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中行进

异端？真好，你说得太准确了，我正是一名异端，就让我做异端吧！——邓肯

开始创办舞蹈学校

邓肯回到柏林之后，决意马上创办她梦想已久的舞蹈学校，再也不能拖延了！

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姐姐，她们也和邓肯一样热心。并立即出去帮她找房子。邓肯一直都是这样，心中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冲动，然后她就顺从这种冲动行事。

在雅典建房就是这样，现在，雷蒙德从希腊传来了越来越令人吃惊的消息。开凿水井花的钱与日俱增，昂贵不堪，成了填不满的窟窿。找到水的可能性一星期比一星期渺茫。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努力，使得未完工的房子成为格班罗斯山上一片美丽的废墟。

邓肯现在决定集中所有的财力，为世界各地儿童开办一所学校。她最终把学校地址选在了德国，因为当时她觉得德国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

一个星期之后，伊丽莎白在格吕内瓦尔德的陶登大街买了一栋新落成的别墅，装修改造之后，又订购了40张小床，每只床上面挂着白色细布帷盖，用蓝色缎带系着。

她们把这个别墅布置成好像格林童话中的儿童乐园。

在中央大厅的墙壁上，挂着希腊神话中亚马逊女神的画像，比普通人还要大一倍。

在宽敞的舞蹈室里，有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所创作的但那梯罗的舞女们的浮雕像和意大利雕塑家多奈泰洛所创作的正在跳舞的儿童塑像。

在寝室里，装饰有蓝色和白色的圣母和圣婴，他们被花果编织的花环环绕着，这也是罗比亚雕刻的。除了这些儿童的图像外，邓肯在学校里还安置了一些跳舞、奔跑或跳跃的青年斯巴达姑娘的塑像。在斯巴达，姑娘们要受严格的体操训练，使她们堪为英雄战士的母亲。

这些精雕细刻的泥塑人像，表现的是每年获奖的健步如飞的少女：她们纱巾飞舞，衣裳飘动，手拉手，在雅典娜跳舞，表现了邓肯将来要达到的理想。这些都是用陶瓷烧成的塑像。

还有就是古希腊庆祝守护女神典礼中那些跳舞的少女。这都代表了邓肯心中渴望达到的一种理想。

邓肯想，学校的学生将渐渐学会由衷地喜爱这些塑像，会日益成长得越来越像她们，日益知晓舞蹈协调均和的秘密。并且，邓肯还要使在这个学校的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学习与观察，不仅限于学会艺术的形式，还要体验大自然各种真实的活动。

他们在几家大报上都刊登了招生消息，说邓肯舞蹈学校是为了招收天才儿童而开办的，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大众艺术的信徒。希望所有有天才的孩子都到这里来接受这种特殊的艺术训练。

这所学校的确办得有些莽撞，既没有资金筹划，又缺乏管理规章。这使邓肯的经理人都快被气疯了：“我一直在张罗你的环球旅行，这可是一次天赐良机。你在希腊逗留一年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又办什么学校。我告诉你，在伦敦、巴黎那些城市里，有许多人盗窃你的舞蹈杰作，大发其财。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呀，伊莎多拉。”

但邓肯对这些话不屑一顾。现在，她的学校高于一切。广告一登出来，一批批儿童被父母带着前来报名。有一天，邓肯演完日场回来，发现街上挤满了来报名的家长和他们的子女。

德国马车夫回过头来对她说：“那儿住着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于是一群群孩子都涌来了。”

邓肯根本没有选拔儿童的经验和理论基础。或许她是急于填满那40张床，因此仅仅看见甜美的笑脸或漂亮的眼睛，就不加选择，一股脑儿地收下了这些孩子。

安排学生课程，规定日常生活，把邓肯整个时间都占满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中，每天勤勤恳恳地教这些学生跳舞。

15时至17时进行体操训练。这是形体美的基础。邓肯把孩子们拉到郊野，在河边草地或森林里舒展四肢和筋骨。她一边看着学生的姿势，一边指导着：“就像风吹动树枝一样，你的眼睛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注意，往内看，那里起风了，在美的阳光下，艺术的和风徐徐吹拂，拂乱你的头发，拂动你的手、脚、腰肢，你随风而动，翩翩起舞。动作要到位，不能中途而止，也不要勉强，顺其自然。风吹到哪里，动作就做到哪里，你的意识、思维完全融进风里去了。”

17时至19时的舞蹈练习，第一课是迈着步子向前慢走，和着简单的节奏。首先极缓，几分钟才准跨出一步。邓肯以此检验孩子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她要求同学们：“必须慢下来，慢得让别人看不出你是在行走，而你的全部意念却都在行走当中。接着，加快。在复杂的节奏中快速行进。最后，跑与跳夹杂，该跑时跑，该跳时跳。你自己就是一个音符，你的跑、跳、行走都有一种节奏，脱离了这个节奏，你的步伐就会乱，你的心里也会跟着乱，舞蹈便无法进行。轻重缓急抑扬，如何达到最微妙的结构上的和谐，使身心合一，乃是你们在训练中要达到的目的。”

邓肯的学校偏向招收贫穷的学生。她说，天才被穷困埋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但事情往往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每一次都得付出代价。邓肯的学校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不仅仅是学费收入不高，而且学校几乎变成了收容所。

穷还不怕，最大的问题是病。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异常差。法国当时最好的外科医生霍法叹道：“您这儿不像是学校，简直就是一所医院。这些学生都患有遗传性感染。您会发现，您将不得不耗尽心血让她们活下去，操心的程度远远超过您教她们跳舞。”

霍法医术超群，名满欧洲。他的诊费也高得惊人，他从王公贵族、金融巨头那里挣得了大量资金，自己创办了一所专门为贫苦儿童开设的医院。现在，他又主动将邓肯的“学校”纳入了他医院的范围。邓肯戏称他是个收拾烂摊子的高手，他的回春妙手让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健康成长起来。

孩子们有了惊人进步。邓肯相信，她们良好的健康状况要归功于霍法医生规定的非常合理的素食。他主张，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无论如何也必须让他们大量地吃新鲜蔬菜和水果，不要吃肉。

借了霍法的功德，邓肯也由“疯女人”一跃变成了全知全能的“圣女”。她在柏林大受欢迎，她的观众是怀着一种绝对宗教式的心醉神迷来看她的演出的。

人们对她的崇拜，甚至到了神化的程度。相传，只要把病人抬进邓肯正在演出的剧场，立马痊愈。这样，每一次日场演出，都可以见到担架把病人抬进剧场的奇怪现象。有些重病人呻吟着“伊莎多拉·邓肯”的名字，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却是霍法医生。

一天晚上，当她演出归来的时候，一群学生从她的马车上把马卸下来，自己挽车把她拉到著名的凯旋大道上。

在林荫大道中央，他们要求她发表演讲。邓肯站在敞篷马车上，对这群热情的学生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莫过于雕塑。但是，你们这些热爱艺术的，为什么允许这些东西陈列在你们城市中心呢？你们看看这些塑像吧！你们都是研究艺术的学生，如果你们当真是艺术的忠实信徒，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拿石头去把这些塑像砸掉！艺术？它们也算艺术？！不！它们只是德国皇帝的幻影！”

学生们同意了邓肯的意见，高呼着表示赞同。如果不是警察来了，他们一定会按照邓肯的指示，将柏林全城的德皇塑像砸得粉碎。

品尝初为人母滋味

1905年的一天晚上，邓肯在柏林演出。但她似乎预感到，有一个奇遇在等着她。

尽管和平时一样，她演出时从不注意观众。但她却意识到在前排坐着个什么特殊人物。她并没有去看，或者看见那是谁，但她心理上感觉到这个人就在面前。

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

但是，他怒气冲冲，大声对邓肯说：“你的舞蹈非常出色！可是，您干吗要剽窃我的思想？你的布景是窃了我的。”

邓肯反驳说：“您说什么？这蓝色幕布是我自己的，我发明它的时候才5岁。我从小一直都用这种背景来跳舞！”

那人说：“不！这是我的布景，我的思想！不过，您正是我想象的在这样的布景中间跳舞的人儿！不可能有这么一致，除非你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

邓肯反问道：“那！可您是谁？”

“克雷格。我母亲也是一位像你一样真正的、优秀的女性，我是艾琳·特里的儿子。”

