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邓肯

这就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约束的，现在也仍然带着发自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邓肯

平复伤痛重获信心

孩子们死了，罗红林也走了。邓肯此时非常想了结自己的生命，以免忍受这日夜折磨她的痛苦。

这时，雷蒙德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了，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充满了热心。“那儿整个国家都需要救济。农村一片荒芜，孩子们在饿着肚子。你怎么能安心在这儿只顾自己伤心呢？来帮助我们救济孩子们，安慰妇女们吧！”

他的恳求很有效果。邓肯再一次穿上希腊长衫和凉鞋，跟雷蒙德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在那里，雷蒙德采用独创性的类似原始人的制度，组织了一个营地，来救济阿尔巴尼亚难民。他到市场上去买了一些生羊毛，把羊毛载在自己租的小轮船上，运往山地哥伦大，这是那些难民们最重要的海港。

邓肯问道：“雷蒙德，你如何用这些生羊毛去解决那些难民的饥饿呢？”

雷蒙德说：“等着瞧吧，你很快就知道了。如果我给他们带面包来，那就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可是我给他们带羊毛来，就是为了他们将来的吃饭问题。”

雷蒙德组织了一个中心，购置了一些纺织机，在哥伦大建了一家纺织厂，他在门口写着：“愿来此纺羊毛者，每天可得1德拉克马。”

贫穷、瘦弱、饥饿的妇女们很快就排了一条长龙。她们用挣来的德拉克马可以买到黄玉米。

然后，雷蒙德又宣布：“谁愿意把纺好的羊毛织成布，一天挣1德拉克马。”

许多饥饿的人来要求干这种活。雷蒙德让她们织上古希腊的花瓶图案，很快在海滨就有了一支纺织女工队伍。他教她们和着纺织的节奏齐声合唱。当这些图案织成以后，就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床毯。

雷蒙德把床毯送到伦敦去卖，可以赚50％利润。然后，他用赚来的钱开办了一家面包厂，卖白面包，价钱要远远低于希腊政府卖的黄玉米。他就用这个办法建立起他的村子。

邓肯他们住在海滨一顶帐篷里。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他们就到海里去游泳。雷蒙德不时有剩余的面包和马铃薯，因此他们就翻山越岭到另外一些村子里去，把面包等食物分给饥饿的人们。

阿尔巴尼亚有最早出现的供奉雷神宙斯的祭坛。他们称宙斯为雷神，因为这个国家无论冬夏都常有雷电和暴雨。邓肯和雷蒙德等人常常穿着舞衣和凉鞋，冒着雷雨长途跋涉。

在那里，邓肯看到许多悲惨的情景。一位母亲坐在树下，怀抱婴儿，身旁围着三四个小孩子，都饿着肚子，无家可归。他们的家被烧掉了，她的丈夫被土耳其人杀害了，牲畜被抢走了，庄稼被毁灭了。于是这位无依无靠的母亲就带着她剩下的孩子坐在那里。

雷蒙德分给他们许多袋马铃薯。

回到营地的时候，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但是邓肯在精神上却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虽然她的孩子死了，但是还有别人的，饥饿和痛苦正在折磨他们，难道自己不能为他们而活着吗？

当邓肯的精力和健康恢复以后，就不能再生活在难民中间了。艺术家的生活和圣徒的生活有着很大不同。她心中的艺术死灰复燃。

邓肯感到必须离开。于是她与雷蒙德的妻子佩内洛普先到了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邓肯和佩内洛普在君士坦丁堡古老的街上闲逛。在一条又暗又窄的小巷里，她遇到了一位相师，就想：“去算算命吧！”

那是一个亚美尼亚的老妇人，但是能说一点希腊话，所以佩内洛普能听懂她的话。老妇人告诉她们，当年土耳其人进行最后一次大屠杀的时候，在这个房间里她亲眼看着她的儿子、女儿、孙子，甚至最小的婴儿都惨遭杀戮，从那时起，她就有了一种超人的明见，能预知未来。

邓肯通过佩内洛普问她：“您算算我的未来如何？”

老妇人在那口锅冒出的烟里找了一会儿，说出几句话：“我向你致敬，你是太阳神的女儿。你是派到人间来给人们以巨大的快乐的。在这种快乐之中将创立起一种宗教。经过到处游历之后，在你的晚年，你将在全世界修建很多神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将回到这个城市，在这儿修建一座庙宇。所有这些庙宇都是供奉美神与快乐之神的，因为你是太阳神的女儿。”

当时邓肯正在悲哀和绝望之中，这种诗一般的预言，叫她好生奇怪。然后她们叫了一辆马车回到旅馆。刚进旅馆，门房就递上一份电报。邓肯打开电报。上面写着：

梅纳尔卡斯病重，雷蒙德病重。速归。

她们匆匆返回到阿尔巴尼亚。雷蒙德和儿子梅纳尔卡斯正在发高烧。邓肯尽力说服雷蒙德和佩内洛普离开阿尔巴尼亚，和她一起走。可是雷蒙德不愿意离开他村子里的难民，佩内洛普自然也不想离开他。因此，邓肯只好把他们留在那里。

邓肯在瑞士日内瓦湖畔停留了几天。一个人留在瑞士，邓肯陷入烦闷忧郁之中。由于焦躁和不安，她坐上小汽车走遍了瑞士。最后，凭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开车直奔巴黎。

她完全孤身一人，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和任何人交往。甚至听到人的声音都产生反感，而当人们到她房间里来的时候，也好像离她很远，不像是真实的。特地到瑞士来陪她的奥古斯丁也没有消除她的愁苦。

在巴黎涅伊的工作室里，邓肯请来了好友斯金。斯金熟悉的琴声挑起了邓肯的万千思绪，顿时，她泪飞如雨。

孩子死后，这是她第一次哭。她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场哭泣之中，好比一只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不停地摇晃。

邓肯跑出了屋子，她开着汽车，以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向前飞驰。她恨不得把一切都碾碎在车轮底下。汽车越过阿尔卑斯山，驶入意大利。在维亚雷礁，一场暴雨劈头盖脸而下，游人四散逃窜，只有邓肯开着车在水道上狂奔。

忽然，邓肯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在悠缓地走着，视风雨如无物。她一袭白衫，长发飘扬，其高视阔步的器宇轩昂，宛若天人。车子停在了她的身旁。邓肯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埃莉诺拉·杜丝。

邓肯跳下车，紧紧拥抱着杜丝，泪水汇着雨水，哭声和着风声。良久，杜丝轻轻地说：“我都知道了，伊莎多拉。走，上车去，给我谈谈迪尔德和帕特里克吧！我喜欢听他们的故事。”

