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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出外求学
艺术为感情之流露，为人格的表现！——张大千
深夜探险树立威信
求精中学设在曾家岩，学校的后墙陡坎下就是嘉陵江。重庆是个繁华的大商埠，朝天码头每天人来人往，嘉陵江上货船川流不息。
求精中学是重庆一所优秀的学校，不仅校规严，而且对入学的学生挑选得很严格，当时也只有一些大户人家的阔少能上得起。
张正权跨进了求精中学，他头戴瓜皮帽，穿着蓝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鞋后跟还缝着两根蓝布带子，以便能捆在脚踝上。这与那些穿着洋布学生装、留着漂亮小分头的同学相比，简直显得太土气了。
那些大城市的学生看着这个从小县城来的“乡巴佬”，都不屑地撇撇嘴说：“哼，又土又傻的土包子，如果不是他四哥当国文教员，他肯定进不了我们学校。”
但是没过多久，这个“乡巴佬”就让同学们刮目相看了。在求精中学，小正权读书非常用功，尤其是一手工整的毛笔字、较好的国文底子深得老师的赞赏，同学们也渐渐地都开始佩服起他来。
在求精中学的生活是丰富的。小正权每门功课学习完毕，仍坚持不间断地画画，画艺也不断提高。尤其是他喜欢画古装仕女，同学们善意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张美人。渐渐地，他在同学中已是小有名气了。
在求精中学学习期间，唯独有一门课令小正权想起便沮丧不已，那就是数学。数学对于小正权来说，似乎是太难了，虽然费了很大的气力，却怎么也考不及格。
及至晚年，他每与子女谈起此事还颇感遗憾：“在求精，我各门功课都好，唯有数学不及格！”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更让同学们由佩服而转为敬重这个矮矮胖胖的“乡巴佬”了。
求精中学的管理十分严格，所有学生必须住校，熄灯号一响，宿舍必须关灯。这样，学生宿舍顿时就会一团漆黑，一片寂静。
学生的宿舍紧挨着操场，而操场外就是一片野草萋萋的坟地。
有一天夜里，从坟场里突然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呜呜”的凄厉而刺耳的嗥叫声。宿舍里的学生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胆子小的同学都钻进了被窝里，有的甚至捂起了耳朵。
过了一会儿，“呜呜”的叫声中还夹杂着令人恐怖的“咯咯”的笑声。
天亮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挤成一堆，议论开了：晚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眼中都满是疑惑和恐惧。一个读过《聊斋志异》的同学断定，这肯定是狐仙在拜月。
他还说：“拜月的狐狸精看中了哪个英俊的男子，就变成一个美女找他，用不了几天，就会吸干这个男子的精血，让他成为一具干尸。”
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一到晚上，又连忙死死地捂住了脑袋，生怕狐狸精找到自己头上。
一连几晚，坟场里都传来“呜呜”的叫声。
张正权从小生活在乡下，他也听过这种声音，他曾经问过母亲，母亲说：“这是野兽出来找东西吃，吃饱了就不叫了。但有时吃得高兴，它还会笑呢！别怕，八儿。”
张正权想到这里，决定查个水落石出。一天他与一个平时说自己胆子很大的江津来的同学约好了，各自找了一根木棒，放在床边，准备晚上去冒险查个清楚。
“呜呜”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张正权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拉了拉约好的那个同学，但他一动也不动，张正权急了，又推了几下。那个同学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摇了摇，又急忙缩了回去。
张正权犹豫了一下：“就剩我自己了，去不去？嘿，男子汉说过的话怎能不算数，那多丢人！”
于是他手握木棒走出了房门，来到了操场上。清冷的月光笼罩着校园，四下里静悄悄的，显得格外阴森。
张正权侧耳倾听，认准了那声音的来处，就踮着脚尖向那里走去，远远地就看到一个影子在草丛中晃动。他又走了几步，举起棒子就朝那影子扔了过去。可能是太紧张了，棒子没扔出多远就落在操场边上，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啪”的一声重响。
随着这一声，草丛里突然窜出一个像小羊般大小的野兽，它突然看到站在面前的张正权，就慌忙扔下口中的东西，往别处逃掉了。
张正权也被那东西吓了一跳，赶紧飞跑回宿舍，关上门就钻进了被窝里，心里怦怦直跳，但不禁有些得意：“毕竟是我的胆子大！”
第二天早晨，校长把同学们都集合起来，沉着脸吼道：“是哪个捣的鬼？”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同学们看到了操场边上的木棒和草丛里的一具白乎乎的骷髅头。大家都惊叫一声，不知是哪个男子被狐狸精吸干了血。
张正权出来承认：“报告，木棒是我扔的。”
校长一看是国文教员的弟弟，口气略缓和了一下：“你为什么要搞恶作剧？”
张正权就把这几晚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他指着骷髅说：“这不是我扔的，是昨晚逃跑的那只野兽丢下的。”
校长打量了一下正权的神情，转身走入坟堆里，不一会儿走了回来，对大家说：“可能是一只野狗把坟给刨开了。没有什么事，大家继续做早操。”
从此，张正权在同学中间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大家无不钦佩这个不怕鬼的“张美人”。
遭遇土匪封为师爷
1916年5月，学校放暑假了。张正权与几个同学商量：“每次回家都坐船走水路，这次我想走旱路，沿途可以多见识一些东西。好不好？”
几个顺路的同学都表示赞同。于是8个同路的同学离开重庆，走上了去内江的官道。没有路费，他们就一路步行。
张正权说：“我有个主意，走到一个同学家，就到他家吃一顿，拿一块钱再走下一段。”大家齐声说好。
第二天来到一个同学家，接下来就剩7个人了。大家晓行夜宿，边走边聊，很快就来到了丁家坳。这里是第二个同学的家，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学校的体育老师刘伯承，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这里帮助招安土匪，他看到这几个小青年步行回家，就劝他们道：“你们不要再走了，前面很不安全，到处都有土匪。”
“初生牛犊不怕虎”，几个年轻人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仍然继续赶路。有个同学还开玩笑说：“土匪有啥可怕，他们不也是人吗？大不了把张老八那根上海皮带抢去挂枪用。”
他们又送走了一个同学后，剩下的5个人竟然先后遇到过6伙土匪。那个开玩笑的同学也真是料事如神，因为土匪们搜遍他们全身，除了书就是纸，没有一文钱，果然他们就抢去了张正权那根漂亮的皮带，而且真的立刻把枪挂上了。
侥幸脱险之后，张正权对那位同学说：“你说话这么准，以后不要再乱说话了。”
大家连土匪也遇过了，越走反而胆子越大，很快就到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交界的邮亭铺了。
他们来到一座教堂，希望在那里过夜，第二天好赶路。但是神父却说什么也不让他们住，还劝他们赶紧离开这里：“今天这里土匪与民团交战，双方都死了人，土匪今晚肯定会来报仇。”
这时，几个同学也开始害怕了，大家议论了半天，张正权说：“天已经黑下来了，谁知道土匪会从哪个方向来，如果在路上遇到了，看不清楚容易被误伤，还不如就地休息。”
大家听了他的话，想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找了教堂的石墙作为掩护，躺下来休息。几个人一天内连续受惊，走得也累了，不一会儿就都睡着了。
他们睡了不到两个时辰，就听到了爆豆一般的枪声和喊声。几个人都一下子惊醒，坐了起来。张正权起身，伸头向外望去，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成群结队的土匪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大家都慌了，四散奔逃。张正权没有跑出多远就被土匪绊倒了，而且双手反绑起来，眼睛上也被蒙上了黑布。
土匪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怕民团反扑，就抢了些东西，押着一群俘虏撤退。正权眼上的布被取走了，然后也给他松了绑。他看到这是一家客栈，土匪们临时在这里驻扎。
这时，一个头捆四川人常用的白布帕、身穿黑绸对襟衫的人走了出来，只见他的腰间还束着一根大红绸带。他把手在红绸带的英雄节上一叉，大声说：“弟兄们辛苦了！”
正权心里说：“这一定是土匪头子。”
接着土匪们就喝起了庆功酒，正权打量了一下，当时屋里大概有二三十个土匪。接着土匪们开始审问俘虏，清查他们的底细。
当得知张正权不是民团的，只是重庆读书的学生，但他家不仅在内江开了家兼营批发的百货店，三哥还在重庆开了买卖，于是就让他写信回去让家人拿钱来赎人。
“那要怎么写你们才肯放人？要多少钱？”
土匪头子说：“我们不害你，你是个读书人。你现在就写，让家里拿四挑银子来赎。”四挑就是4000两。
张正权镇定了许多：“他们只不过想要钱而已。”于是就跟土匪头子说：“我哪值得了这么多？再说家里全部家当也不值这些，您江湖好汉高抬贵手，恰似《水浒》中的及时雨。”
说来说去，那土匪竟被他说通，价钱也降到了两挑。
于是张正权取出随身携带的笔墨开始写家信，旁边有个可能读过几天书的小头目见了不由得赞道：“这学生娃写得一手好字呀！老大，要不让他做我们的文笔师爷吧！”
那头目接过信，仔细看了半天，哈哈大笑起来：“真会弄词啊！不称我们土匪，而叫作江湖英雄，好！不用你家来赎人了，你就做我们的师爷吧！”
张正权大吃一惊：“不行啊，我书还没读完呢！”
“读书将来有什么用？”
“我可以教更多的人读书啊！”
“那能挣多少钱？”
“每个月总有十来块钱吧！”
土匪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头目说：“做我们的师爷，那可是第二把交椅，随便分一次就是一两百块大洋。快过来，向师爷请安！”
其他土匪都走过来，向张正权双手抱拳：“给新师父问安。”
张正权两手乱摇，就是不肯答应。
大头目生气了，把桌子一拍：“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脸不要，那就拉出去毙了算了！”
张正权毕竟只有17岁，吓得不知所措，心里想：“先保住命再说，现在只能做刘皇叔‘青梅煮酒时’了。”
张师爷坐轿，由卫兵抬着回到山上，山门上两个站岗的向他行礼，神气地进了山寨。就这样，张正权成了土匪的文书师爷，主要任务是管账，写告示，为绑票写信向家人要钱。
时间长了，张正权发现，这伙土匪中的人以前大多都是安分的乡下农民，都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他们下山大多是抢有钱人，一般不伤害穷人。
张正权偶尔也被迫和土匪们一起去抢劫。有一次，张正权被迫跟随老康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土匪的规矩，下山抢劫是不能空手而还的。张正权对书感兴趣，于是他就到书房去拿了本《诗学涵英》，正好被另一个土匪看见，训斥道：别的不好捡，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赶紧换别的。无奈，他只好又取了四幅《百忍图》一起带走。
他抢回来的这本《诗学涵英》，就成了张正权在这个刀光剑影的山寨里的精神食粮，一有空闲，他便拿出研读吟诵。
“我学作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诗学涵英》，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没事的时候，我常捧着书本，躲在后院吟吟哦哦。有些时候，自己也胡诌几句，自我陶醉一番。”
