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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铁腕娘子
在政治上，如果你只想闲聊，听听典故，那么你可以去找男人，但如果你真想干实事，你就该去找女人。——撒切尔夫人
成功组建影子内阁
早在第一次当选首相时，撒切尔夫人第一项任务是组织影子内阁。影子内阁指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不执政的政党，也叫预备内阁、在野内阁。它往往由下议院中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物色下院中有影响的本党议员，按内阁形式组建而成。
这种制度于1907年由英国保守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首创，后为一些英联邦国家所采用。实际上，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影子内阁”早已成为一种政治惯例。
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反对党领袖的房间里会晤了议会督导员汉弗莱·阿特金斯。他是一位可爱可塑之人，作为议会督导员，他见多识广，要委以高级政治任命，这种特质真是太重要了。
撒切尔夫人告诉汉弗莱，虽然她自感对有些人有某种人情债，但她并不想全部撤换原班人马。要维持党的团结，就必须让它有足够的连续性。
然而，他俩谈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所有其他安排都取决于特德，各种报纸都已经在说特德无意供职。撒切尔夫人曾打算当晚就去看他，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由汉弗莱先出马更好些。
在另一个时间里，撒切尔夫人还是乘车前往特德的住宅亲提此事。特德正坐在书桌旁，他没有起身。而撒切尔夫人没等让座就坐了下来。无须客套，她能猜到他对近期事件及他本人的看法。
撒切尔夫人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影子内阁，但没有提具体职务。他说不，他要当后座议员继续干下去。谈话实际上就此结束了。
至此，撒切尔夫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当她离开特德的书房时，时间才只过了五分钟左右。撒切尔夫人回到下院告诉了汉弗莱·阿特金斯，特德确实不想加入影子内阁。
接着，曾在领袖竞选期间任党的代理领袖的罗伯特·卡尔希望见到新首相撒切尔夫人。他明确表示说，唯一愿意接受的职务是影子内阁外交大臣。
撒切尔夫人说她不能下这样的保证。理由之一是她不愿在充分考虑整个班底的构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脚；她还没有肯定影子内阁中是否确实会有罗伯特·卡尔的一席之地。
但撒切尔夫人想，一定要有威利·怀特洛。他的声望已在领袖选举中展示出来。他极富经验，有他在，就能使很多后座议员确信，当今的主流是渐进而不是革命。虽然撒切尔夫人当时还不能给这个人提供具体的职位。
当撒切尔夫人走进大厅时，她听见有人叫嚷：“亲一个，马吉！”即玛格丽特的昵称。撒切尔夫人坐在了前排。她接受了前首相罗德·威尔逊机敏中含刺的祝贺，而她的答辞却少有睿智。
撒切尔夫人一边听一边思索，作为一个经历了动荡而且还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在这个喧嚣、纷杂的男人世界中奋力争取主导地位的女人，她能料到未来将是困难重重。
这天晚上，撒切尔夫人首次主持了影子内阁会议。会场有一种略欠真实的气氛，因为在座的人都还没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会再受任命了。大家应有的礼节，标志着人与人之间实现了一种不解除武装的休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撒切尔夫人作为领袖，她的时间全部用于会见记者和商量有关她的办公室安排事宜，还办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选区公务。很少有机会与汉弗莱和威利坐下来讨论影子内阁人选的事。拖延总是引起人们的猜疑。
撒切尔夫人作为领袖总是想用周末做最终的拍板，如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单，同时也与汉弗莱和威利合计某些具体问题。
星期一，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下院办公室里，通过一系列与同事们的会晤而确定了任命。她向前任议会督导员威利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其中包括权力下放问题；请基思·约瑟夫继续在影子内阁中负责政策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是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领导班子里决策方面的智囊。
撒切尔夫人对于影子内阁的其他的任命，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
24小时之内，撒切尔夫人将任命工作暂告结束，次日，她处理了一些其他公务。她接见了达福特德选区候选人、后座议员中顽固的批评者彼得·沃克。在同随后走进办公室的杰弗尼·里彭商量了一阵后，她确信他不愿任职。然后，她又见了曾任影子内阁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接下来，她又转身去同罗伯特·卡尔进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谈。
组建影子内阁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行动，因为当时撒切尔夫人的地位还不够稳定，又需要在影子内阁中反映出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意见平衡。
它标志着一支赞同新首相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财政班子形成了，从而把影子内阁思想的天平总体转移到了自己这一边，而且使那些人效忠于新首相成为合情合理的事。
撒切尔夫人感到，她能期望得到这个领导集体支持，但她也知道，现在还不能认为已经一统天下。
着手改革掌控政治机器
英国保守党资深政治家斯温顿勋爵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先钻入这部机器，无论级别多么卑微。”撒切尔夫人作为这部机器的主导部件，在立足未稳时，对这句话自然不得忘记。鉴于此，她上任伊始，就立即着手去控制这部机器。
首先，撒切尔夫人决心要改革保守党中央总部。根据党章规定，中央总部是党的领袖的办公室。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央总部主席应是高效率的管理者，一位最好能与商界有关系的人，一位忠实于首相的人。
但是，发生在领袖竞选期间的一些事使撒切尔夫人确信，那里的某些工作人员，要在她手下继续以原来的身份工作是很困难的。
撒切尔夫人一向敬佩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他自撒切尔夫人进入议会之初就是领导本党的老前辈中的一分子，作为数家大公司的总裁，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应当是首选之人。可是怎么说服他呢？后来她发现威利·怀特洛曾与他有过来往，于是威利说服他接受了这一任职。
这份工作即使对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来说也是很费精力的，因为即使在党深陷低谷的时期，党的主席也必须鼓舞士气，而低谷阶段的出现何止一次。除此之外，彼得的另一难题是，在现阶段，大多数乡村党员只是勉强接受了新首相的领导。
现在，撒切尔夫人终于感到中央总部的领导人真正有心效力于她了。彼得逐渐以忠诚之士取代了一些人，但撒切尔夫人却从未干涉甚至过问他是怎么干的。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就任党的司库无疑颇有助益。虽然阿利斯泰尔是出身于保守党党员家庭的一名铁杆保守党人，但他还得迅速将自己变成一名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告诉他，他得放弃他那辆德国奔驰轿车，改用一辆英国产的“美洲虎”，他立即照办了。
当时有些人以为，新首相会在保守党研究部进行更大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研究部理论上是中央总部的一个部门，但它有自己独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间。这主要因为它在办公地点上与中央总部分离，而且在学术上有其荣耀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研究中心是作为研究部的替代机构建立的。而如今撒切尔夫人是领袖，保守党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应当团结协作。她知道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之间的诸多龌龊与竞争由来已久，于是，她决定用在政策问题上能与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尔莫担任研究部主席，而让克里斯·帕顿留任主任，让特德的前顾问亚当·里得利做他的副手。这些都是妙计。
撒切尔夫人赏识该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担当起影子内阁秘书处的作用后，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虽然偶有阴影，保守党研究部还是渐渐转到新首相确定的方向上来。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还要物色一个负责她办公室事务的小班子。领袖竞选结果出来后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会见了特德手下的秘书们，他们显然很难过，她还察觉到了某种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新首相赞赏他们的忠诚，如果他们认为可能的话请他们继续留下工作。结果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至少也干了一段时间。
撒切尔夫人当选领袖之后，如潮的信件接踵而至，有时每天八百多封。尽管中央总部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助分理邮件，但一般情况下这是首相的几名秘书的任务。
他们坐在主房间的地板上，将信开封、归类。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毫无希望地缺乏条理。后来，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建议首相请戴维·沃夫森负责邮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尔觉得如果戴维都不能理顺这种混乱状况，那就没有人能行了。
事实上，无论是在反对党时期还是后来在唐宁街10号，戴维的才干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为广泛的发挥：他洞察商界的意图，提供了重要关系，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乱麻。