与杜丝的相逢，使邓肯意识到，她此前之所以不能和别人共处，是因为他们都在演戏。他们总是很善意地劝她忘掉过去，但这种安慰多么苍白。杜丝从来不说“你不要悲伤”，而是和邓肯一起悲伤，她想象着迪尔德的舞蹈天赋，她吻着帕特里克的照片，泪流满面。两个人共同承担着悲伤。

杜丝热爱诗人雪莱，常常在暴风雨中闲庭信步。她认为，雷电是雪莱的魂魄，她永远追随着他。当闪电划破天际，掠过深暗的波涛时，她指着大海对邓肯说：“你瞧，那是雪莱闪亮一生的余晖。他就在那儿，漫步在波峰浪尖之上。”

邓肯失子的世俗之苦，在这场暴风雨中，渐渐消融于杜丝先知般的指引里，仿佛《神曲》中贝雅特丽斯对但丁的指引。

邓肯在杜丝的别墅附近租了一栋小白屋，她们时刻在一起，谈心，散步。一次，杜丝望着那高山对邓肯说：“你看那克罗采山两侧峻峭嵯峨的峭壁悬崖，它们在郁郁葱葱的吉拉登山坡之旁，相比阳光下的万紫千红，显得何等阴森可怖！但是只要你再往黑暗突兀的克罗采山峰之顶望望，你就可以发现有白色大理石在发射光辉，等待着雕塑家去把它变成永垂不朽的作品。吉拉登山产生的仅仅是人世间需要的餍足之物，而克罗采山峰却鼓舞着人的梦想。艺术家的生活就是如此，黑暗、忧愁和悲剧虽在其中，但是它给人以雪白的大理石，从而萌发人的灵感。”

这天傍晚，邓肯打电话找来斯金弹琴。这是从4月19日以来她第一次跳舞舒展腰肢，她跳起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邓肯终于又投进了艺术的怀抱。

杜丝走上去，拥着她，谆谆地说：“伊莎多拉，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呀！生命是多么短促，我们没有时间再这么无聊地等下去。摆脱忧伤和无聊吧！”

秋天快要来到，杜丝搬到她佛罗伦萨的公寓去了。邓肯也放弃了那死气沉沉的别墅，先到佛罗伦萨，然后到罗马，打算在那儿过冬。她在罗马过了圣诞节，光景十分凄凉，但是她对自己说：“不管怎样，我并没进坟墓或者疯人院，我还在这儿。”

斯金仍然和邓肯在一起。他从来不问什么，从来不怀疑什么，只是把他的友谊、崇敬，还有他的音乐奉献给邓肯。

面对世界大战阴云

邓肯游荡了很久，忽然有一天，罗红林的一封电报打动了邓肯尘封已久的心，也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渴望：

我在1908年与你初次相识，是想来帮助你的，然而，我们的爱情造成了悲剧。但是，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愿建立你的学校吧，让我们在这个悲哀的世界上为别人创造美吧！

邓肯接受了罗红林这种以艺术的名义发出的邀请，第二天就起程回到了巴黎。

罗红林替她在克利龙饭店预备了几间极华丽的房子，到处都摆满了鲜花。邓肯在这里把自己的经历和悲伤告诉了罗红林。罗红林下决心帮助邓肯创立学校，让邓肯以美来照亮这个世界。

他买下了贝尔维大旅馆，将它交给邓肯。倘若在这里办成一所学校，至少可以容纳1000名儿童。邓肯在市中心举行了一次严格的选拔考试，初选出50名预备生，再加上原来舞蹈学校的学生，还配备了女保育员，这个颇具规模的学校便开张了。

舞蹈教室就是原来饭店的餐厅，挂上了蓝色幕布。在长长的房间的中心，邓肯搭了一个平台，有梯子可供上下。这个平台供参观者使用，有时创作舞蹈的人来试演他们的作品也坐在这里。

邓肯这时认识到，普通学校的生活之所以枯燥乏味，部分原因是地板都在一个平面上。因此她在好多房间之间建造了小通道，一边通上，一边通下，把餐厅修整成伦敦的英国下议院的样子，一排排的座位分层排列，分成两边，渐次向上延伸。年纪大一些的学生和教师坐在较高的座位上，小朋友们坐较低的座位。

邓肯在这儿过了一段平静的执教生活，她又一次找到了从事教学的勇气，而学生们学起来简直神速得惊人。开学不过3个月，他们的进步使来看他们的所有艺术家都为之惊叹，赞赏不已。

正巧，罗丹就住在学校对面默东的小山上。他来得很勤，一来就坐在练功房，给孩子们画速写。他有时兴致很高，跟着学生们一起跳舞，动作滑稽得令人捧腹。孩子们当然不懂得罗丹的意义，他们只是喜欢这个怪老头。哪一天他不来，学校就像少了一点什么，乏味多了。

罗丹则感慨道：“要是我以前有这么好的模特，那就妙极了。这些按照自然和谐规律成长起来的模特儿，不仅仅是美丽，而且展示了运动中的生命。他们是表现生活的生动活泼的最佳形式。”

罗丹带动了一大批画家手揣速写本来到贝尔维。通过舞蹈学校，在画家和模特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想的关系，模特儿不再是那种干巴巴地坐在画家工作室里的小傻瓜了。

邓肯又希望在这所剧院里实现她的梦想，把音乐、悲剧和舞蹈各种艺术以其最纯洁的形式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剧场里，穆奈·萨利、埃莉诺拉·杜丝或者苏珊·德勃雷将表演俄狄浦斯、安提戈涅或者埃列克特拉，她的学生们将为这些剧的合唱部分表演舞蹈。

奥古斯丁有时给学生们朗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片段，或者拜伦的长诗。邓南捷对学校也很热心，经常和她们一起吃午饭或晚饭。

学校最早毕业的那一小批学生，现在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们帮邓肯教小同学。看到姑娘们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她们在自己的教导下增长了知识，邓肯信心百倍。

1914年，邓肯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她要用1000名学生来表演第九交响乐。她每天增加了几小时排练时间，这时，她又怀上了罗红林的孩子，使她累得大部分时间只有靠在长沙发上，用手臂做动作教课。

6月，他们在特罗卡德罗举行了一次狂欢节。邓肯坐在包厢里看学生表演舞蹈。有些节目一演完，观众就站起来热烈欢呼。闭幕的时候，他们不住地鼓掌，不肯离去。这些孩子虽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舞蹈家或者演员，却受到非同寻常的热烈欢迎。

然而，到了7月，一股浓厚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欧洲的上空，一种可怕的郁闷笼罩了巴黎城。

邓肯觉得肚子里孩子的活动比较微弱，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有劲，她的心里十分不安。

