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倾斜的谈判桌

对于龙的传人来说，“八·二九”是个极为苦痛的日子。

150 年前的这一天，南下关江面上聚集了 80 余艘英国军舰。所有舰只都高悬大不列颠国旗，甲板上站满身着蓝紫色鲜艳新装的英国官兵。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武器，尽情地高呼：“女王陛下万岁！”远道而来的英国人为什么这么颠狂呢？原来，就在这天中午时分，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一艘名叫“汗华丽”号的军舰上签署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

其实，英军这种歇斯底里的庆祝胜利的场面，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那天在“汉华丽”号上进行的中英签约仪式，仅是履行手续而已。在此之前，谈判桌的天平早已倾向英国一方。

“对条文的字眼或措辞一点吹求都没有，为欧洲的外交家们所如此尖细地钻研和谨慎的考虑过的条文，只占去（清政府的代表们）一刹那的注意力。他们的所有心事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目标上，就是要我们赶快撤离。这心事之强烈，已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结果，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他们恳求全权大使撤走舰船。”——这是摘自当年英方谈判随从利洛笔下的一段记录，它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其时清廷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急于求和的心态。

有位学者还指出：这次谈判显然是处于英国武装的优势之下，不得不听命于需要的支配。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那是 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秋末，英军连续攻陷了浙江三城：定海、镇海、宁波。

为了加强防御，坐在龙椅上的道光皇帝任命奕经为扬武将军，赴浙江应战。

奕经虽是皇室要员，但却是一个不中用的草包。在南下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沉缅酒色，视战争为儿戏。

1842 年 1 月 25 日，他忽然做了一个梦：英军统统上船逃出了外洋。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他周围的一帮马屁精纷纷阿谀奉承道。

作为参赞大臣的文蔚，竟附和说自己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于是，这位皇室的金枝玉叶“夜不能寐”，决意实现梦幻中的“胜利”。3 月 10 日，奕经下令发动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个城

市。

此刻，远在京都的道光皇帝也做着美梦，表示若“待捷音”，一定“立颁懋赏”。

然而，实现梦幻中的“胜利”谈何容易。一经接仗，清军便败下阵来。恰在这时，有位名叫钟人杰的又在湖北崇阳发动了会党起义。清政府顿

感“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皇帝马上告诉他的大臣们：“攘外必先安内，禁暴民即以爱民。”

3 月 21 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乘机呈上一个“十可虑”的奏折，除极言英军战斗力强大外，重点报告了清军漕粮难征、财政紧迫的情况，并点明无法再与英国打下去，要求皇上拿主意乞和。

刘韵珂的这个奏折正中清廷的下怀。

3 月 28 日，道光皇帝调广州将军耆英改任杭州将军，并重新起用上一年革职的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4 月 7 日，又给耆英加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

对于耆英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缘。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主和分子。当皇上让他南下“设法羁縻”时，他竟脱口说道：“好了，天意回转，另有办法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办法就是投降！然而，清廷越想乞和，英军越是嚣张。

在英军看来，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南京又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都要汇集到南京。因此，如果占领南京，就等于掐住了清政府的咽喉。所以，英军拒绝议和，决定按原计划入侵长江，直扑南京。

月 18 日，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铺。

耆英闻报，当即向清廷奏称：我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

月，英军进犯长江。

其时，江南提督、年近七旬的老将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 5000 余人守吴淞炮台，抗击英军。在激战中，他身负七伤，仍亲自燃炮，轰击敌人。

但可悲的是，由于扼守侧面的两江总督牛鉴等临阵脱逃，放弃炮台，致使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血染战衣，以身殉国。

月 16 日上午，英军攻陷吴淞口。同一天下午，英军又占据了宝山。

时隔三天，亦即 6 月 19 日，上海也沦入敌手。英军下一步进击的目标是哪儿呢？

在京都，人们盛传英国赴上海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和北京，并且出现了有一支扩大的舰队向北行驶的流言。

于是，不少大员纷纷到平谷县（距北京 150 里，四周都是山）等地置购房产，迁移家眷，准备逃难。道光皇帝也急忙把驻守在长城外的军队召回防守山海关。其他军队则驻扎在喜峰口——这是从华北平原通向热河的重要通道。6 月 28 日，道光皇帝还任命军机大臣赛向阿为钦差大臣亲赴天津，以扼守通向京都的门路。

然而，“这个政府好像就不曾料到我们会进攻这个被选定的重要据点（指镇江），它如此全神贯注地准备抵抗意料之中的对京城的进犯，竟完全忽略了长江防备，待到发觉，悔之已晚⋯⋯”——一位名叫欧彻伦尼的英方参战者这样得意地说道。

