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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初谙政事
我之所以从事政治，是因为我有某些信仰，并试图把它们付诸实践。——撒切尔夫人
竞选达福特德区议员
牛津大学为帮助应届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该委员会安排玛格丽特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其中之一是帝国化学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厂，地点是在比灵赫姆。
几位经理对这些毕业求职者进行面试，并写下了书面意见，交给总经理。总经理最后又对他们进行面试。
在接受面试时，玛格丽特发现经理们给她写的评定意见放在桌子上，就忍不住从桌子对面偷看一眼。这些评价有的令她鼓舞，有的令她不安。一位经理写道：“此女子个性太强，不宜在此工作。”
玛格丽特一共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面试，虽然均未成功，但她很喜欢这样的考试。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被带入了一个新的工业世界，还在于那时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礼，乐意倾听每个人讲述他们个人的抱负和憧憬。
最终，玛格丽特被一家塑料公司的研究开发部录用，该公司就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曼宁特里，生产一系列工业用和民用塑料产品，包括胶卷。
很少有人喜欢一项新工作的开始阶段，玛格丽特也不例外。当初她同该公司负责人面谈时，她就理解自己的职务大概是研究开发部主任的私人助理。玛格丽特之所以想得到这个职位，就是因为她想通过这个职位更多地了解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并施展自己在化学知识及其他方面的才能。
可是，当玛格丽特报到上班时，她就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头扎进了那丰富多彩的塑料世界里。
研究与开发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刚刚成立，万事开头难。玛格丽特很快就有了一两个朋友，一切变得容易多了。她的上司帮助她渡过了这个难关。
研究与开发部也已搬到劳福德附近的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里。像公司的很多其他人一样，她也住在科尔切斯特。
玛格丽特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她在镇上找到了舒适的住处，班车每天接送上下班。
同以前一样，玛格丽特还是离不开政治。工作后，她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参与党的各种活动。
她特别喜欢参加一个叫三九四五讨论小组的活动。在那里，参加过“二战”的保守党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针对当时各种政治话题各抒己见。玛格丽特也尽可能地与一些如爱德华·博伊尔那样的老朋友保持联系。
有一次，玛格丽特参加完了一次讨论会后，同别人探讨起未来想干什么的问题。年轻人经常谈起这样的话题。一位牛津时的朋友约翰·格兰特说他认为玛格丽特将来会当一名议员。“嗯，是的。”玛格丽特回答。
那时，保守党协会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
当时有人提议：“有个年轻妇女，玛格丽特·罗伯兹，你们也许可以见一下面，她真不错。”
回应的人说：“是吗？但达福特德是一个工业重镇，我想选一个妇女恐怕不行。”
提议者认为还是可以先见见她。就这样，他们同意与玛格丽特在星期六见面。
这天，玛格丽特应邀前来，与达福特德妇女协会主席弗莱彻夫人在兰多诺码头餐厅共进午餐。弗莱彻夫人大概对一位妇女成为达福特德议员候选人持有异议。虽然如此，他们对见到的玛格丽特还是喜欢的，玛格丽特跟他们也很谈得来，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
弗莱彻夫人很有风度，玛格丽特很快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午餐后，她们沿着码头走回会场，找个好座位，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
大会开了一周了，玛格丽特还是第一次见到丘吉尔。那时，党的领袖并不出席年会，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后集会上露个面。自然，丘吉尔讲话的重点是外交事务。
1948年，玛格丽特在一次保守党会议上结识了肯特郡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米勒鼓励她报名参加保守党达特福选区的竞选。玛格丽特经过努力，在1949年3月，正式成为保守党的议员候选人。
玛格丽特在一次电力公司大厦举行的选举演讲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指出：抨击工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统购政策；坚决主张减低税收；强调“帝国特惠制”是保守主义的柱石。
在8月6日的群众集会和9月在爱德华·希思的选区贝克斯和邻近的妇女午餐俱乐部里，玛格丽特在演说中再次强调保守党的一贯路线，特别强烈地抨击了国有化。
通过这几次演说，玛格丽特在选民中亮了相，使人们了解到她政治思想的若干基本点。从这时起，撒切尔夫人的政治见解已经在萌芽了。
1950年选举，玛格丽特的对手是工党候选人多兹。参选这天，联合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玛格丽特从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变为达特福区的保守党候选人，虽然第一轮竞选败在多兹的手下，但是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选民们继续推举她为候选人，还送给她一枚矿石饰针，以示同情。
玛格丽特立即投身于第二轮竞选，她到处发表演说。其内容囊括了国家的各方面问题，如战争与和平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金、“帝国特惠制”、伊朗政府宣布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英国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等，但玛格丽特仍然没有拿到达特福区的席位。
一个政界的陌生人、涉世不深的青年女子，在复杂的政界初试锋芒，毕竟还显稚嫩。虽然报界出于好奇，也说了不少好听的话，但是要取得政治界的普遍承认，还需要一段路程。
与丹尼斯的幸福婚姻
正当玛格丽特以新女性的形象在政坛崭露头角的时候，丹尼斯·撒切尔先生进入了她的生活。
丹尼斯·撒切尔出身富有之家，父亲继承祖业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开办了一家油漆化工品的大公司。那时丹尼斯33岁，比玛格丽特整整大10岁。
丹尼斯·撒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法国、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作过战，得过帝国勋章和通报嘉奖。战后退役，丹尼斯做了埃里斯油漆公司的常务董事。
丹尼斯·撒切尔虽然也是卫理公会教徒，但他却不像正统的卫理公会教徒们生活得那么简朴和古板。
丹尼斯·撒切尔讲究排场，生活阔绰，在伦敦有自己的豪华公寓，还有一辆豪华型小轿车，而且埃里斯油漆公司就设在达特福选区，因而他和该区的保守党人混得很熟。
也是事有巧合，那天晚上他的朋友请他协助筹办欢迎玛格丽特的宴会，丹尼斯当然也亟欲一睹这位女候选人的风采。
一见之下，果然不凡，玛格丽特那干练、刚毅、整洁、靓丽的形象，给这个有过婚姻挫折的中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丹尼斯出身不俗，经济基础雄厚，在生意场上成就不错，加上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举止儒雅、气度雍容，也正是玛格丽特小姐的意中人。
唯一使玛格丽特小姐犯难的，是丹尼斯不是一个黄花郎，这有悖于她和她一家人所崇奉的卫理公会教义。
早在1938年，丹尼斯参加皇家部队。第二年“二战”爆发。1942年他与一位漂亮的姑娘结婚，由于战争，他们始终未能生活在一起。6年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他的第一任妻子后来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和蔼的男人。
丹尼斯不愿提起这段往事，尤其是在娶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后。要强的玛格丽特任何事情都不愿做第二，婚姻上也是如此，直到儿女们长到23岁，她才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
1943年丹尼斯的父亲去世后，忧郁的他随部队去了西西里。在那里，他养成了喝酒的习惯。1946年，他以上校军衔回到家族公司任经理。公司已转为制造涂料和清洗剂。他并不喜欢他的工作，但忠于职守，直至担任国家涂料联盟委员会主席，还与人合写这方面的书。
经过一番痛苦的犹豫，玛格丽特小姐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丹尼斯的爱情，并在1951年大选这一天双方举行了订婚仪式。
1951年12月13日，玛格丽特·罗伯兹小姐与丹尼斯·撒切尔先生结为伉俪，婚礼是在伦敦城市一座威斯雷小教堂举行的。
参加婚礼的多数是新郎和新娘的保守党朋友，还有丹尼斯的寡母和未婚妹妹，以及玛格丽特的妈妈和姐姐。
婚礼之后，撒切尔夫妇前往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度蜜月。这是新娘有生以来的首次出国，陶醉、欢愉之情不在话下。他们一起坐水上飞机的经历，多年后撒切尔夫人谈起来还很激动。
玛格丽特成为撒切尔夫人和选择13号结婚，不仅是对“数字13恐惧症”的义无反顾的挑战，也是对传统教律的一种反抗。我们与其说她同丹尼斯的结合是超越世俗偏见的壮举，不如说是为了迅速达到政治目的而寻求金钱婚姻的结果。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从相识到结婚，其间经过了两年时间。撒切尔夫人曾说，“我的婚姻是幸福的”。结婚之后，玛格丽特即迁居伦敦，辞去了她在莱昂斯公司的那份工作，开始潜心攻读法律了。丹尼斯每天开车83公里去上班，早出晚归，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使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玛格丽特有了温暖的家，有了丈夫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全力支持，她可以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自己的事业了。玛格丽特对此毫不隐讳，她经常对人说：“是丹尼斯的钱帮助我走上了成功之路，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初为家庭主妇，玛格丽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角色：既要白天去法律教育理事会听课，或去图书馆翻阅资料，撰写论文，又要晚上回家做饭，干家务，装饰居室，而且做得很尽心，很投入，也很有水平。
婚后，撒切尔夫人既要操持家务，又要读法律课程，曾想暂停政治生涯，但又割舍不下，便问丈夫怎么办。
婚后两年，当撒切尔夫人产下一对双胞胎时，距离法律课程的结业考试仅有三个月。
玛格丽特请了一个奶妈照看婴儿，硬是咬牙通过了这次结业考试，取得了当律师的资格，而且当上了税务法官议事所的见习律师。
按照规定，取得法学文凭或通过法律教育学会考试的人，必须在法律事务所实习一段时期，一般为半年。此外，见习人员还得交上一笔钱，好在有丹尼斯的经济支持，这都不成问题。她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律师界对妇女的歧视。
税务法官在英国一向是男士的“一统天下”，撒切尔夫人硬是一头闯进了这一禁区，以特有的顽强精神、果断处事能力和高效工作方法，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负责称职，而且还打赢了一场官司。
