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敦煌壁画是集东方美术之大成，代表着北魏至元代1000多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张大千

游历黄山开宗立派

1927年5月，张大千收拾行装，第一次游历黄山。

他决定去游黄山，是受了石涛“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启发，于是想：“要想学好石涛，最好也去游历黄山，以天地为师，在大自然中收集素材。”

张大千来到安徽南部，抵达壮美雄伟的黄山脚下。明代徐霞客曾言：“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集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灵云、庐山之飞瀑于一身，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奇山”。但自清以来，上山的路就逐渐荒凉而艰难曲折。

张大千花钱请了几个当地人，就走上了野草丛生、巨石拦截的小路，走走停停，一天行不了几里路。但他越来越痴迷于“无山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无奇不有”的黄山。

在过最凶险的鲫鱼背时，中间是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两边是万丈深涧，当时有个当地人说：“张先生，我先带一根绳子过去，然后你从这边扶着绳子再过，到时要小心，千万别向两边看。”

张大千把胡须一捋，两眼一瞪：“嗯！你们不要小看我，不用你们的绳子，我第一个过去。”说着长袍一撩，抬腿就上。

他稳住心神，两眼平视，脚步稳稳地走了过去。山风吹拂，他的胡须飘摆，长衫飞舞，有如神人一般。

张大千以他特有的胆量和意志，在黄山上待了两个多月，观云门，登清凉台，看人字瀑，望莲蕊峰，画了大量的写生。

最美的是在黄山清凉台观日出。这天一大早，张大千就来到了清凉台上。东方的天空渐渐地亮了起来，慢慢衬托出峰峦如斧劈刀削的刚劲轮廓。

越来越明亮的天幕，烘染出远山近峦的层次。橘红色的朝阳躲在云雾里，慢慢地闪现出一道光环，闪闪烁烁，终于跳了出来。朝晖映红了张大千的脸，云腾七彩，朝霞流丹。张大千伸开双臂，要拥抱这朝阳：“啊，日出！黄山的日出！”

看过黄山日出的旭日辉煌，他再观黄山云海，那变幻汹涌的云涛使他心潮澎湃；看过奇诡的黄山石和令人心旌摇动的“迎客松”，奇峰怪石、云海旭日都进入了张大千的画稿。

初游黄山，黄山之奇，给了张大千深刻的印象，身处其间，他领悟了画之真谛。他明白画卷里的山水并不等于大自然的奇峰，只有实地观察、深入自然，才会获得创作的源泉和灵感。他觉得，要领略山川灵气，不是说游历到那儿就算完事了，实在是要深入其间，栖息其中，朝夕孕育，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才能绘出传神的画。

后来，张大千有两次重登黄山，他还专门刻了一方印章：“三到黄山绝顶人”。

这个阶段，张大千已经开门立派，招收门徒了。他从黄山回来后对学生说：“不到黄山，不亲眼看到黄山云海，谁会相信天地间竟有这样的云海，谁又画得出这样的云海呢？”

他为《黄山云海》这幅画题词道：

蓬池几回干，桑田几番收。

谁信天地间，竟有山头海。

从这以后将近10年的时间，张大千专心致志地研究、创作山水画，他笔下的黄山云海、奇峰、松石，或气势磅礴，或俊逸清新。很多人都称张大千为“黄山画派”。他还与郎静山组织了“黄社”，倡导游黄山，一时入社会员达百余人。

对于别人称他为“黄山画派”，张大千说道：

曾、李二师又以石涛、渐江皆往来于黄山者数十年，所学诸胜，并得兹山性情，因命予往游。

三度裹粮得穷松石之奇诡，烟云之幻变。延誉两师奖誉不已，于时大江南北竟以黄山派呼予。

1929年，张大千的两幅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张大千继续到名山大川游历、写生，长江、富春江、莫干山、天目山、罗浮山等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

这一年他进入而立之年。大江南北，人们都称“南张北溥”，是说当时中国两个最有名气的画家张大千、溥心畲。溥心畲是清皇室遗族，善画山水画。

而也有人称“南张北齐”，是指他与善画花鸟的齐白石；甚至还有人称“南张北徐”，那则是指他与徐悲鸿了。就连大作家茅盾在小说《子夜》中，也有关于张大千作品的描述。但无论怎么说，都可见张大千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大。

这一年，张大千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他在苍松下伫立远望。在这幅画中题诗的不仅有他的恩师曾熙，还有当时的名人杨度、陈三立、黄宾虹、谢无量等。徐悲鸿也题了一首诗：

其画若冰雪，其髯独森严。

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

张大千一生游历遍及祖国名山大川、奇观美景，可谓见之多矣，但始终觉得黄山第一。

他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海数百里方圆，无一步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他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黄山成了他一生画不完的稿本。

同时，此时的张大千也添丁进口，10年时间，黄氏为他生了几个孩子，根据张家字辈，以“心”字命名：心亮，心智，心一，心瑞。

1931年前后，张大千继续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举办多场个人画展，并作为中国“唐、宋、元、明中国画展”的代表，再次东渡日本举办画展。这一年，他的恩师曾熙逝世了。恩师的去世，让张大千痛心不已。

也就是在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三省。

有一天，徐悲鸿来到张大千家。徐悲鸿与张大千年岁相仿，尽管他们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徐悲鸿与张大千深夜促膝谈心，徐悲鸿语气激愤地说：“自‘九一八’之后，侵略者猖狂，国府无所作为，中国人益发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张大千一向不过问政治，但他却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时他手握长髯，脸色严峻。

徐悲鸿接着说：“目睹此情此景，悲鸿痛心疾首，夜不能寐。我常常深思，如何才能使世界各国认识中国，如何让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传统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的国家？

“最近，我收到法国国立美术馆来函，邀请我筹组一个中国画展，赴法展出。这正是一次宣扬祖国文化，提高中国国威的好机会。因此，我准备请国内名家以最上乘的作品，参加此次展出。此事也须烦张先生扶持。”

张大千一捋胡须，铿锵说道：“大千虽不才，但也是中国人，所需作品，徐先生要多少我画多少。”

当“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法国巴黎展出后，张大千的一幅《荷花》立即被巴黎波蒙博物馆收藏；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莫斯科博物馆收藏。

年底，张大千与二哥应著名书法家叶恭绰先生之请，举家迁居苏州网师园。

苏州是一座美丽的古城，以水多、桥多、园林多而著称，素有“东方威尼斯”之誉。网师园原是南宋时代一座私人花园，清乾隆年间扩建成为一座布局精巧、水木清秀的园林。由于张大千的二哥专画老虎，是有名的“虎痴”，所以，他们还在网师园养了一只老虎。