欧彻伦尼看出清军忽略长江防务是千真万确的。

其实，自吴淞之战以后，整个江南地区的防务就处于瘫痪状态之中。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此时不仅力主和议，而且唯恐加强防务会给他们的议和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让常熟、昭文、通州、靖江、江阴、丹阳沿江各州县，“馈送英夷牛羊，勿与构怨”；另一方面又派白含章、陈志刚等人与英军接洽议和。两江总督牛鉴则自吴淞口落荒而逃后，先至苏州，后抵镇江，直到南京才不得不停住脚。

用时人梁廷枬的话说：鹅鼻嘴、圌山、焦山、金山等长江“诸险，全未

设备，而近水可以设伏之丛沟荻港，皆虚为兵炮。”

这样一来，英军从长江口到镇江，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镇守镇江的清军只有 2400 人，而来犯英军则达 1.2 万人。在英军看来，镇江城可谓垂手可得。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 7 月 21 日战斗打响后，来犯英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柏纳德在《“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纪》一书中这样记述道：

“第 55 团和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 6 团和来复枪队一道⋯⋯，争相攀登云梯；不过满军（即清军）也在那里拼命作战⋯⋯，步步为营，誓死抵抗。

许多参加这次战役而亲眼见到满军坚决作战的人，都能够讲出一些故事。很多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军刺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满兵的肌肉很发达，当他们穿上宽阔制服时，更使人看出他们的强健。他们在和我们用大刀拼搏或作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时，总是不畏缩的。⋯⋯

那天早晨，约在 10 点钟左右，‘布郎底’号所属的几条小船，奉命重新载上一部分炮兵队和东印度炮兵并带两门榴弹炮，前去援助陆军向西门进攻。⋯⋯中国军队发来的炮火，曾对我方前进的船只给以致命的打击。仅在10 分钟左右的战斗过程中，我方 16 号海员和 8 名炮兵都受了伤。⋯⋯

在第三旅沿着城墙脚下集合的时候，一队满兵突然向其打来激烈的炮火，因此，我方两名军官阵亡、两名军官受伤，还有几名士兵被打倒在地上。⋯⋯

当我军行经旗营内一条狭窄街道（在一个小城门后面）时，一队满兵忽然从街的对面向我军打来几枪，而且看来他们要在那里进行极其坚决的抵抗。⋯⋯

就在有组织的抵抗停止许久以后，我方几位军官还得用大刀来防卫他们的生命。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 14 团某军官，曾和 3 名满兵进行了一次短兵相接的肉搏。⋯⋯

镇江府是满军认为一个坚强的据点。⋯⋯他们难以忍受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他们的家园，来践踏他们的土地，因而每一家房子里，都有它的殉难者。”

镇江城破之后，英军兽性大发，纵兵烧杀。一个侵略分子供认说：“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镇江失陷以后，道光皇帝已拿定主意，彻底屈膝投降。当有人奏请把沿江商民盐枭组织起来抗敌时，他竟朱批道：“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

月 26
日，也就是道光皇帝接到镇江遭难的详尽报告的那一天，他命令耆英和伊里布：

“前往京口（镇江对面）以适当方式处理一应事务，万一该逆定要进入省会（南京）进行骚扰，则准许该员暂且经由谈判试予羁縻。设若该夷犹疑不定，则告知他们已有谕旨下颁，着令耆英和伊里布专门负责此一事体⋯⋯。”

所谓“羁縻”，实际是投降的代名词！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耆英在南京又接到来自宫中的两封机密信，要求

他遇事尽可“便宜行事”，不能“稍涉游移”，务必“从权办理”！此刻，辅佐道光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更公开提出：

“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

尽管耆英和伊里布向英军头目璞鼎查频送秋波，但英舰仍按原计划于 8

月 14 日驶抵南京下关。

当英军兵临城下之际，清军压根儿未作布防。因为在耆英、伊里布、牛鉴看来，南京是英国侵略者指定的议和地点，他们怎能在这里与对方搞僵呢？就在英舰驶抵南京下关的第二天，英军就给两江总督牛鉴发出了照会，

要求清军马上“缴银 300 万元，为大英战费之项”，只有这样，英军才保证不攻击南京城，否则“本军门等亦碍难稍为戢兵，仍当力行争仗”。

其时，璞鼎查又声称，清廷的议和代表必须具有充分的权力来“独立解决问题”。否则，就不与之接触。

耆英则马上答复道：英国人所说的“全权”一词与自己担任的钦差大臣的头衔，并没有什么差别。

月 7 日，耆英和伊里布接到一道上谕。内称“该夷等所议与所请之事，
若在情理之中，卿等当可允准。卿等尚应讲明，在卿等共同满意地商榷，并向圣驾奏过之后，尽可付诸实施，无须再有犹豫⋯⋯。”

