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岁月

砚池要时时洗涤，不可留宿墨。宿墨胶散，色泽暗败，又多渣滓，无论山水、人物、花鸟都不相宜。——张大千

回到台湾定居双溪

环荜庵虽然比八德园小，但张大千却总觉得园子里一天到晚冷冷清清的不是滋味。

真正的原因是，亲人们都散处四方，儿孙们也或外出求学或工作在外，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少多了。人们都整日忙碌，很少有人没事串门清谈。

但张大千天生闲不住，好热闹，现在人入晚境，话越多就越怕冷清，但朋友们不是借口忙而来不了，就是来了坐一会也就告辞走了。

更苦恼的是，与家乡的亲人们已经好长时间都没通信了，得不到国内的真实消息。

他不由犯了疑惑，问徐雯波道：“三哥、四哥为什么还没来信？”

徐雯波只好说：“可能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迁居美国了，信寄到巴西还没转过来吧！”

张大千气道：“你不要以为我老糊涂了，最近我听到好几个朋友说，他们都收到大陆亲人的来信，为何偏偏我们没有？我去年、今年都给心庆她们写了信去，并通过香港的李七叔分别给他们几兄妹汇了款，为什么连个信都不回一封？我看其中必有原因！”

张大千写给张心庆的信，她都收到了，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快背下来了：

美与大陆虽无邦交，但已有往来，汝可将情况前去申请，必可得其准许。外孙女小咪，你所极爱，必须带来或者留在我身旁。

而在这时，台湾当局开始不断地主动关心张大千。不断给他授予荣誉，每年都几乎举办有关张大千的画展。台湾方面有关人士也不断登门邀请张大千去台湾定居。

1968年11月，张大千托张群将自己临摹的62幅敦煌壁画赠给台湾故宫博物院。

1970年仲夏，张大千在台湾黎山宾馆偶然遇到一个四川老乡，他是隆昌人，离张大千的老家内江仅百里之隔。张大千与此人并不相识，但听到乡音，欣喜至极，竟放下了重要事情，与老乡作了一番长谈，谈起了四川的风土人情。张大千在谈完之后，写了一首充满诚挚情谊的小诗并书写在宣纸上，赠给这位老乡：

君之乡里为邻里，异地相逢快莫论。

挈我琼楼看玉宇，不胜寒处最情温。

1976年，张大千垂垂老矣，再过三四年，就是80高龄了。时间以它锋利的年轮，无声无息却又无情地给这位老人留下了无处不在的痕迹，头顶秃了，头发白了，腰板不硬，步履艰难，酣酣入眠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了。

他知道自己老了，以前的“大千父”印章不常用了，换成了“大千老子”“爰翁”。他又多么希望自己不要老，画上的“大千唯印大年”“云璈锦瑟争寿”“张爰福寿”，就是自己心愿的写照。

人入老境，另有一番滋味，孤独寂寞怕是其中最难熬的滋味。身在美国，这种滋味尤为明显。他的目光又落在那首韩愈写给侄儿十二郎的诗《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上。

这首诗不知诵了多少回，已经完全背得了。缠绵伤感的诗情，无法排遣的愁怀，无可奈何的思绪，千古如是！

张大千觉得自己疲倦了，几十年海外的奔波，万里之外的思恋，都使他感到寄人篱下之苦。现在，人老了，也该回去了。自1949年底离别祖国后，张大千始终以艺术为自己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长期在异国居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总要叶落归根呀！

1975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张大千早期作品展”“张大千画展”。接着，该馆在举办“中西名家画展”时，又将张大千30年来的80余幅精品参加展览。

旋即，该馆与“韩中艺术联合会”联合在汉城国立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大型画展，张大千60幅代表作参展。同年，台湾方面还编印了《张大千作品选集》《张大千九歌图卷》等精美画册，并向张大千颁发了“艺坛宗师”匾额。

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希望别人尊重他所从事的艺术和创作的作品，甚至超过他本人。

在这之前，张大千隔一两年要回台湾一次，那边有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和学生；那边，有阿里山、日月潭、北投、太鲁阁……祖国这部分土地上的秀丽山水，又可以激发出多少创作激情，画出多少胜景之画。

一段时间，张大千泡在台北“故宫”里鉴定古字画。这批古字画的主体部分，是蒋介石政权从大陆溃退之际，从北平、南京等地运走的。它包括历代古字、古画、珍宝器皿，其中不乏稀世之珍。张大千有幸泡在里面，怎不使他陶醉呢？

鉴定文物，貌似轻松，实际上是个相当费劲的活。张大千恰恰是鉴赏的神手、字画的法官，他颇为得意地认为：“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意之所向，因以目随；神之所驱，宁以迹论。”

他和“故宫”里的专家一道，上下三千年，纵横八万里，时间过得特别快，心情也特别畅快，大有“乐不思蜀”之感。

还有一件使他兴奋的事正等着他，台湾电影界很有影响的耆宿吴树勋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决定自编自导一部彩色纪录影片《张大千绘画艺术》。这部纪录片，包括《写意荷花》《浅绛山水》《泼景云山》三个相对独立而又联为一体的短片，既有张大千的作品、他对艺术的见解，还有他作画的实况。这部片子无疑很使他兴奋。

影片开拍了。不太喜欢看电影的张大千却很会演电影，他表情自然，与摄制人员配合默契。摄制组的人都惊奇了：“哟，看不出这个老先生一点儿不慌张，不做作，没事人一般。”

老人一听反倒奇怪了：“你们不是拍我吗？又不叫我演别人，我就是这个模样啊！”

影片放映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在此之前很多台湾人中都流传着张大千“一朵荷花换一辆轿车”的逸闻。

