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发展中的方药学

方药在中医学的发展中大致可分为本草学（即中药学）和医方学（即方剂学）。二者之间关系甚密。

本草学的新成就与本草普及书的大量刊行

同历代相比，清代近300年统治在本草学的发展上，无论同明代、宋代或唐代相比，不但未能后来居上，即使同水平发展也并不显著。综观清代本草学中比较突出的著述，是赵学敏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1719～1805），字依吉，号恕轩，浙江杭州人，嗜好医学，对药物学尤为有志。他一面夜读家藏医药书籍，一面在自家的药圃观察研究，同时还向当代名家和民间有识之士访求医药知识，《本草纲目拾遗》稿本《本草纲目拾遗》定稿本书影编撰医药书籍12种，名为《利济十二种》。目前尚存于世者，只有《串雅》（1759）内、外编和《本草纲目拾遗》两种了。《串雅》是他根据民间走方郎中赵柏云的医疗经验，并结合个人所搜集的资料编撰而成的，可以说是一部民间医疗经验的宝库，其用药颇富有简、便、廉的特点，详见后述。

《本草纲目拾遗》（1765），10卷。顾名思义，他是以弥补李时珍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一书之遗漏阙失为编撰目的的。赵氏为完成这一巨大任务，参阅医药和非医药文献数百种，结合个人实地查访所得，共收《本草纲目》所未载的药物921种，其中包括国外传入的药物如金鸡纳、胖大海、刀创水（碘酒）、鼻冲水（氨水）等等。并在正误项下，纠正李时珍记述上的错误34条。他认为人部药“非云济世，实以启奸”，故不收列。在补收的正品药716种当中，如冬虫夏草、藏红花、建神曲、鸦胆子等富有药效的药物，都是他首次收入我国本草学著作的。由于作者注重实物观察和实地采访，故该书内容大多翔实可信，有着比较大的参考价值。《本草纲目拾遗》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继《本草纲目》之后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也是有清一代在本草学发展上最有成就的一部巨著。清代吴其濬所撰《植物名实图考》（1848），凡38卷，比《本草纲目拾遗》在学术上和内容上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作者用意偏重在植物志，虽叙述了药用价值，却并非本草学著作，我们还不能以此作为清代本草学发展的新水平、新成就。

清代医学发展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普及。本草学著作甚多，几乎都以普及为其所长，仅举数例说明之。

《本草述》，清初刘若金撰于1666年，只收比较常用的药物691种，分为水、火、土、木、金、石、卤石、山草、芳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谷、菜、五果……等共计32部。以药物的阴阳升降学说及其与脏腑经络关系为理论依据，加以作者经验发挥，对药物药性理论及临床应用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这是在《本草纲目》之后，对本草学的一次比较简明扼要的论述。尽管该书有32卷之多，但比《本草纲目》等，仍是较为切合一般临床运用的。因此，19世纪初，一位擅长药学的举人——杨时泰，更在《本草述》的基础上“为之去繁就简，汰其冗者十之四，达其理者十之六”，编成《本草述钩玄》（1842），只收药物500余种，其内容也较《本草述》更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据统计，这两部本草书自撰成之后，先后刻版印行有13次之多，约10年即刊刻出版一次。可见其在普及药物学上的作用。

《本草备要》，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最富有普及作用的药物学著作。作者汪昂，字讱庵，安徽休宁人，早年业儒，30岁时弃举子业，潜心医药学研究，积40年，博览诸子经史和各家医药书籍，一心用于医药学的普及，撰述甚多。对药物学之普及，亦甚重视，他认为过去的本草学著作“读之率欲睡欲卧，以每药之下，所注者不过脏腑、经络、甘酸苦涩、寒热温平、升降浮沉、病候主治而已。未尝阐发其理，使读之者有义味可咀嚼也。即如证类诸本，采集颇广，又以众说繁芜，观者罔所折衷也”。批评诸家本草之内容文字死板，不能使读者产生兴趣，使本草书成为催眠曲。他编《本草备要》时，确定了“主治之理，务令详明；取用之宜，期于确切；言畅意晰，字少义多”等原则，从结合临床实际出发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此其一也。他还强调《本草备要》之作，“不专为医林而设，盖以疾疢人所时有，脱或处僻小之区，遇庸劣之手，脉候欠审，用药乖方，而无简便方书与之较证，鲜有不受其误者”。说明他编此书，并非专为医界学习研读之用，更有向一般群众普及本草知识之意，此其二也。再看书名，汪氏撰《本草备要》并非单纯追求删繁就简，同时还很注意对前人本草内容之未备者，故名，此其三也。有此三者，该书之特点和重在普及之要求已十分清楚。《本草备要》共收常用药478种，选药甚精。书首论“药性总义”，叙药物性味，归经，炮炙大要等，各论于每药之下，首叙十剂所属，次则辨其气、味、形、色、入经、功用和主治，内容简要，文字明晰，颇受读者之欢迎。自1694年首刊到1955年影印的200多年间，前后共刊印出版达64次之多，即不到4年便有一次刻印刊行，可谓本草书印行频度最高者。单此即可说明其在本草普及上的重要作用。

