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旧金山

所谓女性美，乃由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邓肯

生来具有舞蹈天赋

1877年5月26日，伊莎多拉·邓肯出生于美国西部的旧金山。

旧金山坐落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之间，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新大陆移民，德意志、爱尔兰、法兰西等各种血统的移民以及非洲的难民、亚洲的劳工，占据了城市80％的人口。

各种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在这里交杂、融合，使得城市的人文关系和社会思潮异常活跃。

邓肯的母亲是一位拥有爱尔兰血统的移民音乐家，靠给贵族家庭做音乐教师为生。她每天的音乐教程使得邓肯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和音乐打上了交道。

可以说，邓肯的性格在娘胎里就定了，她在娘胎里便开始跳舞。肚子里的邓肯一听到音乐，就把妈妈的肚子踢得凸凸凹凹，这让妈妈经常痛苦地对旁人说：“哦！我的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也许，我会生下一个怪物。”

她一生下来，似乎就开始手舞足蹈。母亲此时不由得大叫：“瞧！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

后来，小邓肯就成了全家和朋友们的笑料：他们给她穿上衣服，放在桌子上，然后演奏音乐曲子，于是她便随着舞起来。

不幸的是，小邓肯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和母亲便离了婚。邓肯和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渐渐长大的小邓肯发现自己没有爸爸，一次，她好奇地问姨妈：“我为什么没有父亲？”

姨妈回答说：“你曾经有过。但他后来变成了恶魔，他毁了你母亲的一生。”

从此以后，小邓肯总是把自己的父亲想象成图画书中有角有尾巴的恶魔。当别的孩子谈到他们父亲的时候，她则一声不吭。

这个家庭是非常贫困的。当她5岁的时候，住在唐人街第23街的一所小房子里，因为没有钱付房租，无法再住下去了，只好搬到了第17街，但很快他们的钱又无法支付房租了，怎么恳求房东也不宽限他们，一家人又只好搬到第22街，可是又没有住多久，就又搬到了第10街。邓肯幼年时一直过着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

邓肯的母亲是一位天主教徒，有着极其坚强的毅力、博大的爱心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而现在，她独自带着4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孩子们都能够生活得很好，母亲经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于是，邓肯和哥哥姐姐们的童年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

邓肯看到，那些富家子弟们虽然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但是由保姆和家庭老师寸步不离地伺候着真是悲哀极了，因为她觉得，他们没有自己过得自由自在。

多年以后，邓肯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觉得童年自由的生活是她最初舞蹈的灵感来源，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因为我创作的舞蹈都是表现自由的，而我童年的生活就是无拘无束、放纵不羁的。

我的母亲、姨妈、姐姐和哥哥们，从来没有对我说“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而别的孩子呢？却因为了各种“不许”而带来了童年的苦难。

在童年这段自由的日子里，邓肯最喜欢和姐姐一起去海滩玩。她凝望着起伏的海浪，还有长尾巴鱼偶尔跃出海面，腾挪蹿跃，这神秘的潮汐，洋溢出了生命的气息。

从这时起，邓肯自己悟到了关于运动、舞蹈的最初的观念。

邓肯卓越的舞蹈天才是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她就在她的舞蹈中追求动作的自由、身体的舒展。

在海滩上，她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她的手臂、躯体在阳光的召唤和涛声的指引下，开始了舞动。她仿佛一缕阳光，用金色的翅膀拍打着云朵；她仿佛一朵浪花，融入宇宙的旋律。所有的梦想都顺从自然的旨意。美是天使，自然是上帝。

邓肯的舞蹈中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在浪潮最激荡的一刹那，邓肯奋力腾空，双膝猛然收缩，跪倒在海水中，两臂高举向天。奔涌的浪花一哄而上，簇拥在她周围。邓肯感觉自己就好像变成了在海中诞生的女神维纳斯。

由于邓肯拥有上天赋予的舞蹈才能，当她还不到6岁时，她的舞蹈天才就显露出来了。

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邓肯召集了六七个街上的孩子，他们很小，还不会走路。邓肯让他们坐在自己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

母亲走过去问她在做什么？邓肯认真地回答说这是自己办的舞蹈学校。母亲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面为她弹奏乐曲。后来，这个“学校”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大受欢迎。

邻居的小姑娘们都来了，他们的父母给小邓肯一点儿钱，让她教她们。于是，邓肯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舞蹈教师”。邓肯感到很自豪，她能为母亲分忧解难了。

唐人街上熙熙攘攘，走来走去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两边都是丝绸、油盐、稻米等小商品店和一些当铺。在这里，氤氲着一种古老文明所赋予的坚忍与宁静，这里的人处事泰然，待人诚恳。

有很长一段时间，小邓肯都喜欢去唐人街转转，这时的她留着一头金发，爱穿一双烂布鞋，她长得瘦瘦的，以至于身上的白色长袍显得非常宽大。有时，她会在头发上别一个很旧的发簪，让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女。

小邓肯每次走过唐人街，街坊们都要稍稍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一眼这个哪怕把她塞进脏乱的地方，也不会对她的气质改变多少的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小邓肯总是去街北的一家丝绸店，望着橱窗里的几块中国刺绣。