张大千也爱画虎，但二哥叫“虎痴”，所以，大千决不画虎。不过，后来有一次他醉酒来了雅致，提笔画了一幅《虎啸图》，二哥看了连连叫好，还为他这幅画题诗。后来这幅画流传出去，人们看到称赞不已，就有人来求他画虎，并愿意高出二哥10倍的价钱。

这时张大千才猛然想起二哥是有名的“虎痴”，觉得自己画《虎啸图》这件事，冒犯了二哥。虽然二哥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张大千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本来是很爱饮酒的，这次他发了誓：从今以后誓不饮酒，也誓不画虎。果然张大千从此跟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辞职离苏定居北平

1933年，张大千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及其他朋友的劝说下，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前后一年多时间，每周6小时课，奔波于南京、苏州之间。当时很多学生都以为他是老先生，其实他才34岁。

张大千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生性不愿受约束，因此一年不到就不辞而别，离开了月薪300元的教授职务。

因为张大千知道，如果正式走程序写辞职信，肯定不会被批准，所以他思虑再三，灵机一动，给南京的报纸寄了一份声明：

大千才疏学浅，教授一职，实难胜任。为免误人子弟，贻患青年，请辞去中大教授一职。另外，上有高堂老母，不宜久离膝下，回川奉亲去也。

辞职之后，他继续与二哥开办“大风堂”，招收一些出身贫寒而又有天分的青年人。只要他们看上的，没有钱也照样教画。中国后来的许多著名画家都是张大千“大风堂”的弟子，如胡爽盦、何海霞、田世光、俞致贞、肖建初、晏少翔、钟质夫、陆鸿年、刘力上、吴子京、梁树年、慕凌飞等。

当时苏州城里三教九流，他无所不交，因此有人作了一句顺口溜：“苏州名人哪去了，您往大千家里找。”

有一天，张大千刚刚结束了长江游历归来，一边作画，一边和客人们闲聊着。他天生就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太冷清了受不了。

字画商李先生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八老师，我差点忘了。我昨天在谈翁家里看到一幅石涛的真迹。”

张大千立刻放下手中的笔，眼睛催促着他说下去。

李先生接着说：“在一位山西商人手上。谈翁知道后就让人请到家里，想找人看看，对的话就买下来。”

张大千急切问道：“画的什么？”

“哦！是一幅6尺中堂，三色绫，扬州裱，上下轴杆紫檀的。那手艺，我自认为所见不少，但未见有超过它的。”

张大千不耐烦了：“我问你画的什么？”

“别急。”李先生故意卖了个关子，“让我想想，画的是一座七巧玲珑的寿石，上面长着三朵灵芝。那灵芝呀……”

后面的话张大千就不听了，因为他从来没见过石涛画过这种象征吉祥长寿的画。他打断了问道：“谈翁买了没有？”

听说谈翁与山西商人没有谈拢，那山西人要5000元。张大千一把拉着李先生就要去找那山西商人。

到了谈翁那儿，谈翁告诉他：“谈不拢，那个山西商人性子犟得很，说卖5000元都卖得贱了，当夜就离开苏州，嘴里嘟嘟囔囔说可能是去广州了。”

张大千一夜无眠，心里放不下那幅画，第二天一早就留下一句“我如果需要5000元，要马上筹措”的话，急急赶往广州。

抵达广州，暂住在越秀山下一个姓黄的朋友家里，让他帮忙四处打听。等得无聊，两个人就闲谈起来，这时，黄先生才明白了张大千不远千里南下广州的原因。张大千说：

大千平生喜爱字画，不惜一切。每当想起已逝的好友谢玉岑，总觉得坐卧不宁。他喜爱我的字画，10日之内收集了百多幅。每当思之，诚惶诚恐，汗不敢出，只有勤于笔砚，以谢吾友。

大千平生留恋绘事，倾心丹青。古人之迹，能观之的尽量观之，为我所用。我收藏画并非为了束之深阁、炫耀世人，而是为了学习。

珍爱者，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有的看过、临抚过后，留之无用，便贱卖。贵买，是因学习需要，得之有益。平生无积蓄，藏画为了学习，一进一出之间也是为了学习。

晚饭后，出去打听消息的人陆续回来。终于有了山西商人的消息，但却是个坏消息，那幅石涛的画被人指定是赝品，那个山西商人一气之下赶往郑州去了。

张大千坐上火车连夜赶往郑州，住到中原饭店。

这次没有用半天就打听到了那个山西商人的消息，一位裱画师傅告诉他：“八老师，俺虽然没和你见过面，但大名却早就听熟了。老板吩咐俺打听那个山西商人的消息。唉！那个山西商人的那幅石涛《寿石灵芝图》是假货，给人点破了，他一气之下撕碎了画，口吐鲜血，人事不省，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了。”

张大千连追三州都没有见到那幅画，心里极不痛快，只得怅然而归。

张大千辞职声明中“回川奉亲去也”并非虚言，辞职之后，他确实因母亲卧病，乘船回乡侍奉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赴日本、朝鲜游历，最后，他把目标定在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城——北平。

刻苦研究鉴赏技法

1936年，张大千举家迁居北平，住在西城府右街罗贤胡同一所幽静宽敞的四合院里。住下不久，这所院子就不再幽静了，客人来往不绝。有趣的是，这时“南张北齐”终于聚首畅谈了。被称“北齐”的齐白石虽然比张大千大40岁，但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

另外，艺术界好友还有溥心畲、梅兰芳、荀慧生、马连良、张伯驹等。张大千过得好不快活。

这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悲鸿欣然为该书题序，他在序言中极赞“大千之画美矣”，并称“五百年来一大千”。

同时，张大千第一次自由恋爱，与说书艺人杨宛君喜结连理，可谓多喜临门。

刚刚辞掉教授，又被北平故宫内的“国画研究室”聘请为指导，一月不定期去讲一两次学，指导那些青年人学画。

5月份，母亲曾友贞在故乡病逝，张大千守丧尽孝后，又到上海居住了一段时间。

张大千来到北平后，对于鉴别的“见、识、知”三个层面都有很大的收获。琉璃厂卖的画，分为古人、时贤两种，买古画须请教古玩铺；求时贤的画，则在南纸店有“笔单”可供问询，两者绝不相混。

照古玩铺的说法：“古画十张有十一张靠不住。”

张大千就问：“十张就是十张，何来十一张？”

“大件改小，多出一张，不就是十一张？”

张大千恍然大悟。

古玩铺老板接着说：“而且，古画只要是名家，无不有假，此风自古已然。明朝崇祯年间，上海收藏家张泰阶，集所选古来假画200轴，详细著录。他的画斋名为‘宝绘楼’，这部书就叫‘宝绘录’，共20卷；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阎立本、吴道子、王维、李思训，仅在第六、七卷中才有名字。这部书值得一观。”