从这个诏书中，耆英取得了英人所说的“那种广泛的议和权力”。

英方首席翻译马儒翰验过耆英的“钦差”任命状后，同意与之“和平谈判”。

用英人的话说，耆英和伊里布当时的谈判策略是委派低级官员“去与英军头目会晤，观察其口气与措辞如何，而后再派较高等级的官员去谈实质问题”。

8 月 8 日，伊里布和牛鉴商议后，首先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外委陈

志刚及谢继超、刘建勋等 5 人来到英舰“汗华丽”号上与英方代表总管领事麻恭、译员马礼逊、罗伯聃、郭士立等人交涉贸易和赔款问题。

有趣的是，张喜的军功顶戴是临时赐予的。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这样透露：“值此吾人派员往夷船交涉之时，最要者厥在所派之人应为熟谙夷情之人，可望其有裨事体之人。如今奴才等商议此事，不得不令张喜暂着军功顶戴⋯⋯如此夷人始不敢轻视于他。”

陈志刚则以与洋人打交道而出名，人称“临时的使节”。

当时，英方开列的条件主要有三点：“即赔还所夺之货物（指鸦片），及年来之战费，一也；其两国官员，嗣后以友理相待，平行通交，二也；割让海岛，以给英人居住贸易，免致再酿争端，三也。”

8 月 12 日和 13 日，张喜等人与麻恭等在南京北门仪凤门外净海寺内又会谈了两次，但毫无结果。

傲慢的璞鼎查对这种东方外交传统中利用下属而不牵涉自身的做法大为恼火。他强烈地斥责了这种拖拉的策略，要求清方改派更高的官员，否则将再度使用武力。

璞鼎查的威胁果然马上见效。当 8 月 14 日继续会谈时，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出场了。英方谈判随从利洛这样记述道：“我们在庙（指净海寺）的广大的入口被一群中国官吏——白蓝顶以至铜顶—— 欢迎进去。和我们不同，他们穿着绣花的丝绸或织花的的薄纱，剪裁既美，

质料又佳，若在我国，非妙龄美女，不足以着此。他们向着我们鞠躬致敬，执礼甚恭。等我到了大厅，黄秘书（即黄恩彤）与满洲将军咸龄站在门外，肃我等入室。马礼逊将我们一一介绍，然后我们坐在能坐两个大胖子的椅子中⋯⋯

等我们将草约议好之后，用中英文缮写两份，一份由中国官吏带回，一份由麻恭带回，以供璞审阅。当我们在起身要走的时候，这位老满洲将军说道：‘条件太苛了⋯⋯两国间的战争，胜负往往决定于机会，但败方必须偿付胜方’”。

这个利洛看出，中国官吏当时一点儿也不隐饰急于求和的心情。

到 8 月 17 日，无条件的投降丑剧进入尾声。张喜这样写道：“张攀龙取来该夷议覆和约草稿，前半本系汉文，后半本系夷文，于前议三大端之外，又增十数条，共载十三条”。

既然投降的丑剧已进入尾声，耆英、伊里布、牛鉴很乐于在这个时候拜访自己的对手璞鼎查，以便最终完成议和的使命。

8 月 20 日 11 点过后，这三名皇室代表穿着笨重的满洲靴应邀来到“汉华丽”号英舰上。“他们生怕有危险，所以举动很缓慢。当英人献上咖啡、茶酒、糖果、樱桃、白兰地等食品后，耆英等人则赞不绝口。”

在这次会见中，这三位清廷代表竟然闭口不提有关条约的事，而是与璞鼎查讲了些涉及音乐、武器等不着边际的废话。

时隔三天，亦即 8 月 24 日，璞鼎查又回访了耆英等人。

就在这一天，耆英接到皇帝“不准在于福州通市，即万不得已，或于泉州附近，酌与通商”的上谕，遂派员与英方商议，结果遭到马礼逊的拒绝。 8 月 26 日，璞鼎查等人又入南京城与耆英再次会谈。耆英为了以自己的

“诚心”取悦侵略者，竟然丑态百出，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还是那位英人利洛观察得仔细，他又这样描述道：“今天是被指定亨利·璞鼎查与钦差们磋商并最后决定条件内容之日。

⋯⋯

当我们入座之后，音乐又起，似比我们第一次听到的较好，在我们吃饭时，一直未停。年青的戴白项子的官吏们端茶敬酒，捧上点心，几位钦差通过翻译和大臣谈天。

各种的食品如细肉馅的点心、猪肉竹笋、肉丝汤面、猪耳和别的许多奇怪的菜品，盛在小磁碗中，置于银碟之上。一样一样地端上来，我们吃的愈多就愈引起观众的赞叹，但人类的食量究竟有限，最后耆英为了表示致敬，要求亨利爵士将嘴张开，用灵巧的手法扔进几块大的糖饯梅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亨利爵士发现抗议无用，只能忍受的表情，同时我更不会忘记耆英就站在亨利爵士之前，如像一近视眼老太太穿针的姿势，将糖果拿在手中向内扬的姿势。