到最后玛格丽特离开这家事务所时，她已给同事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牛津大学毕业7年之后，玛格丽特终于在1954年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广场5号的林肯协会税务事务所，开始做正式的开业律师。
此后，撒切尔夫人便永远告别了化学实验室，跨入了法律、政治界。她的青春和精力已化作了一块坚实的攀缘基石。
在1954年，即她进入林肯协会税务事务所工作前的一年半之内，她曾转换了三个法律事务所。当撒切尔夫人从刑法和习惯法事务所转到税收事务所时，也遭到不少非议。
人们认为税收事务是男人的领地，是男人才使它维持到今天，像撒切尔夫人这样有两个小孩的妈妈更不应该涉足此地，而应回家去为孩子洗尿布。可是，撒切尔夫人却认为：“好女一旦与男人平起平坐，她们将会胜过男人。”
撒切尔夫人在法律事务所工作至1961年，而她的名字直至1969年才被人们依依不舍地从办公室的牌子上取下来。
不过，撒切尔夫人在做律师的同时，她的两眼始终没有离开过威斯敏斯特宫——英国议会所在地。她争当律师的唯一目的，是要锻炼自己，为最终进入议会作赛前热身准备。
这一时期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律师事务上，而主要是为能进入下院而上下求索。
她那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她对保守党内外政策的娴熟，都充分表明她已是这一历来归属于男人的政治舞台上当之无愧的演员，成为初露锋芒的女政治活动家了。
从1950年竞选达特福区的议席开始，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34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总算如愿以偿并且以芬奇莱区为基点，已隐约看见自己那铺满玫瑰和红地毯的光明前途了。
迈出通向议会的第一步
1950年选举到来之前，保守党的力量开始恢复。
它强调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经济管理混乱、浪费及官僚主义的情况。玛格丽特对宣言关于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别满意。
在竞选运动的那几周里，玛格丽特感到非常疲惫。对她来说很多事情都是新的，而且新手总是缺乏后劲。她常常在白天找时间准备晚上的讲话稿，还要给选民写信，争取支持。
大多数下午的时间都是用来上门游说，有时候，用大喇叭来宣讲。在当时，妇女候选人大多是不去工厂游说的。但玛格丽特去了，工厂内外都去过，总是受到比较热烈、有时也颇为嘈杂的欢迎。
玛格丽特接受了一个候选人诺曼·多兹提出的与她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进行辩论的挑战。两人先后分别致辞，然后回答提问，最后分别致结束语。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杂得很。
竞选运动期间，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难分胜负的辩论。大家只就有关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而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辩论很有意思。
玛格丽特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由于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20分钟就把会场的门关上。作为一个女人，人们对她表现出了基本的礼貌，她就抓住机会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有一次，玛格丽特到选区的某地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发现在集会上讲话的前空军部长贝尔福勋爵受到某些提问者的非难，场面有些混乱，大家准备去请警察来帮忙了，她告诉组织者不要让警察来了。
不出所料，玛格丽特一登上讲坛开始讲话，台下的骚动开始减弱，基本恢复了秩序。
玛格丽特的候选活动受到了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她这时只有24岁，是参加1950年竞选运动的最年轻的妇女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话题。
有的报纸请她就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写文章。她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及《伦敦图片新闻》上。《伦敦图片新闻》是很多从政的大人物常读的报纸，她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报纸上，他们称玛格丽特为“富有魅力的小姐”。
玛格丽特在竞选中杜撰了两个口号，不怎么含蓄，十分直截了当。一个是口号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东西。”
另一个更有针对性：“不要腐朽，赶走无能。”
这些口号，鲜明地体现了玛格丽特讲话从不大谈意识形态的一贯风格。
在1950年的选举中，保守党仍未取得胜利，但这个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
玛格丽特已经极其疲惫。她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于是，她在伦敦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玛格丽特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
1951年10月，又一次大选开始了。这次，玛格丽特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1000张票。当得知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17个议席的优势时，她欣喜若狂。
在个人问题上，撒切尔夫人一直认为，只要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环境又舒适，作为一个已婚年轻女人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撒切尔夫人的家里时常举办聚会，也参加别人的晚会，生活得很快乐。
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了。撒切尔夫人和丈夫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他们目睹了这一盛典。这年8月，撒切尔夫人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
妈妈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在当时，很多人把做一个妈妈或做一个家庭主妇看做是两件重要的事情，但是撒切尔夫人却不是这样的人。她认为，做一个妈妈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不是唯一的天职。
妇女应该拥有自己的事业。她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
她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撒切尔夫人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她希望她的事业是一种能使她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她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她相信自己完全适于从政。
撒切尔夫人既要做一个妈妈，又要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为此，她得安排好时间。当时她和丈夫生活在伦敦，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议会也在伦敦。
很明显，她必须找一个在伦敦的或伦敦附近的选区。正是综合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情况，撒切尔夫人才决定孩子虽小，但仍可考虑当议员。
有了双胞胎后不久，有一天，约翰·黑尔从中央总部给撒切尔夫人写来了信：
我很高兴获悉你生了双胞胎。你太聪明了。这将对你作为一名候选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已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撒切尔夫人回信表示感谢并写道：
我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此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六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需要很好地重新组织一下，还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别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约翰·黑尔所说，“暂时冷藏起来”。什么时候再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来作出决定。
撒切尔夫人自己划定的六个月的政治过渡期很快过去了。她也已经通过了律师最后考试。在律师事务所的学习、观察、讨论及最终从事法律工作，对她的政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熟悉法律使她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义。事实上，“法治”是保守党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
如果政治已融入一个人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这个人带回到政治去。撒切尔夫人的脑海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
因此，当1954年12月她听到奥尔平顿选区有候选人空缺时，马上给中央总部打电话，要求将她列入候选人名单，因为奥尔平顿与她的旧选区达福特德为邻，离伦敦也不远。撒切尔夫人参加了面试，并进入缩小的候选人名单。
1955年4月，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接替。接着，很快发生了一连串事件。1956年7月至11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挫折。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大丢面子后，安东尼·艾登不能继续担任首相了。他在这场危机中患病，1957年1月辞职。撒切尔夫人所处的圈子里很多人都在猜测谁会继任首相，人们似乎在期待着保守党领袖是应运而生。
早在1955年5月的大选活动中，撒切尔夫人到一些选区发表演讲，这对她来说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事。但是一旦当过候选人，其他的事情均对她再没有吸引力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后，她重新加入到选举的角逐之中。
撒切尔夫人一直相信自己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她知道自己从政之路上遇到的很多人都很希望她进入议会。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丹尼斯总是安慰她、支持她。
1958年4月，撒切尔夫人在中央总部与唐纳德·凯伯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她直言不讳地谈到她作为一个妇女遇到的来自选拔委员会的困难。
唐纳德·凯伯说，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场合，应该穿得潇洒，但不应太华丽。7月，撒切尔夫人报名参加伦敦北部芬奇莱选区议员的参选。芬奇莱是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选区。
撒切尔夫人对芬奇莱不是特别熟悉，因此，她像其他的跃跃欲试想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开始去了解应该知道的一切。她下决心要做到比任何人更了解芬奇莱。