邓肯的眼前掠过一道强光：艾琳·特里，这是她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她是莎士比亚的旷世知己，将莎剧中的女主角一个个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声誉。

克雷格本人是当时英国最富有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他的舞台设计以其“象征的诗意”而创立一个崭新的流派，这位“浑身散发着火光和闪电”的中年人最早冲开了旧现实主义的樊篱，成为莱茵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先驱者。

邓肯的母亲说：“啊，既然您对伊莎多拉的舞蹈这么感兴趣，请您一定赏光到我家里吃晚饭！”这还是母亲头一遭亲自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吃饭。

她与克雷格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艺术理想。克雷格是一个才华出众的热血男子，他兴奋之极，向邓肯解释着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他自己的雄心壮志。描绘起他的艺术来，他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克雷格身材挺拔，面貌极像他那完美的母亲。近视镜后的眼睛中蕴藏着灼人的热情。周身却有那么点女人味儿，尤其那薄薄的嘴唇很是性感。

他对邓肯说：“我是唯一发现您、创造您的人，您是属于我的布景，我的布景。”

邓肯迅速地坠入到与克雷格的爱恋之中。有一段时间，邓肯晚上就住在克雷格的工作室里，那里没有床榻，没有桌椅，只得在地板上睡了两个星期。

克雷格身无分文，邓肯又不敢回家去取钱。想吃饭的时候，他就去赊购一餐饭，让人给送来。邓肯躲在阳台上，等到饭送来以后，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同他一起吃。

邓肯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找遍了警察局和大使馆，说女儿被一个坏蛋拐跑了。邓肯的经纪人更是不知所措。大多数观众都转向别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几家报纸聪明地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之后，邓肯和克雷格才回到母亲那儿，想找点吃的东西。克雷格受到了一生中最严厉的斥责：“滚！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克雷格为人很风趣，他从早到晚都精神饱满，并常常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喜悦。他兴趣广泛，充满想象。

可是，他一开始工作，就回到冷静、严肃之中，爱情所唤起的女性的温柔看来已经成为克雷格这个工作狂的绊脚石。他面对着邓肯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痛苦的表情，揪住自己的头发，对着邓肯吼道：“你是一个讨厌鬼，只会干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该死的讨厌鬼，你烦不烦？”

邓肯这时也想起了自己的学校，她的激情和克雷格的艺术灵感简直成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天敌。

尽管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她的艺术，但他的自尊心，作为艺术家的嫉妒心，根本不允许他承认一个女人的确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

他常常说：“你可以不干了吗？老在舞台上胡乱挥舞你的手臂，没有用的。你应该贤惠地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伊莎多拉，女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邓肯反驳说：“胡乱挥舞，你对舞蹈就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留在家里是贤惠，但舞蹈呢？对舞蹈就是一次残忍的背弃。克雷格，你太自私了。我就是艺术家，而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抱着这么庸俗的观点。克雷格，我不只是你布景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一种装饰，我属于舞蹈，舞蹈就是我的生命。你不能理解它就无法接受我！”

同时，他们的行为在社交界引起轩然大波。伊丽莎白为舞蹈学校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一群贵妇人组成。当她们知道了邓肯跟克雷格的风流韵事后，便给她送来一封信，以庄严的措辞表示谴责。

这些女人大大地激怒了邓肯。于是，她借了爱乐协会的大厅专门作了一次讲演，专讲舞蹈是解放了的艺术，最后讲到妇女享有自由恋爱和自由生育的权利。

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种种艰辛的邓肯母亲，开始觉得生活非常没有意义。也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性格，对于成功不能像经受灾难一样坚毅，她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心情不好，什么也不能叫她高兴。从离开美国以来，她第一次开始表露出想念美国的情绪，并且说那儿的一切都好得多：食物，还有别的，哪儿也比不上。

母亲这么多年来，把精力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而现在他们忙于各自的利益，离她也就越来越远了，于是她觉得枉费了自己全部大好年华，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而且因自己年岁渐大，怕成为子女的拖累，这种变化无常的心情有增无减，她经常表示想回美国老家。

邓肯和伊丽莎白姐妹俩把她送到了码头。她们含泪告别。母亲在甲板上看见邓肯伏在围栏上呕吐不已。她大声喊道：“伊莎多拉，你怀孕了，注意身体。”

邓肯对怀孕溢满了幸福的感觉。她渴盼着孩子降生后会带给她快乐和劳累。

她仍然继续在公众之前跳舞，教她的小学生，爱她所爱的人。

但克雷格显然对邓肯的怀孕措手不及，他十分烦躁，坐立不安，嘴里叫嚷着：“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1906年的春天到了，邓肯签订了一个合同到丹麦、瑞典、德国各处旅行表演。她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学校的费用太大了。她把全部的储蓄都用在了学校上，但仍然不够。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邓肯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首演结束后，体育学院的女学生们送她回旅馆，一路上在她的马车旁边跑着跳着，表达她们的欢乐。

邓肯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很不赞成她们的那种训练方法，她觉得瑞典那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只是为静止的呆滞的身体制定的，而没有考虑到活动的身体。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没有顾及想象，把身体当成一个物体，而不是一种活力量。

她把她的观点尽力解释给学生听。但是她们却未理解她的理论。

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季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邓肯终止了她的演出，6月，匆匆看了看舞蹈学校后，邓肯急于想到海滨去。她首先到了海牙，接着从那里到了北海海滨的一个叫拉德维克的小村。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别墅。

邓肯以为生孩子是一个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她搬到这间离最近的一个城镇都有100多千米的别墅里，而且只请了一位乡村医生为生孩子做准备。

时间慢慢地过着，邓肯完全一人独自生活，不会见客人。每天在海滨散步。

她一直渴望见到大海，现在一个人住在小小的白色别墅里，美丽的乡村两侧是连绵数千米的沙丘。

晚上，邓肯躺在床上，感觉着肚子里胎儿的活动，回味着夹杂在阵痛中的甜蜜。

她现在有时间就回想自己少年时、青年时在异国的漂泊，还有对舞蹈艺术的发展。

邓肯独自以大海、沙丘和肚子里的孩子为伴。她从6月一直住到8月。期间，一直是姐姐代她负责管理着舞蹈学校。

7月间，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学校教学的各种设想，还编出了一整套500多个练习，这些练习包括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正规的舞蹈动作。

母亲因为不能接受女儿不结婚便生孩子的事实，因此也没有来侍候邓肯。

8月间，邓肯非常好的朋友玛丽·德斯蒂前来看护她。邓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耐心、和蔼、好心肠的人。玛丽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9月份的一天下午，阵痛持续了两天两夜，依然不见动静。那位乡间医生在边上耐不住了，他一不做，二不休，拿了一对大夹钳，麻药都不用，就把婴儿强行拽出。

在这次经历中，邓肯险些丧生。经过生与死的挣扎，她终于享受到了为人母的快乐与甜蜜。这是一个女孩，有着一双与爱神一样的蓝眼睛，棕色的头发。

孩子的到来使邓肯忍受了一切，也忘记了一切。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邓肯总是靠在床上，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侧躺着，看着她睡。从这可爱的婴儿凝视母亲的目光中，邓肯觉得非常接近生命的玄妙边缘，领悟到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

邓肯的全部心灵都被一种伟大的爱占据着，这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爱——母爱。

身体恢复正常后，邓肯带着女儿和玛丽·德斯蒂一起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学校里的女孩们看见了小宝宝都高兴得不得了。邓肯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

克雷格给他们的女儿起了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是“爱尔兰所爱”的意思。

巡回演出回到祖国

女儿的出生，弥补了一些邓肯与克雷格之间的裂痕。邓肯一边带孩子，一边力撮克雷格和著名舞蹈家埃莉诺拉·杜丝合作。她认为，最富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与最有活力的舞蹈家的联手，一定能给舞蹈事业拓展更加广阔的前景。

但是，在克雷格和埃莉诺拉·杜丝的相处中，更多的却是争吵与不愉快。虽然邓肯的极力斡旋使局面一度有所改观，但固执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丝还是一拍两散。

邓肯在德国的学生们现在已经跳得相当不错了，这更坚定了邓肯的信仰，要完成一个谐乐的舞团，这种舞团的形式，要吻合着谐乐的声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却步履维艰，开支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匮乏。