在这以后侍役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公事由此开始。

用中英文写出的我方要求，又重新被朗读一遍。除了最初中国方面对于我方要求占据舟山，以作为中国交纳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作为保证，表示不同意，并要求将福州府不要作为通商口岸外（后来连这一点也屈从了），其余条款完全同意。”

本来，按照双方的约定，拟于 8 月 27 日举行签字仪式。但由于伊里布生

病，只好推迟到 29 日。

据透露，伊里布早就患有肝病。到会谈后期，旧病复发，体温‘时冷时热’。8 月 26 日那天，他请求英国医生伍斯南大夫替自己看病。伍斯南给伊里布开了药方，并要求他派一位随从到英舰‘皇后号’上取药。伊里布的管家张喜去执行这个任务，但他在英舰上喝了酒，把服药的说明书弄丢了。可他又不敢向主人如实禀报，而是撒谎说把‘全部药丸和药水’一次服下去。结果，伊里布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到 8 月 29 日签字那天，伊里布‘被抬进舱中，安置于沙发之上，在整个会见期间，一直躺在那里’”。

对于侵略者来说，8 月 29 日签约的场面确是激动人心的。利洛这样炫耀道：“这是一个光荣的景象。离着中国最大河流口 200 英里，在它的故都的

城垣之下，在一个具有 74 座炮位英国军舰的船舱内，中国第一次被迫缔结的条约，并由三位最高的贵族，在英国国旗之下代表天朝签了字。”

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就是《南京条约》！也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或《万年和约》。

这个在炮口下威逼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计 13 款，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五口通商。该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五处港口，即所谓通商口岸、通商码头或条约口岸。
割让香港。该约第 3 条赫然写道：香港由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赔偿巨款。该约第 4、5、6 条分别规定，中国赔偿英国烟价、军费等

2100 万元，其中鸦片费 600 万，商欠 300 万，军费 1200 万。这笔巨款全用中国“白银支付，并且装运到伦敦或加尔各答，⋯⋯在那里重加铸造，每一银元约可得四先令六便士。”

协定关税。该约第 10 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释放卖国汉奸。该约第 9 条规定，凡是犯有叛国罪行的买办奸人，“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显而易见，英国从这个条约中得到的是种种权利，而无需尽任何义务；中国所承担的全是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

不是么？首先就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而言。乍一看，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贸易，以有易无，经济互通，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中外通商是在入侵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供给地和推销剩余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本谈不上平等互利。由于中国失去了主权，当时中国的门对谁开，开多大，已不是由中国政府作主，而要洋大人说了算。更何况，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做“生意”的多半不是商人，而是些穷凶极恶的海盗和无赖。一个外国学者这样记述道：“上海开埠以后，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从四面八方聚拢在这里。其中有逃亡的水手，有遭贬斥的醉鬼，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投机破产者，有来自香港与澳门的罪犯，也有来自菲律宾等地的埠头流氓。”即便是真正的通商，也是入侵者单方面受益。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其工业制品尾随大炮叩关而入，二三十年以后，洋布、洋绸、洋伞、洋油等名目繁多的“洋货”，“通行各口，销

入内地”，致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华人生计，为其所夺”。

正因为这种开放、这种通商能使入侵者单方面受益，所以，若干年后，西方列强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牛庄、登州、台湾、汉口、九江、南京、烟台、天津、重庆等一大批沿海和内地城市为商埠。

强占香港则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英国之所以要强占香港，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的话说，“香港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一样。有了这个“楔子”，大不列颠的舰队便可在那里停泊，以对中国实行炮舰政策；有了这个“楔子”，英国烟贩子便在那里囤积鸦片，以向中国大陆进行走私；有了这个“楔子”，一切非法活动都可以在英国的公开保护下进行。

勒索赔款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进一步贫困化。

其时那笔 2100 万元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此后的四年中，清政府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被用来支付这笔巨款。

至于协定关税一条，又剥夺了中国自行规定关税的主权。

按理说，如何征收进口货物的关税，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事，而如今却需要“议定”。也就是说，日后中国增减进出口货物税率，非经英方同意不可。这就为外来商品侵入中国提供了世界上少有的便利条件。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还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若以“关税制度是发展国家工业的主要工具”的观点看，协定关税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工业无法起飞。

《南京条约》是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第一根绳索，或曰：戴在中国人手上、脚上的第一副手铐、第一副脚镣！——有的学者这样形容道。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南京条约》恰似一根绳索，勒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自此以后，众多的炎黄子孙便生活在一种绳索羁绊的氛围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

“八·二九”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耻日。炎黄子孙切莫忘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