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世纪的先声新世纪的数学大道
如果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为 20 世纪的到来送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那么,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则通过自己对著名的数学难题“果尔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为新世纪的数学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果尔丹是 19 世纪的著名数学家,由于他成功地解决了代数不变量领域里的一个重大问题,被数学界誉为“不变量之王”。
为了纪念他,一个更重要的、仍然没有解决的不变量领域里的难题,被直接命名为“果尔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某种代数形式下,能否由有限个“基本的”不变量产生出所有的不变量?
问题提出之后,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数学家都企图去攻克这个问题,但结果都一一败下阵来,不少人还把它看作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希尔伯特却认准了这个目标,并且全身心地迷上了这个数学难题,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干什么,他的心里都在想着这个刁顽然而调皮的“果尔丹问题”,因为它能唤起自己那种几乎无法思议的完美想象力。
为了解决这个对于他来说,“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难题,希尔伯特亲自登门拜访了果尔丹先生,并且找来了所有的果尔丹的数学著作,全面深刻地了解了果尔丹问题的过去和现在,从而出人意料地为自己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途径。
经过大量的分析,他发现,以往数学家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采用的都是果尔丹的方法,即力图寻找或构造出能产生所有不变量的“有限个基本的”不变量形式,也就是直接求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种方法被大量的实践证明了,是“死路一条”,所以,希尔伯特觉得,
要想成功地解决“果尔丹问题”,就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方法。
又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汗,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希尔伯特终于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如果有的话,它应该是怎样的呢?从这个思路(即采用逻辑的必然性法证明这个有限个基本的“不变量”是必定存在的)出发,希尔伯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数学难题。这种运用存在性证明代替构造性证明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毫无疑问地,
是数学研究中富于独创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希尔伯特后来创立数学基础中形式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前提。
使用存在性方法,是数学方法论的一场重要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把过去的那种构造性方法,带入了另外一块迷人的地带,为 20 世纪的数学,又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
从此以后,希尔伯特,这位普通的青年讲师,便如同一颗灿烂的新星, 升起在人类的天空,并以其独特的光明,烛照人类文明。
1862 年 1 月 23 日下午,大卫·希尔伯特这位天才人物诞生于德国的哥厄斯堡。这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海滨小城镇。
希尔伯特出生在一个法律世家里,他的爷爷、父亲及好多亲友都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因为他是乡村巡回办案的法官。
所以,童年时代,希尔伯特更多的是同母亲在一起,所接受的是母亲的那一套教育。他的母亲身体不太好,一年中乃至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
但是,希尔伯特的母亲对数学和天文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希尔伯特幼小的心灵里,便对数学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向往。在中学时代,他就决心把数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
小时候的希尔伯特,是一个公认的大笨蛋。他八岁才上学,比别的孩子要晚两年。上学的第一天,老师要考考学生能数到多少,好多小朋友都数到100 以上了,希尔伯特却连 10 也数不到。
上小学的时候,他的各门功课都没有及格过。他的记性特别差,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语言课,他更是感到头疼,老师上课提问的时候,他总是张口结舌说了半天,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希尔伯特理解概念的反应速度也非常慢,回家以后,常常需要母亲讲一句,他记一句,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任务,大家一致认为这孩子将来不会有大出息。
然而,希尔伯特自己没有自暴自弃,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像换了大脑似的,跟小时候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觉得自己虽然记忆力比较差,理解能力也较慢,但完全可以下功夫来弥补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于是,在他的好朋友闵可夫斯基兄弟的影响下,他找到了他喜爱的科目
——数学。因为数学不需要死记硬背,而理解问题慢则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掌握概念的实质。
经过自己的刻苦用功,并且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他终于考取了他向往已久的哥尼斯堡大学,并且选择数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他的父亲则一直希望儿子能够上法学院,当一名法官。
但是,希尔伯特的叛逆,却使自己终于成为一名卓越的数学大师。
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数学家,希尔伯特数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善于钻研重大而关键的数学问题。
希尔伯特认为,重大而关键的问题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他说过它有三个特点:
其一,清楚、容易理解并且能够吸引人的兴趣; 其二,困难,但有被攻克的希望;
其三,在通向那真理的道路上,它是一盏指路明灯。
希尔伯特不光注意咬定目标,而且还非常注意方法,一种方法不行,就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他就是这样攻克著名的数学难题“果尔丹问题”的。
1900 年 8 月 8 日,新世纪来临后的第一个夏天。在法国巴黎,这一天天气格外地炎热,仿佛是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出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
在巴黎大学的演讲厅内,正举行国际数学家第二次代表大会。
站在讲台上正在演讲的,是一位中等个儿,秃顶,蓄着淡红色络腮胡子, 看上去不到 40 岁的学者,他就是希尔伯特。