邓肯不得已之下，就想把她们带到各国旅行表演，看是否能有哪国政府认识到这种儿童艺术教育的光明前途，进而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教育计划。

每次表演之后，邓肯都会做公开演讲，请他们帮助，能使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进而给更多的人的人生带来光明。而邓肯也渐渐明白，在德国她是得不到帮助的，保守的德国皇后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

德国皇后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总要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前把那些裸体雕像全部用布遮盖起来。她对于邓肯所创造的尽情展示人体之美的舞蹈极不赞同，更不喜欢邓肯经常穿着极薄的舞衣、赤着脚在台上表演。

恰在这时，圣彼得堡一位演出经理向他们发出邀请。他问邓肯是否准备重登舞台，并且表示要跟她签订一个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当初在俄国的表演非常受欢迎，并且在那里挣了很多钱。她想在圣彼得堡或许有发展她的舞蹈学校的可能。

1907年1月，邓肯同姐姐伊丽莎白带着20个学生一道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奇迹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发生。

这次旅行对邓肯来说是难受的。第一次与孩子分离，令她黯然神伤。她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婴儿又刚刚断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从乳房里吸出。邓肯为此掉了许多眼泪。

俄国观众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了她，不计较演出中出现的毛病。在跳舞的时候，奶水经常顺着舞衣流下来，搞得她狼狈不堪。邓肯流着泪长叹：女人要做一番事业是多么艰难啊！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她们的全部信心，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是，皇家芭蕾舞剧团在俄国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巡回演出过程中，邓肯一心惦记着回佛罗伦萨。因此，她尽量缩短巡回演出的期限，并且接受了到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可以离她的学校、离她渴望重逢的人们更近一些。

到达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场病把她的身体搞垮了。演出结束时，她扑面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馆。她在旅馆里躺着，人们给她裹上冰袋。

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几个星期里，她什么也不能吃，只是喝一点儿掺麦片的牛奶，一阵一阵昏迷不醒，最后不省人事地睡去。

母亲赶来跟她做伴。玛丽也带着小宝宝来了。孩子很健壮，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们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眺望大海，一面仰望山巅。

这段时间，邓肯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但生活的担子比过去更重，经济空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邓肯必须尽快回到荷兰去巡回演出，虽然她感到身体很虚弱，精神也很沮丧。

而且邓肯这时也意识到，她和克雷格的分离不可避免了。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弃她的艺术、她的个性，也许还得断送她的性命，丧失她的理智。邓肯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8年夏天，邓肯又带着她的学生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歌剧经理舒曼和佛那曼帮助下，在雅克公爵戏院里，表演了好几个星期。

演出的效果倒是相当不错，伦敦的观众也认为她的舞蹈和她的学校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娱乐，但在办学校方面，却不肯给她实际的帮助。

钱又花光了。邓肯只得又把她的学生带回学校。

随后，邓肯和经纪人签订了一个去美国演出的合同。这样，她必须离开自己心爱的小宝贝迪尔德，小家伙快2岁了，金发碧眼，胖乎乎的。这对于她实在是非常痛苦的。

邓肯站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自从一家人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8年过去了。邓肯已经驰名欧洲。她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小宝宝，成绩不坏。然而，就经济情况，她却并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这一切，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定数使然，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邓肯不由想道：“母亲说过：‘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邓肯不得不在炎炎夏日里登台表演，作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却是在一支又小又不顶用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音乐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地彻底失败了。

本来少得可怜的观众都陆续退出了演出大厅。他们不认为舞蹈不好，但是觉得没必要为了看舞蹈而耽搁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赌博等。

邓肯感到，回到祖国来实在是一大错误。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妆室里，心情特别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她祝贺。她抬头一看，一个人正站在门口，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鬈发，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热情地向邓肯伸出手，说对她的舞蹈很有好感，说他对邓肯的艺术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就是美国著名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尔拉德，他以雕塑亚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

巴尔拉德诚恳地说：“伊莎多拉·邓肯，你是青年美国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国在舞蹈。美国人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离开。我总有一天要让美国人明白，邓肯的舞蹈就是我们自己的舞蹈。”

邓肯被巴尔拉德深深地感动了，她没有听从经纪人的劝告返回欧洲，而是继续留在了美国。本来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安排她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结果比纽约的演出失败还要惨。

弗罗曼说：“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你的艺术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

此后，巴尔拉德每天晚上都来观看邓肯跳舞，还来了许多艺术家、诗人和其他朋友。这些人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珀西·麦凯耶、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简直可以说全部都来了。

另外，来人中还有形影不离的3位诗人：爱德温·艾灵顿·罗宾逊、里奇利·托伦斯和威廉·沃恩·穆迪。这些诗人和画家们向邓肯表示的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大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淡无情。

巴尔拉德为邓肯找到了一个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就是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沃尔特·丹罗希。

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对邓肯说：“我看过了你的那场演出，主要是效果没出来，问题出在乐队上。那支乐队又小又糟，根本不能与你的舞蹈相提并论。我安排你到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亲自指挥，怎么样？”

邓肯感激万分：“那太棒了！”

丹罗希为邓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乐队。场面顿然改观。第一天表演的时候，弗罗曼想找一个包厢，但是发觉全院都已经满了。这次经验证明，不管那位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化为泡影。

邓肯在台上，随着那个有80个队员的乐队跳舞的时候，实在有无法形容的快乐，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指挥息息相通，连成一体。

乐队恢宏的气势，丹罗希雄壮的指挥，使邓肯的舞蹈犹如一叶张满的风帆，在音乐的海洋里破浪而行。邓肯感觉内心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听着音乐，然后布满于全身各部，想发泄出来。

有时这种力量非常强大，震撼得她的整个心灵差不多要爆裂了，她忧愤满心，伸出手求上天的帮助，但得不到反应。她成了表现乐队情绪的一个中心，从她的心灵中射出许多光芒，与乐队相连。

在舞台上，邓肯偶尔望见下面丹罗希袒露的巨大额头，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乐队中有一个吹箫的独吹着“奥非斯”曲中的“快活之灵”，曲调异常悲凉，以致邓肯呆立在台上，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天增刊上，登载了一篇详细描述邓肯表演的长文：

她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蓬蓬松松地卷在裸着的颈后，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

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而实际上她只有5.6尺高，体重125磅。

“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音乐，”她说，“除非是像潘神从河边砍来的芦管吹出来的那种音乐，恐怕只要一管长笛、一管牧人风笛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已经把舞蹈远远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试图把舞蹈与另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艺术和谐配合，那是困难的、不协调的。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使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得到新生。”

她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站在靠近正厅那些诗人坐的地方，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已经在大厅的另一头了。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后者像她一样，对于空间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个从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从容自在地走过来的异教精灵，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也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为加拉提在解放出来的最初瞬间，一定是跳着舞的；她又像是披着头发的女神达英尼，在德尔斐树林中，从阿波罗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你刚这样想，她的头发就披下来了。

无怪乎她这些年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们娱乐，而又遭到他们半信半疑的眼光，实在叫她厌倦。现在，在你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塔纳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她，实际上你们观看的是人为技艺尚未插入之前人类天性的全部活动景象。

她整个的一生都在努力寻找许多年代以前失落掉了的那种在悠久岁月的迷宫中丢失了的淳朴自然。

在我们现在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适当的表现动作，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合作协调。雕塑家捕捉住和表现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男女的形象，简直不像是人工斧凿出来的坚硬大理石，你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想跟你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即使他们不开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心中已经完全明了。

然后，她不再说话，又跳起舞来了，手里拿着酒杯，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的雕像。时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时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庙之前；时而在爱琴海紫红色的波浪顶尖上游泳。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世间的一切便包括在此。

你在世间所知道的，你所需知道的，只此而已。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东·罗伯茨的评论则体现了邓肯的祖国对她的舞蹈艺术所能理解的深度：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

那时，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她的脚踏过草地，好像树叶飘然落地……

在首都华盛顿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原来，几位闻讯而来的政府部长们，极力反对邓肯的这种舞蹈，语调颇为激烈。

但是有一天下午演出的时候，包厢那边突然人头攒动，气氛紧张而又热烈。邓肯忙问发生什么事了。

丹罗希兴高采烈地说：“伊莎多拉，尽情地跳吧，罗斯福总统亲自来啦！这可是个机会，就跳给他看。”

