，把几个词的字头用粉笔写在桌子上，给索菲娅看，这真有点近似智力测验了。原来这些字头的意思是：他爱的不是她家里人所猜想的丽莎。索菲娅看后忍不住羞怯地笑了。

1862年9月间，托尔斯泰又到莫斯科。索菲娅的父母对他不遵照习惯向长女求婚有些不满，不再热情接待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些心灰意懒。可是他终究摆脱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最后，他下定决心写信，向索菲娅正式求婚。因为他已强烈地感觉到他这种爱的希望，已经变成为热烈而真实的爱情了。

当他把兜里揣了好几天的信交给索菲娅后，索菲娅简直不知所措。姐姐丽莎让她回绝，母亲却启发丽莎说，假如索菲娅拒绝，托尔斯泰也不会去爱另一个人的。这样，索菲娅激动地向托尔斯泰走来了。那时，索菲娅18岁，托尔斯泰34岁。

9月23日这一天，这对恋人在宫廷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不久，托尔斯泰便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到了家乡。

10月15日，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学校关闭了，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也停刊了。但是托尔斯泰一直没有放弃写小说。

1863年2月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哥萨克》受到文学界尤其是费特和屠格涅夫的好评，使托尔斯泰颇受鼓舞。这不能不对托尔斯泰走向《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这时，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也对他创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鸿篇巨制颇为有利。1863年秋，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说：“我已经是个有妻室并且做了父亲的人。我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而且我对这种境况已经十分习惯。这种情况为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智力，甚至整个精神力量，能这样任意驰骋，这样有利于工作。”

1860年，他在国外游历时曾遇到过从西伯利亚被赦免回来的著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同沃尔孔斯基的长谈使他产生了写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的想法。

1861年3月26日，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赫尔岑说：“我在4个月前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我本想同您谈谈此事，可是没来得及。我写的这个十二月党人应是一个狂热者、神秘主义者、基督徒，1856年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了俄罗斯。他用严厉的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新俄罗斯。这种题材是否适合时宜，请把您的看法告诉我。我给屠格涅夫读了开头；最初几章受到了赞扬。”这部小说只写了3章就放下了。

此后，托尔斯泰一度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于是，他在最好的生活环境之中，开始了新的艺术耕耘。这时他艺术上的重大革新特征已经形成，解决新的更为复杂的艺术课题也日臻成熟。这是经历了19世纪60年代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之后迎来的史诗创作的时期。

从1863年至1869年，托尔斯泰整整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为使描写的人物更逼真，翻阅了书房中有关的参考书籍。如此一来，书房堆积得好像一座图书馆似的。

不但书房变成了图书馆，一连很多次，托尔斯泰都到莫斯科的陆米捷夫博物馆去找寻当年的宝贵资料，或是去各个图书馆找书籍，以及与小说中每个真实人物有关的各种记录或日记等，作详细的研究。

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访问了1812年战争的参加者，亲自巡视了当年鲍罗金诺的战场，并在那里草拟了该战役的写作计划。

尽管这样，托尔斯泰的创作仍然面临着难以驾驭的困难。宏大的艺术构思与传统形式发生了严重的抵触。他担心自己写出的东西不会符合任何一种文学形式。

作为艺术革新家的托尔斯泰，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历程之后，终于决定打消一切顾虑，去写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不去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考虑给作品以什么名称。

托尔斯泰认为过去所发表的作品都是他的试笔，这一次的巨作，才是他的真正作品。托尔斯泰灌注了所有的心力在这部作品中。

托尔斯泰在创作的头一年差不多都用来探索小说的开头了。他自己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在他的档案库中保存了15种小说开头的异文。

写作是件苦事，因为一部巨著中的人物不但繁多，并且应各自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他必须经过再三的推敲与熟虑，不断地重新安排角色，这确实是很艰难的差事。

《战争与和平》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作品中的某些事件、场面和自然环境，也多是从他所经历的上流社会和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托尔斯泰在生活中有着极其广泛的爱好与兴趣，这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他酷爱运动，能骑善猎，并于1864年秋，利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空隙时间，又骑上他最喜爱的英国纯种马，带上两只猎犬出猎了。

半路忽然跳出一只兔子，他起初无心去打，可是猎犬追上去了，他也就放开马缰驰骋起来。当时道路很滑，马在飞奔中突然失蹄，他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昏厥过去。待苏醒后，他怕妻子担惊受怕，便来到一个农民的家里。

索菲娅闻讯，急速跑来把他接回家，并连夜请来大夫为他接骨，但一直未愈。后依照岳父贝尔斯的建议去莫斯科治疗，在那里，专家们重新为他施行了手术。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已开始了的创作。在莫斯科治疗期间，他急不可待地把故事口授给丹尼雅或丽莎。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后，他选择了楼下一个肃静的房间专门用来创作。这期间，索菲娅除了照料孩子以外，还要关照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了托尔斯泰最得力的助手。