像全国一样，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在芬奇莱是有争议的。移民问题也刚刚开始成为政治上的热点后，就引发了首次诺丁山骚乱。在芬奇莱，经济状况及哪个党将更有可能继续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服务，肯定会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对以上所有问题，撒切尔夫人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她知道她该说什么。
撒切尔夫人在各方面做了她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她自信地认为她了解这个选区，确信能够对付即使很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因为她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她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她已经纯熟地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
同样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即自信但不自负。她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戴上了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福特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她的胸针。
7月14日的那个炎热的夜晚，当撒切尔夫人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她竟然感到很孤独。但只要她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
像往常一样，撒切尔夫人很快集中精力介绍自己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演讲过后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
在第一轮投票中，撒切尔夫人获35张票，与她最接近的对手获34张票。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撒切尔夫人和对手分别获46和43张票。
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她为候选人。但反对她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这就意味着她要把那些未掩饰不满的人争取过来。撒切尔夫人首先向在格兰舍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
8月上旬，正式通过撒切尔夫人为候选人的会议是她在整个芬奇莱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自我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撒切尔夫人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为她做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
撒切尔夫人当上芬奇莱候选人的时候，芬奇莱的自由党人已经十分投入地开展竞选工作了，这引起很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总是善于组织竞选活动，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的工作更是有力。
几年前在芬奇莱，因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出了一件丑闻。有几位保守党人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
撒切尔夫人自己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想法，她为保守党因这一丑闻而名誉受损感到不安。同时，她也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事，保守党未能争取可能的支持者，因此她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欢迎新党员，特别是犹太人加入基层组织。
撒切尔夫人确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吸引过来，我们才能有把握对付十分活跃的自由党的挑战。
1959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成果。撒切尔夫人正在做最后的准备。10月，撒切尔夫人在芬奇莱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
她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逸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
一天凌晨，有人通知撒切尔夫人马上要宣布芬奇莱的选举结果，要求她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当她站在丹尼斯身边时，她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的内心感觉。最后他们听到：“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29697票。”
撒切尔夫人大获全胜！
撒切尔夫人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热烈地拥抱了自己的妻子。撒切尔夫人走下了台子。此刻，她已是芬奇莱的当选议员了。
然而，在撒切尔夫人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她知道，现在只是第一步。
出任内阁教育和科学大臣
1959年10月20日，撒切尔夫人作为国会议员，第一次严肃地走进了威斯敏斯特宫。
当议员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提出自己的动议。发言和提出动议案，往往是连着的两个步骤，这对于扩大自己的名声是必不可少的。
撒切尔夫人选定了“公共团体允许新闻记者参加会议的议案”，建议执行一直没有实施的1908年法令，让新闻记者能够参加一些公务团体的会议。
这项动议比起那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许显得平淡了些，但是，它肯定会受到新闻界的欢迎。1960年1月下旬表决时，议案获得了152票的多数，反对票只有39票。
第一炮打响了。
撒切尔夫人以议员身份在各种场合露面，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她在下院说，年轻人犯罪的现象很普遍，有的青少年只是为了暴力而玩弄暴力，以报复他人为乐趣。
她主张对这些罪犯施以严刑。她还忙于应付各报刊的记者，对小到怎样过圣诞节，大到原子武器问题发表意见。她向妇女讲提高女权问题，为募集救济盲人基金向社会发出呼吁，就某个地区学龄前儿童的福利问题陈述意见，为少年时装展览会揭幕式剪彩，同其他议员一起走遍全国，宣讲她的主张。
电视屏幕上时常出现撒切尔夫人的形象，广播节目里时常播出她的声音，报纸经常刊登她的照片。在英国这样的社会里，要成为人人都知道的人，这些过程是必经之路。
1961年10月，哈罗德·麦克米伦改组内阁，选中了撒切尔夫人入阁接替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史密斯夫人，出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的政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
这是撒切尔夫人第一次应邀入阁，从而开始了前座议员的政治生涯。这个职位，是很多在议会任职多年的男议员都望尘莫及和无缘获得的殊荣。
议员与政府成员不一样，前者发表意见的主动权要大得多，可以随意说三道四。而政府高级官员则必须在议会作证，接受议员们特别是反对党议员们的质询和责难，并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作出切中要害、无懈可击的回答或答辩。
这也是她在政府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除了负责部里的日常工作，协助大臣制定有关政策外，她还充分发挥了记忆力好、善于辩论的特长。
在下院的一次辩论中，撒切尔夫人为了说明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列举了英国历届政府在1946年、1951年、1959年、1962年年金的价值，年金的支出总额以及瑞典、丹麦、西德等国的年金水平，背诵了一长串统计数字，一口气讲了40分钟，使在场的议员特别是反对党议员听得目瞪口呆。
1962年7月16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挥戈上阵，又一连回答了关于年金和国民保险等19个问题。
这两次出色的答辩表明，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政府高级官员，表明她完全称职，能充分胜任自己的工作，也是她对政府行使高效管理的良好开端。
撒切尔夫人出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的政务次官时，正是英国政坛日趋动荡的年代。三年前保守党以超出工党100个议席而赢得了连续执政的机会，麦克米伦首相也以力挽狂澜，推动英国经济繁荣而被誉为“超人麦克”。
但是到了1962年，这位首相在英国民众中的威望已一落千丈，麦克米伦政府的处境很是不妙：国家收支严重失衡，政府超支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有增无减，经济出现衰退，失业大军人数急剧扩大，而外交政策又频频遇挫。
1963年的局势发展就更糟，戴高乐竟然否决了英国要求加入1955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的申请。
麦克米伦首相遭到内外夹攻，心力交瘁，一病不起，最后辞去了保守党领袖一职。
撒切尔夫人对政治的残酷性开始有了认识，从而在此后一步步地向上升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与心理承受能力。
1963年7月，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撒切尔夫人向妇女工会会员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
没有一个人能使一个政党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同样，也没有一件灾难能使一个伟大的政党在一次选举中失败。我们过分地突出了一两个人的作用，认为他们能使我们在选举中获胜或失败。
如果某一个人犯了罪，你们不必因此而沮丧。党是不会在选举中失败的，除非是它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在这篇讲话中，撒切尔夫人不仅不遗余力地为捍卫保守党的威信而辩护，而且表明保守党在选举中可能败北，但它将会在另一次大选中卷土重来。
尽管撒切尔夫人能言善辩，毕竟挽回不了保守党政府的颓势，英国经济继续衰退。英国两党轮流执政的规律表明，英国选民已在酝酿在选举中“换马”了。
这样，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首相在执政未满一年的情况下，就被迫宣布于1964年10月举行大选。
这次大选的结果是，工党仅以4票的多数险胜保守党，保守党在执政13年之后再度沦为在野党了。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在芬奇莱选区面临自由党人的严重挑战。由于她那超凡的体力和过人的记忆力，以及深入选民中间，以女性特有的耐心、关心和细腻帮助选民解决了不少的困难，从而以9000票当选，保住了她在议会中的席位。
1965年7月，保守党内展开了角逐党的领袖的竞争。投票结果，平民出身、靠个人奋斗爬上权力顶峰的前劳工大臣和主管申请欧共体事务的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当选为保守党领袖。
希思的当选，预示着注重等级和门第观念的英国传统社会的模式的瓦解，标志着保守党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因为，此后继之而来的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约翰·梅杰，都是平民出身。