严庆龄是台湾有名的裕隆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一次朋友托他求张大千画一幅荷花。他登门拜访，老人欣然提笔画了一幅荷花相赠。严庆龄很感激，言谈之间知道张大千自己没有汽车，每次来台湾都是包租汽车，他便主动提出，愿赠送一辆本厂新产的“裕隆200型”汽车，供张大千使用。

第二年6月，张大千又从美国赴台湾。除了在台中市举行画展外，他还有几件事要办：历时5年才编成的《清湘老人书画编年》在香港出版后，将在台湾发行。纪录片《张大千绘画艺术》已剪辑完毕，将举行首映式。

同时，他决定在台湾修建新居。因为在美国的环荜庵虽然风景优美，但是地处荒僻，而且张大千年近耄耋，体弱多病，经常千里迢迢跑到纽约哥伦比亚医院就医，所以十分不方便。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通过访外代表团和驻外使节，曾数次请张大千回大陆，还曾通过其二嫂、子女几次邀请他回国观光、举办画展。

听说张大千决定在台湾定居后，台湾当局曾表示要赠送他一所住宅，但被张大千谢绝了。

1976年1月张大千由美国去台湾，这时还没有找到理想的住地，只是租房而居。张大千开始在旅馆中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迁到台北市的“云河大厦”，然而由于画室自然光线不足，通风设备不够，一生酷爱大自然的张大千非常不习惯。

于是他想找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不脱离都市的繁华，却能享受到乡野的宁静，能够与朋友交流，又能让他有安心作画的时间及空间，这才是他理想的居住环境。

寻寻觅觅，前后马不停蹄地不知看了多少地方，一年过了，又是岁暮春回的季节了，他终于看上了台北近郊外双溪中游的一处三角地带，地点选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这里恰是内外双溪汇流处，环境幽静，有山有水，风景优美，交通方便，是一个理想的居家之所。张大千激动不已，十分满意，当即买下。

这所住宅，是张大千离开祖国后在故土上修建的第一所房屋。大约感到此处是平生最后的住所，张大千依照他历来的治园如作画的要求，不遗余力。施工过程中，某样东西不合他的意，不惜成本拆了重修。

他按照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建一幢有走廊连接的二层楼住宅，并按自然的地形，设计了内外花园，环荜庵重达5000千克的“梅丘”也由船运过来了，许多的花木及盆栽也远由巴西的八德园及美国环荜庵用飞机运来。

1978年8月，历时一年，这所名叫“摩耶精舍”的庭园竣工了。“摩耶精舍”命名的含义，取自佛经典故。

乔迁之日，贺客盈门。刚好80岁的张大千身穿团花闪缎单袍，头戴一顶黑色丝葛料子做的六角形软帽，脚蹬白色布底黑色礼服呢面圆口鞋，手持一柄漆得乌亮的树根手杖，笑呵呵地站在门厅迎接客人。

站在他身边的徐雯波穿着淡绿色的手绘荷花旗袍。这样的旗袍，张大千一共只绘过三件，一件给她，一件给女儿，一件给台湾著名京剧演员郭小庄。

寒暄之后，主人陪着客人们四处转转。这所二层楼的住宅，大门向西，以院子为核心，每间房子都面对院子，整体感、连续感很强。院内有假山，栽有上百株梅花和松柏，还摆放着一盆盆垂枝松、佛肚竹、龟背竹、龙柏，一阵阵清香飘逸院中。

木棋桥下，外双溪的流水穿桥而过，注入池中。一楼的大画室坐北朝南，一架大画案就几乎占了画室三分之二的面积。二楼有5间卧室、一个小画室和天井。再上一层，就是屋顶花园，由许多树景和盆景组成，从屋顶花园能俯瞰后院景色。

沿着后园白石铺成的小径，经过一株株、一丛丛小叶黄杨、福建山茶、榕树、紫薇，来到竹棚。沿竹棚蜿蜒而上，便来到位于内、外双溪分界线上的双连亭。这里是摩耶精舍风景最好的地方，它们分别叫分寒亭、翼然亭。

分寒亭出自李弥诗句“人与白鸥分暮寒”；翼然亭则来自欧阳修《醉翁亭记》：“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双连亭被青山环绕，双溪围就，鸟声、水声、树香、花香、山青、水翠，声、味、色俱全。

整个建筑群远远望去，“两山耸峙，溪水中流，流泉清越，翠竹丛生”。近前观看，成直角形的两道长堤与四合院两层建筑之间，形成一个后花园，由“梅丘”和“影娥池”两部分组成。

因张大千酷爱梅花，鉴于古人有“梅林”“梅村”“梅苑”“梅园”，才把巨石题名“梅丘”，并把它作为百年之后的墓碑看待，并作有《题梅丘石畔梅》诗一首：

片石峨峨亦自尊，远从海外得归根。

余生余事无馀憾，死做梅花树下魂。

“影娥池”则取意在池中映着月亮时，能“对影成三人”。因张大千年迈，头晕目眩，不能如李白“举头望明月”，只好“低头望明月”了。

张大千高兴地对朋友们说：“这里就是我卧月看梅，听风声雨声的人境桃源。”

上了年纪，老人常常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越来越觉得要抓紧人生最后的日子，再画一两幅能传之后世的不朽作品，做一两件有益人世的事情。

后来他画了一幅《桃源图》，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结宅双溪的情趣：

种梅结宅双溪上，总为年衰畏市喧。

谁信阿超才到处，错传人境有桃源。

隔海相望心系故园

1979年，张大千81岁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由于视力越来越差，不小心跌伤了右腿，被迫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虽然最后伤痊愈了，但走路却更艰难了。

张大千果断决定：立下遗嘱以便处理后事。在寿辰前夕，他请来老朋友张群、王新衡、李祖莱、唐英杰以及律师蔡六乘，夫人徐雯波也在场，平静地口述了遗嘱内容，由唐英杰代笔记录。