《战争与和平》这座巨大而宏伟的历史艺术殿堂，完全是在广博而坚实的生活根基上建筑起来的。托尔斯泰不仅是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两次战争的参加者，而且也是上流社会的思考者、农奴生活的探索者和学校教育的革新者，这给他的艺术创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前后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共有559个人物，上至皇帝、王公、外交官、将领、贵族，下至地主、商人、农民、士兵，如此众多的人物，在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和色彩，男女主人公以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战争与和平》是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写成的。书中的历史事件是以编年顺序排列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又与独特的个人事件相结合，宏伟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与日常生活的写真相交织，史诗般的庄重叙述和批判家的深刻揭发相统一，从而打破了当时欧洲通行的传统形式，熔铸了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

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技巧，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细节，浮雕般的肖像刻画，内心独白的运用，“心灵辩证法”的发挥，以及对人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真切理解与深邃表达，这一切都通过丰富而又多样化的语言，自由地编织进了这一瑰丽的艺术锦缎之中。

但由于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他在作品中散布的宿命论观点以及在他早期作品中还不大显著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都有所发展。

这部作品在《俄国报知》第一号上被印刷后，曾遭受到各方的严厉批评。

进步主义批评家说托尔斯泰是在替反动主义者说话，纯粹是旧思想的作品；而保守派的批评家却又强调作品中的爱国思想，并非是他的真正思想。

与托尔斯泰争论最激烈的是他最尊敬的作家屠格涅夫，他批评这部作品缺乏有意义的内容，只是充满了不值一提的事件；而其中又插进了很多法语，与所写的俄语情节脱节的地方很多。

托尔斯泰并不去理会他们的批评，只要自己灌注了所有的心血而完成的作品，能够多抓住一个俄国人的心就够了。

当第四卷发行的时候，就连屠格涅夫也开始夸奖道：“真是无话可说，这部书的确是一部非常完美的作品，在俄国没有比这更优秀的作品了。不，不仅是在俄国，除了托尔斯泰外，全欧洲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出版后不久，在俄国很快销售一空。小说迅速译成外文，畅销西欧各国。它的出现轰动了整个欧洲文坛。也使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作。

《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

《战争与和平》恢弘的构思和卓越的艺术描写震惊世界文坛，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英国作家毛姆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称赞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

他紧张地、持续地工作了6年之后，亲友都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有段时间，他也确实什么也不想。他感到身体不适，还到外地进行了马乳治疗。但是，即便在这样休息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学习。他集中研究戏剧，并以充沛的精力学习希腊语。

这期间，虽然在脑海里时时有“不速之客”跑来扰乱他的思维，呼唤他去创作新的文学作品，但是，他却没有提起笔来。他的思想又被教育填满了。他始终认为，教育好下一代是自己崇高的职责。当他看到孩子们用的课本既乏味又费解时，便下决心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一套启蒙课本和儿童读物。因此托尔斯泰也开始尝试着写一些童话和寓言类故事。《公秧鸡和母秧鸡》、《狼和弓》、《猴子和豆子》等都是孩子们喜欢看的故事。

为了编写儿童书籍，他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古希腊、阿拉伯及印度文学。为了学好有关天文学的知识，他还整夜整夜地观察天上的星宿。在这上面，他花费了许多精力，用去了不下于写一部巨著的时间。他对自己这项工作也甚感惬意。只是当时的成果因没有引起社会重视，而造成课本传播不广，着实使他着急懊恼了很长一段时间。

无奈之下，他也只好放下一些新创意又重返史诗创作。

亲自编写识字课本

1869年秋天，托尔斯泰将《战争与和平》的全部6卷完成后，便教授大儿子谢尔盖知识。在教授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儿子以这样的方式学习，所获得的东西不是很多，于是又想要开办农民学校。

几年前为了开办学校，托尔斯泰曾付出了大量心血，眼看就要取得伟大成果，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宪警进行无理搜查，致使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被迫关闭。

这悲惨的回忆并未从他心中消失，可是他必须洗去这悲惨的回忆。为农民着想，托尔斯泰还得再次为他们播种智慧的种子。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重新振奋起不屈不挠的决心。

托尔斯泰自从停办学童教育和教育杂志以来，曾经多次回过头来考虑教育问题，他想把19世纪60年代积累的办学经验加以整理，公之于世。

当托尔斯泰全力写《战争与和平》时，他已经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有了很深的了解。他想了很多，一个人不能只过清闲的日子，况且也不能一味追求不做坏事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人很好地活着，就应该为人民谋福利，至少也得对别人、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才算是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这种思想的真义，也就是要有“爱”，这包括了对亲人的爱，对所有世人的爱。

想到这里，托尔斯泰对战争又产生了怀疑，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勇敢奋战，但此时他却对战争产生了反感。

他看到战争是那么残酷，不但违反了人类本性的行为，而且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失去生命，更使得大多数人不知耻地去做坏事，如叛逆、诈欺、放火、伪善、残杀等。总的来看，这是战争所留下的恶果，这是多么可怕啊！

《战争与和平》中写道：

战争的目的是互相残杀，战争的武器是阴谋、间谍、唆使、破坏，为了军队的补给从而去掠夺人民的财产。这些全都是暴露了虚伪与欺诈者的内幕。

军人没有自由，有的只是服从命令；而施暴、残忍、放荡、赌博等则是上流社会贵族们的生活再现；然而，军人的领导者却是这些贵族们。

现在，就连国王和皇帝也都穿上了军服，以此来炫耀自己。这些人还以杀人的数字互相炫耀功勋，并到处宣布胜利的果实。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办学校时，托尔斯泰曾努力思考过这些问题，并努力使农民子弟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以后，他仍要继续实行自己这种理想的教育。