为了不出意外，7月中旬，罗红林提出把学生送到英国德文郡他家里去过假期。于是，在一天早晨，全体学生分别来向她告别。她们要在海滨度过8月和9月再回来。

邓肯想静养一段日子。每当站在学校的高台上眺望全城，她总感到有一种慑人的危险正飞快向巴黎进逼。

一天清早，凶讯传来，曾热忱支持过邓肯的奥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8月1日，邓肯感到了分娩前的初次阵痛。奥古斯丁、伊丽莎白、玛丽、学生艾尔玛都赶来了。在她房间的窗户下面，人们在大声叫嚷战争动员的消息。天气很热，窗户开着。邓肯的喊声、痛苦呻吟和挣扎呼唤，同外面“隆隆”的鼓声与叫喊声混杂在一起。

邓肯想知道是不是打起来了，但眼前最要紧的是生下孩子。

最重要的是医生，可惜好友博松大夫入伍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位陌生的大夫。

经过一番艰苦奋斗，邓肯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护士把一个男婴送到她的怀里，伊丽莎白说：“伊莎多拉，祝贺你，你又快乐了。”

“战争爆发了吗？”邓肯心中纳闷。

晚上，房间里挤满了来祝贺的人。邓肯的眼里泪水盈盈，生命的那一点点汁液都化成了这一汪咸涩的水。她轻轻地逗弄着婴儿：“你是谁呀？是迪尔德，还是帕特里克？你又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的小宝贝。”

小东西紧盯着妈妈，似乎是笑了一下，突然憋住呼吸，好一会儿，才吁出一口长长的气。

邓肯吓坏了，赶忙喊来护士。护士一看，迅即将婴儿抱了出去。

仿佛一个世纪过去了，无限漫长的等待。

奥古斯丁终于进来了：“苦命的伊莎多拉，孩子死啦！你一定要挺住。”

“为什么才来告诉我？”

“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放弃。”

邓肯的眼前，立即幻化出一片汹涌的大海，波涛席卷，浊浪排空。她看见了死神的面孔，美丽而冰冷，嘴里叼着的正是她的孩子。

邓肯昏迷了两天两晚，滴水未进，第三天才醒来。她望着斯金，低沉地说：“谢谢你来见我最后一面，我一定要去照顾我的3个孩子，哪怕是下地狱。”

斯金情绪激动地说：“伊莎多拉，命运是对你太残忍了，你的痛苦无比深沉。我们都能理解你，希望能够帮你分担。所以，在你昏迷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陪着你，两天两夜，谁也没合上一眼。

“可是，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吗？战争这个恶魔正在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到处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伤兵、死尸从前线源源不断地运回来。你想想，相比之下，你个人的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你是一个非凡的人，命运折磨你，就是因为它看准了你是非凡的。和命运抗争吧，伊莎多拉。”

舞起革命的马赛曲

邓肯以坚强的毅力，又挣扎着站了起来。她把贝尔维开辟成伤兵医院，学校被迫暂时解散。所有的床上，都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军官，有的已经奄奄一息。邓肯的耳边响起了萧伯纳的警世之言：

只要人类不断折磨和屠杀动物，吃它们的肉，我们就不可避免战争。

这句话深刻地印在邓肯的脑海里。以后，她给任何学生都只吃蔬菜和水果。

邓肯能够走动之后，便和玛丽离开贝尔维舞蹈学校到海边去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通过战区的时候，邓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受到了极大的礼遇。值勤的哨兵说：“这是伊莎多拉，让她过去吧！”

邓肯觉得这是生平从未享受过的无上光荣。

欧洲的战乱，使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都回到了纽约。他们把学校也带过去了，不断拍来电报，要邓肯去主持工作：“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吧，回到你的故乡，才能够疗救你心灵的创伤。”

邓肯踏上了归途。刚从流血的、英雄的法国回来，看到美国对战争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心中深感义愤。在这里，没有谁关心战争，没有谁过问流血和死亡。

她对伊丽莎白说：“我要演出，要用舞蹈号召美国青年起来保卫时代的最高文明。巴黎正在铁蹄之下啊！我要用马赛曲来鼓动观众的精神，祈祷盟军的胜利。”

大都会歌剧院。邓肯裹上红色围巾，跳起了《马赛曲》。她英姿飒爽，豪气勃发。英雄的力量通过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注入美国人的心间。

结束动作模仿著名雕塑家吕德塑造的法国凯旋门上的不朽形象，单臂高举，指向天空；肩膀倾斜，俯向大地。赤裸的半边身子，直到腰部，都统一在一个舞姿之中，泛着大理石般的洁白光华。

美国的各报纸似乎都在邓肯的舞蹈与学说中奋发起来。有一家报纸上登载着如下的文字：

伊莎多拉·邓肯女士那种英姿勃勃的姿态，就像巴黎凯旋门上的不朽塑像。当她把这个雄壮的形象经过艺术加工再现出来的时候，鼓动了观众的高度热情。观众为这种崇高艺术作品的生动再现，爆发出欢呼，不断叫好。

邓肯的工作室很快就成为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从此，她重新抖擞精神。当她发现新建的世纪剧场还空着，就把它租来供演出旺季之用，着手在那里创作《酒神之舞》。

战争在美国的唯一迹象就是物价飞涨，学校很快难以维持。邓肯的观众大部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感动了她，于是带着学校和乐队全班人马为他们做免费的演出。但邓肯这个行动使她很快就陷于完全破产的境地。

无奈之下，邓肯决定带着学生返回欧洲。可是，直到轮船起航前3小时，她还没有弄到钱买票。

一位着装素雅的年轻女子走进了邓肯工作室：“听说你们今天要动身去欧洲，是吗？”

“是啊，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但还没有买票的钱。”

“需要多少？”

“大约2000美元。”

年轻女子马上打开钱包，抽出两张1000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在这点小事上帮助你们，我太高兴啦！”

“谢谢。美国还有你这样有同情心的富人，我也太高兴啦！”

“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富人一族。说实话，为了这笔钱，我昨天把全部股票和债券都卖掉了。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对不起，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露丝。”

露丝将邓肯一行送到了码头。邓肯教孩子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袖子里藏着一面法国国旗。待汽笛长鸣，轮船离岸，他们一齐挥动旗子，高唱《马赛曲》。

战争还在继续。邓肯不得不以5分利息向高利贷借钱支付学校的昂贵费用。没有钱，她只好回到纽约。之后，她意外地与罗红林会合。

罗红林得知学校的窘况，马上筹措了一笔巨款，想把学生们接回纽约。然而，这笔钱到达学校时，学生们已经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去了。