说起来，他学诗还因为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前清的进士，并且救了那人一命。那进士老者全心全意地教张正权平仄对仗等一些诗词规律。他在山寨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社会，这种认识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这些被官府豪绅压榨，被迫做了土匪的农民，大多心地善良。张正权和他们聊天时，知道了这些昔日的农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惨历史。这支土匪队伍就是人吃人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他几次都想逃走，但都由于戒备严而没有成功。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张正权表面上对这种快意恩仇的生活已经满足了，土匪们对他的戒备也渐渐放松了。
他正想逃走，但这时突然得知，他的同学樊天佑也在那一晚被另一伙土匪捉到了。于是，张正权暂时放弃了逃走的打算，就找机会去另一伙土匪那里看望同学。
樊天佑的手依然被绑着，他一见张正权就哭了起来，原来，他没有张正权这么好的运气，在那伙土匪手里一直受虐待。
张正权安慰了同学一番，然后去找他们的头目讲情，那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开始不答应，后来总算看在他“师爷”身份的面子上，同意放人，但是有个条件：四挑银子是不能少的。
张正权又与他讨价还价，最后同意要800个银元，但却必须由张师爷留在那里担保，以10天为限。张正权一天天地数着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
一直到了第八天，樊家还没有送钱来，这时那土匪就拿着大刀在他眼前威胁说：“张师爷，对不住了，江湖道义所在，到时你的脑袋搬家别怪我。”
第九天，突然四下里枪声大作，连看守他的人也跑了。张正权弄不清怎么回事，就与手下沿小路回到了自己的山寨上。原来又是官府与民团来剿匪了。山寨上也正在紧张准备。
张正权终于等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急忙返回屋内，包好自己的东西，将土匪分给他的全部衣物钱财放在显眼处，又在上面压了一张纸条，上写：“小弟我井水决不犯各位大哥的河水。”
不过他不逃了，很快他们的头目就与官兵谈好了条件，接受招安。大当家的被改编做了连长，张正权依然被安排做文书。
这时张正权与前来招安的营长说明了情况：“我是重庆求精中学的学生，回家途中被连长他们绑票的，后来做了他们的师爷。”他一五一十详细讲述了一遍，营长不信，派人到内江去了解情况是否属实。
后来四哥赶来，才把他又接了回去，从5月10日被俘到9月10日重获自由，他当了100多天的师爷之后回到学校，再次成了同学们瞩目的焦点，甚至传为章回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这100多天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不仅锻炼了张正权的阅历，也使得他以更加成熟的目光，更加深刻地看到这个社会的另一面。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值得永远怀念的经历。
后来在上海，当成为了“张大千”的张正权34岁生日时，他的朋友郑曼青还赋诗咏叹此事：
大千年十八，群盗途劫之。
非独不受害，智为从所师。
在山百数日，垂垂茁广髯。
一日遁归来，始得脱指麾。
前往日本继续求学
就在张正权结束了“百日师爷”的传奇经历后一年，袁世凯倒台了。然而，中国却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18岁的张正权已经长成大人的模样了：中等个子，体魄健壮，宽脸膛，大额头，眉宇间透着灵气，双目炯炯有神，下颏已经长出了浓黑的络腮胡子。
这一天，四哥张文修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宿舍，郑重地对他说：“八弟，你也不小了，上了十八，就是成人了。”
说着，他把桌上的一封信递给正权：“这是二哥从日本东京寄来的。袁世凯倒台了，二哥的案子也结了。他来信让你去日本留学，你有什么意见？”
张正权笑了，在教会学校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时的那种激动又在心中升腾起来。他早已不满足这个比内江大多少倍的重庆了，他想到更广阔的天地去，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四哥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你也应该去见见世面，学到知识回来报效国家。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闯，知道吗？”
张正权也郑重地点了点头：“是，四哥，我记住了！”
于是，他结束了在求精中学4年的学习生活，暑假的时候就正式离开了。张正权先回到内江向父亲道别。
张怀忠这时的生意也做大了，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对八儿说：“到了日本要好好读书。你们想一想，要不是我过去读过书，能写会算，怎么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你看那些不识字的，最多只能做个小商贩，一辈子守着巴掌大的一个摊子。”
张正权听着，看到老父亲现在身边只有三嫂和年事渐高的母亲，九弟也到重庆求精中学去读书了，自己不能在父母身前尽孝，不由得一阵心酸。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就连后窗墙下的蟋蟀也停止了吟唱。正权却难以入眠，他再次站到窗前，发现母亲房间的灯还在亮着。他悄悄走到门外，看到母亲正在为自己缝出国要穿的蓝布学生装。她怕灯光太亮让孩子发觉，竟然用蒲扇遮住半边光亮。
这时，母亲拿针在白发上擦了几下，又低头缝了起来。
看着看着，张正权的眼前蒙上了一层水雾，他不由得想起了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二天清晨，乳白的雾又浓又潮，客船离开了码头，顺流而下。张正权站在船尾，向父母挥手告别，浓雾遮住了回望的视线，父母的身影和他们的满头白发都渐渐看不到了，但张正权却清晰地记住了他们脸上滚动的泪珠。
船桨有节奏地划着，发出单调的声音。船儿也有节奏地轻轻摇荡。雾散了，太阳渐渐露出了淡黄色的微光，两岸的青山沐浴着朝晖，慢慢地向后退去。
一段时间之后，木船随着沱江划进长江，开始了长江万里行。在宽阔的江面上，小船似乎变成了一片树叶。洪水带着夏汛后的泥土味，冲入鼻中。一只只翠鸟随着波涛疾飞，一会儿冲入云霄，一会儿又扎入水中，衔着一条泛着白光的鱼儿，掠出水面。
晨风中，江边传来行船纤夫川江号子的呼号，雄壮、豪放、低沉、凄凉，长江滚滚的波涛拍打着两岸，与川江号子唱和着。
张正权一直伫立在船头，面对着这壮丽的河山，耳听着这悲壮的交响，不由得荡气回肠，无法自已。
傍晚时，木船在万县码头停泊下来。张正权沿着码头的石阶走上来，伸展了一下僵硬的身体。他看着江面，橘红色的晚霞给江面铺上了一道辉煌的毯子。
抬眼望去，群峰也披上了金色的袈裟。他不由得发自内心赞叹：“祖国的壮丽山河是多么美的江山万里图啊！”
入夜时，岸边的一盏盏油壶、亮盏将墨绿色的江水映出点点金星。沿岸的摊点上发出阵阵卤面的香味。夜深了，灯火熄了，小贩们的声音也消散了，只有江中一轮清冷的圆月。
张正权大瞪着两眼，没有一丝睡意，第一次要走出国门，心中既有青春的兴奋，也有面对无法预知的忐忑。
第二天，船过三峡，疾如奔马，张正权紧张之余，不由得想起中学时学过的一首李白的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经过漫长的航行，张正权抵达了上海码头，他按二哥写下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李先生，李先生早就为他办好了船票和出国一切事宜。
两天后，张正权又登上了海轮，驶进了宁静平和、碧蓝无垠的大海中。来到东京，张正权找到了二哥张善孖。
大哥早逝，正权等兄弟们非常敬重二哥。二哥画虎，后来并以画虎名扬天下，有“虎痴”的雅号。
刚到东京之后不久，一天天气晴朗，二哥约他去看富士山，看到山上积雪常年不化，风景秀丽宜人，张正权即兴吟道：
渐有蜻蜓立钓丝，山花红照水迷离。
而今解到江南好，三月春波绿上眉。
走到山下，他看到有七八个人戴着遮阳帽，站在一块块竖起的木板前，看一眼景色，用铅笔在板上画几笔。
张正权奇怪地问：“二哥，他们这是干什么？”
“这是写生。东洋和西洋学画的人，最爱用它来提高技法和搜集创作素材。”
张正权带着新奇站在他们身后，那些写生者聚精会神，不一会儿就把蓝天、白云、富士山以及登山的人搬到了画面上。他深深地被这种方法迷住了。
从此，他也学着到公园、郊外去写生，不过他的木板不是斜靠在架上，而是用绳子拉着平放胸前。他也不喜欢用铅笔，就用自己习惯的毛笔来写生。
二哥主张他应该上与绘画有关系的学校。后来张正权来到京都艺术专门学校学习染织。
染织是一种装饰性的织绣工艺，与绘画不同，但在结构、线条等方面和绘画又有相通之处。张正权在学习染织技术的同时，又特别注意学习色彩、构图、装饰等方面的知识。
京都是日本幕府时代的古都，已经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这是一座美丽幽静、古色古香的古城，不仅有故宫、平安神宫等古迹，还有琵琶湖、岚山那风景宜人的名胜。
在这座古城里，有很多书画店。张正权最爱去那里面逛，尤其对日本德川时代的浮世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浮世绘是一种日本的民间绘画，是江户时代最有特色的绘画，以表现民间习俗、风景人物为主，线条简练，色彩明丽，具有浓郁的日本民俗气息。
浮世绘以其对西方现代美术的推进作用而闻名世界，在西方甚至被作为整个日本绘画的代名词。这种生动、自然的风格给张正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张正权眼里，它是那样亲切自然。它常常让这个在外求学的游子，想起家乡的“鞭春”、庙会、武将绣像……
在日本求学期间，张正权以他特有的观察力，一方面从他所学的染织中吸取色泽、构图、装饰等方面的营养；另一方面，从他接触的日本画中，探究日本画的源泉，学习日本画的长处。
在日本3年，张正权画了很多写生画，富士山、岚山、琵琶湖以及一些寺庙，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他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朝鲜人朴锡印，英语说得很棒，张正权就向他学英语；另一个是日本人山田片夫，张正权就向他学习日语。3年下来，张正权的日语和英语就都学会了，而日语由于日常用得多，要比英语流利些。
有一次在山田片夫家，朴锡印因为说起了英语，引起了山田片夫的不快，因为他父亲不懂英语，所以当朴锡印跟他父亲打招呼时，他只有茫然地看着无法回答。张正权拉了一下朴锡印的衣角，但他竟然没有注意到。
山田片夫听着听着，竟然愤怒地讽刺朴锡印说：“亡国奴的舌头最软，你现在学会了英语，也是为了将来当奴才用的。”
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在甲午海战之后都被日本侵占了，因此张正权感觉到，这位日本同学的话，不只是对朴锡印，对自己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这突然的场面一下把朴锡印和张正权惊呆了，接下来更多的是震怒。朴锡印当场就泪流满面，哭了起来。
而张正权则在狂怒之下当场就宣布与最要好的日本同学山田片夫绝交：“难道同学之间竟然也能这样侮辱吗？我们可不是主子与奴才！”然后用中国话大吼一声：“走！”就拉着朴锡印离开了山田片夫的家。
事后他对二哥说：“我不能容忍我个人和祖国的尊严受到侮辱！此后走到哪里，我都只说四川家乡话。”
