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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篇 军事·战略
近代以来，世界战略格局与国际体系每一次深刻调整，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和动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美国霸权执迷、俄罗斯强势回归、中国实力提升、日本右倾加速、印度外向增强、欧盟曲折分合，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新一轮大国权力转移也必将带来大范围的动荡和战争。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列国争雄态势初现，每个大国都处在战略十字路口。此背景下，我们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世界大国需要什么样的军事能力A
世界军力分析排名网2017年发布的全球军力排名认为，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分居前4名，法国第5位，日本第7位。这个分析虽然不太准确，但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静态的对比，无法反映各国作战能力。实际上，军事是建立在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基础上的对抗活动，研判军事能力要复杂得多。判断军事能力水平，不仅要与本国过去作比较，更要与当前及今后的主要对手及潜在对手相比较，以此为基础提出未来一个阶段军事能力需求。对此，分析如下。
A 载《环球军事》，2010年第1期，写于2007年。
一、军事能力可以分为九个层次
在物理学上，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远影响越小，距离越近影响越大。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来说，道理类似。随着距离增加，军事能力的影响在减弱。距离越近，影响越大；距离越远，影响越小。如果把军事能力与有效作用距离作为变量，它们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军事能力越强，有效作用距离越远；军事能力越弱，有效作用距离就越近。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引入对手对抗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水平就十分明显了。
按照军事能力有效作用范围与潜在对手之间军事能力比较的状况，可以将军事能力水平概略地分为九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维持政权。与潜在对手相比，军事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无法覆盖本国领土，只能勉强维持国家政权。在敌人入侵时不具备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的军事能力，属于政权维持类型。低于这个层次的国家一般难以持久，或者无法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例如，长期以来无法维护核心利益的巴勒斯坦。
第二个层次，领陆防御。与潜在对手相比，军事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仅限于领土的陆地范围以内。当对手进攻领土的陆地范围时，可以使其付出惨重代价，使对手在考虑武力手段时由于代价而有所顾虑，属于领陆防御类型。
第三个层次，领土防御。与潜在对手相比，军事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限于包括领陆、领海、领空的领土以内，或与领土范围大致相当。当对手进攻领土范围时，可以使其付出惨重的代价，使对手在考虑武力手段时由于代价巨大而受到威慑，属于领土防御类型。
第四个层次，地区威慑。军事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超出领土界限，延伸至所在的地区范围内，可以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属于地区威慑类型。
第五个层次，全球到达。除领土和本地区范围以外，军事力量的有效作用范围可以到达世界范围内其他一些重要地区，并发挥一些作用和影响，属于全球到达类型。
第六个层次，全球威慑。在上述能力的基础上，军事力量可以有效进入主要对手或潜在对手领土以外的势力范围，并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属于全球威慑类型。
第七个层次，全球打击。在前面所述能力的基础上，军事力量可以有效进入主要对手或潜在对手的领土范围，但需付出较大的代价，属于全球打击类型。
第八个层次，全球主导。在前面效果的基础上，军事力量可以有效进入潜在对手或主要对手的领土范围，完成任何使命，并不会有重大损失，属于全球主导类型。
第九个层次，全球统治。军事力量具备超越作战的能力，在战略目标和意图发出之后，能在世界任何范围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属于全球统治类型。
二、我国军事能力依然相对落后
这种划分和判断不是绝对的，军事能力的有效作用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制约。尽管并不十分科学，但已可以据此把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军事能力作简要区分和对比。
不难看出，美国的军事能力大致处于第七层次，俄罗斯军事能力大致处于第六层次、进入第七层次。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一个具有地区和世界性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可能的潜在对手不是中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奉行霸权主义的强国，是对我国奉行遏制和敌视政策的大国。所以，我国军事能力的参照对象也应当以此为基准。
客观地讲，由于无法在所有领陆、领海、领空范围内有效行使主权，当前我国的相对军事能力尚处于第三个层次附近，部分方面接近第四、第五、第六层次。突出表现是，我国军事能力还处于领陆到领土范围之间的防御状态，无法在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领土范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亚洲地区事务中军事优势也不明显。
三、未来一个时期军事能力需求
未来，我国总体军事能力应当达到什么水平，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出发，需要重点考虑祖国统一、利益拓展、地区事务与世界影响等四个层面的战略需求。
第一，实现祖国统一对军事能力的需求。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同时也受到地区和国际势力的重要影响，这种现实状况对实现祖国统一提出更高要求，具有很大难度。通常来说，实现祖国统一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和平统一，二是强力震慑下的谈判解决，三是必要时坚决出手的武力统一。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强大的军事能力都是必要保障。军事手段准备得越充分，和平解决的概率就越大，军事力量运用得越深入，国家统一的进程越平稳，国家统一的成果越持久。按照这种需求，我国必须拥有在台湾周边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这至少需要具备第五个层次的军事能力。
第二，处理地区事务对军事能力的需求。我国周边遍布各种类型的国家，汇聚了大国崛起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矛盾问题。对此，必须具备有效处置地区事务的战略能力。即使暂时处置不了，也应当具备遏控发展趋势的能力手段。这种需求反映到军事能力上，需要在本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具有行动选择的自由权，具有绝对慑止强敌军事介入的能力，即至少超出第六个层次的军事能力。
第三，国家利益拓展对军事能力的需求。我国利益正在从本土向海洋向海外、从陆地向太空、从本地区向世界各地区拓展。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和支撑手段，必须随着核心利益与重要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其有效作用范围必须与国家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拓展的范围相接近或重合。按照这一需求，军事能力水平至少应与第六个层次相吻合。
第四，成为世界性影响大国对军事能力的需求。关于大国的标准，战国时期的张仪指出，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山积。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这一论述明确了作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标准：幅员辽阔（地半天下）、具有抗衡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实力（兵敌四国）、地势险固（四塞以为固）、军事力量强大、经济实力雄厚、国内政治清明、制度先进（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天下后服者先亡）等。虽然时代不同，一些特征发生变化，但是世界大国的标准并未发生根本动摇，强大的军事能力必不可少。努力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至少需要在本地区占有明显优势的军事力量，需要具备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发挥影响作用的军事力量。这种需求最低是第七个层次的军事能力。如果可能，还需具备第八个层次的军事能力。
对军事能力的需求统一于我国由大向强的历史进程。对军事能力的需求统一于中国的根本利益，统一于我国由大向强的历史进程。在时间上，国家利益拓展、实现祖国统一、处置地区事务与努力成为世界性影响大国的过程是一致的。如果需要区分先后，那么国家利益拓展与努力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延续较长的时间段，它可能会延续到21世纪3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中叶，或更远时期。而实现祖国统一是几个历史事件，包括台湾问题、岛礁问题与其他领土问题的解决，在时间上表现为几个断断续续的时间点。处理地区事务、国家利益拓展与努力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过程对军事能力的需求呈现与日俱增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需求也越强烈，需要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来保障。
总之，我国至少需要具备第六个层次、第七个层次的军事能力，即具备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想成为大国，必须具备与世界大国相互战略打击、战略制衡和战略摧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比较稳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拓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着眼应对战争威胁 推进军事斗争准备A
战略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严峻、最复杂的外部威胁就是战争威胁。推进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紧紧抓住应对战争威胁这一核心问题。
A 载《解放军报》，2014年5月12日。
科学判断战争威胁
科学判断战争威胁，是有效应对战争威胁的前提。通常，判断战争威胁需要统筹考虑军事实力、战略意图与利益走向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是军事实力。实力是产生威胁的基础，军事实力对战争威胁的影响，更加直接、更加深远。通常，军事实力发生改变需要较长时间。一个实力弱小的国家无法在短期内对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它可能怀有敌对的意图。相对而言，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其意图可以迅速发生改变，产生严重威胁。
因此，军事实力是认识战争威胁的基础。军事实力的作用范围呈现衰减规律，即随着国家间距离增加，军事实力的作用效能不断发生递减。按照这一规律，能够将军事能力投送到我国周边，在亚太地区实施高强度战争能力的国家与国家集团屈指可数，能够实施大规模战争行动的国家与国家集团非常有限，能够实施中等强度战争行动的国家与国家集团也不多。
二是战略意图。意图是产生威胁的关键因素。相对于实力的确定性而言，意图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而且，往往是战略意图引导军事实力运用的指向和对象，据此确定谁是对手、谁是朋友，以及各种战略关系。战略意图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真实的战略意图难以把握，为判断战争威胁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战略意图是相对稳定的，为判断战争威胁提供了条件。依据战略意图，当前可能对我国实施战争行动的国家与国家集团并不多。随着形势变化，部分国家的战略意图越来越具有外向性和冒险性，在我国周边地区生乱生战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三是利益走向。利益走向是判断战争威胁的重要脉络，也是把握战略意图的主要依据。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通常变化不大，为判断战略意图提供了可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家利益向海洋、向天空、向海外持续拓展，卷入危机冲突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客观地讲，我国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共同利益，尤其与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大国的共同利益更多。同时，我国与部分国家也存在利益冲突，与个别国家甚至存在重要利益乃至核心利益的矛盾。这就是各国利益既相互交融又难免冲突的复杂体现。对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习主席指出，应当把握各方的利益关切，找好战略契合点，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让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也指出，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
如果实力、意图、利益三个因素都具备了，那么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这种情况下，军事部署进展直接影响军事冲突发生的轻重缓急。
清醒认识战争威胁
战争的诱因有很多。吴起指出：“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对我国来讲，可能引发战争的具体原因，集中体现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影响、领土主权完整与海洋权益争端，以及新型安全领域挑战等方面。
第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引发的危机动荡。世界格局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有的变化已经浮出水面，有的变化正在酝酿，并且调整与变革有加速的趋势，国际形势将会经历一个时期的动荡起伏。在此过程中，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深层影响不可忽视，依然是诱发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首先，美国努力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企图强化对印太地区与其他重要地区的战略控制，对武力的爱好没有减弱。这对我国安全影响尤为突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加强贸易经济斗争力度，加大在我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升级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抵近侦察、预警和监控，针对性地提出“空海一体战”、“联合作战进入”等概念构想，并按照战争构想进行实战演练。其次，在美国对世界掌控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大国也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急于扩张战略影响。例如，日本在安倍带领下加速右倾，提升军事实力与政治实力，急于打破国际秩序，企图继承美国在西太平洋乃至亚太地区的战略遗产。再次，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再度提升，一些国家更加敢于使用武力达成战略目的，敢于运用武力拓展影响范围。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发生摩擦冲突与战略意外的可能性上升。
第二，领土主权、海洋权益面临的现实威胁。习主席指出，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珍惜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当前，我国同部分国家存在领土争议和海洋权益争端。它们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与霸权国家的怂恿，纷纷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军事战略，不断挑起事端，加大对我国岛屿与海洋权益的侵蚀力度。在东海方向，日本政府加速右倾，外向性、进攻性、冒险性抬头。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日本打着支持美国战略调整的旗号，以应对“中国威胁”为借口，以东海争端为幌子，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安保法，加快提升自卫队实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狂妄地宣称“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在南海方向，部分国家明里暗里“闹腾”，强化军事部署，拉拢区域外大国。由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海上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大。
