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郦道元的治学

郦道元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由此，在特定的封建时代他能成为一个“好官”，同时他还是一名学者，在治学上，他同样有一套严谨成熟的方法。

史书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还记载了他曾撰有《水经注》40 卷，

《本志》13 篇，《七聘》和其他文章。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水经注》，其他著作都散失了，我们还只能从《水经注》中来分析了解郦道元的治学方法。

《水经》原来并不长，但道元所作注文却达 30 多万字。同时《水经注》还是一部牵涉面极广的巨著。地理范围涉及当时不少境外地区，包括今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时间范围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达 2 千多年。时空差距如此之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多采。全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名胜，历史沿革、风土民情、人物掌故等许多方面。为了写好这部书，郦道元的首要工作，也是基础工作就是最广泛地搜集资料、占有资料。

说来容易，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查某种资料可以去图书馆，还可利用许多现代化手段。而在郦道元的时代，只有著作者一人之力去努力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封建国家的图书馆只对高官和史官开放，而且管理很严。道元到皇家图书馆查书也不可能很方便。那么他只有依靠原来家藏的图书，另外就是利用到各地任官时机，搜集地方的图书。为了撰写《水经注》，道元到底搜集了多少种资料现在已难以查清。各代学者经过统计，大约《水经注》列名引用的文献就有 480 种之多（当然没有列出书名或者搜集到而没有用上的文献就更多了）。此外，《水经注》所引用的碑铭也有 3 百 5、60 种。在

《水经注》所引文献所占比例最大的首推地理类文献，道元对这方面文献的搜集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从根本上说，《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那么它的资料来源就要求科学性和真实性，要严谨可靠，这种要求在那个时代是不容易达到的，一方面文字书籍的传播很困难。我们知道，唐代才出现雕版印刷，在这以前一切文献资料的取得只有通过抄书这一个途径。在今人看来， 这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没有坚定的信念去搜求文献进行抄写保存，《水经注》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由于受到印刷技术尚未发明的限制，从一个地区看到另一个地区的书籍就很困难， 对于搜集地理书籍更是如此。地理类书籍大致可为两类，一类是象《禹贡》、

《山海经》等全国地理总论性质的文献，这种书名气大，流传时间久，人们比较重视，获得还比较容易。而另一类是区域地理分论性质的文献。这类文献多由本地区的知识分子或任职于当地的文人撰写，且多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地理大交流”时期的作品。这些新著分散各地，抄本十分有限，获得更为困难。但是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比较真实可信，而且是当时人所写，郦道元是很重视对这种书的搜集的。在《水经注》中关于关中（今陕西省中部）的地理书有 5 种，中原地区的有 8 种、山西、河北的有 4 种，西北地区的有 7 种，

山东江苏北部的有 3 种，东南地区的有 13 种，湖南、湖北的有 9 种，四川地

区的有 5 种，岭南地区的有 5 种，以上九个区域的地理书达 59 种，在《水经

注》所引地理类 109 种文献中占一半以上，这些区域地理著作绝大多数都是魏晋以后成书的，代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成果，道元能及时利用这些文献无疑为《水经注》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了这些文献，道元还十分注意对地图的搜集，在写作《水经注》时他常常与地图进行核对。此外，道元还收集了一些难得的书信资料。书信资料大多均为真人真事，对地方景物的描写的可信程度是极高的。至于他所引用的碑铭其价值自不待言，碑铭文字的本身能保存下来就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总之，道元尽其所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广泛收集资料，为这部巨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道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官场之中，决定了他不能有大块时间来专门从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这就更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态度。

进行学术研究时认真收集占有大量材料，是任何一位学者在从事研究前所要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道元的资料占有可以使我们再次体会到这一点。不仅学者如此，其他人在做一件事之前不是也要经过一番掂量吗？从郦道元的资料搜集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学术事业是一丝不苟的，他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了。

经过广泛搜求，道元占有了大量资料，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仅有这一步是不行的，接下来就是对数量庞大的各种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去伪存真。上文也说过，道元所引的文献只是占有材料中很少的一部分，有数量更多的材料在经过他的审查后都没有写到注文中去。

