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济贫法的真正效应

在我们企图纠正一项弊病之前，首先要对它的性质和范围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我们对济贫法的趋势和作用作进一步的研究之前，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自从 1776 年有关地方税数字的可靠报告公布以

来，贫民增加了多少。这一年以及 1785 年的报告表没有提到救济贫民的数字，这一数字本可以提供最准确的比较手段，它仅仅提供了用于救济贫民的经费数额。由于贵重金属价值的逐步下跌，这个数字未能表明有关这一主题的准确情况。自 1776 年以后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一倍，可以推想，同样一笔钱现在救济的人数不会超过四十年前救济人数的一半。把谷物的价格作为生活费用的一个合理标准，并将贫民的增加率与人口的增加字作一比较， 得到如下的数字：

每 8 蒲式耳小麦 用 于 贫 民 的 人口 按小麦（品脱数）计算对人口中每人的支出数

的平均价格 金额

先令 便士

1781 — 44 8 1783 — 85 年平

均

2 — 47 10

3 — 52 8 49 2 2,004238 镑 7,876,000 53

4 — 48 10

5 — 51 10

1799 — 67 6 1803 年

1800 — 113 7

1 — 118 3 84 8 4,267,965 镑 9,438,000 54 1

2

2 — 67 5

3 — 56 6

1811 — 94 6 1813 年

2 — 124 8

3 — 107 10 93 2 5,072,028 镑 11,139,000 50

4 — 74 7

5 — 64 3

从这里的数字来观察问题，贫民的增加似乎并不象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可怕。我们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担负比例大得多的贫民，从 1803 年至 1815 年这一负担甚至显得减少了。

在上述期间贫民的境况是好转还是恶化，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人口数字与年死亡率，可以以最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态度作出答复：死亡率的增加总是表示不幸的增加，而死亡率的减少则必定证明下层人民的境况有所改善。—

—为证明这点我可以查阅《人口论》的几乎每一页。下表说明从 1780 年以来死亡率有很大的降低。

尽管有时有人说，穷人日益不幸和堕落，但我想，这张表以绝对的证据证明罪恶或不幸，或者二者，在过去 40 年中都已减少了四分之一。

我不是说这些事实证明济贫法不具有使劳动阶级处境恶化的趋势，我的

意思仅仅是想说，对导致这样一种结论的一般推理必项严格地考查一下。很有可能，如果不制订这些法令，贫民的境况会改善得更快一些。

济贫法产生了不少伴随而来的坏影响，对此我完全愿意承认，除此而外， 可以认为济贫法对结婚提供了不自然的刺激，从而造成过多的人口，而这又压缩了劳动工资。可以设想，如果为家庭寻求生计没有把握的话，年青人对冒险结婚一事就要更为小心谨慎。但是，出现偶然弊害的遥远前景会对人类的行动在事实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吗？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遥远的危险本身有时会传送一种它可能不会出现的模糊观念。而当虽有使人恐惧的危险，但并没有出现实际的例子足以影响人们理智时，不更是这种情况吗？除非到那时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忍饥挨饿，而又无人过问，有人会以此为鉴，否则，对出现这种情况的恐惧心理恐怕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结婚起抑制作用。如果有私人慈善家出面防止这样一种可怕的灾难发生，不是有理由相信，那些年青而乐观的人们在强烈感情冲动之下，会本能地认为，即使没有法定的或某种现存的条款为他们提供救济，在他们遇到实际匠乏之时，不是也会有人伸出救援之手吗？有人认为，一律采用轻微的惩罚办法比之更为严厉的法令能更有效地阻止不正当的行为，因为法令如过于严厉，往往难以执行。我想， 这些人应当同意我的意见，如果工人为疾病或不幸所缠而要忍受济贫院的悲惨生活，人们皆知这种前景深为穷人所痛恶，这种前景比之因匮乏而死亡的可能性更可能阻止青年人鲁莽结婚。

我觉得政治经济学家们由于观察到近年以来人口事实上有很大增加，而劳动报酬则随之下降，因而主要地把鼓励结婚这一后果归之于济贫法。但是， 如果人们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化充分地说明了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则采用另外方式来解释的必要就不存在了。的确，我们在调查后可以看到，人口增加以后并没有随之发生结婚比例增加的情况，见下表：

1 ： 117

1

1：119

2

1

1：119

2

我觉得前面曾提及的《爱丁堡评论》中一篇有趣文章的作者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他在努力表明货币价值的下降总是伴随着实际劳动工资的下跌之后，忽然改变论点，在下面这段雄辩而又怒气冲冲的笔调中，他把全部罪责都归之于济贫法：

“在 16 世纪出现过的那种货币价值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出现了。由

于在过去 40 年中美国采矿生产力的提高，在整个欧洲贵重金属都已贬值；在我们自己国家，由于必然产生的价格的上升因我们货币的贬值而更形恶化， 这种贬值是由过量发行不能兑换为金属的纸币而引起的。——后果是什么