第三，新兴安全领域空间凸显的风险挑战。从价值属性上讲，太空、网络、深海等安全领域空间，具有特殊的战略累积性质。谁掌握了这些空间，谁就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谁就享有更大行动自由。为了抢占这些空间的使用权与控制权，诸多国家展开了激烈争夺，来自新兴安全领域空间的风险挑战日益上升。一是网络空间的风险。世界范围的网络安全问题不断涌现，无论是“震网”军事行动、维基解密事件，还是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棱镜”监控风波，以及各种网络作战手段，都一再警示我们，网络空间安全十分重要。二是太空空间的挑战。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俄格冲突到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从航空事件到火星探测，都有太空空间的竞争博弈。网络、太空已经成为军事力量体系聚合的纽带，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同时，世界军事强国还将战略视野瞄向更加广阔的空间领域，如极地、月球、火星、外层宇宙空间等。可以预见，大国战略博弈与军事较量的空间将随着安全领域空间的延伸而不断拓展。此外，一些重要方向、重要地区的安全问题也在凸显，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需要加强关注、增强筹划。
综合考虑军事实力、战略意图、利益走向三大基础因素，以及领土主权争端、海洋权益斗争、霸权主义压力、大国战略博弈、新兴安全领域与海外利益挑战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未来一个时期战争威胁的概率和强度都在增加。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二是围绕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争端，生战生乱的可能性上升；三是围绕新兴安全领域空间与海外利益发生军事危机冲突的可能性加大。
积极应对战争威胁
习主席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前进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既要有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愿望，更要有维护和平发展的战略能力。
其一，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幅度提升军事能力。从伊拉克战争结束算起，至今已有十余年。其间，除了俄格冲突、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以外，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但是，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并不代表世界新军事革命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确切地说，战争形态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推进军事转型。美国在总结反思近几场局部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动“二次转型”，打造了一支比较成熟的现代化军队。俄罗斯在2008年俄格冲突后，明显加快了军队改革步伐，大力改造和重塑军事力量体系，经过几年努力也已基本成形，并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中崭露锋芒。相对而言，我军需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幅度提升军事能力水平，建设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夯实应对战争威胁的能力基础。
其二，立足应对复杂困难情况，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一是着眼打赢战争做准备。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军事能力、人民意志与体制效率的综合检验，是国家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才能得到真正尊重。二是着眼应对强敌做准备。在安全威胁中，霸权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影响比较突出，强敌干预与大国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情况。三是着眼应对多元威胁做准备。战略态势的关联性、联动性十分突出，三海一体、海洋一体的战略方向密切联动，加上陆地态势的变化，不同战略方向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性、整体性明显上升。一旦某一方向有事，往往会引发多个方向、多元对手、多个空间、多个领域的连锁反应。因此，应当做好与多元威胁同时斗争、统筹斗争、化解斗争的准备。
其三，深化战争研究，针对性地加强战争筹划与指导。一是研究大国较量中可能发生的战争。一类是全面的大规模战争，另一类是目标手段相对有限的局部战争和短暂的军事冲突。当前来看，第一类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呈上升趋势，不可忽视；第二类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有时候，一场短暂的军事冲突就可能决定战争胜负，并由此决定大国地位和命运。在霸权主义遏制、军国主义复兴的背景下，既应当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也应当做好打赢快速决定性的局部战争的准备，做好应对瞬间军事冲突的准备。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必须具有在短时间内摧毁对手战争体系的战略打击能力，必须建立让战略打击能力快速发挥效能的编制体制与综合战场支撑体系。二是研究现代战争的样式和特点。平台作战、体系支撑，作战行动、战略支撑，已成为现代战争的显著特点。战略体系支撑下的点战场，已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样式。按照这一样式要求，需要认真衡量用于支撑各类平台的战略体系是否成熟完备，用于摧毁对手的打击“点”是否足够强、足够多、足够远、足够准。如果不够强大、不够完备，应及时弥补。三是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深化打什么仗、怎么打仗问题研究，牵引作战能力建设。此外，还应当增强战略指导的主动性、灵活性、针对性、实效性。
深化改革中更需深入备战A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军事变革是近代以来发展最为迅猛、势头最为强劲的军事革命。这股军事变革浪潮一路汹涌而来，在短时间内全面渗透到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军事理论、作战方式、组织体制等军事领域的各个层面，全面覆盖了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多国的各个角落。近年来，新军事变革呈现出再次加速的趋势，美军全面转型，俄军面貌革新，我军迈开改革步伐。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深刻调整、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威胁挑战更加复杂，改革过程中的备战任务明显加重，深化改革中更需备战。
A 载《解放军报》，2015年12月9日。
一方面，军事改革过程中，旧的体系已经打破，新的体系尚未形成，处于改革深水区的国家将面临改革空隙的风险。军事改革既是作战要素的升级组合，也是军事力量体系的重新调整，在旧体系已被打破、新体系尚未建立的过程中，军事力量体系相对脆弱，一旦出现重大战争威胁，往往比较被动，甚至陷于险境。有时即使不太严重的威胁挑战，也能暴露其中的风险不足。例如，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失利后就开始军事改革，但在改革初期并没有形成新的军事力量体系、没有体现出强大的作战效能，反而在伊朗人质危机中再次陷于被动，直到海湾战争美军新的力量体系初步形成。再如，俄罗斯于1992年开始国防和军事改革，重点推动军队指挥体制改革，但由于经济困难、方向模糊，在叶利钦当总统期间长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没有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体系，致使俄军在防止国家分裂的车臣战争中表现不佳，付出惨重代价。如此种种都表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在军事改革过程中都存在力量体系调整升级的空隙时间，都有一段相对脆弱的风险时期。
另一方面，军事改革过程中，有的国家步子迈得快，有的国家迈得慢，改革慢的国家将面临改革滞后的风险。古今中外的军事改革实践表明，每一次改革浪潮到来时，都会有先知先觉者发出预判。这些预判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效果，加上各国军事改革阻力不同，从而导致有的国家军事改革进展比较快、有的国家军事改革非常慢。由此，虽然各国之间没有形成军事代差，但也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改革慢的国家会面临改革滞后的风险。例如，晚清政府于19世纪中叶开始军事改革，比日本军事改革还要早一些，但由于受到消极指导思想的制约，改革内容未能触及军事制度，长期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结果是深层次问题一再延误，落后于日本军事改革步伐。最终，“及表不及里”的晚清军事改革在甲午战争中输给了“脱胎换骨”的日本军事改革。再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图哈切夫斯基就提出了对敌军实施全纵深突击的思想，苏军司令部也于1934年正式制定了《大纵深战役守则》，并多次演练“快速集中使用机械化部队”的基本原则，提前迈入机械化军事改革的快车道。但随后遭到冲击，改革进程一再打乱，错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完成军事改革的有利时机，落在德军后面，成为二战初期失利的一个原因。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军事变革同样如此。早在1979年，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就指出，先进技术出现将引发一次新的军事革命。然而当时苏联高层思想比较保守，奥加尔科夫的一系列理论没有被采纳，致使苏军改革一再延迟。这期间，美军高度关注“奥加尔科夫革命”，研究评估了奥加尔科夫提出的问题，全面开启新军事革命，成为新一轮军事改革的领跑者，并利用军事改革成果对后来的俄罗斯实施战略挤压。
为了降低军事改革过程中的空隙风险与滞后风险，世界主要国家通常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加快推进军事改革进程，缩短可能被对手利用的改革空隙期。军事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既是军事力量重组的机遇期，也是威胁挑战上升的风险期。为了降低风险，必须排除一切干扰，以坚定的决心意志，加快改革进程，压缩改革时间。例如，2010年7月14日，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决定将俄军六大军区调整为四大战区，成立四大联合战略司令部。9月1日，即有效整合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组建西部战区并开始运作；10月1日，有效整合北高加索军区、黑海舰队，组建南部战区并开始运作；11月初，有效整合远东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东部、太平洋舰队，组建东部战区并开始运作；12月初，有效整合伏尔加河沿岸－ 乌拉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西部，组建西部战区并开始运作。至此，从做出决策到高效运行，前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缩短了可能被别国利用的改革风险窗口，提高了俄军建设运用的质量效益。反之，晚清政府从19世纪中叶开启军事改革至1894年前后延续40余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给各类敌人以可乘之机，致丧权辱国。
第二，深化改革过程中更要深入备战，为军事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纵览历史实践，重大军事改革浪潮往往不是孤立出现，它总是与社会形态转变、世界格局调整、力量分化组合相伴而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化革命深入发展时期出现了机械化军事革命，两极格局即将解体、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时期出现了信息化军事革命。在这些情况下，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体系处于动荡之中，军事改革过程中国家面临的威胁挑战有所增加，备战御敌的任务不是变轻了，而是更重了。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实施军事改革和大革命过程中，遇到反法联军的多次阻击；20世纪40年代，美国正在进行机械化军事改革时，遭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战争挑衅。能否应对冲突，打赢战争，在于军事改革过程中是否做好了更加扎实的战备。
第三，着眼未来战争重构军事力量体系，确保军事改革的高起点高质量。每一次重大军事改革，都会有大量的新作战力量出现。对于这些力量会有两种声音：一是依托原有组织体制框架，将新作战力量嵌入进去；二是依托新作战力量，重构军事力量体系。纵观历史，军事改革成功者往往是后一种，即以新作战力量为主，围绕最大化地发挥新作战力量的战略效能，设计和重构军事力量体系，而非“旧瓶装新酒”、纳入过时的体制框架。例如，俄罗斯认为大国之间的太空较量必将加剧，着眼充分发挥太空力量的作战效能，以太空为主导整合空中与太空作战力量、成立空天军，而非以空中为主兼并太空力量。
否则，武器装备虽然变了、作战力量虽然变了，但作战思想还停留在过去、运用方式还停留在过去，失败也就在所难免。这方面的教训俯拾皆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应对德军入侵，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作战思维，在正面修建了世界级防御工程—马其诺防线。这就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做法，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了过时的防御阵地，实质只是修建了一个更大的堡垒而已，殊不知战争形态早已发生了变化，最终在善于机动作战的德军面前不堪一击。当前，又一次到了国运纵横的关键时刻，多个大国都在深化军事改革，谁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新质作战能力、创新发挥新作战能力优长的组织体制，谁将占据新一轮军事竞争的制高点。
总之，改革与备战相辅相成，在深化改革中深入备战，在备战乃至实战中检验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
战区战略：大国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撑A
在战争实践演变中，战区战略是伴随着战区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早在19世纪，克劳塞维茨就指出，“战区是指四面都有掩护因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B 若米尼认为，战区是“每个军团作战的范围”。随着战区发展，战区战略逐渐形成。原因有三：一是战区范围内军事力量编制规模增大；二是战区范围内军事任务和能力拓展；三是战区的地域性、特殊性凸显，战区地位和战区职能的战略性增强。战区战略作为筹划指导战略区武装力量部署和运用的方略，担负着应对安全威胁和塑造战略态势的使命。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战争形态发展、战略环境变化、国家实力消长，战区战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A 载《国防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B [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37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一、战区战略是大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也是强者的战略
战区战略是大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战区和制定战区战略，要求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要求攻守兼备、适度外向或注重外向的军事力量布势。因此，只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设置战区、制定战区战略。有些领土面积虽大但实力不足的国家，通常不设置战区和战区战略，有的仅设一个战区，有的划分为几个管理区域军事力量、内向防御性的军区。许多中小国家，由于没有广阔的战场空间和大规模军事力量，通常由战略领导机构直接指挥所有作战力量，一般不存在多个战区和战区战略问题。但并不排除它们也建立有区域性质的指挥部。例如，国土面积虽小但军事实力突出的以色列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地区司令部分担指挥，越南也划分为多个防区。
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够合理运用战区战略。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国力衰落的时候就会弱化战区，实力强大的时候就会强化战区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统筹利用战略资源，苏联与美国都建立了辐射全球的战区，形成实质性的战区战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其主体继承国俄罗斯实力削弱，在全球范围实施战略收缩，战区战略随之瓦解。1997年，俄罗斯实力稍有恢复，就努力将军区向战区性质的组织调整，并于2001年进一步合并军区，形成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北高加索军区、伏尔加河沿岸－ 乌拉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远东军区六大战略性军区机构。2011年，俄罗斯在六大军区基础上积极筹建战区战略，将六大军区合并为西部、南部、中央和东部四个战略性战区。2014年，俄罗斯组建北极司令部，地位类似于第五战区。整个过程表明，俄罗斯国力强盛时就会考虑战区战略构建，国力收缩时将战区调整为比较内向的防卫性质的军区。从此可见，战区战略是强者的战略，只有实力强大的国家、实力强大的军队才能驾驭。
