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郦道元的思想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概况，在这个国家分裂的年代，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都受到很大破坏。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要求结束无止境的战争，开始和平安定的生活。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反映了这种呼声。《水经注》就是其中之一，从中我们看到郦道元的爱国主义思想几乎是无处不在。

对于一个生在乱世的人来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明显表现为希望国家早日统一这一目标和愿望。

郦道元出身于世代官宦家族，这种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开始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水经注》中经常引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注文中也表现了他对尧舜等古代圣王和孔孟等儒家大师的崇拜。儒家思想是希望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所以郦道元的思想也是以此为基准。长期的国家分裂，使他希望国家重新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北魏政权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而南朝则显得朝政腐败，毫无生气。他的家族又受到重用，拓跋氏的“取夏变夷”的改革，都促使他产生了由北魏统一中国的思想。道元入仕不久就成为元宏北巡的随员之一，这说明他的才干已得到朝廷的赏识。元宏的改革，使他坚信长期分裂局面将会在元宏的统治下结束，秦汉的大一统国家又将出现。孝文帝的英年早逝对道元的打击很大。北魏国势从此江河日下。他看到统一无望，于是开始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写作以寄托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统一祖国的渴望。

《水经》是三国时魏国人的作品，对道元来说，它算不得什么稀见的古籍。道元选择为它作注，主要是考虑到《水经》的涉及范围很广（当然还有地理学原因），正可以借为它作注的机会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水经注》的撰写在郦道元生活的后期，这时的北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道元看到已不可挽回， 于是把全部爱国主义情感都倾注在《水经注》这部巨著之中。

《水经注》虽以为《水经》作注为形式，但并不受《水经》原有体系的限制。《水经注》的著述范围是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的。这是他祖国统一思想的反映。而且有时《水经》范围并不包罗西汉版图。如现今海南岛， 西汉曾一度设了两个郡，但不久就废弃了，但郦元并未放过，把它们附在《温水注》之后，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由于北魏后期的衰败，道元已对北魏统一没有希望了，在《水经注》中， 就没有这样的政治倾向。尽管他终生服官于北魏，但在《水经注》中却看不

到对南朝政权的敌视，不以南北为鸿沟，甚至多次出现南朝政权的年号。全书在卷五注中第一次出现了南朝年号，“宋元嘉 27 年，以王玄漠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隞（地名）守之。”元嘉是南朝中宋政权第三个皇帝宋文帝的年号，元嘉 27 年（公元 450 年）与北魏太平真君 11 年是同一年。也就是这一年，拓跋焘曾大举南下，而郦道无意在这一年中另一场南北战争中使用南朝“敌国”的年号，如果我们联系到道元一家在北魏政权中所受的重用， 就会为道元的这一笔法所折服。由于长期分裂南北朝互为“敌国”，互相诬蔑的例子举不胜举，前面提到的魏收的《魏书》就是其中之一，而早于《魏书》的《水经注》能用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南北战争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水经注》40 卷的篇幅中，卷五的例子并非少见，卷 28 以后更是多次使用南朝年号。有学者认为一句是道元在完成全稿后加上的，正表明了道元后期对南北朝观点的变化。如前所述，道元晚年对北魏已不抱希望，南朝同样不能成大器。故道元承认了南北对立的客观现实，而回避南朝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与他向往祖国统一的愿望不相符。为此，他更应南北兼顾，不忘南方的半壁河山，于是他采取了这种方法。道元在晚年已经改变了原来尊北卑南的写作基础，这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

人生活在人自然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大自然的恩惠。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郦道元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学者。明代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的事迹不少人都有所了解，其实他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郦道元，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是郦道元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凡郦道元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细心考察，对古代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大多收入注文之中。对家乡郦亭的描写，抒发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对青州的描写，也是对各地风光赞颂的成功一例。如果是那些他不能亲自到远的山水胜地，他必搜集大量材料，细心选取，然后进行加工整理。由于他有实践基础和严谨的态度，冉加上高超的写作手法，《水经注》中描写山川的锦锈文章可以说是俯首皆是，其中有两篇历来为人们传诵，成为千古杰作。近代以来还常常被选为中学甚至大学的课文。

一篇是记述黄河孟门（即现在的壶口）瀑布，一篇是描写三峡的。孟门离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都不很远，道元很可能去过多次，注文虽只有一百多字，却把那里壮观的景色形象生动地摆在读者眼前。道元写道：“（孟门） 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 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迄于下口。”读到这，仿佛黄河水的飞沫已经溅到我们的身上，虽未到其地，孟门瀑布的宏伟气势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瀑布两侧山势紧逼使黄河河道在这里紧缩到 30——50 米，好象壶口倒悬，如壶水外倒，所以现在称为壶口。水流从

约 30 米的高处泻下，形成了注文中描述的奇景。

《水经注》中描写长江三峡的篇幅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在卷 34 的注文中：“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天，略无阙处，重岩迭峰，隐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sù 同沂）阻绝，或王命急宣， 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山峰）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