多年辛苦建成的学校就这样解散了。邓肯的情绪又跌入了低谷。纽约的寒冬不失时机地降临，昔日强健的邓肯如今近乎蒲柳之质，弱不禁风。

战争结束重建学校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消息传到纽约，邓肯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振奋起来：“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一想到那么多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我的心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这时，奥古斯丁回来了。不久，6名年纪大点的孩子也跟着来了。

罗红林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顶层租了一间大工作室，邓肯和她的学生每天下午在那里练功。早晨他带她们乘车沿哈得孙河岸做长时间的巡游。他还给她们每一个人都送了礼物。

邓肯又浑身充溢了艺术的活力，她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主题是：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

这次演出是邓肯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纽约所有的美术家、演员、音乐家都莅临了。因为完全没有票房卖座多少的压力，邓肯舞跳得特别兴高采烈。

在演出终场时，邓肯表演了《马赛曲》，作为最后一个节目。观众掌声雷动，为法国和协约国热烈欢呼。

从此，每场演出的最后，邓肯必跳《马赛曲》，红色纱巾在强劲激昂的旋律中飘荡。

后来，因为邓肯教一个漂亮小伙子跳快步探戈舞，罗红林又一次大发雷霆，就和她分手了。

邓肯又变成孤身一人，欠了旅馆一大笔钱，还负担着学校的巨大开支。她把罗红林送给她的一串钻石项链送进了当铺。

这时正是演出季节结束，什么样的活动实际上都不可能有。幸而她的行装里还有一件貂皮大衣，箱子里还有一块极贵重的祖母绿，那是罗红林在蒙特卡洛从一位赌光了钱的印度王子手里买下来的。邓肯把那件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祖母绿卖给另一位女中音歌唱家，然后在长岛租了一所别墅度夏，把她的学生也安置在那儿。她等待着秋天的来临，那时又可以演出挣钱了。

过了两个月，邓肯到加利福尼亚去演出。在这次旅行演出过程中，她从报上知道了罗丹的死讯。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好朋友了，邓肯哭得很伤心。

邓肯抽空去了一趟旧金山去见母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母亲形容枯槁，已远非20年前抱着极大希望去寻求成名、寻求好运的那个冒险劲头十足的女子。她们一起到克里弗饭店吃饭，母亲一言不发，也吃得很少。她老了。

邓肯痛苦地想：“人总得老，总得死。”

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在旧金山，邓肯还遇到了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使她大为惊异和高兴的是，他告诉她，与其说她是舞蹈家，还不如说是音乐家。他还说，是她的艺术使他懂得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音乐里那些不易理解的地方。

哈罗德观察力极为敏锐，善于思考，超乎常人。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他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音乐。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诗歌以及极为深刻的哲学方面也有渊博的知识。

两个同样热爱崇高艺术理想的人遇在一起，就都有了一种真正的陶醉之感。她向他揭示了音乐艺术的秘密，而他也向她揭示了舞蹈艺术的某些寓意，那恰是邓肯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

在美国的生活奋斗，已经使邓肯精疲力竭，失去了勇气。于是，她想回巴黎去，在巴黎也许能把财产变卖一些钱。

玛丽已从欧洲回来，从巴尔的摩打来电话。邓肯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她。玛丽说：“我的好友戈登·塞尔弗里奇明天动身去欧洲，要是我求他一下，他一定会给你一张船票的。”

邓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她就从纽约乘船出发了。到了伦敦，她已经没有钱去巴黎了。因此，她在公爵街找了个公寓住下，然后打电报给巴黎各方面的朋友求援。

后来算是侥幸，她遇上法国大使馆的一位人物。他向邓肯伸出援助之手，带她到了巴黎。邓肯在巴黎奥赛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向放债人借钱应付开支。

欧洲还处在战争之中。每天大炮轰隆不止，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自相残杀正在消耗着人类的元气，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精、气、神，以及文学的韵致、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曼妙、雕塑的凝重，都在浓浓的硝烟中被一点点蚕食。

此刻的邓肯，既无法登台演出，又穷困潦倒，一钱不名。邓肯常常坐在窗前或门口，期待着飞来一枚炸弹，结束她的困苦。

这时，她遇到了形貌酷似李斯特的青年钢琴家沃尔特·拉梅尔，邓肯很喜欢瓦格纳的一首歌曲《天使》，于是就称他为“大天使”。他的演奏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狂放之气，这种狂放之气使邓肯的舞蹈重新活跃起来。她又开始召集自己的学生，意欲再展宏图。

同时，可恶的战争总算是结束了。邓肯和沃尔特一起去看胜利阅兵式，他们在凯旋门向那些风尘仆仆的士兵们致敬。

他们高呼：“世界得救了！”

回到邦浦路邓肯新的工作室，她一直无法平静下来，沃尔特近乎狂野地弹起了李斯特的《荒野的祈祷》。

恍惚中，邓肯又看到了战争狰狞的面孔，又听到了“隆隆”的大炮声和垂危战士的微弱呻吟。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她，一定要远离战争！她奋力举起双臂，灵魂从体内向上升起，犹如“圣杯”的银色光辉飘浮腾跃，冲入云霄。

邓肯并不满足于追求她已经找到的幸福，重建学校的老想法又回来了。为了这个目标，她给在美国的学生们发了电报。

学生们来了，个个年轻漂亮，而且颇有成就。邓肯聚合了几个忠实朋友，对他们说：“咱们到雅典去看看卫城吧，咱们有可能还是把学校设在希腊。”

但邓肯原先准备建在山上的房子也成了一片废墟，夕阳和羊群出没其间，浓重的苍凉与寂寞，像一只巨鹰，啄食着邓肯的心。

她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伊沙卡的帕提农山岩，2000多年前，萨福纵身一跳的身姿该是何等的优美呵。邓肯久久地伫立岩头，只要瞬间的意念，她就可以跳下去。在邓肯的灵魂深处，死神是斗不过艺术之神的！最后，她意外地对着大海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山岩。

这时，她最好的学生艾尔玛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艾尔玛大大的眼睛和圆圆的脸庞，同迪尔德长得非常相像。

邓肯问她：“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艾尔玛答道：“我从来就把您当母亲待的。我7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于瘟疫，您将我招进学校，我才免受街头流浪之苦，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邓肯说：“那你就做我的养女吧！啊，我的迪尔德都这么大了。”

1920年，邓肯离开了希腊。这是邓肯最后的一次希腊之行。她已经42岁了。

这年夏天，邓肯在巴黎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节目之一是根据肖邦的音乐演出的舞蹈。她把这些舞蹈设计成具有史诗般的性质：《悲惨的波兰》《英勇的波兰》《波兰的郁闷与欢欣》。