真的是罗斯福总统，他的圆脑袋在包厢里分外醒目。旁边那些人大约是警察，面部严峻，目光锐利，令人胆寒。

罗斯福很喜欢邓肯的表演，在每一个节目演完后，总是带头鼓掌，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部长们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在晨曦沐浴的花园里跳着舞、采摘着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罗斯福总统这段话，被许多报纸登载，使那些保守的说教者们大为羞愧，而大大地帮助了邓肯的巡回演出。随后她所到之处，等待着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巴尔拉德正在为邓肯雕塑一尊舞蹈石像，题目都取好了：美国在舞蹈。他从邓肯口口声声念着的惠特曼的诗句“我看见美国在舞蹈”中得到了启发。

可是，没过多久，巴尔拉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美国在舞蹈”一直是个半成品，但巴尔拉德还是抓住了邓肯舞蹈的本质，把瞬息的闪电传之久远。

虽然在美国的表演越来越顺，纽约银行邓肯名下的存款额也在往上猛涨，但邓肯还是决定要回欧洲了。她想念着她的女儿和她的学校，这种思念不可遏制。

为了理想艰难抉择

邓肯回到巴黎的时候，伊丽莎白带着学校的20个学生和可爱的小宝宝来迎接她。

邓肯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她的小宝贝了！当婴孩看见她的时候，用奇怪的眼色望着她，然后哭了起来。邓肯也喜极而泣，她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这一刻，她心中涌起不可名状的快乐。

学校的孩子们都长高了，这也令邓肯欣喜不已。这真是一次美妙的重逢，他们一起跳舞唱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著名艺术家吕尼·波负责接下来邓肯在巴黎的演出事务，他曾把埃莉诺拉·杜丝、苏珊·德勃雷和易卜生引荐给巴黎。他为邓肯订下了欢乐剧场，并且请了科隆乐队，由科隆指挥。

结果，这次表演轰动了全巴黎。一些大诗人，如亨利·拉维丹、皮埃尔·米尔、亨利·德·莱尼埃等，都热情洋溢地写了赞美邓肯的文章。

巴黎展开灿烂的笑脸，迎接了邓肯一行人。她的每一次演出，都坐满了艺术界、知识界的名流。那时，邓肯似乎快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她开办学校的渴望看来也极易实现。

在丹东路5号，他们租了两个大套间，邓肯住在一楼，学生们和保育员住在二楼。

有一天上午，演出前夕，一场惊吓，让邓肯深切地体会到了孩子与母亲的血肉相连。她的小宝宝突然噎住了，并且咳嗽不止。邓肯怕孩子患了可怕的喉头炎，她急得双腿发软，站都站不稳。

她赶紧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跑遍了巴黎，终于找到了一个著名的儿科专家。他慨然应允跟她一起到她的住处，并很快就让伊莎多拉放了心，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只不过是普通的咳嗽而已。但邓肯的心还悬着，放不下来。她太喜欢自己的孩子了，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她可就活不下去了。

演出由此推迟了半个小时。科隆乐队在欢乐剧院里不停地演奏音乐，以安慰耐心等待着的观众。

邓肯正在化妆台前化妆，准备下午表演，这时，侍女拿了一张名片进来，邓肯一看，原来是有名的大富翁帕里斯·辛格。

前些日子，邓肯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40个孩子，20个在德国，20个在巴黎，使邓肯差不多都要崩溃了。

有一天，邓肯开玩笑地对伊丽莎白说：“无论我的舞多么轰动，也赚不到一笔可以永久性维持这所尽是穷孩子的学校。我一定要找一个百万富翁，让他把我从经济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不然的话，学校难以为继。”

现在，她所期盼的百万富翁真的出现了。

来人身材高大，鬈发秀美，留着短短的胡须。邓肯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好像是在梦里见过。

她猛然记起了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葬礼：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哭得很伤心，初次参加法国丧礼，还不习惯。亲王的亲属排成长队，站在教堂旁边的过道上。

有人把她向前推，“得去握手！”他们小声说。于是，为了克制失去这位亲爱的朋友的悲伤，邓肯和这些王亲们一一握手。她记得她突然看到一个人的眼睛，那人就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这位高个子。就是他！

邓肯一激动，就喊出了“罗红林”这个名字。“罗红林”是德国古代诗史中，天国帕西发尔王的儿子，是圣杯的卫护士。他能破各种魔法，常常仗义救人。瓦格纳曾以此为题材创作过同名歌剧。邓肯把来访的美男子看成是她和她的学校的救命稻草，后来邓肯一直称呼他罗红林。

罗红林这时对邓肯说：“你不认识我，但我是常常称颂你的艺术的。我很钦佩你的艺术，你开办学校的那种勇气。我是要来帮助你的。我可以替你做什么呢？譬如，我可以把你这班跳舞的小孩子带到海滨尼维拉的那个小别墅里，在那里创作你的新式舞蹈。费用方面你不用操心，完全由我来负担。你已经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一定身心交瘁了，现在让我来替您挑这副担子。”

邓肯感激万分。罗红林的确非常慷慨。一星期后，就将她学校里的孩子们悉数运到尼维拉海滨的博利欧别墅，让邓肯在充满阳光，优美、安静的环境中教孩子们跳舞。

罗红林一袭白衣站在一旁，饶有兴味地观赏。他还指着远处他自备的白色快艇对邓肯说：“这个艇原名亚利西小姐，不过现在恐怕要改名为彩虹女神。”

孩子们穿着轻飘飘的蓝色舞衣，双手捧着鲜花和水果，在柑子树下跳舞。

罗红林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关心每个人，生怕她们过得不舒适。他对孩子们的这种热忱，使邓肯不仅对他充满感激之情，还产生了新的信任感。

邓肯和孩子们住在这间别墅里，而罗红林则住在尼斯一家很豪华的旅馆里。有时他请邓肯过去和他一起吃饭、开舞会。

一天晚上，学生埃里卡患急性喉炎，脸憋得发紫，已经窒息，生命危在旦夕。罗红林开车直奔医院，用重金请来了医学权威，进行紧急会诊。邓肯和他在门外等着，两人的眼里都蓄满了焦灼的泪水。直至黎明，医生才出来，宣布小埃里卡脱险。邓肯随即全身瘫倒在走廊的长凳上。

罗红林紧搂着她说：“你真勇敢，亲爱的。哪怕只为了这一个晚上，这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也要永远爱你。”

有一天，罗红林提议邓肯和他一起乘着“彩虹女神”号出海游玩。邓肯带上女儿登上了“彩虹女神”号，向着意大利驶去。

他们在潘沛依上了岸，在那儿玩了一天。罗红林突然迸出一个非常浪漫的想法，让邓肯在月光中到博登神庙去跳舞。

罗红林随即去雇了一支那不勒斯小乐队，让他们到神庙那儿去等他们。那天正好赶上一阵夏天的暴风雨，大雨倾盆，一连两天游艇出不了港。当他们最后到达博登神庙时，全体乐师已经在神庙的台阶上足足等了他们24个小时，全身都湿透了。

罗红林叫来了几十瓶酒，一只烧羊羔。他们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用手抓羊肉吃，款待受了苦的乐队。

就这样，邓肯和罗红林乘着“彩虹女神”号过了一段奢侈的生活。但在游艇上，邓肯就意识到了苦难与幸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她对眼前这位百万富翁的期盼，远远不止他发自内心的对她个人的爱，而是和她一样，对舞蹈的热爱，对办一所伟大的舞蹈学校的热衷。而罗红林却不是这样。

当邓肯在游艇上大谈柏拉图，谈卡尔·马克思，谈改造世界时，罗红林面色阴郁，一言不发，他似乎对与一名如此狂热的革命者打得火热感到恐慌。

邓肯继续毫无顾忌地朗诵起惠特曼的诗《大路之歌》。可是，当她抬头一看，却惊讶地发现他那漂亮的面孔都气得变了形：“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伙穷骨头永远得饿肚子！”

“但是，你难道看不出，他憧憬着自由美国？”

“滚它的憧憬吧！唯恐天下不乱！我可不希望什么‘毁灭和失败’，我在美国有十几家工厂，那是我的命根子。”