撒切尔夫人还需要一位全职的办公室主任。这个人必须勤奋、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么多的讲话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学素养。经人推荐，正从事《每日电讯报》高雅的花边专栏《彼得巴勒》工作的理查德·赖德，于4月底来到首相这里。
理查德·赖德在经费少的情况下，将这个不大的办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他如一只快乐之舟，同几位令人快乐的人同舟共济，去成就更美好的事业。
掌握政治机器的工作花去撒切尔夫人几个月的时间。总体说来，一切从未让她不快。然而，撒切尔夫人非常清醒，她知道，对一个领袖的真正政治考验还在后头。
打碎桎梏确立新政
撒切尔夫人领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开亮相是从访问苏格兰开始的。
当时，伴随着由一位幽默的风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这样”，她在爱丁堡机场一走下飞机，就受到苏格兰式的热情欢迎。
撒切尔夫人所到之处，成群的人拥过来看她，这使她原定漫步爱丁堡市中心的计划不得不整个取消。
在王子街附近的圣詹姆斯商店区中心原预计会有数百人，结果三千多人拥了进来，可那里只有六名警察在徒劳地试图挡住他们。
几位妇女晕倒了，有的人眼含泪水。因为人群挤靠着商店橱窗，此时真有发生悲剧的危险。
眼看继续走路不可能了，撒切尔夫人只好躲进一家珠宝店，在那里她看到并买下了一枚蛋白石，后来她将它嵌在了一枚戒指上。
撒切尔夫人在苏格兰保守党基层组织总能受到友好地接待。但她的政治蜜月持续时间并不长，紧接着，那种常见的政治生活便汹涌而来。形势很快就清楚地说明，党内一些实权人物开始给新一届政府制造麻烦了。
4月初，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讲话，主张警惕保守党右转。欧洲问题全民公决运动把焦点放在欧洲问题上，进而又刺激了联合政府的倡导者们的胃口。这一切，给撒切尔夫人的新政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撒切尔夫人在议会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参加1975年5月22日的经济问题辩论。在会上，撒切尔夫人与哈罗德·威尔逊进行了交锋，她被严厉而公正地批评为没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党的替代性政策。
在当时，由于这种束缚，新一届政府还不能突破现状，提出一套适用的自由市场政策作为替代。
由于这些原因，撒切尔夫人的这次辩论发言没有讲好。看来，仅靠她擅长和喜欢的几句提纲是代替不了内容广泛的讲演。
作为议会前排议员的讲话必须有一份准备充分的讲稿，可以提供给新闻界。然而，这不单单是讲稿的问题，根源在于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决。
为此，撒切尔夫人必须打碎桎梏，确定自己新的立场，把自己的立场与反对其政策的立场一致起来，并使保守党的替代主张更有力度，以确保其得以实施。
为了确立新政，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顾问，尤其是经济问题顾问，向撒切尔夫人提供了主张和建议。
事实说明，从最主要的意义上说，这一制定政策的体制还很奏效，诸多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当时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对付通货膨胀，这一问题一再成为公众希望采取行动的最紧要问题，但同时又经常认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战胜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
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业问题总是紧随其后。
要讨论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就要涉及对前任政府的评价。
其实，阿兰·沃尔特斯早就申辩过通胀是由于希思政府放松银根造成的，撒切尔夫人原本也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她公开接受这种观点的话，则势必会挑起更多的麻烦。
撒切尔夫人很清楚，如果遏制这一增长，就不仅会被推向她希望避免的严重的干涉主义，同时也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
而采取自愿的收入政策也会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为工党与工会有传统的联系，很容易促使两者联手对付新政府。
在一次议会经济辩论中，撒切尔夫人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这些困难，她当时没能针对政府政策提出替代性的政策选择。由于这件事，她认识到急需理清保守党的立场。
而且进一步剧烈的社会分歧，也确认了这一必要。因此她决定，即使我们尚不能对某一观点达成全体一致，至少也必须一致同意坚守一套能够弥补裂痕的口径。
在这一系列的艰辛中，形势促使影子内阁在收入政策上采取了一条团结的路线，既然要克服通货膨胀，就要求一切经济政策都必须以反通货膨胀为方向，尤其是公共开支和货币政策。
收入政策可能会作为一整套综合政策的一部分而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取代其他政策，也不能对它本身期望太高。
撒切尔夫人的一系列举措，虽够不上是新颖的经济学高见，至少也提供了一个打破桎梏的可行的模式。
攻心演讲满堂彩
担任领袖几个月以来，虽然遇到过诸多困难，撒切尔夫人还是以不错的精神状态迎来了秋季党的年会。年会前的民意测验显示，保守党领先工党23个百分点。
在党的年会上，领袖讲演与影子内阁其他发言人在年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它必须有足够广泛的内容，以免有人批评讲演者逃避某项棘手的问题。
另外，讲演的各部分内容之间均要与主题呼应，否则到头来你的讲演就像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那种挂满誓言与功劳的“圣诞树”，而且每谈到一个新话题总是用“我现在谈一谈，”这样呆板的传统开场句式。
撒切尔夫人正在掌握并深化这些演讲知识，她认识到，一场有分量的讲演要能焕发全党的信念，缓释怀疑者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诗而不像散文。
作者不应试图使用华丽的辞藻，重要的是所蕴涵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来写出观点清晰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也许根本不适合讲演之用。
演讲者必须细审讲稿，发现有危险和语意不明之处则一定要删掉。但即使是这样，一篇效果好的讲演也许在印出来后读起来却几乎是苍白无力。所有这些，自己需要在后来的几年里全部学会。
撒切尔夫人认为，经济危机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机。她告诉她的讲稿撰写人，她不打算发表一篇经济问题讲演。经济上之所以出了差错是因为思想上和哲学原则上的其他方面出了差错。
但是，内阁成员却没有理解她所传达的思想。于是，她本人不得不坐下来，写了整整六页手稿。然后，又请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进行删改、构思和重新组织。至此，第一份草稿才算完成了。
在过去，党的领袖只是在年会结束时才露面，像从天上下凡似的来到满怀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发表他的讲话。但撒切尔夫人除了到会早之外，她还利用每个机会会见选区代表。她知道她必须争取这些人的忠心。实际上，撒切尔夫人做到了年会组织者们所认可的极限。
在参加招待会和讨论会的间歇里，撒切尔夫人还要过问讲演稿撰写人的工作进展情况。亚当·里德利协助撰写经济问题。安格斯·莫德也不时参与进来，他同伍德罗一样有那种只需要一调整就能让讲话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赖德是讲稿的总润色人。
忠心耿耿的戈登·里斯用他的专长，辅导首相如何宣讲这份稿子，他关照撒切尔夫人在精彩段落之后，不要打断掌声急于往下讲，戈登说一个不够老练或缺乏自信的讲演者会经常这么做。
直到把整项工作完成时，撒切尔夫人才感到可以进屋睡上个把小时了。
保守党年会高潮的来临，在布莱克普尔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激情。布莱克普尔真正发展成为海滨度假地时，城里的冬宫便以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自信风格成为一处名胜。这里有各式咖啡馆、餐厅、酒吧、一家剧场，还有保守党举行年会主要活动的皇后舞厅。
舞厅一词还远远不能真正表述其宽阔大厅的富丽堂皇，连同那宽敞的楼台、那镏金、饰粉、光艳夺人的奢华，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是对讲演者的欢迎。
对撒切尔夫人来说，虽然几乎是终日未眠，但她对自己那篇讲演稿充满信心，并把一切都寄希望于它。
此篇演讲有两大宗旨，第一，要作一番总结性的阐述，第二，首相要阐明保守党的观点，尤其是那些阐述撒切尔夫人个人信条和信念的部分。她说：
请让我向你们陈述我的观点：即一个人有按他的意愿工作的权利；有花他所挣来的钱的权利；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有把这个政府当做公仆而不是太上皇的权利。
所有这些都是英国的传统，它们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实质，所有其他的自由都有赖于这一点。
当她讲演开场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时，她便放松了下来。显然，撒切尔夫人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与其说是以她发表讲演的方式，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因为她表达出了自信的保守党人的情感。
在场的代表们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发自会议讲台之上，于是报以巨大的热情。
撒切尔夫人本人也受到激情的感染。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荡漾着一种气息，那就是形势正发生着某种变化。
在当了一年领袖后，撒切尔夫人觉得已能自立了。但她仍感到不适应在下议院担任的新角色。她已与议会党团及全国的保守党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她对于办公室内的一小队人马的工作情况很满意。这个时候，撒切尔夫人希望影子内阁也能尽快地被导入正轨。
走马换将重组内阁
早在1976年，就是对撒切尔夫人进行考验的一年。英国当时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会把国际货币组织卷进来，直接充当在英国经济运行中的一支力量。