为了要建设伟大的俄国社会，必须将智慧的种子播种下去，为了下一代的人，必须从他们之中选出最优秀的教师。所以托尔斯泰认为这些农民子弟由小学毕业后，必须再让他们继续升学，这就是托尔斯泰创办草鞋大学的最初构想。

首先他考虑到要编印一些教科书，过去的教科书，对现在的人已经不太适应。以往的都是教条式的，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要亲自编纂教科书。

托尔斯泰在萨马拉疗养期间，已经在编写《识字课本》了，这是他值得全力以赴的事业。

1868年9月，托尔斯泰与美国领事斯凯勒进行了交谈，他们谈到了教育问题。托尔斯泰提出自己不断在探寻教育儿童读书识字的捷径，这是他非常关心和瞩目的大事。斯凯勒对托尔斯泰的行为感到欣慰，并对托尔斯泰的《识字课本》赞赏不已。

1871年9月，托尔斯泰全力以赴认真编写《识字课本》。未经修改的第一版《识字课本》是按下列顺序组成的：第一部分为字母表、读写训练；第二部分为《阅读园地》；第三部分按照托尔斯泰设计的特别体系讲授教会斯拉夫文；第四部分主要是算术，数字的古斯拉夫写法、罗马写法、阿拉伯写法。

托尔斯泰收进书里的故事，都很有趣，富于艺术性，而且内容深刻。凡是给他留下印象的东西，他都回忆起来，收进书里：俄国民间故事、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教和强盗》、伊索寓言、普卢塔克的一些作品、印度土耳其阿拉伯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和托尔斯泰自己的两篇长的和许多短的短篇小说。其中《高加索俘虏》曾刊登在斯特拉霍夫编的《曙光》杂志上，小说以其艺术上的完美受到评论家的好评。

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在《环球画报》上写道：“《高加索俘虏》是用一种完全特别的新的语言写成的。叙述简洁被放到了第一位。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没有一点藻饰。这篇小说艺术上的朴素无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

托尔斯泰还制定了《识字课本》的教学法，他称之为“拼音法”，以区别于当时政府推行的“单音法”，即不是让学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单独学发音，而是让学生把辅音同元音拼到一起学。

托尔斯泰在《识字课本》的后记里还强调了他19世纪60年代办学的一些原则。

1872年4月，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说：

我的《识字课本》一方面在排印，另一方面又在编写增删。为了要编写这套教材，要懂得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要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还要在语言上下巨大的工夫。应当把一切都弄得优美、简洁、朴实，尤其重要的是清楚。

托尔斯泰对算术教学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反对一切机械运算法，要求学生自觉地对待各种运算。由于他比较喜欢数学，对数学也比较精通。

托尔斯泰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于1872年1月又在庄园里办起一所学校。他自己不仅任教，而且把周围地区的教师也都请到了庄园，向他们演示自己的识字教学法。

大家情不自禁地为托尔斯泰的热情所感染，纷纷执教，托尔斯泰本人，他的妻子，几个孩子，还有客人都上堂讲课。贵族跟农民的孩子虽然地位不同，可他们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建立了友谊。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们学得积极主动。学习效果显著。托尔斯泰夫人1872年2月2日给妹妹的信里说：“全体学生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字母和拼音。孩子们认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全都努力学习，兴致勃勃，劲头十足。”

《识字课本》编完后，托尔斯泰决定请求他新结识的朋友特拉霍夫协助出版。然而出版后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好评，书没有售完。

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识字课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因此遭到一些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

1874年1月15日，他在莫斯科普及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教学法进行辩护。他建议在莫斯科选择两所学校，一所按“单音法”教学，一所按托尔斯泰的“拼音法”教学，进行试验。他的学生莫罗佐夫参加了这次试验，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种教学法的倡导者仍然各执己见。

托尔斯泰感到很伤心，于是他把《识字课本》做了删节，改名为《新识字课本》连同《阅读园地》一起再版。这两套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行数百万份，畅销全俄国，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新识字课本》学习读写。深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托尔斯泰最后一次试图对民众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已经是在1876年了。托尔斯泰计划创办一所初级农民师范学校，他管这叫“草鞋大学”，培养农民当教师，因为农民更加接近农民子弟。

这也是他第四次办学校了，比起前三次来，自己已经有更多的实际经验了。

托尔斯泰为了使农民有农民教师，希望受过教育的儿童能成为优秀的教师，他一直努力着，从不放弃。

这所大学是一所边学习边工作的大学，毕业后他们能够和家乡的人在一起工作；这也是一所使儿童们自由接受教育，培养出农民教师的大学。教师们都赞成托尔斯泰的这种教学方法。

然而眼前却出现了难题。创办大学需要更多的经费，何况学校不收学费，也不向家长募捐，所以这些经费只有从别处筹募了。

有一天，担任县贵族会会长的友人德艾夫沙马林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对托尔斯泰的做法表示赞赏，并热心地对他说：“在农会里存有30000卢布，你可以领取用来作为农民教育费。”

“真是求之不得啊，我马上去申请拨款。”