邓肯突然明白，他对美国向往的只是使他大发其财的那十几爿工厂：“你的眼里就只有钱？”

罗红林淡淡地说：“我对钱并不在乎，但没有钱也不行的，除了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价的，其他都可以用钱买到。”

邓肯选择了沉默。

罗红林还想继续在地中海航行，但邓肯想起了和俄国经理人订下的演出合同。虽然自己对这次演出很勉强，但她还是决定遵守合同：“我要回去。”

“又想你的学校了？”

“我的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校。何况，我对这种生活感到很不安。你看，为了我们两人的享乐，船上动用了50名水手，十几个伙夫，这样太放纵了。”

“我给他们钱。他们巴不得你多玩几天。”

“但是我不舒服。”

结果两人不欢而散。罗红林赌气还在地中海航行，邓肯上岸旋即又去俄国演出。

母爱涌动再生一子

邓肯这次到俄国巡回演出，和往常一样顺利成功。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可悲又可笑的事情。

当时正好克雷格也在那里，克雷格对邓肯与罗红林的关系了如指掌，他怀恨在心。一天下午，克雷格来看邓肯。在那一瞬间，她几乎相信，无论是学校也好，罗红林也好，都不在话下，重要的只是与克雷格重逢的喜悦。

当时，克雷格正在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上演的《哈姆雷特》创作背景。

邓肯感到，他依旧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在他们就要动身去基辅的最后一天晚上，邓肯设便宴招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雷格。邓肯的女秘书也在场。

吃饭过程中，克雷格问邓肯是否打算离开罗红林，留下来跟他在一起。由于她没有马上回答，他竟然大发脾气，一把把她的女秘书从椅子上抱起来，带到另一个房间，把门锁上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时吓得面如土色，竭力劝说克雷格把门打开。当他看到劝说无效时，他们只好赶到火车站去，但是火车已经在10分钟以前开走了。

邓肯深感伤心和绝望，克雷格，曾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丑恶的心灵怎么会配上一副如此俊俏的外表呢？邓肯只好一个人坐火车先期赶到基辅，等了几天，那位可怜的女秘书才面色苍白地赶到，并与邓肯一起返回巴黎。

邓肯回到巴黎，罗红林在车站接她。罗红林经常带着邓肯出入巴黎最豪华的场所。他出手阔绰，使侍者们就像侍奉国王那样侍奉他。所有的饭店领班、所有餐馆的厨师争先恐后地向他逢迎讨好。

借他的光，邓肯了解了许多种菜的做法和味道的区别，也知道了各种酒存放的最佳年代。邓肯也开始出入于最时髦的时装店，看得她目眩神迷。在此以前，她总是穿一件小小白色舞衣，冬天是毛的，夏天是亚麻的，现在却要定做华丽的衣衫，还要穿戴起来。邓肯开始从神圣的艺术转入世俗的艺术。

那个夏天，他们是坐着游艇到布列塔尼附近的海上度过的。海上时常波涛汹涌，罗红林很不适应航海，经常晕船，吐得脸都发绿了。在邓肯看来，有钱人的享受不过如此。

9月份，邓肯带着孩子和保姆去威尼斯，和她们一起待了几个星期。秋天的意大利多姿多彩。

有一天，邓肯独自坐在圣马可大教堂里，凝视着金色和蓝色的圆屋顶，以及圆屋顶上的彩色浮雕。忽然，她仿佛看到一张小男孩的面孔：眼睛蓝得像那天和罗红林在一起时看到的地中海，纯粹的清澈的蓝，是招引；一头金发像光环似的围在头上，是呼唤；盈盈的微笑，是盼望。

然后，她到里多海滩，跟小迪尔德坐在那儿玩。邓肯一连数日陷入沉思。在圣马可大教堂的那种幻想，使她的心情充满着快乐与不安。她知道，她渴望着与罗红林生一个男孩。或者，从此她就做一个贤妻良母，去过普通妇女的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极端热爱她的艺术，她的工作和学校。

于是，邓肯又觉得：眼前的人世生活与自己的艺术梦想相比，实在是个累赘。在这样六神无主的精神苦恼中，她到米兰去找一位当大夫的朋友，就这个问题请教于他。

“咳，那是不可能的！”这位医生大声说，“伊莎多拉，你是绝无仅有的艺术家，竟然又要冒险生孩子，这有可能使世界都不能再欣赏到你的艺术，这根本不行。请你接受我的忠告，不要干这种违反人道的事！你一定要想清楚。”

邓肯仍然犹豫不决。她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应让身体成为生产的工具，而应为艺术服务；另一方面，她心中涌动着无法抑制的母爱，她极渴望再生一个像天使一般的儿子。

一个小时后，邓肯终于清楚了。她坚定地说：“不，我相信生活，相信爱情，我要服从神圣的自然法则。”

回到威尼斯，邓肯手里抱着迪尔德，轻声地对她说：“你快有一个小弟弟了。”

迪尔德高兴地拍手笑道：“啊，真好，真好！”

邓肯马上给罗红林发了一封电报。他立刻赶到威尼斯。同时，邓肯和沃尔特·丹罗希订了第二个演出合同，10月份乘船去美国演出。

罗红林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因此非常高兴。他订了船上最大的一套房舱，而且每晚都印有特别的菜单。他们的享受不啻王侯。邓肯想：“跟百万富翁一起旅行确实省事。”

在赴美演出中，邓肯的每一个动作都回应着波提切利的名画《丰收大地》《怀孕的优美三女神的舞蹈》《怀孕的和风女神》《圣母玛丽亚》等，她不断地展示那些画面，她的眼前一片光明，那是新生命的光辉，是人类未来的光辉。

这次美国旅行对于邓肯来讲是最愉快、成功和顺利的。因为有了钱，就能赚更多的钱。

直到1月份的一天，一位太太到化妆室来，很不安地大声对她说：“亲爱的邓肯小姐，坐在头排的观众把你的肚子瞧得一清二楚。你可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啊！”

邓肯的体态已经不适宜演出了，于是邓肯又回到了欧洲。奥古斯丁和他的小女儿也和他们一起回欧洲，他已经同妻子分居了。

为了休息好，罗红林带着她来到了尼罗河。他们租了河上一条大帆船，逆流而上，向文明的源头驶去，向生命的源头驶去。

在埃及，邓肯看到了紫色的晨曦，艳红的晚霞，金色的沙滩，古老的庙宇。埃及，给予了邓肯美妙的平静，也让她感情与感觉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底层。她从贫瘠中看到了文明之光，从穷困中看到了富丽之花，从劳动中发现了生命之美。

一行人回到了法国，他们在维尔弗朗什登岸。罗红林租下了一座宽敞壮丽的别墅。这座别墅有层层平台顺坡而下直达大海。他还是那样性急，兴冲冲地在弗拉角买下了一块地皮，打算建造一栋巨大的意大利式城堡。

1910年5月1日清晨，在充满阳光的地中海滨，儿子帕特里克诞生了。

迪尔德走进妈妈的房间，高兴地说：“啊，弟弟多可爱啊！妈妈，您别为他操心，我要天天抱着他，照看他。”

逃离家庭甘作异端

从地中海之滨回到巴黎后，罗红林请示邓肯：“要不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请请你所有的朋友，并且可以开一个节目单，由你全权处理节目安排。”

邓肯觉得，有钱人似乎从来不知道怎样娱乐，如果他们举行宴会，那也和贫穷的看门人请客吃饭一样，没有多大区别。

而按照她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有钱一定要花钱让他的朋友们高兴，她说：“我这样设想，客人们在16时到达凡尔赛。在那里的一所花园里，准备了大帐篷，帐篷下面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从鱼子酱、香槟酒到茶和点心，应有尽有。

“然后，在一大片空地上，科隆乐队由皮埃内指挥演奏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音乐会以后，是一场丰美的正筵。一道道山珍海味、珍馐佳肴，客人们一直吃到半夜。园地里处处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人们和着维也纳乐队的曲子跳舞，直到将近天明。”

于是邓肯的愿望实现了。

所有的巴黎社会名流和艺术家都出席了这次宴会。有钱阶级的生活并不能让邓肯舒坦。

一天，罗红林愁容满面地对邓肯说：“伊莎多拉，既然人都是要死的，那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邓肯说：“如果一个人不会死，永远活着，那才没意思呢！活的意义就是死给予的，因为人要死，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就死了，所以你必须抓紧时间做一些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