美国是发展运用战区战略比较成熟的国家。美军认为，战区战略是“制定一体化的概念和行动方案，指导在战略区内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采取不涉及使用武力的行动，以达成国家、联盟或多国联合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目标的艺术和科学”。A 它是体现和执行国家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托，是将国家和联盟的战略任务转化为特定目标任务的地区性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设立不同战区。冷战期间，由于苏联实力强大，美国没有把苏联划进某一战区。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战略影响进一步增强，开始将俄罗斯划进欧洲战区司令部的职能范围。目前，美国也是唯一把全球划分为多个战区的国家，在全球范围设有北方战区、欧洲战区、南方战区、太平洋战区、中央战区和非洲战区，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战区战略，为其全球霸权提供支撑。
A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美国军事基本情况》，第9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二、战区战略是处置战略方向问题的重要平台，是实施局部战争的基本依托
进入21世纪，随着时代主题发展和制约因素增加，大国之间难以爆发举国之力的全面战争，代之以有限范围的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和各种危机，成为军事力量运用的常态。与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可控性相匹配，与战略格局调整背景下军事冲突的有限性相适应，战区战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成为处置战略方向问题的重要平台和实施局部战争的基本依托。
战区战略是处置战略方向问题的重要平台。所谓战区，基本上是为了应对某一战略方向安全威胁而划分的战略空间。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其战区战略都是结合战略方向的现实需求而确定的。例如，太平洋战区是美国最大的战区，是安全威胁突出的重要战略方向。在这一地区，不仅有俄罗斯、日本、中国、印度等各类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有朝核、印巴等热点问题的牵引，最主要是为了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战区战略是战略方向、威胁挑战、目标任务、军事力量部署和战略环境变化的结合体，也是军事战略和地缘战略的复合体。由于不同战略方向具有不同的战略环境，面临不同的安全威胁和作战对象，承担着不同的战略任务，支撑着不同的国家利益A，因而也需要相应的战区战略作指导。
战区战略是实施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基本依托。实践表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全世界共发生1.5万多次战争，而众所公认的世界大战只有2次，对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规模全面战争也为数不多，局部战争从来都是战争舞台上最常见的现象。B 进入信息时代，战争规模和形态有所改变，信息化战争形态趋于成熟，局部战争的地位更加突出。将优势兵力兵器的作战效能投送于威胁较大的战区，是一种可供操作的选择。同一空间范围陆海空天各种军事力量构成的复杂性增加，也对战区战略提出一定需求。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等局部战争来看，战区已经成为大国应对危机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主要执行者，是各军种力量实施联合作战的有效平台。在国家军事战略指导下，制定战区战略，依托战区筹划和实施有限战争，成为未来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
A 亢武超：《应加强战区战略研究》，第33页，载《国防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
B 黄玉章主编：《局部战争的昨天·今天·明天》，第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三、国家实力提升与国家利益拓展，将对海外或境外战区战略提出现实需求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讲道，“中国的和平崛起，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至少在21世纪上半叶非常可能。”中国国家利益在全方位多领域拓展，是这种政治现实演变的实质性过程。未来一个时期，随着国家实力提升和国家利益拓展，海外军事力量平台和运用时机增多，对海外／ 境外战区战略提出现实需求。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战略意图，统筹运用军事力量，需要整合统一筹划指导战略区域内作战力量的战区战略机构。
军事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对海外军事力量的组织筹划提出更高要求。理论上讲，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活动空间都是整个地球。但是，由于国家实力不强、利益牵引不足等原因，许多国家的军事力量停留在领土范围内。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战略利益边疆都是在领土范围以内，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也在领土界线内。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力大幅提升，经济活动遍及全球，战略利益边疆不断扩大，由此也要求军事力量活动范围向国家利益拓展的区域延伸，与战略影响和利益需求相匹配。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由军事力量担负或参与的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访问交流、联合演练、国际救援、危机处置、要地防护等任务将不断增多，担负海外军事任务的力量平台也将增加，对海外军事力量运用的组织筹划提出更高要求，对海外战区战略的需求明显增强。历史上，强盛时期的英国、美国、苏联，都在海外设置战区，制定了相应的战区战略，其中一些好的做法可以借鉴。
战略目标任务增加，对境外军事力量运用的战略指导提出新的需求。战略目标任务，体现了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战略利益而赋予军事斗争的基本使命。它从根本上规范着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方向。随着国家实力提升，国家利益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牵引战略目标任务增加。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从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扩展，远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电磁安全成为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发展利益方面，维护日益拓展的国家发展利益，保持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承担更为重大的国际责任，都成为战略目标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任务向海外、向天空、向世界各地区延伸，迫切需要在国家领土外处置危机、应对冲突的战略能力和相应的指导思想。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境外战略能力的构建，还是境外战略活动的筹划指导，都需要以境外战区战略为依托。可以尝试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从实体上设置境外战区及机构，制定相应的战区战略，在国家战略领导体系下，担负境外军事力量运用的组织筹划任务；二是在现行体制内，依托某一部门或某一战区，赋予相应职能，承担境外军事力量运用的筹划和指导职责，待时机成熟再设置境外战区实体。在设立战区时，需要以相应的自然地理条件作为依托，在空间上要有足够的容量和一定的正面和纵深。A
总之，战区战略是大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置战略区或战略方向问题的有效依托，是实施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重要平台。逐步构建与国家实力提升、国家利益拓展相适应的战区战略，对于筹划和指导战略方向斗争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对于整合战略资源、应对战略威胁乃至提升国际影响都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此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战区战略，也是充实战略指导理论和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需要。
A 欧阳维著：《战略部署论》，第205页，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从军种发展看军事力量结构走向A
军种是军队在组织和体制编制构成上，依据战略使命、战场空间、作战属性和武器装备的类型所进行的战略划分。B 在本质上，军种是军事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不同规模的陆军、海军、空军，有的国家还有火箭军、海军陆战队、防空军和部分战略兵种，少数国家只有陆军。军种的产生和划分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手段的创新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受到军事战略、地理环境、军队规模、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各军种形成了独特的军种文化、作战特色、领导体制以及所属兵种构成，成为成熟的军事力量结构。
A 载《军种的消亡》，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选入本书时，内容有修订。
B 霍小勇主编：《军种战略学》，第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军种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社会进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战争，另一种是和平。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影响到和平的构建与延续。武装力量是战争准备和实施的根本依托。在不同时代，武装力量的组织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军种则是武装力量形态演变中诞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最早的冲突。早在原始社会，部落、氏族之间的武力对抗就已经出现。为了争夺食物、水源和生存空间，常常发生有组织的流血事件。这一形态距今有3万多年。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讲到，当时“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A。这一时期，诉诸武力主要是为了最直接、最紧迫的生存与安全需求，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没有专业的军事力量组织形式。
大陆军时代。紧随其后的两万年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国家和政治集团，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军队，也没有军种。公元前5000年，有记载的大规模战争爆发。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尚不具备征服河流、征服海洋的能力，海上冲突的规模和影响十分有限。战争主要出现在陆地，遂行战争的力量也在陆地，大多发生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结合部。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元年，东方有春秋战国的历次战争，西方有雅典、波斯、罗马等一些霸权争夺战，陆战规模不断增大，持续时间逐渐延长，陆战进入成熟时期。至此，大陆军的地位完全确立。
A [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版。
海洋、海军、海权。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人类从树叶和树木可以漂浮于水面的现象，诞生了拼木为筏、坐筏漂流的实践。在早期，人类还无法驾驭水面的波浪，只是小心翼翼地在海边游弋，直到独木舟的出现。随后，海洋文明逐渐兴起，人类活动空间不断扩展。航海工具由木筏、独木舟、木板船向大型水上船舶演变，用于商业目的的海洋航行增多。为了维护海上利益与海洋贸易，一些民用船舶逐渐由运输和捕鱼工具，发展成为暴力工具，成为战船，以抵御其他海上和陆上力量的攻击。在历史记载中，德国学者H·帕姆塞尔认为，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2000～前1400年第一个拥有实际意义的海上武力。A 到15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场所，伴随着制海权的激烈争夺，在朝着海洋发展的欧洲国家诞生了近代海军。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上霸权的争夺从大西洋扩展到世界各海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海军、世界性海洋霸权的时代来临。至此，海上力量的活动范围，先后经历了岛屿沿海、近海海域、地区海洋与世界性海洋四个阶段，形成了今天的组织形态。
A [ 德]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天空、空军、空权。在天空自由飞行一直都是人们的梦想。1903年，莱特兄弟设计和制造了“飞行者”Ⅰ号飞机，人类动力飞行的纪元从此开始。飞机一旦产生，就被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实践，并迅速显示出超越地理限制的巨大威力。美国报界洛德·诺斯克利夫评论道，“成为新闻的不是人类可以飞行，而是英国不再是岛国了”。1909年，时任意大利陆军少校的杜黑指出：“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未来我们将有三个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有明确界限的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率先意识到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于1918年4月1日，成立了与陆军、海军并立的空军，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支空军。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1946年2月，苏联航空部队升格为空军。1947年7月2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脱离陆军，成为与陆军、海军平行的独立军种。空军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力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核、实战、威慑。很久以来，人们都在探索一种能够具有超强毁灭力和杀伤力的武器。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世界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于美国试爆成功。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宣告核时代的到来。随后几年，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加快研发核武器，核力量成为军事史上继陆海空军之后的第四个军种。1960年，苏联成立了独立核力量—战略火箭军。20世纪60年代，美国确立了由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导弹潜艇组成的“三位一体”核战略力量，并将三军核力量的使用权收归总统。此后，多个国家拥有核力量。
天军之路。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快，是人类的不懈追求，航天是人类征服天空后又一个目标。1957年8月21日，苏联将世界第一个多级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向太平洋发射成功，人类对空间的探索利用开始展开。1959年12月，苏联组建战略导弹部队，并不断发展壮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几乎全部继承苏联的航天力量。2001年，俄罗斯改组太空力量，将太空兵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独立兵种。2002年10月，美军成立新的航空战略司令部，成为美军九大联合司令部之一。2015年8月，俄罗斯整合空中力量与太空力量，组建空天军。2018年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国防部启动组建“太空军”的计划。
天军之后。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军种的概念凸显，具有代表性的有陆军、海军、空军，还有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作军种的核力量与天军，形成了今天多个军种并立的军事力量结构。
从当前的军种概念来看，天军是否是出现的最后一个军种？如果是，军种出现对战争产生了哪些影响？如果不是，天军之后可能是什么？
二、军种发展轨迹及对战争的影响
军种与兵种一样，是军事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严格地说，军种的产生，不过是工业时代尤其是机械化大生产以来的一段时间，在漫长的战争历程中相当短暂。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根本的，以至于在20世纪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军种，成为工业时代军事力量的基本结构。