去看的次数多了，那位慈蔼的中年女店老板，终于走过来问小邓肯：“小妹妹，你想买吗？”

小邓肯说：“非常想，但我买不起，所以只好天天来看。”

妇人无奈地一笑，又招呼别的顾客去了。直到顾客全走光了，而且快到了打烊的时间，她发现小邓肯竟然还趴在橱窗上看着那些刺绣。

老板看见她可爱的样子，便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伊莎多拉·邓肯。”

“看得出你真是很喜欢它们。你选一幅吧！”

“不要，看看也好的。我没有钱。”

“你几岁了？”

“下个月就满7岁。”

“多乖的孩子，这样吧，阿姨送你一幅做生日礼物，你选吧！”

小邓肯的脸上漾开了笑的涟漪，甜甜的，散发着童真的芬芳。她的手指着其中的一幅：“阿姨，我就要那幅，几条金鱼在水中快乐地嬉戏、追逐，我甚至听得见它们的笑声呢！”

“好的，就这幅了，送给你好了。”

“不，我不能白拿您的。我会跳舞，我跳个舞给您看，好吗？”

“好哇，太好了！”

小邓肯就在柜台前的一小片空地上摆开了架势。她一只手伸向前方，另一只手别在身后，脑袋倚着手臂，定一定神。

突然，一个俯冲，好像是跃入碧涛，她的整个身体像一条小鱼儿，时而穿花绕石，摆尾畅游，时而露出水面，踌躇四顾。多神气啊！

小邓肯收回最后一个姿势，只见店铺门口已经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了。她害羞起来，赶紧从老板那里拿了刺绣，在人群中找了一条缝钻了出去。

倔强不屈的小学生

7岁时，小邓肯终于走进了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布置学生们写一篇作文，介绍各自的家庭，写完就念给她听。

邓肯把她的生活情况照实写了下来，然后念给老师听。但没完没了的“搬家”，让老师听烦了，她拍案而起，骂邓肯是捣蛋鬼，故意用恶作剧耍弄老师，并把邓肯送到了校长面前。

校长冷冰冰地说道：“叫她母亲来领人。”

邓肯的母亲来了。当她读着女儿的这篇作文时，忍不住痛哭失声，她告诉校长和老师：“我发誓，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真话。我们就是这样流浪的。”

这时，全家住在三楼的两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有一天，邓肯听见前门铃声响，到前厅开了门。

来人是一个相貌端正、头戴礼帽的绅士。他说：“请问，邓肯太太家在哪儿住？”

小邓肯回答：“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

那位陌生绅士突然把小邓肯抱在怀里，泪流满面，不断地吻她说：“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吗？”

小邓肯非常惊讶，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问：“你是谁？”

陌生人流着泪回答：“亲爱的宝贝，我是你的爸爸呀！”

邓肯一听，一下子心花怒放，连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妈妈，这下好了。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母亲猛地站起身来，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她像生怕被别人抓住一样扑进隔壁房间，猛地反锁上了房门，歇斯底里地叫喊道：“叫他走开，叫他走开！”

邓肯从狂喜到惊慌再到恐惧，但她马上冷静下来，走到前厅，很有礼貌地对爸爸说：“很抱歉，家里人不太舒服，请您改天再来。”

后来，爸爸又来了好几回。但他再没要求见其他人，只是带着邓肯一起出去玩，买冰激凌和点心给她吃。

邓肯渐渐了解到，爸爸是一个诗人，他非常漂亮而且富有。让他变心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女诗人艾娜·库尔勃利丝，她在一所公共图书馆当管理员。爸爸带邓肯去过那里。

有一段时间，爸爸没来看邓肯。邓肯着急地去询问艾娜。艾娜说：“他破产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也在到处找他呢！你爸爸这人就是太倔，谁也拗不过他。”

邓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邓肯慢慢长大，已经10岁了。在性格坚强的母亲的影响下，邓肯也养成了倔强不屈的个性。

这年圣诞节的时候，学校召开盛大的联欢会。老师给班里的学生们分发糖果和蛋糕，并对孩子们大声说：“孩子们，瞧，圣诞老人给你们带什么来了？”

小邓肯立即站出来，严肃地回答：“我不相信你所说的，我不相信什么圣诞老人。”

老师听了很不高兴，厉声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小孩儿才有糖果！”

小邓肯转身，面向全班同学，激动地说：“我们不能相信谎言。我妈妈告诉我，她太穷，当不了圣诞老人。只有那些有钱的妈妈，才能装扮圣诞老人，送礼物哄她们的孩子。而我妈妈一个子儿都没有，除了4个孩子。”

班上立刻喧哗起来，孩子们都嚷着“不要糖果”“不要假圣诞老人”！

老师非常恼怒，她恶狠狠地揪住小邓肯，使劲把她往下按，强迫她跪在地板上。邓肯咬紧牙，将全身的力量灌注到两腿，死不屈膝。老师气急败坏，只好让她站到墙角上去。

邓肯不停地转过身来喊着：“没有圣诞老人！”