罗红林突然提出：“我觉得现在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结婚。伊莎多拉，我们结婚吧！”

邓肯一向是不赞成婚姻的，尤其是母亲婚姻的悲剧，给她一生留下了沉重的阴影，她在心中始终对结婚抱有一种反感。同时她觉得她的一生是为着艺术存在的，她应该保持着自由的身体。

于是，邓肯回答说：“一个艺术家结婚，是一件很愚蠢的事。和一个艺术家结婚就更愚蠢了。我是要环游世界的，你怎么能一生老是坐在包厢里看我表演呢？”

罗红林反驳道：“不，要是结了婚，我们就用不着环游世界了。”

“那我们干什么呢？”

“你可以在伦敦我的家里，或者在乡下我的别墅里，过快活的日子。”

“那日子怎么过才算快活呢？”

“散散步，坐游艇，干啥都可以。你试3个月，要不喜欢才怪。”

于是，那个夏天他们就搬到德文郡去了。罗红林在那里仿照凡尔赛宫和小特里安龙宫建造了一座极为出色的大别墅。里面有很多卧室和浴室，许多客厅，车库里还有14辆汽车，港口有一艘游艇。这一切全归邓肯支配。

但是邓肯没有想到，英国的夏季整天下雨。英国人对此似乎毫不在乎。他们起床之后就用早餐，吃鸡蛋、咸肉，或者火腿、猪腰子、麦片粥，然后披上雨衣，踩着泥泞到乡下走走。直到午饭时再回来，吃许多道莱，最后一道是德文郡奶油。

从午饭到17时，他们就写写信或者去睡觉。17时，他们下楼来吃茶点，有各种点心，还有面包、糕饼、黄油，有茶，还有果酱。吃完茶点，他们玩玩纸牌，然后才进入一天中真正的重要事情：修容整装，出去吃晚餐。

他们都以晚礼服盛装出现在这个时刻：女士们着露肩长服，绅士们穿着硬领衬衫的礼服，入席把20道菜都吃光。酒足饭饱之后，才轻松愉快地谈点政治，或者随便聊聊人生哲学，一直到告退去睡觉。

这种生活才过了三两个星期，邓肯就要发狂了，她实在是绝望了。罗红林发现她一天比一天情绪低落，便对她说：“你干吗不再跳舞，就在这个跳舞厅里跳呢？”

邓肯看着那些壁毯和油画，说道：“在这些东西的面前，在油光光的打蜡地板上，我可一点舞姿也做不出。”

罗红林说：“如果是这些东西妨碍到你，那就把你的幕布和地毯拿来吧！”

说着，他就派人去把邓肯的幕布拿来挂在壁毯上，把地毯铺在打蜡地板上。

邓肯又说：“可我得有一位钢琴伴奏呀！”

罗红林马上说：“那就叫人去请一位琴师来。”

于是邓肯便给科隆发了一个电报：“在英度夏，需工作，速派琴师来。”

科隆的乐队里有位第一小提琴手，大脑袋而且相貌奇特，那颗大头还在矮胖的身躯上面来回摆动。不过这位第一小提琴手还擅长弹钢琴。但是邓肯对他有一种心理上的绝对厌恶之感。

以前每次她都请科隆不要带他来见她，科隆却说此人很崇拜她。有一天晚上，科隆病了，不能指挥乐队为邓肯的《抒情狂欢节》舞蹈伴奏，就让这个人替他指挥。

邓肯气极了，说：“要是他为我指挥乐队，我就不能跳舞。”

听了这些话，他失声痛哭起来。观众正在等待开演，于是只好由皮埃内来暂代指挥。

在一个雨天，邓肯收到科隆回电：“已派琴师，后日即到。”

邓肯到车站去接，看到从火车上下来的竟是那位她特别厌恶的先生，感到异常惊奇：“科隆怎么能叫你来呢？他知道我厌恶你的。”

琴师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小姐，请您原谅，是亲爱的大师派我来的，我非常崇拜您。”

不过罗红林却对邓肯说：“至少我是没有理由嫉妒了。”

一切都大大地增加了邓肯的焦躁不安，再加上没完没了下雨，她一天比一天更烦躁，难耐这种无聊的生活。

她对罗红林说：“这种生活，你试了几十年，到头来还不是只叹息生活没有意思吗！资产阶级的颓废，就是根源于钱。腰包里有了钱，心中就没有了目标。”

罗红林又神经衰弱了，他感到面前这个女人太强大，不可思议的强大。他在大别墅里安排了一位大夫和一位有经验的护士照料他。

到了秋天，邓肯就动身去美国履行第三个合同了。这一次邓肯变得聪明了些，心情也有点儿悲哀。她又一次作出决断：

一个天才的舞蹈家是不适于过家庭生活的，她的生命属于她的艺术，属于她的舞台，而不是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家庭。

从今以后，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艺术虽然是困苦的，但是比从凡人那里所得的报答要强若干倍。

她对自己的故乡总怀有一线希望。每次演出前，她都要发表长时间的演讲，呼吁帮助建立一所真正的舞蹈学校。

有记者问她：“据说你在欧洲多次说美国的坏话，是真的吗？”

“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美国。恐怕是因为我太爱美国了，你得知道爱之深、恨之切的道理。有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对他却很冷淡。当初，那个男人每天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情，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词语都用尽了，还是不能打动女人的心。后来，他就每天写一封信辱骂她，把世界上所有难听的丑话都用上了。女的问男的，你怎么给我写那些粗鄙无礼的话，你本不是这样的人。男的说，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当然爱美国，为什么？我的学校，这些孩子们，难道不都是沃尔特·惠特曼精神的后代吗？还有这个一直被叫作希腊式的舞蹈不也是这样吗？它出身于美国，它是未来美国的舞蹈。所有这些动作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它们都来自美国伟大的自然；来自内华达的山峰；来自冲洗着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太平洋；来自连绵广袤的落基山、约瑟米山谷以及尼亚加拉大瀑布。”

记者又说：“有人说，你自己缺钱花就臭骂有钱人。”

邓肯回答说：“我在欧洲过了3年富人生活之后，确信这种生活是毫无前途的，是空虚无聊而自私的，同时也证明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只有创造出一种普遍适用的艺术形式才行。尤其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贝多芬、舒伯特都是穷人，没有钱，但他们有有钱人没有的、更值得珍贵的东西，他们有尊严，有思想，有使命，有灵感。

“他们的灵感不是剥削他人、奴役他人的灵感，而是来自于全人类，对人类的精神和命运的探讨所获得的灵感。他们终生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但他们属于全人类。你听说过哪个人靠有钱获此殊荣？”

还有记者说：“听说你去过纽约东区，还免费举行了一次演出。而如果你在东区表演舒伯特的交响乐，那些人是不会理睬的。”

邓肯动情地说：“不错，我们进行了免费的演出，剧场没有售票处。人们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泪珠儿顺着脸颊滚滚往下流，这就表现了他们不是不理不睬，而是十分关心演出。东区人民的生活，他们的诗歌、艺术中蕴藏的潜力都是很丰富的，时刻等待着一跃而出。

“为他们建造一座圆形大剧场吧，那是唯一民主的剧场形式。在那里，人人都一样地看得清楚，没有包厢和楼厢；可是——你们瞧这剧场的顶层楼座吧——你们认为把人类像苍蝇一样贴在天花板上，然后请他们欣赏艺术和音乐，这样做是合理的吗？”

邓肯哽咽了，她停了一下，接着说：“建造一座朴素的、美丽的剧场，不需要给它镀金，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一切美好的艺术都是来自人类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外表装饰。只有从灵感充溢的人类灵魂里流露出来的美，还有作为这种美的象征的身体。

“而且，如果我的艺术在这里对你们有所启发的话，我希望它教给你们的就是这一点。美是需要寻找的，在孩子们身上就可以找到，在他们的眼睛的光辉里，在他们伸展出来做各种可爱动作的美丽小手之中。

“你们已经看见，她们手拉着手走过舞台，比通常坐在这儿包厢里的任何一位老太太、小姐身上的珠宝钻翠要漂亮得多。她们就是我的珍珠和钻石。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让孩子们美丽、自由、强壮有力吧！