第一，军种是社会形态演变的产物。军事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属性和能力受到社会形态的严格制约。任何军事活动无法超越时代局限，也必须受到时代影响。军种出现是社会形态演变的产物，取得独立军种地位，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战场空间；二是与陆军相当或超出陆军的作战能力；三是较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群体；四是其他军种无法取代的战略能力。随着社会进步，军种诞生的四个条件逐步具备。以海军为例，在古代，海上力量并不具备独立的战场职能，作战力量的规模相对较小，战场空间附属于陆战场。它们被称作水师、舟师、楼船军、水军。中国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入西方后，世界性航海增多，海上力量获得新的行动和作战手段，向现代海军迈进。空军从无到有的过程与海军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飞机用于战争，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它并未成为军种。一方面，由于航空部队的规模还不够大；另一方面，空战场的作用还不够突出，空中力量无法独立达成战略目的，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当时，航空力量编在陆军与海军的范围内，称为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以及部分直属航空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技术和空中力量有较大发展，空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明显巩固了作为军种的地位。
第二，军种是国家利益空间拓展的产物。战争史表明，哪个领域的利益凸显，哪里就会成为人类必争之地，哪里就会成为武力建设运用的战场空间。而且，这个空间的利益越重要，相应的军事力量就会越突出。军种力量是随着国家利益空间拓展出现的。人类最初的利益集中在陆地，国家建立陆军部队来维护其利益。利益主要体现在国家的人口、领土、产品、物资数量等方面，当时的军队和战争都是以陆军为主。15世纪，海洋利益的重要性上升，西欧各国加大海上力量投入的力度，维护本国海上利益或侵占他国海上利益。到20世纪，海上资源不断被发现，更激起世界大国建设海军的高潮，海军的地位随着海洋利益的上升不断提升。类似道理，飞机诞生不仅开辟了人类活动的新领域，也拓展了国家领土范围，使领陆与领水之上的航空空间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领空，国家需要像维护领陆一样去维护和开发领空。当保护空中利益需求的力量群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空军也就被提上日程。空间利益越重要，相应军事力量构成的军种地位就会越突出，因为它们承载着国家的利益。
第三，军种出现直接改变了军事力量的结构。军种出现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原有军事力量结构的冲击。之前，各种类型的统帅部直接领导所属作战部队。军种出现后，在统帅部与作战部队之间加入了军种层次，它既负责部队的管理也承担部队的指挥。在军事力量结构中，军种是作为一个类似于小型总部的单元存在的，把属于某个战略空间内的武器、兵力以及由武器和兵力组成的部队集合到一起。各军种都有独特的管理方法、指挥特征和发展规律，由此形成了机械化战争时代、多个军种并立的局面，成为军事力量结构的主体板块。它们既是工业化大分工的产物，也是战场的需要。有学者指出，20世纪之所以是军种时代，是因为机械化大发展导致作战平台的大分化，引发军事力量大裂变，按照武器平台和作战空间划分出来的军种，实际是对驰骋于陆、海、空三大作战空间的不同武器平台集成的结果。A 每一个军种都是由多个兵种构成的集合，每一个兵种则是同一类兵力兵器的集合。
A 林东著：《超越军种时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第四，军种出现进一步拓展了战场空间。战场空间是军种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一个军种区别于另一个军种的重要依据。军种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区分，拓展了战场空间。当海上力量附属陆军的时候，活动范围和战场空间只能在近海、岛屿、大洋边缘的一些地区。一旦海军独立出来，找到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和活动规律，就向大洋海军、世界性海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战场空间。航空力量成立之初，是陆军或海军的一部分，不具有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权利，只能附属于陆军或海军的总体任务，局限于支援地面作战和海上作战。一旦它脱离陆军与海军的约束，航空力量迅速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方式和舞台，极大地扩充了力量，向更大空间的战略空军发展。这是军种自身演变的结果，也是战争活动规律驱动的结果。
军种必须是能够对战争产生战略作用的力量群体。不是任意作战力量的集合体都可以成为军种，成为军种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条件是具备对战争产生重大作用的战略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其他军种无法替代的，否则，在编制上它只能是一个兵种，或者其他的组织形式。目前为止的几大军种都具备这种条件，陆军、海军、空军、核力量，发展中的航天力量也有具备这种能力的潜质。
三、影响军种发展趋势的因素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从萌芽、起步、发展、壮大、成熟到衰落和消亡。军种作为军事力量结构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将经历一个从萌芽发展到高度成熟再到逐渐弱化的过程。未来一个时期，军种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将呈现出军种组织形式弱化、横向高度融合乃至走向一体化力量体系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一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强烈牵引。军事力量结构必须与所处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在工业社会，能源、材料、机器是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社会大分工是基本组织形式，条块分割、层次叠加是人与人之间、工作与工作之间的突出特征。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对应，机构不断增大，部门一再细分，陆海空天各军种成为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分工的产物。进入信息时代，世界处于网状结构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条块分割减少，平行联系增多。军种并立的分家模式，已经不适应信息化社会形态的要求。军种越多，兵种越庞杂，管理指挥机构就越臃肿。而社会朝集约化、精干化、扁平化、网络化、体系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二者是相违背的。当军事力量结构与社会形态潮流出现大的差异的时候，就需要改革调整。
二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大力推进。每当科学技术发生质的飞跃，必然引起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也将促使军事领域发生剧烈的变革。信息技术的产生及广泛应用在军事领域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对军种力量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技术手段不足，空中力量、海上力量与陆地力量难以协调一起，将海上力量、空中力量分出去形成独立军种的效率比较高。信息技术发展，为不同空间军事力量有机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技术条件，指挥员可以实时指挥不同空间的军事力量，从而有力地触动了军种力量结构的变化。当前，信息技术、智能手段正在推动不同军事力量条块之间的高度融合。而且，许多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它们兼具各空间的能力、各军种的特色，已经难以判定归属于哪一个军种。
三是军事对抗活动的内在驱动。进入21世纪，军事对抗活动的特性不断发生变化，军种独立存在的四大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独立的作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未来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很难再有独立的战场空间，主要任务都将由整个战争体系来实施，包括各军种。其次，独立的作战对手已经发生变化，以往空中对空中、地面对地面、海上对海上的情况已经难以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对手综合运用陆海空各战场空间的力量实施打击。单一军种独当一面的机会正在减少，逐步被军种联合、多军种一体化作战代替。此外，军种的综合性不断提高，几乎每个军种都涉及多个空间的作战能力，成为超越原有军种意义的综合力量集成。陆海空三军都具备一定的地面与空中作战能力，可以在不同战场空间作战。尤其海军的综合性最突出，通常具有陆地、海洋和空中战场空间遂行任务的能力，成为类似于一支完整军队的实体。而且实践已经证明，一些军事强国的海军能够很好地协调、管理和运用不同战场空间的作战力量，为军事力量高度融合后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参考。
四是人们主观认知的不断发展。纵览20世纪至今，人们对战争认知的发展，呈现出如下轨迹。在作战方式上，从不同兵种之间的合同战术，到以某一军种为主导的合成作战，到多军兵种的联合作战、网络中心战，再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名词的不断变化，代表军事力量结构和军事力量运用的不断深化。实质朝向一个方向，就是更好地整合战争力量，发挥最大作战效能。在军事力量结构方面，从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到多军种之间的联合，再到战争力量的一体化，它们朝向一个终极的方向，即战争力量不做条块区分，真正成为一体。在作战空间方面，从单独的陆上作战、海上作战，到陆海协同作战，再到陆海空三个空间融为一体的全维空间，作战空间越来越大，空间之间的区分越来越弱化，直至所有战场空间都是作战双方的用兵之地。
多种因素共同表明，军种组织形式将走向削弱，战争力量一体化与体系对抗是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同时，社会形态、科学技术等因素也为军事力量的下一步整合提供了方向、手段和物质基础。
四、未来军事力量结构展望
未来一个时期，信息化战争形态趋于成熟。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军种力量结构的变化和重组。俄罗斯前副总参谋长加列耶夫大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武装力量将不是按照军种，而是按照由武装力量各个组成部分所担负的战略和战役—战术任务来建设，即战略攻击力量、战略防御力量和一般任务部队。A 从当前的探索来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未来军事力量结构做出展望。
战略层面打破方阵。打破方阵，是美国陆军中校麦格雷戈对于如何改组地面力量的一种构想。他认为，地面力量在战时和平时都是达成战略目标的核心力量，没有地面力量，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就无法成为战略上的决定性力量。为了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地面力量的作用，应当组建规模小、灵活性强的全兵种“战斗群”，需要在陆军内部、在旅级别打破各兵种的编制模式，根据作战任务，实施灵活的编制体制。B 如果将打破方阵的思想扩展到整体军事力量，在战略层面打破方阵，实现战场空间与作战力量的重新整合，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军事力量结构，应当更加有利于发挥总体力量的最大效能，打破军种和其他各类条块分割的方阵，依据职能任务、作战能力和战场空间实施整合，使不同军事力量成为一个整体。
A [ 俄] 加列耶夫：《假如明天战争来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B [ 美] 道格拉斯·A·麦格雷戈：《打破方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的话”第1、4页。
过渡阶段的形态。过渡阶段包括未来15～ 25年，长远阶段是指30～ 50年左右。在过渡阶段，军事力量结构呈以下趋势：其一，军种能力继续增强，不同军种区别于其他军种的核心军种能力更加突出；其二，在原有军种结构基础上继续建立A ［ 俄］ 加列耶夫：《假如明天战争来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新的军种和战略兵种，如天军、信息网络军兵种等；其三，军种仍是国家军事力量结构的基本板块，优化军种内部结构及力量组合方式，增加新型作战力量比重，突出不同军种在整个军事力量结构中的核心能力；其四，探索具有实质突破的力量手段，建设新的战略力量；其五，打破军种界限，在军种之间尝试建立各类一体化部队，既是军种力量融合的深化，也是未来长远阶段战争力量构成的雏形。进入2018年看，这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考虑，随着形态变化，还有新的发展方式。比如，在当前陆军、海军、空军、天军等军种力量基础上，重组军事力量结构为战略打击军、战场感知军等依据战略功能划分的军种力量。
长远阶段的形态。长远阶段是战争力量真正一体的发展时期，以下几种情况可能出现。其一，军种依然存在，但早已经不是当前意义的军种，更不是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种，成为另外一种事物。它可能只有管理、训练、人事职能中的一种，或者只有综合保障职能，或者负责提供训练好的作战单元，或者为部队提供战斗支援、勤务支援力量。其二，军种高度融合，军种组织形式趋于消亡，战争力量由具备不同功能的作战单元组成。例如，空间打击部队、战略轰炸部队、海上突击部队、地面控制部队等。它们不完全按照战场空间，而是按照不同的作战能力来编成的一定规模的作战力量，战争需要时将相关部队组成一个整体。其三，军事力量一体化，战争力量由综合支撑体系、空天作战力量、地面攻击力量、海上作战集群或战略打击力量等若干个力量集群组成，统帅部直接管理指挥具备不同战略能力的作战集群。其四，军事力量一体化，军种已经消亡，战争力量完全按照战略职能进行管理、建设、指挥、运用。进入2018年看，这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考虑，随着智能化发展、定向能发展以及各类能量生成与释放方式的变化，还有新的发展方式。比如，未来30～ 50年，彻底更新军事力量结构思维，构建战略性智能化能量场体系。
2010年前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模式。在对未来军事力量组织形态的探索中，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模式，它们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美军的模式，大家相对熟悉，军种负责力量建设，战区负责作战指挥运用，职能司令部参与战略行动。其二，德军的模式。2006年，德国进行军事改组，发布《2006年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军未来发展问题白皮书》，决定裁除军种部，组建新的三军体制，分别是快速反应部队、稳定部队和支援部队，人数大约分别为3.5万、7万和14.5万。2010年，时任德国国防部长古腾贝格提出新的改组方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精简兵力员额和军事机关。主要包括：废除义务兵役制，将部队从25万人裁减为16.3万人，裁减9个军事指挥部。其三，加拿大军队模式。1968年2月1日，加拿大对军队进行全面改组，取消陆海空体制，统称为加拿大军队。2006年以后，以六个军事部执行管理训练和作战指挥的职能，实际承担了类似于多个总部、军区和军种机构的职能。而且，无论管理训练，还是作战指挥，都显得更加精练。2008年俄格冲突后，俄罗斯也加快军事改革步伐，形成独特的组合方式。
总之，军种是军事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军种的产生发展对军事力量结构和战争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未来一个时期，在社会形态、科学技术、主观认知等多种因素推动下，军种为代表的军事力量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将走一条强化、融合、一体的发展道路。总的方向是趋向融合，军种核心能力增强，军种独立性弱化，军事力量从组织形式上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军种条块分割必然削弱。当然，军种走向融合乃至一体，是需要条件的，军种能力尚不成熟的军队在兼顾融合的同时，仍应重点强化军种战略能力建设。
大国军队需着眼武装力量的高层次职能A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拥有武装力量，并赋予武装力量一定的使命任务。归纳起来无外乎四种，一是维护政权，二是维护国内安全稳定，三是反抗外敌入侵，四是对外运用。它们是武装力量的四种基本职能。对于这四种职能，每个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所体现，只是不同国家有不同侧重。有的国家明确规定武装力量用来保卫政权，有的国家规定武装力量不负责国内安全，有的国家规定武装力量只是用来反抗侵略和对外运用，有的国家赋予武装力量维护政权、维护国内稳定、反抗侵略和对外使用等多种职能。作为大国军队，既要坚决履行维护政权、国内稳定的基础职能，又必须减少前两层的牵制，将更多能力用于高层次职能。
A 载《学习时报》，2010年8月30日。
上述四种职能分别处于不同的战略层次，越是靠前，越是象征着武装力量用于内耗，越是象征国家战略能力弱小。如果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大多数能力用于维护政权和国内稳定，那么它在周边事务、世界事务上就很难有所作为。这支武装力量就是十分弱小的力量，这个国家也就不具备强大的战略能力。历史上，许多战略家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孙子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强调人民与国家领导、政府机构协调一致，是军队能够拥有强大战斗力、能够打胜仗的基础条件。反之，如果不“同意”，相互之间存在摩擦甚至矛盾，那么这支军队需要将更多精力用于维护政权与国内安全稳定，是难以走出国门的，即使走出国门也很难遂行战略任务。
客观地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何有效应对内部和外部威胁，提升国家战略能力，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做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始终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各种政策营造和谐发展环境，减少对国内安全稳定产生威胁的诱因，从而减少武装力量遂行维护政权、维护国内安全稳定等任务的比重。第二，科学区分武装力量不同组成部分的职能职责，使军事力量将更多时间、能力和精力用于反抗外来侵略和对外运用。武装力量包括多个组成部分，除军事力量以外，有的国家还有民兵、内务部队、警察等。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来维护国内安全稳定，而军事力量则在维护政权和内部稳定基础上，重点用于反抗侵略和对外运用，用于全面维护国家利益和积极塑造有利的战略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也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政府治理机构的职能也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武装力量的职能也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武装力量与政府治理机构相比，它们有不同侧重，对内事务的职责主要在于政府治理机构，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主要在于武装力量。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需要减少军事力量在前两个层次事务中的消耗，着眼于高层次职能，打造战略军队。处理内部事务的重心在政治、在治理，军事为辅。古代讲，“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政治清明，治理高效，对外战略能力也会得到相应提升，在世界范围的战略影响会相应增强。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强化军事力量的高层次职能不是侵略扩张，也不是威慑和遏制别国，而是用来塑造战略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做贡献。