最后老师没有办法，竟然开除了邓肯。

邓肯昂着头走出了校门，她在回家的路上仍不停地喊着：“没有圣诞老人！”

她一点也不后悔，她说的是真话。何况，她早就讨厌课堂里的冷板凳了。回到家，邓肯一五一十地向母亲汇报。

贫困和屈辱，已使得母亲从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成了一名彻底的无神论者。她的宗教情感，慢慢地转化成另一种能量，与命运抗争，教子女成人。

母亲拉着小女儿的手说：“孩子，你说得对，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才能帮助你。”

自从离开学校之后，小邓肯就一直在母亲的亲自教育下成长。邓肯的母亲本来就是一名家庭音乐老师，这使得邓肯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

邓肯的母亲白天出去教课，晚上，母亲给她的4个子女弹贝多芬、舒曼、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者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济慈的作品。

白天，邓肯一个人悄悄地去库尔勃利丝的图书馆，贪婪地攻读荷马、狄更斯、萨克雷的全部著作。最让她不忍释卷的是惠特曼的诗，那充满激情的句子深深地打动了她，她一不小心就忘乎所以地在座位上念出声来：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

整个世界展开在我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

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

不再蹰跽，也不要求什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书本，

停止苛酷的非难，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地球，有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星们更和我接近，

我知道它们所在的地位很适宜，

我知道它们能够满足属于它们的一切。

邓肯10岁的时候，来学跳舞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她对母亲说自己已经会挣钱了，这比上学重要得多，上学只会浪费时间。她把头发梳拢，盘在头顶上，自称16岁。

就外表来说，她的个子很高，谁听了都会相信。她的姐姐伊丽莎白是由姥姥抚养大的，后来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教这些班的舞蹈。需要她们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许多有钱人家都请她们去教舞蹈了。

邓肯的哥哥奥古斯丁极为喜爱戏剧，他率领弟妹们成立了一个小剧院，这个小小的剧院越办越好，在邻里中受到热烈的赞誉，因此，他们就想到海滨去巡回演出。

邓肯跳舞，奥古斯丁朗读诗歌，然后合演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扮演了角色。尽管邓肯当时才10来岁，其余的孩子也不过十几岁，他们遍及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的巡回演出却非常成功。

邓肯的叛逆性格，使她一向反对传统舞蹈诸多规则的约束，向往自由，她的舞蹈充盈着张扬的个性，表现着一种纯粹源于自然的美。

她们的舞蹈学校一天天扩大，偶尔也有大学生来报名学习，于是也就教一些“社交舞”。

邓肯虽然还是个小孩子，但她时时表现出对现实社会极为强烈的叛逆，她也是家里最勇敢的，每当家里已经快要断了粮食的时候，她总会主动地到肉店去，向老板努力摆明道理，并用言语打动老板送她一些小块羊肉。有时，她还要到面包店去，费尽心机使老板赊给她一些面包。

舞蹈学校的规模大了，但随之开支也愈来愈大，而学费却少得可怜。她们没有理由拒收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因为她们教舞蹈是对舞蹈的热爱而不是对金钱的追求。这就增加了母亲的负担，她除了为学校伴奏外，还得抓紧时间做些编织去换钱。

有一回，商店硬是不肯收购她编织的东西，母亲急得直哭。

邓肯安慰母亲说：“天无绝人之路。”

说完，邓肯从母亲手里接过篮子，把织好的一顶绒帽戴在头上，把连指手套也戴着，自己做“活广告”，一家一家地去兜售叫卖。几乎所有的人家都相信和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孩。

邓肯卖掉了所有的东西，而且所得的价钱比卖给商店要多上几倍。

到芝加哥异地求生

有位可爱的老太太是邓肯一家的朋友，常去他们家消磨晚上的时间。她从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住过，她说：“伊莎多拉使我想起了范妮·艾斯勒。”

范妮·艾斯勒是意大利著名芭蕾舞演员，曾在欧洲各大城市演出，颇受欢迎。老太太常常给他们讲述艾斯勒大获成功的故事。她总是说：“伊莎多拉将成为范妮·艾斯勒第二！”

她的话激励了小邓肯的雄心壮志。

老太太让邓肯母亲把她送到了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去学习。但是，邓肯并不喜欢这位教师的课。

在第一天上课时，老师教小邓肯把脚尖踮起来，这让邓肯很难理解。她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跳呢？”

老师回答说：“因为这样美。”

“不！老师，我觉得这很丑！”邓肯继续对老师说，“您不觉得这样做很不自然吗？”

老师有些生气了，他不客气地对邓肯说：“我们这是在跳芭蕾，你懂吗？”

邓肯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芭蕾舞，上完三节课以后，她就不去了，而且永远也没有再去。

在邓肯看来，那个芭蕾舞教师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她的理想。她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她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她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她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邓肯渴望着到家乡以外的地方去闯一闯，她不停地对母亲说：“我一定要离开旧金山，不能再等了。”

“伊莎多拉，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执意要走，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你虽然懂事，但毕竟太小，还需要妈妈。”

“那可太好啦，妈妈，我们俩先去，等赚了钱，再让姐姐和哥哥们去。”