其实当时差两个月就毕业了，但从第二天开始，张正权就坚决不再说一句日本话了，而且始终只穿戴中国式的长衫和鞋帽。为了学习和生活，他马上聘请了一位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当翻译。
这件事对张大千的刺激非常大，在张大千的后半生，浪迹海外几十年，他始终保持着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他自己一直穿中国长袍、布鞋，吃家乡川味饭菜，在家中一律说四川话，他还要求夫人和子女在外面见到中国人也一定要说中国话。
他的居所也都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本，如他在巴西的“八德园”、在美国的“环筚庵”、台北的“摩耶精舍”等。
最后的两个月，张正权才真正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他越来越思念自己的祖国和家乡。
1919年，张正权完成了他在日本的学业返回祖国。
名师指点技艺大进
1919年，张正权从日本留学回来，居住在上海。这时，他的绘画基本功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西洋绘画讲究扎实的造型基础，这使他受益匪浅。但是，张正权依然醉心于中国传统绘画。
刚回到上海时，北洋政府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想请张做他的秘书长。凭张正权的才学和留学的资历，如果他此时在仕途发展，极有可能官运亨通。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诱惑，因为当年袁世凯派人抓二哥的往事和他当土匪“师爷”的经历，使他对军阀、政客和官场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不愿和恶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宁愿走自己的艺术之路。
不久，张正权被上海基督会学聘为绘画老师，他从日本学的印染专业几乎用不上了，而且从此一生也未用过。
不过好在课程不多，每天授课之余，他仍可以认真研习中国画的技法。中国画讲究书画同源，虽然他的书法有了一定的造诣，但他仍然力求更上一层楼。
过了两个月，张正权经人介绍，正式拜上海著名书法家曾熙先生为师。曾熙生于1860年，湖南衡阳人，初字嗣元，更字子缉，晚年号农髯，1903年进士，曾主讲于石鼓书院。
辛亥革命后，曾熙成为寓居上海的清朝遗老之一，在上海卖字为生。曾熙善写隶书、篆书和魏碑等各种字体，为人朴实，交游广泛，在当时上海声望极高。
拜师仪式开始，桌上红烛高照，地下红毡一叠。张正权请曾熙上座，然后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三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
拜师之初，有一天师生二人谈论完书法，又拉起了家常，张正权把自己从小的经历，包括“百日师爷”“远渡东洋”等经历说了一遍。
当时张正权还说了他出生时的一段传奇故事。
母亲怀着他时，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领着一只黑色的小猴来到他们家。母亲见猴子模样伶俐，心里很是喜欢，不由得多看了它几眼。
那老者见状言道：“你既爱它，我便送与你如何？”
母亲高兴地接过小猴，向老者施礼道谢。这时小猴子突然被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吓了一跳，一下钻到母亲的怀里。不久，小正权就出生了。
张大千一生爱猿、养猿、画猿，大约也和这个典故有关。张大千曾说过：“猿和猴不一样，猿是君子，猴是小人。猿最有灵性，最有感情。”
张大千曾经养一小猿，很有趣，平时它总是乖乖地坐在桌子一角，见人走过来，就伸臂要人抱，就像小孩子一样，非常可爱。
这时曾熙突然心中一动，对张正权说：“正权，你既拜我为师，我为你取个学名如何？”
张正权高兴地说：“好啊，师父。”
“既然你有这个故事，而你又浓髯如墨，可能是黑猿转世吧！呵呵，那为师就为你取名为‘猨’，而你在兄弟中排行在后，可又名‘季猨’。如何？”
张正权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不过后来他觉得“犭”有点不好看，由于“张”字也是左右结构，这样书写起来不太方便，两个字有些发散，于是就去掉“犭”而署名“张爰”了。由于他一生喜欢养猿画猿，在他的画上几乎都署名变了形的“爰”字，它活像一只蜷体拖尾、仰天望月而啼的小猴。
1924年春天，曾熙为张大千鬻书画写了一篇例言，还提到这件事，这篇例言题为《季猨书画例言》，文中曰：
“张猨，字季猨，内江人，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上，觉而生季，因名猨、字季猨。季性喜佛，故曰大千居士……”
曾老先生告诉他：要学画，必先学书法，书法不精是画不好画的。他严格地教张正权练习书法，先学双钩临摹，后学楷书、魏碑。
张正权少年时曾随二哥、四哥学过书法，各种书体也都有一定功底，但自从拜师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根本还没有登堂入室、得其神妙。
经过一段刻苦学习，他才明白，书法里的学问真可用“书海无涯苦作舟”来形容。在曾熙的指点下，他还懂得了：学书法要取各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
从此，他晨昏不辍，苦练不止，书法进步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大画家和大书法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受曾老师的影响，张正权这时又开始迷上了京剧。他从小就是个川剧迷，那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这个现象有趣而又普遍，中国的画家、书法家几乎个个都爱戏剧，而中国的戏剧名家也大都喜欢书画。
曾先生说到其中的原因时说：“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戏剧的唱腔和书法绘画上的用笔，都在运气，唱腔中的抑扬婉转与书法中的锋转用笔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戏剧中的身段、服饰和脸谱等，也都对绘画大有启发。”
张正权的戏看得越多，就对老师这段话体会越深。
有一天，他在老师家里写了一整天的魏碑，到了傍晚，突然想起了今天路过“三和”戏园时，发现挂出了牌子，今晚是谭少山的《马鞍山》。谭少山外号叫“谭叫天”，此外号因戏迷称赞他嗓音高亢，穿透力极强而得。
这时，张正权坐不住了，悄悄溜出去，在街上买了两个芝麻烧饼，走进了戏园里。
这出戏看得真过瘾。《马鞍山》讲的是钟子期和俞伯牙结为知音，相约一年后再会，想不到一年后在马鞍山上，俞伯牙只见到了钟子期的父亲正给儿子上坟。子期已去，这曲《高山流水》还有谁是知音？于是悲痛欲绝的俞伯牙摔琴报知音。
戏散了，张正权还一直沉浸在剧情的伤感之中，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一路走着，情不自禁地哼起钟子期老父亲钟元甫的一段原板：
人老无儿甚惨凄，
似狂风吹散了满天星。
黄梅未落青梅落，
白发人反送黑发人。
啊！我的儿啊！
他一边唱着，一边将胡子搭在右手上，摇头眯眼，学起动作来，不知不觉就跨进了老师的院门。突然发现，老师屋里的灯还亮着。他立刻脑子里“嗡”的一声，钟老爹的影子不在了，只有髯师严厉的面孔。
“季爰，你回来了，到我房里来一下。”
听到老师这一声湖南口音，正权的心里更紧张了，心想：“完了，这回可能要挨骂了。”只好低着头走进屋内。
曾先生问：“刚才去听谭叫天的戏啦？”
张正权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敢说是，但又不敢撒谎。
他正惶恐间，却听老师接着说：“叫天的戏实在好。他善铜锤花脸，尤其是他的唱腔，韵味十足，妙不可言，那拖腔常有一波三折之妙。这就与我们练习书法一样，有神气相通之处。
“多听他的戏，品味其中的奥妙，对于提高书法水平很有帮助。这就叫处处留心皆学问。戏曲与书法、绘画同属艺术的范畴，它们有共性的东西，可以相互借鉴，也可互补。唐代书法家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从此提高了草书的艺术。”
老师这几句话，仿佛在正权的心中开了一扇天窗。
老师说得兴起：“本来，我今天准备约你们一起去，想不到你一个人先溜了，而且还占了一个好位子。看戏，我不反对，但是，首先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而且要乐大家乐，总比一个人乐更乐。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了，你去吧！”
晚上张正权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想着先生的话语，不由得茅塞顿开：“以前我虽然喜欢戏曲，但只是欣赏，却没有品味其中的奥妙。从此，我要更加细心品味戏曲以及生活中一切与艺术相关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书画水平。”
从此他依然经常去看戏，不过经常是与老师一起去，或约几个朋友。他经常说：“我是奉旨看戏，名正言顺。”而且也渐渐与许多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俞振飞等，甚至有的成为世交。
突发奇想出家为僧
转眼间，张正权随曾熙老先生练习书法已经半年多了。忽然有好几天，曾先生都没有看到他的人影了，他就让几个学生去打探一下。
不一会儿，同窗顾莲村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曾老先生的书房，向正在等消息的老师报告：“不好了！张爰出家当和尚去了！”
曾熙惊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花白胡须不停地抖动，他不由得跺脚高叫：“什么，季爰竟然出家了？！这成何体统！”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喃喃道：“季爰天分极高，而且学习刻苦，我对他非常钟爱，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看破红尘。倘若假以时日，我格外点拨他，他肯定会有个好前程。想不到啊，他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而且这次不辞而别，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
这时有个同学也插话说：“是啊师父，我看张爰平日尊敬师父，善待同门，从没有什么失常的表现。他肯定是气坏了才一时冲动。”
曾熙打断了他：“气？他气什么？”
“前几天，他收到老家一封信，说是他的未婚妻最近病逝了。”
“那有什么生气的，而且他曾对我说过，未婚妻谢氏是父母之命，两人并没有感情。她去世了，他高兴不说，还生什么气？”
说到这里，老先生忽然心中一动说：“有一天，我发现他那几天老是心神不定的，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己也说不清原因，只觉得心里烦躁，就像日本的什么富士山一样，表面平静，而内部却岩浆翻滚。我就劝他，不妨学一下佛门弟子，清心寡欲，淡泊无念。莫非是我反而提醒了他？”
不久，这个谜底就揭开了。
张正权的表姐谢舜华比他大3个月，和他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母亲见他俩这么投缘，就在他俩10岁时，为他们定了亲。谢舜华一直很体贴表弟，订婚之后尤其关心。
有一天，二哥张善孖叫张正权背书，他因为贪玩，背不出来。
在对面屋里的谢舜华，担心张善孖会揍他，就把书上的字写在自己的左手掌上，给张正权提示。可是，没过一会儿，就被张善孖发觉了，人证俱在，张正权和谢舜华一起挨了戒尺。
