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生物学

关于马可尼和他所致力的无线电事业，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儿。下面，我们再看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对 19 世纪末的生物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达尔文是一位非凡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创立者（本书第 6 册已有叙述）。他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提出了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达尔文还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他的生物进化论在 19 世纪末的生物学上空飘来荡去，并对这一时期的生物学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查理·达尔文 1809 年出生于英国施鲁斯伯里乡间一位能干而且又比较富裕的医生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及父亲等人都是具有科学能力与智慧的人。

达尔文开头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的，后来又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求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成为一名牧师，去给人类布施神谕。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来到“猎犬号”船上做一名生物学家。他随船在南美海面上整整航行了五年的时间，这使他大开眼界，并得到了系统有序的训练。

在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有着无限繁茂的植物和生物，在这里，达尔文充分体味了各种生物互相依存的情况。

1838 年 10 月，他又拜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由于他曾经长期不断地观察动植物的生活情况，对于到处都进行的生存竞争有深切的了解，因此，他自然就得出结论，在这些情况下，适应环境的物种就会保存下来，不适应的就会被淘汰，并且被新的物种代替。

达尔文认为，属于一个种族的个体，天赋性能各不相同，但他对于这些变异的原因不表示任何意见，只是把这种变异当做事实来加以接受。

如果生殖过多或追求配偶的竞争过火，任何在争取生存和争夺配偶的斗争中，有用的性能都具有“生存价值”，而使具有这种性能的个体占有优势，有更大机会延长生命或得到配偶，顺利地生产压倒多数的后裔以继承这一有

益的变异性。

由于不具有这种性能的个体逐渐被淘汰掉了，这一特殊性便有扩大到全种族之势。而种族改变了，一个不同的永久的种别就慢慢地确立起来。

这就是达尔文所提出来的一个新观念。

很显然，演化是生物学所曾揭示的概念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达尔文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伟大的思想家。

这是因为，达尔文改变了人类的思想。在他之前，没有哪一个人不认为事物的种类有限，它们是不可变的，并且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鸿沟把它们完全分隔开来。

打个比方来说，当时就认为种是从来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尽管物种具有某种程度的变异性，但绝对无法超出这个范围。

达尔文却提出了如今我们所称的族群观念——所有生物都是以独立个体组合而成的族群状态存在的。

而这些族群虽然是可能形成各自独立的种，但每一个族群的可变性却都相当高，会随着时间，按着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产生变化。

达尔文提出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所有生物都来自同类祖先，都可能追溯到单细胞生物。这种观点使我们认清了人只是生命洪流里一部分而已。

这也就是说，人只不过是许多动物中的一种，而人和灵长目动物，特别是人和类人猿，来自同一祖先，这就彻底摧毁了人是与动物完全无关的造物杰作的传统观念。

自达尔文之后，几乎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同意，人是由猿演化而来的。达尔文把这个观念当做一种假设，并花去了 20 多年的时间，广泛地搜集

事实和进行实验。

他博览群书，大量阅读有关运动竞赛、自然历史、园艺种植和家畜培养方面的书籍。他进行了家鸽交配的实验，研究了种子的传播，以及动植物在地质与地理上的分布。

接着，达尔文就开始写作，把他多年辛劳的结果简略地写了出来， 1859

年 11 月 24 日，他的书命名为《物种起源》发表了。

《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思维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等。

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直到 1874 年为止，却没有多少科学家对进化论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天体说引起了许多的争议。

当然，现在人类所需要的不再是进化论了，而是演化的事实、证据。我们终于找到了可追溯至 35 亿年前的地层，其中还保留着能精确确定出

年代的、井然有序的生物化石，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知道基因重组使每一代都有崭新的面貌，这也是一个事实。到了 19 世纪末，达尔文的工作对生物产生了两方面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由他所从事并集中反映在他工作中的动、植物系统发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当进化的概念被科学界所接受，就被进一步扩大化了，进而用来探索起所有系统的发育史。

19 世纪的后 40 年，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学科，除了普通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以外，都把系统发育的研究看得高于一切，而把本门学科的研究放在次要的地位，或者被溶于进化论的研究中。

另一方面，达尔文在写作《物种起源》时所采用的归纳方法，即先汇集

大量的资料，然后用他的自然选择学说像伞一样把它们包括起来，对 19 世纪后期的生物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达尔文来说，自然选择学说就是对各方面大量完全不同的事实加以归纳和概括，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概念。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 19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形态学兴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达尔文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所谓的形态学，指的就是形态的研究，它几乎涵盖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属于独立的领域，比如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和细胞学。