希尔伯特那明亮睿智的蓝眼睛里射出灼热而自信的光芒,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在整个演讲大厅里久久回荡,并重重地敲击着每个与会者的心。
按照惯例,演讲者所报告的一般都是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研究成果,但是, 希尔伯特的演讲却不是这样。
希尔伯特一共提出了 23 个数学难题,并预示了新世纪整个数学学科的发
展方向。他衷心地希望数学家们在 20 世纪去努力攻克这些难题,并以此推动整个数学学科的发展,创造出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希尔伯特的这次演讲,以巨大的无可抗拒的磁力,吸引了无数数学家的注意力。这 23 个数学问题左右了数学发展的方向,为无数数学家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和苦恼,激发了当时乃至其后一段时间整个数学界的想象力。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数学家在一生当中,只要解决了其中的一个问题,
都是对数学科学的一个无法估量的贡献。同时,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大大推动 20 世纪数学的发展,有人形象地把这次演讲称为是新世纪数学的一张导航图。
一直到目前为止,23 个问题中,还有一些问题悬在那里,没有获得解决。中国优秀的数学家陈景润仍在努力攻克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希尔伯特在这次演讲中的第 8 个问题。
在巴黎会议之后,希尔伯特已经开始享有一个数学家所能够享有的最高声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孤芳自赏,固步自封,而是继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研究科学问题上。
几乎所有的主要数学领域里都留下了他具有开创性的辉煌业绩,如关于不变量理论研究;类域论计划;几何基础;狄里克莱原理的起死回生;变分学的重要定理等等。
正如我们在第一回里所看到的那样,20 世纪初期,以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为序幕,物理学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两个领域,现代物理学捷报频传,成果累累。但是, 由于新的物理学还无力使经典物理学寿终正寝,在外行人看来,物理学领域多多少少有一点凌乱。
希尔伯特坚信运用公理化方法可以使物理学摆脱混乱状况,他认真地研
究了当时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并深入理解了发生在物质微观领域中的事物本质,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更为直接的方法,几乎和爱因斯坦同时,独立解决了广义相对论方面的有关问题,从而使物理学的天空不再乌云密布。
希尔伯特不光自己致力于攻克数学道路上的一个个难关险隘,他还是一位优越的数学教育家,他所主持的哥廷根数学讨论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
希尔伯特的讲课内容和方式对学生有着巨大吸引力,经常有好几百人挤在大厅里听他的课,许多人甚至坐在窗台上。
正如后来一位数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希尔伯特的乐观、热情,他对于科学的价值的无可动摇的信仰,以及对于简明的问题追求简明答案的推理能力和坚定信心,这一切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仿佛一个穿彩色衣服的吹笛手吹奏的甜蜜笛声,引诱了一大群老鼠跟着他走进数学的深河⋯⋯
希尔伯特还是非常有名的数学伯乐,在他所执教的哥廷根大学,流传着不少关于他扶植数学新人的轶事。
有一天,他班上的一名旁听生寄给了他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写得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对不少数学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对新世纪的数学去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尔伯特看后拍案叫绝。
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从东欧来的犹太人雅可布·格罗美,格罗美本来一门心思想当教士,按照当地的风俗,新的教士必须同老教士的女儿结婚才行。
不幸的是,格罗美得了一种怪病,叫做肢端肥大症,手和腿都严重畸形, 老教士的女儿一看到这种情形,便死活不愿同他结婚,他当教士的美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
格罗美并没有被不公正的命运所打倒,他开始发奋,半路出家学起了数学,他没想到,因为他是半路出家的,他没有资格得到博士学位。
阅读完格罗美的论文后,希尔伯特觉得这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在数学方面这是一个难得的好苗子,他决心为格罗美争取到博士学位。
在评定职称的教授联席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授予格罗美博士学位,希尔伯特据理力争终于使教授们不得不破例授给格罗美以博士学位。
对于那些才华横溢、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希尔伯特也敢于冲破世俗的偏见,大胆地加以提拔和任用。
1915 年,哥廷根来了一位“洗衣妇一般”的女人,她就是爱米·纳脱。纳脱虽然貌不惊人,但才华过人,对某些学科拥有相当可观的知识。
希尔伯特决定大胆任用她,让她留在哥廷根当讲师,辅助相对论的研究工作。
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女性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没有哪一所大学准许女性上讲台授课。所以,希尔伯特的建议,遭到了教授们的一致反对。
他们说:“当我们的士兵从战场上回到大学,发现他们将在一个女人的石榴裙下学习,他们会怎样想呢?”
希尔伯特直接了当地予以驳斥:“我不认为候选人的性别是不能让她当讲师的理由,大学校园毕竟不是一个澡堂子。”
但当时的顽固势力占据了上风,希尔伯特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开设一些课程让纳脱去主讲。后来,纳脱成为一位优秀的数学家。
由于希尔伯特,哥廷根播下的数学种子到处开花结果。到 1930 年,68
岁的希尔伯特从他担任了 35 年的哥廷根教授的职位上光荣退休时,培养的学生已达上千人,其中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就有几十名之多,有的在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希尔伯特在世的时候,正好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实在搞不清楚人类为什么要有战争和杀戮,但是,他对战争又无力阻止。
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他一生的最高准则,那就是绝对的正直和诚实。他拒绝在当时德国政府发布的所谓“告文明世界书”上签字,当时没有签字的大科学家只有两位,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就是他,因为那份“告文明世界书”是想让知名的科学家在上面签名来支持德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
希尔伯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着的数学事业,他追求确立数学的相容性,追求纯粹数学演绎过程的无矛盾性,成为数学发展中上形式主义流派的创始人。
1943 年 2 月 14 日,81 岁的希尔伯特在哥廷根的街道上摔倒,把手给摔断了,接着又引起了并发症。一代数学巨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精彩而又无奈的人世间。
但是,希尔伯特的精神是不会死的,它将永远引导数学继往开来,不断走向更大的成功。
这种精神,不光镌刻在哥廷根希尔伯特墓地的石碑上,而且将永远回荡在全世界每一个数学工作者的心灵深处: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必将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