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发展与铸造针灸铜人

北宋初，除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一书外，还有《黄帝明堂偃侧人形图》等一类针灸明堂书流传于世。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中图形描绘及文字叙述都有不少的错误和欠确之处存在，正所谓“去圣寝远，其学难精，虽列在经诀，绘之图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讹”，“平民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为了改变上述在针灸学上之混乱状况，宋政府“命百工以修政令，敕太医以谨方技”。有见于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所以要求首先纠正针灸书中之舛谬，以便针灸医家有所遵循。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初年（1023）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次针灸之法，绘制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约987～1067），又名惟德，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医学研究机构翰林医官院医官、为王室服务的殿中省尚药奉御等医药要职，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他奉宋仁宗诏书之后，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腧穴位置、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竭心精意地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学家对针灸穴位、主治等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删节迷信之说，增加古今治验，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于公元1026年呈宋仁宗，次年由翰林医官院刻印刊行。宋仁宗看后认为“经书训诂虽精，而学者执之多失”，指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行”，于是“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王惟一据此要求，又设计铸造针灸铜人两具。这两具铜人，大小与人体相当，于公元1027年铸成由翰林医官院上于宋仁宗，赵祯诏令一置翰林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中。

中国历史上铸造铜人之举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并使经络穴位规范化方面，铸造针灸腧穴经络铜人确以宋代王惟一的创造为最早。根据文献记载，王惟一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体同成年男性，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而且位置、形态、大小比例也较合理；体表则精刻人体14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上的穴位悉备，并各注明穴位名称，尺寸比例正确，各与体腔相通。针灸铜人是我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而且是最珍贵的教学模型。平时，它发挥着穴位规范化的作用，教学时它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根据文献记载：考试医学生时，体表涂腊，使经络被覆盖，孔穴被堵塞，然后再向体腔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针刺，若取穴刺之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无误，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拔针后水或水银即可从针眼中射出。设计如此精巧科学，实属罕见。有了这样高级的教具，无疑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从而对统一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具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得国人之注目。12世纪中叶，宋金战争宋人失利，在宋金议和时，金人即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金统治阶级是如何看重针灸铜人。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由于元朝定都北京，将宋针灸铜人从河南开封移至北京。由于宋铜人已经历200来个寒暑，其形象已经昏暗，穴名或已不清，或有缺损。至公元1265年，为了修复针灸铜人，曾请尼伯尔匠人阿尼哥对针灸铜人进行修整。经过修复后，其形象“关鬲经脉皆备，金工叹为至巧”，说明这位尼伯尔工匠的技术也是很高明的。修复后的宋针灸铜人，经近200年，其孔穴经络又已昏暗难辨，明代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朱祁镇曾组织金工范铜仿作，“加精致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从此之后，就难以寻找宋代针灸铜人踪影的文献记录了。明代高武，字梅孤，今浙江鄞县人，著名针灸学家，于16世纪中叶著有《针灸节要》、《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等书，并铸造男、女、儿童针灸铜人各一具，作为定穴学习针灸的标准。此后，针灸铜人的铸造便由官府逐渐向民间发展，铜人也日益增多。现日本皇宫博物馆和俄罗斯列宁格勒博物馆各收藏一具中国针灸铜人，有学者认为即宋代针灸铜人，但也有人考察后认为，确是中国铸造的（日本有人报导其皇宫博物馆铜人是日本铸造的）。可是并非宋针灸铜人。本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医学院，曾考证历史资料，用电解铜复原宋针灸铜人，现收藏于该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近另有开封市复原宋针灸铜人，拟归大相国寺供游人参观。

王惟一《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等穴，是王惟一总结宋代针灸学家常用孔穴而新增加的，因为这些穴位在《针灸甲乙经》一书中尚未收载。关于穴位的排列方法，王惟一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除四肢仍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外，躯干穴位则分为偃、伏、侧、正四个方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腋、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这样的叙述既能使人了解古代经络系统，又有一定规律，且便于学习记诵和临床取穴，很是实用。书成后即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由政府颁赐于各州。同时，除铸造铜人外，还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刻于石碑，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如此既可作为法定标准，学习之教具，而且可以避免传抄之误。本世纪60年代，北京西直门瓮城出土的针灸腧穴经络图残碑，图形内容很似宋代石刻，该碑或为元代与铜人同时运至北京者。

以上我们仅就皇帝和政府设立医药卫生机构，在发展医药卫生方面取得的诸种重要成就作了一些简要的论述，足以说明宋代官府是很重视医学发展的，所有这些措施和成绩，确实也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是个人之力所难以实现的，是政策促进医学发展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当然，宋代绝非只有官府对发展医学发挥了作用，许许多多个体医学家也以自己的学识、财力和物力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