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逢先知

一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①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有些农民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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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①，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从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还有《容斋随笔》和其他笔记小说。范文澜那时送给他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后来带到了北京，现还存放在毛泽东故居。

进北京以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都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

《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关于毛泽东读史的情况，在我的登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二十三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有计划地阅读史书，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要求读古版本的书（这里说的古版本，不是指影印的古版本；影印的古版本他还是很喜欢的，如影印宋《楚辞》等）。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书，也极少明版书。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也不作烦琐的考证，而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

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

① 毛泽东 1938 年 5 月 3 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

① 毛泽东 1937 年 1 月 31 日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曾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①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卷帙浩瀚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二

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期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先后写了两大段文字，重申并发展了上述重要观点。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

① 对于孔孟之道，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的。1943 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88 页。

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中同从秦未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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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篇也写过内容相似的评语，说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对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少新鲜见解。例如，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①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②他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毛泽东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①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对《两游记》第二十八回一段文字写的个批语说：“‘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批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善恶问题上的辩证观点。

毛泽东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同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① 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

②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① 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这段话是 1951 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

《革命军》以及记载他们政治活动的历史资料，他是经常要看的。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在学术考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涤荡，对守旧的顽固派给以打击。因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准备。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一九丘八年二月，一儿六一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与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①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一贯鼓励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方面，凡有成绩者，皆鼓励之；凡有不足者，加以劝说；凡违反者。给以批评；而对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则不强求之。一九四○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读了讲演提纲，十分高兴，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①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读了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的书稿后，致信李鼎铭，一方面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又一方面指出该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同时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并以商量的口吻表示，企望作者能持这个新的历史观点对书稿加以改造。九六五年毛泽东读了章土刽的《柳文指要》下部以后，写信给章士钊说，此书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①

三

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63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02 页。

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大，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②从毛泽东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读古书，特别是读古代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很多古籍，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答三记者问时，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批评蒋介石对共产党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而不利于抗战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我们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

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 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和激励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党仍然用这个寓言来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和进行全面改革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元朝人萨都刺《登石头城》一词中“天低昊楚，眼空无物”，说明国民党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状况。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李密《陈情表》的两句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刻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中彻底孤立的形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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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由于“大跃进”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

② 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

时候，毛泽东在一次个人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八年的经济建设都是平衡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因此产生经济失调的现象。他接着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毛泽东当时引用这些话是要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责任分明，不然，就会造成损失。

毛泽东多次讲过卞和献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把他的右脚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好玉石，第三次再献上去，被确实证明了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信任。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说明，要使人们相信真理，抛弃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甚至还要作出某种牺牲。

毛泽东引用宋玉的《风赋》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要引起注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毛泽东以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大意是说，韦睿这个人，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对部下十分爱护，与将士同甘共苦，自身非常艰苦朴素。在这段记载的旁边，毛泽东写了一句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语在《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这些称赞韦睿的话，不也就是我们的干部应当学习的吗？

毛泽东还以东吴大将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应当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①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智囊》中有一段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略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并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有所评价。他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而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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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载 1983 年 12 月 17 日《团结报》。

在阅读战争方面的历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据《新五代史》记载：梁将王彦章被唐庄宗俘获，庄宗劝其投降，王不从。遂被杀。此处毛泽东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在读《三国志》时还有类似的批语： “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

《毛泽东选集》中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

毛泽东还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①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

以上谈到的，仅仅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这样自如地运用典故、成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也有失之偏颇的，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伤害过自己的同志，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毛泽东不仅喜欢读中国历史书，也喜欢读外国的历史书和著名政治家传记。他对外国历史也是比较熟悉的，这里不来详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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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次要《楚辞》，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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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爱读唐诗。我们为他收集了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准备了好几本。后来又买了一部《全唐诗》。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别是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气派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除“三李”以外，毛泽东也比较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这四位诗人，特别是王勃，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写的一段批语中说道：“这个人（指王勃——引者）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

① 不因人热的故事，见《东观汉记·梁鸿》。梁鸿，东汉人，少孤家贫。一次他的邻居做完饭，要梁鸿趁着热灶热锅接着做饭，梁鸿说，“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他又自己点起火来做饭。

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占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在宋词作家中，毛泽东崇尚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义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很确当的。辛词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苏东坡。《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的一些爱国词人（包括诗人）如陆游、张孝祥（其饲集名《于湖词》）、张元斡（其词集名《归来集》）、洪皓（其诗词集名《鄱阳集》）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词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古词，历来分婉约、豪放两派。毛泽东更喜欢哪一派的词作？对两派的词作有何评论？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书写的范仲淹两首词及读后评论，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范仲淹的两首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毛泽东写的评论全文：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

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这篇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古词和范仲淹这两首词的重要而颇有意味的见解，更可以了解毛泽东的心情、性格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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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诗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读《五代史》时，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于二十九日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出，并将此诗的全文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写下来附上①。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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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列举的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毛泽东的诗词，从艺术上说，继承了这些诗人和词作家的优秀传统。

在古文方面，毛泽东既喜欢六朝的骈文，也爱读唐宋八大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散文。对六朝的骈文，毛泽东虽然认为它不如初唐的新骈，但他还是喜欢读的。收入六朝骈文的《六朝文契》和其他六朝人的各种文集，是他经常要的。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语言精美，对仗工切，有一些相当好的写景抒情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泽东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毛泽东经常称赞一些好的古文，并向别人推荐阅读。他说，秦朝李斯的

《谏逐客书》很有说服力，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等等。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红学”一家言

龚育之宋贵仑

毛泽东很喜欢读《红楼梦》，自己反复读，也劝人反复读。他多次谈过应该怎样读《红楼梦》，笔者之一有机会听到过一回。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