下一代战争形态将从哪里突破？ A
展望未来战争形态，是推动武装力量建设、做好战略筹划和战争准备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也是不确定性较大的探索。基于此，难以构建完整的体系，而提出战争形态质变的思路则是可行的起点。
当前的趋势
从伊拉克战争结束算起，至今已有十余年。十余年间，除了俄格冲突、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事以外，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没有战争爆发并不代表战争形态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确切地说，战争形态正在酝酿新一轮深刻变革。一方面，信息化战争形态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新的技术手段、作战样式展露端倪，各种类型的冲突混合出现，正在酝酿新的战争形态。
A 载《长缨》，2014年第6期。
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技术手段、作战样式、军事概念和战争理论进入人们视野。例如，无人平台、无人化作战与无人化战争，生物技术、生物安全与生物战争，太空武器、太空战与太空战争，电磁武器、网络战与网络战争、虚拟战争，以及空海一体战、网络中心战、全域控制战、全域介入、全球快速打击、智能战争、混合战争、全维战争等等。
那么，如此众多的技术手段和作战设想，哪一个能够引起下一代战争形态的质变？哪一个能够触发类似于信息技术对战争形态的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呢？
有人说下一代战争是无人化战争，有人说下一代战争是微型化战争，有人说下一代战争是混合战争，有人说下一代战争是电磁战争，有人说下一代战争是生物化战争，有人说下一代战争是智能化战争……
或许都有一些可能，或许什么都不是！
如果现实难以找到答案，就回头看看历史的轨迹吧。
历史的轨迹
在历史上，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也是四次质变。第一次是从木石兵器向金属兵器的发展，进入金属化战争形态；第二次是从金属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进入热兵器战争形态；第三次是热兵器与机械平台的结合，进入机械化战争形态；第四次是热兵器、机械化平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进入信息化战争形态。
这四次质变，将战争形态不断推向新的高峰。金属化军事变革和热兵器军事变革，使杀伤力急剧增加，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杀伤力有了多个数量级的跃升。机械化军事变革，使作战单元的机动速度大幅度提升，实现了速度与能量的有效结合。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更加广泛，使人类智力与物理效能的结合更加紧密，使物理平台与各类能量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
到目前为止，战争演变了数千年，能够变化的基本上都发生了变化，能够提升的基本上都已经提升。那么，还有什么亟待提高而没有明显提高的呢？
为此，需要看看战争的本质。
战争的本质
对于战争本质，认识最彻底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孙子，另一个是克劳塞维茨，其他都有较大差距。
孙子讲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克劳塞维茨讲道：“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
从二人对战争本质的界定来看，孙子侧重于战争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属性，阐述了一种深邃的战略理念；克劳塞维茨侧重于战争的实践属性，揭示了战争的运动形式，指出战争本质上是暴力对抗，是扩大了的搏斗。综合衡量，依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从搏斗入手，是剖析战争形态问题的重要思路。
扩大了的搏斗
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对于搏斗来讲，无非是两个人的搏斗或者多个人的搏斗。
如果是两个人的搏斗，情况相对简单，通常需要四个方面的能力。一是攻击对方的进攻能力；二是保护自己，免受、少受对方攻击的防御能力；三是打过对手就打、打不过对手就跑，或者从更恰当角度攻击对手的机动能力；四是想办法误导对手、诱骗对手，以及更好地打击对手的谋略能力。
如果将两个人的搏斗扩大为多个人的搏斗，或者叫做两群人的搏斗，情况会有些不同。前四个方面仍然不变，攻击能力、防御能力、机动能力和谋略能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增加两个方面的能力。
一个是组织协调能力。显然，一个人对一个人搏斗的时候，双方都如臂使指，比较自然，不存在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的问题。而一群人对一群人搏斗的时候，组织协调、指挥控制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且人数越多、行动范围越大，对组织协调、指挥控制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另一个是精神意志能力。克劳塞维茨认为，要想打垮敌人需要考虑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也就是能力的大小和意志力的强弱。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时候，也存在意志力。尽管很重要，但还不是特别突出。而在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时候，精神、意志为代表的意志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在现实战争实践中，战争是扩大了的搏斗，通常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搏斗，而是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搏斗。如此，对于战争，就会存在六个大的方面。
六个大方面
从一群人对一群人搏斗的视角而言，六个大的方面都非常重要，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对抗体系。
一是攻击能力，对敌人实施攻击的能力；二是防御能力，保护己方，并应对敌人的攻击；三是机动能力，在各战场空间，实现作战要素、作战平台、作战单元乃至作战集群的机动；四是谋略能力，通过发挥主观智力思维，在对抗过程中采取的战略、战术、谋略和灵活的方式、方法；五是组织能力，包括广义的领导管理、组织协调、指挥控制、通信联络、侦察预警等能力支撑；六是意志能力，包含精神、意志、意念等不局限于人类智能的精神思维活动。此外，还有综合保障能力，由于它附属于进攻与防御等作战形式，附属于各类作战要素，对战争形态的牵引不明显，不作分析。
再看历史轨迹
再看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在战争能力构成的六大方面中，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大幅跃升，或者说是质变。
青铜、钢铁等金属兵器变革和火药带来热火器变革，使人类的体力大大延伸，使战争中的攻击和防护能力大幅提升。从原来的一次攻击杀死数十人，到一次发射杀死成千上万人，战争中的攻击能力有了多个数量级的跃升。其本质是人类体力、体能的大幅拓展。
18、19与20世纪，工业时代趋于成熟。工业大发展，带来了机械化军事革命，使人类的机动速度与活动范围大幅提升，战争中的机动能力快速跃升。从而使战争的范围空前拓展，进入到陆地、海洋、空中、太空构成的多维空间。陆上主战平台，时速达到数百公里；海上主战平台，时速达到数十节；空中主战平台，时速达到数倍乃至数十倍马赫。
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带来了信息化军事革命，使人类的组织能力大大提升。第一次使人类的智能与攻击、防护、机动等物理效能结合得如此紧密，联系的如此便捷。而且，通过信息，也使得各种物理平台和各类能量之间结合得更加紧密，使攻击能力、防护能力、机动能力、谋略能力、组织能力融为一体。从本质上讲，信息化军事革命是人类组织协调能力的大幅拓展。
而谋略方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孙子兵法》、《吴起兵法》、柏举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等一大批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为代表，已经将战争中的战略、谋略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即使不敢断言是最高顶峰，也可以说是后来军事家和军事实践难以超越的制高点。显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谋略能力已经有了大幅的拓展。
所以，在历次军事变革中，战争中的攻击能力、防护能力、机动能力、谋略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取得了大幅跃升。那么，还有什么没有得到明显的跃升呢？
答案是人类的意志。
人类的意志
在战争形态演变的轨迹中，唯一没有得到大幅跃升的是人类的意志。战争是围绕人展开的，是人类能量和意志的较量。即使某一天没有人直接参与作战行动，也肯定是人在筹划和指导战争。
在本质上，冷兵器变革、热兵器变革、机械化变革是人类体能的拓展和延伸，通过与物理效能的结合，使人类的体能更强大、运动的更快更远。而谋略大发展和信息化军事变革则是人类智能的拓展和延伸，尤其是信息化军事变革，使各种平台与各类能量结合得更加紧密，使战争的各方面乃至整体都取得了大幅提升。
因此，人类的体能、智能都有了大幅跃升，人类的体能、智能与作战平台、物理能量实现了有机结合。
到目前为止，战争中的攻击、防护、机动、组织、谋略都在某些时代借助技术手段，取得了质的提升，有了大的发展。那么，下一代战争形态的质变将会从哪里实现突破？
剩余的是人类的意志，唯一没有发生跃升的也是人类的意志，而战争需要征服的也是对手的意志。它很可能会成为引爆下一代战争形态质变的突破点。
精神意志思维的力量
谈论精神意志的力量，就像5000年前谈论人类可以飞上天空一样不切实际，就像500年前谈论人类可以在千里之外视频通话一样荒诞不经。然而，这些在后来都变成了现实。因此，今天谈论精神意志的力量也不算早。
战争形态的下一次质变，可能发生在人类精神意志方面。从而，实现精神意志与信息、物质和能量的有效连接，取得质的跃升。
在精神意志实现突破以前，信息、物质、能量是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而在精神意志跃升之后，精神意志将成为构成世界的第四大要素，而且是进一步整合前三个要素的关键要素，实现信息、物质、能量、精神意志的融合。相应地，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三维也将向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思维意志流四维拓展。
因此，精神意志思维可以连接能量，精神意志思维可以调动能量，并不是那么遥远。精神意志思维可以推动能量转化，可以融合物质摧毁物质，可以通过各要素攻击敌人，也将不是神话。
手段向目的靠拢
战争既是物质的较量，也是意志的较量。它的核心目的是征服敌人的意志，使敌人接受某种状态和结果。征服敌人的意志，有时候需要通过打垮敌人的军队来实现，有时候不需要打垮敌人的军队，但必须让敌人失去打击我方的能力和意图。
在战争的谱系上，人类意志与战争目的最为接近。在战争形态演变过程中，参战方的精神意志与战争的直接目的越来越靠近。
冷兵器和热兵器时代，征服敌人的意志，主要通过体能的延伸、摧毁敌人的身体和武器来达成。例如，对参战人员的杀伤和武器装备的摧毁。
机械化战争时代，征服敌人的意志，主要是靠限制敌人的行动自由和摧毁敌人的能量来实现。例如，破坏敌人的机动能力、摧毁敌人的作战平台和有生力量。
信息化战争时代，征服敌人的意志，主要是从限制敌人的智力发挥、瘫痪敌人的作战体系、摧毁敌人的物理效能和震慑敌人的心理智力来完成。例如，破坏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打断敌人的侦察决策周期、打击敌人的作战节点、摧毁敌人的军事基地和飞机舰船等。
从古到今，征服敌人意志的方式逐渐接近意志本身，方式、手段与目的越来越靠近。而下一次战争形态质变中，征服意志将扮演战争手段和战争目的的双重角色。
从哪里开始？
战争形态的每一次质变，都需要新兴技术群体的突破作支撑。那么，下一代战争形态的质变需要哪些支撑，需要从哪里开始？理论上讲，实现精神意志思维与信息、物质、能量的有机结合，需要多种条件支撑。其中，以下两点不可少。
一是技术突破。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群体迅猛发展，为人类智力延伸以及智力与物理效能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条件。那么，未来战争形态想实现人类意志、精神、思维等与物质效能的有效结合，必须有新的技术群体突破，为人类精神意志的延伸提供支撑，为各种维度的介质融合创造条件。当前来看，许多技术正在崭露端倪。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感知技术、电磁技术、激光技术、定向能以及诸多新理念技术等。
二是思想更新。战争形态的质变，不仅需要物质技术条件，还需要思想更新。例如，5000年前的人类不会想到金属为材料的飞机能够在天空飞行，500年前的人类也不会想到通过无线可以传播信息、通话乃至视频。当前提出人类精神意志与信息、物质效能的有效连接，提出精神意志可以调动攻击能力，虽然有些突兀，但也是具有可能性的。例如，美军已探索用意念控制飞机，部分实验室正在探索人类的意志与信息如何对接，已启动“阿凡达”科研项目，企图打造由人脑远程控制的智能军团，目前已在远程视觉呈现、远程操控方面取得关键性进展。
21世纪中后期的探索
要想实现下一代战争形态的质变，需要的条件还很多，需要多方面的创新。此外，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当然，这个时间不是无限期的长。按照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技术突破不断加速的趋势，在21世纪中期，会有方向性、代表性的做法和探索开始出现，而在21世纪下半叶，将会有一些明显的突破。
应当指出，放在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轨道上看，无人化战争、微型化战争、全球快速打击、混合战争、生物战争、激光战争、太空战争等，既是信息化战争形态逐渐完善过程中的一些方面，是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下一代战争形态质变来临之前的酝酿，影响都比较深远。
总之，能够与机械化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形态相提并论的下一代战争形态，将从人类精神意志思维方面开始突破。推动世界从物质、信息、能量三维要素，迈向物质、信息、能量、精神意志思维四维要素，达成精神意志思维与物质、信息、能量的高度融合，实现攻击、防护、机动、谋略、组织、意志的全面提升。
地缘态势变化法则与我国的战略应对A
地球是圆的，但地理不是圆的。依据地理态势，可以将地球分为中心地区和边角地区。相应地，将地球上的各国分为中心地区的国家和边角地区的国家，它们共同构成世界战略棋局。在这个战略棋局中，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四通八达，战略位置重要；二是邻国较多，战略关系复杂；三是环境脆弱，受周边安全形势影响较大。边角地区国家的特征则与之相反。基于此，结合大国兴衰的历史实践，世界战略棋局演变呈现出“中心—边角法则”：如果国际形势长期动荡，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将会趋向衰落，边角地区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如果国际形势长期稳定，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将会发展迅速、越来越强大，而边角地区的国家就会相对衰落，逐渐成为边缘地带。
A 载《国家利益拓展与军事战略》，2010年7月第1版，时事出版社。文稿写于2007年。修订前翻阅北京大学梅然教授2007年文章，《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感觉部分论述有相通之处，在这里表示感谢。
一、在国际形势长期动荡的背景下，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通常发展缓慢，在地缘态势中处于弱势。相对而言，边角地区的国家获利较大，往往会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影响的中心。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受周边形势的影响较大。通常，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周围有很多邻国，只要有一个邻国发生战争动乱，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就会受到影响，或者跟随一起动荡，或者整军备战、严阵以待，长期得不到稳定发展。而在同样时期，边角地区的国家可以利用地理不相邻接的优势，埋头发展、积聚实力，伺机做出有利的战略选择和战略行动。
图1世界战略棋局中各国的分布状况
第二，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需要防范的方向比较多。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防范其他国家的行为和意图。尤其在战争动乱时期，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防范和战略猜疑更加强烈，做好战备显得十分重要。与边角地区的国家相比，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需要防范的方向比较多，在军备上投入的精力、物力、财力也较多，而且这些资源分散在多个方向上很难形成明显的优势，牵制和消耗都很大。相对而言，边角地区的国家受到多个方向威胁挑战的可能性很小，可以将战略力量集中用于某一个方向，容易形成相对优势，容易实现突破，扩大战略影响。
第三，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卷入战乱的可能性较高。如果国际形势长期动荡，边角地区的国家在国际斗争中拥有坐山观虎斗的战略选项，在战争动乱中拥有避而远之的回旋空间。通常可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或均势战略，在战乱中伺机而动，在离岸中寻求制衡，在均势中谋求优势。相对而言，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不具备这样的选择，尽管主观战略指导上很想回避战争，但在实践中仍然无法避免卷入战争的命运。