“嗯，好吧！”

1890年夏天，母女俩将身上所有的钱估算了一下，顶多只够买两张去芝加哥的车票。

邓肯目光坚毅地说：“那我们就去芝加哥。”

她们到达芝加哥时，正是大热天的6月。她们随身只带了一只小提箱和祖母的一些老式首饰，外加25美元。邓肯盼望能立刻得到聘用，这样一切事情便会十分顺利和简单。

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经理，给他们表演舞蹈，但他们都像最初的那位一样，说：“好倒很好，只是不适宜舞台演出。”

在一家职业介绍所，柜台上的女服务员问她：“你会干什么？”

邓肯准备饥不择食了：“我什么都会。”

“哼，依我看，你什么都不会！”

邓肯气极了：“最没用的人才给别人介绍职业。”这一次有力的反击，让她大大痛快了一回。

过了几星期，她们的钱渐渐花光了，典押首饰也没有弄到多少钱。后来，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们付不出房租，行李全被扣留，再后来，她们被拒于门外，身无分文，只得流浪街头。

邓肯的外衣衣领上有一个小小的上等真丝花边，在炎炎烈日下，她东奔西走，转了一整天想卖掉它，总算在傍晚的时候把它脱了手，卖了10美元，足够再租一间房子了。至于剩下的钱，邓肯买了一箱西红柿。

以后，她们整整一个星期靠吃西红柿度日。由于吃不上盐，虚弱的母亲已经撑不住了。

幸运的是，共济会教堂屋顶花园的经理最终看中了这个亭亭玉立的小女孩，但显然，他并不喜欢门德尔松那些玩意儿。

经理含一支大雪茄，帽子斜盖在一只眼睛上，用一种毫不在意的神气，看着邓肯说：“你长得挺俏，姿势也不错，不过如果你肯变一变，跳点富有刺激性口味的，我就马上请你。”

邓肯不解地问：“怎样才够得上您所说的刺激呢？”

经理直言不讳：“得穿短裙，越短越好，修点小花边，就像那种荷叶边裙子，朦朦胧胧的。跳的时候，你要转动裙子花边，甩开大腿，用脚踢踢。知道吗？你必须从那些贵族们发晕的眼神里去捞钱，你必须先把那些人的目光拉得直直的，才会看见白花花的银子从那里流出来……”

“啊！要这样啊？”

经理理解地说：“你还小，我们不会强求你。但看得出，你太需要钱了。”

“嗯……那我明天再来吧！”

接着，邓肯就去准备花边的裙子了。但是她已经没有一点钱了，想预支工资是不可能的，该怎么办呢？

她走到大街上，突然看见一家百货公司。邓肯直接面见了百货公司的经理，并向经理解释自己在明天上午需要一件带有花边的衣服，请求经理能够赊给自己。

经理答应了邓肯的请求，第二天晚上，邓肯穿着新衣服去了那家剧院。邓肯的表演令经理大喜过望，他的腰包也因此胖胖地鼓了起来。他预付了邓肯50美元周薪，使她们母女俩不至于坠入地狱。

虽然幸免饿死，但这种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取悦观众的事，邓肯真不想再干了。她这样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了周末，邓肯还是坚决拒绝了续约的要求。

这一年的夏天是邓肯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一。以后再到芝加哥的时候，每次看见大街，她就会感觉到饥饿、恶心。

但是，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母亲从来没有提出要回家去。

恰在这时，有人介绍邓肯结识了新闻记者安勃，她是芝加哥某报社的助理编辑，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她以充沛的精力组织着一个“波希米亚人俱乐部”。

波希米亚民族因其热情奔放、浪荡不羁而成为诗人艺术家部落的代名词。安勃便把邓肯和她的母亲邀请到“波希米亚俱乐部”去。

俱乐部只是一幢高大楼房顶部的几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有几张桌椅。尽是些与众不同的人物，是邓肯从未见过的。

安勃站在他们当中，用男人般的嗓子大声喊道：“豪放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来吧！豪放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来吧！”

她每喊一声，他们就举起啤酒杯，用欢呼和歌唱来回答。

邓肯很快就成了这个俱乐部最受欢迎的客人。那些艺术狂徒们歇斯底里的叫嚣和不合常理的举止虽然让人侧目，但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却使邓肯感到相见恨晚。

这是一群最奇特的人，诗人、戏子，各国的人都有。他们好像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一文不名。他们聚在这里，找着一些点心和啤酒，而这些全是安勃编辑慷慨捐助的。

邓肯美妙的形体、流畅的线条以及符合内心律动的节奏，牵扯出“波希米亚人”被劣质啤酒淹没的宗教情绪，他们亲切地称邓肯为“希腊小姑娘”。

在这里，邓肯注意到了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总是穿越聒噪与混乱的迷雾，凝望着她。这种目光邓肯已经不陌生了，她曾经在韦尔龙那里体验过。她知道，它之所以如此灼热，是因为那里面藏着一束爱情的火焰。

