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罂粟之妖

说到“八·二九”外国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不禁让人联想到一种名叫罂粟的小花。这种小花有鲜红、橙红、粉红、白色或黄色，以艳丽为其特质。而这种艳丽的小花，又进一步勾起中国人民多少饱含血泪的回忆，痛心疾首的愤慨。

罂粟是一种既能救人又能杀人的花儿。它有花有果有子。子能入药，果汁能提取麻醉剂和毒品。这毒品就叫鸦片，又叫阿芙蓉，俗名称大烟。这种令人可憎的东西，原先并不产于中国，也不是供人吸食的。它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一般被当作药材使用。由于它内含吗啡和生物碱，具有镇痛、镇咳、止泻等医疗功效，1767 年以前的中国法律允许进口少量的鸦片。那时，经营这宗买卖的主要是葡萄牙人。但是，英国毒品贩子看得眼热，也插手这项贸易。于是乎，鸦片就像一股黑色的毒流，迅速冲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随着吸食之风的弥漫，它已完全失去了医疗的作用。

“罂粟很有耐性。吸食过一次鸦片的人，肯定还会吸。鸦片懂得等待。” “一旦尝到鸦片的滋味之后，没有鸦片而活下去是很艰难的。”——法国著名作家科克托在《鸦片烟》一书中这样一针见血地写道。

吸食鸦片必上瘾——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而一旦上瘾，瘾君子便完全成为鸦片的奴隶。尤其是抽鸦片后 4 至 12 小时，烟瘾发作而找不到鸦片时，瘾君子的感觉比死还难受，只有马上吸食才能消除痛苦。一份报告书这样说： “其症状为极度的心神不安、烦躁、全身发寒、脸上发烧、打喷嚏、出虚汗、淌口水、流鼻涕，有的人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性不适。腹部、双腿和背部严重痉挛；全身骨头痛，肌肉抽搐；神经兴奋、发颤。每一种症状与其他症状相矛盾。烟瘾发作时，瘾君子很饿，但又吃不下；而且很困，却又睡不着觉”。倘若不及时戒烟，烟瘾还会愈来愈大，鸦片剂量也愈抽愈重。从而导致吸食者发生心理变态、性格变态、性变态等一系列难以医治的疾病。

吸食鸦片在人体生理上引起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836 年，江苏一位文人对鸦片的危害就作了如下的描写：

吸烟耗尽人的生气；

吸烟妨碍事业的正常进行； 吸烟耗损了人的肉体；

吸烟浪费了一切财产； 吸烟使人相貌不扬； 吸烟促进了淫猥；

吸烟泄露了机密； 吸烟触犯了刑律；

吸烟伤害人的心肺；吸烟毁灭人的生命。

由于吸食鸦片成瘾难戒，有人还用相思的男女来比喻瘾君子对鸦片的依赖程度。于是，罂粟在中国诗人的笔下又被称作“相思草”。有个名叫王尚辰的写了一首题为《相思曲》的长诗，愤怒地谴责了鸦片的毒害：

炎荒瘴毒金蚕蛊，

皂鸦（指鸦片）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

搏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 氤氲化作相思天。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为相思死。

在近代爱国诗人龚自珍的笔下，也有一首讽刺官僚们吸食鸦片丑态的诗。诗云：

鬼灯队队散秋萤， 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 春眠寒食未曾醒。

诗人看到，当时一些官僚地主，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烟客，烟瘾发作时，他们涕泪交流，显出一副鬼样子！

从当时的情况看，吸食鸦片的现象起初还只是少数富家子弟。后来，这种嗜好传遍了社会各阶层——商人、政府官员、一般苦力以及妇女和僧尼道士也吸食起来。

据有人估计，在 1838 年前后，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

士兵中吸食鸦片的风气也在蔓延。据吉林将军祥康透露，在沿海七省的士兵中，不抽鸦片者，简直寥寥无几。成千上万的武装士兵腰带上挂着鸦片烟筒，正如他们对待平常作为服装一部分的扇盒那样，毫不在乎。