“把艺术给人民，人民需要它。伟大的音乐再也不能只供少数有文化的人娱乐，它应该无代价地给予大众：他们需要它，就像需要水和面包，因为那是人类精神上的美酒。”

这时有人大声说：“你是一名异端。”

邓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异端？真好，你说得太准确了，我正是一名异端，就让我做异端吧！”

失去孩子痛不欲生

1912年，结束了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之后，邓肯重新回到巴黎。她把学生们留在凡尔赛，让一个保姆照管。当她打开家门的时候，她的小儿子奔跑着前来迎接她。邓肯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在摇篮里的婴儿呢！

1913年1月，邓肯和音乐家亨纳·斯金一道，再次赴俄国巡回演出。黎明，他们到达了基辅。但这次却发生了一件很奇异的事。

天刚刚发亮，邓肯睡眼惺忪，朦朦胧胧中非常清楚地瞧见马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棺材，那么小小的棺材，肯定是用于儿童的。

邓肯惊恐地抓住斯金的手臂，叫道：“哇，都是孩子，孩子们全死了！”

斯金赶紧安抚邓肯：“伊莎多拉，你怎么了，别害怕，你是不是做梦了，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邓肯惊恐万状地叫道：“没有？难道你看不见吗？！”接着她向斯金讲述了自己所见的景象。

斯金说：“是的，真的没有，除了雪。大雪堆在马路两旁，实在没有什么孩子。”

邓肯仍然惊魂未定：“只有雪？”

斯金肯定是说：“伊莎多拉，大概是你太疲倦了吧！也或许是雪光引起的幻觉。人一太劳累，就往往这样，过会儿就好了，但你得注意休息。”

邓肯定了定神，是的，路两旁除了雪堆之外，一无所有。但这次幻象却在邓肯心灵中有一种悲剧的暗示。

为了休养一下紧张的神经，邓肯跑到一家俄国澡堂去，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洗澡。然后她睡在一个木架上享受蒸汽的拥抱。突然一阵热气冲到邓肯的身上，她一下从木架上摔了下来。

侍者发现邓肯失去知觉躺在地上，把她抬回了旅馆，并找来了医生。医生检查后说邓肯是轻微脑震荡。

斯金劝她：“您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舞了，您在发高烧。”

“可是这会使观众失望的。”邓肯坚持要到剧场去登台演出。

剧院安排的节目是肖邦的音乐。要结束的时候，邓肯却执意要斯金弹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斯金说：“还是不要跳这种曲子吧，伊莎多拉，我求求你。你从来没有跳过这个曲子啊！”

邓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弹吧！我一定要跳。”

斯金没有办法，只好弹了起来。于是邓肯双臂一举，舞蹈开始了。

是白天那个不祥之兆给邓肯的印象太深刻了，她要让上帝知道，她接受了他的喻示，并要用舞步走向悲哀，走向苦难，以救赎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妙。

她首先向上帝致意。然后两手下垂，胸向前高挺，膝微屈，收腹，表达对上帝的虔敬之心。她想象着一个妇人怀抱着她死去的婴儿，用缓慢踌躇的步调，迟缓、踉跄，向人生最后安息的路上走。手指绕成白色的花朵，佩戴在命运的襟前。最后，她又化为灵魂，逃出被禁锢的肉体，飞升而起，向着复活飞去。

当邓肯跳完，幕布落下之后，全场异常安静。邓肯望着斯金，他面色苍白，身体战栗，恳求道：“千万不要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我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我甚至闻到了丧礼之花的芳香，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棺材。”

4月回到了巴黎。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一次长长的演出结束的时候，斯金又一次演奏了《葬礼进行曲》。她恨不得把天底下所有的悲哀、苦痛、不幸，都在一场舞蹈中宣泄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月朗天清，只剩下风和日丽，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永享天真和欢乐。

观众在一阵宗教似的沉默之后，仍然恐惧了好一阵，然后疯狂地鼓起掌来。一些妇女痛哭流涕，有的甚至不能自已，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在邓肯去俄国旅行时，她的两个孩子跟伊丽莎白住在一起。现在，她把他们接到柏林自己的身边来了。他们身体很健康，精神饱满，到处跳舞，显得非常快乐。孩子们都好，健康活泼。邓肯和他们一起回到巴黎后，住在1908年她在纳伊买下的那所艺术家革维克斯的大住宅里。

迪尔德已经会自编自舞了，她一边舞一边唱着：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飞得这么高这么高。

飞到云彩里飞上九霄，

白胡子爷爷吓了一跳。

邓肯看着她那样优雅美丽的仪态，就想她将来也许会继承自己的事业，照她的想法去办学校，她是她最好的学生。

帕特里克也能扭摆自己的小蛮腰了。有意思的是，他每次都不让妈妈教他，他的理由一本正经：“妈妈，帕特里克只跳帕特里克自个儿的舞蹈。”

邓肯感到，她和她的孩子们之间，不仅仅是母与子的骨肉关系，同时还有一重超越世俗、超越亲情的更密切更本质的关系，那就是艺术上的水乳交融，血脉相承。

邓肯对斯金说：“我最好的学生就是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都非常热爱音乐。当斯金弹钢琴，或者邓肯练舞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求留在工作室里，乖乖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听着、看着。使邓肯有时不免骇异：这么小小的年纪，竟能如此严肃认真地集中注意力。

有一天下午，大艺术家罗尔·普格诺在弹莫扎特的曲子，孩子们蹑手蹑脚走进来，站在钢琴两旁，听他演奏。他一弹完，两个小家伙同时把他们披着金发的小脑袋放在罗尔的手臂下，仰起小脸，极其钦佩地注视着他。

罗尔吓了一跳，大声说道：“从哪儿出来的两个小天使，莫扎特的小天使啊？”

这时，他们都笑了，爬上罗尔的膝盖，把小脸蛋儿藏进他的大胡子里。

这时正是3月，邓肯轮流在夏特莱剧院和特罗卡德罗剧院表演舞蹈。尽管她现在的生活堪称幸福之至，但是她仍然不断有一种奇怪的压抑感。

一天晚上，在特罗卡德罗剧院跳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由斯金用管风琴伴奏，邓肯再次感觉到额头上有一股冰凉的冷气吹拂，还闻到一股和上次同样的白玫瑰和丧礼之花的气味。

迪尔德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那小巧玲珑的身躯坐在中央包厢里，看着母亲跳这个舞蹈，突然哭起来，好像心儿都碎了似的，哭喊道：“啊，我妈妈怎么那样伤心难过呢？”

邓肯的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不能关灯，巨大的黑暗与棺材同一颜色。而昏暗的灯光下，闭着眼睛就能看见床对面十字架上活动着一个人影，缁衣黑发，用凄怨的目光望着她，好像在诉说什么。

邓肯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雷纳·巴德医生。他说：“你的神经过于紧张，必须到乡下疗养一段时间。否则，你会垮下去的。”

一向坚毅的邓肯这时却不知所措：“可是我得按照合同在巴黎演出呀！去哪儿好呢？”

“那好办，您去凡尔赛好了——那儿近得很。您可以乘汽车去，那里空气清新，很适合你的。”

但是，如果邓肯不到凡尔赛来逃避那使她惴惴不安的死亡预兆，孩子们也就不会在3天以后在同一条公路上遭到横祸身亡。

休养果然大见起色。邓肯又闲不住了，她适当地安排了一些演出，还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她的床头搁着巴比·多瑞维利的著作，这一天，她正翻着这一页：

美丽的人儿，养育出像你一样美丽的孩子。只要谁说到奥林匹亚山，你就发笑。为了惩罚你，神灵的利箭穿透了你那可爱孩子的头，而你赤裸的胸膛无法庇护他们。

当只剩下你的胸膛可以射穿的时候，你就贪婪地把胸膛转向发出打击的地方，你等待！然而，徒劳，高尚而不幸的妇女！神灵的弓弦已经松开，他是在捉弄你。

你一生都在这样等待，在镇静的绝望中，在阴郁克制的绝望中等待。你从未发出人类胸膛惯于发出的悲号。你已木然痴呆，于是，人们就说，你已变成石头，这样来表达你的心灵不屈不挠，坚若磐石。