在1964年至1970年工党政府执政期间，撒切尔夫人在影子内阁内接连调换了多项职务，先后主管年金部、住房与土地、财政和经济事务、运输事务、燃料和动力部，最后是教育事务部。
她充当这么多问题的发言人，是其他人所没有的。这样，她就有机会，也有可能深入了解两党在各个方面的争执点，积累了同工党打交道的众多经验，并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观点和坚定的立场。
她在1968年保守党大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她的思想。这篇题为《政治弊端》的讲话，中心大意是要缩小政府作出决策的范围，有效地发挥个人权力，政府不应人为地控制物价，而是要促进市场的竞争机制，要调节货币供应，大力抑制通货膨胀。
撒切尔夫人在这篇讲话中阐述的思想，始终指导着她制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其矛头所指，首先是工党的“集体主义”政纲，并在辩论中作出激烈的反响。
因此，大多工党政府提出的议案，都遭到撒切尔夫人的无情抨击，一时有“谩骂成了撒切尔夫人的本色”之说。
这时的希思也已认识到了这个女人对自己构成的威胁。他在私下与自己的心腹商讨提升撒切尔夫人时曾经说过：“怀特洛认为她是最有能力的人，但他说她一旦出人头地，我们就休想对付得了她。”
1966年3月，执政不到两年的工党提前举行大选，目的很明显，是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扩大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如愿以偿，工党在大选中领先的席位数由1964年的4个增加到了97个。
不过，撒切尔夫人却在自己的芬奇莱选区轻易获胜，第三次当选为下院议员。这主要是她在选区的辛勤工作的结果。当然，在全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也帮了她的大忙。
1969年10月，希思提升撒切尔夫人为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她随即义无反顾地反对工党政府废除文法学校，强制推行综合教育的做法。撒切尔夫人在任上强烈主张，在保守党执政后将本着发展选拔性教育的精神，保留传统的文法学校，只在新建城镇中推行综合性学校。她说到做到，以毫不妥协的精神与工党政府的教育大臣肖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70年，工党政府的威尔逊首相趁国内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的有利时机，再次宣布举行大选。
这次大选的结果却大出两党人士的意外，希思领导的保守党竟以30个席位的领先多数获得了胜利。工党在执政六年之后又再次沦为了在野党。
保守党的胜利提高了希思的威望与权力，他当即宣布要“进行一场彻底变革”，“以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
大选胜利后，原任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的撒切尔夫人，被希思新首相任命为政府的教育大臣。这是撒切尔夫人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担任政府大臣一职。
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后，就从下院底层那间办公室搬入宽敞明亮且配有空调的教育部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大臣配备的大写字台，有一大批文官随时听候差遣，还可享用政府为她提供的配备有司机的大轿车，她就再也不需要自己驾着那辆旧车子奔波于议会和选区之间了。
可惜的是，玛格丽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兹却在她成为政府大臣的前几个月去世了。
同任何地方的官场一样，英国内阁中也存在着金字塔差别：首相之下是财政、外交、国防和内政等部门的大臣。教育大臣则属于较低一级的阁员。
这时的撒切尔夫人已不满足于自己担任的角色，而希思首相出于防范其野心的膨胀和对女性的歧视，一直没有满足她的意愿。从政务次官到教育大臣，撒切尔夫人的确走过了一段“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不平凡道路。
然而，任何阻力都不能挡住她的脚步。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撒切尔夫人要在大不列颠男人主导的政坛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向更高的层次冲刺。
调整旧的教育结构
1969年10月，撒切尔夫人担任了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她的前任是爱德华·博伊尔爵士。据说调任的原因是博伊尔对工党的关于废除文法学校的建议态度不够鲜明。
这是两党在教育问题上尖锐争论的问题。威尔逊执政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工党政府为了消除教育中明显的“阶级界限”，决定把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合并为综合性学校。认为这样可以使工人家庭的子女有较多的入学机会。
保守党认为，工党要把有特色的文法学校改成“大路货”的综合性学校，势必会降低教育质量，而且将进一步影响高等教育的水平，甚至可能影响社会风气，助长无政府主义。于是，一些教师和作家发表了“黑皮书”，愤怒地抨击工党政府教育大臣爱德华·肖特的建立综合学校、取消文法学校的方案。
撒切尔夫人是影子内阁的教育事务发言人，责无旁贷地参加了斗争。
1969年10月22日，撒切尔夫人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她要与在全国强行实施综合性教育的政府立法斗争到底，要保住那些在初等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文法学校。
撒切尔夫人说，保守党执政后将本着发展选拔性教育的精神，保留住传统的文法学校，而综合性学校只能在新建城镇中发展。
辩论是紧张的，撒切尔夫人紧紧盯住爱德华·肖特；攻击是猛烈的，她不给对手留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是从问题的实质上看，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前任博伊尔爵士并无大的原则分歧，差别只在于对工党政策进行批判的激烈和鲜明的程度。教育政策无论如何比不上经济政策那样关系到一个政府的立废问题，但是，在政党斗争中却同样需要不妥协的精神。
撒切尔夫人在影子内阁中的表现，证明她具备这种同工党周旋到底的品质，这正是她的前任所缺少的。
1970年，保守党政府接替了工党政府，爱德华·希思出任内阁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则从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变为政府的教育大臣。
撒切尔夫人在影子内阁中，虽然不是主要的发言人，但是她的舌辩却引人注目。
前工党政府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说，她具有能言善辩的本领，“因为她能够看出对方论点的虚弱，能够看到自己论点的力量”。“她还学会了很少政治家学会、而我肯定从未学会的一种本事，那就是在事先布置好的场合发表非常简短有力的讲话，使人们了解其主要论点。她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很容易地完成这一点，而一般人总要45分或50分钟才行。”
撒切尔夫人在1970年当选时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针并不十分明确，这使得她与教育部文官们的麻烦更加复杂化。她曾在竞选运动中反复强调：把着重点转移到小学；扩大幼儿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当局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合当地情况，将离校年龄提高至16岁；鼓励直接拨款学校，保留私立学校；扩大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对教师培训问题进行调查。
但是竞选时提出的这些承诺并没有反映出明确的观点，保守党内不同成员和不同派别对总的教育方针特别是对中等教育和文法学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他们的论点牢固地建立在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评上。
撒切尔夫人被夹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因此重大政策要前后一致，决策要小心谨慎。她清楚地意识到，在与本部文官的斗争中，也许不能指望得到内阁同僚们的支持。
撒切尔夫人当时对教育结构的关注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这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特点。并不是说教育结构不重要，但教育理论家们声称，有这样一种制度，它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学校来说都优于其他制度。
他们甚至想在学校里废除把学生按能力分组的做法。她试图让女王陛下学校督察员办公室相信，不管他们的理论表明什么意思，他们至少应该承认文法学校里有大批优秀教员做着第一流的工作，女王陛下学校督察员办公室的很多报告的口气抹杀了他们最优秀的东西。
撒切尔夫人据理力争，除从财政部为教育部争取到了大批经费外，还经常在内阁会议上对教育部门以外的事务陈述己见，有时甚至用事实和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这种“越位”表现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常常使那些对情况了解不多的主管大臣哑口无言，甚至使希思首相尴尬异常。因此，她便丧失了人缘，首相和其他男性阁员都不欢迎她，甚至冷落她、讥讽她。撒切尔夫人在内阁中受到孤立的同时，与她主管的教育部下属官员的关系也弄得十分紧张。
以废除前工党政府在全国推行综合教育的有关“通告”，下决心加强初等教育，主张缩小班级规模、扩大师资比例、改建初级学校陈旧校舍等，来展示个人的雄图大略。但是，这一举动却激怒了赞同工党计划的全国教师联合会，而且遭到新闻界和地方政府的批评。
“牛奶”事件的宝贵教训
撒切尔夫人在主管教育的3年多时间内，不仅同前工党政府教育大臣肖特换了个个儿，而且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工党攻击她，不同意她的政策的教师、学生、家长们也围攻她。
其实被围攻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至少撒切尔夫人由此而成为家喻户晓、“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位内阁大臣。
撒切尔夫人在当教育大臣的任期中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提高教育质量。她出任教育大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通知”，废除前工党政府关于在全国施行综合性教育制度的“通知”。
撒切尔夫人认为，英国传统教育的文法学校和工艺学校才是培养基础较好的人才的地方，把它们并为综合性学校，势必降低教育水准。
她主张增加这方面的教育经费，大力减少综合性学校。她打算在10年或15年之内消灭综合性学校。
撒切尔夫人说：“我相信，工艺学校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在目前政府教育经费计划的基础上，他们永远做不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教育开支应当比平均数增加得更多些。”
但是，这在英国财经不景气的情况下，增拨教育经费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学生入学人数增多了，政府的教育拨款却减少了。
撒切尔夫人还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加强初等教育。她认为，英国的小学大部分校舍陈旧，师资不足，不能满足使学生具备“读、写、算”三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撒切尔夫人出任教育大臣后说：“我已经把我的旗帜钉在初级学校的桅杆上了；这必须是处于优先地位的事。”
