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不懈地追求
我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舞蹈，它已先我而存在。但它休眠着，我只不过发现了它，并将它唤醒。——邓肯
离开美国来到伦敦
邓肯下定决心赶往欧洲，她把第一站定在伦敦。
邓肯一直向往着伦敦，向往着在那边可能遇到的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等，这些名字多么富有魅力。而在纽约的全部经历中，邓肯没有发现任何人对她的理想表示认同和赞助。
1900年5月27日，邓肯全家从赫尔坐火车到达伦敦。
她长大了，面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她非常高兴和新奇。邓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要在此获得新生。”
初到伦敦的头几天，他们乘坐公共马车到处游逛，心里有说不出的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悦目，忘记了剩下的钱已为数不多。
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等地玩了好久，又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然后兴奋而又疲惫地回到小旅馆。
活像是有阔绰的父亲从美国汇大宗款子来的观光者。几星期后，客栈主妇怒气冲冲来索账，才把他们从游览梦中惊醒过来。
一家四口最后被客栈主妇赶了出来，他们在伦敦举目无亲，甚至晚上没有歇宿之处，只好在街上流浪，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店主看到他们没有行李，坚持要预付房租。他们又试了两三家供夜铺位的房屋，那些房东太太都表现出同样的冷酷无情。最后，他们只好去跟格林公园里的长凳打交道，然而来了个恶狠狠的警察，喝令他们滚蛋。
在这种处境下，邓肯还是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抛掷在大英博物馆、库柏学院等地。
雷蒙德笑着问：“饿着肚子读书是啥滋味？”
邓肯回答说：“你要真在读书，是感觉不到肚子饿的，读书才真是抵御饥饿的最好办法。一个失业而又不失学的人，会有大出息的。”
一次，当邓肯读温克尔曼的《雅典旅行记》时，根本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而哭了起来。她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温克尔曼从他所热衷的探险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失声痛哭。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第四天，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了。邓肯漫无目的地到处游逛。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只有这样碰碰运气了。她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不吭地跟着她走，大模大样地跨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说他们刚乘夜班火车来到这儿，行李即将从利物浦运来，快给他们开几个房间，并且把早点送上楼来。
那天，他们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厉声指责行李怎么还没运到。晚上他们就在房间里吃饭。
第二天拂晓，他们感觉这个把戏必须结束了，就像来时那样，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旅馆。当然这次没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邓肯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可以再次应付后面的日子了。一直走到了切尔西老教堂的墓地里。邓肯心里不禁一惊：“上帝是怎么安排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呵。不会，不会的，上帝是想试探我生存的勇气。我不怕。”
正胡思乱想着，邓肯低头看到了地上的一张破报纸。她俯身拾起，看到报纸上有一张熟悉的贵妇人的照片。她仔细一瞧，她肯定，以前在纽约时，曾在她家里跳过舞。
邓肯读到旁边的报道说：美国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
邓肯于是灵机一动：“你们在这儿等着！”然后马上登门拜访这位夫人，她不费力气就找到了格罗夫纳广场那位夫人的家。
那位夫人还认得她，见面十分友好。邓肯应允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来跳几段舞，同时婉转地暗示，要能如约前来，稍许预支一笔钱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签了一张10英镑的支票。
邓肯拿着这张支票，径直奔回切尔西墓地。
到了那儿，她对大家说：“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尔斯亲王可能莅临。我们肯定要交好运了！”说着，她把支票拿出来给他们看。
雷蒙德说：“我们得拿这笔钱去找一间工作室，预付一个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东太太的凌辱了。”
于是他们去找工作室，并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那天晚上他们就睡在那里，虽然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觉得又像艺术家那样地生活了。他们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余下来的钱买了些罐头食品作为储备。
邓肯在商店里买了几米薄纱，她得精心为自己设计服装。虽然，邓肯受母亲的影响，从不浓妆艳抹，但穿着乞丐的衣服去王公贵族的沙龙里跳舞总是不妥当的，得给夫人一点面子吧！
星期五晚上，英国王太子威尔斯亲王果然也来了。
邓肯首先跳的是雷文的《拉吉苏斯》，母亲伴奏，伊丽莎白朗诵，雷蒙德则在演出前作了一个简短的讲演，是有关舞蹈和它在未来人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作用的。
听的人似懂非懂，却大大增添了宴会的热闹气氛。
邓肯接着又跳了雷文的《奥菲莉亚》。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孩子从哪儿学来这样悲哀的表情？”
晚会结束的时候，邓肯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在这次伦敦名流云集的宴会上，邓肯赤着脚，身披薄纱，翩翩起舞，给在座的客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邓肯一跳走红，从此，她开始接到许多请帖，请她到那些社会名流家里跳舞。英国人有他们特别的地方，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民族，英国人都是绅士淑女，然而，她们却十分抠门。
邓肯跳一天舞，有时一分钱都得不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那些女主人还时常眼红她：“您将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这么多的显贵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伦敦将会红得发紫！”
邓肯面对着肉山酒海的盛宴，她却要忍受着饥饿，强颜欢笑，跳着她心爱的舞蹈。
有一次，邓肯在一个慈善募捐演出会上连续跳了4个钟头。所得的报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亲自给她倒茶，并且给她草莓吃，可是她好几天没有填满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难受得要死。
就在这时，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邓肯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太残忍了。”
为了省下钱来穿得体面，装出发迹的样子，他们连应该吃的东西都舍不得吃。他们在工作室里添置了几张吊床，还租了一架钢琴，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馆里。在那里，雷蒙德给所有的希腊花瓶和浮雕通通画了素描，而邓肯则琢磨着如何用舞蹈来表达。
伦敦的美丽使他们着了迷。邓肯在美国从没机会见识的各种文化美和建筑美，在这儿她可以尽情地欣赏。
7月。邓肯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罗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风寒去世了。
邓肯这一晚通宵未眠，她与米罗斯基彻底分离了。她的心中没有悲伤，反而对自己坚强的个性充满了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应该说，从这一晚起，邓肯也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伊丽莎白本来与她从前在纽约的一些学生的母亲保持着通信，现在有一个家长寄了一张支票来，希望伊丽莎白回到美国，继续教她的孩子。
于是，伊丽莎白决定接受这份邀请，回美国办舞蹈学校去。她说：“如果我挣了钱，就可以寄些给你们。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够又有名又有钱，那我马上就可以回来跟你们团聚了。”
邓肯马上跑到街上，在百货店里给姐姐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邮船。剩下的3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送走温柔热闹的伊丽莎白，邓肯和哥哥、母亲迎来了冷寂萧条的10月。伦敦的浓雾满载着烦闷，重重地笼罩在这心情压抑的一家三口心头。
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许已使他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裹着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跳棋。
伊丽莎白回到纽约后，在第5号街的柏金汉旅馆开了一所学校，一切都很顺利，不久就给邓肯他们寄了一笔钱来，这总算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邓肯咬着牙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一个深秋之夜，邓肯对雷蒙德说：“走，我们到公园跳舞去，老躺在床上，都快成植物人了。”
舞跳得很尽兴，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但场地阔大，草木殷殷，晶莹的露珠儿像无数溜圆的眼睛，默默地品味着这场舞蹈。
当然，不止是草木和露珠，一个头戴大黑帽、非常美丽的妇人在一丛灌木后面看了许久，走出来问邓肯：“姑娘，你们来自哪里呀？”
邓肯停下来，开玩笑说：“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哦，是吗？那你们愿不愿意到一个地方去？”
“哪里？”
“我家里。”
原来，这位就是伦敦极有名的帕特利克·坎贝尔夫人。邓肯兄妹俩就这样来到了坎贝尔夫人家中，她的家就在附近，他们跟她到了那里。房间里悬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肖像。
坎贝尔夫人极欣赏邓肯的舞蹈，还把邓肯介绍给了温得汉夫人。
温得汉夫人也在她家里热情地接待了邓肯，并安排她某晚在宴会中跳舞。而邓肯生平第一次在炉火前品尝英国式的下午茶。如果说邓肯过去已被伦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热切地爱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静、舒适、高雅和安闲。她感到如鱼得水，那美妙的藏书室也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那晚，差不多全伦敦的艺术家和文人都到了。在这次宴会上，邓肯的舞蹈颇为成功，获得了许多人的赞赏。