工党政府对此毫无良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议会里的微弱多数，但保守党也很难把这种情况转为自己的优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把工会组织看成是力量强大、无所不能的。
因此，撒切尔夫人总是被这个问题所迫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或者更不祥地说：“工会将怎样来对付你们？”
除此之外，还有对影子内阁表现的广泛批评，当然也包括撒切尔夫人本人在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决心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
1976年1月15日，撒切尔夫人重组了班子。反对党班子的重组总有着强烈的闹剧色彩。反对党领袖在议会的套间的格局布置使得她无法控制人们的进出，从而无法用适当的微妙的差别来对待走运的和不幸的同事们。尴尬的碰面总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组不会有很多血溅到地毯上。
重建的影子内阁面临三大战略问题。首先就是新组成的政府将如何与工会组织相处？保守党急切需要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随着1976年底的到来，工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影子内阁进行的讨论，主要是以吉姆·普赖尔的一篇论文为基础。论文敦促保守党既要向选民表明其在形成政策时是与英国职工大会协商过的，又要向英国职工大会表明这些政策会带来繁荣和就业。但撒切尔夫人心存疑问，她在想，不用进行必要的改革就能取得这一切吗？
政府最初在议会拥有的席位比其他所有政党的席位合起来还享有3票的多数，但这一多数在不断地缩小，以至于在1976年4月消失。怎么最有效地利用这一情况，是保守党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在当时，政府的地位不稳，但仍能维持度日。
在撒切尔夫人成为党的领袖一周年之际赢得了一项动议，把工业部长埃里克·瓦利的薪水减了1000英镑，这对于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是有利的。
撒切尔夫人在重组中最先采取的行动没有那么激烈，她要求取消所有的关于议员对于不参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议会事务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该法案重新表决。她这么做旨在给政府制造最大的麻烦：不但他们所有的议员都得在重要投票时到场，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办的事务多长时间才能进行下去。
1976年的英国经济情况更加糟糕，这就是他们的第三个难题。人们希望保守党支持工党政府使用金融管制的举动。但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压力，那就是要求保守党在处理工党政府磨难时，采取负责的态度。这些呼声，无论这是多么值得赞扬的做法，却必然会束缚撒切尔夫人的攻击风格。
总的来说，1976年常规的政党政治充满挫折而毫无结果。尽管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工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也在消失，政府还是步履蹒跚。
保守党对英国职工大会采取了开放的举动，但陷入了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起了英国的经济政策，极度危机的气氛开始缓和。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撒切尔夫人的事业还是有所起色。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成功，就是她任职以来的胜利果实之一。
1976年年会前夕，她的政府发表了《正确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阐述了新保守主义。该文确实通俗易懂，堪称战后保守党发表的写得最好的文件，切实地迎合了众人的口味。该文的成功揭示出在这整个时期存在着的一种至关重要的矛盾现象。
撒切尔夫人认为，从更高信仰、决心和哲学层次来说，这篇文章做得极有成效，它赢得了思想领域战斗的成功，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不但是赢得选举的必经之路，也是她想要进行的变革和赢得持久的广泛的支持所必需的。
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重组在继续。雷吉·莫德林作为影子内阁成员和外交大臣，他的所作所为一直令撒切尔夫人为难。当她告诉他他得离开时，他尽其所能无礼地发作了一通，但他还是离开了。紧接着，撒切尔夫人又把迈克尔·赫塞尔廷调出工业部门并以约翰·比芬取代他，让约翰·戴维斯取代雷吉掌管外交事务。
撒切尔夫人走马换将，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政府不再拥有压倒性的多数。国内保守党的支持者们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政府不再拥有有效工作的多数，一场新的议会危机摆在撒切尔夫人面前。
在1976年5月召开的苏格兰党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加重语气说道：“我不能支持这样一个苏格兰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支持成立这样一个议会，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使联合王国陷入危险境地的话。”她的这场演说听众反响良好，但显然解决不了党内纠纷。
撒切尔夫人开始坚定的反对派立场。1977年3月，撒切尔夫人在托基向中央理事会作的报告中提醒全党注意，一场大选正在来临。
这个报告促使各党派和他们的督导员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此过程当中，撒切尔夫人为了使英国拨乱反正，她需要设法使保守党左翼和现在影子内阁中的部分成员相信将来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在她的努力下，国家方舟艰难地驶向她既定的彼岸。
马岛战争的胜利光环
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阿根廷本土以南300公里的南大西洋上，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1690年，英国人约翰·斯特朗漂流到这里，将两个岛屿之间的海峡命名为“福克兰海峡”。此后，英国人一直称这里是“福克兰群岛”。
1764年，法国在这里建立居民点，将它命名为“马尔维纳斯”。1767年，西班牙将该群岛并入西班牙在南美的属地。1816年，获得独立的阿根廷从西班牙人手里继承了这些群岛的主权。
1833年，国势强大的英国以该群岛最先为英国人发现而占领了它，尽管很多国际会议确认它理应属于阿根廷，英国却始终不予认同。从此，英阿两国在群岛主权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一度还因此中断了双方的外交关系。
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立即同阿根廷军政府建立了联系。1980年2月，英国和阿根廷恢复了中断的外交关系。
1980年8月，当时任内阁贸易大臣的瑟希尔·帕基生访问了阿根廷，他在阿根廷商会说：
“英国正在为自己的工业前途进行努力，正在为企业的繁荣争取有利的环境。我们一向鼓励竞争。对于你们在这个方向上作出的努力，我只能表示欢迎。所以，我们都能预见到，英阿两国在经济方面一定会更加密切地合作。”
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努力，英阿关系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但马岛问题并未真正地解决。
当年的11月份，英国外交部官员尼辜莱斯·雷德莱访问马岛时表示：马岛可归属阿根廷，但必须要租借给英国使用。
阿根廷似乎闻到了此话的火药味，所以，在1982年3月31日晚，阿根廷海军先下手为强，突然向驻守马岛的英军开了战。
接到报告的撒切尔首相一面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致电美国总统里根和国务卿黑格，请求他们从中斡旋，对阿根廷执政委员会主席加尔铁里将军施加影响。
4月2日，阿根廷军队进驻马岛。
3日，英国议会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撒切尔夫人语气激动地说：
我们今天举行会议，是需要众位议员对一种十分严重的局势作出反应。两天前，英国的主权领土第一次受到了侵犯，并且于昨天已经落入了他人之手。
撒切尔夫人强调说：
马岛是属于我国的领土，从1883年延续至今，我们没有丝毫怀疑。
撒切尔夫人讲话之后，下院决议向南大西洋派遣海军，决定用武力夺回马岛。这支部队包括62艘海面战舰、6艘潜水艇、42架战斗机和200架直升飞机。
撒切尔夫人说：“如果我们的许多朋友不能通过外交斡旋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实力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很多议员都支持撒切尔夫人的行动，保守党右翼议员艾罗克·鲍威尔说：“首相的‘铁娘子’的称号，是因为发表的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意见而引起的。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全民族都能看到你是真正的‘铁娘子’。”
为了对付马岛，英国成立了战时内阁。除首相外，还有内政、贸易、国防、外交等机构的官员组成。
撒切尔夫人加紧进行战争的准备，她打算要全力打赢这场战争。
她向议会解释说：
“对于马岛问题，我们也希望和平解决。但由于天气条件、地理条件，加之特种舰队已迫近群岛，如果我们施以军事压力，可能和平的机会会多一些。”
撒切尔夫人当天还发表电视讲话说：“有人认为尽量不要使用武力，岂不知，在谈判桌上永远难以满足贪婪者的胃口。”
撒切尔夫人还解释了她发动战争的原因：
“天气问题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冬天来临后，寒风刺骨。那时跑到南乔治亚的冰上还能干什么？我们应该记住，拿破仑就是在严冬季节在莫斯科被打败的。”
4月30日，英方发布公告说，马岛周围200海里为“禁区”；禁止任何阿根廷的船只或飞机进入，否则后果自负。
5月1日清晨，一架英国轰炸机向斯坦利港“禁区”内投掷了1000磅炸弹。
同天，刚刚接替了在马岛问题上表现迟疑的卡林顿爵士的外交大臣的佛朗希思·皮姆飞往华盛顿，同作为“调停人”的美国国务卿黑格会晤。
皮姆在华盛顿对记者说，轰炸斯坦利是为了推动和平解决马岛问题，目前除了要保证“禁区”的安全以外，尚没有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
皮姆在美国发表这些谈话的时候，英国的一艘核潜艇正在追踪阿根廷的巡航舰“贝尔哥莱罗”。
5月2日，“贝尔哥莱罗”被击沉，368人死亡。
其间，颇为自信的秘鲁总统贝洛恩德正在黑格、皮姆和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之间斡旋。他还认为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因为他当天还曾对一个记者说，和平协议马上就要签署。