演出的那天，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热情洋溢。演出结束时，精神振奋的人们把大束大束的玫瑰和百合，还有用紫罗兰和兰花编成的花束投向台上，邓肯不得不频频答谢，她们脚下铺满了鲜花。

观众呼声不断，邓肯又加演了《马赛曲》。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欢呼声和喝彩声甚至掩盖了音乐伴奏的声音。

舞蹈结束，邓肯披着鲜红色的围巾，站到舞台前面，用不太流利的法语发表了即席演说：

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这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是为了这些幼小的孩子，她们将在未来舞蹈。

我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舞蹈，它已先我而存在。但它休眠着，我只不过发现了它，并将它唤醒。

当我谈到我的学校的时候，人们并不了解，我所渴望的孩子是战时的孤儿，他们一无所有，既失去了父母，也没有了家庭，至于我自己呢？我不需要太多的钱。闪闪发光的贵重饰物非我所求，妇女手中的一枝花，在我看来，比世上所有的钻石与珍珠都更美丽。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读懂莎士比亚，能读但丁，能读埃斯库罗斯，能读莫里哀。

舞蹈就是生命。这正是我所想要创立的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的原因。在这里人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灵魂和他的想象力。给我吧，请你们的总统给我100名战时的孤儿吧，5年之后，我送还你们的将是出乎想象的美丽和财富。

从今以后，可能会有一种新的生活出现，我不知道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莫过于那些意志坚强、想象力丰富的人。

请大家帮助我建立起这所学校吧，否则我就到俄国去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合作。我对他们的政治一无所知，我不是一个政治家。

但是我将对他们的领导人说：“把你们的孩子交托给我，我将教会他们像神一样地舞蹈，否则，就请把我暗杀掉。”

开办不了学校，我宁愿被暗杀，这比活着但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要好得多。

1921年4月，邓肯奔赴伦敦，与沃尔特合作进行一系列的演出。伦敦市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诸如小迪尔德的祖母艾琳·泰瑞、艺术家奥古斯塔斯·约翰、司各特小姐，还有许多诗人、音乐家、画家挤满了她在克拉里奇的沙龙。各种报纸上出现了对她的长篇颂扬文章。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进行访问。代表团由一位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讨人喜欢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领。他听说这位国际上著名的舞蹈家对新生的俄国很感兴趣，就到邓肯登台演出的威尔士王子剧院去拜访了她。

那天，邓肯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由伦敦交响乐团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观看过这出表现斯拉夫民族的压抑与自由的舞剧的人一样，被舞蹈家的艺术语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结束后，他立即奔到后台，向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间剧院的化妆室里，他们简短地同时也是半开玩笑地讨论了邓肯去俄国开办舞蹈学校的问题。

“伊莎多拉，您的舞蹈可以和清风明月相媲美。”

“谢谢。您是俄国人？”

“不，我是苏维埃俄国人。我叫列昂尼德·克拉辛，正带着苏维埃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访问。”

“苏维埃俄国，对，克拉辛同志！”

说完，两人都大笑起来。

“我能去你们苏维埃俄国办一所学校吗？”

“我们求之不得。”

“真的？”

“那好，我将把您的意愿不折不扣地带回我们国家。我想全苏维埃俄国人民都会张开双臂迎接您的。请您等候我的回音。”

“我等着。”

于是，克拉辛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几天后，他又去邓肯下榻的旅馆，建议她发表一项声明，以表达她去苏维埃俄国办学的愿望。

邓肯给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阿纳托尔·瓦西里耶夫·卢纳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

我从未想过用我的工作来交换金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场所、一座能容纳我和我的学生的住宅、简单的伙食、朴素的衣着，以及能发挥我们才能的机会。

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些条件，那么我将前来为苏维埃俄国的未来和她的孩子们效劳。

伊莎多拉·邓肯

不久，邓肯在她巴黎的排练室里举行了一次宴会。她的所有朋友都来了，其中有几位是俄国侨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马克拉科夫，原俄国驻法大使，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他们得知邓肯真的下定决心要去苏维埃俄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奇思怪想，却不料是她的真诚愿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恳求邓肯别去苏维埃俄国。她告诉邓肯她父亲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身在苏维埃俄国的人写给她父亲的。

信中谈到发生在那里的无可名状的恐怖：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他们正在宰杀4岁的儿童，把他们的四肢挂在肉铺里出售。

邓肯天生的怀疑精神使她拒绝相信这种夸大其词。当其他几位在场的俄国友人振振有词地证实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这次旅行时，她的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而严肃，只说了一句：“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去那里！”

宴罢客散以后，只有邓肯和养女艾尔玛在一起，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的谈话，仍萦绕在她们耳边。邓肯开玩笑地说：“别担心，艾尔玛。要吃的话，他们当然先吃我，我长得比你胖。那时，你赶紧逃跑就是！”

6月初，邓肯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她在那里做了一些演出，然后在她的3个学生陪同下前往伦敦。她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由德西雷·德福指挥，在皇后大厅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一天，克拉辛邀请邓肯和艾尔玛一起到苏维埃俄国大使馆赴宴。她们发现，这位商务专员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好客，这使得她们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残暴成性的恐惧感顿时烟消云散。

克拉辛告诉她，莫斯科当局不但决定按照她的愿望为她招收1000名儿童，而且还向她提供位于克里米亚的美丽的利瓦季亚皇帝行宫！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有了那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奢望呢？

奔赴红色的苏维埃

1921年7月12日，邓肯接到了苏维埃俄国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拍来的电报：

只有苏俄政府能了解你，欢迎速来，我们帮你建设学校。

邓肯迅即打点行装，至于衣服，她只拿了一件红色的法兰绒短外套。7月13日，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带着她的学生起航去苏维埃俄国。

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时，人们全都以为她在发疯。新闻界的反响虽然说辞不一，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当轮船向北方行驶的时候，邓肯回头眺望，不禁感到轻蔑和怜悯：“从今以后，我就要在同志们中间，作为一个同志，实现我为人类的这一代人工作的宏伟计划了。那么，再见吧，你那使我办不成学校的旧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无情！旧世界，别了！让我们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当轮船最后到达目的地时，她的心高兴得快蹦出来了。这一次她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是给予这个同志们的新世界。

以烛光照明的列车沿着无人照管的轨道徐徐前进。她们发现，同车厢的一个陌生人原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送急件的机要员。他是一个内向而温和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图画里画的那种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个年轻人在这群生气勃勃、谈笑风生的艺术家面前，很快就感到如沐春风。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旅伴，而且还给了她们很多的帮助。