① 毛泽东当时凭记忆写下来的《三垂冈》诗，全文如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诗后注明：“诗哥颂李克用父子。”该诗中的“犹”、“下”二字，有的版本为”且”和”畔”。毛泽东所抄写的，与《随园诗话》引用的版本相同。

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本文也就分这样两个部分，进一步介绍毛泽东的一些有关论点，并简单地谈谈我们的看法。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毛泽东对《红楼梦》评价极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① 这里提到《红楼梦》，固然有幽默的成分，确实也是引以自豪。《红楼梦》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而无逊色。如同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是他们各自民族的骄傲和世界人民的骄傲一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我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

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

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我们体会，头一个意思，是要了解

《红楼梦》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2—743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8 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苟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填、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①

“人民性”一词，毛泽东不多用，但在这里用了。“人民性”的含义，同《新民主主义论》中用的“民主性”（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大致是一个意思。

《红楼梦》作为“民主文学”，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表现在哪里呢？人们对此作过许多讨论。毛泽东说得很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仅此而已，没有夸大和拔高。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详细的论列。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毛泽东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①这对于理解

《红楼梦》之成为“民主文学”是很重要的。他还说过：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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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又一个意思，是要通过《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的衰败，来了解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衰败。

把点明金陵四大家族（贾、王、薛、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第四回，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作为《红楼梦》全书的总纲，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卓有见地的。“脂戚本”第四回总批有一首七绝，头两句是：“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这也是有识之语，但还没有用它来总括全书。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 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①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贾府衰败的原因，冷子兴作了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

《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①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 年第 7 期。

① 毛泽东 1961 年 12 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② 毛泽东 1962 年 8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①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 3 卷，第 102 页。

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② 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族“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就是说，一个家族垮下来，首先在于这个家族的人垮了下来。安富尊荣养成一代又一代无用的膏粱纨袴。贾府的爷们，哪个不是如此！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庭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③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

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①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还有一个意思，是要通过《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不愿提到它，认为它只是描写了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② 一九六一年在同刘少奇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

《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③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④

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要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封建社会作科学的分析；当然要读历史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许多历史事实。但是，读这些都还不够。还要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封建社会得到许多细致的生动的形象的了解，而这些，从理论书和历史书中是不容易得到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生活，毛泽东首先着眼的是阶级斗争。《红楼梦》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直接描写农民和他们的斗争。它主要写了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和情况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签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② 毛泽东 1963 年 5 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③ 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24 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 22 页。

② 毛泽东 1938 年 4 月 28 日在鲁艺的演讲。

③ 毛泽东 1961 年 12 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④ 毛译东 1965 年与王海容的谈话。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①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涟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②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②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重要的视角当作唯一的视角，而排斥其他。比如，艺术的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的视角，以至于版本的沿革，作者及其身世的考证，同外国作品的比较等等，也都是阅读《红楼梦》、特别是研究《红楼梦》必不可少的视角。在各自的视角里，都可以有所发现，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各种视角的综合，才能对《红楼梦》作出全面的研究。

这里还要提到，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只限于历史这一个视角。他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

①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

② 同上。

① 《致玛·哈克奈斯（1888 年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62—463 页。

② 《列甫·托尔斯泰是们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69 页。

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对“红学”作历史的评价

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谈话谈到新旧“红学”，虽然语焉不详，但为对“红学”的发展作出历史的评价，勾画了一个轮廓。

“红学”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旧红学”；由胡适、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开创的“新红学”；建国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红学”从何时算起？也许可以说，从有《红楼梦》，就开始有“红学”，脂砚斋是第一个“红学家”，虽然由于他和曹雪芹关系亲近，读到过曹雪芹在不断增删中的草稿（包括后来佚散的那部分稿子），并且预闻了《红楼梦》的创作，“脂评”本身已经成为“红学”研究的对象。以后还有许多评点派的红学家，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蔡元培是新文化的一名先驱，作为红学家，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

《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就是指“索隐派”而言。胡适批评“旧红学”，建立“新红学”。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的意义，全今还在延展之中。“新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有两个著名论点，一曰《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一曰《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这里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许多可批评的东西。

一九五四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久，在十月十日《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廿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作者谈到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大家都知道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并发展到对胡适的政治、学术和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 “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二十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五十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

的建立。

但是，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汲取的。

应当指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特别讲到两年前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错误和缺点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①这是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历史事实，也许还不为一些青年朋友所知晓。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讲话。他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怕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①

应该说，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批判的是非，已经有了明确的历史结论。毛泽东北戴河谈话中谈到的其他几个红学家，这里作一点简单介绍。吴世昌，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他的研究主要也在版

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但在这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他同胡适的观点有尖锐分歧。

王昆仑，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红楼梦人物论》一书，脍炙人，所以他同时又成为引人瞩目的红学家。他的这部人物论，写在全国解放以前，这时重新修订，逐篇在《光明日报》上登载，显然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

何其芳，当时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一篇力作。他在许多问题上与李希凡的观点有分歧。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之间，在学术问题上也要进行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所有这些红学家，从胡适到何其芳，都称为新红学家，对他们的“红学”研究给予不同程度的积极评价。当然在他看来，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所以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积极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这也不妨看作是以一家之言参加百家争鸣。只有在百家争呜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红楼梦》，而又容纳各种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批评和自由讨论，才能促进“新

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 1956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

① 见《文学评论》1986 年第 2 期。“红学”一家言

红学”的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掀起了一个所谓的”评红”的热潮。这期间

传出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若干说法，如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写爱情是为了掩盖政治。这显然是偏颇之论，并且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那是“红学”研究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里就不予介绍和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