宴会非常活跃，大家一起唱古老的英国歌曲，一起朗诵勃朗宁的诗歌，一起评论威廉·莫里斯的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并非仅仅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而是借此为契机，邓肯结识了一大批具有卓异艺术特质的人物，他们对邓肯今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关系最密切的是年近50岁的画家查尔斯·哈莱，他的父亲是英国著名的钢琴家，哈莱那希腊式的大鼻梁、优美如五线谱的嘴唇极富魅力。他年轻时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的挚友，因而他对艺术各门类均通达、融汇，无滞无碍。
哈莱当时是伦敦现代图书陈列馆的董事之一，他常常邀请他的好友们来他主持的新美术馆发表演讲，如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等，这些演讲几乎全是为邓肯一个人准备的。
他把玛丽在《科里兰纳斯》里扮演维吉利亚时穿过的舞衣拿出来给邓肯看。这件舞衣，他当作神圣的纪念品珍藏着。此后，他们的友情越来越深，邓肯几乎每个下午都想方设法到他的工作室里去。
他给她谈了许多有关文艺界的事情。在他的工作室里，邓肯度过了许多非常有趣的时光。她多少懂得了一些大师们的艺术，部分原因是通过这位逗人喜欢的艺术家得来的。
哈莱还把邓肯介绍给了这些艺术界的许多朋友。
为了回报，邓肯就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她的舞蹈里显示绘画的精髓、音乐的灵性与文学的气韵。
伦敦的报纸对这次跳舞作了很热情的报道，使得邓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重，也成了伦敦的名人。此后差不多伦敦的每个名人都请邓肯去喝茶吃饭。
有一天下午，在罗拉尔夫人的屋子里围着许多观众观看邓肯的舞蹈，他们介绍邓肯会见了英王太子，后来又引她见了爱德华国王。连爱德华国王和威尔斯亲王都对她赞不绝口，说她是一个格芙斯柏拉的美女。
这一称赞更增加了一般伦敦社会对邓肯的狂热。她取得了曾经看来是梦幻般的成功。邓肯的运气越来越好。她在沃里克广场上租了一大间工作室。每天探索在国家美术馆看见的意大利艺术品影响下产生和新发现的灵感。
邓肯的另一位好朋友是刚满20岁的青年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
安斯利是斯梯华皇族某支派的后裔，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热情洋溢，似乎读诗比写诗更棒。安斯利有一双吸引人的眼睛。他常常到邓肯家所在的工作室去，给邓肯朗诵诗作。
邓肯经常不由自主地随着安斯利那柔和的嗓音进入到斯温柏恩、济慈、王尔德、叶芝们的境界。每当她心醉神迷，安斯利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着邓肯的前额，像吻一个美丽的天使。
除了跳舞，邓肯的业余时间就被这一老一少占据着，要么听诗人朗诵诗歌，要么偕画家出去散步。他们都是真正的朋友。
哈莱和尚未出嫁的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古老的小房子里。哈莱小姐待邓肯也很和善，时常请她吃便饭，于是他们3个人待在一起了。邓肯初次去看亨利·欧文爵士和女演员戴姆·艾琳·泰瑞，也是和他们一起去的。
亨利·欧文是舞台世家的头面人物，19世纪末英国舞台上的主角。他生于1838年，因其戏剧表演独具一格，深受观众欢迎，使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爵士封号的演员。
邓肯第一次看欧文爵士的演出是他演的《钟》，那伟大的艺术激起她内心的热情和敬佩，使她陶醉在它的影响下，整整几个星期不能安睡。至于戴姆·艾琳·泰瑞，她始终是邓肯一生的偶像。
邓肯在他们中间感到非常快乐，可心里却不十分惬意，因为，她的舞蹈虽然获得了诗人、画家们的狂热赞赏，但所有的剧场经理都无动于衷。
许多出名艺术家的激赏使这些戏院经理坚信：邓肯的舞蹈过于超然，过于艺术化，不适合于剧院这种上演粗浅物质化艺术的地方。
这样一来，就使得邓肯的艺术无法面对大众。因此，邓肯在这一时期享有盛誉的同时，也在忍受着贫困，他们家的生活，仍然常常是入不敷出的。
邓肯决心要去寻找更加适合于她的舞蹈艺术的土壤。她想到了“欧洲之都”巴黎。
畅游巴黎艺术海洋
早在邓肯赶往巴黎之前，哥哥雷蒙德由于不甘于伦敦这种平淡的生活，告别母亲和妹妹到了巴黎。
邓肯兄妹4人的性格，都受到母亲的影响。邓肯的母亲是个极伟大的女人。在她身上集结了坚强、开朗、善良、真诚等优秀品质。她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让自己的生命充满艺术的光彩。”
雷蒙德到达巴黎之后，深深地被这里浓厚的艺术气氛所陶醉，到了春天，他接二连三拍地电报，催促她们去巴黎。于是，邓肯和母亲收拾了行装，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
邓肯几乎和20世纪一起来到了巴黎。离开大雾迷蒙的伦敦，到达瑟堡，正是明媚春天的早晨。在她们看来，法国就像一座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的路上，她们一直把头探出三等车厢的窗口，向外眺望。
雷蒙德在车站上迎接她们。他留着披到耳边的长发，穿着一件翻领上衣，系着飘垂的领带。她们对他改变的装束有些看不惯，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里的时髦服装。
他领她们到他的住所，碰到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拿出一瓶据他说价值30生丁的红葡萄酒来款待母亲和妹妹。
刚到巴黎，邓肯什么都觉得新奇。她每天早晨5时起床，到卢森堡花园里去练舞，然后在巴黎到处逛，一走就是好几千米路，并且在卢浮宫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以致管理员对他们起了疑心。邓肯用手势告诉他，自己到巴黎来只是为了跳舞。管理员断定这几个“怪人”是没有危险的，也就随他们便了。
美神维纳斯没有轻盈若飞的作态，沉秀温润，形体的呈现像海边迎风曼舞的林木，婀娜多姿，美而不艳。
还有那些舞蹈，没有一点扭曲、夸张的表演，每个动作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律动，一种血脉的传承，有如生命自然的过程，热烈和繁荣，凋谢与萎落，生长与死亡，都蕴蓄在宁静平和之中。
邓肯面对着这些舞蹈，仿佛回到了儿时，好像正在旧金山唐人街看中国刺绣和古瓷上的花草一样，身心中体会到一股鲜活的力量。
他们天天到卢浮宫去，直到关门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虽然没有钱，在巴黎又没有朋友，好在他们一无所求，卢浮宫就是他们的乐园。
雷蒙德擅长铅笔画，不多几个月就把卢浮宫里的希腊花瓶都临摹完了。但后来人们把雷蒙德所画的伊莎多拉的裸体跳舞像误认为是希腊花瓶上的图案。
在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邓肯静下心来研究那些群像与雕塑。她从中总结出：
任何雕刻，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无论浮雕还是圆雕，都是舞蹈某一瞬间的凝固，都展现了舞蹈的一个截面。
有一天，邓肯在歌剧院，听到一群人指着维纳斯雕像议论纷纷：“她怎么会没有胳膊呢？这是一个美丽的怪物。”
邓肯愤然回头，呵斥道：“这也不懂！这不是人体，这是艺术，不过是一种象征，对于人生理想的一种设想。”
一天早晨，查尔斯·哈莱突然来到巴黎，他与邓肯一起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耳曼森林里漫步，一起到埃菲尔铁塔边的餐馆进餐，一起观赏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
邓肯由此结识了哈莱的侄儿罗夫拉，他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渊博，对美术、音乐、建筑无不通晓。他遵守叔叔临走时的嘱托，把邓肯照顾得很周到，像一位无微不至的大哥哥。
罗夫拉给邓肯讲述法国艺术，向她介绍哥特式建筑，并教她如何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时代的艺术。
在邓肯的工作室里，母亲重振旗鼓，像孩子们童年时代一样，接连几小时地演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工作室不带卧室，也没有浴室。他们也没有床，晚上把床垫放在竹木箱上，在上面睡觉。
有一天，罗夫拉带了两位挚友到邓肯的住处来，把他们介绍给邓肯：“这两位是雅克·布尼和安德烈·博尼亚。”
几个年轻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邓肯为他们跳了几段舞，很得他们的赞赏。那次之后，布尼便让他的母亲邀请邓肯去他们家跳舞，以款待朋友。
布尼的父亲是著名的雕塑家，母亲德·圣马塞夫人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在巴黎很有号召力。
首演的夜晚来到了。整个过程中，观众的亲切热情使邓肯受宠若惊。往往不等一场舞跳完，他们就喊了起来：“妙，妙！她跳得多妙！了不起的孩子！”
第一支舞刚跳完，一个目光锐利、身材高大的男人便站起来把她抱住。
他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伊莎多拉。”
“小名呢？”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喔，多丽塔，你真可爱！”他嚷着，吻了邓肯的双眼、双颊和嘴唇。接着，圣马塞夫人拉着她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杜。”
萨杜是法国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18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实际上，在座的都是巴黎数一数二的人物。在这里，邓肯结识了许多著名人士，如作曲家梅萨杰、剧作家萨杜等。而他们也欣赏到了邓肯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舞蹈，一些敏感的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舞蹈艺术革命的火花。
邓肯发现自己竟然对她3个朋友中的一个产生了奇妙的感情。这个小伙子既不是体贴解人的罗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才的布尼，而是外表平平、个子矮小、苍白的面庞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的诗人博尼亚。
博尼亚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眯成了一条缝，但他极富智慧与才华。他教邓肯了解了法兰西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也常常静坐聆听邓肯对他演说关于跳舞的见解。
通常他给邓肯朗读两三个钟头，接着他们就坐在塞纳河上的公共马车的上层到城岛去，凝视着月光下肃穆凝重的巴黎圣母院。
圣母院是法国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合而为一的奇特产物。它那环形的圣堂和小礼拜堂，挺拔的扶壁和细长纤弱的飞券，既傲世独立，又透出一种空灵超脱之气。
博尼亚向邓肯讲述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所有雕像，令邓肯吃惊的是，他能细致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
博尼亚总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邓肯，几十分钟一动也不动，不说一句话，却从来没有主动去挽过邓肯的手臂；他在邓肯的额头上久久地亲吻，可他从不吻邓肯的嘴唇。他这种奇特的举动，令邓肯怎么也捉摸不透。
有一次，他们坐在墨登树林中一块空地上，那里有4条道路交叉。他管右边那条道叫作“成功”，左边那条道叫作“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作“不朽”。
邓肯问：“那么我们坐着的这条道呢？”
博尼亚低声回答：“爱情。”
邓肯当然听见了。她兴奋地叫道：“好，我宁愿留在这儿。”
博尼亚却说：“我们不能留在这儿。”说完便站起身来，沿着笔直向前的那条道飞奔而去。