火车到达了俄国边界，她们看到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的共和国的殷红的旗帜下。她们深深地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邓肯的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她激动得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跳起舞来。

邓肯急不可待地希望当场履行入党手续。她要求这位年轻的机要员毫不迟延地介绍她入党。接着，他们好几个小时都在谈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邓肯一行被人用车从车站直接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所在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那里当局已为她们安排好一个房间。

休息片刻，她们就去游览市区。邓肯对彼得格勒有特殊的好感，但现在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看着空荡荡的久未擦洗的商店橱窗，看着紧抱着一小包一小包食物匆匆而过的行人，她不禁回想起这座城市昔日的奢侈与繁华。

最后，她来到冬宫，知道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用做儿童医院时，她对新政权的信仰油然而生。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只需14个小时的时间，可她们却足足走了28小时！火车于7月24日早晨4时徐徐驶入莫斯科车站，那天正是星期天。

一进入莫斯科市郊，邓肯一行就感到十分兴奋。但当她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她们时，心就凉了一半。尼古拉斯基车站空空荡荡，漆黑一片。没有欢颜笑语，没有鲜花和拥抱，就连问一声“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另外几名旅客走下火车，匆匆走出这个冷冷清清的车站，他们知道目的地已到。

这一行人于是赶往剧院广场。在一度曾是十分豪华的首都旅馆，苏维埃的第二号机构就设在那里。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办公。在这些女士们留在车里的时候，那位机要员将各类公文传递箱一一传送出去。

车子的马达声早已停息，广场上万籁俱寂。远处，克里姆林宫高大的围墙耸立在广场的那一边，整个场景就像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一幅插图，完全不是现实世界。

邓肯和艾尔玛紧挨着坐在一起。在慢车里经历了3天异常兴奋但又累人的旅行，此时她们已筋疲力尽。她们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从“巴尔坦尼克”号上登陆以来，她们还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她们很快就发现食品匮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吃的东西，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购买，因为每人都由政府定量配给。早在第一天的火车旅行以前，午餐篮里的食品已经吃完。

车上供应的大粗黑面包，实在无法下咽。她们那由于不正常的进食造成紊乱的消化系统，对此无能为力。

突然在二楼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口探了出来。她们一边拍手一边想，这才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人影从窗口缩了回去。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服装的高大男子朝她们走来。他倾身向前，吻着邓肯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

邓肯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想起他的名字来了——弗洛林斯基。1918年她曾在美国见到过他，当时人们称他为弗洛林斯基伯爵。

她们止不住地大笑：“没想到，在莫斯科的心脏里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竟是弗洛林斯基伯爵！”

弗洛林斯基把她们安置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弗洛林斯基邀请她们到附近的萨沃乌旅馆去就餐，那里他有一个房间。他用奶油面包卷和不加糖的茶款待这两位饿极了的女士。

旅馆里只剩一个可以出租的房间。当她们进入那个空房间，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既无床单，也无枕头。邓肯就睡在这样的床上，艾尔玛凑合着蜷缩在一张小沙发上。让娜后悔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只能坐在唯一一把椅子上。尽管这样，她们也都睡着了。

对于邓肯受到的冷遇，卢纳察尔斯基的解释是：“我们等了她3天，可她突然在晚上到达。”

其实，他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邓肯真的会抛弃欧洲繁华舒适的大都市生活，来到新生的、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苏维埃俄国。

邓肯到达的消息一传到这位人民教育委员耳中，他就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即安排邓肯3人住进格尔采尔公寓。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当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正在谋求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邓肯劝他放弃这种努力，她一贯对歌剧不感兴趣，认为“音乐剧是胡闹，说、唱、跳三者是不能混合的”，两人很友好地争论起来。

3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苏维埃俄国政府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红色的！”

但是，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卢纳察尔斯基的致词给了她极大的安慰：

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维埃俄国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称邓肯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甚至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艾尔玛和让娜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一天，邓肯带着艾尔玛和卢纳察尔斯基为她配备的秘书伊利奇·什尼切尔，一道去莫斯科河边散步。

在麻雀山下的一片绿荫里，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将军领章的中等个子迎面走来。他脸形瘦削而刚毅，浑身都透出一种坚强的气息，而笔挺的亚麻色的胡须充满了成熟男性和成功革命者的魅力。

什尼切尔介绍道：“邓肯女士，这位是波德沃依斯基，‘十月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攻占冬宫的指挥者，现任体育教育人民委员，正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邓肯一听，连忙伸出手去：“我向您表示敬意。自从基督教以来，布尔什维克从事的乃是拯救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

波德沃依斯基也热情地说：“谢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邓肯同志，我早听说过你了，欢迎你，欢迎你。”

邓肯问道：“我计划来这里办一所学校，您愿意帮助我吗？”

波德沃依斯基回答：“我非常愿意。但我担心你的学校会削弱孩子们刚强的性格。”

说着话，波德沃依斯基带着邓肯几位爬过山冈，指着绿色斜坡顶端的那幢楼房说：“你们的学校将设在那里。”

一群年幼的孩子从树林里跑了过来，他们赤着脚正好向一撮碎玻璃奔去。

邓肯举起手想把他们叫住，却被波德沃依斯基阻止：“未来的革命战士必须学会勇敢，不怕任何险恶与困苦。”

走下山来，波德沃依斯基拉着邓肯的手说：“请跟我来。”

他引导着她走上了一条小路，越往前走越陡。邓肯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下俯冲，滑倒了好几次，衣服也被树枝划破了。但她没有胆怯。

到家以后，和波德沃依斯基接触仍使邓肯感到非常激动。她坐下来写下了对这位生气勃勃人士的印象。她认为，她应该向全世界宣传这样的人物。

她把稿件寄给了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这位编辑不但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还送给一张支票以支付稿酬。

收到这张支票后，邓肯比以往每次得到舞蹈演出的大笔收入或者她的崇拜者们的热烈掌声还要高兴。

她想长期保存着这一张代表着第一次靠她的写作赚来的报酬，但当食物变得越来越紧张时，她只好将它换成了钱币，用这些钱给她的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日后，波德沃依斯基成了邓肯终生敬慕的人物。

走入最后一次婚姻

1921年8月上旬，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可是有关学校的事情还是一无进展，新的住处也没有落实的迹象。邓肯心急如焚，生怕这次苏联之行一无所获。她最怕无可奈何的闲散，渴望能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消磨时光，白天她在城里散步，晚上常去剧院闲逛。在那些日子里，剧院都可以随便出入。