她主张缩小每个班级的规模，扩大教员的比例。她说：“我确信，学生与教员的比例比起班级的大小能够更好地反映教员的水平。”
撒切尔夫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打算现在作任何承诺，但是，我的希望是以五年为期，我们将消灭19世纪时期修建的初级学校。”
当然，这也不能不受到经费的制约。
在加强文法、工艺、初级教育的同时，撒切尔夫人提倡学生入学的优选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扩大学生家长为子女选择学校的可能，不是让子女们只上一律的综合学校；二是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学生的质量。
撒切尔夫人在教育大臣任期内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改变由国家包揽学生的福利做法。
这是个十分敏感、涉及家长、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在实施这个决策时，有两件事犯了众怒。一件是把免费供应小学生牛奶改为由学生出钱。由此诱发了伙食费上涨。这在学生家长中引起普遍反对。他们把撒切尔夫人叫作“牛奶刽子手”。
此事一直到多年之后人们仍然耿耿于怀。撒切尔夫人则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她说：
“我发现，因为牛奶问题，人们给我拴上了标签，不过，我照旧做下去，因为三年多来，这项措施给政府节省了几百万英镑。”
还有一件事是撒切尔夫人决定，从1972年起不再给大学生贷款，这又引起强烈抗议。
全国学生会主席杰克·斯特洛在年会上说，保守党和学生运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全国学生会执行委员会还有人化装成撒切尔夫人，模拟她的举止。
这年年底，甚至有一个自称为“愤怒大队”的组织竟扬言要绑架撒切尔夫人，以致警卫人员赶到撒切尔夫人家去值勤。
撒切尔夫人认为，只要她能表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将用于建设初等学校的计划，她就可以为削减学校伙食费进行辩护。在教育部的预算范围内，理应先安排教育方面的开支，后安排福利方面的开支。
这项改革措施还附加了一条规定：因医疗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儿童可继续得到供应，直至进入中学为止。撒切尔夫人的做法是想最大限度地保护教育预算。
为了避免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有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撒切尔夫人特意通过电视讲话，建议家长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
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不久，原先赞扬撒切尔夫人通过削减牛奶和膳费开支成功地保护了教育预算的报纸，突然开始唱反调。
《卫报》把教育的牛奶法案说成是“一项惩罚性措施，永远不该提交议会讨论”。
《每日邮报》请教育大臣“重新考虑”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太阳报》则用大字号标题问道：“撒切尔夫人是否通人情？”
更有甚者，工党年会上的一名发言者还编出了一个顺口溜说：“撒切尔夫人，抢夺牛奶的人”。
撒切尔夫人成了众矢之的，并因此又获得不少攻击性的绰号：“吃人魔鬼”、“莎乐美”等。工党议员们当然借机竞相咒骂她，说她是“有一张虚伪面孔的吝啬鬼”、“一个反动的野蛮女人”。前工党政府教育大臣肖特骂她是“思想上的精神贵族”。因为，这些主张有利于富家子弟上学，而劳动人民的子女上学人数将会减少。
某地工党市政会正在考虑购买一批乳牛，给本地孩子供应牛奶；某些地方教育当局为了回避执行有关法律，以含乳饮料代替牛奶；有些地方的市政会根据1963年《地方政府法》规定的权力，开始采取步骤给7至11岁儿童免费供应牛奶。
只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此类行动才属于违法。所有这些指责最后落到谁身上，那是不问便知的。
这场反对撒切尔夫人的运动1971年11月达到高潮。
也许撒切尔夫人过于天真，以为做了普遍认为对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争论为此作出的牺牲时，是会考虑到的。地方当局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愿向孩子们出售牛奶，而强迫他们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牛奶事件”使撒切尔夫人在全国声誉扫地，只表明她是做了希思政府的替罪羊。原来希思政府根据第一任财政大臣麦克劳德的计划，决定削减三亿英镑的政府开支。经过讨价还价，反复摊牌，撒切尔夫人主管的教育经费还是被削减了一部分。为了完成既定指标，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行的“挖潜”措施。
撒切尔夫人又一次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她因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
在与地方当局几个月的斗争中，撒切尔夫人和同事们受害不浅。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不断受到新闻媒体的冷枪和暗箭，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节省900万英镑，而如果从基本建设预算中削减这个数目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
一个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专门职业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时，感情上比大多数男子更易受到伤害，这话是真的。
撒切尔夫人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感到最为快乐，可是反对她的人和报界却把她描绘成冷酷无情地侵害少年儿童福利的人，这使她受到深深伤害。
任何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家都必须做好经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
撒切尔夫人尽管蒙受这一切的谩骂、攻击，甚至围攻、殴打，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她说道：“我发现，因为牛奶问题，我被贴上了种种标签，但我照旧要干下去。”
撒切尔夫人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今后如果遭人非议，也应该是为了重要的大事，不该是为了区区小事，更不能是为了一杯牛奶。
致力改变教育现状
整个1971年，正当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使撒切尔夫人遭到的攻击不断加剧时，在内阁讨论政府开支问题上，撒切尔夫人也深深陷入了一场苦斗。
撒切尔夫人主张按原先的设想继续进行建设小学的计划，它是重点发展初等教育总政策的关键，对她在学校膳食和牛奶问题上的论点也至关重要。因此，当部内一开始有人建议与财政部主张削减预算者妥协时，撒切尔夫人表示反对。
1971年4月，她交给比尔·派尔一个条子，写下了她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能接受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去年预算的方案。”
撒切尔夫人意识到，其他部的同僚们并没有像教育部那样交出痛苦地节约下来的钱，结果照样让他们顺利过了关。作为削减膳食和牛奶开支的回报，撒切尔夫人的建设小学计划提前一年获得同意。
但由于从计划到动工修建一所小学需要几年时间，这项承诺的拨款也涉及好几年。其他部门得到准许可以在政府开支计划的整个5年期间扩大开支。
此外，教育部还要向财政部上缴从高等教育方面缩减下来的节约款一亿多英镑，而同时内阁却把大笔大笔的钱花在工业补贴上。
撒切尔夫人无法与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她向内阁提出申诉。可是使撒切尔夫人恼火的是，她了解到首相府决定不允许她正式提出文件。
撒切尔夫人给特德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指出她在宣布1973至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方面受到的压力。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经常敦促我改进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设方面正在妨碍我去改进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1973年至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额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预算可由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开会考虑，但我希望届时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
撒切尔夫人一到教育部上班，唯一优先考虑的工作就是关于削减教育开支的决定，这项决定使学校的日子变得异常困难。当时有些学校教室漏雨，设备简陋，厕所设在屋外。但她认为，现在财政上还有些富余，可以用来改善仍在使用的破旧小学的状况。
然而，撒切尔夫人参观伦敦南部一所新建学校后，事实向她生动地表明，除砖瓦和灰浆外，教育在其他方面也必须作很大改进。
带她参观的老师显然是没有受过正规业务训练的新手。一位老师告诉她，这所学校里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旧学校上学，感到非常沮丧。大部分孩子显然是事先教好的，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当有个孩子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时，使在场的老师非常难堪。
对教育体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机构中的弊病，撒切尔夫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主要不是靠阅读发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与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辩论，而是通过实际接触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以初等教育为例，人们普遍认为：这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究竟应该给这些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
撒切尔夫人来到教育部时，对这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但在参观一些小学以后她发现，个别孩子常常不参加小组活动，更没有参加全班教学，基本上是让他们玩自己的东西。
她亲眼看到在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大教室里，分成几个小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比较胆小的孩子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胁。她回部后告诉部内的建筑设计部门，不要再鼓励此类敞开式教室。
在大学学生会经费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激动情绪。与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上的争论不同，学生会经费问题主要是左派运动中的强硬派组织的一次运动，因此政治上的危险性较小。