在遗嘱中，张大千把遗产分为三部分：一、自作书画；二、收藏古人书画文物；三、摩耶精舍房屋和基地。他将自己收藏的古字画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房屋、基地捐给有关的文化艺术机构。

张大千一生没有巨额积蓄，大部分卖画收入都用来收藏古文物字画，这些无法估价的珍贵文物全部捐了出去。他只将自己所作的书画分作16份，由妻子徐雯波，儿子心智、心一、心玉、心珏、心澄、心夷、心健、心印，女儿心瑞、心庆、心渊、心沛、心声，以及原来的夫人杨宛君分别继承。

定居台湾以后，张大千仍然时时牵挂着身在内地的亲人，他时时感到心中的孤苦。

他把二哥张善孖、三哥张丽诚等人的大幅照片挂在摩耶精舍的画室中。

其实张大千并不知道，四哥、三哥早已分别于1972年和1975年逝世了。四哥在病中还常常叨念着八弟。1972年11月27日，张文修以88岁高龄与世长辞。为悼念这位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著名老中医，中共内江市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群众也眼含热泪自动赶来送葬。

大陆的子侄们怕年迈的张大千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一致商量通过了一条必须人人遵守的保密规定：绝对不把三叔、四叔逝世的消息告诉八叔！从此以后，晚辈们便常常假以三叔、四叔的口气给远方的老人写信。

其实，张大千也一直半信半疑：三哥、四哥是否如此长寿？他曾声色俱厉地追问过在身边的儿子心一。心一与国内的兄弟姐妹通信最密切，所以，大陆亲人的状况他都知道。但是，他也只能欺骗父亲，他知道父亲绝对承受不住这种打击。

张大千直到逝世，都以为三哥、四哥还健在。他为二哥的长女张心素母女提供路费到美国探亲，并为心素画了一幅《陶潜觅菊图》，在左上角题道：“时念三叔、四叔年近百岁，无由相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在右下角又题道：“晨起为汝检点行李，发现题字错落零乱。心素，心素，汝可知为叔心情为何如？”

1979年秋天，张大千为张心素画了一幅《红梅迎春》寄去，并告知了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

心素三侄，汝叔已年八十一岁，尚能健饭，亦复能捉笔，怪目翳不能工细。于行步艰难，缘去岁曾跌右腿，他春所苦。写此数笔，与汝如相见也。

人老了，特别希望得到亲人的信息。过去他收到一些家信，总是看了又看，细细推敲，还写过一首诗：

万重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

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

后来，张大千从亲友那里知道了自己在大陆的子女的一些情况：心瑞、肖建初夫妇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外孙女肖莲已经成为大学老师，而另一个外孙女也考上了美术研究生。心庆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长子心智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这些消息传来，都让张大千非常高兴。

1980年春节，张大千在故乡内江市举办了“迎春画展”，展出了他流散在家乡的早期作品。

春节过后，张心瑞与丈夫肖建初赶到美国环荜庵，与在台湾摩耶精舍的张大千拨通了国际电话。电话接通了，张心瑞却哭得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的张大千只好安慰她说，等医生允许他乘飞机时，就到美国与他们见面。

但几个月过去了，张大千的病体仍然未见起色，无法来美国，他们只好每天在电话上叙家常。张大千为心瑞画了一幅《花鸟图》，图上题跋：

辛酉四月二十五日写与拾得爱女，汝细观之，当知父亲衰迈不得与汝辈相见，奈何！奈何！

张心瑞接到画后，眼泪滚滚而下滴落在画上，想到父亲让她“汝细观之”，细看《花鸟图》，她不由联想到了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张大千有时也主动给老朋友们去信作画。198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长、篆刻家方介堪忽然收到从他国转寄的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莫逆之交张大千从台湾为他80岁生日特意寄来的一幅山水画。

他不由得感慨万分：“分别数十年，大千竟然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自己有时还把日子稀里糊涂错过了。这是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方介堪心潮难平，挥笔作赋：

嗟彼远方人，不知何日赋归欤。可以横绝峨嵋巅，为何不能渡一水！雁荡旧游地，长江万里情。倘来日重逢，好邀二三老友。畅谈海天壮阔，图写无边风月。漫说论文尊酒，乡里是事当然。

1980年至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五集《张大千画辑》；天津出版了张大千国画挂历；《内江市志》编入了张大千生平、艺术介绍。

1981年夏天，儿子张心玉赶到美国与台湾的张大千通话，而这时，张大千已经得知四川发生了洪灾，就问心玉：“四川涨了大水，内江被淹得怎么样？”

心玉是一位音乐家，在甘肃省音协工作，家安在兰州。他已经30多年没见到父亲了，没想到父亲刚接通电话就问他这些，一惊之下只好答道：“听说损失很严重。”

台湾那头的张大千生气地喝问：“听说！你咋不回去看一下？”

心玉一时语塞。

张大千语气严厉地追问：“我问你话呢，你咋不回去看一下？”

心玉满腹委屈：兰州离内江几千里，工作在身，时间和经济上都不允许他想去看就去看的；这次来美国与父亲通话也是张大千要求并提供的资费。他临行前才从收音机和报纸上得知四川特大洪水成灾的消息。

而在张大千眼中，兰州、内江都在国内，百十块钱买张车票不就回去了吗？他生气地训斥道：“老六，老家在发大水，你却跑到美国来，真不像话！你四叔家淹了没有？成都淹了没有？龙泉驿呢？重庆有没有大水？”

心玉虽然挨了训，但心里却非常温暖，因为他从中感到了父亲一颗几十年未变的爱乡之心。他等父亲火气稍稍消了一些后说：“爸爸，我虽然没回内江，但是，我在报上看到了消息，内江是被淹地区之一。但是当地政府采取了许多预防和抢救措施，没有淹死人。四叔家在北门，地势那么高，根本不会被淹。重庆也只淹了沿江一带，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您老人家的心情我能理解。您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回内江一次，代您老人家看看老家。”