邓肯非常失望，又觉得迷惑不解，急急忙忙跟在他后边喊道：“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说什么，把邓肯送到工作室门口，突然扔下她就走了。
邓肯感到非常困惑和懊恼：我们的爱情就一定会向后退吗？一定会毁灭他“不朽”的事业吗？我不也有事业吗？爱情难道不是“不朽”的吗？邓肯的心绞缠一团，伤心的泪水滚滚而下。
恋爱的挫折使邓肯的心理产生了偏差。她不由自主地开始和布尼调情，想引燃博尼亚的妒火，可这位呆子诗人却把所有的热情都转化为文字了，他正忙日忙夜地赶写两部新作，后来它们都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探索舞蹈改革之路
邓肯在关闭了爱情之门后，也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里，她日日夜夜在潜心探索一种崭新的舞蹈，它能够通过身体动作给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现：
传统的舞蹈理论将一切舞蹈动作的中心界定在人体后背的中心脊椎的下端，胳膊、腿和躯干的活动都必须受制于这个弹性中心。
这种方法从纯生理角度出发，而没有关注到人的心理因素。它产生的动作是僵硬的、机械的，像医生教导病人做恢复训练一样。
邓肯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遮住太阳神经丛。她要通过身体劳累的极限体验，寻找到原始动力的爆发点。就这样老僧入定般一连好几个月，邓肯渐渐进入了一种纯粹梦幻的境界，她可以将任何情感和思想随意地表现出来。只要一站在舞蹈的边缘，精神的泉流就通过人体的各个渠道，涌遍全身。
这种舞蹈，绝不仅仅是身体四肢的反应，也不仅仅是依靠大脑的指挥，而是心灵的招引，一个内在的自我悠悠觉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展示的是原生态的生命真相，是世界的模样，植物的发芽声，蓓蕾的初绽声，森林里的万籁交响，稻田里的蛙鸣，指间流泻的音乐，颤动着无与伦比的光芒。由此，舞蹈艺术走进了人的内在与本真，成为人的基本素质之一。
母亲见邓肯呆若木鸡、精神恍惚地持续那么久，经常惊慌失措。不过邓肯还是在思索着。在她进行的研究中，最初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学习格鲁克的音乐。母亲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菲乌斯》，直到窗户上曙光闪耀。
窗户很高，而且没有窗帘，因此母亲一抬头总是能看到天空、月亮、星星。有时大雨倾盆，雨水的细流就淌到地板上，因为工作室顶棚的窗户很少是能防雨的。
到了冬天，工作室里朔风凛冽，冷得可怕，而夏天则热得像蒸笼一样。他们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大家是不方便的。不过年轻人能屈能伸，对这些满不在乎。母亲又是个刻苦耐劳、自我牺牲的模范，一心只想给孩子们的工作助一臂之力。
除了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她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歌剧院的图书馆。那里的管理员对她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不管什么样的书籍，只要是关于舞蹈的、关于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的，都搬出来让她随意选用。
邓肯便聚精会神地阅读上自古埃及，下至当代的一切有关舞蹈艺术的书籍，随读随记，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但是，在她完成了这个工程浩大的实验之后，她才知道能够求教的大师只有三人：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邓肯的探索引起了一些具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贵族的注意。某天下午，天将黄昏的时候，一个女子敲响了邓肯住所的门。
她自我介绍道：“我是波拉利王妃，是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了你的舞蹈。你的艺术使我，特别是使我的作曲家丈夫发生了兴趣。”
波拉利王子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不仅痴迷于邓肯的舞蹈，而且对邓肯把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理想也十分赞赏。他让夫人邀请邓肯到他们家的客厅举行一场舞会。
而王妃会作画，同时又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和管风琴。
这位王妃似乎从这个空荡冰凉的工作室察觉到邓肯一家的贫困，看出了他们面有饥色。当她告辞离去的时候，羞怯地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那里面装着2000法郎。
波拉利王子不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身段单瘦，总是戴着一顶小黑绒帽，下面是一副小巧漂亮的面孔。他弹着自己心爱的古琴，为邓肯的跳舞伴奏。
邓肯穿上舞服，在他的音乐室里为他跳舞。他看得出了神，赞美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幻象。邓肯那关于动作和音乐之间关系的理论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她对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种种期望和理想也深深地吸引了他。
王子那纤巧的手指弹在琴上，宛如恋爱着它、抚摩着它。他的赞赏像一股暖流涌上邓肯的心头。
最后，王子叫了起来：“多可爱的小姑娘，伊莎多拉，你真可爱！”
邓肯也用法语羞涩地答道：“真的，我也很喜欢您。我愿意总是为您跳舞，在您那动人的乐曲启发下创作舞蹈。”
在波拉利王妃工作室里举行的晚会极为成功。而且，由于她慷慨地把工作室对外开放，观众不仅限于她的好友，这样一来，邓肯的舞蹈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兴趣。
从此，邓肯一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连举行收费的晚会，每次接纳二三十个观众。波拉利王子每次都到场。有一次，他眉飞色舞地摘下他的小帽在空中挥舞，并且喊道：“伊莎多拉万岁！”
这句口号第二天就出现在巴黎各大报纸的版面。关于邓肯舞蹈的各种评论也纷纷出笼。
最为人称道的是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一段妙论：
伊莎多拉的舞蹈不再像过去的宫廷舞蹈和芭蕾舞，只是填补空闲、激发余兴的节目罢了，而是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它无比丰富，激励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王子夫妇与其他王室贵族不同，他们不仅极为欣赏邓肯关于跳舞的见解，而且也极同情邓肯的经济状况，并在这方面给了邓肯许多支持。
波拉利王子与邓肯商量着以后有机会可以长期合作。但是不幸的是，这位天才的音乐家不久英年早逝。
邓肯悲痛万分，波拉利王子夫妇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是邓肯在巴黎贵族群中的艺术知音。
由于波拉利王子的推介，巴黎有名望的人中赏识邓肯的逐渐增多，但是她的经济情况依然不很稳定。她常常不得不在冬天，忍着饥饿与寒冷守着自己的艺术室，静静地恭候着灵感火花的迸发。
每当灵感来临，邓肯就会精神振奋，她的身体就会随着心灵动作起来，宣泄着人世中的苦难与幸福。
有一天，邓肯正在冥想默念之中，一位绅士走到她家，他穿着一件贵重的皮领大衣，戴着一枚钻戒。
他对邓肯说：“我从柏林来。我是一个戏院经理，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很感兴趣，特意前来拜访。我拥有柏林最大的游艺场，那里云集着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挣了大钱呢！有没有兴趣跟我签个合同？”
这位经理傲慢地发出邀请，双手抱拢，面带微笑，自以为这个处境贫寒的姑娘肯定会把这种邀请当作天上掉下来的幸运。
邓肯听到这位经理如此粗俗地形容她的舞蹈，不由心生不悦：“谢谢。我不是您所说的那种‘伟大艺术家’，我不同意把我的艺术送进游艺场。”
这位经理惊奇地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会打出广告，说您是‘世界上第一个赤脚舞蹈家’。我现在即刻许诺你每晚500马克，这可是别人都得不到的。而且以后还有的加。你当然不会拒绝吧！”
邓肯简直愤怒了，她坚决地说：“不肯，坚决不肯。无论你提出什么优越条件我也不肯。”
“你真是个傻姑娘。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我已经把合同带来了。”
邓肯仍然不肯答应：“不行。我的艺术不是为游艺场的，而你是个肠肥脑满的资产者。你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把钱当成宗教崇拜，而不是艺术。上帝啊，你的思想真令人害怕！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去，不送了！”
这位德国戏院经理先生看着邓肯家里寒酸的样子，看着她穿着破旧，根本不相信她的拒绝是出于真心。第二天他又去了，再过一天他又去了，答应每晚付她1000马克，先订一个月合同。
邓肯认为他简直不可理喻，她大吼道：“我到欧洲来跳舞，是想鼓动一种伟大宗教的复兴，借动作来表现，以发扬身体的唯美与圣洁，而不是为着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资产阶级的娱乐而来的。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再见吧！”
“每晚2000马克，你还会拒绝吗？”
“当然！就是1万、10万，我还是会拒绝你。我所追求的目标你不会理解。将来我总有一天会去柏林，也可能配着你们的爱乐交响乐队跳舞，但那是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必须在一个配得上这两位伟人的剧场里。请记住，他们才是最伟大的。而我所得的报酬，恐怕还不止3000马克。”
那位经理遗憾不解地走了。
后来，邓肯的预言终于实现了。3年之后，在歌剧院里，她在柏林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出。当剧院售出了25000多马克的戏票的时候，这位经理先生捧着鲜花到邓肯的包厢里来表示祝贺。
他友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她说：“小姐，你的话没说错。”
只要有时间，邓肯就游荡在巴黎的街头，考察那些各个时代的别具风格的建筑物。
自从在1900年展览会上观赏了罗丹的作品之后，他的艺术天才总是萦绕在邓肯的心头。有一天，当邓肯信步来到大学路时，她猛然想起，罗丹的工作室就在这条街上。
邓肯向前走了10多分钟，看见一块小小的牌子，应该是了。
邓肯刚见到罗丹的时候，发现他个子矮小，健壮有力，留着精美的短发长须。他的作品，简洁中蕴含着伟大的精神。
他时而轻声念叨着自己的雕塑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名字对他来说并没什么意义。他常常抚摸着那些大理石雕塑，这些大理石在他手下大概像熔化的铅一样在流动吧！
最后，当他拿着一小块黏土在手掌中揉捏的时候，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一股热流在他的胸中激荡，好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会儿工夫，他就做出了一个女人的胸部雕像，那雕像在他手中好像在不停地扭动。
邓肯调皮地说：“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参拜罗丹大师。”
老人转过身来，行动有些迟缓了，但双目依然光芒迸射，须发蓬乱，粗硬，分明能瞧见历经坷坎的苍凉和威武。
罗丹还没有回过神来：“舞蹈？舞蹈跟雕塑有什么关系？”
“舞蹈就是运动中的雕塑。您在构思雕塑与人们在欣赏雕塑的过程，难道不是舞蹈的过程吗？那种跳跃生发于一连串意象中蓦然攫取一个瞬间的灵感。”
罗丹猛然定睛看着邓肯：“哦，我倒很想看看你的舞蹈啦！”
邓肯诚恳地说：“您这地方小，去我那儿吧！我扶您。”
邓肯扶着罗丹的手，雇了一辆车来到她的家里。她很快换上舞衣，根据博尼亚为她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斯托的一首牧歌，为他表演舞蹈。她有意识地将在罗丹工作室看到的各种雕像的姿势融入舞蹈之中。