张善孖打她的理由是：“你还没有跟我弟弟结婚，就和他一起作弊，欺骗人，将来他还做得了好人吗？”
前不久，谢舜华因患干血痨而与世长辞。
这段纯洁的爱情，重重地打击了张正权，他本想回内江老家祭吊，但是又恰逢张勋率领“辫子军”在北平搞宣统复辟的闹剧，全国各地一片讨伐之声，兵荒马乱，张正权也没有回四川。但从那以后，他一想到表姐对自己的感情，就想终身不再结婚了，而且这时正如曾熙所料，他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从而立志要出家。
张正权先到了松江的禅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师是名重一时的大法师，在佛教界是有名的精通中国古典诗词和理论的大师，于是张正权拜在了他的门下学佛。
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这两个字深有含义。“大千世界”本是佛家名词。释迦牟尼说：同一日月所照的天下称为“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称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称为“大千世界”。这“大千世界”实在是无限大了！
逸琳法师说：“我为你取名‘大千’，就是让你认识到世界之大无边无涯而且包罗万象，只有胸怀万物、探广究微，锲而不舍、精诚专一，才能探索到大千世界的无穷内涵。”
这个由父母取名的张正权，又名爰、季爰，从此就以法号“大千”为号，别号大千居士。
张大千完全根据佛经的规定，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当年，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张大千特地去拜见，和老法师论道多日。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3个月了。张大千出家前胸中那种烦躁不安、如岩浆沸腾的狂躁心理，渐渐平息消逝了。每天，他都与老法师们一起讨论佛法，探索世间广大无边的奥理。
可是，临到要烧戒时，张大千迟疑了。张大千和老法师辩论：“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我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
“原来，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在我国，就应遵奉我国佛门的规矩。举例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驯成良驹。”
张大千问：“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
老法师笑而不语。辩论了一夜，不得要领。第二天要举行剃度大典，张大千心有不甘，便逃出观宗寺，去投奔西湖灵隐寺。
到了西湖边上，要坐渡船才能到岳王墓，渡船钱要4个铜板，张大千一摸口袋，却只有3个铜板了。他本以为船家对出家人可能会客气通融一下，于是就上了船。他对船家说：“我的钱不够，请发发慈悲，渡我过去吧！”
船家大怒：“坐船不给钱，个个和尚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去喝西北风！”
两人互不相让，争了起来，为了这一个铜板过河钱，年轻的船家扯烂了张大千的僧衣，还破口大骂：“你这个野和尚，坐船不给钱。”并举起船桨向他打来。
而张大千毕竟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而且在学校打过“鬼”，当过土匪的“师爷”，何时受过这等气，一听船家骂他，一怒之下夺过了船桨，将船家打倒在地。
岸上的人都齐声高叫“野和尚打人了”，其间夹杂着船家的“救命”之声。幸好一位同船的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铜板，船家这才罢休。老太太回头向张大千念了一句“阿弥陀佛”，转身走了。
张大千也不敢多待，只好整理一下破烂的僧衣，赶往灵隐寺。
张大千在灵隐寺有个法名叫印湖的和尚朋友，由于两人都是极爽朗热心的人，所以很是投缘。
到禅房安顿好后，张大千将印湖拉到一边，悄悄问道：“灵隐的清规如何？”
印湖回答：“清规当然好的。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张大千神秘一笑：“我是说能不能偷荤？”
印湖也笑了：“和尚偷荤是免不了的。其实悟道也不在乎吃荤不吃荤，南宋有‘虾子和尚’；大相国寺有‘烧猪院’。在灵隐出家的济癫和尚，吃酒吃肉，临院不容，俱禀帖要驱逐他；那里的住持是你们四川眉山人，别号瞎堂的慧远禅师，手批两行：‘法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耶？’从此就没有人敢说话了。”
张大千大喜：“既你引经据典，说和尚喝酒吃荤不妨，那么，酒，我不喝；你得请我吃肉。这一阵我馋得要命。”
“可以，不过在本地不行，山门左右吃食店的房子，都是寺产。方丈交代，谁要卖荤腥给和尚吃，房子马上不租。我请你到城里吃小馆子。但到城里还得先换一换衣服。”
印湖有个在家的好友，是个不拘细节的名士，到得他家，印湖原有俗家衣服存在他那里，张大千的身材与他差不多，借穿也很合身。
这两个人，一个是烧了戒疤的秃头，一个是长发遮项的头陀，让人知道颇有不便，好在这里正值隆冬，他们买了两顶杭州的“猴儿脸”绒帽往头上一戴，就掩饰得天衣无缝了。
在“黄润兴”开罢荤，他们到城隍山去喝茶。张大千是一遇名山胜水便不肯轻易放过的，到了吴山的城隍山一看，既不高，又不秀，更不幽，自然大失所望。但面对三吴，不由想起了柳永的那首《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印湖听他口中念念有词，不由得问道：“你是在念惹动金主完颜亮，想‘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那首词？”
张大千说：“是啊！我心里在想，把这首词画成画，应该怎么样布局？‘怒涛卷霜雪’要连海宁的潮也画进去才算完整。不过，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故事？”
印湖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贵立志，你要做恽南田第二，你就一定会成为恽南田，甚至胜过他。”
恽南田少时从伯父学画，青少年时期参加过抗清义军，家破人亡，当过俘虏，又被浙闽总督收为义子，返故里后卖画为生。他与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合称为“清六家”。他山水画初学元黄公望、王蒙，深得冷淡幽隽之致。又以没骨法画花卉、禽兽、草虫，自谓承徐崇嗣没骨花法。创作态度严谨，画法不同一般，创造了一种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的“恽体”花卉画风，而成为一代宗匠。
张大千听了印湖的话很受鼓励，也不由得惊奇地问道：“你说恽南田在杭州做过和尚？不知在哪里，我要去瞻仰遗迹。”
印湖笑了，故意问道：“那你说会在哪里呢？”
看到他脸上古怪的笑容，张大千心思极快一闪：“暮就中灵隐？”
“然也。”
张大千喜不可言：“有这么巧的事！你快讲给我听听是怎么回事。”
印湖答道：“我可不大讲得清楚。但你读过恽南田的《瓯香馆集》吗？”
张大千说：“我家有恽南田诗的抄本，但没有提他做和尚的故事。”
印湖说：“回头我陪你到旗下买一部《瓯香馆集》，另外再找找有什么材料，你回去先看看。明天我把本寺所藏的‘志’书借出来让你研究。”
于是两人到旗下专卖旧书的六艺书店买了一部《瓯香馆集》，翻开来一看，有一篇恽南田的侄孙恽鹤生所纂的《南田先生家传》。又从恽敬的《大云山房集》录出一篇传记，果然，两篇传中都说恽南田十几岁时曾在灵隐出家。
看完这两段记载，看到“沈近思还俗成婚”一节，张大千心里浮起一个极大的疑问，问印湖：“有没有沈近思这个人？”
印湖说道：“怎么没有？他是学理学的，官拜左都御史，死在雍正初年，不到60岁。”
“那他是不是在灵隐寺做过和尚？”
“做过。雍正还当面问过他，他也承认的。据说晚年一提到石揆养育之恩，总忍不住要哭。这些都有文献可以稽考的。”
张大千这下更奇了：“这就奇怪了。照新齐谐所说，恽沈二人，幼年出家，是在同时，可是恽寿平生在明朝，沈近思雍正初年故世，不到60岁，算起来应该生在康熙初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至少30岁，这不就不对头了嘛？”
印湖也挠头道：“啊！你这一说确成疑问。我去借寺志来，你倒不妨查一查看。”
后来果然如张大千所虑，推翻了袁子才所著书的错误。
在灵隐寺寄住两个月，在张大千的一生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从《灵隐寺志》《云林寺志》《云林寺续志》，以及其他佛门的文献中，他发现，那些大德高僧比世俗还要世俗，贪嗔爱痴之心，比世俗还要强烈；攀龙附凤之术，比世俗还要高明。
张大千想道：和尚不能做，不烧戒，永远被看成野和尚。没有钱，和尚也难做。这些和尚，其实除了先师不称先父之外，子侄弟兄叔伯照呼不误。既然如此，做个出家的在家人，还不如做个在家的出家人。
于是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苦闷。朋友回信，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可以经常和朋友谈书论画，并表示已为他找好两处庙宇，约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车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庙里。
张大千依约到北站下车，东张西望地正想找朋友，忽然被一人抓住，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张大千回头一看，正是他生平最怕的威严的二哥张善孖。
原来，朋友“出卖”了他，用电报通知他的二哥张善孖，从四川赶来，终于把他抓住了。
张大千问：“二哥，你怎么来的？”
二哥虎目圆睁：“你说呢？”
张大千讪笑着低下了头。
“你自己说，现在怎么办？”
“和尚不当了，也不能当了。既然还了俗，自然就能吃荤。楼外楼的醋熘鱼最好。”
张善孖说：“走，上楼！吃完了再上火车回内江。”
于是兄弟俩在酒楼之上大吃了一顿，令张善孖感到安慰的是，八弟丝毫没有看破红尘的萧瑟情状，意气风发，高谈阔论，的确增长了不少见识。
他暗暗摇头：“无法想象，他当初怎么会动念头去当和尚的？”
算算张大千做和尚的日子，正好100天。
其实说起来，张大千也许是在用出家这种方法拜师学艺。因为中国艺术长期受佛教的影响，特别是绘画，和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过去我国的艺术家、文学家，几乎没有不研究佛学的。
另外，中国画讲究诗、书、画三位一体，一个优秀的中国画家必须懂得和会写诗词，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严格说来就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画家。而张大千在出家期间，诗词和文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他自己写的诗词也堪称一家。
重返上海再拜名师
张大千被抓的当天，就由二哥押回了四川内江老家。
刚一到家，张大千就发觉情况不对，家里张灯结彩，贴着大红的喜字，装扮一新，心里疑惑：“难道我还俗，竟然家里要这样庆贺吗？”
他正疑惑不解之时，四哥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来，一边拱手高呼“恭喜八弟”，一边拉着他的手，带他进到屋里，并为他换上新装，接着手牵连心红绸，同新娘子拜了天地进入洞房。
张大千这时才醒悟：“哦，我结婚了！”
新娘名叫曾正蓉，也是内江县城的人，人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但十分贤惠，体贴丈夫。