而在达尔文以后的时期，形态学可以说含有三个主要的目的。

其一就是寻找共同的祖先，寻找有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种趋异生物类群的原始形态，或现代品系的古老的祖宗。

为了能够发现那些原始类群，就必须通过化石、解剖学或胚胎学的证据，设想出那些产生出各种趋异类群的虚构生物。

打个比方来说，通过原索动物、环节动物和海星的幼体与成体的形态研究，形态学家们企图从各门无脊椎动物里寻找出脊椎动物的祖先类型。

而恩斯特·海克尔则是推动寻找共同祖先工作尝试的著名人物。

他在 1866 年出版的《普通形态学》一书，就试图表明所有的多细胞生物都起源于一种像原肠胚（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那样的动物祖先。

当然，所谓的原肠祖根本就不存在，海克尔的学说虽然非常富有想象力，但对于科学来说，却是不够严肃的。

不过海克尔的学说却可以代表形态学研究的一个普通趋向，这就是寻找趋异类群之间的共同祖先。

其二是决定什么是构成生物形态的基本单位。形态学家们始终不渝地相信，一切现存的生物都是由一个或最多几个基本的模式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变化而逐渐形成并逐步稳定下来的。

而这就意味着要去剖析动物或植物形态的恒定性特征，并把这种恒定性特征与暂时性或适应性特征区分开来。

探索形态基本单位的主要方法就是比较，包括观察生物体从受精卵到成体的整个生活史，以一种形态结构的阶段与其他类群同一形态结构的相应阶段作比较。

例如，比较解剖学这门在 19 世纪末获得较大发展的比较科学，就是通过对不同类群成体，如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的各种同源器官，那些结构相同功能不同的器官的研究，去探寻一种统一的图案。

其三是企图重建系统发育，即各门生物长时间的演化过程的系统树。这一种所谓系统树的证据，主要来自比较解剖学、化石记录以及对胚胎

发育过程的详细研究。

例如，根据恩斯特·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律的观点，形态学家只要观察一种生物的从受精卵至成体的发育过程，就可以看到这个物种的演化顺序。

这样一来，“系统发育关系”就成了 19 世纪后期许多形态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

这些非常热心的形态学家设想出种种尚有丢失的系统树，从各种软体动物和蠕虫一直发展到人的系统树。

从事实上来讲，许多这类系统树上的证据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大多数形态学家并不是特别关心的。

绝大多数的形态学家由于十分注重于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

反而不太关心生理学的研究。

当然，如果我们想理解一个器官的功能，就必须了解它的结构状况。例如，各种器官可以从功能上区分，无论这些器官是不是与外界接触，

但形态学家却只是从结构上去区分各种器官。

从定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形态学首先注重的是形态，因此形态学的主要方法是强调结构、模式标本或原始类型的比较解剖学方法。

形态学方法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极力维护达尔文学说的海克尔。

建立了种系发生学，并提出生物发生重演律的海克尔，是一位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他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用以探索主要动物类群的系统发育，并且把他的原肠祖和重演学说发展成了普遍性的教条。

尤其是通过比较胚胎学的研究，海克尔强调了研究胚胎发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系统树。

海克尔的研究从受精儿开始，而且包括了对胚胎每一阶段的显微镜下的详尽的分析。

海克尔认为，物种新的进化阶段附加在已经存在的发展阶段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成体阶段已经消失，它们都已经充分地微缩了。

海克尔不无惊喜地发现，一个生物体的胚胎中保留着这种生物祖先的成体阶段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拿人的胚胎来说吧，它在初期就很像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

它经历的早期阶段，同其他脊椎动物的颇为相似，然后出现了鳃裂和尾，又发展到鱼的阶段，以后是普通哺乳动物阶段。

在脊椎动物阶段，它同其他哺乳动物非常相似。胚胎从原始阶段最终发育成一个新生的婴儿，这时候它才具备了智人种的特征。

海克尔认为，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充分表明，人与所有的脊椎动物，所有的鱼，所有的哺乳类，以及各种灵长类动物都有着共同的祖先。

这种暂时的连续系列显示出，微缩的形态中存在着人类祖先的整个古代生物学的记录。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原肠动物是所有多细胞动物的共同祖先。