托尔斯泰立刻向农会递交了申请书，可是却遭到了农会的拒绝。据知，这笔钱是要用来捐建叶卡捷林娜二世的纪念碑的。

看来叶卡捷林娜二世纪念碑比教育还重要。不，是教育。只是那些人不明白而已。托尔斯泰因此而伤心，但是生气也没有用。

于是，托尔斯泰决定自己去筹募这笔经费，前后奔波了两年，但是却没有筹到足够的经费，因而设立的农民大学也无法实现。

虽然创办大学没能成功，但他仍然无私地致力于普通教育。后来，托尔斯泰在加内欣工厂的女工部门依据他独特的教育方法，开办了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实施初等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法；而另外一所实施托尔斯泰的教育法，让它们自由发展，而后相互竞争以显成效。

托尔斯泰提出的教育理论，在俄国受到了强烈影响，轰动了整个教育界，也波及文艺界。

然而这种自由的教育法，并没有受到那些古板、顽固派教育家们的欢迎。

写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在筹办教育工作的同时，还不断为写小说构思。当从萨马拉回来后，他想写小说的欲望逐渐增强。索菲娅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托尔斯泰正在做写作的准备。”

那时他曾写信给朋友费特，他说：“我不断地想倾吐内心写作的愿望，不管我写的是上好的或最下级的，但我以能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为快。”

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作品。他之所以要写这一部作品，是因为彼得大帝时代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两个时代都是俄国历史转折时期。显然，他想通过描写彼得大帝时代来阐明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不过他也想通过这部作品反驳19世纪60年代流行的历史观点：俄国接受欧洲文明完全是靠沙皇的努力，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未起任何作用。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刚开始，托尔斯泰决定把这部作品写成戏剧，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想写成小说。

托尔斯泰夫人1870年2月15日的日记写道：“我看到他在读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彼得大帝史》。彼得大帝和缅希科夫的形象使他很感兴趣。关于缅希科夫，他说这是一个纯粹俄罗斯的刚毅性格，百姓出身的人，只能是这个样子。关于彼得大帝，他说他是整个时代的工具，他自己也感到痛苦，可是被命运指定要率领俄国去跟欧洲打交道。”

后来这部未来小说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归根结底，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意识里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作为历史推动力、创造力的人民的小说。

托尔斯泰为了更好地描写彼得大帝这一形象，他翻阅了图书馆的大量书籍，并收集了与之相关的资料。有时他把它们拿起来读一读，或者做眉批。

整个1870年，托尔斯泰都在努力研究彼得大帝的时代，动笔几次，可是只写了些零散的草稿，并没有接着写下去。

当托尔斯泰继续调查研究之后，他对彼得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大帝的政治措施根本不为了国家而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奢侈地建设首都贝德尔普鲁格堡。

也因此，托尔斯泰对这种人物没有什么好感了，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件工作。

然而，他却由于妻子的鼓励，从而产生了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当时托尔斯泰的伯母塔沙娜·艾鲁欧斯卡雅，勤劳能干，一直为这个家付出着，直到前年卧病在床。那天托尔斯泰来到了伯母的房间，看到身体虚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断岸》，他妻子坐在一旁做着手工活儿，一边听儿子诵读。

托尔斯泰走进房间后，拿起桌上的普希金的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嗯，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非常好，应该是这样的。不需要过多的描述，就直接进入到事件的中心了。”

此刻，妻子开玩笑地说：“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写小说呀！”

顿时，托尔斯泰仿佛看到了希望，他说：“对，你说得太对了，我会好好写下去的。”

托尔斯泰悄悄走出伯母的房间，回到了书房，坐在桌子前，开始提笔写作。

“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的纷乱复杂。”而后托尔斯泰又接上一句：“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有相类似的地方；可是，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872年1月，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正在用心描写以彼得大帝为中心的长篇小说。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附近，有一桩自杀案件发生了。地主的妻子安娜·史特帕诺比娜，是一个容易嫉妒别人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对她们不信任，还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

当最后一位家庭教师来的时候，她的嫉妒心更重了，使用了让人无法接受的手段，这却激怒了丈夫，夫妇难免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太太不得不出走。

第三天，安娜·史特帕诺比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雅仙奇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交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比可夫。

车夫很快地将信送去，可是毕比可夫不愿收这封信，于是车夫只好再带回车站。

那时候她已经死了。马车夫回到车站才知道她已经卧轨自杀，她可能是为了要向丈夫报复才如此做的。

检察官及验尸的人都到齐了，把那死者委托车夫所带的信拆开，信上是这样写的：“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雅仙奇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这是在耶稣基督洗礼祭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她那被解剖的尸体。

从这次悲惨的事件发生后，托尔斯泰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正是安娜·史特帕诺比娜的悲剧，激发了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灵感。

事实上，托尔斯泰是在构思彼得大帝长篇小说的同时就产生了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冲动。那时，他就想写一部被上流社会所摒弃的不忠实的妻子及其命运的小说。

而直接推动他创作的契机，则是由于他偶然间读了普希金的作品引起的。当他重新读了《普希金文集》中的一个片段：《客人们来到了别墅》时，仿佛忽然间解决了他创作中的全部疑问。托尔斯泰对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开头赞叹不已，并不由自主地潜入了自己的艺术境界之中。就从这一夜，即1873年3月19日夜，他正式开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托尔斯泰最初只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已婚妇女的故事。出现在他笔下最初的安娜，可以说是个既不漂亮，也不聪明，甚至毫无心肝，专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渥伦斯基却有各自值得人同情的精神品质，卡列宁甚至还与渥伦斯基结了婚。因此，书名曾定名为《两对夫妻》、《两段姻缘》。