呢？劳动的价格没有按商品的价格比例上升，但是劳动者从贫民救济税中得到补贴得以弥补这一差额。未婚的男子仍可用他的名义工资来养活自己。但一个有两个孩子要养活的男子就当然接受教区对他的补助。他的工资和面包的价格都得计算一下。根据他的家庭人数，要得到多少面包。他的工资如果不足以购买就由教区提供。这一被称之为慈善的制度到了雇主手中便变成一种手段，用以将工资压低到只够维持劳动者及他妻子的生活而通过慈善的形式提供食物以养活他的孩子。——无庸怀疑，如果没有这样的食物供应，劳动者的工资本会更高一些；那些他现在拿到作为慈善救济的东西，他本会作为他自己的东西去接受的；慈善救济的作用是增加宫人的收益，而从穷人手中剥夺掉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自然和他们本身的勤奋原本会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他们。依靠这种办法压低劳动工资，济贫法在慈善的假面具之下，完成了企图给劳工施加痛苦和惩罚的旧的劳工法所未能做到的事情。累斯特郡的农民消费了最小量的食物，却为屠宰场生产了最大量的牲畜食用肉和为他的耕地提供了最大量的肥料，这是他们值得自豪的事。肉质粗糙，牲畜有病或畸形，这对他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肉能在市场出售，他就做到了他所承担要做的事。——所以济贫法的现代鼓吹者们可以吹嘘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工具——必须承认，是一种灵验的工具，即以可能最小的费用来养活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会干好社会上最艰苦的活，而极少有机会从他们出生的环境冒出头来，对于自然的赐与，他们也不会享受比维持他们的生存和保持他们的体力与能力为雇主卖力所需的更多一点的份额。——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使得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被如此贬黜和压低？——眼前的所得是雇主的利益；但这仅是暂时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一联串的恶劣后果，使雇主和整个社会都受其害。我们不想在目前深究这一主题。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现实问题象这样重要；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祸害很大，但坦白地说，我们还不能说它能够而且应当用什么方式得到纠正。”①

如果济贫法对工资率有任何影响的话，我想，那不是通过鼓励结婚，② 而是通过劳动的雇主在劳工居住的教区对劳工的服务有一种垄断权或至少是先买权。——F.伊登提及一个这类情况，这是他在 1796 年亲自看到的。—— 有一位工人，住在某一教区而在另一教区工作，向前一教区的掌管救济人员申请每周补助若干，以使他的工资能补足到地方行政宫所规定的水准。这位掌管救济人员本身是个农民，需要劳力，他拒绝发给补助，除非这位劳工帮他工作并愿拿降低的工资率，他答应用教区的基金补足差额。③——这种做法是否非常流行以致对劳动的价格产生了明显影响，只有对事实有比我所掌握的更广泛的了解才能加以确定。

但是一旦承认济贫法并没有使得劳动价格降低，就肯定会得出结论，它们以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对贫民生活的安适作出了贡献。——一年 500 万镑， 无论是怎样处理不当，都不会了解除许多人的困苦，只要它是在每年分配给

① 第 43 期——瓜里诺斯论济贫法，第 197，198 页。

② 我们有马尔萨斯先生的权威来怀疑济贫法是否会有助于增加人口。“对于济贫法令，能够对它们说的最有利的一句话是，在与它们有关的任何环境之中，它们都没有鼓励结婚：而无疑，《人口法》的报表可以证实这一假定。”《人口论》，第 2 卷，第 173 页。——第 4 版。 在我写好这条附注后，查阅第 5 版，发

现作者对上面的说法加了限定词：“它们都没有很鼓励结婚”。——第 3 卷，第 374 页。

③ 《论穷人的处境》，第 1 卷，第 583 页。

社会上劳动阶级的金额之外构成一笔净增加数。

教区估税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社会上最无价值之事，这或许也是事实。当就业机会稀少时，那些最不稳定最不勤奋的劳工当然首先被解雇，首先变成一种负担。同时，由于较为美好和高洁的感情都已消失，那种对乞求救济的反感，依靠别人的担心也都不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 这种缺乏健全情感的情况都得归因于济贫法，也不能说废除这些法令就会创造出一种“优美的道德气质”，①曾有人绝妙地说，在苏格兰，正是这种气质成为贫民增长的直接障碍。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法律已经规定有维持贫民生计之义务；但是社会上高阶层与低阶层之间经常的相互帮助和密切的交往，在牧师和教区居民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消息报导带有的优越语调以及在王国的那一地区农民之间普遍存在的自尊感都已替代了执行法律的必要性。近来，在许多教区，特别是在大城镇中，都采用了强制估税办法；同时人们看到在这些教区，贫困现象比在别处更为普遍。但是，美好感情的丧失是否先于这些估税而存在或者在事实上甚至导致了这些估税的必要性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在苏格兰某些地区在生活习惯较为简单的情况下所通用的救济贫民的方式，我们也许会感到进退两难，我们要未让匮乏来逐渐消灭贫民的懒散，浪费和邪恶的恶习，要末又回到强制的估税办法。如果认为他们会由于担心眼前的匮乏而改造自己，在我看来是很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可能找出某种办法，既为贫民提供必需品，同时又可以避免那种一方是吵吵嚷嚷，另一方是冷漠无情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幸地使施与者与接受者都变成铁石心肠；如果可以让习惯于过体面整洁生活的年老体弱者以及尚未受到恶习沾染的孤儿维持生活而不用把他们塞进毫无舒适可言而又秽浊不堪的充满了各种邪恶的济贫院，那人们就肯定不会发出议论，要把目前制度的弊病都保留下来，只因为这一制度总的来说还是做了好事。在人们竭力要为教区的救济提供替代办法时，必须注意到发放救济的不