在 19 世纪末期，进化论思想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它在客观事实上，已永远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无论是在今天的国家中，或者是在将来的乌托帮社会里，都不需要再去谈论什么终极关怀了。

而约束人类的政治制度，也像生物体一样，必须适应人类的环境，这两者都处在永远的变化之中，为了社会福利，它就必须按部就班地前进。

而在一个种族当中颇有成效的政治制度，到了另一个种族里，就可能遭致灭顶之灾。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不一定适合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因此，无须强求一致。

如果人类演变至今所经历的过程同动物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人类今天也同样受制于变异与选择。

19 世纪末，高尔顿根据进化论研究了人类生理与心理的特点的遗传，从而断定必须让选择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便使种族朝着文明人所认为的是向上的方向前进，同时，也可以防止种族的退化。这就是优生学的范畴。在现今文明的情况下，自然选择最有力的因素恐怕就是疾病。凡是特别

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人往往早死并且无法留下后代，这样一来，就可以从种族中消除了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遗传特性。

但是，一些不可避免的环境变化，不管是法律造成的也好，风俗造成的也好，或经济压力造成的也好，在混合的种族中，必然对于某些特性特别有利，这样就改变了居民的平均生物特性。

不管是在研究家族的历史的时候，还是在思考人类的起源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喜欢想象自己的祖先要比自己高贵得多，而不愿意相信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超过祖先，这是一种奇怪而又正常的心理事实。

所以，在大自然没有给人们以高贵的祖先的时候，人们就自己给自己苦苦地寻找一些高贵的祖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我们所熟知的原始种族宁愿相信自己是神的直系后裔成为神所特造或是什么天子，也跟这种情况差不多。

文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他们被迫在《创世纪》与《物种起源》之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的时候，他们恐怕也会站在高山之巅，声嘶力竭地叫喊，他是站在天使方面的。

但人和动物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地位上使劲拽下来一样，达尔文也把人类从堕落天使的冰冷而孤独的地位上硬拽了下来，强迫他们认识自己与鸟兽有兄弟的亲属关系。

正像牛顿证明地上力学可以应用于天空与宇宙的深处一样。达尔文也要证明我们用来改良家畜的常见的变异与选择方法，也可以说明物种怎样产生出来和人类怎样从低等动物演化出来。

如果说达尔文的理论对社会学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那么，他对宗教理论与神学当时为宗教而创立的教义的打击，更具有毁灭性，上帝分别创造万物的粗糙的教义被毫不留情地彻底地摧毁了。

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常常有人去注意推想各种生命是如何起源的。

到了 18 世纪的时候，《旧约全书·创世纪》里所庄严记载的有关上帝造人的细节，就被视为正统的不容怀疑的看法。

19 世纪，几乎所有的基督教人士都有这样的信仰。英国神学家厄斯尔主

教就一直以为世界创造于公元前 4004 年，即使一位颇有学问的人士，也以为上帝是故意把化石放在岩石之内以考验人类的信仰的。

《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动摇了一般人对于上帝造人说的普遍信仰。进化的证据逐渐增多，自然选择至少是进化的一个因素的证据逐渐增多，这就给予基督教旧教派的“天意说”以沉重的打击。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渐渐明白，进化论把那些难以成立的信条加以彻底摧毁，这确确实实是对神学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连那些基督人士也不得不意识到，必须把世界的创造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生命的本质上是一体的，比他们过去所设想的要更加奇妙和神秘。

在 19 世纪快结束以前，人类学家泰罗这位英国绅士，在 1871 年发表了一部讨论原始文化的著作，达尔文对于此书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认为“作者从低级种族的精灵崇拜一直探讨到高级种族的宗教信仰，真是了不起。从此，我就要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宗教——对于灵魂等等的信仰了”。

以后，还有不少人根据达尔文的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人类学的研究。 1887 年，英国人弗雷泽发表了《图腾主义》一书，为我们叙述了图腾与

婚俗方面的问题。

这部书的作者认为，图腾信仰是由精灵崇拜而来的，不过礼节更加繁琐，

它的中心观念就是图腾。所谓图腾，就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动物，与按这种动物命名的部族或个人有密切而神秘的关系。

因为不开化民族的人的生活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危险，灾祸或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而这种神秘难测恶运更是他们想方设法要避免的。

因此，他们就形成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帮助他们避免灾祸与恶运的风俗，如果谁胆敢违背这些风俗，灾难马上就会降临在他的身上。