《水经注》是以《水经》这部书为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广征博引，详加注释。但由于《水经》内容十分简略，在字义理解上很容易出错误，于是道元首先就对《水经》原文下了一番考证功夫。结果，他在《水经注》中明确指出了《水经》原文中的 30 多处错误，从中亦可见道元治学之严谨。有时他并不直接指出《水经》的错误，而是在注中进行改正。比如说，《水经》原文讲一条叫原公水的河流注入汾河（在今山西省），道元则在注文中说， 原公水注入文湖，不流入汾河，这样的注文实际上改正了《水经》原文的错误。

《水经》说水东流入海，称水是在今朝鲜半岛上的河流。道元没有轻信原文，为了取得实际证据，他访问高句丽（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 到北魏来的使者，纠正了原文中的错误。关于这条河的流向，许多古书都说成是东流。其实在朝鲜半岛由于地势的关系，许多河流都是西流入海的，一些学者不了解实情，生套我国河流多东流的定式，所以出了这个错误，《水经注》纠正了《水经》原文的错误，也是对其它古书中这个错误的纠正。以上是他纠正《水经》的失误，在分析资料时，道元对不少地理书中的错误也进行了纠正。

在《水经注》中可以看到道元分析古资料的细节，他常用和第一人称来表达他分析资料的过程，常用的话如，“余考诸地说，”，“余按群书”等等。“余”就指道元自己。

由于《水经注》所涉范围太广，材料又多，对有的问题虽经分析但一时仍得不出肯定的结论，这时道元就把各种材料都摆出来，写清原因，不作结论，也不轻易否定他人的说法。这种谦逊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代地理学家把研究工作分为两大部分：室内、野外两部分。以上讲郦

道元的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实际上都是室内工作。作为地理学家必须要进行野外考察，这也是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提到的。野外考察是郦道元治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经注》能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地理大交流”以前的地理著作多缺少野外考察的基础，以至书中虚构成分较多。” 地理大交流“时代的许多地理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象《水经注》这样能大量运用野外工作成果，取得重大成功的著作还很少见。道元从事野外工作的方法和成果，标志着我国古代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受到后代地理学者的推崇。

郦道元从少年时就随父在外，对周围野外景物养成了悉心观察的习惯。在随父住青州时，他对那里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水经注》中这一地区也是写得很扎实的部分。他对营丘的考察可以看成他从事野外考察成果的一个典型。营丘是先秦时就很知名的一个地方，但古书中却连它的位置都没有

交待清楚。道元利用在青州的地利之便，对营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结果表明，所谓营丘只是一小土岗，“周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即北侧七丈五）”，与古书记载相符。就在当时临淄城中。这样把营丘的位置、长度、高度等都做了明确的记录。营丘只是一个小土岗，道元也下了很大功夫去进行考察，可见他在野外考察中是非常细致踏实的。他的这种精神，也使《水经注》的质量和水平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

道元在入仕前几年曾随孝文帝到北方巡视。使他获得了大量野外考察成果。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载了旅途中发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这些岩画在近年已被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再次发现。在今内蒙古阴山地区的浑山幽谷和山崖上已经找到了一千多幅各种内容的岩画，这些岩画表现了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北方游牧生活的各种场面，为我国民族历史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次考察，正是根据《水经注》中提供的线索进行的，从而获得了重大成果。郦道元在 1400 多年前的辛勤劳动给今天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道元的野外考察工作并不是随便浏览，一般总是与地图、文献对照，有时还与当地人民交谈，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野外考察方法。道元通过亲身考察，纠正了许多古地理书的错误。比如对于泗水的源头，各种文献记载都不同，道元就亲自去考察，于是发现各种文献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道元有完整周密的方法和敬业精神，因此他的成果大多确实可靠，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考察濡水沿岸的古墓时他就采用访问和文献索引相结合的方法，在任鲁阳太守时，他结合地图、地方文献进行野外考察，查勘了汝水的源头情况。这些都是道元从事野外考察的实例，可见他是非常认真细致的。由于时代所限，道元不可能亲临南方考察，在记载南方的水道情况时难免有些错误，与这部巨著相比，实属暇不掩瑜。道元在写作《水经注》时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才是我们在学习工作中应该学习的。我们不一定都是地理学家，也不必考察水道变迁，但郦道元踏踏实实做基础工作，坚持追求真理（无论是在科学上， 还是在做人上）对科学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干哪一行都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