张大千这才松了口气说：“这话还说得过去。”然后父子俩谈了一些其他事情。

不止对大陆的亲人，张大千对大陆的学生们也是非常怀念的，闲暇的时候常常念叨着他们。

1981年，张大千昔日的学生胡爽盦托一位到北京去的外国朋友包先生给恩师带来一幅新作《老虎下山图》。张大千看后非常高兴，马上吩咐将画挂在墙上，自己站在画前仔细欣赏。看后，坐在画前拍了一张照片。

包先生看到，他刚进门时张大千似乎心情还不很好，但一看到学生的画，就立刻兴奋起来。

照完相，张大千把画放在案上，当场在画上题词：

满纸风生，真所谓虎虎有生气，但慨不得晤爽盦磅礴挥洒时也。

辛酉上元后三日八十三叟爰

第二天，包先生要离开台湾了，他应约又来到摩耶精舍。

张大千为胡爽盦准备了几本画册和复制品，还在昨晚特意为他画了一幅荷花，并在今早起床后写了一封信：

包先生来谈弟近况，至欣慰。为兄年已八十有三，复目昏眊，左耳亦复重听；右腿三年前跌伤，虽骨已接好，行步亦须人扶。

世乱如此，会晤无期，奈何奈何！今晨包先生即行，昨夜为弟赶作一画，展示当知兄之老态矣。望转致诸同学，未能多笔，恐累包先生也。诸世兄近在何？来书希详告之，以慰老怀也。

张大千将一腔思乡之情都给予了在祖国土地上的亲人、朋友、学生们，他曾写诗道：

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

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祖国和人民，大陆的亲朋弟子也都没有忘记张大千。

1982年，宁夏银川市举办“张大千画展”；四川、甘肃、宁夏三省区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纪录片《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省内江市政府正式开始筹备张大千纪念馆。

张大千83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老家内江市编史修志委员会从大陆给张大千捎去了寿礼：内江“铨源老号”的四样蜜饯——天冬、樱桃、橘红、佛手。

张大千收到寿礼又吃惊又感动：“看来家乡父老还没有忘记我。”

事后，张大千挥毫题写了“内江县志”“内江市志”“青城山上清宫”等家乡匾额和书名，并签署“大千张爰题”。

张大千84岁寿辰那天，在大陆，他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在生命垂危之际，写下一帧条幅：

炎黄子孙盼统一，遥寄张大千。

张大千在台湾的最后几年，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家乡的眷恋与怀念，他曾到金门，用望远镜久久地遥望大陆的山河……

他还曾写过一首海内外广为传诵的《梅花诗》，借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操和对“台独”的痛斥：

百本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

眼中多少顽与耻，不认梅花是国花。

精心创作《庐山图》

张大千一生遍游中外名山大川，却从未登过庐山。他曾有一个夙愿，希望祖国统一后，能一登匡庐，在过溪亭上小憩一会儿，饱览庐山美景。但遗憾的是，这件心愿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如愿。

1981年夏初，张大千刚度过83岁寿辰后，一位旅居日本的华侨巨商李海天专程飞到台北，登门拜望张大千，见老人身患多种疾病，腿伤后还需人扶，话到嘴边欲言又止。

李海天与张大千以前就相熟，更了解他的怀乡之情，正因为此，他才来找张大千的。“唉，干脆说出来试试！”他终于道出了来意：“大师，我想请您作幅画，以庐山为题材的大画。”

老人认真了，看来客人真心诚意，他说：“我从未去过庐山呀！”

“没去过？”李海天听了大吃一惊，难以相信，天下名山都看遍的张大千，怎么会没有去过大名鼎鼎的庐山呢？

“真的没去过。”张大千再次肯定，顺便说起自己没去的原因，“这与先仲兄善孖有关。以前在上海和苏州，我和先仲兄同游华山、黄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但就怕一点，哪一点？只要有他的朋友在，我就完全成了鼻涕横揩的小兄弟，谈诗论画，饮酒品茗，我只能站在一旁伺候，不是味儿呀！先仲兄两次游匡庐，都是他的朋友相邀，我当然不愿去，不如躲在家里称王称霸。”

李海天听了这段有趣的往事，脸上在笑，心中暗暗叫苦，这幅画没谱了！想不到，忽地柳暗花明。

张大千沉思了一会儿，忽然说：“这幅画我画。”

“真的？！”李海天喜出望外。

张大千一听不高兴了：“我张大千说话无戏言。”

李海天赶紧解释：“哦，大师，真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说没有去过庐山吗？”

“画我心中的庐山！”张大千口气分外干脆坚决。

“形成于未画之先。”没有去过庐山的人，怎么画庐山？张大千历来认为：“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

但要真正画出“心中的庐山”，绝非易事。更何况，这是一幅罕见的巨幅，36尺长，6尺高！它要由一个从未去过庐山、疾病缠身的老人完成，难！不少人为张大千捏了把汗。

张大千自己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特地请来朋友沈苇窗，为他收集有关庐山的文字、照片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做成详细的笔记。说来也巧，沈先生收集的文字、照片资料中，有一些就是大陆出版的。

张大千还翻阅了一些古籍和有关书籍，有意识地和一些去过庐山的人摆谈。渐渐地，庐山在他心中活了：它独有的自下而上的雨，有声的云，汹涌的云海，时聚时散的佛灯，直下三千尺飞瀑……它岂止是心中的庐山，它是心中祖国的象征！

张大千要以他的笔墨，抒写对祖国的思念。他要以终生的经验和学识，绘出这幅能流传久远的巨作。

几个月来，他神游在庐山峰峦之间，日日夜夜，朝朝暮暮，和庐山交谈。老人以他几十年游历山川的心得和绘画的经验，凭借他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庐山真面目展现在他眼前，庐山屹立在他心间。

