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岁月

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就像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邓肯

在俄进行巡回演出

1923年2月11日，邓肯乘“乔治·华盛顿”号轮船，一路伴随着叶赛宁“美国是混账透顶的人类渣滓”的诅咒抵达了法国瑟堡。

邓肯带着剩余的贷款抵达巴黎后，她和叶赛宁径直到了克里永旅馆。她病倒了，躺在床上。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叶赛宁简直有些受不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淹没在酒中。一天夜晚，他从外面返回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疯子一般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到来才把他制服，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邓肯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只好又搬到了莱茵旅馆。然后，靠几位有影响的朋友们的帮助，设法从警察局接回了狂暴的丈夫。

叶赛宁一出警察局，邓肯便设法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新闻记者，和丈夫一起到了凡尔赛，住在特里亚农旅馆。

然而，生性多事而嗅觉发达的美国新闻记者依然闻风紧追，他们的报纸仍在继续报道邓肯和她丈夫的活动。

最终决定，叶赛宁最好返回苏联，而不要再去冒犯法国警察了。

邓肯回到豪华大街后，又开始展望未来。她想要演出，可是难以找到一位经纪人。她的秘书乔·米尔沃德和雷蒙德决定带上乐队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为她安排两场演出。由于没有精心组织好，剧场上座率不好。而经邓肯的请求，为在苏联挨饿的孩子们，他们提前支付了演出所应得的收入。所以，这两场演出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余款，能使她再继续演出。

5月27日，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邓肯接待了几位挚友，一小批艺术家和诗人。

叶赛宁却与这些客人格格不入，干脆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生气地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他，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电话。

4名警察很快骑车来到，把叶赛宁带走。叶赛宁还轻声地说：“还是警察好，我跟你们走！”

第二天早上，在朋友们的劝说下，邓肯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而在叶赛宁的几位朋友的努力劝说下，邓肯才允许把丈夫送进一家普通的精神病院。因为疗养院的收费之高，令人咂舌。

多事的记者们仍然在搜集着她的私生活，并利用以较大篇幅登载社会丑闻和杂谈的报刊进行宣扬。这次邓肯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6月3日举行第二场演出后不久，邓肯决定，除了卖掉她在豪华大街的家具，将房子长期租出去，与此时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苏联，别无其他办法。

家具一件一件地被卖掉了，用这笔钱支付一位每天拿出那张3000法郎的账单来催着要账的裁缝。房子腾空了以后，租给了一个身份不明的苏联人。

随后，叶赛宁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而邓肯因高烧持续不退，却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

伊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3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60000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题材美国记者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

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伊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伊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去柏林前夕，她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一贯伎俩。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理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理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苏联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苏联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她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叶赛宁跪在邓肯跟前，不停地呼唤着她。

1923年8月5日，在外辗转奔波了近15个月后，邓肯和叶赛宁抵达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叶赛宁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车梯。终于回到苏联所激起的巨大的感情波澜，连同进入故乡边境后就不断吞入肚里的伏特加酒，使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当他们来到学校时，校园里冷冷清清。孩子们都到农村避暑去了。叶赛宁一头倒在躺椅上。在他沉睡时，邓肯讲述着旅途见闻，让朋友们一饱耳福。

午饭后，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同孩子们分离一段时间以后，她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在艾尔玛指导下进步如何。

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醒过酒来的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苏联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来到通向学校的庭园时，夜幕已经降临。

孩子们听说老师回到了莫斯科，便派出侦察员，等老师一到便由他们用灯笼发出信号。邓肯一跨出汽车，孩子们便翩翩起舞，簇拥着她进入屋里。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当中去。

尽管这里有快乐的孩子们的陪伴，但邓肯并未在乡间久留。转天，大雨倾盆，她极度郁闷，叶赛宁决定回城，她只好陪着他进城。

当他们再次来到普列特奇斯坚卡时，因为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3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白天，她在焦躁不安的等待和急切的盼望中度过。到了傍晚，她又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经过3天忐忑不安的等待，邓肯决定远远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季余下的日子。

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邓肯不禁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开始重新收拾行装。

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邓肯的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苏联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邓肯赶紧阻止：“我们不能这么办。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好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箱子里的东西，他就开枪打死我。我知道他在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我们可不能轻易动他的箱子。”