这一年是1920年，张大千刚满21岁。面对着父母包办订下的姻缘，他虽然心里不乐意，但已经无法抗拒，只好顺从了老父老母的意愿。
新婚3个月后，张大千就离开老家，重返上海。母亲数落他：“八儿啊，你才结婚几天就要走，当新郎还没有当和尚的时间长，不怕让人家背后笑掉牙！”
张大千怕母亲伤心，并不解释，毅然离开了。
回到上海，张大千首先到老师曾熙那里请罪。老先生见到自己的爱徒回归，心里很高兴，只说了一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就算了。
过了一段时间，曾熙老先生对张大千说：“季爰，如果想在书画艺术上有更深造诣，就要多拜名师，博采众家所长，从中领悟艺术的真谛。我的老朋友李瑞清才高八斗，书法精深，不如我引荐你拜他为师。”
李瑞清在清朝末年当过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他在书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擅长大篆和隶书，在上海书法界中名望并不亚于曾熙。而且他还是我国师范学校绘画课的创始人，他有众多学生，其中就有在1913年任过孙中山侍从秘书的田桓。田桓随李先生学钟鼎文，临《散氏盘》。
李瑞清治学严谨，并依据张大千的书法个性特点，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又向他推荐了几本较为适合他风格特征的碑帖。
张大千在良师指点下，“晨晓即磨墨，夜深还挥毫”，以魏碑为主，兼收各派所长。这一时期的书法学习，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他在书法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使张大千终生仰慕李先生的，在于经过李瑞清的启发，张大千练就了一手举世无双的绝艺。
当时张大千所下的有两种功夫。一种是创造。“七尺乌藤行活计，凭何面目得风流？”要有自己的面目，才能独成一家，张大千在李瑞清的指点之下，终于创出一笔苍劲而飘逸，自成一体的行书。
第二种功夫是临摹，而且常用左手。由于对笔法的深刻了解，任何人的字，他都能在经过周到的分析之后，掌握住运笔用墨的要诀，模仿得惟妙惟肖。学了这一手功夫之后，当时本是好玩，或作为资本炫耀，但后来竟成为一项举世无双的绝艺。
两位老先生不但对书法有很高的造诣，而且绘画修养也很高，张大千在旁边听他们谈论久了，也受到了很多启发。
有一次，曾熙与李瑞清又在一起谈论苏轼对艺术表现的态度。曾熙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居士这一不朽的诗句，勾勒出了认识事物的哲理所在。”
李瑞清也说：“其实这首诗也不妨拿来当作形象化的画论，体现了运动与静止、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张大千听到妙处，不由插话问道：“先生，请问如何在画中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呢？”
李瑞清说：“绘画中，一手一指，一木一石，只有放在整体中去欣赏，去理解，才能体味其中的艺术真谛。南宋画家马远，他画山只画一角，画水仅画一湾，史称‘马一角’‘马半边’。他的名作《寒江独钓图》，只画了江中一叶扁舟，舟上一独老翁，老翁独一钓竿。其余一片空白，仅有几笔微波而已。”
大千回想着《寒江独钓图》的形象，似有所悟，但他又问：“这样会不会显得空白太多了？”
李瑞清捻须而笑：“这才正是马远构图技法中的特色所在，而‘味’就在其中。他把中国画中‘计白当黑’的手法运用到了化境，那一大片空白，不正有力地烘托出了江面上一种空旷萧瑟、雪飞风寒的意境吗？而这也从侧面刻画出了老翁那淡然而专注的神气，为欣赏者提供了一种广阔无边的遐想空间。”
曾熙接着补充道：“空白在这里恰恰是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与扁舟、渔翁和了了微波和谐地组成了一幅完整的艺术构图，如果没有这大片空白，这幅画就失去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的特殊气氛。”
两位老师都以擅画文人画见长，这种重视文学修养、讲究神似情韵的画风，对张大千也有很大影响。两位老师都推崇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朱耷。
他们认为，清初以来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画风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等名家山水，虽然技巧很高，但缺乏新意。而石涛与八大山人的画则不然，他们独创一格，极有生气，是我国绘画历史上的一次革新。
张大千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开始刻苦地临摹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笔墨技法。而在这两人中，李瑞清推崇八大山人，曾熙则喜好石涛，两个老头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甚至忘掉斯文，口沫飞溅。张大千在好笑之余，也下决心要学好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画。
半年之后，他用石涛笔法画的山水树石，用八大山人笔法画的荷花、松竹，就已经到了惟妙惟肖、难辨真假的程度。
有一天，著名的山水画家黄宾虹到李瑞清家观赏石涛真迹。他的鉴赏功力同他的作品一样，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位老前辈一边看，一边连连赞叹，似乎世上除了石涛就没有人能称画家了。
张大千站在一旁，不由虎劲又上来了，冲口而出：“黄老，石涛的画我也能画！”
这句话打断了黄宾虹正欣赏、赞叹的情致，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中等身材、20多岁的小青年，如果去掉那络腮胡，就剩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
黄宾虹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出奇之处，摇摇头说：“年轻人，你太狂了，我比你大四五十岁都不敢出此狂言。”说完又低下头欣赏画作，不再理张大千，不一会儿又发出了连声的赞叹。
过了几天，黄宾虹兴冲冲地来到了李瑞清家，一进门就大声嚷道：“梅庵公，我今天可捡大漏了，刚才在城隍庙，花钱不多，竟然得了一幅石涛真迹。”说着就拿出画来在画案上展开。
李瑞清和张大千也走到近前观看。李先生正细细观赏，连连点头，张大千却大吃一惊，上前说道：“黄老，这幅不是石涛的真迹，是我临摹的。”
黄宾虹一看又是这个狂妄的年轻人，他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一时说不出话来。
李瑞清一看，怒喝一声：“季爰，休得无礼！”
张大千一边解释一边走上前来：“先生，这的确是我画的，揭开画的右下角就知道了。”说着他揭开绫边，右下角果然现出一个米粒大小的“爰”字，活像一只顽皮的小猴蹲在那里举头望月。
这一下两位老先生都怔在当场，相对无言。
原来，那天张大千受到黄宾虹的教训，心生不忿。后来一赌气关起门来，两天时间临了几幅石涛画作，他从中挑了两幅最得意之作，把它送到城隍庙的字画店。
没想到，画店师傅经过一番装裱、作旧处理，竟然骗过了偶尔前来逛店的黄宾虹先生，一粗心竟然上了这个“狂妄青年”的当。
当张大千看到黄先生拿自己的画之后，心想可千万不能把事闹大了，因此急忙上前解释。
黄宾虹得知缘由，不由得连连苦笑，又自责又赞叹，简单说了几句就悻悻地告辞了。
黄宾虹前脚刚走，李瑞清的脸一下沉了下来，严厉地责备张大千：“季爰，你简直胆大妄为，不要以为能照着临两笔，就得意忘形。比起黄老，你始终都是班门弄斧的晚辈。以后一定要以礼待人，虚心苦学，如若不然，吃亏的只有你自己。”
张大千红着脸听老师训斥，然后退了下去。李瑞清却走到画前，细细地品味着他那幅仿作。
九弟出走终生遗恨
1920年底，李瑞清先生去世。张大千帮助料理完恩师的后事，不由得想起了年老的父母，思乡之情不可抑制，就返回了内江老家。
回到家里，张大千发现家里的一些变化。二哥已经做了县知事，三哥在重庆的轮船公司也很红火，家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合院已经被粉刷一新，檐上的青草被拔去了，换上了黑油油的新瓦。
母亲又老了些，平常也不去店里了，专门料理家务。父亲已经戒掉了鸦片，身体好得多了，但是却变得爱唠叨了。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九弟君绶，他现在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白净的面皮，个子比八哥高出了半头。张大千一回来，他就整天跟在后面，八哥作画的时候，他在旁边不时评论几句。
他的评说，往往使张大千惊诧不已，他看着九弟说：“九弟，我看你对画画非常有兴趣，而且很有点才气，为啥不用功画画呢？”
九弟听了，却低下头长叹了一声。
张大千看到小小青年这副模样，不由得来了气：“你年纪轻轻，却去学阿爸那样唉声叹气，你有什么心事？”
九弟委屈地指了指窗外楼下。张大千一看，母亲正和一个姑娘坐在一起，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做针线活，两个人说说笑笑挺亲热。他心里顿时明白了：“为了她？”
九弟点点头：“她姓蒋，是爹妈为我订的未婚妻，但我不愿意，阿妈非但不听，还把她接到咱家来了。”
张大千想起了早逝的表姐，劝道：“这样可以慢慢建立感情嘛！”
九弟委屈得嘴一撇，都快要哭了：“我不愿意，我一看到她心里就别扭。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要，就是不要！”
张大千默然无语，心想：“都到这个年代了，阿妈却还是用老一套来包办。唉，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一天，张大千趁周围没人，就劝起母亲来。不料母亲却伤心地哭了起来：“你们怎么不懂当老人的心？我和你阿爸，你二哥、三哥、四哥，再加你，不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九宠坏了，你当哥的不说说他，反来抱怨我。”
张大千一下慌了，赶忙向母亲认错，并安慰了好半天。
张大千不理家事，闲来总会约几个儿时的伙伴到外面走走，城西二里远翔龙山下的资圣寺，是他常去的地方。
中秋节这一天，张大千又来到了资圣寺，与那里的住持果真法师交谈起来。果真在俗家也姓张，对常到寺庙来的这个当过百日和尚的本家兄弟相当看重。他也颇通文墨，两人谈起来非常投机。
这次果真看到张大千，老远就高兴地打招呼：“你来得正是时候，我好几天就等你来。近来寒寺准备修整山门，重塑金身，有一块先人书写的石碑，乃是明嘉靖十四年进士、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书写的，由于年久，又多遭风雨侵蚀，字迹已经脱落不全了。这次我想劳你大驾。”
张大千明白了几分，随即说：“如有报效佛门之处，但说无妨，大千不敢推辞。”
果真接着说：“赵贞吉字大洲，也是我们内江人。现在我们想重刻石碑，要补他的诗文，那就非内江人不可，想来想去，非先生莫属了。”
虚岁才23岁的张大千听了，又惊又喜，略作谦辞，也就答应了。
几天后，张大千写好赵大洲的原文和一幅自己写的对联送到了寺内。那副对联是：
与奇石做兄弟，好鸟做朋友。
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
每个字都足有斗大，魏碑风格的字体，遒劲有力，极见功底。
书法被勒石之后，不少香客看到都很吃惊：“哟，张老八出去几年，本事真大了。平日看他在家闲待着，也不出去做事，原来把字练得这般不得了。”
这件事在内江引起了轰动，此后在赞叹之余，人们纷纷前来，不仅内江县人，就连邻近几个县的人都来求字画。这个不出去做事的年轻人，在家挣得的润笔费远远超过了整天在外奔波的人。其中他给一位朋友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路曲若之字，