1981年7月7日，是张大千巨构《庐山图》的开笔吉日。

张大千装束一新，团花长袍东坡帽，白绸长裤青缎鞋，面带喜色，银髯飘拂，哈哈笑声响彻画室内外。被特邀参加开笔礼的观礼嘉宾有大名鼎鼎的“三张一王”的另外三人：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等。

大画案上，铺着绢织画料，儿女们已经用清水把它敷润过了。画室里挤满了人，大家的目光都投射到主人身上。

张大千终于笑呵呵地起身了，他手指轻捻银髯，目光来回扫视着画料。片刻，他回过头来，双手抱拳，向观礼嘉宾一一致意：“大千献丑了。”

他首先端起一个青花大水盘，里面盛着满满的墨汁，身体前倾，手肘自左至右，将墨汁缓缓向画料上泼去。

嗬，开笔不用笔！乌黑的墨汁在绢料上慢慢浸润。它将变成高山，长出峰峦，吞吐万象。客人们都起身站在四周，看他如何创造一个新天地。

张大千执定大帚笔，依然谈笑风生。他以淡墨破出层次，勾定大框廓，然后，又以笔蘸水濡墨，以通气韵。他不像在作画，像在打一趟极富内养功的太极拳。他运动大帚笔，头、眼、颈，乃至四肢都在动，连嘴巴也在动，有板有眼地说：

浓墨不破，便无层次；淡墨不破，便乏韵味。墨为形，水为气，气行形乃活。

在画《庐山图》前先画几幅小画，是张大千给自己订的规矩，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加以坚持。

他说：“画我心中的庐山，整体在胸，局部却要边想边画，不可妄下一笔。”

这幅画，犹如在阿里山上修一条盘山公路，工程浩大，不能偷工减料，整整一个多月，老人才着手在画上泼洒石青、石绿等色彩。

不知怎么搞的，张大千觉得胸口越来越闷，呼吸短促起来，他明白自己的心脏病又发作了。老人张大口喘息，右手在茶几上摸索，寻找装心脏病特效药的小瓶子。

这样的事以前多次发生，徐雯波就在他常去的地方都放上这样的药瓶，以防万一。

张大千发抖的五指在几上摸呀，摸……徐雯波出现在门边，尖叫一声，脸刷地白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丈夫面前，赶紧把药片塞进老人发紫的嘴唇，轻轻揉着丈夫的胸口。

吃下药，张大千舒服多了，他仍然闭着眼，耳边只有座钟“滴答、滴答”单调重复的声音。“滴答、滴答……”好像家乡圣水寺石壁上往下滴的水声，“滴答、滴答……”好像青城山上清宫计时的水漏，敦煌石窟融化的雪水，成都四合院瓦脊上的绵绵细雨……“滴答、滴答”，多耳熟。

张大千觉得自己的心律如同那座钟，平稳，有规律，完全恢复了正常跳动。他想再歇歇，又想去画画，眼睛似睁非睁之间，猛然一个想法闪过自己心中。唉，真后悔，应该在写寄大陆老胡的那幅《荷花图》上题写那首诗：

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

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1982年春，张大千赠送他的老画友张采芹先生一幅花卉，图上题了一首诗：

锦绣裹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

卅年家国关忧乐，画里应嗟我白头。

这一天清晨，张大千正准备开始泼彩，继续他为之呕心沥血近一年的《庐山图》。这时，忽然有客人来访，原来是中国旅英钢琴家傅聪。

张大千站在客厅门口，等傅聪走近了，他笑呵呵地用手指点他：“大概有10多年没有见到你了，今日一见，真高兴！”

傅聪抢前一步，双手扶着张大千的胳膊，愉快地回答：“是啊，我们在巴西相识，美国相交，今日又在台湾重逢，真不容易啊！”

张大千一边由傅聪扶着走向客厅，一边摇摇头：“哪里是巴西相识的哟，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比钢琴高不了多少，鼻涕横揩哟！”

傅聪听了，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个48岁的钢琴家，哪会知道这个84岁的老前辈同他父亲的交往哩！张大千早年在上海时，就与同在上海的傅雷互有往来，自然见过自小就有音乐天分的傅聪。

几十年一晃而过，再度相见已是1982年5月23日，“大胡子”老了，“小孩子”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钢琴大师。

上午的阳光暖融融的，傅聪和老人并坐在一对沙发上，随便聊了起来。傅聪打量着这个陈设典雅的客厅。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四壁悬挂的书画。正中一幅大立轴，是张大千二三十岁自画像。画中人一脸黑黢黢的络腮胡，乌亮的双目凝视前方，一股自信轩昂的神采飞出眼外。

右壁上，有一幅曾熙画的《梅花图》。这幅画并不高明，因为曾熙晚年才学画梅花。

左壁，是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张大千之所以舍得花重金向琉璃厂国华堂老板购买，全因为画上有张善孖的老师傅增湘题的字：

大风堂藏一峰道人天池石壁图，真迹无上神品。

张大千对傅聪说：“这些画，是几天前刚换上的。”

家人和他的知心朋友都知道，客厅和大画室四壁的作品经常更换。但是，张大千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更换的字画多少要与他常叨念的三个人有关，一个是他的二哥张善孖，另两个是他的老师曾熙和李瑞清。到了晚年，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三个他极尊重的人。

大家由书画上扯开了，从不久前在台北市展出的“宋元明清古画展”，一直谈到中国的诗词歌赋和戏剧，又兴致勃勃地谈到中国绘画艺术所表现的抽象意境和独特的抽象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艺术这份具有千古魅力的抽象美应予保留。

徐雯波知道傅聪晚上还有演奏，悄悄扯了一下大千的衣袖。

张大千明白了夫人的用意：“哦，看我，摆起龙门阵就没有完。傅先生，我们到园内走走，要不要得？”