张大千除了仔细研读《宝绘录》外，还看过一本《装潢志》，专谈装裱字画书籍的款式技巧，这也是鉴别之“知”中的必修课。张大千还在家里养了两名裱工，共同研究装裱工艺。

“裱褙十三科”里讲的都是一张纸，那就是古人所用之纸，历代流传百世的书画之纸。张大千在上海、杭州、四川时也见识过一些纸，但一直到北平之后，这才大开眼界。

北平古称燕京，有许多风雅好古的皇帝，历时千百年的名纸得以保存下来。

张大千自识古纸后，鉴赏能力更是与日俱增。如果一幅无款的古画，单凭布局、笔法、墨法并无确切证据，但可以从纸的年代上去推断它的合理性，有时真伪立辨。

张大千因此十分留意于搜罗年代久远的旧纸，以此来作为比对真迹的根据。

说到墨，其中的学问也大得很。近世都知道徽州出墨，而更为珍贵的是“易水墨”，为当时一个姓祖的墨官所造。南唐李超父子，原籍就是易州，以后逃难至徽州传造墨之法，成为徽墨的始祖。

张大千历来主张要用旧墨，他解释说：“墨和纸一样，也要越陈越好。因为古人制墨，烟捣得极细，下胶多寡，仔细斟酌过。现在的墨不但不能胜过前人，反而粗制滥造，胶又重又浊，烟又粗又杂，怎么能用来画画？”

张大千评价鉴定：清朝内府墨，要光绪十五年前所制才是好墨；乾隆墨最妙，因为它是用前朝所制。年久碎裂的墨，加胶重制，又黑又亮，用这样的墨作画，光彩夺目，真有墨分五色之妙。

制墨之道路，首先要捣得细，明朝隆庆年间有名的御墨“石绿饼”，捣烟是“大臼深凹三万杵”。但张大千认为这还不够，他说古人有所谓“轻胶五万杵”，这5个字才道尽了制墨的奥妙。

张大千引古人“得笔法易，得墨法难；得墨法易，得水法难”来解释水墨并称，水法也就是墨法。后来张大千力求画风突破而创泼墨、泼彩，功夫全在分层次的水法之上。他说道：“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砚池要时时洗涤，不可留宿墨；宿墨胶散，色泽暗败，又多渣滓，画画写字，都不相宜。”

张大千也有一肚子关于毛笔的掌故。

张大千喜欢用上海杨振华的笔，每次定制，必是大中小500支。因为工笔花卉、设色仕女，都非用新笔不可。

张大千除了纸、墨、笔以外，也非常讲究画面的印。他所用的印可分为六大类，各有各的用法，分别是：名号印、别号印、斋馆印、收藏印、纪念印和点缀印。

张大千之精于鉴赏，仍然得力于他的艺术修养，他自己说道：

夫鉴赏非易事也。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深；其入之已深，则好尚有所偏至，又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

盖必习之以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气平、其解超，不惑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

国家罹难心生愤恨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国人民掀起了八年抗战血腥而悲壮的一页。

此时，张大千正由四川扫墓祭母后到上海，而杨宛君带着几个孩子，还有张大千的部分藏画仍在京城的颐和园。他考虑到留在北平的家人，听从叶恭绰的劝告，急忙赶回北平。

此时此刻，他忧心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回京城。战争爆发，很多交通线被拆断，京沪线的运输紧张异常。张大千辗转托人，终于购得了一张17日前往北平的火车票。19日到达京城，心才稍安。

北平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风韵，大街上行人稀少，大部分商店都关门停业。张大千和夫人、孩子及家人搬回了罗贤胡同的四合院。

7月26日一清早，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自山东乐陵老家赶回后，以为这只是小规模的冲突，可以用处理地方事件的模式来解决。这时，张大千大胆回到颐和园去避暑，过了两天是星期六，张大千又进城听了程砚秋的戏，住到星期一回颐和园。

7月29日，张大千还没进城，日军突然发动大规模攻势，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此役阵亡。日本占领北平，张大千被困在颐和园内。

8月3日，日本兵把园内所有人都赶到了排云殿前，经过大半天的检查、询问，这才放行。

8月5日，学生何海霞设法把张大千接回城内家里。一位朋友请张大千到春华楼为他设宴压惊。席间张大千气愤地将在回城路上看到日本兵的暴行告诉了大家。

消息传到日军宪兵那里，这一天“请”张大千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充满杀气地对他说：“请张先生来是调查军纪的事。你说日本兵有抢劫、强奸、杀人的情况，请列举出来，如果调查属实，我们整顿军纪；如果查无此事，你要负责任。”

张大千一直在宪兵队里扣押了一个月才被释放，但这期间报纸上却登出“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的消息，上海的亲朋好友无不悲痛万分。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北平的一些汉奸组织了“新民会”，准备给日本人效劳。张大千非常气愤地说：“我决不当亡国奴，我一定要南下。”

虽然被释放了，但日本人不准他离开北平。他不再画画，闭门谢客，在家常常无故发脾气。他在书架上乱翻，忽然翻出一首自己的《满江红》：

寒雁来时，负手立、金矢绝壁。四千里，岩岩帝座，况通呼吸。足下江山沤灭幻，眼前岁月鸢飞疾。望浮云，何处是长安，西风急。

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把茱萸插遍，细倾胸臆。蓟北兵戈添鬼哭，江南儿女教人忆。渐莽然，暮霭上吟裾，龙潭黑。

这正是张大千当时心情的写照。

日本人知道他收藏了很多石涛、八大山人的字画，想让他捐出来，张大千推托“我的收藏都留在了上海”。后来日本人又请他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被他拒绝了。虽然他在平时不愿涉足官场，也不太谈国家大事，但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立场却非常鲜明。

不久，日军驻北平司令香月派汉奸来劝说张大千与日本人“合作共存共荣”，并许诺：可以任命张大千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大千一口回绝了。后来香月亲自前来劝说张大千参加伪政权，也被张大千拒绝了。

当时香月问：“先生当是会说日语的，为何不说日语？”

张大千说：“日久全都忘却了。”

这时，张大千向日本人提出：“上海谣传我已被枪毙，我要到上海去澄清。”

日本人虽然忌恨张大千，但也不愿背上残杀艺术大师的恶名，再者上海已被他们占领，于是就同意了。但发给他一个月期限的通行证。张大千离开北平后，曾在诗中言道“坚贞不受暴秦封”，指的就是日伪拉拢他一事。