但是它极为猖狂，它的矛头不仅是针对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女儿，而且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念法律的卡罗尔，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
当时在欧洲和美国，是学生革命的高涨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60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发展，那时青年人被认为是透彻理解人类状况的源泉，于是很多学生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学生抗议运动只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现象。大学的数量在当时增加太快，很多大学的水准下降，传统特点消失。而且，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市场原则退却的时候，几乎普遍设想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工作，国家也有能力让每个人就业。
因此，这些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既缺乏前辈具有的权威，又不具备新时代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纪律性。
针对这种情况，撒切尔夫人于1971年7月，向内阁的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她本来考虑设立一名学生会登记员，但这样做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于是仅仅提出了比较温和的建议。
然而，内政和社会事务委员会开始不准备立即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建议，但撒切尔夫人又重新提出那些论点，而且充分认识到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论，结果取得委员会同意。
这样一来，大学生很快把撒切尔夫人当作最仇恨的攻击对象。她不论到哪里都受到一群群学生的围攻。11月初，撒切尔夫人在利兹大学参加一所新建筑奠基仪式时，大约有五百名学生企图用大声呐喊把她压倒。
她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发布南岸工业大学命名文件时，遭到两千多名大声叫喊的学生的阻挠，当地不得不出动十几名骑警保护她的汽车。
12月，抗议学生利用放假组织了一次全国性抗议日，各大学焚烧了撒切尔夫人的模拟像。这时的很多大学的校长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抗议采取默许态度。
撒切尔夫人不断加剧的压力愈积愈多，越来越难以忍受。她虽然受到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信心却始终保持不变。她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推到一边，专心处理工作。
1972年12月，英国政府发表教育白皮书，提出了一个高额开支和改善政府供应的十年计划。它标志着政府为解决英国教育制度中固有的问题而作出的最大努力，准备为此投入大量资金。
白皮书得到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每日电讯报》虽然批评白皮书未能对学生贷款提出建议，但认为它表明撒切尔夫人是“我国最出色的改革和会花钱的教育大臣之一”。
大选失败后的冷静思考
1970年6月23日上午，撒切尔夫人坐着大臣专车来到唐宁街10号，在门口，她受到报界和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首相府的候客室里洋溢着热情的欢声笑语。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同事们相继步入内阁会议室。特德·希思，还有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在他旁边，正在那里等候。撒切尔夫人找到自己在内阁会议的座位坐了下来。
此刻，教育和科学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一样，仍然在撒切尔夫人的头脑里萦绕。她无法摆脱这些问题，它们在她头脑里占的地位太重了。
但更让撒切尔夫人感到欣喜的不仅仅是由于这是自己第一次出席内阁会议，她认为，内阁会议是国家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撒切尔夫人不是内阁中关键的机构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在讨论教师工资和学校开支问题时，她有时也参加会议，如出席关于工资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做些发言。
作为内阁成员，撒切尔夫人对当时的政府感到忧虑。国家逐渐被风吹得偏离了航道，直到在绝望中挣扎，执政者撕毁了地图，扔掉了罗盘，在新的旗帜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调换，他仍然坚信他的航行，重新起程驶向未知的、暗礁密布的海域。
在国内，由于全国码头工人罢工的困扰，政府上台几个星期就被迫宣布紧急状态。同时成立了调查法庭，以寻找一种代价高昂的解决办法。虽然在两周内罢工解决了，但这是否是一次胜利，也很难说。
在国际上，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恐怖主义分别劫持了四架飞机，并要求这些飞机飞往约旦。正当英国内阁开会之前，他们又劫持了一架英国飞机以施加更大压力。该飞机正在飞往贝鲁特。
在这次内阁会议后的几个星期内，在进行交涉的同时，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次。
1970年7月20日，伊恩因突发心脏病于当晚去世。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是一次发挥才能的机会，先进入了影子内阁，然后进入了真正的内阁。同时撒切尔夫人也立即意识到，伊恩的去世，使她失去了最机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沟通工作者。
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的那次内阁会议是沉闷的。内阁会议桌旁坐着的几乎都是撒切尔夫人此后的同僚，例如托尼·巴伯、道格拉斯－霍姆、基思·约瑟夫、约翰·戴维斯、罗伯特·卡尔、威利·怀特洛等。在当时，尽管有很多困难向撒切尔夫人突然袭来，但她的头脑中还完全没有出现忧郁的想法。
事实上，这些同僚正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实施他们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内阁中的其他成员则是热情的拉拉队长。
撒切尔夫人从这一时期学到很多教训，如“紧急权力”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紧急含义及有关决定。
这一天，撒切尔夫人在寓所烛光下与丈夫谈论着政府当时所处的困境。
撒切尔夫人很清楚，当时的政府犯了很多错误。她认为，要想办法渡过当前的危机，那就必须对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朋友以及大多数党内工作者们都感到，现在必须接受挑战，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举行大选并赢得大选。从这时起，撒切尔夫人一有机会就极力倡导这一见解。
在一次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为罢工决定进行投票后举行内阁会议上，赞成罢工的票占多数，这使撒切尔夫人感到：接下来就要进行大选运动了。由于大选的紧急性质，撒切尔夫人发表宣言，其突出主题是清楚而鲜明的：
在危机时期需要一个坚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诺是修改社会保障制度，为罢工者的家属支付社会保障金。
除了通货膨胀和工会权力问题外，11%的抵押贷款利率为我们制造了政治上的困难。
自然，人们问撒切尔夫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事情。但在回答一个提问时，撒切尔夫人强烈地表达了她对联合政府的观点：如果设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聪明的人组成的，这些最聪明的人对于要做的工作会有一致的看法。
撒切尔夫人未料到，她这一段话与大选后期的保守党有着联系。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一方面在设法恢复元气，一方面在寻找重新掌权的办法，因此他们被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概念所吸引。
在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夫人满怀信心，相信保守党会获胜。她感到，如果我们能坚持由“谁来统治”这句话所概括的中心问题，保守党就会赢得这场辩论，从而赢得大选。
然而，这次大选结果很快表明，保守党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保守党失去了33个席位。这将会是一届动荡不定的没有一个政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议会。
撒切尔夫人对大选结果感到烦恼。从执政沦为在野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
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德·希思领导下的保守党人这时感到尤为困惑。他本人已经被无礼地赶出了唐宁街10号。
由于无家可归，他只好求助于他的老朋友和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在他家里暂住了几个月。
这件事使撒切尔夫人在数年以后下定决心，当她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处能够安身的房子！
大选过后，撒切尔夫人到环境部任职。她在这次大选中感受到，地方税和住房问题，特别是后者，造成了保守党的失败。在这两方面构想和提出健全的深得人心的政策的任务，对撒切尔夫人具有新的很强的吸引力。
由于人们都预料年底以前举行另一次大选，大家都愿意在10月举行，因此，保守党开始几乎狂热地寻找有吸引力的政策，以便写入下一个竞选宣言中去。撒切尔夫人心中知道，现在，不仅是更换政府的时刻到了，保守党变革的时刻也到了。
领导住房政策小组
在1974年举行的选举期间，撒切尔夫人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住房和地方税的工作方面。她有一个由议员组成的有效的住房政策小组与她一起工作。
休·罗西是撒切尔夫人的一个朋友和邻座议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住房专家，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迈克尔·莱斯姆和约翰·斯丹利精通建筑业。新当选的奈杰尔·劳森才华出众，总有自己的见解。撒切尔夫人很高兴能领导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小组。
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然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技术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无限地补贴。除了注意制定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政策之外，撒切尔夫人有理由坚信，在抵押贷款利率问题上需要采取行动，帮助人们购房而制定的其他措施也应付诸行动。
撒切尔夫人一贯信奉拥有财产的民主和使更多的人拥有住房。在这一点上，她也深切地感到中产阶级是多么痛苦。由于保守党和工党共同造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盈利率使得人民的储蓄贬值。除此之外，1974年房产的价值下跌。税收的提高加重了商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照顾一下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是正确的，国家的未来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而且，帮助人们以抵押贷款买房子，比建筑公房或收买私人房屋归市所有更加省钱。