山深无驷尘。
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就这样在家写字作画。由于妻子曾氏一直没有怀孕生子，按当地风俗，父母又给张大千续配了一房夫人。这位夫人是内江兰木湾一个16岁的姑娘，叫黄凝素。
1923年，二嫂去世已经两年了，二哥在江苏松江府华亭县认识了松江府太学的女儿杨浣青小姐，并准备结婚。张家人都商量起来，父母年纪太大了，只好让四哥去松江代表家人参加二哥的婚礼。九弟也吵着非要去，张大千就替他在旁边说情，于是父母答应四哥带九弟前去松江。
年底的一天，“义为利”百货店正准备打烊，张怀忠正在柜台后面清点钱物，突然钻进3个当兵的，手里拿着枪，愣是抢走了两匹绸缎和张怀忠怀里的钱匣。
张怀忠一气之下，在床上躺了两天，整天发呆，一言不发。
张大千就劝他：“阿爸，你不要伤心了，俗话说破财免灾。这几天我忙着给人画画，钱也就挣回来了。要不这样吧，我早就说过，咱们把店子关了吧，四哥来信，他在安徽郎溪置了一些田产，在山上栽了许多树。他还说，那边比四川要安定些，您忙了大半辈子，不如出去享几天清福。而且老九还赖在松江不肯回来，你顺便出去把他揪回来。”
父母点了点头，同意了。就这样，张大千带着父母、妻子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一家人在松江终于又团聚了。
有一天闲来无事，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孖为父母画了一张肖像，善孖画老人像，大千画背景。老人浓眉丰髯，身穿长衫，坐在荷花池边。这是兄弟两人第一次联手作画，当画完细心品味，尽管笔墨娴熟，线条流畅，但都觉得缺少点什么，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一天张大千读到南朝谢赫的《六法论》时，看到“气韵生动”一节，古人今人都在绘画过程中追求形象的内在气质与画面整体的章法布局。他意识到：我与二哥所作的那幅肖像，一是神韵不够，尤其缺乏一个艺术家的个性；二是整体的布局不好，我那一池荷花，满满而溢，构图缺乏疏密与虚实的结合，显得呆板。
于是，张大千体会到了“艺无止境”的含义，他决定再回上海。
这次九弟也闹着要跟他到上海去：“哥哥们都在外面见过大世面，为什么非要把我困在家里？”父母只好答应了。
来到上海，张大千兄弟二人住在马当路西城里16号，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洋楼。说来也巧，黄宾虹先生也住在这里，就住在他们楼上。
自从发生上次的“仿石涛风波”之后，黄宾虹就很看重张大千的才华了，而张大千始终如一地对这位书画界的前辈充满敬仰之情。两个人不久就成了忘年好友。
九弟一到上海，就说什么也不回松江了，执意要与八哥一道跟曾熙学书画。张大千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
张君绶虽然任性，但却很有天分，书画方面进步极快。张大千相信，只要他好好用功，将来成就肯定在自己之上。
但是，刚到上海几个月，母亲就来信，催他们一道回内江，让张君绶与蒋姑娘成亲。
张君绶的热情一下受到了打击，学习劲头也一落千丈。有一天曾先生问张大千：“你九弟的才气高过你，将来肯定会有出息。但他这几天就好像丢了魂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张大千含糊其辞，遮掩了过去。
有一天，母亲又来信了，张君绶看了马上脸色就沉了下去，也不与八哥说话，也不给他看信上说了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就找不到他了。当时张大千以为他出去散心了，也没在意，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九弟还没回来，这时张大千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急忙到几个朋友家里去找，但一天都没有找到。
晚上张大千疲惫地回到家里，思索不出这个任性的弟弟到底搞什么名堂。苦闷之际，他到九弟的房间里一搜，果然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封信：
八哥：
我去了，不用找我，你们也找不到，就当我死了罢。请转告父母大人，孩子不孝，对不起两位老人家，就当没生我一般。八哥，我的心，你是知道的。
张大千读完信，脑袋“嗡”的一声：“完了！”不由眼前发黑，一下瘫在床上，泪流满面地喊道：“九弟呀，你这一去，在外面如何生活？叫我如何向父母交代？”
张大千寻找了很长时间，可人海茫茫，哪有君绶的影子。有人说他上了德国的船，也有人说他去了北平，也有人说他去日本了。
但是，这一切都要瞒过年迈的父母，他只好模仿老九的笔迹，学着九弟的语气，以九弟的名义给父母写信，一会儿说到青岛去了，一会儿说在大连，后来干脆就说到德国留学去了。
一年后，父亲张怀忠去世，母亲也在1936年逝世，但两位老人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君绶失踪的消息。母亲直到去世前，还常对张大千哀叹：“唉，老九不听话，害了蒋姑娘一辈子。”
张大千每次听到，心如刀绞：“是啊，蒋姑娘把自己的希望和终身都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但是，我可万万不能做害别人一生的事！”
因此，日后他虽然与曾氏夫人没有太深的感情，但始终以礼相待。
张君绶从此以后杳无音信，成为张大千一生的憾事。
模仿石涛举世无双
张大千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主要的精力仍然放在对石涛作品的研究上。因为这个时候，在上海艺术界兴起了一股石涛热，一些国画家和收藏家，对石涛的书画趋之若鹜。
张大千虽然也痴迷石涛的作品，但他与许多人不同，他不是为了标榜高雅，而是发自内心对石涛的爱。
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原名朱若极，号大涤子，广西全州人，明宗室。明亡之时他年龄尚小，后隐蔽为僧。早年屡游安徽敬亭山、黄山，中年住南京，晚年定居扬州。石涛擅长画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而尤以山水画成就最高。
石涛所画的黄山、庐山、江南水乡、平原风光，都比实际景物更完美。他重视学习传统，虽师法元人笔意，但并非拘泥不化，更注重深入自然，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他的画布局新颖，笔墨千变万化，不拘守一种形体，而是配合多种多样的笔势，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运用，淋漓尽致地加以描绘，表现了山河阳晴阴灭、烟云变幻、寒暑交替的虚虚实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样化的风格。
石涛画花鸟、兰竹，多用水墨写意法，行笔爽利峻拔，用墨淋漓简练。他的山水、花鸟画对后世影响很大。
同为石涛爱好者的曾熙先生竭尽全力给张大千以帮助。当时市面上已经很少能见到石涛的作品了，他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说：“季爰，要学习石涛就得看大量石涛的真迹，我这里的几幅你都看熟了，买你又力不能及。我看带你到各处走走，去看一看那些收藏人家的真迹吧！”
于是，曾熙就带着张大千，到那些有石涛真迹的地方或人家去，欣赏、品味石涛作品中的真谛。但是张大千随老师去了一次之后，就自己接二连三地去，多次之后，有些人就不高兴了，就把那些作品藏起来，借口被别人借去了，不再给他看。
时间一长，张大千也明白过味来了，他于是再到别人家里，就仔细观摩，将构图手法、笔墨、题款等一一熟记于心，回到家里，马上铺上宣纸，按记忆把它画出来。这种被逼出来的过目不忘的功夫，对于提高他的绘画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张大千也对自己三番五次地麻烦人家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他就转而经常去城隍庙游逛。
上海的城隍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三教九流，五色杂陈，摆摊算命、舞枪弄棒的，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当然也有许多的字画店和旧书摊。有时碰巧了也能买到真货，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上当买到假的。
有一次，张大千满心高兴地从城隍庙抱着字画回家，从楼上请下黄宾虹先生一起观赏。黄宾虹一看，马上说：“季爰，你怎么把赝品买回来了？”
张大千立刻向黄宾虹请教其中的诀窍。
黄宾虹就真心诚意地为他指点：“你看，石涛是明末清初人，那时还没有赭石颜料，而这幅画用赭石染山石，不是假的还能是什么？再看用纸，这种纸是清代道光年间才出产的，根本不是明代的纸。也难怪，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明代的纸了。”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大千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才明白李瑞清先生原来训斥自己“班门弄斧”所言非虚。
从此，张大千经常就书画艺术向黄宾虹虚心请教。黄宾虹也毫不保留，将自己所知倾囊相教：
中国画家，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有所创新并自成一体，就必须精于鉴赏。而要达到精通，就必须向古人学习。一个连味道好坏都尝不出来的人，怎么能当厨师呢？
你应该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比如汤厚的《古今画鉴》、安岐的《墨缘汇观》，都对我国历代不少名画的用材、题识、印记等做了精辟的评述和注释，不可不读。
在黄宾虹的指教和点化下，再加上博览群书，张大千的鉴赏水平不断提高。他也省吃俭用地收藏一些喜欢的书画精品。
黄宾虹还告诫张大千：“石涛的山水意境新奇，笔墨纵横，变化而有创新；这不仅是技巧问题，古人早就说过，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真是一语道破玄机。确实，石涛就主张画家“在墨海中立定精神，在笔锋下决出生活”，“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也”，并注重“法自我立”，有自己独创的风格，而且力主“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这些主张，对张大千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张大千不仅学石涛，也学八大山人、渐江、唐伯虎、四王，就像他学书法不仅学魏碑的庄重，也学赵孟的秀丽。
他的两位老师曾熙和李瑞清的书法风格就迥然有异，曾熙号称“北宗”，李瑞清号称“南宗”，但张大千的书法是各取所长合为一家的。
张大千曾言道：
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故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采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
但张大千越学就越感觉到，自己还处在积累阶段，还没有完全进入艺术的殿堂。
张大千对石涛之喜爱真是如醉如痴，每闻哪里有石涛的作品，不计路途远近，必亲身一睹为快，能借者则借，能买者则买，有时身上无钱，典卖衣物，亦在所不惜。正如张善孖所说，张大千为买石涛的画，“甄无米，榻无毡，弗顾也”。
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曾熙突然来看张大千。这还是头一回，张大千感到受宠若惊，尽礼接待之后，正想问老师有何垂谕，曾熙却先开口了：“我听说你家的厨子肝膏汤做得很好，我今天就在你这里吃中饭，不必费事，做个汤就行了。”