艾尔玛狡黠地一笑：“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艾尔玛便出去找技术高超的锁匠，锁匠用精妙的技艺打开了那把精妙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叶赛宁伴随着一声狂吼闯了进来：“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把锁匠推到身后，走上去解释说：“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叶赛宁这才平静了一些。随即，他走向一只箱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把，打开了一只皮箱。当他正忙于拿出他所要的东西时，邓肯走过去，飞速拿出了一件衣服。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走？你要到哪里去？”邓肯平静地说：“永远离开你。”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伊莎多拉，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的决心一下就被打碎了，她张开双臂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叶赛宁却说：“伊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走啊！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

火车启动了，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起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这是苏联的疗养胜地，那里有温泉，含矿物质的泉水装瓶运出，行销全国各地。

邓肯和艾尔玛经过两天半的奔波，于8月的一个清晨6时到达这个小镇。

邓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晨，她用令人精神焕发的矿泉水洗浴，中午在库尔豪斯进餐，随后在附近风光旖旎的乡间乘车兜风，傍晚又回到库尔豪斯用餐，饭后去剧院看戏或听交响乐队演出的音乐会。这样生活了一周左右。她感到有些厌烦了，决心振奋起来做些事情。于是，她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首场演出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举行。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而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郑重地告诉邓肯：“《斯拉夫进行曲》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所以务必取消。”

邓肯用结结巴巴的俄语竭力解释说：“我在十月革命4周年的纪念会上，曾在所有的共产主义领袖们面前用舞蹈表演过这支乐曲，卢纳察尔斯基同志曾为此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我已在世界各地表演过这个节目，现在不准备在一个苏联小镇放弃这一节目。”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邓肯不屑继续与他们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到台前，面对着急切等待着的观众。第一阵热烈的掌声平息后，她问剧场里是否有人能将她的话译成俄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愿意提供帮助。

邓肯说道：“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来逮捕我！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

此时，那位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邓肯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两位契卡官员只好离开了舞台，邓肯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邓肯怒火中烧，却又束手无策。

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不妨请他帮忙。但他不见任何人。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事已办妥，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风波之后，邓肯觉得，如果迁往更边远的地区对她和她的朋友们也许会安全一些。因而她决定前往里海岸边的石油名城巴库。

到达巴库后，邓肯到欧罗巴旅馆。她刚一露面，旅馆老板和他的夫人就迎了过来。他们向她问好，欢迎她的到来。他们告诉邓肯，很早以前，他俩在德国见过她。邓肯美妙的舞姿已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

在邓肯逗留期间，他们对她关怀备至，并且总是亲自做这做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她住得舒服一些。

一次，在一个小俱乐部里，邓肯为工人子女们举行了一场免费的午后演出。在节目开始前，她把几个孩子叫上舞台，给他们上了舞蹈训练的第一课。随后她表演了几支舒伯特的圆舞曲、《音乐瞬间》以及肖邦的小夜曲。

小观众们兴高采烈地发出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喝彩和掌声。

邓肯决定接受几名有舞蹈天赋的孩子进入她所执教的莫斯科舞蹈学校学习。让他们接受几年训练，然后返回巴库去教其他的孩子们舞蹈。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同意资助。但在一番讨论之后，由于缺少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邓肯十分喜爱孩子们，她仍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盛会。通过旅馆德国老板的热情帮助，她请来了小管弦乐队。在他们的伴奏下，她指点艾尔玛排练了许多她大约在20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

满怀失望离开苏联

离开巴库，邓肯来到坐落在激流奔腾的库拉河沿岸的梯弗里斯。昔日她来俄国旅行时，曾到过这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格鲁吉亚首府。

在从巴库去梯弗里斯的车厢里，一个陌生人走到什尼切尔身边问：“邓肯在这个车厢吗？我手上有一封叶赛宁写给她的信，他让我当面转交。”

邓肯接过了那封信，内容很简单，叶赛宁被杂志的事绊住了，一时半刻来不了，他还是许诺在克里米亚见面。邓肯感到奇怪：“怎么还要留在莫斯科？”