但是，托尔斯泰在反复修改中，这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娜越来越富有动人的魅力。她不仅具有非凡的外在美，而且，具有高尚的心灵美。

相比之下，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在她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了。小说从宽恕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所酿成的家庭悲剧的最初构思，到最终确立为以反映广阔的时代，批判社会时弊为宗旨的重大主题上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历史变革的特点，触及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清楚地反映了托尔斯泰对当代俄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刻画了150多个人物。全书是由两条情节线索构成的。一条是城市上流社会的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线索；一条是农村地主庄园的列文——吉蒂的爱情生活和精神探求的线索。两条情节线索并行发展，似分犹合，形成了双重性的结构布局。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曾刊载过《战争与和平》的《俄国报知》新闻社排印初稿。

12月中旬，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后续几章送往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小说出版后，无论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它，像往常一样，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1877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曾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分的出版情况，各报报道得如此之快，议论得如此之热烈，就好像是报道和议论一场新的会战或俾斯麦的一句新格言一样。”

这年春天，斯特拉霍夫给他寄来一些赞扬《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托尔斯泰看也不看就烧了，因为他不愿受赞扬的腐蚀影响。

然而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却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

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是作者胆大的作风，以及华丽的文字和恰到好处的笔力给这部旷世之作赋予了生命。

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托尔斯泰的生活，充满着许多重大的事件。在经历了战争后，他就对战争产生了厌恶。

“战争是我唯一思考的问题，它挡住了我的视野。”1877年8月9日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思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我们积弱无能的问题，况且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

托尔斯泰内心对战争虽然持反对态度，但是积习难改。作为一位退伍的爱国军人，他因爱国自豪感受到损害而痛苦，他无法忍受俄罗斯人可能败北的想法。

“我对战争的感情经历了许多阶段，”他在1877年9月2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对于我是明确无疑的了：这场战争是最严酷的真相大暴露，比1854年那场战争远为明显的大暴露，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托尔斯泰害怕文学创作中的千篇一律，形象塑造上的陈规旧套，音乐、戏剧、绘画以及一切艺术中的庸俗无聊。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表现和激发人身上一切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

托尔斯泰更加害怕的是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他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强者在自由、平等的庇护下，将许多弱者推入到互相残杀的场面中。这些人丧失了理智，颠倒是非，欺骗、敲诈，暴露出种种卑劣行为。

在丧失理智的时候，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挺得过去。

这也使得托尔斯泰对信仰上帝产生了依赖，离开这种信念他就根本无法生存。

“宗教对于我，就像感到自己就要溺毙的人抓住什么东西，以免于灭顶之灾一样，”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宗教成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经有两年之久。”

托尔斯泰感到，通往上帝之路就是拯救生命之路，因此他痛苦地探索这条路。

托尔斯泰是一位终生寻找神的人，他年轻时信神，后来不信了，把传统的基督信仰完全抛在后面。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结尾描写的列文对人生哲理的探索，也正是反映了它的作者托尔斯泰当时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1877年4月，托尔斯泰在给费特的信里说：“您首次对我提到上帝。而我早已在不断思考这个首要问题了。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出路子来。”

于是他就进行探索。他知道宗教信仰在俄罗斯农民中间有着什么样的力量。宗教帮助农民忍受贫困和疾病，教导他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上帝的意志，迎接死神。

托尔斯泰常常到离雅斯纳亚·波良纳1俄里半远、从莫斯科通往基辅的大路上去散步，观看历尽千辛万苦到基辅去朝圣的虔诚教徒。他也常到教堂去，他要弄明白并且体验这些虔诚教徒的心理状态。为此，他还同斯特拉霍夫一起到奥普季纳修道院去了一趟。

奥普季纳修道院是很有名的一座修道院，据说是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修的。俄国作家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哲学家索罗维约夫都访问过这座修道院，有些作家在这儿住过并且埋葬在这里。

著名的阿姆弗罗西长老在这里修行，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渴望已久的信仰力量，但他未能如愿。

托尔斯泰也希望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在修道院只待了一段时间，他想在那里找到答案。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我的那位友人带回来许多关于您以及我的谈论。神甫们对您赞不绝口，认为您心灵无比美好。他们把您同果戈理作了个比较，说果戈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您却没有丝毫傲气。神甫也称赞我们俩心灵的美好。”

但是托尔斯泰不光在教堂里探索答案。他也想知道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预言家和哲人们取得的成果，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他们的著作。

托尔斯泰不断阅读哲学家的作品，狂热地从中寻求他苦思不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答案。

1877年12月18日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您借给我的那些书真是太好了，我对您有说不出的感激。我在埋头阅读施特劳斯、雷南和蒲鲁东的著作。马科斯·缪勒和路易·布尔诺夫的著作，我现在有了。我还需要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但我已订购了。索洛维约夫的文章，我早就想读，但一直不敢开始。”

托尔斯泰的探索活动可能太狂热了，以致使得他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不得不对他表示担心和规劝。