张大千虎口脱险之后先去了天津，他立即在法租界永安饭店举办了个人画展。此举在于说明我不上贼船，也没有死，并引起轰动。

然后张大千乘船回到了上海，然后计划返回四川老家，但由于交通封锁，只好转道香港回四川。在香港与先期出发的家人会合，并等来了他视如性命的24箱珍贵字画。

这期间，正是抗战开始第二年，亿万中国人站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随后又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赴前线。国民党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也大声疾呼，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艺术界人士也不例外，郭沫若先生抛妻别子，由日本回到灾难沉重的祖国，并写诗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馀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成千上万像郭沫若一样的人，都怀着一腔热血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战中去。

张大千一路辗转来到桂林，与挚友徐悲鸿在此相聚数日，然后徐悲鸿经广州去新加坡，举办画展宣传抗战，并为灾民募捐筹款；张大千则向南经贵州赶往抗战大后方重庆。

在贵阳时，张大千来到了三哥张丽诚家，三哥惊呆了：“啊，八弟，八弟回来了！”

孩子们也惊喜地呼叫：“八叔！八叔！”

张大千深情地看了孩子们一眼，却向三哥、三嫂跪下去，泪水哗哗地夺眶而出，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三哥上前抱住八弟，泪水也滚滚地滴落下来。

一手把八弟带大的三嫂上前扶起张大千，哽咽着说：“好，好，只要人回来就好，我们也……也睡得着觉，吃……吃得下饭了。”

张大千再也忍不住了，在三嫂面前，就如在自己母亲面前一样，他一头扎在三嫂怀里，放声痛哭。

张大千继续前行，在重庆与二哥张善孖重逢，这时张善孖正创作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图中没有人物，只有28只威武雄壮的老虎在长啸怒吼，每只老虎都与真虎差不多大，占据了长长的画面。张善孖以28只老虎象征着我国当时的28个省。

此时，全国人民热血沸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尽心竭力为抗日贡献一己之力。二哥张善孖大力为抗日做宣传，以画虎之笔鼓舞民心士气。

张大千受到了感动，他提议兄弟共同创作一幅画表达抗战报国的心愿。于是兄弟俩借用三国时孙坚讨伐董卓的题材，创作了《双骏图》。张善孖画马，张大千画景物。张善孖在画上题跋。

张大千题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

汉家合议定，骄马向天嘶。

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

张大千与二哥合作举办画展，又准备了一幅作品，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名义，由二哥携往欧洲举办“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展”，为抗日战争募集捐款。

其中有一幅《中国怒吼了！》的画，用了整整两大幅素帛。画面上，一只鬃须怒张的巨狮，双目如炬，四只如柱的巨足踏在日本富士山上，长啸怒吼。画上抄录了一首流行全国的抗战歌曲：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请看那抗日烽火，

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

不收复失地不休！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八一三”浴血搏战，

爱国健儿，奋勇直前，

杀得敌人惊破胆！

游历边塞考察敦煌

1938年，张大千返回成都后，住进了号称“天下幽”的青城山上“道家第五洞天”上清宫。

在上清宫住了很长时间之后，张大千临摹宋元名迹，心中的悲愤之情才渐渐平静下来。他与道士们搞好关系，不仅可以随便出入各个道观，遍观壁上的、柜中的文物古迹，而且他上山写生和游玩时，总有道士相陪。

在此期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画展，用收入来试验造纸。

当时安徽宣纸产地泾县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宣纸来源断绝，市面上宣纸极度缺乏。张大千在夹江研究各种宣纸，最后终于在工匠们的帮助下试验成功了“大风纸”。

徐悲鸿、董寿平、傅抱石、蒋光各等著名画家试用之后，都称赞纸质很好。张大千就用自己的“大风纸”，创作了大批作品，办了一个抗日义卖展。

在青城山一住3年，这3年对张大千很重要，因为无异于和尚坐关，潜修内视，为得道必经的阶段。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有所吸收，才能有所表现；而吸收后，又必须经过消化、酝酿，反复深思，不断探索，方能有所创造。

张大千的记性、悟性都是第一等，但不论如何，时间是无可代替的，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才会到达某一境界。

在北平和上海时，人情应酬常占去了张大千好些时间，艺术的吸收不足，又缺乏足够的时间来消化，作品中就会略显薄与俗。

而在青城山这3年的修炼，单从诗词方面来说，是这段时期的最好。张大千在《青城小居口占》诗中描述他的山居生活：

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

小儿捕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

食栗不谋腰脚健，酿梨长令肺肝清。

歇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这3年张大千读了不少史书。张大千坐在高台山第一峰头，面对大面山的那座亭子中，心里所想的，除了画以外，更无他念。在这样一个可能终日不见行人的幽深之处，正所谓“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张大千目摹心追，胸中不知有多少未画出来的山。这些胸中之山，后来都成了他泼墨、泼彩的题材。

有一次，张大千还行离家出走的“壮举”。一天下午，张大千还没回家，等到日落时仍然没有一点音信。因为往常他在山上游览，一般是清晨或上午，断没有从下午到黄昏还不回家的。

三位太太都急得不得了，来同张大千的朋友易君左商量。易君左由于四川省政府疏散，上青城山与张大千做了半年邻居。

易君左先安慰她们不要着急，可能张大千在路上偶遇僧道，聊着聊着就晚了。

但是一直等到二更天时，张大千仍然消息皆无。这一下易君左也不由得担心起来，于是，两家男女老少连同上清宫的道士们一同去探索张大千的下落。

大家找了一个通宵，几十条火把照得满山通红，青色的树木都变成了紫色，依然不见张大千踪影。幸好当时正是初夏，夜寒不重，人人抖擞精神，翻山越岭，攀壑入洞，涉涧跨溪，披云拂露，一直到天色大亮。

谢天谢地，在山腰的一座小峰的洞内，张大千正像张天师一样，闭目冥坐，就如面壁9年的达摩祖师，眼观鼻、鼻观心，正在那儿修行着呢！

大家欣喜地把他拉到三位太太面前。张大千睁开眼睛一看，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干什么大惊小怪的？”

后来张大千说，这次家庭风波，缘于三个太太联合起来对付他，黄凝素竟然拿起桌上的铜尺作武器，不小心打到了张大千的手上。因此张大千“冲冠一怒为红颜”，拂袖而去。

1940年秋，张大千决定去遥远的西北，前往敦煌临摹石窟的壁画。

早在上海的时候，张大千就见到有敦煌石窟流落出来的珍品，他感觉，那种艺术上的天工造化之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后来他也试画过仿敦煌壁画笔法的天女散花图，但他心中一直渴望着能亲自去敦煌，探索艺术的奥秘。他相信，如果亲临其境去临摹，天下无双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一定会对他的人物画有所启迪。

张大千初步计划是由成都到广元，游览该地著名的千佛岩，欣赏精美绝伦的石刻，然后赴兰州，转道敦煌。于是先携全家去成都，中途回到了内江老家。儿时的回忆与眼前的凄凉景象，使张大千无比辛酸，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离开内江去了成都。