这火焰来自米罗斯基，他比邓肯大20多岁，红色的蓬松长发，红胡子，但只有眼睛是湛蓝的，大海般深不可测。邓肯和他在一起，就像是在海边玩耍，掬一汪海水，撒一把贝壳，好久没有这样随意了。

米罗斯基狂热地爱上了邓肯，他也非常穷，不过常邀请邓肯和母亲到小饭馆去用餐，或者带着她们乘电车到乡下树林里去野餐。他很喜欢野菊花，不管什么时候来看邓肯，总是抱一大堆野菊花。因此，以后一见金红色的野菊花，邓肯就会联想起米罗斯基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在郊外的一片林子里，野餐后，米罗斯基抱了一大堆金黄色的菊花向邓肯求婚。邓肯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仪式有些茫然，茫然之间，米罗斯基的吻就像惠特曼的诗句一样铺天盖地而来。在心醉神迷中，邓肯答应了这位大男人的求婚。

夏季过去，秋天到来，邓肯母女并没有在芝加哥找到她们的理想，于是她计划着到纽约去。恰好此时，邓肯在报上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和他那个由艾达·里恩担任明星的剧团正在芝加哥。她决定去见这位大人物，因为他享有美国最喜好艺术、最有审美能力的剧团经理的美誉。

接连好几个下午和傍晚，邓肯站在剧场通往后台的门口，一次又一次将她的姓名通报给戴利，求他接见。但是人们告诉她，他太忙，只能让她见他的助理。邓肯坚决不肯，说一定要见戴利本人，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相告。

通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在一个黄昏，这位著名人物终于传出口信，愿与邓肯晤谈，时间在5分钟以内。

一走进戴利的办公室，面对着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著名人物，邓肯二话没说，把在心中酝酿了几天的演讲倾吐而出：“戴利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个伟大的主意，在全国中恐怕只有你能懂得这个主意：我发现了舞蹈，这种已经失传了2000年的艺术。

“你是一位兴趣高雅的舞台艺术家，但您的舞台上正缺少了这种东西，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舞台上没有这种舞蹈，好似人之有头有身，而无两足，不能前行，我现在将这种舞蹈贡献于您的面前。

“我这种思想，要改变整个时代的潮流。我从什么地方发现了这种思想呢？是从太平洋的滚滚波涛里，从内华达山脉起伏的松树林中，我看见了年轻的美国在落基山之巅翩翩起舞的风姿。当我吟诵惠特曼的诗句在美洲歌唱的时候，舞蹈的灵魂就与我的身体合二为一。

“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可以说，我就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替美利坚的儿女创造一种新的舞蹈，以表白美利坚的精神。我把你们舞台上所缺乏的灵魂，特此贡献于您，便是舞蹈的灵魂。

“因为你要晓得，戏剧是从舞蹈中诞生的，第一个演员就是舞蹈演员。他载歌载舞，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舞蹈演员原来那种伟大的艺术一天不返回剧院，您的剧院就一天不可能有真正的表演！”

这一番演讲让戴利对眼前的这位瘦削的女孩刮目相看，他说：“好吧，我们马上要去纽约排演一部哑剧，有个小角色你可试试。你叫什么名字？”

邓肯回答说：“我叫伊莎多拉·邓肯。”

戴利面对这个单瘦而古怪的女孩，很有兴趣地说：“好吧，伊莎多拉，很好听的名字。嗯，我们10月1日在纽约相见吧！”

戴利的话无异于给身处绝境中的邓肯开了一扇门，尽管这扇门很小，而且看不到门里面的究竟，但毕竟是可以踮起脚跟，满怀希冀地望它一眼了。

邓肯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告诉母亲：“妈妈，到底有人赏识我了，鼎鼎大名的戴利先生雇用我啦！10月1日以前咱们必须赶到纽约。”

母亲发愁地说：“可是，用什么买火车票呢？”

邓肯不愿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急中生智，给旧金山的几位朋友都发了同样的电报：

荣获戴利先生之聘，10月1日需抵纽约，火速电汇旅费100美元。

奇迹发生了，居然有一个朋友真的寄钱来了！

同时，来的还有她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见了那份电报，他们都来投奔她。一家人都乘上火车，满怀憧憬、高高兴兴地前往纽约。

米罗斯基这几天一直不离邓肯左右，他心想，倘若有一种偶然能让邓肯留下来，他不惜去做任何事情。

临行前，邓肯挽着米罗斯基的手臂说：“请相信我对你的承诺。如果我能在纽约打开局面，对我们今后的日子会有好处。”

开始正式舞台生涯

邓肯一到纽约，她们住在一家客栈里。而住在这客栈里的，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也好像那些“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人一样，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没有钱付账。

到了约见的日期，邓肯一大早赶紧去找戴利。

戴利有些疑虑地对她说：“好吧，目前我们聘请的哑剧的主角是来自巴黎的明星贞美，她对配角的要求相当严格，不知你能否胜任？你懂得演哑剧吗？”

邓肯不顾一切地说：“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请放心。”