1877年8月16日，斯特拉霍夫给他写信说：“我在这两个月对您的认识，自然要比过去历次拜访深刻，我对您的情谊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为您担忧。我看到您每天感受的东西抵得上别人一年所感受到的，您以比别人多十倍的力量在思考和感受。”

“您在寻求安宁，但寻求不到，阴沉恼人的思想在您身上有时发展得过了头，这是可以理解的。解决的办法就在您手里掌握着：您要生活得安静些；对音乐，对写作，甚至对您喜欢的打猎都不能太狂热。打猎使您陶醉，然而您打猎时追逐的并不是大鹬和野鸭，而是思想。脑子充血过度会使人过分敏感和暴躁，所以请您不要用脑子。”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在思想上进行着多么紧张的探索，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却照常延续着。

1877年12月6日，托尔斯泰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安德烈。他已有6个孩子了，个个都需要关心、照料、教育，需要替他们请家庭教师，为此，当然需要钱。托尔斯泰努力增加收入，购进土地，发展家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写作进项。

这时他当选为省自治会议员，但是他对社会工作不感兴趣。他的主要消遣是打猎，他常常独自带着一只狗出门，整天在森林和沼泽地奔走，猎取山鸡、野鸭和鹌鹑，或者带着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谢尔盖和伊里亚骑马到周围田野追捕狐狸和兔子。

不过，托尔斯泰不管干什么，他的头脑里始终在考虑自己所探索的问题。

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里写道：“哲学里除了说宗教是一种偏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定义呢？最纯洁的基督教又是什么样子呢？”

托尔斯泰因找不到“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的答案，而对人生感到绝望，他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所站的地方好像要崩裂了。生活没有意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杀！我写作，获得成就，把儿女教育大了，都是为什么？我应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就没有活的必要。”他甚至说自己不得不把绳子都藏好，免得自己拿了去悬梁自杀。

托尔斯泰小时候曾读过《圣经》，因为托尔斯泰家族信奉俄国的东正教，妈妈以及妈妈死后代为养育他们的姑姑、保姆，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但托尔斯泰只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读了。他在心中最痛苦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连几个月整天不住地读《圣经》，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但他注意到，每逢想到神的概念，就有一种生命的热力涌上心来，就在那顷刻之间见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美。他觉悟了：“我何必再寻找呢？”

托尔斯泰说道：“生命的奥秘不在知识中，也不在哲学答案中。人智慧的尽头就是信仰的起头。”他感悟道：

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源头，当你找到了神这位生命的源头和主宰，情愿在他对人类整个计划中献上自己的力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所要我做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

托尔斯泰从秋天起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开始上教堂做祷告了。据他的夫人说，他甚至为基督教辩护，她很欣赏他的论据。

11月11日，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里写道：“他的头脑里明确了，人物全活了，他今天工作了，很高兴，相信自己的工作。”

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不论内容或形式，均深受《圣经》的影响。他认为《旧约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和《新约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乃境界最高、描写技巧最优美的短篇创作。他还说：“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如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儿童。”“每个人都想改变人类，但没有人想到改变自己。”1895年，他写了《福音简介》和许多圣经注解。

托尔斯泰晚年时写过一段肺腑之言：

我一生中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什么都不信。后来信仰临到我，我相信了耶稣的道理，整个生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不再绝望，反而尝到喜乐，是连死亡也不能夺去的。

在我接受耶稣的教训之后，心中的绝望变为希望。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学说，不是信仰戒律，或者什么训示、什么思想，而是信仰可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神——耶稣基督。

抛弃贵族生活

1881年秋，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上学，托尔斯泰举家移迁莫斯科。

城市生活对于托尔斯泰是莫大的痛苦。他从来不在城市久留。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高加索壮丽的群山和咆哮的河流的环境里，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田野上和森林里，或者在萨马拉自由自在的辽阔草原上，他才能尽情呼吸，心情振奋，有一股高尚的精神力量使他超脱尘世生活，心灵与上帝融合。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他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与人民的饥寒交迫，这一切使他极为震惊。

托尔斯泰去访问贫民区，成千上万难民的眼睛盯着他。他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迎风哀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心都碎了！就在当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时，禁不住号啕大哭，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连连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这时，托尔斯泰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接着开始去深入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主动参加了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监狱、法庭，参观新兵收容所。这使他更深刻地认清了建立在对广大群众奴役基础上的整个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本质。因此他抛弃了所有社会地位，如伯爵头衔、县贵族长职务、法庭陪审员职务。

托尔斯泰在10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过了一个月。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未安顿好，何时开始过日子呢？一切安排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这不是生活。”

托尔斯泰决定从这局促闭塞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光明。他与特维尔省的农民瓦西里·休塔耶夫结识，就是一线光明。

托尔斯泰夏天在萨马拉省的时候，就认识了研究俄国教派的普鲁加文，向他打听了休塔耶夫的情况。

休塔耶夫宣传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当互相友爱，亲如兄弟；主张财产共有，他全家生活在公社里，不承认私有财产；不允许用暴力作为抗恶的手段，他的儿子被召去当兵，不肯宣誓，不肯拿枪，宁愿进军事感化营。他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

休塔耶夫说：“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销，贸易无须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等，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属于公社。”