这时，抗日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张大千出售了部分珍藏的字画，筹集去敦煌的经费。

恰在此时，张大千心爱的儿子张心亮不幸死于肺病。他当时正在外布置画展，不由得泪湿衣襟，长时间陷入痛苦之中。但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更高境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到敦煌去，而且一定用自己卖画的钱。

于是他再次举办个人画展，用售画收入采购了大量笔墨、画布、颜料和生活用品，带上另一个儿子张心智同去敦煌。

汽车走走停停，这天傍晚在广元歇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张大千与夫人黄凝素、儿子心智步行4千米路来到千佛岩。

一到那里，张大千就连连摇头，长叹道：“可惜，太可惜了！”

原来千佛岩建在嘉陵江东岸，高50米，长约300余米，在陡崖上，有摩岩造像17000多具，但由于几年前修建川陕公路，造像被炸毁了一半以上，仅剩7000多个。

一连几天，张大千都泡在这些毫无生命却又栩栩如生的石像中。

看了千佛岩，更想去看天山的麦积山了。

但在这时，一个突然传来的噩耗使张大千不得不改变了计划：二哥张善孖病逝于重庆歌乐山宽仁医院。

张善孖这次出国宣传抗日，历时近两年，举办画展达百余次，回国之后，不顾劳累和医生劝阻，继续奔波筹备赈灾画展和东北难民义卖画展，不幸积劳成疾，回国仅半个月后突然昏迷不醒，于1940年10月20日去世，年59岁。

人们对张善孖的去世都非常悲痛，当时报纸记载：

国人与先生，不论识与不识，噩耗传来，孰不伤恸！

张大千更是痛不欲生，星夜兼程赶回重庆，为二哥料理后事。父母先后去世，九弟生死不知，现在二哥又离开人世，张大千痛心之余，万念俱灰。

事后，他怀揣着二哥临终前写下的“勇猛精进”4个字再次返回青城山，过了好长时间，心中的悲恸才渐渐平静。1941年3月，张大千再次踏上西行敦煌之路。

这次，除了妻子、儿子心智外，还有侄子心德、学生刘力上等人。他们从成都出发，途经兰州，坐汽车一个月后才进入戈壁滩边缘的西安，又换乘骆驼继续前进，三天三夜才走完最后50千米。

敦煌位于甘肃省的最西部，古称三危，《尚书》记载：舜流放共工于此。“四夷”中的“西戎”，相传即是共工的子孙，世世代代，保有其地。

自古以来，敦煌就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是中国通往西域及中亚细亚的交通要道。西面是玉门关，与新疆接壤；西南是阳关；东南10千米有座山，三峰峻绝，因名三危山，据说就是共工当年的住处。

早在汉代，敦煌就成为陆地交通的枢纽，南北朝时期，前秦苻坚为开发西域，并把它作为征服西域的前沿阵地，移民至此，并开始兴建莫高窟。

1500多年前东晋时期，有个法名乐樽的游历和尚，路过敦煌鸣沙山下，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满天之时，三危山上突然射出万道金光，山上的奇岩怪石也仿佛变成了千尊佛像，乐樽惊异之余，伏地膜拜，并发下宏愿，要在石壁上凿洞供佛。于是他奔走募捐，终于在鸣沙山上修建成第一个洞窟群。

后来经各朝各代修建，形成了后来大小1000多个石窟，也称“千佛洞”。石窟自南向北沿峭壁排列，有的地方上下4层，绵延两千米，大的石窟就像一座大礼堂，而小的仅容一人。其中蕴藏着中国古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由于连绵战乱，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步衰落了。

1900年，道士王圆禄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内藏经卷甚多，包括汉文、藏文、印度文和阗文、回纥文及龟兹文。但这道士只知是古物而不知其珍贵，随意送人。

于是许多外国人听到消息，都赶来了，敦煌石窟许多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包括书籍、画卷、经卷、地志、小说、医书等，多数被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匈牙利人或偷或抢或低价买走。只有壁画及彩塑因无法运走，遗留在洞窟之中，但也遭到少数损坏。

从敦煌石窟的壁画及彩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几千年来艺术演变的过程，补充了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3月8日，张大千到达莫高窟，在高大的白杨与垂柳掩映之中，层层叠叠的洞窟发出神秘的色彩。张大千没有休息就提上马灯入洞探视，看罢惊叹不止。金碧辉煌的壁画与琳琅满目的彩塑，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精美。

早年那个法国人伯希和在盗窃文物的同时，还对石窟进行了编号，不过他编号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他记住盗窃的进程。

张大千这次除了修路开道之外，也对石窟进行了编号，不过他与伯希和的顺序正好相反，伯希和是由北向南，张大千却是从南到北。他这是根据历代工匠开凿石窟的顺序来编的，符合石窟壁画的历史创作年代。

在4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从南向北、由底层到上层，为莫高窟不厌其烦地作了科学而系统的编号。他和助手们都是用毛笔在壁上竖写编号，总计309号。

同时，张大千建议政府在石窟南北两面筑墙，禁止牲畜进入，并严禁过往行人在洞中取火做饭，以使壁画能长久地保存下来。

张大千此举，为保护敦煌石窟这一艺术宝库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来国际上一大社会学科研究“敦煌学”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础。凡是中外研究敦煌学的学者都知道“张氏编号”。

完成这些工作之后，由于生活补给不足，吃不好，睡不好，另外更严重的是要提防土匪的袭击，于是他们返回兰州。

回到兰州后，张大千召来自己的学生，并亲自到青海塔尔寺请派5名画师，再次进入敦煌。

面壁三年终成大器

再次进入敦煌之后，张大千就开始了长达3年的临摹壁画的工作。其实他为敦煌石窟做编号，也是为观摩这些壁画做准备工作，以免临摹起来杂乱无章。

这次，他除了邀请老友中央大学教授谢稚柳同去敦煌外，还写信叫来了在北平的学生肖建初。

张大千对大家说：“大家都到齐了。从去年以来，我们主要是为莫高窟编号，考订壁画年代，熟悉各洞情况。这次主要任务就是临摹壁画。我和你们谢老师商量了一下，看来大家对洞内的情况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现在开始着手临摹复原工作。”

看到学生们一脸跃跃欲试的神态，张大千又严肃地说：“不能高兴得太早，熟悉了，不一定把握得住。有的壁画时代虽近，但造型、设色却有区别，你们一定要注意。”

说着他带大家走进151号窟内，指着一幅供养女像说：“就拿这幅画来说吧，这是一幅晚唐之作，人物体形健美，线条流畅，设色多变，算得上是莫高窟内的极品。但是，她与晋魏的侍女像有什么区别呢？各个朝代的壁画又各具什么特点呢？”