例如，战国时期，魏国处于各大国的中心地区，与秦、赵、韩、郑、楚、齐、卫相邻。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继位后变革图强，任用李悝、西门豹、吴起、乐羊等贤才治国，与共同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韩国交好。魏、赵、韩三晋联合的态势下，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好景不长，处于中原腹心之地的魏国，实际也是四战之地，连年发生战争，实力损耗很大。加上三晋之间利益矛盾激化，边角地区的秦国、齐国、楚国实力快速上升，魏国在赵国、韩国、齐国、秦国、楚国四面压力之下，难以招架，最终丧失战略优势。
二、在国际形势长期和平的背景下，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通常发展迅速，在地缘态势中处于优势。相对而言，边角地区的国家发展缓慢，逐渐失去世界经济和政治影响中心的地位。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长期和平的背景下，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与周边国家交往较多，容易成为贸易中心。和平时期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经济联系、贸易往来。由于地理位置相邻，任何一个边角地区的国家如果想与外部交往，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都是重要的备选对象，而不同边角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往往需要经过中心地区。因此，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各国的互动交流较多，容易成为贸易交流中心。相对而言，部分边角地区的国家与整个体系沟通较少，有被边缘化的可能。
其二，长期和平的背景下，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科技、信息方面的共享程度较高，容易加快发展。由于地缘相近，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与各国互通有无的程度高，对周边国家的科技、信息发展状况比较了解，易于学习掌握。在边角地区国家发展较快的情况下，中心地区国家的发展很容易跟上。在周边个别国家发展较快的时候，中心地区也会成为前沿技术、信息传播的重要对象。例如，历史上的阿拉伯国家就曾在东西方之间扮演过这种角色，它们将东方的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将西方国家的物品特产带到东方，从中实现了自己的发展。
其三，长期和平的背景下，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能够吸取周边多个国家之长，融合深化，引领发展。与边角地区的国家相比，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具有吸取世界各国优长的便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改进融合，深化发展，产生引领时代前进的潜质。例如，西欧的德国曾处于世界中心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丧失了良好的崛起势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和平发展中，德国励精图治，吸取各国之长，又重新成为欧洲发展进步的引擎。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如果地理中心地区的国家长期闭关锁国，很少与周边国家相互交流发展，也会被历史淘汰。例如，15、16世纪，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国家走向衰弱就是一例。
三、中国处于亚欧大陆与太平洋的中心位置，是天然大有作为的世界地缘中心。根据地缘态势变化的法则，可行的战略有三，一是衢地交合，二是增大中心范畴，三是塑造战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两大地区的力量发展较快，一个是亚欧大陆，一个是太平洋。它们分别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板块与海洋板块，它们的发展代表着世界前进的方向。在这两大板块之间，东亚尤其是中国处于这两大兴起力量的中心位置，是世界力量交汇的枢纽和重心。在世界战略棋局中，原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大西洋—美国—太平洋”的战略格局，正在向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欧大陆—东亚—太平洋”的战略格局转换。
中国处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和太平洋的西岸，拥有陆海兼备的地缘优势，既可以与陆地国家互通有无，也可以与海洋国家沟通交流，是天然大有作为的世界地缘中心。既是国际政治关注的战略重心，世界经济发展的驱动重心，也是大国竞争博弈的战略重心，军事力量部署的指向重心。从而，我国既能够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取得快速发展，也面临地缘态势上的诸多挑战。相对其他大国而言，在许多国际事务中都难以置身事外，无法在大国竞争中运用离岸平衡的策略，也难以谋求均势战略的优势。为了发挥积极影响，削弱消极影响，基于地缘态势的变化法则，可供选择的战略路径有三。
第一，衢地交合。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指出“衢地交合”，本义是指部队出征的时候，在与邻国接壤、四通八达的地区，应注意交结诸侯，避免陷入危险境地。将其内涵从作战层面提到战略层面，意义依然深远。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与多个大国邻接、四通八达的位置，应当与各国交好。否则，地理中心就会成为纠纷不断、战乱不断的四战之地，甚至成为死亡之地。
以德国为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以务实著称的俾斯麦通过建立一系列复杂的战略关系，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当然，德国并不是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建设的合作关系，他把与大多数大国友好和孤立法国作为战略途径的基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体系。这一战略取得良好效果，柏林成为欧洲国际事务裁决的中心。威廉二世上台后，丢弃了俾斯麦的战略路线。一些潜在矛盾被激化出来，德国与法国、俄国、英国等大国之间的关系迅速走向僵化对峙，直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处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许多相似之处，几乎致使国家灭亡。因此，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地区的德国，既可能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成为欧洲政治影响的中心，也可能在错误的战略诱使下走向覆灭的道路。衢地交合的战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带来一条启示，我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走和平、合作、发展的道路，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奉行全方位外交思想，与世界各国保持建设性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持之以恒的战略思想，是一条正确的战略路径。当然，还应当看到，这一战略路径有明显的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战略困境，且有很大的实践难度。在此基础上，走向第二、第三种路径，更为稳妥。
第二，增大中心。
这一战略路径的基本内涵是增大地理中心地区的范畴，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地理中心地区，使中心地区成为主导地区，推动边角地区成为边缘地带。
增大地理中心地区范畴的思路有四类：第一类是扩张领土面积。这种做法被西方国家在19世纪以前广泛采用。第二类是抢占殖民地。15世纪至19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都在海外抢占了大片的殖民地。第三类是扩大势力范围。这种做法在19世纪、20世纪比较普遍，美国和苏联都积极谋求更大的势力范围。第四类是将更多的国家连接到一个范畴中。可能的方式有构建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事务协调共同体、政治与安全共同体，以及建立超国家意义的共同体等。例如，俄罗斯正在组建欧亚联盟、白俄联盟，德国正在整合欧盟，日本正在扩张海洋国土等。
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上，以增加领土面积谋求实力增长、谋求战略优势是一种普遍的做法。15至19世纪，西方国家之间的纷争都是围绕领土争夺展开的，有的国家直接将其他国家的领土夺取过来并入本国的领土，有的国家将其他国家的领土占领作为殖民地。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做法越来越不可行。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失去可能，一些国家仍然在领土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排除将来有死灰复燃的情况。
图2地理中心地区范畴扩大的示意图
依据时代特征，以某种形式将一些地区和国家连接到地理中心范畴较为可行。“某种形式”必须是多个国家能够共同接受的，对我国和相关国家都有利的做法。按照联系层次的深浅程度，可能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构建自由贸易区；二是建立经济共同体；三是发展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四是组建超国家意义的邦联共同体、联邦共同体，甚至成为一个国家。例如，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各类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可以增大中心地区的范畴，使更多的国家成为地理中心的组成部分。相应地，边角地区国家的势力范围就会缩小，对地理中心地区的影响也随之减弱，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可能。反之，如果边角地区的国家率先采取类似的做法，增大了边角地区的范畴，那么边角地区就会取代地理中心地区，成为地理中心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努力巩固全球范围的联盟体系，完全符合世界战略棋局运行的法则。
当前看，构建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的做法比较普遍，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增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相互依赖，在国际事务上会发出类似的声音。但这种程度还不够，如果想确保引导世界前进，还必须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建立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尝试探索超国家意义的政治共同体。当然，与哪些国家建立关系，何时采取措施，如何操作，需要创造时机和条件。可以预想，一旦以中国为中心构建出稳固而庞大的国际政治体系、超国家共同体，美国将有可能重新退回类似于18世纪以前的边缘位置。这些形式都将在世界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世界未来走向。
第三，塑造态势。
无论是衢地交合，还是增大中心范畴，都充分体现了持之以恒的战略设想，其优点是顺应时代、符合趋势，属于战略大道；其缺点是主观意愿浓厚，难以应对各类阻挠、遏制、侵犯和挑衅。为了确保战略实施，必须主动塑造战略态势。
首先，要努力维护我国处于地缘中心的大势。我国之所以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在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要想将这种有利的变化持续下去，必须确保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地缘中心的大势。一是下大力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我国实力持续快速发展，这是维护大势的基础。二是积极应对区域外大国对本地区发展形势的破坏。例如，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经常采取政治讹诈、经济打压、挑动战乱、金融误导等方式影响某些地区的经济形势，从而改变资金流向，改变世界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三是综合管控本地区的危机态势。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对于这些矛盾，应当做好综合管控，尽量将其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如果某些危机无法管控，应当使之有序爆发，或者为我所用，避免无序动荡，成为众矢之的。
其次，要积极改善本地区的战略态势。每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面临许多阻力，这些情况既有相似点，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美国在崛起时周边无强邻，采用的办法是先解决地区问题，再与欧洲列强争夺世界影响。与美国不同，我国周边大国林立，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都在本地区，如果能够有效应对本地区的威胁挑战，自然就具备了世界战略影响。因此，在我国崛起过程中，呈现出祖国统一、权益争端、地区事务、大国竞争与霸权遏制四重阻力叠加的特征。应当针对这一特征，加大对本地区的经营力度。一是集中战略力量，逐一解决矛盾。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祖国统一、岛礁与海洋权益争端、边界领土争端、地区阻挠、大国博弈、霸权挤压等各种矛盾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需要逐一解决，在维护战略全局稳定的基础上，每一阶段明确一个重点，在不同时间段集中力量解决不同的矛盾，为最终崛起营造有利战略环境。二是把握战略空间，适当采取行动。空间决定艺术，战略选择空间决定战略指导艺术，不同战略问题存在不同的战略选择空间。在这个空间，既能够通过行动达到教训相关国家、维护权益的目的，又不致使它们走向敌对，甚至可能将它们拉到我国安全范畴中。战略指导就是要挖掘这个空间所在，明确合适的战略目标，确定力量运用的目标、规模、强度、场地和行动方式，改善我国的战略环境。
小国的安全策略及应对思考A
世界是一个大棋局，在这个战略棋局中，几个大国是下棋的棋手，多数中小国家是棋盘上的棋子。作为棋手之一，应当高度关注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关注大国力量运用的战略态势。同时，还需洞察中小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了解小国谋取利益的方法。尤其是周边存在许多中小国家，它们中的部分国家成为域外大国遏制我国的“代理人”，对安全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新时代，克服中小国家的安全困扰，既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经略周边的必然要求，是由大向强必须解决的难题。
一、小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
A 载《国防大学学报》，2016年第12期。
受到自身实力和战略环境影响，小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主要有五项。A
第一项，依附策略。小国综合实力弱小、安全环境比较脆弱，通常采取依附大国的策略，接受大国的安全保护，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有些时候，尽管小国很想保持独立自主、不去依附他国，但实力所限、形势所迫，不得不依附大国谋求生存发展。具体到不同国家，在依附对象的选择上，有很大不同，突出体现为选择依附邻近大国还是依附区域外大国。例如，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菲律宾政府、萨卡什维利时期的格鲁吉亚政府，都选择依附区域外大国—美国，来对付地区内的邻近大国。
第二项，平衡策略。如果小国长期依附某一个大国，久而久之会陷入无法摆脱的依赖困境，丧失部分国家主权，甚至成为大国的附庸。为了保持战略的灵活度，避免丧失过多自主权，部分小国采取平衡策略。它们引入多个大国或多种势力，使多种势力保持相互制衡，从相互制约的战略平衡中维护自身安全，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小国，一些实力稍强的地区性国家也奉行此道。例如，印度、越南都擅长平衡策略，在美日俄中之间寻求制衡，在亲美而又概略平衡的态势中谋求利益。
A 主要参考文献为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21-78页。
第三项，中立策略。严格意义上的中立策略是指一些国家为了保持战略自由度，为了避免卷入矛盾冲突，根据国际条约宣示，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永久奉行中立政策，并在实践中遵循中立规则。近代以来，能够做到严格中立的国家并不多。例如，当前的瑞士、瑞典、奥地利、爱尔兰等。国际实践表明，保持中立难度非常大，有些国家也想奉行中立政策，但由于形势所迫，最终失去了中立地位。例如，挪威曾长期奉行中立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德国入侵，二战结束后逐渐转变策略，于1949年加入北约，不再中立。
第四项，抱团策略。抱团策略分为两类：一是加入大国主导的同盟体系。这种做法与依附大国的策略相似，大国主导联盟体系，小国处于被支配地位，得到一定的安全承诺。二是多个中小国家组成联盟，寻求“抱团取暖”。小国组成联盟有利于提高抗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但是多个小国实力之和仍然弱小，无法从实质上解决小国的安全问题。例如，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加强防务合作之后，仍然无法应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再如，东南亚十国组建东盟以后，虽然战略影响力有所提升，但仍不是这个地区最有实力的玩家。
第五项，做小策略。做小策略的核心是甘愿做小、以小事大，尊重所有大国的权益，以牺牲国家尊严和部分主权换取大国的不侵犯，在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这类小国通常缺少实施平衡策略的实力基础，通常面临多个大国的战略施压，受到多个厉害角色的制约。而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都得罪不起，只有以小事大，都表示服从和尊重。例如，老挝曾经处于这种境地。一方面，越南企图通过“特殊关系”掌控老挝的内政外交；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与老挝的友好联系；同时，美国、日本也加大介入力度。当时，老挝奉行做小策略，不得罪任何一个强手。