1881年10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得实在苦恼，便离开莫斯科到特维尔省去访问休塔耶夫。他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找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找到了对基督耶稣学说和上帝的信仰。

他在日记里说，休塔耶夫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的信仰：“一切在于你，一切在于爱。”

于是，托尔斯泰生活方式上决定走平民化道路。他放弃了打猎，改吃素食，戒烟戒酒，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莫斯科居住时，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收拾房间，然后劈柴、打水、生炉子，并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坐在小房间里缝鞋、打鞋掌。夏、秋季节，他又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耕地、割草、施肥……

为了帮助多子女的困难家庭运草还砸伤了自己的脚，一连几个月卧床不起。他还给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料，把森林分给农民使用。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贵族生活，要求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离开他的庄园，永远居住在农舍里。

很明显这个决定令索菲娅很难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她辞退全部佣人而包下全部沉重的家务负担：做饭、缝纫、洗刷、带孩子……好让托尔斯泰在那里忏悔、赎罪！而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呢？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他而生活的。她还要为他、为子女而继续生活。于是，她以托尔斯泰和体弱多病的子女都离不开物质保障为由，不肯遵从丈夫的意愿抛弃一切财产、离开庄园走进农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潜伏着的家庭危机，这时越发加深了。索菲娅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苦苦地折磨自己，然而，托尔斯泰却拒绝她给予的一切温存与体贴。索菲娅感到她生活中失去了某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她的信赖和对创作的热情。她为失去的这些东西常常大声地哭着、争论着，结果不但不能弥合已出现的裂缝，反而把它撕扯得更大了。

托尔斯泰的家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也像被遗弃了一样。后来，托尔斯泰采取了妥协的办法。188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经营全部财产的权力和他在1881年以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出版特权授予了妻子。

这种退让显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因此，他常常为此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特别是从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目睹这种都市的家庭生活比在乡间还要奢侈，更使他无法继续忍受。而妻子并不理解和这样一位勇于反抗的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所经历的全部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生活实质，因此，对自己丈夫的信仰毫不理睬，甚至常常向他发火。

这种争吵越演越烈，直至1884年夏的一天，当夫妻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准备远走他乡，永不回来。但是，他在途中突然想到妻子即将分娩，这样离开有悖于自己的道德信条，于是才从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妻子忍着腹中的阵痛，来到丈夫身边，3个小时后，生下了最小的女儿萨莎。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又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

1890年和1891年是托尔斯泰和妻子关系特别紧张的年代。1890年冬天，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几个农民砍了托尔斯泰种的几棵树并把它们从林子里运走了，这件事震动了托尔斯泰。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地感到他的信念和事实本来面目之间的矛盾。由于要维护他所反对的私有财产，那几个农民定要受审并且被捕入狱，而他们砍几棵树，很可能，不过因为穷困所逼……

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法院判处偷砍树的农民6个月拘留。托尔斯泰夫人本想判决以后再宽恕这些农民，但没想到刑事案件是不能宽恕的。

托尔斯泰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气呼呼地指责夫人，夫人当然不肯认错，于是便互相指责，直至早晨5时还不能平静下来。由于他所反对的他的私有财产，农民竟被夫人送去坐牢！夫人竟这么不理解他的信念！他十分痛苦，夜里失眠。他又想到离家出走。

他下决心放弃私有财产。年龄大的儿子们特别是二儿子伊里亚想要独立门户，支持这个决定。

1891年4月，全家聚集在一起。财产被评估后，分成9份，分给妻子儿女。

儿女们对父母的这场争吵的态度各不相同。塔尼娅既爱母亲又同情父亲，竭力劝母亲让步，促使他们和解。谢尔盖力避介入。伊里亚在为自己的家庭操劳，自顾不暇。列夫站在母亲一边。玛莎支持父亲，为他苦恼。

托尔斯泰经过跟妻子多次争吵和长期思考之后，终于在1891年9月16日决定给报社写信，发表声明：

“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用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1886年版第十二卷上和今年即1891年版的第十三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即今天之后可能出现的作品。”

托尔斯泰夫妇的争吵并没有妨碍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正常生活。家里仍然是宾朋满座，热热闹闹。坐在餐桌旁就餐的人，每天都有10至14个人。人们照样野餐，骑马出游，引吭高歌，朗诵，谈话……甚至还出现了一阵雕塑热。

托尔斯泰最后30年，就是在这种时而温馨、时而冰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这种背叛自己贵族阶级的平民化生活并没有扭转托尔斯泰在他学说中的根本矛盾。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平民化，而在于如何领导千百万农民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891年后，灾情开始蔓延至俄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引起社会对人民灾难的关注，深深热爱自己人民的托尔斯泰带领着大女儿沿村募捐，创办饥民食堂，著文介绍防止饥荒的办法，同时上书沙皇，陈述灾情，呈请赈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壮举深深地打动了索菲娅，因此到后来，她带着儿子也参加了由丈夫发起的这项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加盟。

把稿费捐给教徒

世界观的“激变”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他甚至走到了否定艺术的地步。作出了舍弃文学的惊人决定。这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屠格涅夫临终前在给他的遗书上写道：“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答应我的请求吧！”