虽不情愿，但邓肯除了接受这个角色外，别无他法。于是她把剧本带回家去研究。整个作品在她看来非常愚蠢，同她的理想志趣很不相称。

第一次排练就令邓肯大失所望。不仅贞美的尖酸刻薄让邓肯无地自容，更主要的是，邓肯向来就认为哑剧根本谈不上艺术，她认为：动作是抒情的，是情绪的表白，与语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哑剧里，演剧的以动作代表语言，所以既没有跳舞者的艺术，也没有表演上的艺术，而是悬于两者之中的一种贫瘠无聊的东西。

但为了生活，她强迫自己去排练那生硬呆板的一招一式，而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抵触着它，这当然是不能进入状态的。

贞美是一个身材矮小、脾气暴躁的女子，一遇到事就发火。她指导邓肯说：“用手指着对方的时候，就表示‘你’，而指着自己心口的时候，是表示‘爱’，而用力拍打着自己胸部，则是表示‘我自己’。”

邓肯对这种表演毫无兴趣，动作也就做得非常散漫，贞美大为恼火，几番向戴利告状，要求换人。

邓肯也气坏了，在彩排中，她故意将自己嘴上的红唇膏弄到贞美的白脸蛋上。这还了得，大明星贞美旋风般地给了邓肯一个耳光，还不依不饶地喊来了戴利。

邓肯马上想到全家都将流落在一家可怕的客栈里，听凭那个铁石心肠的女店主摆布。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前一天见到个瘦小的合唱队歌女被扣押了行李，撵到大街上的情景，同时又想起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苦楚，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簌簌”地沿着两颊滚落下来。

戴利看到她那副凄惨可怜的模样，一反往日的严厉，温和地说：“她哭起来的表情多么生动。她能学会的。”

戴利这句鼓励的话，使坚强的邓肯抹干了泪水，重新投入了排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庸俗无味的动作。而且排练越往下进行，邓肯越钦佩贞美那异乎寻常、充满活力的表情。

6周的试用期，邓肯都没有得到报酬。一家人从客栈里被赶出来，在第180街租了两间空房，里面空无一物。

由于没钱坐车，邓肯每天从家里步行走到第29街的剧院上班，为抄近路，她常常在泥土里跑，在石路上走，或者是走过木堆。她一边走，一边留意着叶落和小鸟飞翔的姿态，她揣摩着来自大自然深处的舞蹈，用舞步打发这几里的路程，驱赶疲倦，抵御庸俗。

由于没钱吃午饭，邓肯便在午饭时躲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读一本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集子，然后睡午觉。她用白开水撑足自己的体力，又继续参加下午的排练。

这样练习了6个星期之后，哑剧才开演，在开演一星期后，邓肯才拿到报酬。

公司在纽约演了3周之后，又到外省去巡回表演。邓肯每周的薪酬是15美元，除一半自用外，另一半寄给母亲。每到一站的时候，邓肯不是去住旅馆，而是提着衣包到处去寻找极便宜的客栈。那时她每天的生活费限制在50美分以内，一切都包括在内。

邓肯常常要走好远的路才找得着便宜的客栈。一次，她住的房间门锁不住，那里的男客人喝醉了酒，一个劲儿地想闯进她的房间来。邓肯怕极了，把沉重的大衣柜拽过来堵住了门。即使那样，她也不敢上床睡觉，警戒地坐了一夜。这对尚未成年的邓肯实在是个痛苦的经历。

贞美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每天都召集排练，但总是不合她的心意。邓肯随身带了几本书，不时翻阅。她每天都给米罗斯基写一封长信，算是给自己的一点安慰。

这样巡回演出了两个月，最后，全班人马回到纽约。戴利不幸蚀了本，贞美也就回巴黎去了。

邓肯又去见戴利，试图吸引他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但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说：“我打算派一个剧团出去表演《仲夏夜之梦》。如果你愿意，可以在那个仙女场面里跳舞。”

邓肯主张舞蹈表现凡人的感觉和情绪，对仙境之类她一点不感兴趣。不过，为生活所迫，她还是答应了。

《仲夏夜之梦》开演的时候，邓肯穿的是一条白色和金黄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还插有一对金丝编成的翅膀。邓肯对这副翅膀十分反感，觉得真是滑稽可笑。于是她对戴利说，不用假物她同样能够表现出翅膀来。但戴利固执得很。

那天晚上是邓肯第一次单独登台表演舞蹈，她觉得非常高兴。她终于一个人站在一个大舞台上，在大批观众面前跳舞了。她跳得很好，观众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她“打响”了。

当邓肯走进台侧，满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过来向她祝贺，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冲她大发雷霆：“这里不是舞厅！”

可是观众好像不理睬他的叫嚷，依然为这个舞蹈鼓掌。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上路”了，邓肯又得恢复那种沉闷的旅行和寻找客栈的生活了。只是她的薪水已加到每周25美元。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邓肯站稳了脚跟，但理想的破灭使她变得孤僻，在剧团中，谁也不和她讲话，她也不和谁讲话，只有泰坦尼娅王后的扮演者莫德·温特算得上是一个朋友。

她长得很甜，从来只吃柑子，不沾一点别的食物，她对邓肯说：“唯独我们两个，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不久，温特即死于恶性贫血病，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只剩下孤独的邓肯了。