邓肯到达市中心几个小时后，高加索共和国主席埃尔耶阿瓦就前来拜访，并向她表示了敬意。他对这位舞蹈家已久闻大名。埃尔耶阿瓦不仅是位蜚声全国的革命战士，而且是个地道的格鲁吉亚人，他十分希望邓肯这次访问苏维埃领导下的梯弗里斯，会同前次访问时一样顺利、愉快。他告诉邓肯，他非常愿意陪她在乡间乘车出游。

尽管梯弗里斯近于热带气候，暑气逼人，但邓肯在这里的数场演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离开梯弗里斯之前，邓肯前去参观了无家可归的亚美尼亚儿童集中营。这个庞大的营地设在距梯弗里斯几千米的地方。

像平日一样，邓肯为孩子们表演了一个朴素的舞蹈，使得他们兴高采烈。随后，通过翻译，邓肯为他们上了舞蹈第一课。离开营地时，她许诺捐赠一些红色舞蹈服装给他们，教师们可以将衣服送给那些跳得最好的女孩子们。

邓肯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是笼罩在8月末灼人的酷暑之中的小镇巴图姆。邓肯来到小镇后，当地政府安排她住进了一座美丽的别墅。革命前它属于一个法国富豪，这个法国富豪在房前屋后的花园里栽种了许多欧洲和热带花卉。这是一个乐园，可惜离镇中心很远。

此时这里正是雨季，滂沱大雨已经持续了48个小时，邓肯越来越感到抑郁。

第三天雨依旧未停，邓肯悄悄地离开了别墅，来到通往镇上的大路，搭车向剧院赶去。

邓肯来到剧院时，虽然全身湿漉漉的，但内心却欣喜万分。因为她在那里巧遇一位格鲁吉亚年轻诗人，他是契卡首脑的弟弟。当瓢泼大雨稍小一些的时候，别墅里的其他客人四处寻找她。在巴图姆，他们发现她已在这位年轻人的公寓住了下来。

遇到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女士，年轻人不禁有些为之倾倒。并在这里把她介绍给一些年轻的格鲁吉亚诗人。很快，他们把她当作缪斯。随后，他们在外面的楼梯上坐了一夜，为他们这位新来的缪斯守夜。

直到离开巴图姆，邓肯一直住在这位年轻诗人的公寓里。

这时，黑海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潜水艇正在巴图姆港停泊。一天，政府官员们拜访了邓肯，询问她是否愿意为舰长和水手们免费演出一次。她欣然同意，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日间演出。她用舞蹈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曲目，并像平时一样，以《国际歌》作为演出的压轴戏。台下的水兵们起劲地随着歌唱。

尽管这里的诗人群体热忱欢迎邓肯的到来，并拜她为“缪斯女神”，但这无法驱走邓肯脑海中另一个诗人的身影：叶赛宁。

邓肯听说从这里可以坐小火轮走水路到达克里米亚，她立刻辞别了这群巴图姆诗人，乘船前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她希望那里会比高加索更容易吸引叶赛宁前去。到达雅尔塔后，邓肯兴奋地给叶赛宁发了电报：速来！

但不久的回电令邓肯悚然一惊：

请不要再给叶赛宁来信和来电。他和我在一起。他永远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去了。加琳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

邓肯看过电报后，赶忙召来艾尔玛和什尼切尔：“你们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个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究竟是谁？”

什尼切尔说：“是叶赛宁过去的朋友。在你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但叶赛宁总是和她不冷不热。”

后来邓肯了解到，这封署名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电报完全是叶赛宁的亲笔，只不过是借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之名。此刻的叶赛宁，并没有与贝尼斯拉芙斯卡娅住在一起，主要是他下决心要和邓肯分手了。当他又接到邓肯的电报时，匆忙用铅笔写了复电：

我早在巴黎时就说过，我要回苏联去。我是属于苏联的。你责怪我，怨恨我吧，我非常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现在我已经结婚，而且很幸福。我同样祝福你。我爱别人，已结婚，并快乐。

叶赛宁

电文是发出了，但邓肯却没有收到。因为她在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动身返回莫斯科了。她急于了解真相。

邓肯找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连叶赛宁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熟悉的咖啡馆和朋友均不能或不肯提供他的线索。