一些外国观察家发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中，鸦片馆就像英国的杜松酒店一样普遍。

拿在“辇毂之下’的北京来说，不少鸦片烟馆是由在职官员开设的。 距京都咫尺之近的天津，文人们笔下的景象是：“烟馆林立”，“烟具

陈列街前”。

至于天高皇帝远的各地方，更是无法无天。一个瘾君子，一天究竟要吸食多少鸦片呢？

据时人包世臣的统计。当时一般吸鸦片者平均每天要在鸦片上耗银一钱

（1/10 两），而鸦片的市价四倍于同样重量的银子。抽鸦片者每天平均需吸

2.5 分重（1/4 钱）的鸦片或 1.7 分的鸦片膏。

由于数千、数万、数百万枝烟枪既对着男人，也对着女人，既对着平民百姓，也对着达官贵人，在短短几十年内，不知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在这种枪口下慢慢地、慢慢地倒下去了⋯⋯。

到 1835 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不下 200 万人，竟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 1/66。

此事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感到：“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

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鸦片贩子就像“贪得无厌的摩洛赫（古代人信奉的要用活人祭祀的神）时时刻刻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

一个美国传教士也说：“地球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那些邪恶的茅棚

（指烟馆）的周围地区更接近于地狱了。”

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在华鸦片贸易。一个名叫格林堡的学者通过详细考察，这样写道：到 1800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推销

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从 1830 年开始，英属印度政府在不到

十年的时间里，开辟了 15 个种植罂粟的新产区，制定了对超产农户的奖励办法，从而使孟加拉鸦片的生产和销售量增加两倍以上。

据统计，1800 至 1820 年，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用行贿为走私铺路， 每年平均对华销售鸦片 4244 箱。1822 至 1830 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 11804

箱。1831 至 1838 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 27557 箱。“鸦片同金子一样！”一个名叫泰勒的英国鸦片贩子这样说。

那么，可耻的鸦片贸易究竟能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多大的利润呢？

以 1835 至 1839 年为例，鸦片收入每年 1800 万卢比，折合白银 59.6 万余两。

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等人在 1839 年 11 月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谈到：自 1837

年 7 月 1 日到 1838 年 6 月 30 日，广州从英国进口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占

了 337 万英镑，抵消了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 314 万英镑还有余。

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和商界对鸦片走私历来采取一种包庇和欢迎的态度。

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中，曾直言不讳地提醒：“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他无权干预或阻挠英国在中国早已获得的鸦片贩运特权。”

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 更恬不知耻地赞颂鸦片贸易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意义的，也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 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

在那些年代里，英国靠走私鸦片由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的不乏其例。有个叫维廉·查顿的苏格兰穷光棍汉，1820 年远涉重洋来到广州，投身贩毒活动。八年后，人称“铁头老鼠”的查顿和另一个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合伙开设了一家拥有武装船队，年走私鸦片 6000 箱，可获利 10 万英镑的公司：查顿—马地臣公司。马地臣还在澳门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每期都公开登刊鸦片的行市，广为宣传这项肮脏的贸易。时隔四年，亦即 1832 年，他俩又将这个公司扩大为恰和洋行。据查顿在其私人信件中透露：“在最好的年头， 每箱鸦片毛利可高达 1000 银元。”他还无耻地夸耀，走私鸦片“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这两个强盗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马地臣竟被封为爵士。英国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英雄”。

在查顿、马地臣一类毒贩、强盗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中国的白银却日趋减少。据估计，1840 年前的 40 年间，中国约有 3 亿至 4 亿元白银外流，

相当于当时货币流通总额的 1/5。用白银换来的黑色毒药则使吸食者——包括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乃至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娼妓、优伶、僧尼道士、兵丁和农民的心灵和肌体受到极度摧残。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比鸦片为“毒蛇”，斥走私船为“鬼船”，愤怒控诉西方列强“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