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起随风飘去的陈达　林清玄

时间：1981年4月11日下午两点多。

地点：屏东县枋寮乡枫港村屏鹅公路恒春线招呼站附近。

事件：准备搭乘台湾汽车公司恒春线班车返回恒春的老歌手陈达，穿着老旧的衣服，蹒跚地横踱马路，由郑汉江驾驶的屏东客运80——1430号游览车自远方疾驰而来，没有看见老陈达正在过马路，一声碰撞，陈达倒地，气息尚存，赶紧送往基督教医院急救，再转往恒春医院抢救，在途中死亡，那碰撞的一刹那，台湾民谣界的瑰宝被撞碎，陈达优美的月琴弦歌声成为绝响，陈达永永远远地逝去了，像一阵风飘去，只留下满地的凉意。

遗物：一把曾经响过舞台的月琴、一张单人床、一架黑白电视机、手提收录音机，和几张照片、一张唱片。

人：陈达，幼年孤苦到老，领了一辈子贫民救济金，住过精神病院，享年76岁。

有人在耳边操兵练剑

陈达死了，当天报道他的新闻还不到200字，可是那200字每个字都像一声锣，从街头响到街尾，凡是关心民间艺术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是一声叹息：呀!陈达死了?被车子撞死的!真可惜!

仿佛陈达的一生就是几个问号和惊叹号串联起来的，他沉埋大半辈子，最后被发掘出来，在音乐的舞台上闪亮着民间音乐的金光，这道金光好像在询问着：为什么我埋没这么多年，你们把我挖掘出来，最后又抛弃了我?也好像在惊叹着：我唱的这么朴实优美的歌为何没有人再唱呢!

陈达自己也想过他的死，他晚年的时间时常怀疑有仇人要害死他，说：“有人天天在我耳边操兵练剑。”他甚至认为：“我会被那个人害死呐!”他有时甚至于不敢睡在床上，而蜗居在湿陋的地上，怕被人从床下一剑刺穿，他每日生活在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中——这是陈达自己设想的死法。

我也想过陈达的死，那是去年第一届国际艺术节中国传统之夜他来台北演唱的时候，75岁的陈达忘了带假牙来台北，脸上的皱纹全叠了一叠又一叠的皱在一起，我觉得陈达真是苍老了，好像随时会枯槁成一团地化去。

由于陈达演唱民歌时，根本不知道有终场这一回事，他常唱得超过时间，我们设计了一种特别的落幕方式，让他演唱时间到的时候，慢慢地把音响的声音关小，幕缓缓地落下来，使陈达在众人的目光中一点一点地隐去，使他的声音一丝一丝在空间里随风远逝。

那一次，陈达做了非常成功的演唱，也有了很完美的落幕方式，我坐在台下感动莫名，不知道为什么就浮起了：“陈达应该这样死去。”的念头，因为我总是浪漫的想着艺术家的死，陈达如果是唱死在纪念馆的舞台上，我们也许可以在他的悼词上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种冠冕堂皇的字句。

我们没有机会，因为陈达是过马路时被车撞死，死时甚至他那把背了一世的月琴都不在身边，陈达想不到他的死，我们也想不到陈达会以这种方式死，那好像是老天一向对我们的嘲讽，总是预想不到的给我们开玩笑。

永远唱不完的“思想起”和“四季春”

早年的陈达，就开始了他凄苦寂寞的日子，陈达和生长在日据时代老一辈的乡人一样，没有受过教育，以前他曾和我谈起他的幼年时代，他说他的祖母是个“番婆”，他有四分之一的山胞血统，而他身上也流淌着山地同胞爱引吭高歌的血液。

陈达有四个哥哥三个姊姊，但是他们很早就过世了，并没有让陈达留下多少印象，唯一留在他印象中的一个兄弟，是他的大哥，他大哥曾是村里的民谣好手，很会唱喜庆的歌，颇受村人欢迎。陈达有许多歌是他大哥教的，包括他后来时常唱的“牛尾伴”——牛尾伴是一种清唱曲，乡间用来祝贺女子出嫁或吃满月酒的民谣。

除了他的大哥传唱以外，小时候的陈达爱蹲在庙口前庭听下工的农民唱歌自娱，他听着听着，默记了许多流行在乡间的民谣，于是“在不知年岁的小时候”陈达已经学会了“四季春”、“思想起”、“五空小调”、“牛尾伴”等曲调，他在音乐方面确实有一种天生的禀赋，加上他的善于联想，取材现实事物，他不但保留了这些曲调，还丰富了民间歌谣的旋律，他的口中永远有唱不完的“思想起”和“四季春”。

17岁的时候，陈达向邻居老人学会了月琴，从此正式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吟唱生涯。

生长在南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陈达并没有怨尤，他最快乐的时光是每天村民下工回家，大伙儿聚在庭院或庙前唱歌、弹琴、吹笛、拉二胡。陈达自己说他拉一手好胡琴，可是因为胡琴不能拉出他要唱的歌，加上他39岁时患了半身不遂的病症，使他的左手不灵便，永远放弃了二胡。