张大千刚陪着傅聪走出客厅，那只黑面黑耳金黄细毛的长臂小猿腾空一纵，跃上主人的右肘弯，然后老实不客气地轻舒长臂，攀着主人的肩头，舒舒服服地坐到主人的肘弯里。张大千抚摸着小猿蓬蓬软毛，笑眯眯地说：“这淘气的小家伙。”

傅聪笑而不语，他知道大师爱猿、养猿、画猿的逸事，也听人说过那个广为流传的黑猿转世的神话。

张大千陪着傅聪，兴致盎然地在园内四处走，指点着精心布置的假山、流水、亭阁、花木、盆景。

傅聪在心里赞叹：“多美呀，生活中处处有艺术，无论是诗、画，还是音乐。”他不禁想起挂在客厅内的那副对联，是张大千手书的：

种万树梅亭上下，坐千峰雨翠回环。

脚边娇嫩的小草正吐着春的气息，傅聪心里暖酥酥的，忍不住俯身下去，温柔地拨弄小草。他用手指捏起一块泥土，凑近鼻孔，黑油油的，清香、醉人。“嗬，多好，多么肥沃的泥土！”他忍不住赞叹。

张大千不言不语，好像没有一丝反响。傅聪扭头一看，老人的头微微低着，盯着脚下的泥土，脸上掠过一道阴影，转瞬即逝。傅聪看得出，老人心里隐藏着深沉、丰富、复杂的感情，它同泥土有关，或者说，是泥土激化了这种感情。

就在10多天前，一位刚从大陆来的美籍客人，不远万里送来一包泥土，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家乡的泥土！

张大千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泥土，贴到脸前，用力闻着，热泪，慢慢、慢慢地蓄满两眶。

整整40年了，从北平逃亡出来，和孩子们返内江，畅谈土地、茅封、社稷。40余年后重睹这故乡沃壤，老人像捧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东西，一步，两步，慢慢地迈向父母遗像前，将这捧故国的泥土，伴着这数行热泪，敬供在先人遗像前。

此刻，张大千的神情感染了傅聪，整个园子静静的，无声的音乐在心中盘旋，忧郁、伤感、深沉。

张大千又领着傅聪来到他的大画室。刚走进画室，傅聪立即被一幅气势宏大的画吸引了，这是老人灌注了全部心血正在创作的《庐山图》。

这幅画了近一年还未完成的巨构，是张大千平生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创作期间，他数次在画室里晕倒，数次被送到医院急救。每一次，他都化险为夷。

每次出院，他都要向喜笑颜开的亲友开玩笑：“阎罗王不要我。他说，你的事还没有做完，怎么就想来了？还是回去吧！”

傅聪站在这幅大画面前，从心底发出了赞叹：“嚯！庐山，真是气势非凡！大师，你上过几次庐山？”

张大千平静地说：“我没去过庐山。这张画，画的是我心中的庐山。”

傅聪的心情豁然开朗了，他抓住了始终在心中盘旋的那首无名乐曲的主旋律。他以仰慕的心情看着这位老人，同时想起了他所仰慕的另一位艺术家——肖邦。

这位客居巴黎近20年，年仅39岁就与世长辞的波兰钢琴家，在他垂危之际留下遗嘱，请求友人一定要把他的心脏送回祖国，安葬在故土的沃壤里。而眼前这位老人，他把他的思乡之情，全部寄托给了丹青。

张大千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进出医院，险象迭起，家里人时刻都为他捏把汗。然而，他日益固执，不愿长期住院治疗，每天要画上半个至一个小时，气势雄伟、浩瀚万千的庐山已将自己的真面目跃然纸上。

这幅画，张大千使用了多种技法。他用大泼墨渲染出主山的脉络，以漫延的重墨凝聚为厚重山岩。在浓墨染出的峰顶、幽壑、丛林处，他一反以水破墨的古法，以石青、石绿、重赭诸色代替清水破开浓墨，析出层次，使得层峦滴翠，云雾氤氲。

他以泼墨泼彩法写出的逶迤山势，云气横锁，烟笼林隙，古木森罗，庐山横侧真面目欲现又隐。

画上，有他在1982年底题写的一首七绝：

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飞盆自笑顽。

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

徐雯波试探着问道：“春节马上要到了，今天你就不画了吧，待过完节再说。”

张大千爽快地回答：“好，听你的，今天不画了。只题两首诗可以嘛。”

笔砚准备好了，张大千提笔思索片刻，在画上又增题了两首七绝，几十个字整整花了半个多钟头。老人颤抖着手放下笔，颓然倒在沙发上，许久说不出话来。

徐雯波一边在丈夫背上轻捶，一边细语解忧：“大千，我记得你前两年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踵羲皇而齐泰，体虚静以储神。’我想，你安心静养一段时间，身体更会好些的。”

张大千点点头，口气有些幽默了：“老乎哉，人老矣，心不老，管它这么多做啥！”继而，他问夫人，“林先生捎来的那幅合作画，现在该完成了吧？”

这幅合作画，是美国得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林文杰教授往返穿梭，四处搭桥而促成的。

1982年底，林文杰随美国空中眼科医院那架被称为“奥比斯工程”的飞机来到广州探亲，他将自己画的兰花拿去向关山月请教，并说去台湾时还要向张大千先生讨教。

关山月想起了往事，于是在画的梅花贺年卡上题写了“大千前辈万福，艺术生命长青”的贺词，请林文杰去台湾时转送张大千。

林文杰在繁忙的治病和讲学之余，到了年底再次来到广州，他弄到一张质量很好的4尺宣纸，在上面画了几叶春兰。

12月30日，他直飞香港，将自己的来意告诉了岭南派画家赵少昂。赵少昂非常赞许这种笔墨姻缘，又在画上添上一竿墨竹和一支勃勃向上的笋竹，钤上齐白石生前篆刻的白文印章“少昂”。