饭后，曾熙问张大千：“是不是买画的钱还差800元没有付清？”
张大千不由局促不安地低下了头：“是。”
“那这样好了。昨天刚好有个晚辈送给你师母1000元做寿礼。你先拿800元去还人家。人家急于要回江西，付清了就不至于误了人家的归期。”
张大千万分感谢恩师，但也从此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虽然号称‘张水仙’，以画水仙占一绝，但一幅册页不过4块钱，要画多少幅水仙才能换得一幅石涛的画？我的画已得石涛三昧，但只因名气相差太大，所以价钱上不去。”
在这重重感触之下，张大千造石涛假画卖大钱，并不觉得是问心有愧的事了。当然，他是挑“买主”的，要找有钱而好挥霍的人，不但卖得起价，而且取不伤廉。
终于，有一个“大买主”自投罗网了。
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是个承袭父辈余荫的纨绔子弟，既花钱慷慨，好出风头，又喜欢附庸风雅。因此跟李瑞清先生有些往来。
有一次，程霖生去李瑞清家，发现壁上挂了一张石涛的画，就认为这是石的精品，不由分说，非要带回去细看不可。其实这张画是张大千的手笔，李瑞清也不及细说，只好让他带走了。
后来，程霖生专程派人带给李瑞清一封信，内附一张700元的银票，言明那张画被其“豪夺”了。李瑞清觉得老大过意不去，另外找了一张值700元的石涛真画让张大千给送了去。
张大千走进程家位于爱文义路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为赝品。
张大千不但不说破，反而对他的收藏大加赞赏，并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的确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
程霖生怦然心动地问：“你看收哪家好？”
“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他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了才出家，人品极高。专收石涛，也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
“我要收石涛，一定先要弄一幅天下第一的镇堂之宝。你看，我这厅堂这么高敞，假如挂幅几尺高的中堂，岂不好看？！”
“对，对，对！可是石涛的大件很少，石涛的真迹可遇而不可求，慢慢访吧！”
张大千兴辞而归后，物色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成一幅石涛的大中堂，再将其装裱、做旧。
一切妥当后，张大千找了个书画掮客来，叫他去兜揽程霖生的生意，并叮嘱说：“一定要卖5000元，少一文也不行。”
“地皮大王”要觅“天下第一的石涛”，这话已经传遍“圈内”；登门求售者甚多，但程霖生都认为画的尺寸不够，直到这幅两丈多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程霖生对掮客说：“我不还你的价，5000元就5000元。不过，我要请张大千来看过，他说是真的，我才能买。”随即他派汽车把张大千接来。
哪知张大千一看，脱口说出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说，“张先生，你倒再仔细看看。”
“不必再看。”张大千指着画批评，哪处山的气势太弱；哪处树林的笔法太嫩，说得头头是道。
“算了，算了！钱无所谓，我程某人不能当冤大头、收假画。”
掮客既懊丧又窝火，不知张为什么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
张大千已经回来了，他笑着说：“你不必开口，听我说。你过两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
掮客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
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地皮大王”，做出抱歉而又无可奈何，外加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情。
程霖生看他这副样子，颇为讨厌：“你来干什么？”
“没有什么。我不过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的大中堂，张大千买去了。”
“张大千买去了！真的？”
“我何必骗程老板。”
“你卖给他多少钱？”
“4500元。”
程霖生十分恼怒：“张大千真不上路！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
“我要是拿回来说那画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会相信呢？”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再想法子去给我弄回来，我加一倍，出9000元买你的画。”
过了几天，掮客来回话说，张大千表示，他并非有意夺人所好，只是一时看走了眼，后来再细看石涛的其他作品，看山跟树原有那种画法，可见确系真迹。但如果在程霖生面前改口，倒好像串通了骗人似的；为了对掮客表示歉意，所以他自己买了。
听了这番解释，程霖生略为消气，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向往之心更切：“那么，他卖不卖呢？”
“当然卖。”
“要多少？”
“程老板已经出过9000元，您就高抬贵手，再加1000元，凑成整数吧！”掮客接着说，“我没说是程老板要买，我恐怕他会狮子大张口。”
“好，1万就1万。”程霖生悻悻地说，“我的‘石涛堂’，大家都可以来，唯独不许他姓张的上门。”
其实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先后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有一大半都出自张大千的手笔。
张大千伪造石涛，所以能够无往不利，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他本身即为石涛专家。他先后收藏过石涛的画不下500件，对其研究之深，旁人难出其右。
美国国立佛瑞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傅申在《大千与石涛》一文中说：
如果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专家的判断，自为定论。因为如此，张大千有资格指他人伪造石涛；而他人无资格指张大千伪造石涛，因为尘世间究石涛真迹有多少，以及前人伪造的石涛又有多少，只有张大千知其约数。
探索奥妙结识名流
张大千日夜不辍研习石涛作品，但他越来越产生了一些疑惑之处。
中国画素来讲究“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人无目”，其实这是论述画的透视原理。但张大千惊奇地发现，有一些石涛的作品中，他将远景刻画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近景反而模糊虚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岂不是与古人遗训背道而驰吗？
这一天，张大千与几个朋友出处游玩，顺便写生。同去的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摄影大师的郎静山带了一架德国相机，他把大家叫到一起说：“我想试试这架德国相机，正好给大家合个影吧！”
几天之后，郎静山来到张大千处，面色惭愧地说：“可能是那天太着急了，再加上技术不熟练，焦距没有调好，把相照坏了，别人看了都笑话我，没人肯要照片。”
张大千顺手拿起一张来看，照片上的人都模糊不清，但背景中的大树和远山却清楚实在。他看着看着，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他感觉心里有什么地方被触动了一下，思索了片刻，他突然眼睛一亮，又拿起照片仔细看起来。
郎静山懊恼地说：“大千，你不要可以，为什么用这副怪样子讽刺我嘛？”
而张大千却兴奋地叫起来：“不是，你误会了，这些照片很好，我全要了！”
原来，张大千从这些照片中，看到了石涛画中的意境，解开了这些天来在他心头越结越浓的疑团。原来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这种形式，石涛一点也没有违背生活的原理：“石涛真是高明，这种光学原理他200多年前就运用得这么得心应手。”他对石涛这种深入观察生活的认真态度叹为观止。
这个奇特的发现，更使张大千对石涛佩服万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石涛的山水画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成了他案头常看的书。他废寝忘食地研习，甚至有客人来访也从不放下手中的笔，有时半夜突发灵感，就披衣下床，挥毫作画。
黄宾虹对他这种刻苦上进的精神极为赞赏。有一次，他手抚眼镜，握着张大千案上那一尺多厚的习稿，感慨道：“荀子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你具骐骥之才，又有锲而不舍、专心致志的精神，日后定成大器。”
通过对石涛作品和画论的研究，张大千对这位世称“大江以南为第一”的禅宗画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以万物为师”，从生活中提炼素材，从大自然中摄取精英。
从此，张大千一生都奉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主张。
数年来，张大千不仅从石涛一个人身上，而且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张大千模仿石涛的技艺越来越高，不但画得神韵，而且表现手法、构图特点也都极为相似，所以有时他按自己的构思而作，就仿佛石涛生前也必定这样画一般。
而这一时期，由于学画、买画，张大千的手头拮据起来。因为他经常仿制石涛山水画出售，这些画甚至骗过了当时很多专业收藏人士，后来就有些人还专门找上门来请他仿作，其中包括日本和国内的一些知名收藏家。
由于张大千对石涛作品的理解已经到了神似的地步，名声也渐渐地传开了，甚至有人称之为“石涛复生”“石涛第二”。当时出版的许多画册中，有些石涛的作品其实出自张大千笔下。
自从曾熙为他起名“季爰”之后，张大千对画猿产生了兴趣，刚开始画的时候，那几只小猿在纸上显得很呆板，缺乏生气。他为此深为苦恼。
有一天，张大千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幅北宋画家易元吉画的《猿图》，画中数十只猿猴腾跃攀援于山水树丛之间，各具形态，栩栩如生，猿猴那种灵巧顽皮的神态跃然纸上。他兴奋地高价将画册买下，带回家临了数十张。
曾熙有一天来张大千处，看到他临了这么多易元吉的画，就借机为他讲了易元吉的掌故：“易元吉为了画好猿的神态，经常到深山中猿经常出没的地方，观察它们的行动神态，还有山石林木等景物特征，并熟记于心。
“有时在山中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多。每次创作之前，他先反复将猿在山林中的天性神态琢磨透彻，下笔时如有神助。这就是实地观察、心领神会、胸有成竹的道理。”
后来，张大千就在家中养长臂猿，每天只要有空就细心观察它的习性、动态。后来他画的猿生动活泼，惟妙惟肖。
1924年秋天，张大千参加了二哥张善孖和湖南画家陈半皮创办发起的“秋英会”。
“秋英会”是一个上海文人、画家组成的艺术团体，一年一度进行诗画雅集活动。适当会时，散居各地的会员艺术爱好者们聚集上海，一起赏菊品酒、吃蟹吟诗、题字作画。
这一次，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走到张善孖身前说：“虎公，听说乃弟能书善画，且学得苦瓜和尚精髓，何不到此一聚，与大家共赏？”
会员也一致附和。