随后，张大千逐一给学生们详细讲解了各朝各代在作画时的风格以及技法上的特点。

张大千不仅进行临摹工作，他还计划要对壁画进行复原和补齐残缺的部分，还要分类比较，确定壁画创作的年代，考订各个不同朝代的衣饰习俗、画派和源流。因此要使大家有所了解。

等到进入洞窟之后，大家才知道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这里不是宽敞的画室，有的洞窟低矮狭窄，要半躺着身子才行；而有的画是刻在特别高的地方的，要爬上特制的高凳才能看清；有时候，需要拿着手电筒，反复地观摩许久才能画上一笔。在空气窒闷的洞内，待久了会头昏脑涨；而到外面透气，又被耀眼的阳光照得金星乱冒。

他们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清晨即起，带着干粮入洞工作，直到晚上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有时甚至晚上还要加班。往床上一躺，头痛、手痛、腰也痛，再也不想动一下了。

张大千不仅自己要画，还要管理大家，人家累了就休息了，而他还必须计划明天的事。后来他回忆说：“朝夕浸沐其中，已至忘我之境，当时也不觉得辛苦，也浑忘了人间时日。”

有一次他问：“今年，今年是什么年？”

有学生回答：“1942年了。”

张大千只含糊地“哦”了一声。

为了排解心中的寂寞，他号召大家休息时就读一读古人的经典。于是在昏暗的灯光陪伴下，在大西北萧杀的夜风中，响起了诵读荀子《劝学》之声：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3个月过去了，张大千却还不想结束，他越来越觉得这里是用之不尽的宝库。他对那些由线条、色彩和画面组成的各种天神、金刚、梵女、菩萨、高僧的形象赞叹不已。他已经临摹了20多幅唐代壁画人物，寄回成都办了一个“西行记游画展”。画展一开幕，就在成都轰动了。

张大千计划要用更长的时间继续探讨石窟艺术的奥妙，苦苦修炼，以使自己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记起《庄子》中的两句话：“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于是下定决心，既来了敦煌，不搞出名堂决不回头！

夏天炎热得似火烤，从心里透不过气来；冬天漫天黄沙，冰封雪冻。水土不服，生活困难，这些张大千都不怕。有一次他们还险遭土匪抢掠，幸亏躲避及时，才免遭不测。

张大千临摹之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比如他在临摹第二十号窟的《供养人罗庭环夫妇像》时，因为原画早已残缺不全，模糊不清，他不仅要临摹，还要在画纸上进行复原，历时竟达两个月之久。

张大千除在洞窟里昏暗的光线下临摹外，回到住室后还进行背摹，因为他已经对敦煌壁画到了烂熟于心的境界。

在考察壁画时，张大千突然发现，在一幅残破的宋代壁画下隐藏着唐代壁画。原来早时的工匠们常常会在以前的壁画上重绘壁画。

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和美术界。

张大千与谢稚柳反复商量后，决定剥掉那层败壁，重现内层壁画的旧观，还原原来壁画的真面目。

剥落前，他俩共同将上层壁画照原样临摹下来。然后剥掉了那幅宋代败壁，下面露出了一幅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唐朝壁画，画上还有唐咸通七年的题字。

当时已到花甲之年的中国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沈尹默老先生得知此事后，高度赞扬张大千、谢稚柳等人的功绩。他专门给张、谢二人写了一封信，张大千打开看时，展现在眼前的是沈老那无可挑剔的漂亮书法写的一首诗：

左对莫高窟，右倚三危山。

万林叶黄落，老鸦高飞翻。

象外意无尽，古洞精灵蟠。

面壁复面壁，不离祖师禅。

既启三唐室，更闯六朝关。

张谢各运思，顾阎纷笔端。

一纸倘寄我，定识非人间。

言此心已驰，留滞何时还？

沈老诗中问“留滞何时还”，张大千和学生们一直“面壁”两年零七个月才“还”。他们共临摹了276幅画。

1944年夏末，离开敦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时正是牧草旺、牛羊肥的季节。张大千回过头来，目光温柔地看着身后：夕阳、三危山、小溪、晚风中清脆作响的铁马铃。看着这一切，他不由得感慨万千，一首七绝油然而生：

摩挲洞窟记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

晏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

3月至5月，“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连续在重庆三牌坊官地庙展出。著名画家徐悲鸿、黄君璧，著名诗人柳亚子，著名作家叶圣陶，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吴玉如等一大批艺术家、文学家、学者都纷纷前往观看，推崇备至。

在展会上，柳亚子挥毫题写了“云海归来”4个大字。而沈尹默则再次写下七绝一首：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髯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随后，肖建初携画前往西安展出，再次引起轰动。不久，张大千将他临摹的敦煌壁画精选了一部分，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等画册。

表面上，这276幅画就是他“面壁”3年的收获，但真正的收获却是难以估量的，这就是敦煌壁画在艺术方面的价值。

张大千说：

敦煌壁画是集东方美术之大成，代表着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

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在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在去敦煌以前，张大千常听人说，中国文化多受西方影响。但从敦煌回来之后，他就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确切。他说：“敦煌壁画所绘的人物，可以作为考证历史的依据。”

人们从张大千的作品中，更加了解了这位坚忍不拔的艺术家，高度评价他在敦煌的艺术实践。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说：

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的范围。

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配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在敦煌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听说后，曾专程到敦煌视察，并建议教育部门专门设机构整理发掘。后来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张大千为8名筹委之一。

随后，画家常书鸿领导艺术委员会和敦煌研究所对石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

同时，敦煌之行也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的画风由此发生巨变，山水画由以前的清新淡泊变为宏大广阔，画中大面积运用积黑、破墨、积色的手法，喜用复笔重色，把水墨和青绿融为一体，丰厚浓重。

同时，他更注意将线条色彩并重的技巧与作品的意境相结合。与此同时，他的人物画的创作也达到了顶峰，人物勾勒纵逸，个性突出；尤其是仕女画，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行笔敦厚，富丽堂皇，人物的衣裙用笔就吸取了唐宋壁画的各种技法。

自此，张大千成为了一代画界的宗师。

抗战胜利考察西康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喜气洋洋地欢庆胜利。大街小巷到处都传遍了狂喜的呼喊声：

“哦，哦！胜利了！”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日本鬼子投降了！”

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城。

张大千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一天大喜讯，不由欣喜若狂，仰天长笑：“哈哈！终于打败了倭寇，还我河山。”

张府上下都兴高采烈地准备酒席：“八老师今天要开戒了！”

两瓶泸州老窖摆上了大圆桌，香味四溢的川菜升腾着热气。

张大千身穿过生日时那件紫缎团花长袍，内衬雪白的绸衬衣，特别精神。他高兴地举起酒杯说：“好，今天破例，我陪大家喝三杯酒。大家可以喝个痛快。”