托尔斯泰这时虽然已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哲学研究上，但是，生活本身向他提出的课题，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些重大课题，表达自己新的观点的愿望，都在召唤他回到艺术创作上来。

因此，他在除创作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喜剧《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尔奏鸣曲》、《哈泽·穆拉特》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但也使托尔斯泰在世界观中的弱点暴露无遗。

托尔斯泰在对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中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察官柯尼于1887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也正是这个案件在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中留下了某种痕迹。

柯尼在19世纪70年代，曾任彼得堡地区法院的检察官。有一次他那里来了一个年轻人，“脸色苍白而富于表情，闪烁的目光流露出内心的忧虑。他的衣着和风度表现出他是习惯于上层社会交际的人”。他十分激动地抱怨检察官的同事拒绝把他的信转交给一位名叫喀秋莎的女犯人，拒绝的理由是“信事先未经检察官审阅”。

在与年轻人交谈时，柯尼了解到，喀秋莎是一个因为从一个喝醉的“客人”那里偷窃了100卢布而被逮捕的妓女。柯尼了解了她生活的经历。看来第一个使喀秋莎“失节”的就是来找柯尼的这个年轻人。审判时“他才发现，这个被指控为偷窃的不幸的妓女就是自己曾经强暴过的喀秋莎时”，于是决定同她结婚。然而喀秋莎患了斑疹伤寒，并且在监狱的医院里死去了，她的未婚夫从此便不知去向。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柯尼才“在俄罗斯内地省份的一个副省长的任命书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在叙述这个悲惨经历时，柯尼写道：“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道德规范的启示，是‘上帝洞察实情，只是不早言明’这句格言的崇高正义性的体现。”

托尔斯泰要求柯尼把他要讲的这个故事叙述得像生活里发生的实事一样，或者按照托尔斯泰爱用的术语，像“生活的一个侧面”。

他显然非常担心，像柯尼这样热衷于说教的检察官是不太会讲故事的。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喜欢说教，可是文学创作就最怕这一点。一旦文章写成了说教式的东西，其说教本身就会使故事本身受到损害，读到故事的人也不会觉得这个故事会怎么样有意义了。

柯尼答应了托尔斯泰的要求，决定给媒介出版社写。事隔两年，也就是1889年底，托尔斯泰知道柯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他要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柯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

托尔斯泰此时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衣衫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戴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几度出现踌躇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的情况，但是他及时给作品作了调整。在千锤百炼之下，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不朽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创世杰作《复活》。

1899年末，《复活》在《原野》杂志上全文刊登完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也在契尔特柯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办的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了。

《复活》发表时，柯尼这才看到，他讲过的故事在小说中只留下了“某种痕迹”，完全没有占有像这部小说的研究者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位置。

还有一点就是托尔斯泰为帮助移民，开始为他们筹措旅费，并同时写小说。这是促进托尔斯泰完成《复活》的原动力。

《复活》的思想艺术构思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途径，吸收了不少的素材。小说情节的发展，不是来自一粒，而是来自许多粒“种子”。“柯尼的”情节只是其中的一粒。

对于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来说，《复活》第一次不用贵族而由一个普通女人来充当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作品围绕玛丝洛娃悲剧性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全部罪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空前尖锐的批判，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矛盾。他通过广阔的艺术画面，从法庭、监狱、政府、教会，一直到经济、道德、伦理，严酷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到了最高峰。

与此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恶”，要人们跪倒在上帝面前进行“道德自我完善”、“饶恕一切”、“爱仇敌”，甚至期望“好老爷”把土地恩赐给农民。这些消极的缺乏斗争的观点似乎和基督教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在这部作品里，作为“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暴露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作为千百万俄国宗法制农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场也表现得最明确；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出的救世药方所显示的软弱无力及反动实质也最清晰。显而易见，这是托尔斯泰全部文学活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这部作品在发表前，曾经接受政府审查官员的检查，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对，又说哪处写得不妥当，最后将很多地方删减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一章全部都被删去。托尔斯泰真是气极了，可是政府官员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辩驳的。

由于遭到太多的删改，文辞语气已无法连贯，所以不得不重新改写，以至于这部小说越写越长。当初原来预定的稿费为12000卢布，现在因篇幅增加了，不得不提高到23500卢布。所幸这部作品终于获得全世界的好评。这是托尔斯泰花了11年的心血才最终完成的一部鸿篇巨著。这部小说的问世，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很多作家学者都给这部小说极高的评价！

罗曼·罗兰评论道：“透过这部作品，能够见到托尔斯泰闪耀的眼睛；他那双灰色而锐利的眼睛，能够立刻穿入人的心，并已能找到人性的精神所在。”

在《复活》的创作过程中，拟定创作提纲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直接和晚年托尔斯泰对艺术任务所持的新观点紧密相连的。

在持续了60年的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他的处女作《童年》有4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有7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20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20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多达105种稿本。

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的稿费，全都捐赠给了教徒们。在继续写这部小说时，他不断呼吁各界踊跃捐助。没过多久，教徒移居的费用与预定的金额相差无几了。这些教徒们流着眼泪和这些好心人士道别后，移居到加拿大去了。

这部作品完成后的几年，俄国与日本的战争爆发了。这场轰动世界的战争给托尔斯泰带来的又将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在托尔斯泰的创作道路上，他又向新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