张善孖这时才意识到，八弟在书画界已经享有一定的名声了。尤其是这次从外省来的书画名流都想一睹他的书画作品，但他知道八弟的个性，没有当场答应，只是说：“既然令公如此抬爱舍弟，只是舍弟生性乖僻，我试试看。”
当天回来之后，张善孖直接到张大千的房间，把大家的意思转达给他，但张大千执意不肯。
张善孖说：“笔会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何况里面不乏名家。古人尚且教训集众家之所长，你怎么反而坐井观天呢？”
张大千听二哥说得有理，于是第二次聚会就跟二哥一同来了。刚一走进圆门洞，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张大千身上：只见他中等身材，身穿一件竹色布衫，一缕黑胡须飘垂脸前，双目炯炯有神。
张大千在门边站了站，双手抱拳，与大家一一见礼。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把手中的纸扇“刷”地打开，轻轻地摇了起来。
大家又把目光注视到那把折扇上，尤其是他旁边的一位大约十五六岁的少年，看得更是细心。扇面上是张大千自画的一幅花鸟图，一只浅红羽毛的小鸟正藏在一丛红叶中，鸟的眼睛也如玛瑙一般深红。这大胆的红色暖色调，与他胸前的黑胡须形成显明的对照。
张大千就和这位少年交谈起来。那少年名叫陈巨来，师从赵叔孺学习治印。陈巨来从怀中取出几方印，虚心地向张大千请教。张大千就与他一起讨论起治印的刀法、章法，话越说越投机，从此结为好友。
酒过三巡之后，文人雅士们又开始谈论起诗书画来。
这时，又是那位提议请张大千光临“秋英会”的老者出来说道：“大千素有‘石涛第二’之美誉，不知今日能否当场一示墨宝？”
张大千也不多推让，只说了一句“那就失敬了，小弟献丑”，然后就把折扇交给二哥，缓步来到画案前。众人齐围拢来看。
张大千先是画了幅墨花鸟，一只翠鸟，栖于一枝荷叶上；然后又画了一幅墨菊图，浓墨染成的墨菊正傲霜斗秋；最后他用工笔画了一幅人物《赏菊图》，一位古装仕人手执酒杯赏菊，脸上那种似愁还喜的神态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张大千还在最后的图幅上题了杜甫的绝句：
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
而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
题完后，张大千放下画笔，抱拳致意：“斗胆涂鸦，不自量力，让各位前辈见笑。”
众人看后连连称赞：“好画！好画！”“集诗书画三绝为一体，妙不可言，真乃白眉之作！”
连一向不苟言笑的二哥在一旁看到这个场面，也不由欣喜不已。他知道，能够得到“秋英会”这些前辈的赏识，那在艺术圈里就算站稳脚跟了。
果然，经此一会，张大千不仅名声大振，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书法家谢玉岑就是其中一位。
在这次“秋英会”上，张大千结识了当时被誉为“江南才子”的年轻诗人谢玉岑和郑曼青。谢玉岑出身常州武进的一户书香门第，是位多才多艺的文人画家，诗词、文章、书画样样精通。尤其他的诗词，恻艳清新，颇得时人赞誉。
张大千与谢玉岑相识后，二人很快就成为知己。谢玉岑欣赏张大千的画，张大千敬佩谢玉岑的诗。张大千经常向谢玉岑请教诗词之道，受其影响较大。
30年代前后，张大千的很多题画诗词均出自谢氏之手。
1934年，张大千赴北平开个人画展，谢玉岑在病中非常想念他，曾为诗云：
半年不见张夫子，
闻卧昆明呼寓公。
湖水湖风行处好，
桃根桃叶逐歌逢。
吓雏真累图南计，
相马还怜代北空。
只恨故人耽药石，
几时韩孟合云龙。
谢玉岑病重时，住在苏州的张大千，每隔一日便往常州一次探望谢玉岑，每次探望都会为谢玉岑作画。两人情谊之深令人感动。
可惜天不假年，1935年，年仅37岁的谢玉岑病逝，大千痛失良友，嗟叹不已。
除了谢玉岑，在这次“秋英会”上，张大千还结识了工笔画家谢雅柳，金石名家方介堪、陈巨来，国画家黄君璧、张伯驹、潘素等。
首次举办个人画展
1924年，张大千已经25岁了。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界，由于受五四运动以来艺术思潮的影响，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异常活跃。上海接连举办了多次国外画家的画展，张大千在参观、欣赏之余，也有了举办个人画展的想法。
他把想法刚对二哥一说，张善孖就给他泼了冷水：“开办画展谈何容易，不但要有资金，选好场地，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作品，搞不好，作品卖不出去，会使自己的名声扫地，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犬。”
张善孖太了解八弟了，过了一会儿，他缓了缓口气说：“你还年轻，凡事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再磨炼几年也不迟啊！”
张大千思索着二哥的话，虽然也有些道理，但他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二哥的确看准了张大千，他是个认准了的事情，说做就做的人。他在暗地积极谋划并筹备着自己的画展！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月下来，张大千画了不下百十张画，可是，到了年底，他把这段时间创作的这些作品，拿出来仔细观赏、挑选时，却发现只有几张自认为能拿得出手，不禁怅然若失。
他又把这些画重新翻看了一遍，细细琢磨，终于发现，他的画中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多多少少都留有前人画中的印迹，没有几幅完全是他自己的。他震惊了！
这一天，二哥来到他的房间，看着他的那些画，拍着八弟的肩膀说：“我看你还是出去走走吧，清醒一下头脑。你注意到没有，你的画大多都留有前人的痕迹，缺乏生活的情趣。你应该到大自然中去体验感悟一下。古人云：‘笔墨当随时代，脱胎于山川’。”
二哥的话正好说到了张大千的痛处，这也正是他自己刚刚找到的自己画中的问题所在。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一位前辈的话：“作画也要讲多读书，但又不可一味关在书斋里，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张大千回想自己这些年的艺术轨迹，印证着二哥的话，不觉豁然开朗：“是啊，自己正是缺乏生活、缺乏游历，所以头脑中缺乏积累的素材，提起笔来头脑就空了，只能在前人的作品中东拼西凑，无法形成自己的风格。”
问题想通了就好办了。古人说：读书养性，摆脱尘俗，开阔胸襟。第二天，张大千在书房的墙壁上题了一副对联：
结茅因古树；移榻对青山。
他随即就真的“移榻对青山”去了。他从上海坐上火车，一路驶往杭州。
逛西湖、游灵隐，看水望山，烟雨中的农夫、夕照下的古渡、湖光中的宝塔、落日下的江河，都在他心中定格成一幅幅画面。
凄风冷雨敲打着屋前的杨树，黄浦江水泛起层层冷波，张大千又回到上海，这一夜，他坐在案前埋首读书，重新写下一副对联：
立脚莫从流俗走；置身宜与古人争。
他正读的是华琳林的《南宗抉秘》，读完一段，张大千掩卷沉思：“书中本有如此多的精辟理论，自己走了极多的弯路，却没有早些体会到这些道理。
“笔墨既要服从对象，又要重视笔墨的形式美，要辩证地看待师古与创新的关系。作画要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
走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读了这么多，张大千的头脑越来越充实了，下笔也更有分量了。江河奔流，万木青翠，辉煌庙宇……均成为古今画家取之不竭的源泉，正如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1925年，张大千在27岁时，终于在上海的宁波同乡馆举办了他生平的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次画展，共展出了张大千的山水、花卉、人物画100幅，画展展期为3天。
开幕前一晚，张大千辗转难眠，没举办的时候踌躇满志，临到头了，反而忐忑不安起来。二哥的警告反复在耳边回响，他无法预料画展最后的结果，他一直大瞪着两眼熬到天亮。
清晨，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张大千就来到了展览地。展厅里空无一人，百幅作品悬挂四壁，与他的主人一起沉默着，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8时30分，展厅大门轻轻开启了。由于是第一次办画展，张大千并没有请人为画展的开幕剪彩，他不想过于招摇，是怕与失败的惨状形成鲜明的对比。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张大千开始焦躁不安起来，偶尔几个人走进来，也都是看了看又走了，没有人开口评论或询问价格。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再看看自己门前的冷清，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突然，门前响起了黄包车的阵阵铃声，这铃声与沿街找生意的不同，显得特别神气，而且明显是直冲展览厅而来。
张大千一撩长袍，快步迎了出去。
原来是“秋英会”的那些老前辈们，他们来看画展了。张大千正迷惑：“并没有请这些前辈们啊！”但不容细想，赶紧上前抱拳拱手一一向他们致礼。
事后他才知道，二哥在离开上海去苏州之前，特意与这些书画界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请他们多多关照八弟。
张大千抬手把一行人向里请：“让诸位前辈见笑了。”
那位邀请张大千去“秋英会”的老者诚挚地对他说：“贤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天贤弟举办如此盛大的画展，真乃是上海画坛的幸事。”
刚才还空荡荡的展厅顿时人声喧哗。这些画界前辈们，不由得被这个后起之秀的幅幅作品所折服。
那位老先生慢慢走到一幅名为《墨笔仕女图》的画前，细细观赏着。画中一位婀娜多姿的仕女，纤纤玉手轻托香腮，手拿绢花小扇，站在芭蕉树下，双目脉脉含情，朱唇微启似有所语。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位大家小姐的神情与身段，甚至连她那云鬓下的青丝如缕都清晰可辨。
老先生不由点头赞叹：“妙哉！妙哉！贤弟，短短时间竟创作出如此精品，真恭喜了。”
接着，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贴在画下，表示他买下了这幅画。
突然，有两位老先生争执起来，张大千赶紧走了过去。
原来，他们争的是一幅无题的山水画小品，他们都想买下这幅画，一时争执不下，面红耳赤，童趣横生。
这幅画构图大胆而新颖，上部是天空、山峦，下部是小溪和枯树，中间横卧着一条小路，给人一种清新自然而层次分明之感。小路消失在山水交汇之处，暗示在那小路尽头，将走向一个更辽阔的世界。
两人一见张大千，都抢先上前表示是自己先看上的。
张大千也没有办法，只好说：“这样吧，既然两位如此抬爱小弟，日后我照此再作一幅，构思、尺寸不差分毫，如何？”
一位只好作罢，便私下嘱咐张大千：“贤弟，我那幅尺寸要大。放心，润笔从丰。就这么说定了哦！”
第一天就有30多幅作品被人预先订购了。第二天，一批批文人雅士、政客军阀也闻讯赶来。
3天时间，张大千百幅作品全部售出，第一次画展胜利结束。他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但这也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所以日后他要广交天下朋友，不论社会名流、军政要人、文人雅士、戏剧家、歌唱家、裱画师傅、厨师、司机等，都成为他的朋友，对任何人他都以诚相待。
这次画展，也奠定了张大千在画界的地位，更坚定了他毕生献身艺术事业的决心，他从此走上了一个职业艺术家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