在麻雀山度过一周的简朴生活后，邓肯决定搬回市里。因为这时，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官员终于设法在一所大楼为她找到了一个住处，并表示这座楼也可以供学校办公和学生们居住。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政府让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岁至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莫斯科对全体居民实行配给制。身为艺术家的邓肯和艾尔玛享受脑力劳动者的供应，领到一定数量的白面、鱼子酱、茶叶和白糖。每隔两星期，让娜就要拎着大菜篮到克里姆林宫分配办公室为她的女主人同志领供给物品。

每当食物领回家后，慷慨大方的邓肯总要举办“烙饼宴会”，款待她那些半饥半饱的诗人和艺术家朋友们。他们似乎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短短几小时内，领来的白面就全变成了烙饼，鱼子酱也全都抹在了饼上。

在新工作室里，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奏起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邓肯款步走向房间的尽头，在微弱的灯光下，开始婆娑起舞。这首歌颂母爱的动人心弦的诗篇是她在新的工作室里演出的第一个舞蹈。

年轻的钢琴师皮埃尔·吕博斯希特兹来到这里后，邓肯和艾尔玛便能将一些空闲的时光用来练习舞蹈和编排新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内，邓肯根据斯克里亚宾的乐曲创作了两个舞蹈。当她们为朋友们表演这两个曲目时，他们深为倾倒。

借助于苏联作曲家的这两支练习曲，邓肯凝练地表现了饥荒给伏尔加地区带来的恐惧和冷酷。这两个舞蹈具有一种强烈的恐怖之感，一种可怕的力量。

10月中旬，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孩子们。他们成群地蜂拥而至。

在参加考试的孩子们中，邓肯只选拔了50名天赋最高的孩子作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

11月7日，苏联将庆祝十月革命4周年。卢纳察尔斯基问邓肯：“您是否愿意那天晚上在大剧院举行的节日演出中表演舞蹈？”

由于他们希望她是节目中唯一的舞蹈表演者，所以这次机会对她不顾那么多的诽谤和反对而来俄国的举动真是一次极大的荣誉和赞颂。于是邓肯告诉好友卢纳察尔斯基，能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第一次公开演出，她将引以为荣。全部入场券将免费送给工人和红军。

邓肯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乐曲《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而且，她还依照《国际歌》编了个舞蹈，作为对观众的特别敬意。

节日庆祝的组织者们得悉邓肯的节目内容之后，对《斯拉夫进行曲》感到担忧。他们知道，古老的沙皇赞歌《上帝保佑沙皇》中的几个小节编进了柴可夫斯基这一进行曲的乐曲中。于是派卢纳察尔斯基去看一看邓肯对这一乐曲的表演上是否有对国家不利之处。

卢纳察尔斯基来参加最后的排练，看着邓肯在柴可夫斯基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表现出俄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最终的解放。他离开剧场时，依然沉浸在舞蹈家所创造的感人的力量和罕见的悲剧美之中。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是超过10倍的热情洋溢的党员想要一睹广为谈论的邓肯的舞蹈。在这3万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而光滑，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那是列宁。

《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所有的工人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报道了她是那样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

1921年11月7日，邓肯为观众表演了以柴可夫斯基乐曲伴奏的舞蹈。当卢纳察尔斯基以热情洋溢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讲话、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时，观众们全体起立，精神抖擞地唱起《国际歌》来。

直到12月3日，舞蹈学校才挂上了“伊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这个光荣的名称，正式成立接收寄宿生，这些孩子们才每日前来学习邓肯和艾尔玛教授的基础课程。

有一天，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年轻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邓肯是谁？她在哪？我要见见她！”

邓肯抬起头来看着他，问道：“你又是谁？”

“我叫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被认为是十月革命后的作家群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他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对蓝眼睛和两道拧在一起的金黄色眉毛。他既漂亮又聪慧。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阿尔蒂尔·兰波身上的某些素质。革命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金发小冒失鬼。”

当大家听到邓肯说出这几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

然后，邓肯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天使。”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晨4时，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同一辆马车离开了雅库洛夫的家。在巴尔绍娃别墅，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

邓肯在同叶赛宁的爱情中，爱得那么痴迷，那么投入。而叶赛宁是个情绪不定的人，有着农民所固有的粗鲁与傲慢。他经常粗鲁地对待狂热地爱着他的邓肯。

在这场爱情中，邓肯更像一个充满了博大的爱的母亲，而叶赛宁则是一个任性的、不懂事的无赖儿童。在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因此，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

她曾对好友玛丽说：“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邓肯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他竟然会在酒醉时当众侮辱邓肯。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莽拒绝。他说：“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

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他已经显露出精神疾患的某种症状……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邓肯用作学校的那所房子虽然宽大，却没有火炉取暖的房间，这大概是政府为帮助她实现俄国之行的计划所真正免费慷慨提供的仅有之物了。

富于同情心的卢纳察尔斯基亲自来告诉邓肯，政府已改变了主意，他们不能再继续支持这所学校。他们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目前允许商店开门营业，而且准许剧院在上演节目时收费，因此，邓肯可以为观众买票演出。那样，她应当能够在目前把学校办下去。也许过一段时间，在较为安定时，政府会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帮助这所学校。

为了使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去，邓肯到苏联各地，甚至西伯利亚的荒原去演出。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寒冷、饥饿和成长中的新国家中，怀着坚定的信念所创办的学校。

于是，在1921年底前，邓肯开始举行营业性演出。这些演出是在济明剧院举行的。尽管这个剧院比莫斯科大剧院大得多，3个晚上的每一场演出，剧院全都被真正喜爱舞蹈艺术的热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邓肯这些演出赚到的钱，无法去买到闪闪发光的装饰丝带或五彩缤纷的明亮易碎的灯泡之类的装饰品，但她为学员们买了木柴和食物，还为圣诞节买了一棵冷杉树摆在大厅里。

懂事的孩子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彩纸剪开、折叠和盘绕起来，做成各种精巧别致的形状，然后用这些折纸把深绿色的树枝打扮起来。

看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快乐的孩子们，围着他们的第一棵圣诞树欢快地跳舞，邓肯在失望的苦涩中，多少尝到了一点甜蜜。

1922年初，叶赛宁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开始了与邓肯的同居。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人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场游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一时期，邓肯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一系列演出，3月，她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学校走上了正轨。她不在莫斯科时，由艾尔玛照管这所学校。

叶赛宁像从前一样常来。邓肯经常接待朋友、记者、美国救济协会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来访。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打来的电报送到了她的房间。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电文：

多拉·格雷·邓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正在生病。但邓肯没想到母亲这么快便永远离开了她。而且后来她听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最让她牵挂的女儿伊莎多拉。

从此，邓肯在莫斯科越来越坐卧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一方面担心叶赛宁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而且，可能的话，带上一些最好的学生，以显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邓肯于是打电报给纽约的著名演出主办人尤罗克，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尤罗克回电说，他很愿意安排这样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无法安排。