谁知秘鲁总统的话音未落，就传来了“贝尔哥莱罗”被打沉的消息。这使贝洛恩德显得非常尴尬。据阿根廷军方的消息说，“贝尔哥莱罗”并没有进入英国宣布的“禁区”。英国国防大臣罗特也承认，“贝尔哥莱罗”只是靠近了“禁区”。
5月4日，作为报复，阿根廷的一架战斗机发射法制“飞鱼”式导弹，一举击沉了英国的巨型战舰“谢菲尔德”号。
两起“击沉”事件宣告马岛战争全面爆发，在美国的和平斡旋等外交手段完全停顿。
5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调解宣告失败，战争全面升级。
6月14日，阿根廷军队难以抵御英军的强大攻势，宣布投降。
6月15日，消息传到了伦敦，撒切尔首相顿感“如释重负”和“妙不可言的愉悦”。
英国胜利了，那么撒切尔夫人在这场战争中，到底捞取了什么好处呢？
事实上，英国占领马岛后，尚需派出相应的兵力、战舰、飞机去守护。这笔费用，每年需要近七亿英镑。
撒切尔夫人曾说：“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福克兰岛上居民是英国人。”英国官方也一直宣称此次劳师远征是为了“保卫”那里的“英国同胞”。英阿之战，英国损失16亿英镑的军费。
英阿战争爆发后，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严厉谴责。西方盟国则皆表示支持，但是，那些支持显然更多的是表示一种朋友间应有的姿态，所以令人感到并不是出自真心。
美国表面上是“调解人”，在表态上比较含蓄，但美国总算是支持了英国的，对撒切尔政府也尽到了盟国之谊。虽然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不能使英国完全满意，因为那项决议没有就马岛的主权说什么对英国有利的话，但撒切尔夫人从心底是对美国感激的。
英阿战争打得不大，却牺牲了200多名士兵，按说是得不偿失的，但因英国工党领袖富特支持政府，整个工党，也没有一致的反对意见，更重要的是这一仗使英国长期失去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若干满足。
其实，撒切尔夫人如此积极地发动马岛战争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撒切尔夫人想要在她的统治下重振大不列颠的帝国余威。
自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随着实力的下落，国际地位逐渐下降。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紧接着是美国宣布了“填补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英国从中东的撤退。英国地位在这一桩一件的事物中显得越来越低落。
此次的马岛战争虽然是一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战争，其影响也远远比不上苏伊士战争，但是，打胜了，就可以振一下国威，壮一回士气。倘若说苏伊士战争使英国蒙受了“民族屈辱”，那么，这一次则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
撒切尔夫人觉得，只要自己做的事同民族的自豪感结合起来，那么就一定会激起国民对帝国往事的追忆。
马岛战争后，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这样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当我们准备打这一仗的时候，有些性格懦弱的人以为，即使我们真的去打了，也成不了大事；他们认为英联邦的衰落已经难以挽回了，英国再也不是当年曾经统治四分之一世界民族的帝国了。事实上，他们大错特错了！
或许，有人认为打这么一场小战争所赢得的“自豪感”延续不了多久。但是，无论如何，撒切尔夫人认为，在她出任首相的第三个年头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毕竟是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所没有的。她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场战争把自己变成不列颠民族永远铭记的代表。
撒切尔夫人发动马岛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此时已经在谋划着下一次的大选了。按五年一任计算，下次大选应于1984年举行。
依照惯例，英国首相有提前决定大选的权利，为自己准备有利的时机。若以“民族”的名义发动这场马岛战争，在胜利后即可以赢取民众的选票。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最能激动人们的感情，最能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各阶层的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
艾德华·麦科拿尔·博恩斯是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对“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曾经发表过这样一段著名言论：
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博爱理想熏陶下，近代世界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嬗变。
1800年至1848年的近半个世纪，民族主义只是对某一文化和语系的群体的效忠情绪或者是摆脱外来压迫的一种热望。
而进入1848年以后，民族主义却发展成一种侵略性的运动，一些当权者常常以民族的名誉，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相似的民族或有关的民族中去，而不管后者是否同意。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为求解放的民族主义也时有出现，但大多数已堕落成侵略、排外型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了。
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帝国主义者巴麦尊就是这样一个人，马克思对其曾有一段精辟的评价，马克思说，英国总是把自己的宪政说成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政制，总是要让别人也实行这种政制。这是英国的有历史传统的心态，它的对外政策中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现在，旧殖民体系已经崩溃了，但是，英国仍是殖民地较多的国家，它虽然已经修改了不少过去的政策，可昔日的意识和这种意识所支持的政策，并没有绝迹。
在英国的统治者看来，只要是的殖民地，它就享有主权，它就是殖民地的主人。
马岛危机虽然平复了，但是，阿根廷仍然没有屈服，它仍然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它们的领土，而英国则以占领者的姿态，理所当然地认为“福克兰群岛”是大不列颠政府的。
马岛战争的胜利，对于撒切尔夫人来说。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上，撒切尔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具有其传统的特色。
就拿中东问题来说，在西欧各国政府当中，英国政府以亲以色列而著称。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撒切尔夫人都曾访问过，她也在伦敦接待过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她从来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代表性。在阿拉伯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合代表团访英时，她甚至拒绝接待巴勒斯坦的代表，也不允许英国外交部有丝毫的松动表现。
另外，撒切尔政府对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表现也与众不同。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曾于1986年疯狂镇压南非人民，这一举动引起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对南非政权进行全面经济制裁。
但无论是在欧洲共同体内，还是在英联邦内，英国都是唯一不愿对南非博塔政权进行制裁的少数欧洲国家之一。
撒切尔夫人在多种场合表示应“说服”南非当局放松和停止镇压，她的外交大臣杰弗尼·豪遵照指示，曾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代表前往南非与博塔会谈，企图“说服”南非当局，指望它发“善心”，但杰弗尼·豪没有完成撒切尔夫人交给他的任务。
撒切尔夫人的举措虽然是为英国在南非的经济利益着想，也是英国在西南非地区传统政策的延续，但却招致了英联邦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使其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完全陷入孤立。
1983年1月，即离马岛事件后半年，撒切尔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国籍法”。早在1948年，英国曾出台过一个“国籍法”，当时的“国籍法”规定47个英联邦国家以及殖民地的9.5亿人都具有英国国籍。马岛事件后提出的这个新“国籍法”则根据40年来前殖民地区形势的变化进行了修订。
这个新“国籍法”把英国国民分成了如下三类：
首先是英国公民。英国本土、同联合王国、海峡群岛和马恩岛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称为英国公民。他们可以自由进入英国。
其次是英国属地公民。即同现有殖民地有血缘关系的人。这些地区指香港、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特科斯和凯科斯群岛、皮特凯恩岛、圣赫勒拿岛以及英国在印度洋和南极区的属地。
还有就是英国海外公民。这是同联合王国和现有属地的人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新“国籍法”规定，后两类的“英国国民”没有在英国定居的权利。但有两块领地，即直布罗陀和福克兰群岛的人获特别许可，也可以登记为英国公民。
新“国籍法”从外表看来，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其改动之处是不把殖民地的人民都看成是“英国人”了。但仍然要把原不是英国人的人同英国国籍挂上钩，以表示英国拥有的统治地位。
谁知道撒切尔政府的“好心”却没有被她的国民理解。撒切尔政府向人民解释说，这类“国籍”是“过渡性”的，因为它是从殖民帝国时期的“国籍”问题承续下来的。
不理解的人指出，用这种办法来处理遗留问题是不妥的。还有人则从另一角度尖锐地说明新“国籍法”加重了种族间的矛盾。
英国国教的精神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朗西批评新“国籍法”不公平，说这部法律将会加剧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他还断然指出：“这是一部令子孙后代不会引以为自豪的法律。”
这部法律规定，黑人妇女生的孩子必须向当局申请国籍，而白人妇女却没有这道程序。