两年以后，邓肯从柏林回到巴黎时才又见到了罗丹。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一直都是邓肯的良师益友。
邓肯同另一位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会晤就大不一样，但也充满乐趣。她是由作家凯彻尔的夫人带到他工作室去的。凯彻尔夫人同情邓肯一家的孤寂生活，时常请他们到她家里吃饭。
有一次，邓肯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奇异、迷人而忧伤的画像，凯彻尔夫人告诉她说：“这是卡里埃尔给我画的肖像。”
一天，凯彻尔夫人带邓肯到卡里埃尔家里去。她们登上最高一层的工作室。在那里，卡里埃尔被他的书籍、家人和朋友们团团围住。他拥有一股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周身流淌着对于一切的深情厚爱。他的画作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正是他那崇高心灵的直接表现。
卡里埃尔的作品线条简洁，善于处理光色变化，往往在忧伤的氛围中渗透出光明和希望，蕴含着基督般的智慧和博爱。
当邓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见到了基督，满怀着敬畏。
邓肯很快成了卡里埃尔工作室的常客，他们很快就推心置腹地待她，把她看作他们的挚友。
这是邓肯青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从那时起，每当她怀疑自己的时候，只要想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恢复了自信心。
柏林之行刻骨铭心
有一天，当时欧洲著名的舞蹈家、美国现代舞的另一位奠基人洛伊·佛勒找到了邓肯的工作室。
见面之初，邓肯就把自己关于跳舞的理论讲给佛勒听，并给佛勒跳了几段舞。佛勒是开创舞台艺术光色变化的先驱，她很欣赏这位美国姑娘的才华，她对邓肯说：“我现在正经营着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演出，准备去柏林。我邀请你与我们一同前往。”
邓肯一直很钦佩贞八重子的艺术，她欣然接受了佛勒的提议。
临走那天，博尼亚来为邓肯送行。他们最后一次去城岛，瞻仰巴黎圣母院，那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到了柏林，邓肯到布利斯托尔旅馆，在一套豪华的房间里找到了佛勒。
佛勒按了一下电铃，给邓肯叫来一份非常丰盛的晚餐。晚上，佛勒要在冬季公园跳舞。
佛勒当时正忍受着脊椎剧痛的煎熬。侍女不时送来冰袋，放在椅子上，垫着她的背脊。佛勒说：“再来一个就行了，亲爱的。好像就不痛了。”
邓肯注视着她，真不知道她怎样才能赴约去跳舞。
那天晚上，邓肯坐在包厢里看佛勒跳舞时，看到佛勒光彩夺目的形象，她简直无法把她与几分钟以前那个忍受着剧痛的病人联系起来。她变成了绚丽多彩的兰花，变成了袅娜飘逸的海葵，最后又变成了螺旋形的百合花，真是五光十色，变化无穷，犹如魔术一般。多么非凡的天才啊！邓肯沉醉了。
演出结束后，邓肯神思恍惚地回到旅馆，这位奇异的艺术家使她魂不守舍。
第二天早晨，就像初到巴黎时一样，邓肯初次出去观赏柏林市容。作为一个对希腊和希腊艺术向往已久的人，柏林的建筑物顷刻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她细心地观赏了柏林的建筑，体会着这些建筑与希腊建筑的共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在柏林逗留了几天之后，邓肯又随着佛勒的剧团到了莱比锡，然后又到了慕尼黑。
邓肯对在德国的日子感觉非常开心，她白天到外面去周游观赏，晚上就到剧场去看佛勒的演出。当佛勒在德国的旅行表演结束之后，艺术团又希望能去维也纳，可是贞八重子的演出也许是曲高和寡，佛勒遭到了惨败，缺少足够的钱，而且这次看来已完全不可能借到任何一笔款子。
邓肯自告奋勇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援助。她要求他们无论如何给艺术团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
经过邓肯的一番努力，艺术团终于凑到了足够去维也纳的钱。邓肯又跟着一起来到了音乐之都维也纳。
在维也纳，邓肯邂逅了匈牙利的一位戏院经理亚历山大·格拉斯。格拉斯看了邓肯的舞蹈之后，极为欣赏，他对邓肯说：“假如你想追求光明的前途，那可以随时到布达佩斯来找我。”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邓肯很崇拜佛勒的艺术，但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巴黎，而自己在这个由美丽而癫狂的女人组成的剧团里。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旅途中一切戏剧性事件的一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于是，她决定打电报把母亲从巴黎叫来。
母亲果然来了。邓肯把对目前处境的一切想法都告诉了她，最后俩人决定离开维也纳，这时，她想起了格拉斯的建议转往布达佩斯，并顺利地找到了格拉斯。
于是，邓肯有了第一次在剧场为观众献舞的机会。格拉斯向邓肯提出：“我希望你能在我的乌兰尼戏院里表演独舞，我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0个晚上。”
邓肯还有些担忧：“我跳舞是为有鉴赏能力的人，以前只跳舞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等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观众会不会欢迎？”
格拉斯不同意邓肯的观点，他鼓励说：“艺术家是眼光最高、最挑剔的观众，过了他们那一关，普通观众一定会更加百倍地喜欢的。”
邓肯听信了，签了合同。
果然，邓肯第一晚的演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的30个晚上，场场爆满。美丽的布达佩斯城，一片姹紫嫣红。在河边、在山上、在紫丁香怒放在每座花园里。每天晚上，如痴如狂的匈牙利观众发出暴风雨似的喝彩，把他们的帽子扔到舞台上。
邓肯以她极具魅力的独舞征服了布达佩斯的观众。
有一天，格拉斯带她去市面上的一些小餐馆进餐。在那里，可以听到吉卜赛人美妙的演奏。踢踏的快板，含有飞扬尘土的乐曲，让人联想到马车团队和林荫大道的天籁。
邓肯激动地说：“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邓肯尝试着把吉卜赛管弦乐队搬上舞台，为她伴奏。这种长期以来为贵族们嗤之以鼻的下里巴人的音乐一登上大雅之堂，即以其无拘无束的形体语言和奔放嘹亮的音乐表现风靡全城。邓肯也常常陷入那种充满渴望与动荡不安的旋律里不能自拔，她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穿上红色舞衣。因为，红色象征着火一般的热情和不屈的意志。
1902年4月的一天早晨，邓肯看见多瑙河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烁荡漾，使她获得深刻的印象。当晚，她传话给乐队指挥，让他在演出结束时，临时加演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此时的邓肯首次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也像这季节一样春风得意。
当天晚上，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邓肯欢快地伴着这支曲子翩翩起舞。顿时，全场的观众就像触电一样，走火入魔一般狂喊着，跟着邓肯跳起来。
邓肯跳罢一曲，观众不依，要求她再跳几次。邓肯兴奋地又跳了几遍。观众们就跟着一起舞动。
他们说：“她用她那优美的形体语言对这首人类热爱的曲子进行了最好的演绎。”
就在这天晚上，在欢呼的观众当中，有一位仪表堂堂的匈牙利青年男子闯进了邓肯的生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使邓肯由一个安静的姑娘变为一个热情如火的姑娘。
他是这个国家很出色的演员，名叫贝列吉，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而当红，后来成为匈牙利最伟大的演员。大家一直称呼他“罗密欧”。
邓肯也就随之称他为“罗密欧”，“罗密欧”则叫邓肯“朱丽叶”或者“我的花儿”。
“罗密欧”燃起了邓肯心中狂热的爱情之火。
整个布达佩斯为邓肯的舞蹈而疯狂，邓肯为高大挺拔的“罗密欧”而疯狂，还有他台词式的甜言蜜语：“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让我懂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罗密欧的感情体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我的朱丽叶。”
他给了伊莎多拉一小方纸片，上面写着：“国立皇家剧场的包厢。”那天晚上，邓肯和母亲一起去看他扮演罗密欧。他刻画罗密欧那青春爱情的火焰，最终征服了邓肯的心。
邓肯完全被“罗密欧”那种吉卜赛式的激情融化了。而“罗密欧”看上去不过是加演了一场话剧，“罗密欧”引导邓肯向爱情的另一个领域探索，这也是邓肯最投入最热切的一次爱情。
“罗密欧”带着邓肯到乡下的农家住了几天，他有一副好嗓子，他教给了邓肯许多匈牙利和吉卜赛歌曲，并把歌词的意义和发音教给她。这丰富了她舞蹈的内容。
而邓肯在热情、渴望、钦慕之下，向“罗密欧”献出了她的真爱。
母亲一发现邓肯的心理动向，就对女儿发出了警告：那是一个轻率的男人，只有漂亮而已。
刚从纽约来的伊丽莎白更甚：“你简直是在犯罪，抛弃舞蹈的事业去追逐虚幻的爱情肥皂泡。”
邓肯可顾不得这么多了，爱情的强大火力已经冲昏了她的理智。
格拉斯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他赶忙给邓肯安排了一次在匈牙利各处的巡回演出，强行把邓肯从沉迷中拉回到舞台上来。
在这次旅行过程中，在所有那些匈牙利小城市里，邓肯到处受到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在每一个城市里，邓肯浑身上下穿着白色的衣服，在一片欢呼声中，像从另一个世界来观光的年轻女神那样穿城而过。
但是，不管群众怎样起劲地逢迎，不管她的艺术怎样使自己欣喜若狂，邓肯依然迫不及待地渴望与“罗密欧”欢聚。此时此刻，她愿以自己的一切成功，甚至以她的艺术，来换取再度陶醉在他怀抱里的一时片刻。她渴盼着早日回到布达佩斯，与“罗密欧”相会。
这一天，邓肯终于回到了布达佩斯，她四处张望，一看到前来接她的“罗密欧”，像天鹅一样地飞进了他的怀抱。
在她扑上去的顷刻，她就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凉意，再看，“罗密欧”俊俏的脸庞上没有任何爱情的痕迹。
邓肯挣脱了出来，她问他：“你好像变化了许多？”
“是的，我不再是原来的‘罗密欧’了。我正在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一个罗马平民。”
“你一直就是在演戏？”
“人生不是一场戏吗，你以为是别的什么？我一直专心于我的艺术，你并不是我生活的中心。”
邓肯想抽他一记耳光。但她没有，她不愿意伸手打一副面具，或者说，去敲一面丧钟。
这时，“罗密欧”与一位天主教修女的私情正成为布达佩斯市民的新闻热点。这次感情经历及最终分手，给邓肯的心灵以巨大的打击，她接连几周都沉浸于痛苦悲伤之中不能自拔，整日以泪洗面。终于，她的身体支撑不住了。
格拉斯连夜带邓肯去维也纳，她病倒了。把她送进了一家医院。接连几个星期，邓肯完全处于虚脱和极度痛苦之中。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肯才恢复健康。格拉斯带她到弗朗曾斯巴德去疗养。她心情忧郁，无精打采，不论是美丽的乡村或者和蔼的友人，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
随后，格拉斯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德国。他没有安排邓肯的演出，而是让她散心，走走，看看，拜会一些王公贵族和艺术家。
格拉斯夫人来了，她彻夜不眠，亲切友好地照料邓肯。在医生和护士的昂贵费用耗尽了邓肯的银行存款之后，格拉斯为她安排了在弗朗曾斯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
邓肯打开衣箱，拿出舞衣，一边热泪潸潸地吻着她的红色舞衣，一边发誓决不再背弃艺术去追求爱情。
此时，她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简直有了魔力。一天，当她与她的经理和他夫人一起进餐的时候，餐厅玻璃窗外的人群拥挤不堪，竟把窗上的大玻璃挤破了，搞得旅馆经理无可奈何。