陈达的歌唱得不错，很快地就成为乡里间著名的歌手，他四处唱歌换取微薄的歌资度日，但是唱歌到底无法维持生活，加上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陈达的公开演唱遭到制止，他还曾因唱歌被关进警察局里，这种种原因，使陈达不得不从事其他劳力的工作。

他做过大户人家的长工，帮人家放过牛；做过泥水匠、打石工、木炭工；在农忙的时节帮人收割甘蔗或稻子；这些劳碌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放弃歌唱，他唯一的生活娱乐就是用他的月琴和歌声来和乡间的百姓同歌共唱。

陈达的“半职业歌手”生涯，一直到他39岁时结束，那一年他莫名地患上了半身不遂病症，使他的生命迈入了一段长时间的黑暗时期。

背负“民族乐手”的沉重招牌

正值壮年的半身不遂的陈达，既无法从事劳动营生，也不得不丢下他的月琴，沦为恒春镇公所中登记有案的一级贫民，依靠每月数百块的微薄救济金过活，住在由土块堆成的老屋中，他生活的贫困，使他无论如何都无力就医，那一段时间，陈达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见。

失掉了月琴长达21年，天可怜见，在60岁的时候，陈达的病奇迹似地痊愈了，复原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月琴来唱歌，陈达几乎无怨无尤地又在生活中闪烁着快乐的火花。

两年后，陈达62岁，1967年7月28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心民歌采集队的史惟亮、许常惠等人，在恒春找到了陈达，掀开了隐蔽了60年的帷幕，录下了陈达感人的吟唱歌声。并在1969年出版了《民族乐手——陈达和他的歌》的唱片和书籍，引起台北文化界的重视。

从此，陈达背负起“民族乐手”这块沉重的招牌，领取一级贫民的救济金。

就像每一块被挖掘出来的瑰宝一样，陈达成为大众传播的焦点，登报纸、上电视，很快地名闻全国。在稻草人餐厅演唱时也广受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赢得无数光耀的掌声，陈达背负的招牌更多了——民族音乐遗产、民间音乐瑰宝等等。

种种荣耀的背面总是十分灰涩，唯一的改善是镇公所帮他翻修了五坪大的房子，房里增加几件显著的财产：黑白电视机、手提收录音机，还有参加歌谣比赛所得到的奖状和锦旗。

但是陈达的健康是日坏一日了，他的牙齿全部脱落了，唱起歌来一天比一天吃力；他的手开始颤抖，弹琴也日渐吃力；他甚至患上严重的幻听症，常听到他的仇人要害死他。

当陈达为《云门舞集》配录了“薪传”音乐以后，他的幻听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先是被送入南部的精神病院，后来北上就医，住过三重的私立疗养院，然后在台北市立疗养院治疗了3个月。这些病症都一口一口地慢慢在腐蚀我们的民族乐手。

一生都是十一歌仔

晚年的陈达，只为我们留下一些数目字：

1978年3月31日参加淡江学院为他办的民谣演唱会。

1978年10月在“薪传”中唱歌。

1979年一年都在精神疗养中。

1980年3月参加国际艺术节在国父纪念馆演唱。

1980年起洪建全文化基金会每月寄2千元给陈达，补助生活。

这些陈达社会活动的数目字，都没有他个人的数目字来得惊心，他早年父母兄弟姊妹全过世了，只留下他一个人；他一辈子没有能力娶妻生子，孑然一身；他拥有的最大财富是一把月琴；他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一个能真正进入他内心的世界——陈达的数目字除了零就是一。

他还有一个时常挂在嘴上的数目字“十一哥仔”，他说：“算命的早就对我讲过，我注定一世孤单，他讲得很对，我到现在还是个十一哥仔。”

所谓“十一哥仔”就是乡下人对单身汉的称呼，对年轻的单身汉有嘲讽的意思，对年纪大的，却是悲凉的告诫。

最后几个月的陈达，离开了台北的万丈红尘，回到他的土地，他生长的家乡，每天亲自下厨做着简陋的三餐，闲暇时就搬出他的藤椅。唱他的“思想起”。听过陈达唱歌并能听懂他随时创作的歌词的人，很难不为他横溢的想象和敏锐的观察佩服，他不仅是个民族乐手，甚至是个人群和大地的写实诗人，他为我们唱出的“薪传”史诗是如何地气魄开朗、活泼生动呀!

如今，陈达的数字、陈达的歌声、陈达的史诗都在向晚的凉风中永远地飘去了。

一些在风中飘荡的讯息

陈达被汽车撞死的第3天，就是4月30日，我曾打电话到恒春镇公所询问陈达的下落，镇公所竟然也不知他的尸体在哪里，只知道他在送医途中死去了。

后来我们没有再找陈达的尸体和他的月琴，因为一个永恒的歌手，他的身体和他的琴都在其次，重要的是他的歌声和他的琴艺留了下来——这一些在风中飘荡的讯息，或许有一天会再萌芽起来的吧!——陈达未死前，我这样期待着，陈达死了以后，我仍是这样期待着，虽然我们再也不能热情地叫一声“阿达仔伯”，然后听他那一声亲切而沙哑的回声了。一个希望破灭之后，耸一耸肩膀是另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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