不与人交往，反而让邓肯忐忑的心舒坦一些，平静一些，大度一些。在读书中，她迷上了斯多噶派，倒不是去扼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找到了一条沟通自我的道路。她不再计较别人眼中的“自己”，那是别人的；她看重的是能否坚持我自己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我。

巡回演出到了芝加哥，邓肯又见到了米罗斯基，他们长时间地在郊外的森林里散步，正当邓肯提出要和米罗斯基成婚时，米罗斯基吞吞吐吐地告诉她：他在伦敦有自己的家庭。

邓肯惊愕万分。但她冷静下来之后，感谢米罗斯基没有欺骗她，而后随剧团回了纽约。

邓肯的努力，改变了全家的经济状况。哥哥奥古斯丁也加入了一家剧团，另一个哥哥雷蒙德当上了一家报馆的通讯员，姐姐伊丽莎白则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情况的发展似乎有点时来运转的味道。

在这两年之中，邓肯一家人在纽约租了一间艺术室，带有一间浴室。这间艺术室中没有任何家具，只有5个弹簧垫子。他们把四面的墙上都挂上帘布，白天把垫子竖在墙边，晚上就睡在垫子上。

姐姐就在这间艺术室里教她的学生，而哥哥奥古斯丁也不常在家。雷蒙德也是一样，经常在外面采访。为了减轻负担，他们把房子也租给教演说、音乐或唱歌的人，租金以钟点论价。

由于只有一间房，当出租的时候，一家人只好都到外面去散步。他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跑来跑去，以便使身体暖和一些，然后再走回来，站在门外谛听。

此时，戴利的剧团频频亏本，入不敷出。为了赚钱，他请了一班人，组成四人合唱团，并力邀邓肯参加。

邓肯缺乏唱歌的天赋，她总是张着嘴巴，美滋滋地站在那里，其实一声也不吭。

不久，戴利唆使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艺伎表演，邓肯忍无可忍，鼓起勇气向戴利提交了辞职书，她又成了个体户。

她惆怅地走在街上，优雅而沉郁。忽然，一阵乐曲飘入她的耳畔，多么契合她此刻的心情啊：

年轻的拉吉苏斯……

寂寞地站在小溪边，顾影自怜，他不能在人群中找到自己，他只能在水中找到自己，清纯，单薄，充满神韵。

他跃入溪流，他沉浸在音乐的波光之中，成了一朵水仙花。

这就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斯尔伯特·雷文的音乐《拉吉苏斯》。邓肯跑回工作室，马上编排了舞蹈《拉吉苏斯》。

一天，邓肯正在工作室里练功的时候，门忽地开了，冲进来一位青年人，他眼色发狂，怒声冲邓肯断喝：“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谁也不许用它来跳舞！”

原来，他就是《拉吉苏斯》乐曲的作者雷文。雷文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音乐天才，人们永远迷醉于他那富于生命幻灭感的旋律。他来找邓肯的时候，已身染顽疾。

邓肯温柔地望着他，无形中消解了他心头的火气。她牵着雷文的手，把他领到房里仅有的一张椅子旁：“请坐下来，我要用您的曲子跳个舞。如果您不满意，我就发誓以后决不再跳舞。要是您觉得还不错，那么，请您抛弃对舞蹈的偏见。”

于是，邓肯按着雷文的“拉吉苏斯”跳了起来。在雷文的眼前，身穿白色舞衣的邓肯仿佛化成拉吉苏斯在水边卓然而立。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花。

雷文感觉，邓肯的每一个动作，都源于她内心真挚的情感；自己音乐中的精神，仿佛清澈的溪水在这个女孩的舞姿中流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迎合着自己音乐中的韵律，将自己藏于音乐中的情感完全地阐发了出来，化为优美的形体语言。

邓肯的最后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完，雷文已经从椅子那边冲了过来。他一把抱住邓肯的肩膀：“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雷文久久地凝视着邓肯，纤细的手指在她的发间抚弄。突然，他坐到了钢琴边上，手指急不可耐地按起了琴键。

邓肯也随着音乐跳了起来：泉水叮咚，花开百树；茂林修竹，鹂雀千啭。悬在枝头的太阳，是这个季节唯一的果实，飞翔的女神捧着它，冉冉升腾。

雷文心情激动地说：“这是我专门送给你的即兴演奏曲，你给它取个名字吧！”

邓肯冲口而出：“谢谢你。我看，就叫它《春天》。”

雷文决定借助他的威望和影响，让邓肯的舞蹈走向观众。他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等，每天晚上和邓肯一起排演。

邓肯在卡内基会堂的小音乐室连续几场演出，都获得成功，在纽约轰动一时。雷文的伴奏使许多号称“专家”“权威”的那一类人也对邓肯刮目相看。

从此，纽约城中许多有名望的妇女，开始邀请她到她们家中跳舞，那个夏季，爱斯特夫人请邓肯到她纽坡特的别墅去跳舞。那儿是时髦的消夏胜地，而爱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比英国的女王还要令人恐惧敬畏些。