邓肯把烦恼、痛苦和爱情的幻灭都转化为她的艺术。最后，格拉斯为她安排了在慕尼黑的演出。在那里，她跟母亲和伊丽莎白重新团聚。她们为她的勇敢感到很高兴，尽管发现她变了，而且很忧伤。
在到慕尼黑以前，邓肯和姐姐到阿巴沙去，驱车在街上到处寻觅供膳宿的旅馆。旅馆没有找到，她们自己却引起这个宁静的小城相当大的注意。她们被路过的斐迪南大公看到了。他很感兴趣，向她们打招呼，邀她们到斯蒂芬尼旅馆花园中他的别墅里去住。
于是，贵妇人争先恐后地去拜访她们。但那些贵妇人根本不是如邓肯天真想象的那样，是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而是想要弄清她在大公别墅里的真实地位。
闲来无事，邓肯以匪夷所思的搭配创制各种舞服，最流行的是她用中国纱罗制成的淡蓝色舞服，大开胸，肩上只有一根吊带，裙子齐膝，裸腿赤足。
邓肯在服装设计领域里也同样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当时妇女们穿的游泳服还是一身头脚不露的黑衣。一向着意回避女性的斐迪南大公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称赞：“瞧，邓肯多么漂亮！真是好看极了！就是春天也没有这样美！”
邓肯居住在阿巴沙别墅。她每天学习德文，通读叔本华、康德的原著，听瓦格纳的音乐。叔本华、康德音乐般舒畅的语言叙述，瓦格纳哲学般高屋建瓴的音乐流程，频频冲开邓肯的茅塞，使她对艺术的使命感愈益强烈。
经过长久的时间，邓肯这个纯情的舞蹈天才终于复原回来，而这次刻骨铭心的感情之波，使得邓肯在一段时间之内把关于爱情的痛苦与幻想全部变成了对艺术的追求。她耐不住寂寞了。她要出山。
那时慕尼黑的整个生活都集中于“艺术家之家”。一群著名的大师，诸如画家卡尔巴赫、伦巴赫、版画家斯塔克等人，每天晚上都在此聚会，喝着上好的慕尼黑啤酒，谈论哲学和艺术。
格拉斯想安排邓肯首次在那儿演出，伦巴赫和卡尔巴赫也这么想。但是斯塔克坚持认为舞蹈对于像“艺术家之家”这样一个艺术殿堂来说，颇不合适。
于是，一天上午，邓肯到斯塔克家去拜访，想说服他相信她的艺术的价值。她在他的工作室里脱下衣服，换上舞衣跳舞给他看，接着给他讲她的神圣使命，讲舞蹈作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一连讲了4个小时。
后来斯塔克常对朋友们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惊讶过，好像林中仙女突然从奥林匹亚山上下来，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他的眼前。
邓肯在“艺术家之家”的首次演出，成为这个城市多年以来的艺坛盛事。接下来，格拉斯说，那就去凯姆学院吧，学生的领会力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料到会出现那种异常火爆的场面。邓肯的马车被散场的学生团团包围，他们把马解下来，一伙人拉着车游街，另一伙人擎着火炬在后面欢跃。
到了一家咖啡馆，邓肯被抬了起来，被抛了起来，在学生群舞的顶峰跌宕起伏。
他们不断地高唱：“伊莎多拉，伊莎多拉。你让我们感到，人生多么美好。伊莎多拉，伊莎多拉。”
邓肯回到别墅，年轻的学子们一连数小时聚集在伊莎多拉住的旅馆窗户下面唱歌。她把花朵和手帕扔给他们，人们便抢着，每人分一点掖在帽子里。
这个晚上让所有的慕尼黑市民瞠目结舌，他们真的认为邓肯是“天上来的”，在那儿一个劲地喊“上帝”。这天晚上的事情第二天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全城的规矩人为之骇然。
慕尼黑是欧洲艺术和学术的中心之一。大街上尽是大学生，经常可以看到姑娘们的腋下夹着书或乐谱。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稀有的古书古画和最新出版的各种图书。
邓肯在“艺术家之家”的一次盛会上，觉得坐在对面的一位男子十分面熟，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凭直觉走过去，断然肯定他与理查德·瓦格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邓肯曾经在乐谱中看到过这位音乐大师的照片：额头前凸，鼻梁高挺，嘴巴却柔到了极点，与面部的刚硬之气格格不入，却又显得异常风趣。
原来，那个男子就是大师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
邓肯了解之后，兴奋地对他说：“能够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你父亲是我心中的偶像。”
西格弗里德赞叹地说：“谢谢。能和你说话，我同样高兴。我看过你十几场演出了，你的舞蹈是一座丰碑。”
邓肯谦逊道：“不，我仅仅是一名让人欣赏的舞蹈家，而你父亲还是一位给人启迪的哲人。”
西格弗里德直言：“你有很好的潜质，你天生就是舞蹈的精灵。在音乐的陶冶上，除了我父亲，你还必须认识一个人，他对你更加重要。”
邓肯急切地问：“谁？”
西格弗里德表情神圣地说：“贝多芬。父亲生前说，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太阳。”
西格弗里德接着说：“你的舞蹈，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出涧的溪流、月光下迎风摇摆的棕榈、清晨草地上晶亮的露珠，生动、活泼，引人向上。然而，它们还不具备阳光普照的器量，海的包容以及风雨后的明净清新，缺乏使人从困厄中振奋的精神力量。你得听贝多芬，你得去希腊。在德国，你顶多是个当红明星，这是远远不够的！”
过意大利赶到希腊
邓肯听从西格弗里德的建议，计划前往希腊。不过在此之前，由于她与母亲在慕尼黑的各个博物院中欣赏了许多意大利的伟大艺术作品，而且意大利离德国不远，于是邓肯与母亲、姐姐商量，先去意大利游历一番。
旅途中，3个女人乘车经过提罗尔山地，来到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安布立亚平原。邓肯觉得眼前一片开阔，沿途的景物让她兴奋不已。
她们在佛罗伦萨下了火车，然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愉快地到处游览，看遍了美术馆、公园和橄榄园。
在那段时间里，是波提切利吸引了邓肯这颗年轻的心。一连几天，她在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鲜花盛开的大地柔和起伏，山林女神们围成一个圆圈，风之神的凌空飞舞，这一切都环绕着中心人物——她一半是阿芙洛狄特，一半是圣母玛利亚。春天孕育万物。
邓肯被这幅画完全迷住了。一次，善良的老管理员给她拿来一张凳子，并好奇而又饶有兴趣地观察邓肯看画时的表情。
邓肯一直在那里坐着，恍然之间，她看到鲜花成长，画中赤露的腿跳起舞，身体扭动起来，而欢乐的使者来到她面前。
于是她想：“我一定要把这幅画编成舞蹈，把爱的信息，曾经使我那样痛苦的爱的信息——春天，孕育万物的春天，带给他人。我一定要通过舞蹈把这种狂喜的感情带给他们。”
到闭馆的时间了，邓肯还坐在画前不肯离去，想通过这美好而神秘的一瞬间发现春天的真谛。她感觉到在此之前，生活都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盲目追求。邓肯相信，如果能找到这幅画的秘密，就可以为人们指出一条多姿多彩、充满欢乐的生命之路。
她对生命的看法，就如同一个带着良好的愿望走向战场的人，他受了重伤，反思过去，他这样说道：“为什么我不去传播宗教福音，拯救别人免遭这种残杀呢？”
这就是邓肯在佛罗伦萨面对波提切利的《春》所作的思索，后来她就努力将它编成了舞蹈。在里面努力去表现这幅画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柔和、奇妙的动感。
甜蜜的异教徒生活时隐时现，阿芙洛狄特的光辉通过更为仁慈温柔的圣母的形象来表现，阿波罗就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来到嫩芽初上的树林中！啊，所有这一切就像充满欢乐的暖流涌进她的胸膛，她急切地想把它们表现在自己的舞蹈中，她称之为《未来之舞》。
如此，邓肯就在一个宫殿的房子里，配着早年几个不出名的音乐家的音乐，跳舞给佛罗伦萨的艺术家看。
她们还是像从前那样，从来没有顾及生活的困难，不久身上的钱就花光了，邓肯只好给格拉斯发电报，请他给寄些费用，以便她去柏林找他。当时他正在柏林准备邓肯的首次演出。
钱一收到，她们就返回了柏林。
到达柏林的时候，她们简直莫名其妙：在驱车穿过城市的路上，发现满城都是写着邓肯名字的灯光广告，以及她将于克洛尔歌剧院同爱乐交响乐队一起演出的预告。
格拉斯安排她们在布利斯托尔旅馆里的一套漂亮的套间住下，整个德国新闻界都在那里等待伊莎多拉·邓肯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有了在慕尼黑的研究和佛罗伦萨的经验，于是邓肯用美国式德语大发宏论，率直天真地解释她对舞蹈艺术的看法，她说它是一种“伟大的原始艺术，是一种能够唤醒其他艺术的艺术”。这使当地的新闻界大吃一惊。
这次演出再次使柏林轰动了，观众大为倾倒，演出了两个多小时以后，观众根本不愿意离开歌剧院，人们似乎都陷入对邓肯舞蹈的狂热之中。
剧院每个晚上都挤满了观众，表演结束后，观众们将他们心目中的女神邓肯从台上抬下来，欢呼着：“圣洁的伊莎多拉！”走过几条大街，一直走到她住的旅馆。
某个晚上，雷蒙德突然从美国赶来了，他不能忍受和家人的长久分离。这时，一家人就计划着到他们以前一直渴望而没有到过的雅典去，那里是他们认为最神圣的艺术的圣地。
邓肯说：“如果不到雅典，那我们对艺术的研究就始终只能徘徊在艺术宝殿的大门外。”
因此，尽管格拉斯极力挽留邓肯，但她还是坚持离开德国，满怀热情地奔赴希腊。
雷蒙德积极地加入了邓肯筹划的希腊之行，路线是从柏林坐火车到威尼斯，再乘船去雅典。
在威尼斯，他们逗留了几天，参观了那里的礼拜堂、艺术陈列馆和水上街道。雷蒙德说：“我们这次到希腊不是为了旅游，所以尽可能一切从简，最好就像原始野蛮人那样。所以，尽管我们这次不再缺钱，但还是不要去乘坐那些舒服的大客船。”
邓肯和母亲、姐姐都齐声叫好，认为这样反而更充满了刺激。他们最终乘坐的是一艘往来于布林底西和圣毛拉之间的小小邮船。
他们到圣毛拉上了岸，拜访古老的伊沙卡城遗址，这也是古代希腊杰出的女诗人萨福从悬崖上投海的地方。
他们在此处稍作逗留之后，便乘一艘小帆船，顶着如火的7月骄阳，穿过蔚蓝色的爱奥尼亚海，驶进安布鲁斯海湾，来到加发沙拉小城，在此登陆时，城里的人都到海边来迎接他们。当地土著见到他们，就像当年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一样惊讶。
邓肯和雷蒙德跪下吻着地上的泥土，然后雷蒙德即兴作诗一首，他高声地朗诵道：
美丽神圣的希腊啊，望着你的人
心中一定觉得冷淡
也不会有留恋邦土的那种愿望
因为你的墙壁毁坏了
你的宫殿变成了废墟
看了叫人如何能不感觉苍凉
那些土著听了雷蒙德的诗，都默然无语。
但此时，邓肯一家的快乐却达到了顶点。他们疯狂地想拥抱每一个当地人，差不多要在心里呐喊出：“我们在外漂流，最后才到达这块圣地！啊，奥林匹亚山的圣主，我们向你致以最崇高的跪拜！日神阿波罗！亚里士多德！啊，艺术的九女神，你们都和我一起跳舞吧，我们的歌声恐怕惊醒了酒神和他那些酣睡的侍女了！”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离开了小城。母亲坐在一辆双驾马车里，邓肯兄妹3人则折了许多桂花枝，把母亲保护在中间。
整个加发沙拉小城的人都来为他们送行，一直望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处。
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到达了斯特累托。这个古城三面环山。他们一家第一次看到古希腊的废城。他们贪婪地观赏着那些“多丽式”的圆柱，眼睛里闪着欣喜的光芒。知识广博的雷蒙德引着母亲、妹妹到了西山神庙的原址处。
他们一路走，一路看，一直走到了亚格利安，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又特意去了梅索朗吉昂。80年前，才情卓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积极投身于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不幸病逝于此。
到达佩达里斯之后，就能够坐上火车了，但一家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到底是先去奥林匹亚山还是先去雅典？最后是邓肯的意见占了主动，他们决定先去雅典。
火车奔驰在阳光普照的希腊大地上。一会儿瞥见白雪盖顶的奥林匹亚山，一会儿又处身于婆娑起舞的山林中间，他们感到无限喜悦，常常用互相拥抱、流出高兴的眼泪来表达情绪。小车站上的农民们惊奇地望着他们，以为他们不是喝醉了酒，就是发了疯。
那天晚上，他们到达了戴上紫罗兰花冠的雅典城。