但是，叶赛宁的行为非常不检，遭到人们的非议，连他的朋友施奈德也将他从那里赶了出去。一天下午，叶赛宁终于露面了，他冲进了邓肯居住的普列特奇斯坚卡街20号，邓肯正在房间里与来访者闲聊，她看见叶赛宁进来，笑着迎了上去。

叶赛宁醉醺醺地叫嚷着：“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

他所说的那个胸像，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整木为他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邓肯柔声劝道：“谢尔盖，你喝醉了，先放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但叶赛宁用力地推搡着邓肯，嘴里喷出的酵母味让邓肯阵阵作呕，叫嚷着：“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

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摇晃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突然连人带像跌倒在地上。

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的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彻底碎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刺痛。从此，邓肯与叶赛宁再也没有见面。

邓肯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的愁苦有多么深重。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她创造出一种“爱尔兰吉加舞”，用舒伯特的音乐伴奏，单纯、跳跃、洋溢着欢乐。她亲自为舞蹈设计了服装，芭蕾舞短裙全是鲜绿色的。

她说：“我的血管里流着祖父遗传给我的爱尔兰血液。在爱尔兰，革命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为爱尔兰的革命者都是被吊在树上绞死的。”

她还用苏联、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伊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尽管邓肯从未与这位伟大的领袖接触过，但他的去世仍使她深感悲痛。在进入工会大厦的大厅里瞻仰列宁的遗容之前，她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外面工人农民的行列里，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

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拥有5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府基辅，邓肯连演18场，满城都在欢呼：“邓肯，邓肯，美丽的女神！”

邓肯卓绝的舞姿和非凡的表现，使苏联人民深切地感到：列宁永远活着！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学校的财政又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乌拉尔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

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而神秘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没有文化，人们对舞蹈缺乏最基本的理解，简直一窍不通。这次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8月中旬，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

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邓肯冒着酷暑，天天到运动场亲自为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不断进步而欣喜。

1924年9月28日，邓肯在这个难忘的周末举行了告别苏联的演出。

一代舞后意外去世

1924年9月，邓肯掀过了她生活中苏联之旅的一页。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国演出。9月30日凌晨，邓肯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当她到达柏林时，才知道她签订的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纯粹是一场骗局。邓肯立时陷入困境，许多曾经的朋友都避而不见。

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不理她了！伊丽莎白的周围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也断然拒绝邓肯的加盟。

雷蒙德在法国尼斯，邓肯想去那儿求援，法国方面马上传来消息，不能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签证。

邓肯被迫将自己出场的价额一降再降，仅仅能维持基本的吃和住，经纪人却在其中大发横财。布卢特内尔大厅里，观众高涨的热情使邓肯暂时忘记了窘境。

幸运的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朋友每天给邓肯送来一块烤牛排，他对邓肯说：“我没有钱，买不起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挺过去，伊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没有你的艺术。”

还有两位年轻的美国留学生，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虽然他们的津贴十分有限，但他们总是为邓肯拿出最后一个便士。当他们也一文不名时，就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托他们找邓肯在当地的朋友，给予支援。

邓肯在绝望之中，忽然收到一笔来自美国的汇款，有几百美元。而此时，好友塞西尔·索雷尔恰好帮她搞到了签证，邓肯又到了巴黎。

到巴黎不久，邓肯就病倒了，支气管炎，牙痛，神经衰弱，弄得她痛苦不堪。

雷蒙德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和布匹，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带着病中的邓肯离开了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

雷蒙德一直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担心这对邓肯的健康没有好处，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亚区为邓肯租下了一家小剧院。邓肯的心情慢慢好转。

1925年4月的一天，邓肯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休息，被苍蝇叮了一下。她当时没有在意，不料几天后右臂就剧烈地肿胀起来，只得让医生用刀割开肿胀的部位。她在卧床期间，对前来看望的作家乔治·莫尔韦说：“真的没用了，一只苍蝇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尔韦笑着说：“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运能让人变得坚强。伊莎多拉，你是一个打不倒的人！”

这时，美国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邓肯，他们愿意以重金买下她的回忆录。乔治一听，兴奋地对邓肯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年了，你完全能够写出一本好书，不仅仅是畅销，而是不受外界干扰，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用语言文字演绎自己的思想感情。”