裳。”

读了这 150 多字，大家一定会不由想起李白的那首七绝《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实际上李白这首诗的内容是从这段注文中引来的。到过三峡的人反过来再读这段文字一定会觉得毫厘不差，当然现在的三峡已经没有猿了。

别看郦道元把三峡描写得这么出神入画，实际上郦道元是从来却没有到过三峡的。当时北魏的疆界南到秦岭、淮河一线，而三峡地区是南朝控制的地盘。道元对不能亲临的地方，总是全力搜集那里的文献。象三峡这样的名胜当然不会例外。在描述三峡的众多著作文章中，他利用最多的是东晋时曾任宜都（今湖北省宜昌一带）太守的袁山松所撰的《宜都山川记》（又作《宜都记》）一书。由于袁山松曾任宜都太守，所以他所写的这本书的真实可靠性是非常高的。道元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对《宜都记》非常重视。上边这段文字就是在袁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而且凭着深厚的文学、语言文字底蕴， 道元的注文更加强细腻形象，已超过了袁文的水平。对于山峡，《水经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相比之下，这段描写比上边对孟门瀑布的描述更为成功和著名。

郦道元对祖国河山描写的巨大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高超的文字技巧和扎实的儒家学术功底，虽一方面应归功于他对祖国河山的真挚感情。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他才能写出众多的不朽篇章，为后世留下可观的文学财富。象三峡，孟门的描写正是突出表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情实感。

爱国主义思想是郦道元写作《水经注》的主导思想，从某种角度讲，《水经注》就是他本人的自传。从中我们可以研究了解郦道元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分析他的思想时都是结合《水经注》的内容来研究的。

《水经注》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区域地理著作。以河流的流域作为区域划分的标准。这样在注文中的自然地理要素中首先涉及的就是河流，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水经注》更注意人和水的关系。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把水提到极高的地位，这可能是他选择为《水经》作注的另一个原因。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水是农业的命脉，他十分注意水利工程。表现在《水经注》中，记载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

陂湖即小型人工湖，是古代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内容，《水经注》记载的各类陂湖达 560 个左右。面积大，位置清楚的有几十处。如卷 32《肥水注》说芍陂“周百二十里”卷四十《浙江水注》讲长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 芍陂是我国淮河流域最高的大型水利工程。长湖现称鉴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这些记载如仅从水利史角度讲也是非常珍贵的。

《水经注》还非常重视河渠水利工程，如堤、塘、堰等。如卷 14《鲍丘水注》记载了三国时魏刘靖在北京修建车箱渠的情况：“长岸峻固，直载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依北岸立水门⋯⋯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如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在把河水束缚在人工渠道内以后，左河北岸再开水门。在山洪来临时，关闭水门，洪水流走。平时则可随时开关水门，把水引入田间灌溉。道元的记述简单明了，给后代了解三国时北京的水利工程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后来东箱渠又经扩建，所灌溉的农田达到万顷，对北京地区农业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卷 16《沮水注》、卷 33《江水注》还分别记载了郑渠和都安堰这两处工程。其它各卷中提到的人工河渠还有很多，它们对当地农业的稳定发展无疑都起了重大作用。道元这样大量记

述水利工程，表现了他对农业的重视和对人水关系的注目。因此他对兴建和毁坏水利工程的事是褒贬分明的。对于兴修水利的人他一直是称赞的，如在卷 10《浊漳水注》中他着重写了西门豹、史起的治水功绩。

水一方面为人类造福，同时也在给人类制造麻烦。有时人们还会面临灭顶之灾，这就是水害。《水经注》中就记载了历代大量水灾资料。水对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中不可能离开水。在战争中， 水还往往起到重要作用。出于对水的重视，在《水经注》中多次描述了战争中以水制敌的情形。如卷 5《河水注》记载了北魏攻宋虎牢城的故事。魏军攻城 200 天不下。城中只有一口 40 丈深的水井，于是魏兵挖地道把井水引走， 城内守军因为无水只好投降。道元曾亲自查看了当年魏军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道元是很清楚的。可悲的是， 道元在被叛军围于驿站时，由于驿在岗上，而井在岗下，所以不能久持，道元因此遇害。这是道元没有料到的。

郦道元是一位充分理解人与水关系的学者，他认为“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他对人水关系的总结，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他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正确认识。

郦道元虽曾代表北魏政权外出平叛作战，但他是一个坚决反对战争的人。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分裂，战争频繁，大量人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战争频仍的事实却是道元不能回避的，实际上道元正是通过对战争残酷性的描述，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态度。如卷 9《沁水注》记载白起抗杀赵卒 40 万， 卷 9《淇水注》记公孙瓒打败黄巾军，“斩首 3 万，血流丹水”。卷 22《渠水注》记晋军 10 余万被石勒消灭，“尸积如山”。对这些血腥的战争场面， 道元多不发表自己主张，其实在字里行间已经看出对这种战争的厌恶。在有时他也用极简单的语言对暴行进行抨击。在卷 5、25、34 对袁绍、曹操、杜预等人对无辜百姓的屠杀，道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郦道元生长在战争不断的年代，而且直接参与过战争，但实际上他是反对战争的，尤其是滥杀无辜， 毫无意义的内战。他所希望的战争是一场能统一全国的正义战争。