撒切尔夫人经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每所市属公房，现在每年平均需要缴纳900英镑作为税收和地方税补贴，而减免普通抵押贷款税，如果把这视为补贴的话，平均每年为280英镑。
撒切尔夫人的住房政策小组每星期一定期开会。住房问题专家和建筑协会的代表们各抒己见。撒切尔夫人经常向影子内阁作汇报。在小组成员没有对经济政策真正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对任何其他问题有很多建设性看法的情况下，他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撒切尔夫人所负责的领域。
一天，撒切尔夫人在影子内阁全天会议上汇报住房问题时，她又被授权成立一个地方税政策小组。地方税问题的难度超过了住房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由一个成员略有不同的小组帮助撒切尔夫人工作。她要掌握大量的技术资料。另外，地方税的改革，且不说取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当局各部门的工作特别是教育部门，有着深刻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依靠专家们的意见，在特德和其他人的严密注视下，希望拿出一个激进的、深得人心的和有说服力的东西。其实这项任务绝非轻而易举。这样的形势，可见当时的政治已经到了怎样的紧要关头。
住房政策小组已经举行了7次会议，6月10日地方税小组开始工作，住房小组的建议也在顺利地拟定着。撒切尔夫人知道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她作出取消地方税的坚定许诺。
但是，在弄清楚用什么来代替地方税之前，撒切尔夫人实在不愿意作出这种保证。无论如何，如果秋天如期举行大选的话，现在除了找一条可以持续执行的路线写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在1974年整个夏天，由于住房政策，撒切尔夫人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有些是无意的。撒切尔夫人向影子内阁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组的中期报告出现在6月24日《泰晤士报》的头版上。
事实上，保守党竞选宣言中关于最低抵押贷款利率的上线到底许诺多少的问题，成了撒切尔夫人的最大麻烦。虽然由于她确信在这一领域给予许诺是合理的，但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不断上升将使财政部的开支多么令人不安地增加。
特德和他身边的人似乎没有这种顾虑。一天，他把撒切尔夫人从兰伯赫斯特请来，参加他在威尔顿街的新家举行的一次会议，到会者对宣言中关于把抵押贷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他们要撒切尔夫人超越这种说法。
撒切尔夫人受到很大压力。她强烈反对，但最后不得不让步，保证将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百分之十以下。除此之外，她未同意提出具体数字。她希望事情会到此为止。
关于地方税的问题情况也是类似的。当大家在影子内阁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撒切尔夫人设法避免作出任何确定的承诺。她认为应当是所有各党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共同进行改革。
在撒切尔夫人的发言中，她提出中央政府有权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权对地方税进行总体调查。
在圣斯蒂芬俱乐部召开的一次候选人大会，撒切尔夫人利用讲话宣传了保守党的政策。撒切尔夫人主张，地方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考虑到个人的支付能力。
为达到这一目的，她建议将教师工资转移到财政部负担并实行更好的临时减税办法。这时是新闻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时机。因此保守党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传。
对于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一揽子补贴的制度，大家都感到忧虑。因此，撒切尔夫人告诉影子内阁，她认为财产税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选择，即以地方征收汽油税来补充财产税。
撒切尔夫人由于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感到受到伤害和愤怒。但是她想，如果她把处理具体问题的小心谨慎态度和大胆的表达风度相结合，那么，自己就可以使地方税和住房政策成为为保守党赢得选票的手段。这是撒切尔夫人当时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宣布了最后方案。她毫不迟疑地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10%左右，取消地方税。正如老练的《旗帜晚报》记者罗伯特·卡维尔所说：饱经风霜的记者们对这些措施几乎像对党中央总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样的欢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保守党自大选失利以来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谈论保守党可能在民意测验中又要领先。所有这些宣传报道对撒切尔夫人是非常有利的。
参与建立政策研究中心
从1974年6月底开始，撒切尔夫人又参与了另外一项事业，就是建立政策研究中心。这项事业对保守党、对国家和对她个人都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想法最初是基思·约瑟夫提出的。1974年5月底，撒切尔夫人直接参与该中心工作。是否想过邀请影子内阁的其他成员在中心工作，撒切尔夫人不得而知，但是她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站了出来，并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这实在需要一定的魄力。
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气最少的机构。管它叫“智囊团”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使人联想起任何美国有名的大基金会的气势。有人把该中心叫作“鼓舞者、变革的载体和政治酶”。
政策研究中心最先提出的社会市场方针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效果，最后悄悄地被人遗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英国需要社会市场经济》。
该中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改变对变革的可能性的看法。过了不长时间，这种做法开始引起了一些风波。
基思决定要在1974年夏秋期间做系列演讲，他在演讲中将对已出现的错误进行自己的分析并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但他的演讲激怒了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因为基思把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所犯的错误混为一谈。从基思等人身上，撒切尔夫人学到很多东西。
撒切尔夫人重新阅读了有关自由派经济学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创新观点的著作。她还定期参加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午餐会，那里有拉尔夫·哈里斯、阿瑟·塞尔登、阿兰·沃特斯等人。
他们正在忙着为英国规划一条新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路。撒切尔夫人常常与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饭，这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撒切尔夫人的一个非正式经济顾问。
大约就在这时，撒切尔夫人还结识了文雅风趣的戈登·里斯，他以前是电视制片人。他当时是保守党电视形象问题的顾问。撒切尔夫人觉得他对电视这一媒体有着异乎寻常的见识。
一次，基思给撒切尔夫人看了一份讲话初稿。这是一篇她所看到过的作出了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分析的讲话稿。所以她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这篇演讲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详细地陈述了货币主义的方针。当时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十七，且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使他们感到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只能使基思所说的历届政府都对通货膨胀达到如此地步负责的说法更具有爆炸性。
演讲稿不接受影子内阁所持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是“进口”的，是全世界物价猛涨造成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过分增长的结果。演讲稿解释说，“松弛的货币政策和出现通货膨胀之间有几个月或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差。
演讲稿指责希思政府造成的刚刚开始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下一年还会增长到灾难性水平。演讲稿同样拒绝把收入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整篇分析细致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顿作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还提出了有关家庭衰退、道德败坏以及放纵的社会的危险等能打动人心的观点，并把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相联系，提出了“重振不列颠道德”的长远目标。
这次演讲的影响是巨大的。民意测验显示，保守党领先工党两个百分点，基思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来信装满了六邮袋。
当然，这也让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感到极为难堪。有些人仍然希望，关于可怕的社会主义的警告，加上暗示组织国民政府以及我们关于抵押贷款利率和地方税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基思演讲当天的一次民意测验，这又助长了上述错觉。
普莱斯顿演讲使基思的战略真相大白，因为很清楚，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并由特德·希思担任首相，就几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样对政策进行重估。
基思本人很谨慎，他决定在威尔弗莱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里多花些时间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为这里他的一些同僚对他十分恼火。
就撒切尔夫人来说，她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使保守党获胜的机会。
在短期内，撒切尔夫人准备尽她所能，为政策而斗争，为这些政策辩护；从长远看，撒切尔夫人确信，必须使整个党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领导下。