邓肯计划这次带着叶赛宁一起出行，以便为他彻底检查一下。由于担心诸如护照等出国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一向反对结婚的邓肯决定和叶赛宁到政府机关办理结婚手续。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邓肯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在莫斯科办了结婚登记。他们结婚的消息通过海底电缆向全世界发出后，震惊了所有熟悉邓肯的人。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她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工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叶赛宁是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美国之行充满艰辛

1922年6月，邓肯带着叶赛宁起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基纳尔问他：“你为什么急着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叶赛宁说：“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还不太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伊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叶赛宁吼道：“舞蹈家就像演员一样，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就将一去不返，伊莎多拉不存在了！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邓肯伤心地说：“你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到了邓肯一直称之为“现代雅典”的巴黎，叶赛宁对巴黎一见钟情：“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好几个月都埋头写诗，与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还是免不了吵架，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在这里，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决定和他的苏联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轮船。

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两个人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我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祖国赋予的。”

叶赛宁也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邓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员的通知：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那位官员讲话十分客气，但却不作任何解释：“是的，是的，你们的签证完全合格；哦，是的，邓肯小姐是美国人，出生在美国，父母也是美国人。但是……”

他说不出任何不准邓肯入境的理由，前来采访的一位记者向邓肯暗示说：“他也是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当局认为，您和您的丈夫是专到美国来宣传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官员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

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到移民区去，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幸好“巴黎号”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严肃地说：“荒唐透顶！我们是想告诉美国人民，可怜的苏联儿童正在挨饿，绝不是来宣传苏联的政治。谢尔盖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伟大的诗人。我们到美国来的唯一愿望，就是告诉人们苏联人的诚意，并为恢复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工作。既非政治，也非宣传，我们仅仅是为艺术界工作的。我们相信，苏联和美国的首脑正准备相互理解。”

邓肯对记者微微一笑，接着说：“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及她的新婚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了的事。《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

伊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舞蹈大师伊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更多的正直的辩护者为邓肯的遭遇向当局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长时间的审问后，官方确信了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10月7日，星期六，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3000名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们不时地报以掌声和欢呼声，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接下来在纽约的几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每次演出结束时，为了答谢观众不肯平息的掌声，邓肯都到前台作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然而在波士顿，那里观众的麻木和音乐厅冷峻的黑暗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在头顶挥舞着红丝绸围巾，大声发表演说：

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

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这就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约束的，现在也仍然带着发自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离去。哈佛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来自波士顿音乐美术学校的青年男女留下来欢呼喝彩。

邓肯继续说：“感谢上帝，波士顿的评论家们不喜欢我。假如他们喜欢我，我反而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他们喜欢我的材料。我要给你们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我给你们带来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帷幕缓缓降落，邓肯再次挥舞红围巾。观众在欢呼喝彩。

第二天，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

邓肯在波士顿遭到禁演的处罚，她赶往芝加哥，临走前，她对前来看望她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演讲：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每当我跳舞的时候，我的宗旨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卑下的东西。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带有挑逗性地，装模作样地走在大街上。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这种庸俗作风为什么一定要制约着整个波士顿？但看来事实的确如此。其他城市则不同。那里既不存在怕美恐惧症，也无人假笑着欣赏滑稽的半裸体。

她的讲话被断章取义地从波士顿电发或邮发到其他各州的所有报社。“红色的伊莎多拉与清教徒的波士顿”成为许多社论的标题，无数以“大众精神”“美国人”“抵抗红色”“热爱真理的人”等名义书写的信件在报上不断刊载。

到了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

经纪人对邓肯一系列演出计划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给邓肯打电报说，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讲话了。但邓肯在芝加哥观众的热情鼓励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面带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们讲话：“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结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哦，对啦，还有自由！”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邓肯深受鼓舞，继续说道：“我为什么不能发表讲话？我听说你们的歌星阿尔·乔尔森比我的讲话要长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绪要强烈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生有一张黑色面孔。只要让我讲话，我也可以戴上黑色面具嘛！”

台下又一次传来笑声与喝彩声。

结束了芝加哥的演出，邓肯又回到纽约的旅馆。那群记者又来采访。邓肯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我是来这里休息的，我需要从我整个旅行期间所遭受的、来自美国新闻界的迫害中恢复过来。我每次来到美国，他们都如同一群狼一样围着我嗥叫。他们就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我。他们说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这不符合事实。我现在跳的舞蹈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无两样。

“波士顿的报纸编造说，我将衣服扯掉，并且挥舞着高喊‘我是红色的！’这完全是谎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国的舞蹈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演出时却遭到诽谤，这是为什么？他们乐意仿效我的舞蹈构思，却又不去帮助它的创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励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对美的追求与热爱，然而在波士顿，只因一位爱尔兰政治家说我的舞蹈不规矩，就被禁止上演。这里包含着你们美国清教徒气质的习俗和教义。”

在纽约做了短暂休息之后，邓肯再次按约西下。她一系列需要完成的预约演出首先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始。

11月22日，邓肯来到路易斯维尔，举行了一场演出。继而她又由那里出发，开始奔赴预约过的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和费城等若干大城市，做短暂的巡回演出。她的演出预计在布鲁克林结束，因为那里的音乐学校为她在圣诞节之夜安排了一场演出。

1923年，邓肯计划离开美国，她返回纽约，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星期一晚上，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最后两场告别演出。

由于报纸上攻击性的宣传把她搞得精疲力竭，再加上叶赛宁脆弱的神经不堪失望，一直酗酒，以致身无分文，到了不得不借债的地步。

邓肯和叶赛宁在让娜的陪伴下于月底乘船返航。

临行之时，邓肯面对着许多前来采访的记者，愤激地发表了在美国最后的演讲：

我的确不该对你们这些记者再说一句话……在我演出期间，你们的报纸不惜整版刊登有关我私生活的详情细节。我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同谁交往等诸如此类的事，但只字未提我的艺术活动。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一大祸害。这将是你们在美国见到我的最后一次，我宁愿在苏联生活，啃黑面包，喝伏特加，也不愿住在这最豪华的旅馆里。你们对爱情、食品，甚至艺术一无所知。

假如我是作为一个筹借款项的外国金融家前来，我将会受到隆重的欢迎。由于我仅仅作为一位世界公认的艺术家前来这里，反而将我看作一名危险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岛上。

我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这一称号，每一位艺术家如今必须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所创举的人。

那么，再见了，美国！我将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也来了，说了一句诗：“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伊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苏联人谢尔盖·叶赛宁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也有明智、正义的人士，马克斯·伊·斯特曼就此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