1890 年，弗雷泽的《金枝集》隆重出版。作为又一部人类学的著作，作者为读者叙述了意大利一个非常偏僻的叫做奈米这个地方的礼节。这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一个村落。

在这里，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僧侣执掌着政权和神权。他像一个君主那样，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又由另外一个僧侣把他杀死并且取而代之。

弗雷泽认为，各个原始或不开化民族的类似的风俗都起源于所谓的交感巫术，这种巫术主要是通过各种仪式来进行表演，每年的关于季节循环的戏剧，包括收获季节万物的死亡，新春时节生命的复活等，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为整个人类祈来风调雨顺、百业兴旺。

这种巫术还非常容易对死去的人或魔鬼的恐惧等因素混淆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超人的神的观念，而对自然顶礼膜拜的种种仪式，包括那样一些入教的和通神的仪式，也就得以在新的意义下继续存在下去。

当人类学家们采用了进化的观念以后，他们就发现，那样一些野蛮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产生作用的。

进化论至此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宗教之中。即使那些资深的宗教家们，也不得并承认为，宗教的观念也在进化之中，上帝在不断地向世人启示，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它才有至高无上的表露，但从来没有停止向世人解释神的旨意。

不光如此，达尔文的进化精神，还迫使他们在宗教的研究中不能不适当考虑在科学中证明十分必要的观察方法。

由于采用这种方法，他们也就不得不考虑各种宗教经验，不认神秘性的洞察力的价值，因为这种个人经验对于团体崇拜的仪式与维持传统的权威有所补充。

在宗教的伦理方面，进化论思想首先使科学同道德的基础问题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假如道德确实像《圣经》中所记载的那样，是上帝在神秘的雷电中教给人类，并且一成不变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每个人都有 12 万分的理由，自己给自己规定行为的理想，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引导别人也来遵循。

边沁的功利主义则认为，幸福是个人和社会的唯一的善的学说，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和“人类幸福的总和”则是功利主义特有的看法。

边沁还试图以有意识地避苦趋乐来解释一切社会行为。他和他的继承者们想找出一条途径，运用每个人的私利动机来求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个人的善和社会的善将是一致的。

功利主义认为，社会唯一正当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控制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如果惩罚轻重适当，个人将克制自己不去偷面

包，边沁也这样设喻，认为人们将刚好为了他们的面包而工作，就是说，他们将忍受劳苦，只要他们的报酬足够多。

很显然，功利主义中有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深的烙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德国的达尔文主义的新发展中，出现了更为极端的进化派伦理学。

这种学派的主要论点就是说，道德的本能是经过自然选择而保存起来和深化起来的偶然的变异。

只有拥有这种本能的家族和种族才能够团结一致，互相合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胜过没有这种本能的家族和种族。

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道德的本能就在人身上逐渐积累并迅速发展起来。

不言而喻，这是依据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假说，说明道德的本能一经形成并存在，其力量便会永远无止境地增强下去。

我们知道，生存竞争不光在某个种族内部惨烈地进行着，而且在人与人之间，也无情地进行着，并且，生存竞争所必须具备彻底的自私性，跟道德是绝对背道而驰的。

所以，有人认为，自然的齿爪上都染着鲜血，道德成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因此，到了尼采那里，就把生存竞争的教训加以极端化

在尼采看来，上帝死了，上帝自己也要受审判，在这个没有法则、没有神的世界，人类应该根据生命意志来重新评价一切，要建立超越的人格！

在尼采看来，生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意志，这种意志不是生存的意志，因为生存已经是前提了，而且生命并不会由于个别个体的不能生存而从世界上消失，生命的意志乃是表现生命的力量的意志，是冲动和创造的意志。

尼采认为，生命意义的有无和大小取决于生命的力量和意志的强弱，生命的欢乐是不断地创造，是对与痛苦抗争的体验。

尼采由此建立了“超人”的新型人格，他所说的超人实际上就是能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是具有旺盛的创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

尼采的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表现自己，主宰平庸之辈，他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

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他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他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怀疑、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坚强，因而，超人不是那种卑微琐碎、软弱无力的人，超人是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

尼采的这一学说后来被法西斯主义所充分利用，加上 1866 年和 1870 年

两次战争的成功，从而酿成了德意志帝国狂热的战争心态，引出了 1914 年与

1939 年那两场对于整个人类的大浩劫。这已不在本书探讨的范畴之内，恕我就此打住。但是生存竞争却变成了各个时代想要找到一个漂亮借口来蔑视传统道德的无耻之徒的口头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