1983年1月2日，林文杰刚抵达台北，马上驱车去拜见张大千，张大千很有兴趣地接待了这位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青年。林文杰送上了关山月的贺卡，张大千连称“难得”。

随后，张大千坐在画案前，铺开林文杰带来的那幅未完成的画，看了之后自谦道：“我自己不善于画兰花，不过我可以画别的。”

张大千说罢，欣然挥毫寥寥几笔，染出一块兀立的寿石，然后在上面添加了一朵灵芝。“灵芝一定要有红叶才会补得，我得给它上点儿色。”

张大千在毫尖上蘸着朱红，染出了红叶。然后，在画的左下角题道：“八十四叟张爰大千写灵芝和寿石。”盖上老友方介堪两年前托人从大陆带来的白文印章“张爰之印”和朱文印章“大千居士”。

林文杰看到张大千确实老了，画这样的小画他竟休息了两次！

张大千钤好印章，向林文杰建议道：“灵芝寓有长寿之意，如需添配，最好请关先生画上几枝墨梅。”

林文杰持此画路经香港时，赵少昂、杨振宁得知此事，都曾在这幅画前合影。

3个月后，林文杰再度从美国来广州，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的帮助下，请关山月画上了一枝苍劲的梅花。

3月19日，这幅画被送到北京荣宝斋，在鉴定专家侯凯的精心指导下，由有名的装裱师傅精裱。然后，林文杰持画分别拜访了吴作人、肖淑芳、董寿平、李苦禅、黄胄、范曾、胡爽盦等中国名画家，大家都为之击节赞赏。

这幅由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旅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通力完成的《梅兰竹芝图》，不仅成为艺坛的一段佳话，也是张大千与人合作的最后一幅绝笔画。

人们都没有想到，此时的张大千已卧榻不起了。

一代宗师溘然长逝

傅聪飞离台湾不久，又有人来摩耶精舍拜访张大千。张大千刚从香港回来，他在那里同他30多年未见面的儿子聚首了。儿子从家乡四川来，同时带来了张大千的学生杨铭仪捎给老师的礼物和口信。

杨铭仪1975年9月30日国庆前夕由台湾经日本踏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他现在已经是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专业创作员，同老母生活在一起了。

身在大陆，杨铭仪更加思念自己的老师，家中常年挂着他与张大千老师的合影。这次杨铭仪带给老师的礼物是张大千爱穿的手工制的布鞋和布袜子，连布鞋底都是手工纳的。

张大千高兴地收下了学生的礼物，连声说好。

1983年的春节到来了，江苏省国画院著名画家黄养辉先生在南京的住宅里高朋满座，他正对客人兴致勃勃地说着：“大千先生么？我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相识了。你们看，这是大千先生的近照，是他在1982年春节寄给我的，距今不到一年时间哩。我当时写了一幅‘大寿千年’的篆体大字回赠他，恭贺他新年愉快。”

黄养辉曾任过徐悲鸿的秘书，他知道一些两位先生交往的事情，又对大家说：“大千先生出国后，与徐先生还有书信往来。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徐先生写信给大千先生，劝他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当时张先生回信说，很感激徐先生对他的关心，但是当时国内正在进行艰苦的建设，而他家庭负担过重，比较困难，因此一时无法回来。徐先生理解他的难处，仍然高度评价大千先生的艺术。”

2月初，奉爷爷张大千之命，晓鹰赶到北京，专程看望中国文史馆副馆长、北京市中山书画社社长张伯驹。张大千嘱咐晓鹰，要将张伯驹的近照带到美国，然后转到台湾。

张伯驹当时正在首都某医院养病，深深感激张大千这种老友情谊，不禁想起了3年前，他与夫人潘素受港澳友人之邀，准备前去香港。张大千知道消息后，立即由台湾经香港给他转来一封信：

伯驹吾兄左右：

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帮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晤。清言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光零，不及远行，企盼惠临晋江，以慰饥渴。

倘蒙俞允，乞赐示敝友徐伯效兄，谨呈往返机票两张，乞偕潘夫人同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望即赐复。

可惜张伯驹当时因故未能成行。今日张大千又遣孙子前来看望，张伯驹不由感触极深：“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却始终生机勃勃，在于我们有国家民族的脊梁，大千就是脊梁之一！”

张伯驹斜倚在病榻上，与晓鹰依偎在一起，留下了一幅合影照。然后，张伯驹提笔写了一首《病居医院怀大千兄》：

张大千兄令孙晓鹰赴美，来院探视余疾，并拍照，因赋诗：

别后瞬过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见几月圆。

一病方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醒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但是，晓鹰离开还不到一个月，张伯驹就以84岁高龄与世长辞了。

1983年3月8日，清晨起床后，大千老人就觉得胸闷，呼吸有些短促，但是他又觉得精神比往日好。

饭桌上，大家谈到《庐山图》春节期间展出的盛况，张大千插话说：“我画画完全是兴趣，想画时，经常半夜起床作画；若是不想画的话，即使家里没钱买米，也不画。是不是这样，雯波？”

徐雯波笑笑没正面回答，张大千继续往下说：“近年来，我反倒有了作画的兴趣，只可惜，身体不作美，力不从心。《庐山图》画了这么久，还尚待润色。”

张大千在徐雯波的搀扶下来到画室，咽下夫人喂的一颗药片，觉得稍好些，就对她说：“你去抱13本书画集来。上次谭廷元伉俪来，我答应给大陆故旧亲题画册，以志永念，晃眼间又拖了这么些天。”

徐雯波突然发觉丈夫气色不好，婉言劝阻：“改日再题吧！”

张大千十分执拗地说：“此时不写，以后恐怕再无机会了。”