欢庆之余，张大千画了巨幅作品《西园雅集》和《大荷花》，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衷心喜悦之情：

夫喜收京杜老狂，笑嗤胡虏漫披猖。

眼前不忍池头水，看洗红妆解佩裳。

“不忍池”在日本东京，张大千在诗中借助它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蔑视。

1946年10月，张大千携带着自己创作和临摹的作品，先后到北平、上海展览，都大获成功。应观众请求，画展不得不一再延长展出日期，前后竟长达一个多月。上海各界对张大千面目一新的画卷极为赞美。画界还广为流传这样两句诗：

欲向诗中寻李白，先从画里识张爰。

从此张大千被誉为“画中李白”。

不久，应法国巴黎博物馆的邀请，张大千赴法国举办画展，旋即又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现代馆的展出，又被请到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展出，均获得极高的评价。

回到北平，张大千又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园林建筑专家的陈从周。北平醇厚的人情、浓郁的书香以及深邃的文化都使他眷恋不已，于是，他决定以重金买下一所前清的“王府”。

但是，后来在琉璃厂，则意外遇到了罕见的三幅古人名迹：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暗》、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宋初画家巨然的《江山晚景》。

张大千只好忍痛放弃了“王府”，购下这三幅古画。他对朋友和学生们说：“房子和古画既然不能兼得，经过数度考虑，终将古画买下。因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顾，而《韩熙载夜宴图》却可能一纵即逝，永不再返。”

张大千得到这三幅珍品后非常高兴，真是爱不释手，甚至晚上都要开灯观赏几次。不仅如此，而且从那以后，不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三幅画，寸步不离，并自刻一方图章“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印在画卷上。

1947年夏，张大千感觉身体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健康，于是又决定出去旅游写生，开阔眼界。这次他没有去烟雨江南，而仍然向比较贫穷落后、偏僻荒凉的大西方西康省。

西康省历来被称为“蛮荒之地”，山高寒冷，气候多变，道路崎岖，甚至不通公路。外人至此多数都水土不服。而且，当地都是少数民族，一直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排外情绪高涨，部族械斗时有发生，土匪横行无忌，治安状况在全国最差。

原来，张大千在敦煌时，对壁画中的《吐蕃选普图》《回鹘王供养图》《西域商队行旅图》以及描绘各族王子的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决心将来要了解这些民族历史变迁、衣冠服饰、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乐舞、文化美术等。

因此，他不顾许多朋友的劝阻，毅然决定前往西康考察。因为这时他有个有利条件，他的朋友四川军阀刘文辉正兼任西康省省长。

张大千同几个朋友，轻装简行动身了，第一先到了雅安。在那里，大家游览了金凤寺和高颐阙。

高颐阙是东汉时益州刺史高颐和弟弟高实的墓和阙。墓前成双成对的石羊石马虽已风化剥蚀，但可想见当年的宏盛规模。张大千久久观摩碑上的书法和石刻，在回雅安的途中即兴作诗《雅安》以记之：

朝登金凤山，夕攀高颐口。

雅雨与黎风，郁此山水窟。

回到城里，他又吟《飞仙关》一首：

孤峰绝青天，断崖横漏阁。

六时常是雨，闻有飞仙度。

一出雅安城往西，路途变得崎岖坎坷，开始沿着一条羊肠小路盘旋而行。来到著名的二郎山，就不能再坐滑竿了，必须骑马翻山。

二郎山终年积雪，海拔3000多米，寒风凛冽。当地民歌唱道：

提起二郎山，岩鹰不敢翻。

再下三尺雪，高可齐苍天。

张大千却连呼“快哉”，历尽艰险骑马上山后，山两边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东坡，云海、浓雾、绿色森林；西坡，枯草、朗日、晴空万里。大家稍松一口气，张大千的《二郎山》诗也完成了：

横绝二郎山，高与碧天齐。

虎豹窥闾阖，猿猱让路蹊。

来到大渡河，13根铁索横越河上，木板搭成的桥面在急流上微微晃荡。桥头石碑上刻着“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万里长”。

张大千被横截崇山、巨浪惊天的奇景所征服，感受到了与“天下幽”的青城、“云海共朝阳”的峨眉截然不同的风光，冲击心灵的是一种原始粗犷的莽苍、强劲、荒凉之美。他写道：

铁索高千尺，虚舟渺一叶。

天风冲白浪，愕使不敢涉。

他们随着向导通司，沿着大渡河北上，路途更加艰难，有时甚至还要下马拽着马尾巴爬山。大家踏着没膝深的枯叶，拨开古藤树枝，有的腿上被磨掉了皮，有的眼角被树枝划破，傍晚时分，他们才筋疲力尽地在里外宿营。有人揶揄张大千说：“大千，怎么没有作诗的兴趣了？”

张大千照着天边的霞光，慢慢吟道：

马头耀旭日，鞭影乱彩霞。

天孙云锦衣，绚然绝壁挂。

抵达瓦寺沟，离康定城就只有几里路了，大家的心情逐渐变得开朗了。离瓦寺沟还有两三里，就听到了瀑布的轰鸣声，张大千催马向前跑去。

一进沟，大家都被眼前绝壁对峙、飞瀑凌空的自然风光惊呆了，那清新的空气，让大家都张开大嘴贪婪地吸着。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绝美的世外桃源。大家正在赞叹不已时，张大千又在吟诵了：

河晚客心悸，殷殷众壑号。

灵胥谁激怒？移得海门潮！

大家赞道：“大千，你诗才真是敏捷。能不能再作一道古律？”

张大千毫不推辞，又作了一首《瓦寺沟》：

银河忽如瓠子决，泻向人间沃春热。

跳珠委佩未足拟，碾破月轮成琼屑。

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

南北东西无此奇，目悸心惊敢书写。

四方当动蛟龙吼，万里西行一只手。

山神历泣海澜翻，十六巨鳌载山走。

众人齐声喝彩！

很快，大家来到了康定城。接下来几天，张大千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从他下榻的刘文辉在康定南门的公馆开始，游览了康定全城，经过了号称“双寺云林”的城南南无寺、金刚寺，游览了城南10千米的御林宫，观看了农历五月十三的跑马会。

在游览完康定城后，张大千还曾涉足关外，广泛饱览了西康的山水风光、民情风俗，终于如愿以偿地细致观察了这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

游览期间，他不仅吟诗，还写生作画。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康定城里几乎到处都在传说着这位美髯飘飘的艺术家的新闻。