她安排邓肯在她的草坪上演出。新港最有身价的人物就在草坪上看邓肯跳舞。邓肯一直保存着这次演出的一幅相片。在这张相片上，德高望重的爱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身边，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和菲什等几个家族坐成几排，围绕着她。

当时聚集在爱斯特夫人周围的，都是纽坡特最高贵难见的人物，邓肯因此结交了不少社交界的名媛大亨。邓肯开始到一些贵族沙龙和别墅里演出，尽管他们给的报酬少得连盘缠和膳食费都不够，但只要有人欣赏，有人喝彩，邓肯就会卖力地跳，不停地跳。

舞有人看，可看的人不懂。他们的掌声盲目而空洞，在这些高贵人眼中，演艺家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这些艺人们只被看为高等一些的仆人罢了。而他们欣赏艺术的耐性更是少得可怜，他们的目光里蓄满了无聊和淫邪。

邓肯受不了。她知道，纽约如此，美国是待不下去了，她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的，她极想追寻一种比现在更适合的环境。

由于这时伊丽莎白的学校较以前更发达了，于是全家一起由加列基厅搬到了温莎旅馆底层的两个大房间，每周租金90美元。

伊丽莎白的学校虽然挺热闹，但她收的都是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旅馆记账单上的数字越来越大。

冬天的晚上，邓肯和伊丽莎白坐在火炉旁，盘算着怎样弄一笔足够的钱来还账。算来算去，都无计可施。邓肯“呼”地站起来，大声喊道：“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把火将这旅馆烧光。”

伊丽莎白赶忙按下妹妹，她已吓得脸色煞白，四顾无人，才稍稍安下心来。

奇怪的是，第二天下午，旅馆真的失火了，化为一片灰烬。邓肯去沙龙表演了，伊丽莎白镇定自若，英勇地把她那些舞蹈学校里的学生抢救了出来，领着她们挨个儿手牵手逃出那座楼。

等邓肯回来时，整座旅馆，包括他们的全部家当，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十分珍惜的家庭照片。他们在同一条街上白金汉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暂栖一时。几天后，和初来纽约时一样，不名一文了。

邓肯把这场大火看作命运对她的一个暗示：离开纽约，离开美国，到久已向往的欧洲去，到那个有着悠久历史与辉煌文化的地方去，到那儿去寻找理解自己艺术的人们。她对母亲和姐姐说：“这就是命运。我们必须去伦敦。”

伊丽莎白说：“你是外交大使，你去弄船票吧！”

邓肯又一次走在59号街上了。街尾的一幢大厦里住着一位阔太太，邓肯想：“她曾经盛赞过我的舞姿优美，应该会伸出援手的。”

阔太太真的痛快地给了邓肯一张支票。邓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与她拥抱作别。可是，当她走到5号街时，她想起要看一下这张支票的数额，才发觉上面只填了50美元。天哪！

她只好再到5号街的另一位贵妇人处碰一回运气。在这里，她受到了奚落。贵妇人振振有词地教训邓肯，当初如果邓肯学的是芭蕾舞，她对这个请求的看法也许会两样，而且她曾听说有个芭蕾舞演员发了财呢！

邓肯恳切地说：“太太，我总有一天会扬名立万的，您也许将因为对我的赏识而美名远扬。”

“也许？我的词典里从来没有这个词。只有钱，才是实实在在的，给人舒适和幸福。”

“您有钱，您还应该去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信，您试试。”

这个拥有6000万美元财产的太太的岩石般的心，被邓肯的真诚稍稍挪动了一下。她也开给邓肯一张50美元的支票，并附上一句：“你挣到了钱，就要还给我。”

邓肯走出大门，愤愤地对着里面喊道：“我宁愿送给穷人，也不会还给你！”

东求西讨，凑足了300美元，仍然不够。这时，全家只剩下4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跟一个小剧团去巡回演出，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16岁的姑娘。

一天，他回家来宣布了自己的婚事。

这件事被家人看作背叛行为。邓肯夫人大为恼火，跟邓肯第一次看到父亲时一样，走进另一个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伊丽莎白用沉默来回答，而雷蒙德简直大声怒吼。

对奥古斯丁稍稍有点同情的只有邓肯。她愿意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他把她领到小街上一座阴暗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了“朱丽叶”。她容貌秀丽，身体虚弱，好像有病似的。他们悄悄告诉邓肯，她已经怀孕了。

这样一来，去伦敦的计划势必要把奥古斯丁排除在外了。全家把他看作旅途中掉队的人，不配跟他们一道去追求远大前程。

但是，要是指望到达伦敦之后多少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连买普通轮船的二等舱票也不够。

幸亏雷蒙德出了个好主意。他在各个码头附近兜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艘运牲口到赫尔的小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诉说感动，答应把他们当作旅客带走，虽然这样做是违反船上规章制度的。邓肯和她的家人为了不让脸面丢尽，他们在船上都不叫各自的真实姓名。

眼见两三百头可怜的牲畜从美国中西部平原运到伦敦，在货舱里挣扎着，日夜相互用角抵触，用最令人哀怜的声音号叫。这种情景深深地印入他们的脑海。雷蒙德从此成了一名素食者。

这一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