二、如何影响小国的安全策略
对于不同类型的安全策略，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第一，影响依附策略。影响依附策略的关键，在于改变它的依附对象，主要有四种思路。一是果断惩罚。以实际行动展示惩罚能力，使其认识到继续依附其他大国可能付出惨重代价。例如，格鲁吉亚曾经在萨卡什维利领导下完全依附美国，奉行遏制俄罗斯的战略。2008年8月，俄罗斯抓住格鲁吉亚军事挑衅的时机，果断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了格鲁吉亚狐假虎威的嚣张气焰。战争结束后，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被迫下台，新的格鲁吉亚政府不再奉行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转而恢复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在美俄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二是利益置换。通过与大国进行利益交换，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欺蒙依附他国的小国，可以减轻其对依附对象的信赖程度，起到削弱依附关系的作用。三是制造威胁。在小国内部或邻近地区为其制造威胁，使其重新评判所处的战略环境，重新考虑依附域外大国的风险。四是明确规矩。直接警告当事小国，某些做法会让其丧失国家利益，某些做法能够得到安全，据此划出红线，并在实践中坚决执行设定的规矩。
第二，影响平衡策略。影响平衡策略的关键，在于打破战略均势。一是改变本地区的力量对比，营造新的战略态势。使小国感受到大国势力失衡，重新评估所处的战略环境，迫使其做出新的战略选择。例如，美国通过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炒作我国威胁，诱使地区国家重新评判战略环境，企图推动一些原本中立的国家倒向美国。二是优化本地区的组合方式，改变地区战略均势。例如，在南亚地区深化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的战略合作，能够影响印度的战略环境。三是重塑小国的地缘态势，降低它的战略价值。例如，在泰国南部开通克拉地峡，能够改变地缘战略格局，削弱新加坡的地缘优势，限制新加坡打着平衡幌子搅局的影响能力。再如，放开部分包袱，将会降低越南实施平衡策略的根基，短期或有越周边动荡，长期或利于经略。
第三，影响中立策略。对于奉行中立策略的国家，需要衡量具体情形是否有利。如果有利，则固化这种中立地位。如果不利，则改变其中立态势。一是制造安全威胁。改变地区安全的影响因素，产生安全威胁，迫其卷入地区纠纷，使其在难以应对的情况下逐步丧失中立。二是深化战略合作。从经济合作入手，利用各类危机事件，适时将经济合作推向政治合作与安全合作，引导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三是纳入安全机制。邀请相关中小国家加入，鼓励发挥重要作用，逐步将其置于安全机制框架中，降低其倒向对手的可能性。对于有点倾向中立、不明确支持域外大国的小国，也应逐步纳入安全机制，深化安全联系，减少域外大国插手的空间。美国学者指出，“构建安全机制，尤其是建立在机制基础上的深度安全合作，可以降低相互之间的安全猜疑，将彼此不信任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共有的安全制度克服不安全感，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第四，影响抱团策略。抱团策略的实质是联盟，进入大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或者多个中小国家组成新的联盟。化解前者的思路与依附策略相似，化解后者的思路有以下四点。一是内部掣肘。紧紧抓住小国联盟内的部分国家，使其在内部掣肘，防止形成不利的战略举动。这种做法虽有一定成效，但难以持久，只能防御而无法进取。二是加入联盟。加入小国联盟，或者以某种形式与该联盟紧紧捆绑在一起，以实质性的介入，降低诸小国抱团对付邻近大国的可能性，并在长期经营中引导、改造这一国际组织。三是增加机制。在小国联盟上面再加一层安全合作机制，或与联盟内部分国家构建安全合作机制，从而既兼顾小国联盟的利益诉求，也管控小国联盟的战略走向。四是拆散联盟。不得已的情况下，可拆散小国联盟，根据战略目标和敌我友的各类关系，重塑地区关系。
奉行做小策略的国家，在多个大国面前抱以服从和沉默的姿态，对地区安全影响不大，不需大动干戈地化解应对，但需留意其策略变化。
三、破解小国安全靠美的难题
在现实斗争中，面临部分小国“经济倚中、安全靠美”的尴尬局面。破解这一难题，需要综合施策，至少从五方面着手。
一是提升维护安全的战略能力。实力是维护本国安全的基础，是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依托。历史规律表明，小国选择依附对象的首要标准是大国的战略能力，谁的战略能力强优先倒向谁。它们认为，战略能力强大是值得依附的基础条件，如果依附一个不具备强大战略能力的国家，还不如没有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国家连本国最基本的领土和主权安全都无法维护，其他国家也不会来依靠，即使依靠也不踏实。
二是增强提供安全保障的决心。在战略能力相差不太悬殊的前提下，小国寻求安全依附对象时，通常会衡量大国在关键时候是否具有维护安全的决心。如果有坚强的决心，即使实力偏弱一点，也会有小国信赖。但如果缺乏关键时刻出手的决心意志，即使实力强大也无法取信于他国。正因如此，美俄等大国经常采取联合军演、武器试验、战略巡航、信息共享、合作救灾、签订条约乃至军事打击行动等方式向盟友和伙伴国显示关键时候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决心。
三是构建增信释疑的安全机制。安全机制不一定能够解决安全问题，但能够为解决安全问题创造条件，为化解矛盾与开展合作提供平台。高层次的安全机制具有深化战略合作的推动作用，低层次的安全机制具有增信释疑的缓冲作用。对于周边地区，即使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也需探索安全合作机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逐步构建安全合作机制，既减少战略猜疑，也为深层合作奠定基础。
四是调整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一些国家在获得经济好处后，仍然侵犯利益，原因在于有利可图而没有风险。有利可图而没有风险，就会使部分国家产生获利的幻想，就会不断侵犯。它们对结果早有评判，认为大不了反复抗议，最多是经济制裁，不会有实际惩戒，尤其不会军事惩罚。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预期的被动反应模式，是对侵犯者的怂恿和鼓励。此类安全策略需杜绝，否则将麻烦不断，陷入自我导演的安全陷阱。
五是制衡域外大国的强力介入。一方面，从增加大国介入的成本入手，以扎实的军事部署，加大域外国家介入的不确定性，增强介入的顾虑及风险代价。另一方面，主动外线布局、到外线行动，内外线相结合，在其他地区、域外大国附近，加强存在，利用危机事件，分化其战略关注，削弱其战略实力，消耗其战略资源。同时，构建和利用机制平台，减缓域外大国强力介入的冲击。可能情况下，从经济事务合作逐步迈向政治合作，使其在国际事务中加深政治借重，降低直接冲突的风险。
大国权力转移与我国的战略选择A
尊敬的各位前辈：
大家好！
最近一个时期，“战争纪念年”比较多。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日俄战争爆发110周年；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二战胜利70周年；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这些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当前，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新一轮权力转移必将带来大范围的动荡和战争。近期，美国多名高官在讨论大国博弈中的军事冲突问题。他们认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很低，但的确是在上升，美国要为此做好准备”。实际上，不仅美国，日本、俄罗斯，都在为大国之间可能出现的摩擦冲突做准备，就连平静了几十年的德国也开始整顿军备。可以说，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大国权力转移已经拉开序幕。我国不想争夺霸权，不想参与权力纠纷，但是，大国实力消长和战略形势变化，客观上已经使我国置身于权力转移的浪潮之中。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咱们围绕这一主题做个沟通。
主要谈三点：第一，大国权力转移有哪些特征，一个国家在什么时候才被认为是大国？第二，大国权力转移有哪些方式，是不是唯一的战争方式？第三，对我国的启示与思考。
A 载《长缨》，2015年第7期，编入本书时有修订。
一、大国权力转移的概念与特征
第一个概念，什么是大国。大国，实际是指“强国”的意思，是指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提到大国，大家通常会想到美国或者俄罗斯，一般不会想到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原因在于，有很多要素在起作用，如政治、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尤其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咱们看一个例子。有一天，苏联的外交部人员跟斯大林说，现在除了您和一些大国领导人以外，教皇的影响力也很大，建议您见一见教皇。斯大林听了之后，做了经典的回答。斯大林说，我见教皇，他有多少个师？可见，在大国领导人心目中，更加看重的是你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而不是你多么富有。
第二个概念，什么是权力。“权力”有很多含义，这里特指国际权力，是指支配和影响其他国家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一个国家有没有国际权力，很显然就能看出来。例如，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带了一份条约让李鸿章签字。李鸿章看了之后感觉条约很苛刻，他说：“不许我驳否？”伊藤博文答：“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现广岛已做好出征准备，今日之事，只望阁下作应诺与否之明确答复而已。”也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来签字的，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可见，当时中日之间的国际权力明显掌握在日本手中。
第三个概念，什么是大国权力转移。它是指国际权力在不同大国之间发生移动，导致大国支配能力消长变化。这种变化比较复杂，但有时候也能够看出来。例如，1921年，英国和日本是盟友关系。日本有一个爱好，谁是世界老大，它就是谁的盟友。现在美国是老大，它是美国的伙伴，当年英国是霸主，它是英国的盟友。当时，英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每10年要续签一次。正在英国想和日本续签同盟条约的时候，美国人出来说话了。美国人告诉英国人：“建议中止英日同盟。否则，将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英国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中断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可见，当时英国虽然还是世界老大，但实际上与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了。
概念界定以后，咱们看一下大国权力转移的特征。几千年来，包括古代的地区性大国和近代的世界性大国在内，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许多特点，至少有以下四条。
第一个特征：大国权力转移有一个滞后期，一个国家只有成功运用实力之后，才能够被认为是大国。
一个国家，从你有实力，到各国认为你有实力，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必须成功显示和运用了强大的实力，国际社会才会认为你是大国。
运用实力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政治、经济方面的运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它们用了之后，国际社会认为它们发展前景不错。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就是无论你的经济和政治手段用得多么娴熟多么巧妙，只要没有体现出强大的军事能力，国际社会都认为你有成为大国的潜力，但还不是真正的大国。
咱们看一个例子。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的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三巨头”要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安排问题。会议的消息散出去之后，法国的戴高乐很想参加。罗斯福表示反对，他没有说话。斯大林表示反对，也没有说话。丘吉尔表示反对，他说话了。他以幽默的口吻说：“参加会谈的标准，至少是拥有500万人的军队，或者等价物。”明确拒绝了戴高乐。当时，蒋介石也很想参加，受到了类似的待遇。可以说，大家都参加了二战，但是整个过程中你没有体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反而表现出比较弱了，世界大国从心底里是不认可的。
反之，一旦体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很快就被当作世界大国看待。例如，沙俄打败瑞典之后，进入大国行列；日本1894年打败了大清，尤其是1905年打败了沙俄以后，被当作世界一流大国对待。
因此，我们得出第1点推论：成为世界大国，是需要运用军事实力的；如果不能体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想成为世界大国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
第二个特征：世界大国自身的领土面积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世界大国都是非常大的，有的是殖民地面积很大，有的是势力范围很大。15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世界大国自身的领土面积越来越大。咱们看一下这个过程。16世纪、17世纪，当时的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荷兰的领土面积是个位数，只有几万平方公里。到18、19世纪，英国、法国是世界大国，它们自身的领土面积是两位数，有数十万平方公里。至20世纪，美国和苏联是世界超级大国，它们的领土面积分别是三位数和四位数，达到900余万和2000多万平方公里。可以说，前后300多年的时间，世界大国自身的领土面积增长了300多倍。
所以，领土面积大是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它不是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中小国家已经丧失了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未来的世界大国也必将在领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中产生。比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如果欧盟继续一体化，还可能有欧盟，还可能包括日本，日本宣称的海洋国土也比较大。
因此，我们得出第2点推论：未来参与大国权力转移的国家就那么几个，作为棋手之一，我们要密切关注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密切关注大国武力运用的战略态势。这些是地球上下棋的棋手，其余的国家大多是棋盘上的棋子。
第三个特征：霸权国家衰落之后，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将发生变化。
新兴大国崛起一般会有三个临界点。第一个临界点，新兴国家初步显示实力，受到国际社会基本重视。大家认为，你的发展势头不错。第二个临界点，当新兴大国实力接近霸权国家的时候，通常认为达到综合实力1／3的门槛，开始受到明显的遏制，二者是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到2／3的时候，则是极力遏制。直到第三个临界点，霸权国家明显衰落，或者新兴国家受挫、走向衰落。那么，到了第三个临界点—霸权国家衰落之后，两国关系会再次发生变化，衰落后的霸权国家往往会成为新兴大国的伙伴。例如，西班牙衰落以后，倒向它的战略对手法国；法国衰落以后，投靠它的战略对手英国，长期做英国的伙伴，一战、二战时候都是这样；英国失去霸主地位之后，倒向它的竞争对手美国，到现在仍然是美国的小伙伴。这已经不仅是一个特征，甚至是一条规律了。
因此，我们得出第3点推论：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能够把临界点设计好、掌握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战略环境，优化我国的崛起路径。
第四个特征：大国权力转移的总的趋势是从激烈向缓和发展。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大国权力转移，都是非常惨烈的。16世纪到19世纪，想当世界老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直接挑战世界老大，努力把老大打败、取而代之，如果打不败，就积聚实力、将来找机会再打。例如，英国是这方面的代表。1588年，英国与世界性大国西班牙打；1652年，英国与当时的老大荷兰打；1805年，英国与当时的世界老大法国打；直到1815年，英国打败了拿破仑法国，成为世界霸主。实际上，当时不仅英国，其他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德国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分别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美国的时候，情况有了一点变化。美国没有与世界老大英国打，而是打了一个排名比较靠后的西班牙。打西班牙之前，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列强经常干涉美国的内政、遏制美国。打西班牙之后，英国法国再也不敢遏制美国，反而是一有困难就请美国帮忙。一战和二战，英国法国顶不住的时候，都是美国帮忙。
到20世纪中叶美国和苏联博弈的时候，情况进一步变化。它们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强大军事实力支持下，通过冷战实现了权力转移。回顾历史如同登山，登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脉络越清楚。数百年来，西方列强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
因此，我们得出第4点推论：大国权力转移的总的趋势是从激烈向缓和发展，下一轮大国权力转移，可能不会像近代史上那么惨烈。那么，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比较缓和的方式。
二、大国权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全面战争的方式。