在英国，无论是撒切尔政府，还是不理解新“国籍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即认为英国民族是最优越的，他们觉得承认英国属地的人是英国人，对他们是一种“高抬”。其实，这些观点并不高明，二战时期的战争狂人希特勒不是也认为他们“日耳曼人”才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人种吗？正是抱有这种观点，所以他才对犹太人大开杀戒，才引发了死伤无数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种“人种论”自二战后早已被有识之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英政府的这种观点只能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失望，所以，新“国籍法”受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人的“国籍”要由别国来决定，无论怎样决定，都依然反映的是所谓“帝国”的意志，这是人们对新“国籍法”不满的又一个原因。
马岛战争以后，撒切尔政府任命了驻马岛新的行政长官，派出了弗朗克斯调查委员会到岛上进行调查，以确证该岛的归属。撒切尔政府要把马岛战争的果实敲定下来，并为英国在它的影响微不足道的拉丁美洲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马岛胜利的光环对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战争失败也会断送这位“铁娘子”的政治前程一样，战争的胜利确实巩固了她对保守党的控制和对全国的统治。
战争结束之时，撒切尔首相不仅在英国名声大噪，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风光一时。其实，这次胜利也为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胜利的光环下，撒切尔夫人不由意气风发，扬言“这个国家有决心完成它认为必须完成的任何事情，有能力完成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她甚至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日益衰弱的国家，我们有了新的信心，有能力解决经济困难。这种信心在8000公里之外的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并被证明是无坚不摧的。”
英国特混舰队的舰艇经过漫长的航程之后，胜利凯旋。他们在码头上受到英雄般无比隆重热烈的欢迎。这时，顽强捍卫大英帝国利益的撒切尔首相，一夜之间似乎成了温斯顿·丘吉尔第二了。
在1982年10月伦敦街头举行盛大游行和阅兵典礼之后的欢宴席上，撒切尔夫人兴高采烈地致辞说：“现在，人民重新树立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切怀疑和忧虑统统烟消云散了。”
其实，马岛战争的胜利被人为地大大夸大了，何况英国为打赢这场战争而遭受的巨大损失，更何况英国打赢这场战争靠的是美国的帮助，因为在英阿交战期间，美国不仅为英国特混舰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供应尖端武器“响尾蛇”导弹，而且通过其先进的卫星侦察系统，向英方透露了大量有关阿根廷的军事情报，从而使阿军动向全部在英军方的监控之下。
半年后，撒切尔夫人借马岛英属155年纪念日之际，冒生命危险连续坐了23小时飞机奔赴马岛巡察，凭吊为国捐躯的战士亡灵。
在途中，她转乘一架必须在空中加两次油性能简单的“力士”号运输机。随从人员在飞机加油时个个吓得直冒冷汗，而撒切尔夫人毫无惧色，镇静自若。
撒切尔夫人的马岛之行完全是为了获得英国公民的谅解，尤其是为了安慰那些阵亡战士的亲属，从而平息舆论界那些对这场战争持非议态度的人们的怨气。她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撒切尔夫人的任期本来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可1983年3月，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降到了15年来的最低点，仅为4.6％；退休金增长率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出口总值创53亿英镑的历史新纪录。
这些是她宣扬货币主义“政绩斐然”的大好时机，而且马岛战争使她声誉倍增。与此同时，她估计下半年通常经济都要回跌，来年更是夜长梦多，高失业率预示着一场罢工的爆发。于是她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提前大选。
这种“突击选举”创造了英国历史上的最短纪录——从公布到投票只有19天。这等于不战而胜，大选结果自不必说，她创下了二战以来保守党连任的纪录。撒切尔夫人在其间的多方面准备工作，可谓做得精心而独到。
坦然应对饭店爆炸事件
在英国南部，有一个叫布莱顿的城市，一年四季，这里充满阳光。布莱顿地区的气候温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的海滨度假。
1984年10月12日，夜深人静。在豪华的布莱顿大饭店，底层宽敞的大厅和华丽的酒吧间里，仍有不少身穿晚礼服的男女人士在谈笑。他们是正在参加1984年英国保守党年会的代表们，刚刚举行过一场社交舞会。此时，余兴正浓，他们正在品尝临睡前的最后一杯美酒。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天也住在这家豪华的饭店里，撒切尔夫人素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现在，她正在为几小时后要在年会闭幕式上宣读的稿子进行润色加工。
凌晨2时50分，突然，整个饭店在一声沉雷般的巨响中剧烈地摇晃起来。顷刻间，砖石横飞，尘土弥漫，门窗的震裂声和楼层的塌陷声响成一片，人们在黑暗中大喊大叫，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撒切尔夫人桌上的稿纸被强大的气浪冲得四处飞舞。她在两分钟前刚刚离开的浴室顿时塌陷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撒切尔夫人从混乱中清醒过来，一群皇家保安人员已冲进她和丈夫撒切尔先生住的“拿破仑套间”，并将他们迅速转移到楼下大厅。
此时，撒切尔夫人才被告之，这是爱尔兰共和军干的。他们在饭店的五楼，放置了一枚爆炸力极强的炸弹，这枚炸弹将饭店大楼的正面从上到下炸开了一个10米深，5米宽的大窟窿。爆炸的冲击波在大楼内劈开了一道竖井。硝烟中，残砖破瓦和玻璃碎片撒满了旅馆前面的大街。
爆炸发生后，救援人员凭借电视摄影设备的灯光进行抢救。受过专门训练的警犬在废墟中跑上跑下，寻找着受伤者的位置。每找到一个人，消防队员便用斧子扒开砖瓦和尘土，把压在下面的人抢救出来。而及时开来的吊车伸出长臂，救出一个又一个陷在楼上的人。
撒切尔夫人不愧为“铁女人”。当爆炸后的浓烟还在翻滚的时候，首相就一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大声询问救援的人：“要我帮着做点什么吗？”
一些新闻记者闻讯赶来，要首相发表评论。“铁女人”看着倒塌的大厦和抢险的人群，低声说道：“我听说过这些惨案、这些爆炸，我也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降临到我的头上，然而生活并非总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接着撒切尔大声宣布：“爆炸并不能阻止我们，年会如期举行！”
9时30分，也就是爆炸六个小时后，保守党的年会在紧挨着饭店的布莱顿会议中心按时举行。撒切尔夫人如同凯旋的英雄，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大会首先静默两分钟，向爆炸中的遇难者致哀。接着，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政府关于北爱尔兰的政策。这天下午，撒切尔夫人在演讲中谴责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
炸弹袭击，是一种最不人道的，不加任何区别的，对无辜的人进行一种残害。这种想改变政府意志的袭击就如同想要通过恐怖主义消灭民主势力的任何企图一样，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她的讲话获得了长达7分钟的欢呼。紧接着，撒切尔夫人赶到皇家苏赛恩医院，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探望受伤者。
尽管撒切尔夫人“福大命大”，没有成为爆炸事件的牺牲品，但有四个人不幸遇难了，另有34人受伤。
调查大饭店的爆炸事件在紧张进行。但关于恐怖分子如何进入旅馆、何时安放炸弹等情况，警方一直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由于这次年会召开的时间一年前就已决定，因此，恐怖分子可在大会开幕前几个星期内的任何时间埋置炸弹。
这枚炸弹据说是用玻璃纸包着的，从而使警犬无法嗅出来。爱尔兰共和军声称，这枚炸弹有45公斤，但爆炸专家认为，这枚炸弹只有9公斤。然而由于这是一枚小型定时炸弹，制作精密，爆炸力很强，从而造成不小的破坏。
年会举行前，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住在二层的“拿破仑套间”。紧靠她的左侧隔壁，是外交大臣杰弗尼·豪的套间。再向左，则是内政大臣布里顿。事后人们才知道，这座八层楼的四星级饭店的178套房间，住满了政府部长和保守党的要人。全体内阁成员也住得十分接近。这种安排，对恐怖分子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
住着这么多要人的饭店会发生爆炸，人们自然就会指责保安工作的安排。警方立刻开始调查，他们分析检查了所有饭店工作人员的个人表现的历史背景，但却一无所获。负责治安的地方官员不得不承认，“在一些环节上出了故障”。
北爱尔兰共和军进行恐怖活动已有很长时间了。从1972年起，其活动范围和目标已不局限在北爱尔兰，开始扩展到英国本土。在十几年时间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刺杀、爆炸活动，造成80多人丧生，1300多人受伤，以致老百姓一提到北爱尔兰共和军就惶惶不安，担心横祸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面对恐怖分子咄咄逼人的攻势，英国政府加强了反恐怖措施。在这次事件发生后，英国在北爱尔兰建立起了一支特别突击队，专门对付恐怖活动。
打压和削弱工会权力
撒切尔夫人一直设法减低工会的权力，但手法却异于希思的政府。希思政府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单一的法案，但撒切尔夫人的手法却变本加厉。在受命于英国经济下滑期的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削弱工会权力是其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撒切尔夫人在第二次组阁后，成功化解了1984年至1985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使其以失败告终。1985年，英国政府最终关闭了25个不赢利的国有化矿场，并在1994年把所有矿场私有化。