邓肯在乔治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励下，拿起笔来，她有时自己写，有时口授给速记员，进展较顺利。持续了两年，回忆录写到一半，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邓肯自传》。但遗憾的是，这本传记永远只是半部。

1925年秋，稍稍宽裕一些的邓肯又闲不住了。她还是想办学校。她想，倘若能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在他们的赞助下创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他们一定会同意。

她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自信地说：“请他们给我送来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就像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强健、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我们善于引导，让他们通晓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形体训练尚在其次，首先必须培养孩子们的心灵。

“我会将我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务必有足够的资金。”

法国共产党对邓肯的提议很感兴趣，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来与邓肯商讨有关经济问题。但谈判进展缓慢，因为法共内部意见不一，代表们犹豫不决，大半年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来自法共的回音总是温和的“继续考虑”4个字。

1925年岁末，邓肯接到了艾尔玛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叶赛宁死了！邓肯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其中说：

谢尔盖的死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会选择投海。但目前我还不能这样做，我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是指邓肯还在苦苦努力地与法共合作办一个千人规模的学校。

不久，邓肯接受英国联合报刊驻尼斯记者的采访，最后她沉痛地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却在哭。”

1926年9月10日，邓肯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李斯特专场作品的演出。期间，法国诗人让·科克多朗诵了他的成名作《埃菲尔铁塔的婚礼》，而后，又即兴朗诵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邓肯在诗歌婉转的旋律里听到了缥缈的琴声，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腊那神话般的氛围中。

不久，邓肯决定拍卖她在涅宜的住宅。那是一块伤心之地，她的两个孩子就是从那里出去被塞纳河水夺去了生命。另一个原因则是她负债累累，1922年的一笔3000法郎的欠款，加上高额利息，到1926年已超过了10000法郎。

11月24日，邓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她有叶赛宁财产的继承权，一共约40万法郎。这笔钱对邓肯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她的口袋里连吃下一顿饭的钱都没有了。

但她不为所动，马上草拟了一份电报，发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与叶赛宁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比她更迫切需要这笔钱。

第二天，法院就以31万法郎的低价卖出了涅宜的住宅。

这笔钱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种债务侵蚀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吕特蒂阿旅馆的办公室给她送来了一张账单，9000法郎！信封内附有便条：

如果这张账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必须搬出此室。

有生以来邓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她所遭遇的困境，激发起许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层社会极具感召力的多萝西·爱尔兰小姐的公寓里，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主要议题是迅速成立一个委员会，筹集资金，争取在涅宜住宅第二次拍卖时将其买回，让邓肯重新成为它的主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塞西尔·萨尔托里斯女士、伊奥尔斯卡女士、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先生、乔治·丹尼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多·赛兹先生。

伊奥尔斯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演员，她的古道热肠和大义凛然享誉欧洲演艺界。有一天，她来到了萨布隆斯大街邓肯蛰居的那间阴暗的小工作室里，只见家徒四壁，连一只衣箱也没有，邓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书。

伊奥尔斯卡问道：“伊莎多拉，你随身的东西呢？”

邓肯笑道：“就在那儿，那只手提袋里。”

伊奥尔斯卡走过去看了看：“这只有些纸。我问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吗，我都穿在身上了。那个手提袋装着我的全部财富，它们是无价之宝，我的信件和回忆录，那是我感情的全部寄托。”

“伊莎多拉，你还剩多少钱？”

邓肯笑了，她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说：“来，咱们一起数数，哦，5法郎，35生丁。”

“真恐怖。你怎么还能安心躺着看书呢？”

“我过得很好，我在读《雅歌》。你能给我读一段吗？”

“现在？不行！伊莎多拉，答应我，为生活作一次让步，如果你能在香榭丽舍大街音乐厅工作两周，他们就会付给你5000法郎，他们马上想和你签合同。”

“亲爱的伊奥尔斯卡，非常感谢你的好意。我不会原谅任何背叛自己艺术的人。艺术是神圣的，除了儿童之外，艺术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

“伊莎多拉，你不是要办学校吗？办学校离不开钱啊！”