天刚亮的时候，他们便带着朝圣者的神情，向雅典神殿拾级而登。渴慕已久的巴台农神庙眨眼即矗立于晨光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致啊，文化与自然的融合，古与今的交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这是一份怎样的心情啊，惊、喜、幸福的泉流迸涌至嗓尖，直想大叫，可谁也发不出声。
登上高处，邓肯感觉，以往的一切生命，就像一件杂色斑驳的外衣从身上脱落，似乎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似乎在现在长长的呼吸中，对纯洁之美的初次凝视中，她刚刚降生人间。邓肯体验着这种重生一般圣洁的美，只喊出一句：“辉煌无比的雅典！”
获得了盛誉的邓肯，经历过失恋的邓肯，来到希腊寻找光明和梦想。终于，在巴台农神庙的台阶上，在宁静的雅典娜女神面前，希腊的太阳从彭特里库斯山那边升起，照耀着身穿白色“图尼克”的邓肯。
邓肯在阳光下宛如一尊白色雕塑。她注视着阳光下神殿伟大的轮廓，大理石闪烁出神秘的光辉。
一家人都缄默不语，美是神圣的，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的。几千年岁月凝聚成壮丽的一瞬，这一瞬，人成了神，拥有宇宙的大美；神变为人，拥有多感的心灵。人神合一，这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长久追求的一种境界。
他们都好像受了惊吓的孩子一样，没有叫声，没有跳动，只是沉默着，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就这样，站在最高的台阶上，静默了几个小时。
几天后，奥古斯丁也来到了他们身旁，邓肯一家人再次团聚了。他们觉得，就这样，一切都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他们长途跋涉的目标，他们看了雅典神殿的时候，感觉对美的欣赏已经达到了顶点，根本再不会有比这更高的美的艺术形式了，这里已经满足了他们对美的欣赏的一切要求。
邓肯在布达佩斯已被观众敬如天使，受到极端的欢迎，但她毅然离开了那里。因为她要把一切名誉、金钱之类的虚浮都抛弃，而完成一次精神上的重生。此时尚存留于雅典神庙雅典女神的精神，就是邓肯追求的生命的最真实的精神。
邓肯决定，用在德国演出赚来的钱，建造一座宫殿。圣殿要与巴台农神庙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每天同时看到太阳升起。从此，全家人都留居于在这座宫殿里，留居于这艺术辉煌的圣地。
只有奥古斯丁一个人不大高兴。他闷闷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吐露了真情：他妻子和孩子不在，他觉得非常寂寞。于是大家同意把她们接来。他妻子带着女儿来了。
他们找遍了科仑罗斯、法勒能以及阿提喀所有的山谷，但找不到一个地方堪当建址。后来有一天，邓肯在走向以养蜜蜂而著名的亥麦塔斯的时候，她迈上了一块高地，忽然发现它与雅典神庙的亚克罗坡利山正好在同一水平线上。
接着，就要组织图画纸和制图仪器，设计宫殿的样式。这是雷蒙德的特长，他瞧不起建筑师，不要他们帮忙，他自己动手，仿照着雅典城其中一座神殿的样式来设计图纸，在没有建筑师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建房的事由雷蒙德全权负责。
一家人研究雅典卫城，建筑房子，配着埃斯库罗斯的音乐跳舞，一天天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偶尔到附近的乡村去散步，似乎忘掉了尘世的一切。
山上的房子一天天建起来，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附近方圆几里之内根本找不出一滴水。但乐观浪漫的一家人仍然坚持着。他们请了更多的工人来开挖自流井，但一连干了几个星期都一无所获。
此时，邓肯银行的存款已经用光了。建筑费用比预算大大超支，邓肯不得不决定离开希腊。离开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邓肯整夜无眠，独自一人来到雅典卫城上，走进酒神戏院，她在这里跳了一场告别舞，面对众神，面对光荣和梦想，面对从远古潺潺而来的岁月之流。
然后，她登上普拉比仑山，进入雅典神庙，在此，邓肯感觉自己以往的一切光荣之梦忽然破裂了。她只是现代人，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不可能拥有古希腊人的感情。
现在她面前的这座雅典娜神庙，在以往不同的时代有过它不同的色彩，而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在希腊度过的这一年的美丽幻想一下子破灭了。
3天之后，一大群热心者，还有那流着眼泪的10名希腊男童的父母，簇拥着邓肯一家搭上从雅典去维也纳的火车。在车站上，邓肯用蓝白的希腊国旗包着全身，那10个希腊孩子和希腊群众一起唱起美丽的希腊歌谣。
火车缓缓启动，载着邓肯一家，那10个希腊儿童，还有教拜占庭音乐的教授，驶向维也纳，只留下雷蒙德在希腊管理工地事务。
醉心探索舞蹈音乐
离开希腊的第二天上午，邓肯一行抵达了维也纳。
在维也纳，邓肯让她的合唱队唱起埃斯库罗斯的《恳求》，而自己则伴着音乐跳舞，用这种方式向奥地利的观众做了最真实的活广告。
在维也纳卡尔戏院，邓肯的舞蹈又重获胜利。刚开始，观众对合唱队的表演反响并不十分强烈，但当邓肯登场，随着《蓝色多瑙河》的乐曲翩翩起舞时，观众立刻狂呼起来。
最后，邓肯向观众作了即席演讲，她说：“我希望恢复希腊悲剧歌曲的那种精神，我们必须复活合唱的美。”
她的话还没讲完，观众就大声喊起来：“我们不要听讲，我们要看您的舞蹈！再来一次《蓝色多瑙河》吧，再跳一次吧！”
演出几场之后，邓肯一家口袋里又鼓鼓的了，他们离开维也纳再次回到了慕尼黑。
邓肯又来到了德国。她认为德国是一个严肃的国度，她的崭新的舞蹈理论，需要理性的审视。而这里，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还有一大群诗人、画家簇拥在她的周围。
邓肯把那班希腊孩子带到慕尼黑的时候，引起了各大学教授和知识界的注意。著名的胡特汪勒教授还专门以希腊都会拜占庭音乐老师的诗歌为内容，作了一次公开的演讲。
把舞蹈想象成一种合唱，进而成为一种人所共有的表达方式，逐渐得到舆论的首肯。每一场演出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有的沙龙、酒会和文学艺术中心，都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一个话题：邓肯的舞蹈。报纸专栏，杂志封面，满城的灯光广告，全都写着邓肯的名字。
柏林对于这班希腊孩子，或许并不是真正从内心里热烈欢迎。但柏林的观众还是像维也纳的观众一样高喊着：“请您先不要管什么恢复希腊的诗歌，就为我们跳《蓝色多瑙河》吧！”
与此同时，希腊男孩们自己也感觉到不习惯这个陌生的环境。有好几次，旅馆主人向邓肯抱怨，这些孩子不懂规矩，脾气太坏，总是要求黑面包、熟透了的黑橄榄果和生洋葱。每天的饭菜中若没有这些开胃食品，就对侍者大发脾气，一直发展到把牛排扣在他们头上，动刀子。
后来，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清纯超然的音调，连那位教拜占庭音乐的教授也变得索然无味了。
有一次，柏林的警察找到邓肯说：“您带来的这些希腊孩子经常半夜里从窗户爬出来，到那些下等咖啡店去找来自希腊的妓女。”
同样，当他们抵达柏林以后，完全失掉了当初在酒神剧场演出时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并且每个人都长高了许多。所以有一天，在经过多次苦恼的商议之后，邓肯终于下决心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雅典的火车。
此时，欧洲的伦敦、巴黎、柏林等大都会，在幕布、服装等各方面模仿邓肯的赝品，大行其市。
送走那些希腊孩子之后，邓肯也就暂时打消了恢复古希腊音乐的念头，转而钻研德国音乐家格卢克的音乐。
斯特拉斯家邀请邓肯每星期去表演一次，使那里成为了艺术界和文学界人士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对跳舞的艺术进行探讨、辩论。德国人很重视对艺术的探讨，他们对此付出了极严肃的思想。
这时大家激烈辩论的中心议题就是邓肯的舞蹈，报纸上也有不同观点的长篇大论。
有一些文人和艺术家也经常到邓肯家去，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前额突出，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芒。他对邓肯说：“我的使命，就是要把尼采的天赋显示出来。你只有借着尼采，才可以把你所追求的舞蹈艺术完全表现出来。”
邓肯听取了他的意见，从此他每天下午都到邓肯家中把德文的“超人”讲给邓肯听，一边讲一边解释。邓肯慢慢地被尼采的哲学侵占了全部精力。因此，虽然经理一直劝她到各处表演，以使观众保持对她的热情，而且还可以有上千马克的收入，但邓肯却无动于衷。
在邓肯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研究、创造出当时尚未有过的一种舞蹈，并开办她的舞蹈学校，把这种艺术发扬光大。她知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果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来追求自己的理想，那将遗恨终生。
经理跑进来哀求邓肯，并让她看那些欧洲到处都有人模仿她跳舞的消息。邓肯对这些消息付之一笑，她不想去争什么专利、产权，也不想发表什么严正声明。她决定，把整个夏季的一切空闲都用在倾听贝多芬和瓦格纳，她决心探访他们音乐的源泉。
那天，有一个仪态端庄的女人来到她的寓所，她就是瓦格纳夫人科西玛·瓦格纳。科西玛是一位极有才智的女子，亭亭玉立，仪态端庄，秀眸流盼。她对于各种哲学思想都有很深的研究，而对瓦格纳，那就更是了解到了每一乐句、每一音符。
她向邓肯畅叙了许多瓦格纳的往事，并鼓励邓肯说：“他讨厌芭蕾舞的动作和服装，迷醉于酒神节的歌舞。他最喜欢看鲜花一般的姑娘跳舞了，你正是他所期待的理想形象。可惜，你来迟了，伊莎多拉，他要能看上一眼你的舞蹈，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科西玛邀请邓肯来拜垒特表演，并且在这次表演的时候，也去表演瓦格纳的歌剧《坦惠则》。
邓肯一时有些为难，因为歌剧芭蕾舞，一直与她的跳舞思想背道而驰。她一直认为芭蕾舞这种机械粗俗的舞姿伤害了她心中的美感。
不过，邓肯还是诚恳地对科西玛说：“如果我的舞蹈学校办成了，我就能够把瓦格纳理想中的那些女仙、牧神、半人半羊女神、三女神等都带到拜垒特来，一一表演给你们看。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能无法实现。但我肯定会来的，我尽量展现出三女神那种温柔美雅的动作，让你们欣赏到酒神和花女的跳舞。”
在春光明媚的5月，邓肯来到了拜垒特，下榻于黑鹰旅馆。其中的一间宽敞得足够练功，便在里面放了一架钢琴。
她每天都收到科西玛的一张便条，邀请她去吃午餐或晚餐，或者晚上到汪弗里德别墅去玩。她的款待盛情已极，每天去那里赴宴的至少有15个人。客人中间包括德国的大思想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常常还有来自各国的大公和公爵夫人，或者皇亲国戚。
邓肯来到了科西玛居住的汪弗里德别墅，从书房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大花园，那里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地。用完午餐后，她们手牵着手在坟墓的旁边散步。邓肯尽情地跳了两个小时舞，她看见科西玛的眼眶里泪水盈盈，在阳光下，仿佛一颗颗晶亮的音符。
邓肯穿着小的白舞衣，加入这许多著名的艺术家的团体中。此时，她仔细研究瓦格纳的《坦惠则》这部歌剧：剧中表现了一个狂醉者热烈的欲望，坦惠则一直沉浸在浓浓的醉意之中。歌剧最短的一段半人半羊仙以及水女仙、爱神等，都是瓦格纳最后的灵魂展示。
邓肯从早到晚都完全陶醉在音乐里，她每次都参加在那个红砖的宫庙里的练习，准备着第一次的正式表演。她不但练习《坦惠则》，还研究了《戒指》《巴西佛》等。为了能够深入地理解歌剧的精神，她把这些神话都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一直感动于瓦格纳歌剧的音乐中。
邓肯浑然忘却了身外的世界，所有外部世界都变成了模糊的、虚无的，而只有她的舞蹈、神话才是真实的。
与黑格尔一见如故
自从结束与“罗密欧”的恋情之后，邓肯两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起初她完全沉醉在希腊，现在则是瓦格纳。
黑鹰旅馆非常狭小拥挤，邓肯住得很不舒服。母亲和姐姐都正在瑞士避暑，邓肯只有一个人在拜垒特。雷蒙德在雅典继续房屋的建筑工作，他不时给邓肯打来电报：“自流井的工程进展顺利，下周就肯定会取到水了。你再汇些钱来。”