《水经注》在描述人水关系时，很多时候是要述及对人的看法的。郦道元有的是借用古人古书发挥，有时也表达自己的意见，都有一个明显的疾恶扬善的立场。

在郦道元分辨善恶的标准中，儒家教育有着深刻影响。《水经注》卷 6

《汾水注》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东汉时政府准备在汾水和呼沱河之间开挖一条运河，如果成功，象今太原等地都可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了。但是由于地形不便，工程相当浩大，开工几年，工程没成功，还死了好多人。主持工程的官员邓洲在考察了工程难度后，果断地请求朝廷下令停工。他的请求得到批准，虽说运河没有修成，可是却使剩下的几千名河工都保住了性命，对此， 道元并没有谴责，并借古人之口认为这是“积善”之举。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道元的为人，他可以说是一个“好官”，敢于反抗权贵，这在《水经注》中也有反映。在卷 2《河水注》、卷 22《渠经注》两处通过小孩之口表达了对郭伋、鲁恭这两位古代良吏（也就是好官）的赞扬。在卷 40《渐江水注》中又写了老年人赞扬好官刘宠的事。刘宠在作郡太守时废除苛捐杂税，整顿社会秩序，使地方面貌为之一新。隐居山中的几个老人也知道了刘宠的政绩。不久刘宠被调入京城为官，老人们知道消息都赶来送行，而且每个人都要把一百个大钱送给刘宠。刘宠谦让多次，实在推辞不过，

最后只好从每一百大钱中接受一个大钱，这件事被后世传为佳话，在刘宠接受父老一文大钱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钱清”，这个地名到现在还保留着。其实象郦道元所称道的这些良吏的事迹对今天不是也有实际意义吗？郦道元在称赞这样的好官的同时，也是表明了自己为官为人的基本立场，通过道元的一生可见，他确实是以作一名良吏来要求自己的，而且比刘宠等人做得还好。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除了扬善以外，同样议论了一些坏人坏事。想到道元对权贵的仇视，可以想象他对坏人坏事的谴责也是很严厉的。卷九《淇水注》记述了一般关于商纣王的故事：一位老人在清晨时分准备过河，但由于身体不适渡河很困难。商纣王问身边的人“是什么原因使老人不能过河而在河边痛苦呻吟呢？”侍从说：“大概是天冷，使老人原来的骨疼的毛病又发作了。”纣王竟然命人砍断老人的腿，查看老人的腿骨。纣王的残暴之举仅仅数语，已经很清楚了，这完全是一个视百姓如草芥的暴君。郦道元在此对纣王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厌恶。但他疾恶扬善的本意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以上我们联系《水经注》分析了郦道元的思想，首先他是爱国主义者，

同时还具有优秀的品质如疾恶如仇，反对屠杀，反对无义的战争，坚信人定胜天等等，此外，郦道元还不信鬼神，遇到必须澄清的事实时，他一般总要经过分析和研究，打破原来的神怪故事，进而揭示出事情的本来面目。卷 4

《河水注》中记述了一个关于铜翁仲的故事。秦始皇曾收全国民间的武器铸成十二个大金人（就是铜人，当时称铜为金），铜翁仲就是这些铜人。后代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些铜人的传说。这一卷（古代书籍分卷而不分册）中就收录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把黄河水道中的大漩涡说成是因为铜人沉在河底造成的。道元虽把这个故事讲得很细，其实，他并不太相信。大漩涡的位置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春秋时是虢国领地，当地的一座山就称为虢山。道元在另一历史名籍《史记》发现在战国时，这座山曾经发生山崩，使黄河水道为之阻塞。而传说铜翁仲每个都重达几十万斤，秦朝灭亡后有九人都化成铜钱， 另三个则下落不明传说纷纭。有的说是有人把铜人推到黄河里了。在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的古代，搬运这个宠然大物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何况把它推入黄河又有什么意义呢？相比之下，尽管传说有声有色，却经不住推敲， 郦道元的细致考察分析一下就使它不攻自破了。

古代人们不仅迷信而且还崇尚厚葬，希望在“阴间”也能过上好日子， 那些腐朽的统治者更是为修坟造墓而大兴土木。秦始皇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水经注》卷 19《渭水注》中详细描述了秦始皇地陵的陈设布置。道元并未直接说秦始皇不对，他只写了两个字做引子：“大兴厚葬”。巧妙的是， 在备述秦陵情况以后紧接着写了项羽率军入咸阳（秦的首都）后对它的破坏“以 30 万人，30 日运物不能穷⋯⋯火延 30 日不能灭。”三个“三十”两个“不能”，已经表达了道元对厚葬的嘲弄，特别是对那些穷奢极欲的统治者们的蔑视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