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就其参加人数之多和延续时间之长来说，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当时的西方报刊曾把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同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矿工大罢工相对比，认为1926年的大罢工是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前奏。
人们也都记得，1974年煤炭工人大罢工曾促使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辞职；1979年的罢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倒台。
而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其声势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撒切尔政府却不仅安然无恙地渡过了这一危机，而且在别人栽跟头的考验面前取得了胜利，在别人退避三舍的事件中反而搏浪前进，百折不挠。这位“铁娘子”把挑战和斗争作为坚定她意志的实战锻炼，而实战胜利后又大大增强了她的使命感和自信心。
1984年由工会发起的大罢工，企图或极力地在政治上挫败撒切尔夫人。地铁、医务工作者、全国铁路以及若干工厂的罢工形成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全国罢工浪潮。还有不少行业也宣布要举行“同情罢工”以声援医院护士和铁路工人，罢工浪潮势将更加汹涌。
靠乘地铁和火车上班的公务员和工人很多都不得不驾驶私人汽车，致使公路拥挤，受阻的汽车长龙延伸数十公里。平时40多分钟的路程，现在需要走4个多小时。这种因交通瘫痪而造成的混乱现象据说也是空前的。
英国保守党政府一直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因此提出了一个紧缩的国家预算：削减政府开支，包括防务开支。政府同时向人民作出减征企业税，增加社会福利费等诺言，声明要采取措施制止通货膨胀，增加就业机会，振兴工业。新预算当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认为是个将使英国经济复苏的预算。
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马岛之战在英国财政清单上是一笔非同小可的额外开支，马岛问题以英军占领而暂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未结束。撒切尔夫人说英国要“单独保卫该群岛”。据估计这就使英国国库每个月可能要支付一亿英镑之多。
马岛之战打乱了英国政府原来的打算。紧接着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外汇储备降低，失业率增高，破产企业增加，经济增长缓慢。而罢工浪潮又冲击着各行各业，使英国每天遭受着成亿英镑的损失，工人们增加工资的要求更难得到满足，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费的诺言正在化为泡影。
全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位领袖气愤地说，政府花得起35亿美元去杀人，竟无法给护士们增加一些合理的工资。
在严重的经济滞胀情况下，政局自然动荡不安。党内在经济政策上一直不能协调。工党和由工党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都在尽量利用保守党的伤痕作为进攻的资本，希望在下次大选中取保守党而代之。但是，将来无论哪一党主政，恐怕都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由来已久的经济困境。
在罢工浪潮中，以全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的罢工最为知名。但是，撒切尔夫人对矿工联合会的这次罢工已早有充足准备，她早先已经增大了煤的储存量，所以并未对发电厂的供应构成影响。
另外，警察所采用的手法则令人质疑有违公民自由之嫌：警察除了阻止任何罢工的支持者接近罢工矿场的范围，而且更与罢工矿工的纠察队在约克郡欧格里夫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
可是，由于全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的罢工除了没有事先举行选举，是违反新修订的法例之外，又以武力阻止其他矿工如常上班。因此这次罢工并未得到大众舆论的认同，其中以南部及诺丁汉郡的矿区为甚。
事件最后以过半数矿工重回岗位，迫使工会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自此以后，保守党政府保证无意毁灭本土采矿业，又对罢工矿工承诺他们的职业受到保障。但保守党政府仍旧在1994年采矿业私有化之前，把全部15个国营矿场一一关闭。
这次全国矿工联合会的罢工起自1984年初，至1985年初完结，历时整整一年，撒切尔的强硬态度迫使工会无条件“投降”，撒切尔获得最后胜利，工会势力大减。
撒切尔夫人本人与工会势不两立，把工会当成“工业的敌人”来看待，理由是说它“歪曲了劳动力价值，对经济在其他方面正常地发挥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以，工会在这位“铁娘子”的极右眼光里，简直成了“洪水猛兽”和“最邪恶的敌人”。
在罢工浪潮汹涌袭来的时刻，撒切尔夫人仍镇定如常，但她对工会的谴责也如连珠炮似的倾泻出来。7月19日，她对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发表了讲话，说罢工的矿工和他们使用的暴力，是“国家脸上的一道伤痕”，她大声疾呼以唤起“民族精神”，严词指出：
我们曾不得不在外部世界、在福克兰群岛去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则必须时刻意识到我们内部存在的敌人。他们将更难对付，他们是对自由的更大威胁。
最后，她杀气腾腾地表示，“将动用《紧急权力法》”来镇压罢工，说：“哪一个政府也不会替纳税人接受这样一张空白支票。”“谁也不能不管煤矿是否赢利而让它们开着。”
在撒切尔夫人对罢工工人大张挞伐的同时，她内阁中的有关大臣也倾巢出动，纷纷发表谈话，对罢工工人进行口诛笔伐，并指责工会领导人煽动暴乱，蓄意“搞垮议会民主制度”。此后，政府在造过舆论之后，随即加紧了镇压行动。
1985年到了，英国的罢工虽还在继续进行，但远远没有1984年4月和5月间那样的势头，用“强弩之末”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到了1985年3月，持续一年多一点的英国罢工斗争以失败而告终，它没能阻止英国政府关闭部分煤矿的决定。
至此，“铁娘子”征服了“暴民”，在历史上一直以战斗性强而驰名国内外的英国煤矿工会从此一蹶不振，裹足不前，连带着使英国的工人运动也陷入了低潮。而在工运与政府的对抗中，人们看到了撒切尔夫人强硬作风的“奇迹”；反过来，这又成了她一往无前、夺取胜利的巨大资本。
撒切尔夫人的很多政治决定都改变了英国，她复兴了英国大亨们的聪明睿智，预防了福克兰群岛陷入杀人集团之手，并提醒人们为成为英国人感到自豪。但撒切尔夫人对工会，尤其是全国矿工联合会的强硬态度，却几乎毁掉了英国。当时撒切尔夫人命令警察采取强硬手段，低估了对手。
事实上，尽管撒切尔夫人对工会的打压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这之后，几乎所有国营矿场被全部关闭，几乎毁掉了英国矿业。
同中国签署联合声明
挟马岛余威，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信心百倍地来到中国，谈判香港问题。
9月24日上午9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首先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已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已经在门口迎候。
撒切尔夫人与邓颖超亲切握手，同时又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1977年前，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领袖访华时，曾经与邓颖超相见。此次重逢，两人都感到十分高兴。
告别邓颖超后，撒切尔夫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福建厅。当她快走到门口时，福建厅大门缓缓打开。邓小平笑容可掬地走过来，与撒切尔夫人亲切握手。
撒切尔夫人微笑着说：“看到您很高兴，我是作为现任首相访问中国。”
邓小平答：“欢迎，欢迎！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他们现在都下台了。”
接着，宾主双方步入福建厅就坐。此时，记者们尚未退场，两人仍是相互寒暄。
撒切尔夫人说：“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
邓小平说：“是啊！我是陪同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撒切尔夫人问：“旅行一定很愉快吧？”
邓小平笑着说：“是的。四川是我的故乡，这次回去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川菜，中国是以川菜和粤菜最为著名。”
后来，当两人聊到马克思时，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邓小平回应说：“也许他缺少通俗意义上的资本，但他的精神财富世界上无人能敌。”
几分钟后，记者被请离场，会谈闭门进行。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谈转入正式话题。
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采取攻势，咄咄逼人。她说，“中英两国过去签订有关香港问题的3个条约至今仍然有效，中国可通过协商加以修改，但不能单方面予以废除。”
撒切尔夫人在来华前就发表声明，大造舆论。因此正式会谈一开始她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
邓小平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至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波动。简单地讲，实际上这三大问题，就是1997年问题、1997年后问题和1997年前问题。这些才是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完整议题。
说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在此，邓小平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3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说，在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舆论面前会得到好评。”
撒切尔夫人见邓小平态度坚决，便退一步说：“中国届时可以收回香港，但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理。我们希望贵国收回香港后，仍由英国政府实施管理。”
邓小平笑了笑说：“当然，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