邓肯有了些钱，她想在拜垒特买一所大些的房子。有一天，邓肯正在密米退基附近的一个花园散步，忽然看到了一栋修建得很精致的石头房子。这是一座古老的狩猎别墅，里面有非常宽敞、比例匀称的起居室，有古老的大理石台阶通向浪漫色彩的花园。它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有一大家子农民已在那里住了大约20年。
邓肯与他们商量，花了大价钱买下了这所房子。然后又请来木匠、漆匠，将里面粉刷一新，又涂上了一层淡绿色的漆。邓肯不辞辛苦，亲自跑到柏林，买回了长沙发、垫子、柳条椅和大量的书籍。
母亲和姐姐还没回来，邓肯和她的朋友玛丽·德斯蒂住在那所宽敞的石头房子中。因为这里没有仆人的睡房，男仆和厨师则住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邓肯为这所“新”房取名叫“菲利浦静庐”。
一天半夜，玛丽叫醒邓肯：“伊莎多拉，我不是有意吓你啊，你来瞧瞧，那里，在对面的树下，每晚这个时候，总有个男人望着您的窗户。我怕是个居心不良的贼，在打你的坏主意。”
邓肯一看，确实有一个瘦小的男人正站在树下朝她的窗子张望，在空旷的夜里仿佛就是一个影子，令人心悸。她不由大吃一惊。
但就在此时，月亮突然露了出来，一下子照亮了他的脸。
玛丽和邓肯两人都看清了，那是音乐家、传记作家海因里希·索德仰起的兴奋面孔。玛丽悄声说道：“每天晚上他都这样在那儿站着，得有一个星期了。”
邓肯让玛丽在屋里等着，然后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外衣，轻轻地走出了房间，径直朝索德站的地方走去。
“亲爱的好朋友，你这样爱我吗？”她问道。
“是的，是的，你就是我的梦想，你就是我的圣克莱瑞。”
当时邓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索德告诉她，他正在写他的第二本杰作，是关于圣弗朗西斯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写了米开朗基罗的一生。索德像其他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会沉浸在他的作品创造的世界里。在那时，他把自己当成了圣弗朗西斯，而把邓肯想象成了圣克莱瑞。
邓肯把索德慢慢地引上台阶，进入屋子里。索德好像在梦中一样，眼中充满光辉与恳求，凝望着邓肯。
邓肯在与他的对视中，忽然觉得精神振奋起来，她此前就感觉过如此令她狂喜的恋爱。不由倒在索德的手臂里。
索德吻着邓肯的眼睛、额头，不过这不像是世俗的欲情，索德嘴里不停地呢喃着：“我坠入热烈的爱情中，我坠入热烈的爱情中。”
索德对邓肯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他有着强烈的情感冲动，却没有丝毫的肉体冲动。他的爱纯粹是让邓肯在舞蹈中达到肉体和精神愉悦的高潮。他是邓肯的挖掘者，他让蕴藏在邓肯身上的艺术之源汩汩而出；他又是邓肯的超升者，他使邓肯的灵魂霞光万丈，飞入九重云霄。
每晚索德都到“菲利浦静庐”来，他从不像一个情人那样对待邓肯。只是以一种专注而觉悟的目光凝视着邓肯，带着邓肯在精神的爱情中达到快乐的最高点。
索德的意志很坚强，他能够在与邓肯这种高度恋爱的快感中，突然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纯粹的理智方面。每天，他把《圣弗朗西斯》的底稿带一些来，写完一章就给邓肯读一章听。而且也为邓肯完整地读但丁的《神曲》。
这种朗诵有时会通宵达旦，每当日出的时候，索德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蹒跚着离开。他陶醉在自己那种超越神圣的理智中。
有一天，当索德清晨再次离开“菲利浦静庐”时，突然惊恐地抓着邓肯的手说：“我看到瓦格纳夫人正向这边走过来了！”
确实，科西玛来找邓肯了。她脸色苍白。
昨晚她一夜都没睡好，因为前天晚上，邓肯在《坦惠则》剧中的三女神增添了一些意义，两个人为这个问题互不相让，争执起来。邓肯今早看到她这个样子，还以为她在生气呢！
科西玛用激动得发抖的嗓音说：“我昨晚在瓦格纳遗留下的纪念物中，找到一个小记事簿，里面的东西还未发表过，上面阐述了女神跳舞的情况。因此，我等不到天亮就来找你。我承认，我错了，亲爱的伊莎多拉，你的确是得到瓦格纳先生的灵感了。这上面写的，与你的直觉是一样的。从此你可以在拜垒特自由处理这段舞蹈，我不会再在创作中干涉你。对了，你能否嫁给西格弗里德·瓦格纳，同他一起继承大师的传统？”
邓肯听她突然转换话题，不觉一愣：“夫人，西格弗里德是我的兄弟，我们的结合并不能体现出更多的价值，像现在这样，不是更好吗？”
科西玛疑惑地问：“你难道有男朋友了吗？”
邓肯含糊其辞地说：“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和许多男性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包括西格弗里德，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您所说的意思，我一直想在舞蹈上有些作为，没有考虑过那些琐事。”
科西玛理解地点了点头：“你是个好孩子，伊莎多拉。哦，最近对大师的作品有何体会？”
邓肯这些天一直徜徉在瓦格纳的音乐海洋中，她的整个精神都被它所占领，这时她忽然说：“我发现了大师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同他的天才一样巨大。”
科西玛用异常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她：“大师会有错误？是不是你的误解呢？”
邓肯以青年人那种极端自信的态度说：“不，我想了很久。我认为，他宣扬的那种‘音乐剧’完全是不可能的东西。”
科西玛战栗着说：“这可是大师的毕生追求呀！”
邓肯继续解释说：“大师的追求很痛苦，因为他必定徒劳无功。戏剧是说出来的言辞，它产生于人的头脑，而音乐是激情的抒发，它来自人的心灵，这两者是拢不到一块的。头脑总是在吓唬、欺骗心灵，它们是一对冤家。”
她说出了这样激烈诋毁瓦格纳的话，注意地看了科西玛一眼，见她在仔细听着，就继续说：“我们必须先说话，然后唱，然后再跳舞。说话由脑筋出发，这是理智的，唱歌是根于情绪，而跳舞则是一种酒醉的癫狂，把一切都淹没了。这三种东西。彼此混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歌剧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科西玛沉默良久，恳求道：“孩子，你千万别对其他人说这些话，尤其是报界。我们要维护大师的尊严。”
邓肯诚恳地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大师也是人。为尊者讳只会污损大师本人。”
一个雨天的清晨，邓肯乘了一辆双套敞篷马车赶到了拜垒特火车站，她来接一个人。他就是德国博物学家黑格尔。当时，这是一个让人闻之一悚的名字，他的大著《宇宙之谜》由于捍卫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而受到神学家、唯心主义者们的猛烈攻击。
邓肯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认真读过这本书，黑格尔对宇宙间各种清楚透彻的解释，使邓肯对这位偶像摧毁者深怀敬意。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黑格尔，表示自己感激他的著作对她的影响。
黑格尔对这封信很是在意。后来邓肯在柏林跳舞的时候，黑格尔就给她回了封信。
言行放肆的黑格尔，由于被德皇逐放，无法到柏林去，就与邓肯保持着通信。邓肯来到拜垒特后，就写信邀请黑格尔来观看自己的表演。黑格尔走下车来，虽然已经60多岁，但高大的身体依然挺直，须发皆白，穿着宽松得离谱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呢绒袋子。与邓肯一见面，就亲热地拥抱了她，使邓肯倍感亲切。
黑格尔就住在“菲利浦静庐”，邓肯特意为老人装了许多花，然后又兴奋地跑去告诉科西玛：伟大的黑格尔来了！成了她的上宾。
但科西玛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这位探索“宇宙之谜”而崇尚达尔文自然主义的人，当然不会表示出特别的热情。邓肯以坦率真诚的口吻向她解释了黑格尔的伟大以及她对他的敬佩。科西玛才极不情愿地在包厢里为黑格尔留了一个位子。
当天下午表演中间休息的时候，邓肯与黑格尔携手散步，一个穿着希腊式的舞衣，露着双腿，赤着双脚，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奇怪膨胀的长服，观众们看了都感到又惊讶又有趣。
黑格尔面对着邓肯表演的《巴西佛》，并没有表现得多么热情。演到第三幕的时候，邓肯才醒悟过来，黑格尔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他的头脑太科学了，神话魔力和舞蹈激情不能感动他。在他看来，艺术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科西玛的别墅并没有设宴款待黑格尔。于是邓肯专门为黑格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良辰美景，贤主嘉宾，在座的都是一些头面人物，有正在拜垒特访问的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德皇的妹妹萨克斯梅林公主、柔斯的亨利公主及索德、汉帕丁克等人。
席上，邓肯作了一篇演讲，盛赞黑格尔的伟大思想，并表演了舞蹈。黑格尔发表了独具一格的评论。他说：“邓肯的舞蹈同一切普遍的自然真理有密切的联系，这正是一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一元论来自同一个源泉，往同一个方向进化。”
接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冯·巴利唱了歌。他们一起用晚餐，宴会进行了整个通宵，直到天亮时，黑格尔仍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上午，黑格尔毫无倦意，他请邓肯与他一起去爬山。
在爬山的时候，黑格尔不停地对路上的每块石头、每棵树，甚至所见到的任何东西发表一番见解。他们登上山顶，黑格尔傲然独立，就像一位俯视大地的天神一般。
有一天晚上，斐迪南国王陛下来到了“菲利浦静庐”，他与邓肯一起讨论古希腊的艺术。邓肯说起了自己恢复古希腊艺术的理想，越说越兴奋，并把自己梦想着创办自己的舞蹈学校的理想也告诉了斐迪南。
斐迪南听了之后，赞同地说：“这个主意妙极了，你一定要到黑海之滨我的宫殿里来办你的学校。”
像任何一件新生事物一样，伴随着成功的，总会有非议的声音。
有一些则把“菲利浦静庐”说成了“邪恶的殿堂”：“那么柔软的沙发床，高质料的垫子，玫瑰色的吊灯，可就是没一把椅子。那个叫冯·巴利的嗓门特高的什么歌唱家，整晚都窝在那里唱啊跳啊，发神经！你说，除了唱啊跳啊，他们总得休息，那休息又坐在哪里呢？没有一把椅子，还不是在床上！”
甚至还有谣言说：“那个保加利亚的斐迪南国王，见了邓肯就乐不思蜀，赖在拜罗伊特不回去了，只怕还会申请德国国籍呢！他每次都深更半夜地跑到‘菲利浦静庐’去，难道真的是极其纯真地讨论艺术吗？讨论艺术偏要半夜去吗？”
又有人神秘兮兮地说：“还有，她和几个青年军官一起去骑马，穿着长衫和凉鞋，鬈发在风中乱飞，活像一个女妖。有一回，那匹马见自己背上坐了个女人，就胡闹起来，狂奔乱跳，吓得女人尖叫。它跑到一家小酒馆门口又四蹄钉地，再怎么也不肯走了，让那女妖出尽了洋相，哈哈哈！”
更多的人批评邓肯跳舞时的穿着：“跳舞的时候更不得了，老是穿一件图尼克长衫，透明得就像一面镜子。大家都有一双眼睛，谁瞧不见？这不是，连那个最喜欢她的瓦格纳夫人也看不下去了，派她的女儿把一件衬衫送到了女妖的化妆室，央求她穿在那层薄纱下面。”
邓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知道，她置身于所谓的传统之中，她置身于所谓的时代之中，她置身于所谓的社会之中。向她挑战的，并非不良用心，而是强大的习惯势力，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抵拒。
紧张之余，她平添了战斗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新事物如果遇不到旧势力的阻遏，那就不过是旧的变种，或者，是毫无生命力的新事物，好比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幼苗。”
夏季渐渐过去了，索德离开拜垒特，正在德国各地巡回讲演，邓肯也为自己安排一次德国全境巡回演出。她离开了拜垒特。
旅行演出的第一站是海德堡。在那里，邓肯听了索德对学生的讲演。他用时而柔和、时而激动的声调向他们谈论着艺术，中途突然告诉学生们说：一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