那天晚上，邓肯的舞跳得与往常大为不同。她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欢乐的火焰，是一团火，是燃烧起来的星星之火，是从观众心中冒出来的滚滚浓烟，而且谢幕十几次之后，作为告别的节目，最后跳了《音乐瞬间》。

突然，她觉得好像迪尔德坐在她的肩膀上，帕特里克坐在另一边，非常平稳、非常快乐。当她在跳舞中左顾右盼的时候，看见他们带笑的、明亮的小脸，婴儿似的微笑。而她的腿一点儿都不觉得累。

突然，罗红林来到了化妆间。自从埃及分手后，有4个月未通音讯了。

他说：“带着孩子进城来，我想看看他们。”

邓肯很高兴，觉得这下子一定会使她渴望已久的和罗红林重修旧好的愿望得以实现。

那是一个温暖的灰蒙蒙的早晨。在这一年邓肯第一次感到一种特殊的欢乐激情从和暖的初春降临心间。她一面体验着春天带来的快乐，一面看着孩子们，他们多么娇嫩可爱、多么幸福。于是，她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儿。

小女儿大声喊道：“嘿！帕特里克，你猜咱们今天要去哪儿？”

英国保姆有些担心：“夫人，今天会下雨，最好别带孩子出去。”邓肯的心情被即将与罗红林重逢的喜悦的潮水淹没了，她执意要去。在乘汽车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路上，她把两个小小的身体搂在怀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新的希望与信心。

她知道，当罗红林看到帕特里克时，会忘记对自己的一切反感。而且，她梦想他们的爱情会死灰复燃。一家人团聚，天伦之乐，将烦恼和迷幻驱赶得无影无踪。

罗红林见了孩子之后，果然非常快乐。他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进餐，吃了很多的通心粉，喝红葡萄酒，兴奋地谈着将来的事情。

午饭吃完的时候，罗红林神秘兮兮地说：“去埃及前，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大块土地，你猜是做什么用的？”

“你是想盖别墅吧？”

“不，我打算给你的学校盖一座剧场，名字都取好了——伊莎多拉剧场。我想，那将是你发挥天才艺术的最佳场所。”

邓肯执拗地说：“我看，还是叫帕特里克剧院。帕特里克将是伟大的作曲家，他为未来的音乐创作舞蹈。”

罗红林说：“我今天感觉非常快乐，我们大家到喜剧沙龙去好不好？”

邓肯见时间还早，她想到戏院里排练一会节目。于是罗红林就自己去了喜剧沙龙。

邓肯带着孩子们来到剧场门口，她对保姆说：“你带孩子进来等着我，好吗？”

但是保姆说：“不，夫人，我怕下雨，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孩子们需要休息。”

邓肯吻了两个孩子，说：“我也很快就回来。”

迪尔德把她的小嘴贴着汽车玻璃，望着妈妈。邓肯俯身去吻她，嘴唇碰到了冰冷的玻璃上。

邓肯走进了她的大排练厅。时间还没有到，她便上楼到她的套间里，躺倒在长沙发上。房间里有许多花和别人送来的一盒糖，她拿了一块，懒洋洋地吃着，一面想：“总起来说，我的确是很幸福的，也许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的艺术、成功、幸运、爱情，尤其是我可爱美丽的孩子们。”

她一边懒散地吃着糖，对自己微笑着，一面继续想着：“罗红林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这时候，忽然一阵奇怪的、异常凄惨的哭喊声传进她的耳朵。她回头一看，罗红林站在那里，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摇摇晃晃地走着，双膝一软，跌倒在她的面前。然后从他的嘴唇里艰难地吐出一句话：“孩子们！孩子们！都死啦！”罗红林昏了过去。

邓肯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嗓子里燃烧一般发烫，就像吞了几块红炭似的。但是，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还是十分温柔地同他说话，极力要他平静下来，跟他说绝不会有这回事的。

然后又进来了一些人，但是邓肯仍不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人们害怕她受不了这一打击，一位医生说：“绝不会死，我一定把他们都救活。”

原来，司机驶离正道，将车开进了路边的河中。司机、保姆、迪尔德和帕特里克一同遇难。

邓肯想跟罗红林一起去医院，但人们拦住了她，怕她发疯。因为大家知道，两个孩子确实已经不可能再复生了。

但此时的邓肯似乎已经失去了感觉，她全身轻飘飘地如在一场梦中。她没有哭，反而不停地劝慰着别人。她的悲伤因为来得太突然、太猛烈，所以郁塞在心中，一时发泄不出来。

邓肯终于来到了火葬场，见到了她的两个孩子：他们躺在棺材中，金黄色的头发，软绵绵的小手和小脚，都装在了棺材中。

邓肯没有穿丧服，她向来认为穿丧服戴孝是荒唐的，也没有必要。奥古斯丁、伊丽莎白和雷蒙德领会了她的愿望，在她的工作室里堆满了鲜花。

当她向孩子们和他们的保姆的遗体告别时，她极想看到一些舞姿，看到他们最后的笑脸。

四周的人无不涕泗横流。只有邓肯没有哭，她扶着罗红林的肩膀，平和地说：“罗红林，你知道吗？那两个冷冰冰的小蜡像不是我们的孩子，那只是他们脱下来的外衣。他们的灵魂将在天堂的光辉中永生。他们本来就是天使啊！不要哭。流泪是无法表达的，我就哭不出来。我想跳舞了，灯光，音乐，舞姿。我想在和谐、瑰丽的光和美中向孩子们告别。我的迪尔德和帕特里克！”

但一回到家里，邓肯真想随孩子们一起离开：“失去了孩子，我怎么活得下去呢？”

她呆呆地坐在工作室里，一直考虑如何了结此生，快点赶到天堂去照顾迪尔德和帕特里克。最好的方式，是投海。海，多么醉人的蓝呵，像帕特里克的眼神。

可是，学校的小姑娘们跑来围着她说：“伊莎多拉，为我们活下去吧！我们不也是您的孩子吗？”

这些孩子的话，唤醒了邓肯，使她想到了自己的责任：“这些孩子们也都异常悲伤。她们站在这儿为迪尔德和帕特里克的死难过，心都碎了。”

邓肯的精神完全瓦解了。如此时罗红林能够陪在她的身边，给她以伟大的爱情力量支撑，或许能多少平复一些邓肯的悲哀。

但他却恰在此时离开了邓肯。

雷蒙德和他的妻子佩内洛普要动身到阿尔巴尼亚去，在那些难民中间工作。他们劝邓肯跟他们一起去。

邓肯不知如何生活，伊丽莎白也决定带邓肯出去走走，闷在家里她非寻短路不可。于是邓肯就答应了，她和姐姐、奥古斯丁一起去了意大利。

在米兰，邓肯独自去了圣马可教堂，独自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凝视着圆屋顶上的彩色浮雕。4年前，她就是这样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的面孔，关于帕特里克的预示。可今天，什么也看不到了，眼前晕乎乎的一片。

随后，他们坐船从布林底西动身，不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到达哥尔佛。

天气非常温和，但邓肯却感觉不到一点安慰，这些日子里，她总是呆坐痴望，也不管一天天如何度过，她完全陷入灰色的世界里。她就像尼俄伯王后变为石头一样，坐在那儿渴望着在死亡中消灭掉。

罗红林当时在伦敦。邓肯想：“只要他来看看我，也许我就可以从死人般的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也许只要感到温暖爱抚的手拥着我，我就可以苏醒过来。来看我吧，我需要你。我快死了。如果你不来，我就随孩子们去了。”

一天早晨，奥古斯丁叫醒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无论如何请将伊莎多拉的近况告知，我将立刻赶来哥尔佛。罗红林。

这天以后，邓肯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她满怀希望等待着。一天早晨，罗红林来了，面色苍白，惊恐不安地对邓肯说：“伊莎多拉，你吓坏我了，我以为你死了。”

邓肯由此产生了希望，希望通过一种自动的爱的表示，使不愉快的过去获得补偿，使她重新感到心灵的颤动。但是，她的渴望太强烈了，罗红林忍受不了。一天早晨，他突然不辞而别。

又只剩下邓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她对自己说：“要么就是立即结束我的生命，要么就是必须想办法活下去，尽管日夜吞噬我的痛苦使我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