保守党第一位女党魁
1975年，是撒切尔夫人一辈子忘不了的一年。以前，她只能具备在不同时期独当一方面的责任，今后，她必须对国家事务中的各个方面承担责任。
她对国内各种问题的立场，人们多少是熟悉的，但是国际事务，还是她从未涉足的领域，而一个党的领袖必须以相当大的精力处理这类事务。
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次会议通常被看做是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象征。她必须在这些方面表示自己的立场，她打算逆潮流而动，提醒人们提防“虚幻的缓和”，重提多少年来弃置未用的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说法，并且重振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她准备在适当时机，把这些都说出去。
她打算在国内外各种问题上塑造自己的鲜明形象，在英国历史上划出一个“撒切尔时代”来。有好事者，用“换头术”的办法，把撒切尔夫人的头像替换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近似戏谑，却并非全无根据。舆论界说，撒切尔夫人要搞一场“革命”，她想更新英国的面貌。
希思政府终未能扭转经济的不景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继续上升，政府赤字有增无减。希思本打算把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一起解决，事实上无此可能，反而水涨船高，罢工风暴也因而此伏彼起，特别是矿工的罢工使希思政府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政府唯一做到的，是使英国终于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从而大大改进了英国同西欧大陆国家的关系。然而就在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那一年的冬季，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又使英国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于是在1974年提前大选中，工党又夺回了执政权。
保守党在1974年大选失败后，党内有些人希望党的领袖希思辞职。希思自1950年进入议会，在党内和政府内一直身居要职，有着长达十年的保守党领袖生涯和将近四年的首相经历，在党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因此，要与希思争夺党的领袖地位，一般人都望而却步。1975年2月，保守党举行年会，惯例要选举党的领袖。开始，撒切尔夫人支持基思·约瑟夫同希思较量，但不久基思·约瑟夫因家庭原因退出了竞选，就没有人再向希思挑战了。
撒切尔夫人过去是受到希思信任和提拔重用的，自己也感到有一种师承关系，但在某些政策方面她并不赞成希思的主张。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她决定向权威挑战。
一天，撒切尔夫人走进了希思的办公室，彬彬有礼地对希思说：“阁下，我来向你挑战！”
曾经作为她的内阁成员的戴维·豪厄尔后来赞叹地说：“这类事情通常都是在暗地里干的，她却来了个非常大胆的行动，真可谓一个典型的坦率行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她、信任她、支持她，她的一些密友组成了精干的竞选班子，为她大肆宣传。恰在此时，她在下院对工党政府的财政议案发动了一次出色的进攻，把工党的财政大臣弄得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她的这次胜利轰动了整个下院，并赢得了保守党同僚及新闻界的一片喝彩。
原先并不认真对待撒切尔夫人挑战的希思，这时也意识到自己领袖地位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何方，但为时已晚。第一次投票的结果，撒切尔夫人获得了130票，而希思才得119票。大惊失色的希思嚷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看来我们全搞错了。”只好宣布辞职。
按照选举规则，保守党在下院共有278名议员，候选人必须得到140票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为党的领袖，否则还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在一个星期后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希思退出后参加角逐的另外四个候选人，比希思败得更惨，撒切尔获得了14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英国保守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魁。
在保守党领袖选举揭晓之后，撒切尔夫人对记者们说，她现在非常兴奋，特别使她高兴的是，在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希思的名单后面现在添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
有记者问她当选后有什么感想，她矜持地说：“我当之无愧！”
撒切尔夫人出任保守党领袖后，开始注意完美自己的形象。在她的助手建议下，她开始请国家剧院的教师上嗓音课，以改善自己演说的声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振兴保守党。
她首先进行党的领导班子的改组，继而为充实自己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经验，在当选保守党领袖之后的10个月内，先后12次前往国内各地视察，并出访欧洲、北美等6个国家。
1976年1月19日，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金森顿市政大厅发表了一次《英国觉醒了》的著名演说，有人把这次演说与30年前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著名讲话相提并论：两人都显示出了对苏联的毫不妥协的形象。这是她就任保守党领袖之后首次就英国外交政策进行公开演讲。
她针对工党威尔逊政府同苏联搞“缓和”的政策，揭露苏联鼓吹“缓和”的虚伪性，提醒西方国家应从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中吸取教训来对付他们。
在这次演说中，她猛烈攻击苏联决心“统治世界”，强调苏联正在迅速取得成为最强帝国所需的一切手段：“当我们把一切放在大炮前面的同时，他们却把大炮放在黄油前面。”
她在批评工党政府减少防务预算将会严重削弱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的同时，警告英国必须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否则“用苏联的话来说”，“那我们注定，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她尖锐地指出：“俄国人不是为了自卫。他们一心想称霸世界。而且，他们正在迅速地获得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所需的手段。”
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刺痛了苏联当局，苏联官方的宣传机构对此马上作出反应，骂撒切尔夫人是“铁女人”，是“可怕的冷战巫婆”。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也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撒切尔夫人立即回击说：“我还要继续讲事实，老是讲，老是讲。”
从此以后，“铁女人”的雅号不胫而走，名扬四海。
在撒切尔本人自传中，她曾把这个绰号的来历归之于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
撒切尔本人写到，在1979年大选获胜后不久，在去东京参加七国首脑高峰会议的路途中，她曾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在那里她意外地受到了苏联总理的接见。
“苏联如此关注我的动机不久就很清楚了，”她写道，“他们想知道关于铁娘子的更多的信息，这是我在1976年的一次演讲后，塔斯社给我的一个绰号。”
苏联《红星报》记者尤里·加夫里洛夫后来回忆说：
这的确是我的想法，我也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启发。我把这个称号写在了1976年1月24日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当时，似乎人人都喜欢这个说法，她的反对者认为这准确地点明了她的倔犟和顽固，而她的支持者则把这看成是力量的象征。
加夫里洛夫还回忆说：
我脑子里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俾斯麦，他的称号是铁血宰相。但我无法用一个男性化的词汇来形容撒切尔夫人，因此我把宰相一词换成了娘子。我至今还为能够想到这个绰号而自豪，但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只是，我那时候的确感到苏联正面临着一个强劲的对手。她不会没完没了地谈论和平和友谊，她会无视英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并成为美国的最坚定的盟友。
撒切尔夫人把“铁娘子”的绰号当成是对她坚强性格的写照，颇引为自豪。她在1979年与工党竞选英国首相宝座的一次演说中曾公开宣称：“俄国人说我是‘铁娘子’，他们可说对了，英国正需要一个‘铁娘子’。”在撒切尔夫人的嘴里，“铁娘子”这个绰号似乎由贬义一变而成为褒义了。
正由于苏联的攻击，反而使她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都把目光盯在这位“铁女人”身上。
对外交往的成功，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及保守党的威望，也增添了她带领保守党重振英国的信心。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她立即去参加了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她表示，原来的影子内阁将照样工作。人们猜测，当保守党组织政府时，她一定要请怀特洛留任。怀特洛也寄来了贺信。
保守党领袖在伦敦的俱乐部，即圣詹姆斯官卡尔登俱乐部接受她为名誉会员。英国保守党居然选出一位女领袖，在西方引起了震动，以为这是破天荒第一回。
获选后的撒切尔夫人来到了下院财政议案委员会。最近一个时期，她经常同工党议员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辩论。在今天这种场合，唇枪舌剑都暂时收了起来，朋友也好，论敌也好，都报以欢呼。连代表工党政府财政部的前座议员也不失绅士风范，十分殷勤地向她表示祝贺。
工党财政部首席大臣乔尔·巴尼特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祝您身体健康。如果您一直像今晚这样具有吸引力，那将是很有益的。”
拉塞尔·路易斯俏皮地评论说：“谁说骑士风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撒切尔夫人本人来说，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是她从政道路中至为关键的一步。因为这就意味着保守党一旦在下次大选中得胜，她必然就是英国历史上当然的第一位女首相。
英国近现代史通常是按照一任一任的首相来划分阶段的，而不是以国王或女王的王位承续来划分的。王位是大不列颠的象征，政治的实体则在首相府。
英国首相又是因他所属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而产生的，所以具有党魁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毫无疑问，50岁的撒切尔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
此时的英国经济普遍呈下滑趋势，撒切尔夫人对工党卡拉汉政府第三次提出不信任动议，最终以微妙优势获得通过。工党政府被迫下台，并宣布于1975年5月3日举行全国大选。
撒切尔夫人一方面以“铁女人”自居，另一方面又不时地持着购物袋徒步上街买菜，并随时同人亲切交谈，使她在公众心目中具有一个温柔而又平易近人的家庭主妇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