“说实在的，我并不怕没钱。我最怕的是夜晚到来，我总在那时想起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来，请给我读《雅歌》吧！”

伊奥尔斯卡为此次专访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

我读完此书时，她在哭泣。当她告诉我她仅有5法郎时，她还在笑着。当她告诉我那个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装有她的全部财产时，她仍在笑着。然而，当她听到《雅歌》时，却泪流满面！

的确，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流传千古，这位天才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

专门成立的那个委员会举行了大量实际行动：公开募捐、拍卖礼物。但由于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导致效率不高，买回涅宜住宅的钱迟迟没有凑齐，不过这些钱使邓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许多朋友来到了邓肯的身边，也让她心境豁然开朗，除了玛丽外，还有爱德华·斯泰肯，他于1920年在希腊摄制的一幅邓肯的照片，被誉为最能展示“最伟大的舞蹈家的风采”。艾尔玛·邓肯也来了！她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看望自己的养母，并汇报学校的近况。

7月8日下午，邓肯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场公开演出。乐队指挥是艾伯特·沃尔夫，节目是邓肯精心选定的，有舒伯特的《圣母颂》和瓦格纳的《绮瑟之死》等。

许多作家、记者、评论家都对那次演出写过印象记，而且是难得的众口一词的颂扬。其中魏尔纳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功，没有过这样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轻时名声显赫的日子里，也不曾如此地动人心弦过。这里有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

当她表演《圣母颂》时，观众的眼睛没有一只是干的。所有在场的人，评论家、舞蹈家、美术家、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等，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

表演刚刚结束，整个大厅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啊，天啦，她取得了这最后一次胜利，是多么美啊！

邓肯为这次演出付出了所有的心力，面对热烈鼓掌欢呼的观众，邓肯含着泪水，只是挥手致意。她将指挥沃尔夫请到撒满鲜花的台上来，一起向观众鞠躬、微笑。她一言不发。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后，她都会来一段具有轰动效应的讲演。

台下的老朋友们都隐隐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法国作家亨里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妆室去向她表示祝贺，后来他描述说：

她躺在那里，尚未完全脱掉的衣裙，露出一双赤脚，疲惫不堪的头靠在迷人的双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涂有口红的双唇紧紧闭在一起，红发如同古代雕像中的头发那样卷曲着，宛若稻茎无力地搭在肩上。

当时，像有一块石头从天上落下来，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12日，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邓肯和玛丽应邀出席。来接她俩的是一辆漂亮的布加迪赛车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机，他叫本奥伊特·法尔凯托，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很快成了好朋友。

邓肯喜欢各种类型的车，而法尔凯托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们相约后天一起去英格兰游乐场乘车兜风。

13日，星期二，邓肯应邀到朋友和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拉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

1927年9月14日晚，邓肯与好友玛丽在尼斯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

玛丽的思绪正在被一种莫名的感觉困扰着。空气中有一种压抑的气氛。她喝了一口酒后说：“伊莎多拉，真奇怪，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邓肯说：“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她们离开餐馆，回到工作室。邓肯边等法尔凯托，边打开唱片随着歌声跳起舞来。

听到敲门声，邓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红色羊毛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着走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当她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看了一眼她单薄的衣着说：“伊莎多拉，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

邓肯回答说：“不用，我戴上了红围巾挺暖和。”

法尔凯托也在一旁说：“我的汽车不太干净，你披上我的外套好吗？”

邓肯摇了摇头。法尔凯托就转身向汽车走去，邓肯则在后面边舞边跟着。当她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朋友，我走向光明去啦！”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邓肯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的一角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

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仅仅1分钟不到，汽车戛然而止，人们以为这是为了让邓肯捡起围巾，就一起走上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只见法尔凯托哭着跑出来，一边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红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地缠在车轴上。当疾驶的汽车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邓肯的颈部。上帝以奇特的方式唤回了在人世受苦的孩子，死神在无情地行使使命时，总算不忘以一种出色的方式去配合她追求美和浪漫的个性。它只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压碎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抽泣着剪断厚厚的红围巾，火速把邓肯送往圣罗克医院。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那里的医生们当即就宣布了她的死亡。

天才的舞蹈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年仅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