同环境。申请教区补助的人可以分为四类：——1.失业的人。——2.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劳动者。——3.由于疾病、意外或年老难以谋生的人。

——4.寡妇式孤儿。关于头两种补助，下议院委员会认为它们在改善贫民的生计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教区这样支出的钱“如果留给原主分配，本来会用于其它某些目标；不管是怎样运用，它必然会流入劳动阶级的手中，或者是以工资形式，或者是以教区补贴形式。”但是如果所有用于构成固定资本的钱都确实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则可以说委员会的论点是不恰当的。——举例来说，付给商业推销员的工资如果用来多养一匹马，无疑会对农民更为有利。——被委员会查询过的一位见证人说，付给这类劳动者的钱被认为几乎完全是非生产的。①因此，农夫当然不会去供养这样的人，除非是不得已。

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减少，要不是济贫法在起作用，贫民的痛苦的确会很大。我不禁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教区制度的效果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为减轻因目前工作的缺陷造成的压力所设想的最好的方法是提高认捐数额，在修路或类似的不致影响现有职业的安排中用来雇用贫民。这正是教区曾经大规模地做过的享。这种认捐的款项总数或许没有超过 10 万或 20

① 《爱丁堡评论》，第 55 期，第 21 页。

① 《约瑟夫·萨拜因先生》，第 106 页。

万英镑。教区管救济的人员用同样方式开支的钱或许 5 倍甚至 10 倍于此数。关于根据家庭人数和面包价格计算的对第二个阶级的补助即对农业劳动

者的补助，从两位证人（约瑟夫·萨拜国先生和理查德·维维安牧师）的证明中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似乎被废弃不用而没有产生明显的不幸。但是看看英国某些区域农业工资竟是如此之低，令人难以置信劳动者单靠他的工资能够维持他的妻子以及五六个孩子的生活。减少并最终废除这种补助的最好办法或许是运用各种间接手段抑制由于货币价值降低而引起的对劳动的过度需求。从这一观点看，修改由委员会建议但后来又否决的教区征收税款的方式，即每一户主应根据他雇工的人数②而定等级，这样做是特别有益的。有人建议修改定居法律，即一个人在居留五年以后可以成为教区居民，③在我看来可能也是有益的，说它有益的理由也正是人们最严重反对它的一点，即它会减少农舍的数字。聚居地的不足或许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容易和最少压力的抑制人口过度增长的办法。根据这一理由，在某些地区的地方法条例中， 普遍采用从出租小块土地的地主而不向占用者征收贫民税的办法，会收到良好效果。

提出这些规章的预期目的是纠正过度需求的不良后果，即当货币价值下降时，会造成劳动的过度供给。但是如果发现目前需求的缺乏是由于永久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原因，也就是由于巴西金矿生产的下降①而不是仅由于我们自己的货币恢复到它的自然状态，那就必须采取不同的一套措施。应当找出某种能够排放多余人口的渠道，而不必采用通过实际匮乏来减少人口的残酷途径。委员会提议要为愿意移居殖民地的劳动者提供一切便利，这一政策无疑是一项明智而人道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殖民地的大部分开始种植和移民之时，正是都铎王国货币价值迅速下跌之后又逐渐上升之际，当时利润率开始下降，从而使劳动的供给超过需求。

但是，下述意见或许值得人们考虑一下，是否可将殖民地建立在国内的荒废土地上，这样在防卫上既花费较少，而对国家力量的贡献又大于遥远的领地。我相信，妨碍耕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和习惯的性质，而不是土地的相对贫瘠。如果小块荒地可以按照美国价格出售，即每英亩 5 先令

至 10 先令，并在若干年内免交直接税，我一刻也不怀疑，拥有土地常会产生的有力刺激会使人把这些土地种植得象花园一样。A.扬先生在法国观察到， 在一些小山的山坡上自然没有赋予土壤，但小业主的不知疲倦的辛勤使山坡的小块土地生产出丰硕的作物，他们用篮子盛土带到这里，在山坡上每隔一段地方筑墙加以巩固。我相信这里提出的这种安排会抑制而不是鼓励人口的过度增长。从马尔萨斯先生叙述的事实来看，①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法国，自从将国有土地出售给农民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小块土地后，出生率和结婚率都已大大下降了。

② 《约瑟夫·萨拜因先生》，第 13 页。

③ 同上，第 46 页。

① 《金块委员会报告》，附录 21。

① 《人口论补篇》，b.2，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