在1997年后香港主权问题上没有达到自己的意愿，撒切尔夫人退而求其次，准备在1997年后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与邓小平再作一番较量。
她不再谈“三个条约”有效，不再提“续约”之类的要求，转而采取新的策略：用主权换治权。
即英国同意在1997年把香港还给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英国可以受中国之托继续管理香港。即英人治港，而非港人治港。
撒切尔夫人说：“如果不让英国继续管理香港，中国能保证收回香港后，香港不发生波动吗？据西方媒体预测，贵国若是收回香港，有可能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回答：“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也会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撒切尔夫人黯然无言。邓小平随即建议将此次的会谈达成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不同意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也不同意立即发表公报。经过一阵讨论，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一脸凝重地从门口走出，当她继续往下走时，却因高跟鞋绊着石阶，不幸摔倒在石阶下，好在摔得不重，一旁的随员及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她搀扶起来。
邓小平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令撒切尔夫人感到诧异，她回去后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但撒切尔夫人此行也并不是没有收获，因为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这个声明没有把中国要收回香港作为谈判的前提写进去。它或许是撒切尔夫人唯一感到欣慰的。
在此之后，中英两国代表团开始了历时两年的艰苦谈判。
撒切尔夫人十分不情愿接受1997年香港交还中国的现实。而且，她对香港现状的历史来源也不愿正视；她甚至不愿承认英国统治香港是根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项不平等条约造成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焦点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否认香港是被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占领的，那问题的前提就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香港的前途问题了。
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就是事实，重要的是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如今应该怎么办。在历史事实面前，英国终于同意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
但是，代表团双方从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出发，坚持己见，谈判几乎无法谈下去。
在此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大胆构想，保证香港回归中国后仍实行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50年不变，中国方面还承诺，香港回归后，保证英国在香港的合法权益。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突破了谈判的僵局，把谈判引向坦途，其他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经过22轮的艰苦谈判，中英两国终于达成协议。
1984年9月26日，两国代表团经过近两年的22轮会谈，终于决定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这项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1984年12月18日20时左右，撒切尔夫人乘坐一架大型民航客机来到北京。撒切尔夫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正式签署中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日17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观礼嘉宾有400多人，另外还有180名中外记者。
签字仪式从签名到交换文本，只用了4分钟。当两国领导人互换声明文本时，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说：
《联合声明》无论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还是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撒切尔夫人指出：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她表示：
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管理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我们将以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方式，卓有远见地和谨慎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撒切尔夫人讲话一结束，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热烈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出席签字仪式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英国外交大臣杰弗尼·豪和其他英国贵宾以及应邀专程来京观礼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也热烈鼓掌，相互碰杯，祝贺之声经久不息。
10亿中国人，包括550万香港市民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屏上，观看到中英关系发展史上这闪光的一页。近百年来，蒙在“东方明珠”上面的尘垢，在这一刻终于被冲洗干净。
撒切尔夫人这一天是够紧张的：参加了《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先后同中国的领导人会晤，出席中国国务院为她举行的欢迎宴会，还要会见记者。
邓小平此后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香港问题不解决，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就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前景一片光明。
英国首相对邓小平的话表示赞赏，她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
20日，撒切尔夫人来到香港，并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说她作出了神圣的承诺，英国议会将竭尽可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
她要求香港人在《联合声明》的精神下，继续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最后她说：
我们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做好准备，但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21日，撒切尔夫人举行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会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把香港和福克兰相比，说英国为了福克兰岛上的有限人口不惜一战，但是为什么又轻易地把有500多万人口的香港“交给”中国呢？
撒切尔夫人回答说：“这位先生大概不知道1997年就要期满的租约。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无论是英国还是世界都应该面对。”
她反问道：“我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设法去签订一项协议，将会有什么后果？”
撒切尔夫人接着说：“1997年，香港百分之九十二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是一个智者。因为她能接受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现实，使中国和英国之间唯一的阴影消除了，这对英国同中国的发展都大有好处。
《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使香港的未来完全明朗：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祖国怀抱，1997年后将长期保持现行制度，由港人治港。
香港人民欢迎这个前景。12月29日，恒生指数上升到1187.54点，成为当年的新高潮。
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积极热烈的反响。世界舆论认为，这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典范。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撒切尔夫人后来曾透露说，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几次“感情流露”之一。
但她仍强调说，英国人不该对香港回归耿耿于怀，因为已经到了“中国人接手的时候了”。
对于她的谈判对手，撒切尔夫人评价说：“我赞赏邓小平的智慧。”
1987年，撒切尔夫人第三次当选英国首相，创下自利物浦勋爵以来连任首相的最高纪录。
对“欧共体”坚持强硬立场
1987年，美苏核谈判进入了微妙阶段，人们担心美苏在消除中程导弹问题达成的原则性协议中，美国会把西欧的利益当作筹码，并牺牲西欧的利益。为此，撒切尔夫人穿梭于欧美之间，与里根达成共识，并使里根保证了在与苏联进行的核裁军问题上不拿英国作筹码。
撒切尔夫人坚持西欧、尤其是英国要保留核武器，因为在她看来，核武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防止战争的法宝。这抬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
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谈判实际上起到了西欧代言人的作用，这使得怀有“二心”进入欧共体的“不本分的欧洲人”即英国，在西欧改变了一点国际形象。