这是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惨烈的方式。历史上多数权力转移，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
全面战争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学者提出的命题，客观上是存在的，主要是指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结构矛盾、难免陷入对抗冲突。美国学者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内容，是表达新兴大国雅典的崛起破坏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引发了霸权国家斯巴达的恐慌，造成数十年的对抗冲突。实际上在暗示，目前中国的崛起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引发了美国的恐慌，可能导致军事冲突。这种说法，被我国学者广泛引用、以讹传讹。
翻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看出，事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雅典本来就是本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霸权国家。随着雅典霸权日盛，它征服周边国家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强烈，行为也越来越残暴、越专制。雅典征服的国家越来越多、统治方式越来越残暴，雅典的盟邦体系也越来越强大，类似于美国当前强大的盟友体系。这种征服使其他国家感到了恐慌。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斯巴达等国感到了威胁，联合附近几个小城邦，与强大的雅典霸权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从而，产生了事实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种方式，是局部战争的方式。
局部战争的规模、强度都不如全面战争惨烈。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能够实现权力转移。咱们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古代的城濮之战。战争爆发前，楚国的势力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扩张。尤其是，楚国打败了那个蠢猪式的宋襄公之后，势力进一步向北压。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32年，晋国出动大部分军队与楚国的一部分军队在城濮打了一仗。结果是，楚国战败、楚国势力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退缩，晋国胜利、成为地区霸主，二者实现了权力转移。
第二个例子，是近代的日俄战争。战争发起前，日本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基本是势均力敌。战争结束后，俄罗斯惨败、势力回缩，日本胜利、获得了东北亚地区的主动权，实现了权力转移。这两种情况，对未来都有启发。
第三种方式，间接军事冲突。
间接冲突类似于代理人战争。代理人的胜负，能够反映出大国实力的强弱，影响到大国之间的权力分布。
第四种方式，使用武力未发生军事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可以威慑，可以遏制，可以有对峙，可以有军事危机，但是没有打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冷战。
第五种方式，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较量。
国际事务是大国权力的集中体现。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一交手，就会感受到对方的能力、决心和意志，有时候也可以实现权力转移。例如，美俄在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较量，让美国感到了俄罗斯的能力和意志。
第六种方式，和平竞争。
或者叫做和平发展。是指在和平的大背景下，通过竞争，实现权力转移。有点类似于美国学者费尔德曼写的一本书，叫做《凉战》。它的方式，比凉战还要缓和一点。
到目前为止，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转移的例子比较少。近代有一个，就是西欧地区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的权力变化。二战刚结束的时候，除了美国以外，肯定是英国在西欧地区的权力份额最大。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三巨头之一，德国是战败国，法国也很弱。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西欧地区权力最大份额明显转到了德国手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常给欧洲领导人打电话沟通协调，其中打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最多，远远超过英国法国领导人。2015年的《福布斯》权力排行榜认为，对国际事务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排在第二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三是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法国在10名以后。这种排序虽然不太准确，但是能够体现出德国权力份额上升，比英国法国要靠前得多。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变化，要想扩大到全球范围，还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第七种方式，自然过渡。
这种方式比较理想化，在现实中难以存在。
第八种方式，全面跟随。
全面跟随类似于“搭车战略”，是指新兴国家甘愿做霸权国家的小伙伴，待霸权国家衰落后取而代之。
这种方式的优点很明显，突出的是减少了崛起中的阻力，有时候霸权国家还会给很多好处，甚至授予某一地区的领导权。例如，日本奉行跟随美国的战略，美国给了日本很多好处，美国曾经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都送给了日本。最近，美国感觉有点吃力的时候，也在鼓励和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当然了，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是可能丧失国家主权独立，丧失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样拿日本来说，当日本发展慢的时候没什么，但日本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美国很焦虑，要求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本不想签，但是不签没办法，只好签了。签了之后等于自废武功，随后是30年的缓慢增长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咱们列举了权力转移的八种方式，理论上讲还会有更多的其他方式，这些是主要的。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最大差别是权力转移的幅度、速度不一样。如果能在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权力转移的幅度和速度比较快。后面这些方式，权力转移的幅度比较小、速度比较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前来看，由于时代特征的影响，未来的大国权力转移，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是多种方式的混合运用，甚至会出现反复。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也这么认为，他指出：“这将是一场坚决的、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很可能会持续许多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则讲到，“若起冲突，美国将奉陪到底”，“任何挑战，都将以屈辱和灾难告终”，“有必要用特别的方式让政治家克服对使用武力的恐惧和担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三、对我国的启示与思考
第一点思考：我国战略选择的空间
前面提到八种方式，哪些方式是我国可以选择的？我们首先看一下，哪些是不应该选择的。
一是排除“全面跟随”的方式。我们与日本不一样，我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全面跟随的方式不可取。在这方面，俄罗斯有过惨痛的教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幻想过跟随美国，但是美国对俄罗斯一直不放心，希望俄罗斯继续衰落、继续分裂，直到俄罗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我国，也是这样，跟随不可取。尤其是，美国将我国作为首要战略对手的情况下，跟随只是一种幻想。
二是避免“全面战争”的方式。这种方式对军事实力的要求非常高，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谁发起，都会产生难以驾驭的局面，最后谁获利就不得而知了。就像孙子兵法所说的，“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比如，一战、二战的发起国都没有获利；再如，美国在中东打了十几年的仗，回头一看，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都在崛起，它想让国际形势退回到十几年前，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尚且如此，我国更应当避免。
排除这两种方式以后，我国的战略选择还有六种。其中，自然过渡比较理想化，难以存在，而剩下的五种方式都有可能。
最佳选项是和平竞争，或者叫和平发展。同时，局部战争、间接冲突、重大事务较量等方式也都有可能，也需做好准备。
因此，得出第1点结论：在新一轮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存在多种战略选择；除了全面战争以外，其他的军事冲突，既不是必然的选择，也不是必然的不选择。
第二点思考：我国战略选择的依托
想有战略选择，必须要有战略依托。
第一个依托，是提升国家实力，推动大国权力转移。历史实践表明，权力转移不转移，主要还是靠实力说话。如果国家实力发展缓慢，世界权力也会发生转移，但是会转到其他大国手中，如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手中。所以，必须持续提升国家实力，推动国际权力向我们这个方向转。
第二个依托，是大幅度提升军事实力，具备打赢大战的能力，确保战略选项。主观上，我们想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想有比较缓和的战略选项。但这是需要条件的。只有具备了摧毁大国、打赢大战的能力，才可能有比较缓和的选项，才可能有战略选择的空间。否则，任何方式、任何选项都不存在。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所以没有发生军事冲突，根本原因也是具备相互摧毁能力。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频频出手，但美国一直没有对俄罗斯出手，甚至愿意跟俄罗斯谈判、合作，也是因为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例如，普京声称，如果我愿意，俄罗斯军队在两天之内，可以出现在附近六个国家的首都。这不是虚张声势，这是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扎扎实实的战略威慑。
另外，如果军事实力长期落后，不仅国际权力不会向我国转移，还有可能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努力获得的那一部分权力转移到别的国家手中。这种情况，在国际斗争史上很普遍、教训很惨痛。就是当你发展的时候，别的国家不管你，等你发展到关键时候，别的国家出手给你打断了、打残了，甚至是打没了，所有成果都成别人的了。
因此，得出第2点结论：拥有大战的能力、大战的准备、大战的决心，才有深度参与大国权力转移的机会，才有战略选择的空间。
第三点思考：不断发展“壮大”
发展“壮大”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必要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大国，都必须发展“壮大”。通常，发展“壮大”的方式有四类。
第一类，领土面积的壮大。历史上多数大国是这么做的。例如，罗马帝国的面积壮大到590万平方公里，唐朝的领土面积达到1251万，美国的领土面积从13个州壮大到937万，苏联的领土达到2240万平方公里。蒙古更狠，高峰时期控制的领土面积高达4000多万平方公里。
第二类，抢占殖民地。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列强都是这么做的。例如，当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争夺殖民地，差点打起来，最后两个国家同意把教皇请过来，请教皇在世界地图上画一条线，规定线东边归葡萄牙去殖民，线西边归西班牙去殖民，就这么把地球给划分了。
第三类，扩大势力范围。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是这么做的，现在美俄仍然在这么做。
第四类，是将更多的国家连接到一个范畴之中。比如，欧盟、东盟、北约等。
当前，多个大国都在发展“壮大”。美国巩固盟友体系的同时，在接受新的伙伴。俄罗斯在组建欧亚联盟、白俄联盟，出兵了克里米亚、出兵了叙利亚，提出了“大欧亚伙伴计划”，以及要重新审视当年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裂出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当年它们分裂出去是不合法的，还是考虑要回来的。日本、印度也在发展壮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应不断发展“壮大”，不壮大就失去了未来。第一种“壮大”，把我国领土尽可能收回来，如两岸统一等。第二种“壮大”，是按照时代潮流和现实情况，将更多国家与我国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打造命运共同体。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一带一路”沿线国组织等。例如，可适时拓展金砖国家内涵，成员定位从发展中大国调整为稳步发展的国家，逐步将德国、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吸收进来，从而既壮大我国牵引的发展队伍，也分化霸权体系的阵营、减少战略阻力，并探索世界前进的方向和机制。此外，在一定条件下，还应尝试构建超国家意义的政治共同体。
因此，得出第3点结论：当前，多个国家都在发展“壮大”，哪个国家能够持久地整合更大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大国权力转移的方向。
第四点思考：适当运用军事实力
前面提到，运用军事实力，是大国权力转移的必要环节和重要方式。实际上，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首先，适当运用军事实力，展示遏止侵犯的能力和决心，才能减少挑衅。否则，挑衅会越来越多。咱们看一个例子。19世纪70年代，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当时，清政府没有想到使用军事力量捍卫国家利益，而是首先想到给日本一部分经济好处、给它一些钱，请日本退回去。日本没有同意。清政府感觉没办法了，考虑外交解决，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进行调停。格兰特跑到日本转了一圈，回来对李鸿章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甚盼中国自强！”这个“强”，不仅包括你的国家实力要强大，更包括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要坚强。李鸿章不太明白，格兰特的助手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讲道：“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就是说，日本觉得不仅可以占领你的琉球，还可以占领台湾，甚至占领你的东北，占领你整个中国，你也不过是支支吾吾、抗议抗议罢了。
这启示我们，文攻武备，缺一不可。对于周围的权益争端，不仅要展示和平的诚意，更要适当展示让对手停止侵犯的决心和能力。尤其是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形势比较动荡，多个国家都在寻找拓展的目标，应适当运用军事实力，展示能力和决心。否则，如果让别的国家感到，你是惧怕战争的、全力回避战争的，对维护国家安全非常不利。
其次，如果长期不用军事实力，就会有其他国家跳出来，检验你到底还行不行。在国际社会中，大国的排序是不断变化的，经常有国家想检验一下其他国家的能力。不仅后面的想检验前面的，有时候前面的也想检验后面的。比如，美国总想检验一下普京带领下的俄罗斯到底还行不行，还是不是重量级的战略对手。直到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强力反击，美国明白了，俄罗斯还很行。对于我国，会不会某一天其他国家也想检验一下。
因此，得出第4点结论：适当运用军事实力，是减少挑衅、遏制大战、塑造环境的重要方式，关键是要选好运用的对象、场地、时机和强度。当然，运用实力，不是乱用实力。
第五点思考：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
在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存在“快”与“慢”的哲学问题。历史实践表明，世界格局调整时期，哪个国家急于打破现状，哪个国家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18世纪，拿破仑跳得最急，受到七次反法联盟的联合打击。二战前期，美国、苏联、日本、德国都在崛起，日本与德国跳得最急，受到多个大国的联手攻击。当前也是这样，多个大国都想拓展战略影响，谁表现得急迫，谁可能受到更大的遏制。另外，霸权国家在衰落过程中，实力仍然很强大，比后面的国家还是要高出一截的。那么，谁来抵消它的实力盈余呢？往往是谁跳得最急，谁来抵消霸权国家的实力盈余。所以，不能太急了。
那么，太慢了行不行呢？太慢了也不行。当前，多个大国都在做准备、做布局。如果太慢了，将来再经营，就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不仅面临霸权国家的阻力，还将面临其他国家的阻力，大家准备差不多的时候，都不希望你拓展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快了不太好，慢了也不好。越是关键时候，越要保持战略清醒、战略定力。
因此，得出第5点结论：在新一轮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大国斗争的乱局，又要注重深远经略，做好大国博弈的布局。
最后，用一句话作为结束语，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