徐雯波苦笑着摇摇头，只好去抱来13册《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

张大千这次的13册，是要送给大陆的老友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簃，弟子西安何海霞，天津慕凌飞，北京田世光、刘力上和俞致贞夫妇，上海糜耕云、潘贞则、王智园，苏州曹逸如，常熟曹大铁共13位朋友和学生，他一一亲自题字。

张大千戴着深度眼镜，俯首画案，两手颤抖，一字一顿，行笔艰难，题一册要花好几分钟：

凌飞贤弟留阅。与弟别三十余年，弟艺事大进，而兄老矣。八十五叟爰。

徐雯波心里着急，又无法可想，只好在一旁殷勤接画册、递画册。每写好一册，她就松一口气。

终于，只剩下最后一本了。

第十三册《张大千书画集》翻开摆在张大千胸前的案上，他吃力地抬起头，用有些古怪的目光看了夫人一眼，然后，缓缓低下了头，提起了笔。突然，他头一歪，笔杆从手中脱落，“啪”地掉在地毯上。他身子一斜，颓然倒下……

救护车飞速将张大千送进医院，医生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抢救。经诊断，老人是因急剧心绞痛引起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复发，病情险恶，老人昏迷不醒。

一天、两天、三天，第四天，老人心脏一度停止跳动，经过抢救，60秒钟后，心脏又起搏了，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张大千先生病发住院的消息。

3月16日，张大千因住院治疗耗费太多，家属委托台北苏思比拍卖行当天下午拍卖了张大千的两幅画，并将近100万元新台币立即送往医院交纳抢救费用。

远在大陆的张心瑞泣不成声，由香港、美国转来慰安电：

我们全家人心情十分焦虑，儿等不能亲侍汤药，深感罪疚。谨乞大人安心调养，早日康复。

张心庆哭得两眼红肿：

海峡阻隔，关山重重，音讯渺渺，儿心忧虑。

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但昏迷了24个日夜的我国当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没有留下任何一句遗言，于1983年4月2日晨8时15分，溘然长逝，享年85岁。

除了台湾报纸的大量报道之外，新华社、美联社、法新社等通讯社都于当天向全世界播发了新闻。噩耗传向世界各地，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当新华社发布电讯稿后，国内主要报纸和广播电台也纷纷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张大千先生逝世的消息。

张心智、心玉、心珏、心瑞、心庆、心裕等子女发出唁电，沉痛哀悼：

惊悉爸爸不幸逝世，儿等心如刀绞，痛断肚肠。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爸爸含辛茹苦，将儿等养育成人，恩重如山。

今海峡阻隔，咫尺天涯。儿等生不能为老人家尽孝，死不能为老人家送终，只能引颈东溟，痛哭长天。

张大千在大陆的夫人杨宛君放声大哭：“他临终前还想着我，这36年我就算不白等。”

她是保护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功臣。张大千当年离开祖国之前，将260幅临摹精品交杨宛君保管，并嘱咐她：“你如生活困难，可以卖掉一部分！”

但她却立誓说：“我宁可饿死，也不卖画！”

在她颠沛流离、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也一直保护着这批珍贵的画卷，直到征得张大千同意，最后捐献给了国家。

同日，中国美术协会发出唁电：

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一大损失。特电致哀，以表海内朋友念慰。

家乡内江市以市编史修志委员会名义发出唁电：

惊悉张大千先生仙逝，乡梓人民尤感痛惜。追忆先生勤于笔，精于丹青，血汗铸成名山大业；感情先生浪迹异乡，心属故里。

当林文杰带着这幅合作画由北京去香港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正是张大千先生与世长辞的日子。关山月得悉噩耗后，挥笔写下一首哀悼诗：

夙结敦煌缘，新图两地牵；

寿芝天妒美，隔岸哭张爰。

当日，台北市各界人士前往吊祭，络绎不绝。

中午12时20分，少帅张学良将军在赵四小姐陪同下，乘车赶来。张学良站在灵堂前，嘴角微微颤抖，久久地凝视着老友的遗像。然后，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分别祭拜三炷香，怅然离去。

4月5日，张大千的遗嘱公布，其寓所“摩耶精舍”捐给有关机构。后来此处辟为“张大千纪念馆”。隋、唐、五代、宋代等珍贵字画75件及其他文物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

4月14日，在亲人悲泣、好友垂泪的哀痛气氛中，举行了张大千遗体入殓和火化仪式。大千先生头戴东坡帽，身穿七套长袍马褂，外罩红色的织锦被，双唇紧抿，银髯倦息胸前。他像在沉睡，如在沉思，头部左侧放着一卷书画，伴他歇息，随他长眠。

10时30分，张大千先生遗体火化。

4月16日，举行张大千先生的丧礼。

张大千生前曾向人言：“至痛无文。”他主张丧礼力求简单、隆重。因此治丧委员会依照遗愿，不发讣文，不收花圈，灵堂正中挂着张大千的遗像，周围是黄白相间的花丛，真正做到了简单朴素而隆重肃穆。

治丧委员会的挽联是：

过葱岭、越身毒、真头陀苦行，作薄海浮居，百本梅花，一竿汉帜；

理佛窟、发枯泉、实慧果前修，为山同生色，满床退笔，千古宗风。

中午12时，张大千先生的骨灰被安葬在“摩耶精舍”中的“梅丘”巨石之下。

一代画坛宗师就此长眠，留给后人无限追思。

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台北、高雄先后举办了张大千先生遗作展，以告慰大师在天之灵，海峡两岸的同胞深深敬仰这位国画大师。

张大千先生，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以锲而不舍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囊括了中国画的所有画科，开拓了中国画前进的道路，同时他还是一位书法家、鉴定家、篆刻家、收藏家和诗人。无论是在故国还是在异乡，他始终眷恋着他的根，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他的作品是中国乃至人类艺术长廊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