撒切尔夫人于1987年开始酝酿提前大选。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前任相比，更会选择选举的时机，她第二次选举利用了马岛战争的胜利，而这一次她却准备利用大选的经济繁荣场面和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尤其是西欧其他国家开始对她为核裁军问题所作的努力而有所好感的时候，她便宣布提前一年于1987年6月11日举行大选。
在以后执政的岁月里，撒切尔夫人始终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左右，而经济增长率却持续保持在3%左右，这在西方国家，只有日本能与之相媲美。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战后历届政府都把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作为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在麦克米伦的经济政策中、在威尔逊“科技白热化”的呼吁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希思的“平静的革命”中，都曾明确提出过。
然而，之前的每一届政府都失败了。他们对病症的判断大致相同，都无法对症下药、去除病根。这不是他们缺少分析能力，而是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和铁面无私的独断手段。可是，这“决心”和“手段”在撒切尔夫人的身上找到了。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欧共体实现货币统一的可能性逐步向现实性转化。这是所有欧共体成员国的财政大臣们盼望已久的转化。与此同时，欧共体主席德洛尔关于欧洲问题的三步计划设想也加快了步伐。
德洛尔主张首先让所有欧共体成员国加入欧洲货币汇率机制，然后实现所有中央银行的合作，最后实现经济与货币的统一。这是泛欧主义的最高象征，也是西欧联盟的真正纽带。
1990年10月28日，罗马欧共体十二国首脑会议的闭幕会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为受人注目的焦点。人们都希望撒切尔夫人顾全大局，不要一意孤行，不要总是与欧共体的一些政策过不去。然而人们从这位“白脸蝴蝶”的严肃面相中，发现了这位“蝴蝶”并不热情，而俨然像苏联人所说的“铁女人”那样，一脸“铁色”。
撒切尔夫人不顾多数内阁大臣们的赞同意见，断然地对1994年开始实施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计划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顿时，舆论界哗然。
撒切尔夫人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深恶痛绝，并非是因为担心过分一体化带来的刺激而采取一种情有可原的谨慎态度，而是出于一种充分的自信心理。她认为，实行单一货币是剥夺英国主权的行为，而这恰恰是削弱“大英帝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一种开端。
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长期患了“英国病”的英国经济从1982年起，增长速度比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快。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自恃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是欧美关系的“中介人”，与东方大国的关系也不错，她访问过中国和苏联，同中国就香港问题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几度亲切地握手。
撒切尔夫人奉行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却又和丘吉尔一样刁钻，常常站在赌桌旁玩弄欧共体这张实际上对美、日和东方都颇有分量的王牌，而自己却不太情愿加入其中，她自恃手中有核武器，不需要欧洲其他国家来保护英国。
因此，她不愿意在“出卖英国主权”的同时降低英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削弱了英国在欧洲扮演的“领袖角色”的地位。
然而，撒切尔夫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次所投下的唯一一张反对票，不仅没有赢得人们的“赞美”，也没有再获得“铁蝴蝶”或“铁娘子”的雅称，却注定了她在英国作为政坛之霸主的地位将一去不复返。
撒切尔夫人在她第三届首相任职期内，与欧洲共同体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关系。她既想坚持自己的固有立场，又刻意要在特定时刻“为英国下一届大选准备和出于对英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撒切尔夫人一方面坚持不列颠的主权，维护英国的“自由”和捍卫英国的利益，不甘心英国就此迅速融入欧洲共同体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中，而执意要在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树立大英帝国的形象。
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面对英国已丧失“超然”于欧洲共同体之外的历史条件的现实，被迫参加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并在国内外反对她奉行对欧洲共同体政策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和协调。这样，她的政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左右摇摆，令人难以捉摸。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矛盾多于合作、僵硬多于灵活的政策，在她于1988年9月布鲁塞尔欧洲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已表露得一清二楚。在那次演讲中，她明确反对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关于建立联邦主义的统一欧洲观点。
尽管撒切尔夫人支持英国在欧共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她认为该组织的作用只能是保证自由贸易和有效竞争。1988年，她评论道：“英国的边界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在欧洲层面进行的重新划分，这就是欧洲超级大国在布鲁塞尔策划的事情。”她认为欧洲的统一应是在对独立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且不能损害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这种双重原则。
1988年11月30日，欧洲人权法庭认为英国的拘留制度违背了欧洲法律。这在英国国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由此呼吁修改宪法。撒切尔夫人愤怒地作出了回应，她批评了欧洲人权法庭的裁决，还批评了比利时和爱尔兰拒绝引渡帕特里克·瑞安神父回英国接受指控的行为。她告诉公众：“我们应该谨慎地下判断，还要好好思考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的人权。”
在1989年6月欧共体峰会之前，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和外务大臣杰弗尼·豪试图说服撒切尔夫人加入汇率机制，为欧元做准备，并废弃英镑的货币地位。
他们以辞职为要挟，但是撒切尔夫人和财政顾问艾伦·沃尔特斯坚决反对这项提议，认为英镑应该能自由浮动，欧盟会员资格只会限制英国经济。最终劳森和杰弗尼·豪都辞去了职务，撒切尔夫人仍然坚定地反对欧洲货币体系。
正因为撒切尔夫人坚持如此铁定而又鲜明的仅对欧共体的立场，使英国在多数情况下在欧共体内处于绝对孤立境地。英国在重新安排欧洲的进程中始终成游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局外人。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僵硬立场还激化了保守党内的矛盾和分裂。紧接着内阁进行了第一次调整，1989年7月，外交大臣杰弗尼·豪因与首相在欧洲货币联盟方面的意见相左而被调出外交部。同年11月，财政大臣劳森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挂冠离去。1990年11月杰弗尼·豪又由于反对首相在欧洲问题上的观点而主动辞去了副首相的职务，由此触发了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危机。
这位对首相一贯言听计从，对工作任劳任怨，但仍保留着副首相头衔的杰弗尼·豪已经为撒切尔夫人效忠了15年之久，这次之所以拂袖而去，坚决辞掉副首相一职，是因为撒切尔夫人1990年10月30日在英国下院答辩时，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如果有人要求我们放弃英镑，那我的回答是：不！不！不！”这三个“不”字，使一贯忠顺的杰弗尼·豪忍无可忍，便于11月1日向首相正式递交了辞呈。
副首相杰弗尼·豪的辞呈固然震动了撒切尔夫人，但这还不足以构成对“铁娘子”权威的挑战。要命的是这位在撒切尔内阁中历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下院领袖、枢密院长和副首相等要职的老臣，在撒切尔麾下立过汗马功劳，如今他也开始了“背叛”。
他在11月13日发表的辞职演讲中说了这么短短几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为党和国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现在该轮到其他人考虑他们对忠诚的悲剧性冲突作何种反应了。我本人与忠诚较量的时间也许太久太久。”他最后还吁请大臣和议员们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对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忠诚之上。
杰弗尼·豪这样振臂一呼，虽然还没达到那种天下应者如云的地步，但至少在保守党和下院内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动摇了撒切尔首相的根基，也震撼了英国政坛。从此，撒切尔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已江河日下，颓势难挽。
就在杰弗尼·豪发表辞职演讲的第二天，素怀异志的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即抓住有利时机，正式宣布了竞选党领袖的声明，向撒切尔夫人挑战。结果“铁娘子”与赫塞尔廷的第一轮决选，就为她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终止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