这年秋天，张大千回到成都，结束了他4个多月的西康之游。

不久，张大千的12首诗以《西康游屐》为题在报纸上发表。这是张大千首次在报上发表如此之多的组诗。他还从数百幅写生画中选出一部分在成都举办了“西康写生画展”。

画展一展出，立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这些画不仅有《御林宫雪山》《二郎山》《多功峡铁索桥》《沙坪独木桥》《五色瀑》《两河口瀑布》《瓦寺沟》《飞仙关》《格桑花》等风光写生，也有《跳锅庄》《金刚寺番僧》等表现民俗风情的人物画，再配以自己写的题画诗，将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祖国壮美山河的一部分展现在世人面前。

成都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又赴上海举办了西康写生画展，同样引起巨大反响。大家都对张大千深入西康写生的精神表示钦佩。李秋君还为年底即将出版的《西康游屐》画册题写了封面。

张大千的这次西康之行，全程数千里，历时近5个月，经过聚居着藏族、彝族、羌族、回族等兄弟民族的广阔地区，沿途经历无数艰险。

但是，他不畏艰险，深入不毛之地，终于为自己的作品又增添了一批风格、内容不同的新作，并成为中国专业画家深入西康费时最长、游历最广的第一人。

荷花出水画赠润之

有一天，张大千来到了挚友徐悲鸿处。早在8月，中国美术学院迁往北平，徐悲鸿仍然是院长，并兼艺专校长。

见到张大千后，徐悲鸿非常高兴，对他说：“你来得正好，这次学院能顺利迁址，多亏了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先生，我正无以为谢甚感过意不去。这回就有劳你了。”

张大千慷慨应允：“没问题，悲鸿，你说吧，画什么好？”

徐悲鸿说：“那就画你赖以成名的绝技荷花。”

张大千来到画案前，对着那张六尺宣纸，略一审视，然后提起大笔，饱蘸浓墨，潇洒挥毫，片刻工夫就完成了一幅《荷花图》，把笔一放说道：“悲鸿，你看怎么样？不行的话我重画。”

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一齐赞道：“很好，非常好！”

张大千坐下喝茶，以为没事了。但徐悲鸿却没有放过他：“大千，这次我要请你做北平艺专名誉教授。你忙就不给你安排课了，但一个学期要给学校寄两张画。这次你可不要推辞了！”说到最后一句，徐悲鸿的语气已经不容回绝。

张大千也严肃起来，他一向钦佩徐悲鸿热心中国美术教育的行动和精神，也明白他多次请自己出来，并不是为自己，而完全是为了学生们，于是慨然应允：“蒙你看得起，我不敢推辞。”

说完，两人四手相握，相视而笑。

9月，张大千与徐悲鸿、谢稚柳、黄养辉以及张大千带的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一起同游香山。在白松亭上，他们共同观赏了漫山遍野、殷红如火的红叶。

几天后他们回到城里，下榻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京饭店。当晚，黄养辉在饭店的楼上为张大千写速写画像。黄养辉曾经为郭沫若、何香凝、齐白石、李济深、陈叔通、梅兰芳、周信芳、黄君璧、傅作义等人画过像。

10月，张大千正在北平颐和园登万寿山，漫步长廊，泛舟昆明湖。而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辽沈战役告捷。

11月初，张大千乘飞机返回四川，这时，淮海战役的序幕已经慢慢拉开了。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

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时，欣喜不已，佩服中国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1949年3月初的一天，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老人来到张大千寓所拜访。张大千听到通报，赶忙掸掸长袍，疾步走出画室迎接何香凝。

张大千与何香凝早在20年代初就已经相识。那时，他参加了由何香凝、柳亚子、于右任、经亨颐等人组织的“岁寒三友社”。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很敬仰何香凝的人格，并视其为前辈。

两人寒暄落座已毕，何香凝试探着说：“张先生，这次来是想请你画幅画送给朋友，可以吗？”

张大千谦逊地答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是送给谁啊？”

何香凝说：“现在，在香港的进步人士都受到了邀请，将陆续北上，到北平去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工作，此去我想送给毛润之先生一份见面礼。”

一听是送给毛泽东主席，张大千眼睛一亮，不由“哦”了一声。他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三天后即交卷。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水墨淡彩，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浓淡有韵，为大千无数荷花画中上乘之作。在图之左上方，是张大千的一行工工整整的题词：

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

这些题词显示了作者对受赠方的高度敬意。

过了几天，恰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何香凝带着女儿廖梦醒再度到张大千寓所拜访表示感谢。何香凝回赠了张大千一幅亲笔画的《梅菊图》。这也是一幅大画，并赋诗一首，由女儿廖梦醒书写：

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

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升沉。

不久，何香凝离香港秘密北上，专程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大会。她到达北平后，即代张大千将此画转赠给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很是高兴，连忙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和问候。据说，毛泽东极为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面，经常品赏。

这幅珍贵的作品，现藏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后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

不久，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到澳门一个朋友家逗留了一段时间。当他带着自己花重金从东南亚买来的一对长臂白猿兴冲冲返回成都时，已经是1949年春夏之交了。

此时内江发生洪灾，张大千在郁闷中度过了几个月时间。

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华南、西南进军，四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徐悲鸿来信请张大千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去，参加新中国的美术工作。

张大千却犹豫起来。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撤离大陆，不但卷走了巨额的财物，而且也软硬兼施地带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张大千当然也在此列，有人千方百计想让他离开大陆，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踏进张家的门槛，三寸之舌鼓噪起来，言语中尽是诬蔑人民政府之词。

有的人说：“共产党不懂艺术，不要文化，都是大老粗、土包子。”

有的人又说：“你这样的人共产党决不用，到时会遭到迫害。”

其中，真正有说服力的，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张群。由于他与张大千多年来一直感情甚笃，知道张大千有很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直接提出让他去台湾肯定会拒绝的。

过了几天，张群再次来游说，这次并不劝张大千去台湾，而是从书画和乡土、宗族方面说服他：“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哥哥决不会坑你。你想想……你不接到了印度大吉岭大学的邀请吗？可以去印度住住，考察阿旃陀石窟与敦煌石窟的异同。不习惯可以再回来嘛。”

最后，张大千决定采取张群的建议去印度。因为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敦煌壁画就是印度艺术传入中国的。张大千一直不这么认为，坚持敦煌壁画是中国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后的杰作，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他早就有去印度实地考察、研究的想法，这次正好可以借此解开这个千古谜团。

子女与学生们都劝说张大千不要出国，但张群派人送来了三张机票，并允许多带近100千克的行李。当时飞机票是极难买到的，张大千非常感激张群的情意，终于决定出国。

就这样，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孙子大阿乌一道，先到了台湾。在台湾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49年的最后一天，他谢绝了任何人要他在台湾定居的要求，飞离台湾，前往印度，开始了长期漂泊异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