他的夸奖使邓肯感到幸福和自豪，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那天夜晚，她为大学生们表演了舞蹈。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在街上游行。邓肯和索德并肩站在旅馆的台阶上，一起分享他的胜利的喜悦。
海德堡的青年们崇拜他。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他的照片，另外都摆着伊莎多拉的那本书《未来的舞蹈》，他们两人的名字总是并列在一起。
巡回演出结束后，经理与邓肯签订了去俄国旅行表演的合同。
首次进行俄国之旅
1905年，邓肯第一次尝试俄国之旅。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从经过边境那一瞬间起，邓肯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从那以后，那广漠寒冷的雪地，似乎把她滚热的脑子冷却下来了。
那天夜里，在卧铺车厢里，邓肯梦见自己从窗子里跳了出来，赤条条地掉进雪中，掉进了雪的冰冷怀抱，打着滚，最后冻僵了。
冷，白，辽阔无边，光芒耀眼的雪呵！
微弱的灯光，呼啸的风声，童话中的小木屋。贫穷，像一个冻得不能动弹的冰球，压在广袤的土地上。
火车一直在风雪中徜徉，晚点了12小时，到达圣彼得堡已是1月6日凌晨4时。零下10摄氏度，这在圣彼得堡很正常，但邓肯可是第一次体验。
邓肯刚到俄国就目睹了一幕惨剧：旅客都走光了，车站空无一人。邓肯只好雇了一辆单套马车，向欧罗巴旅馆驶去。经过阿拉里大街，邓肯隐隐看见从远处走来一支长长的队伍，一个个身穿黑色衣衫，面色凄惨。队伍正中是男人们扛着的十几口棺材。
马走得很慢，马车夫不停地在胸口画十字，嘴唇嗫嚅着，发出仿佛不是人世间的声音。邓肯叫马车夫干脆停下马车，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死者都是昨天在冬宫前面被枪杀的工人。他们去请求沙皇施舍面包，可伟大的沙皇却赏给他们子弹，而且，颗颗让他们吃进去了。你看，他们都饱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他们都受够了，吃饱了，都升到天国去了。”
“那为什么要赶在黎明前下葬呢？”
“因为在白天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死者也将更多。这样的情景是不能在白天让全城人看见的。他们自己失去了亲人，不想其他人再作无谓的牺牲。”
邓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浑身发抖，感到她的整个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在变成一串一串的泪珠，滚滚而下。
邓肯的眼泪在脸上冻成了一长串冰珠。这件事在邓肯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影响到她下半生的生活。
最后几个悲哀的送葬者终于从他们身边过去。马车夫奇怪地回过头来，望着泪水盈面的邓肯，他又一次画了十字，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扬鞭策马朝旅馆去了。
邓肯登楼进入豪华的房间，趴到了恬静的床铺上，独自哭泣起来，一直哭到入睡。
欧罗巴旅馆的房间宽敞无比，天花板高到极点。窗子是封死的，从不打开，空气是通过墙壁高处的通风装置抽进来的。邓肯醒得很晚。演出经理人前来拜访，送了几束鲜花。
第二天，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巴甫洛娃请邓肯观看了她的演出，并请邓肯去看她的训练。邓肯静坐在训练馆中，看着巴甫洛娃一刻不停地训练了3个小时，非常惊奇。
巴甫洛娃的训练是极辛苦的，好像是要把身体的锻炼与心灵完全隔断开来，心灵与这种肌肉的训练远远孤立着。这与邓肯要创办的舞蹈学校的理论完全相反，因为她是想要使身体的动作成为表现心灵的一种媒介。
巴甫洛娃在家里举行晚宴。邓肯坐在两位画家列夫·巴克斯特和亚历山大·别努阿中间，并且她第一次见到了俄国戏剧活动家谢尔盖·佳吉列夫。她同他就她所设想的舞蹈艺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邓肯说出了她作为反对派对芭蕾舞的看法。
在晚餐上，巴克斯特为邓肯画了一张速写：她的神情非常严肃，几绺鬈发感伤地垂在一边。
巴克斯特还给邓肯看了手相：“你会获得很大的荣耀，但你会失掉你在人间最心爱的两个东西。”弄得邓肯一头雾水。
吃罢晚餐，不知疲倦的巴甫洛娃又为朋友们表演了舞蹈。尽管大家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5时多了，但她还是邀请邓肯：“如果你想看我练功的话，上午8时再来。”
邓肯空前地在8时就起来了，去参观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她看到排成一行行的小学生，一个个做着重复的练习，一连好几个钟头踮着脚尖站立着。在她的眼中，这些孩子受着非人的折磨，他们是一些经受残暴的、不必要的严厉刑罚的牺牲品。在她的眼中，宽敞的、光秃秃的舞蹈教室毫无美感，也没有灵感，简直像是一间刑讯室。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所皇家舞蹈学校简直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两天之后，邓肯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剧场表演舞蹈，那些看惯了芭蕾舞的俄国的贵族们，现在突然看到这样一个年轻的美国姑娘，穿着一件薄薄的纱衣，以一块纯净的蓝幕布为背景，不由惊讶万分。他们要看邓肯是如何用她的舞蹈表现出她的灵魂，是怎样理解肖邦的灵魂的。
但当邓肯刚刚跳完第一段舞，剧场里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邓肯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蓦然想起那一支送葬的队伍，那马车夫的声音，再看看眼前锦衣玉食的贵族们脸上浮夸的笑容，邓肯木然呆立，久久回不到现实中来。
俄国对邓肯的接待规格是很高的。川流不息的人群前往邓肯下榻的旅馆，其中有米哈伊尔大公，著名芭蕾舞演员、沙皇的情妇玛丽亚·克舍辛斯卡娅，俄国芭蕾舞的传奇人物佳吉列夫，舞台美术家列夫·巴克斯特和亚历山大·别努阿，舞剧编导大师彼季帕等。
第二天，一位可爱的女士前来拜访邓肯。她身裹黑貂皮大衣，耳朵上挂着钻石耳环，脖子上绕着珍珠。她就是著名舞蹈家金斯基，是代表俄国芭蕾舞团来欢迎邓肯的，并且邀请邓肯参加当天晚上歌剧院的游艺晚会。
邓肯感到非常惊讶。在拜垒特，邓肯受到的只是芭蕾舞剧界的冷淡和敌意。两种态度截然不同，使邓肯又惊又喜。
那天晚上，邓肯跟随金斯基，坐上一辆烧暖了的、垫了贵重毛皮的马车，来到了歌剧院。坐进第一列包厢，里面摆着鲜花、糖果，另外还有3位圣彼得堡英俊青年。邓肯仍旧穿着那件小的白色图尼克和凉鞋。
邓肯一直反对芭蕾舞剧，认为它是一种虚假荒唐的艺术，甚至根本不能算在艺术之列。但是，当金斯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时候，她却禁不住为她的美妙身姿鼓掌。金斯基仙女一样在台上闪着，根本不像一个凡人。
幕间休息时，邓肯在包厢里环顾四周，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穿着最美丽的袒胸露肩的晚礼服，浑身珠光宝气，而穿着华贵制服的男人侍立于侧。所有这些豪华排场，与头两天清晨看到的那个送葬的行列恰成对比。
演出结束后，金斯基邀请邓肯到她的豪华府邸去用晚餐。在那里，邓肯再次遇到了米哈伊尔大公。当她讲述起为平民百姓的孩子开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时，他显得有些骇异。
在圣彼得堡过了一个星期以后，邓肯到了莫斯科。这里的观众对她起初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样热情。由于没有预告邓肯要来莫斯科的海报，因此，来看她表演的相当少。但在这里，她遇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经理、不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观看邓肯的表演完全出自偶然，因为在此之前，他对邓肯及其舞蹈知之甚少。但他发现，观众中却有以马蒙托夫为首的那么多艺术家、雕塑家、作曲家、作家、画家，还有那么多的芭蕾舞演员，这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惊讶之至。他于是跟在这一大批人的后面来看邓肯的首演。他从内心里感到，那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晚上。
第一个节目演完了以后，只引起了一阵不冷不热的掌声和怯生生的试探的口哨声。但是，接连几个节目演完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跑到台前拼命地鼓掌，掀起了整个剧场的高潮。全体观众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大家一齐热烈鼓掌，接着就多次要求她重复表演。演出结束时，剧场欢声雷动，一片欢腾。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俄国最卓越的美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像记者一样紧紧地追踪邓肯的足迹，观赏她的表演，向她询问各种他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
“您的舞蹈是跟谁学的？”
“是歌舞女神教我的。我幼年时刚学会站立，就开始跳舞了，一直跳到现在。我的舞蹈就是要唤醒人们，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必须舞蹈。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如果有人干扰，不想理解自然赋予我们的这种天然需要，那是徒劳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您除了必要的化妆，演出前还有别的准备工作吗？”
“化妆是次要的。我的舞蹈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精神力量的抒发，化妆务必服从于这一点。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演出，上台前，我一定要把灵魂安上一台发动机。但是，如果我没有这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这台发动机能使我在舞台上，不仅手、眼舒展自如，还能让双目放光，面部、头发，乃至全身都笼罩在一种光环里。”
“您怎样看待俄国的芭蕾舞？”
“我参观了贵国芭蕾舞皇后巴甫洛娃的训练，她确实有令人惊羡的绝活，但那不是舞蹈，而是杂技。她训练、表演时毫无表情，动作则让人想起钢铁和橡皮，这种脱离心灵的肉体训练是痛苦的。我最失望的是贵国的皇家舞蹈学校，那么小的孩子，一连几个钟头踮着脚跟站立，像接受刑讯的犯人。这种折磨将摧毁孩子们一生的美感。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倘若他们今后又用这一套方法去训练他们的下一代，那就不是关系到个人，而是关系到民族和人类了。”
在访问莫斯科之后，邓肯又对基辅做了短期访问。一群群学生站在剧院门口的公共广场上，不让她过去，非要她答应举行一次表演。因为在剧院的演出票价太贵，他们买不起。
当邓肯离开剧场以后，他们还站在那里发泄对演出经理人的不满。邓肯站在雪橇上向他们讲话。她说：“如果我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青年知识界，那我将非常自豪和高兴，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能像俄国学生那样关心理想和艺术。”
邓肯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由于不得不履行原有访问柏林的约定而中断了。临走以前，她签订了春天再来演出的合同。
尽管这次访问为时很短，但给她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在俄国围绕她的理想发生了不少争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在狂热的芭蕾舞迷和热心邓肯艺术的人之间，真像是进行了一次决斗。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俄国芭蕾舞演员甚至走得更远，脱下了她们的舞鞋和舞袜。
而这更坚定了邓肯的决心：一定要创办一所自己的舞蹈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