《本草从新》是清代许多具有普及作用的又一部影响较大的本草学著作。首次刊行于1757年。本书作者吴仪洛，字遵程，浙江海盐人，攻考科举不成，用心钻研医药学。鉴于汪昂的《本草备要》对于学习医药学之影响颇大，但汪氏之论述有拘泥古说之缺点，他在该书基础上，重加修订，约有一半内容仍依汪氏所叙，另一半内容则进行了修订或新增，例如新增的太子参、西洋参等，都是本书所首载。所以在撰成后命名为《本草从新》，共收药物720种，可以说是《本草备要》的一次修定本。该书首刊后，到1957年的200年间，刊行次数达51次之多，也创平均不到4年即有一次刊刻印行的纪录。如果将两书之刊行次数相加，在260年间刊行达115次，平均两年多即重印一次。足见其影响之大，需要之多，普及之广了。

清代普及本草学的著作还很多，如《得配本草》，是由严西亭、施澹宁、洪辑庵三人合作编纂的。他们三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遇到病情疑难或险恶重症，便在一起共同研讨，所谓“三人必反复辩论，以故试其药”，然后总结经验，记录在案，日积月累，颇多新知，共同编撰成《得配本草》（1761）。收药647种，除论述药物性昧、功用、主治外，并阐述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畏、相反、相使、相恶，以及治疗过程中药物之协同作用和得、配、佐、和等，故名。该书有着较大的实用价值，因此，刊行后也很受医界的好评。

蒙藏医学发展在此期也很注重普及。18世纪，青海蒙古族医药学家——伊舍巴勒珠尔（1704～？），用藏文编撰了一部药物学著作，名《药物名录和认药白晶药鉴》。该书是一部以认药、用药和叙述药物作用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药物学文献，曾被译为蒙文流传，共收蒙藏医学比较常用的药物801种，其中珍宝类药物38种，土、石类药物72种，植物类药物335种，角类以及骨、肉、血、胆、脂、脑、皮、蹄甲、尿、粪、昆虫类药物109种，其他类247种，对蒙、藏医学用药知识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蒙、藏医学的普及著作还有数种，如19世纪内蒙正白旗著名蒙药学家——罗布僧苏勒日木，也用藏文编撰了《认药学》一书，分为珍宝、土、石类药物识别知识，草木类药物识别知识，生于木、土、草原地带药物之识别知识，产于盐、灰、动物类药物的识别知识等4部，共678种。分别按形态、生境、性味、功用、质量优劣等，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影响也很广泛。又如内蒙奈曼旗蒙医药学家——占布勒道尔吉，用藏文编撰的《蒙药本草图鉴》一书，又称为《蒙医正典》，收载药物879种，附图579幅。该书在纠正蒙药品种混乱现象及错误方面做出了贡献。这本书至今仍是蒙藏医学学习、研究、鉴别、采集药物的依据。

蒙医学家，多以研究藏医学而著名，因此他们在过去几乎都精通藏文和藏医经典著作，他们的著作也多用藏文写成。上述普及著作最初均以藏文写成，其后才被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则有两种文本同时流传。

方剂学的发展与普及

在中医学医方的发展方面，清代的发展特点大致与本草学相似。最富有代表性的医方著作，有《医方集解》、《成方切用》、《汤头歌诀》和《验方新编》等。

汪氏撰《本草备要》的目的前已述及，那么为何要撰《医方集解》呢？其实在《本草备要》的凡例中已有交待，他说：“是以特著此编（指《本草备要》），兼辑《医方集解》一书相辅而行，篇章虽约，词旨详明，携带不难，简阅甚便，倘能人置一本，附之箧笥，以备缓急，亦卫生之一助。”可见汪氏撰此，是作普及本草学知识的姐妹篇，使本草、医方学相辅相承。正是作者在此思想指导下，在撰写《医方集解》时，深感明代吴鹤皋《医方考》虽然“文义清鲍，同人脍炙”，但却是“一家之言，其于致远钩深，或未彻尽，兹特博采广搜，网罗群书，精穷蕴奥，或同或异，各存所见，以备参稽，使探宝者不止一藏，尝鼎者不仅一脔。几病者观之，得以印证，用者据之，不致径庭……”。由上来看，汪氏之用心可谓良苦矣。他在力求简明切要，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各家有关方剂学的论述和实践经验。因此，该书刊行后300多年来颇得许许多多医家和病家的欢迎和好评，先后刊行达约60次之多。

汪昂的另一著作《汤头歌诀》，是把治疗疾病常用处方之药物组成和主治功用编成歌诀，用以帮助学习掌握的人易于背诵和记忆。共选用常用方剂300多首，编成200多首七言歌诀，分为补益、发表、攻里、涌吐等类，每方附有简要的注释。1694年刊行后，不但刊行次数很多，流传甚广，而且有许多医家以《汤头歌诀》为基础，予以注释、发挥、续编，据已知者有10余家。此外。仿效其体例，编写医方歌诀者更是不计其数。

讲到医方的普及，我们必须提到《验方新编》。作者是鲍相璈，编成于1846年，虽然不是方剂学著作，但也是以医方为内容的专书。从学术价值上讲，它在中医方剂学发展史上不一定能占什么地位，但从流传广度上恐怕要占第一位。根据收入全国中医书联合目录之统计，该书从1846—1955年间刊行的各种本子竟达110次，平均不到1年即刊行一次。特别是19世纪末，平均每年竟有2～3种不同刊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