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儿科学之进展

明代妇产科和小儿科与上述医学领域相比虽然没有更为突出的贡献，但在宋元基础上仍取得了不少的进步，有些对封建伦理给医学发展的限制所进行的批判，十分中肯，但这些呼吁终未能扭转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制约局面。

宋代齐仲甫以问答体编写了一本妇产科专书，名叫《女科百问》，对妇产科的生理、病理、疾病等分100个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很是切合实用。明代闵齐仅在刊刻该书时写了一个序文，可以说是对妇科疾病检查上封建伦理观念限制医学发展的思想的严厉批判，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他说：医生诊治疾病，依靠望、闻、问、切四术，其中以切脉为下。但是，其他三术，可施诸男子和婴儿，不能用于妇女。因为名门闺秀，颇多限制。特别是月经、胎孕、带下、淋症等等，既不明示于医，更不肯令医查验观看和询问。他在议论了种种封建伦理对妇产科发展的限制约束后，还指出：“问之则医危，不问则病危”，确是一针见血。也反映了妇科医学家们对那种种限制的不满是何等厌恶了。尽管这一思想在朋代妇科学发展上没有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我们应当给予这种进步思想以高度评价。

明代对妇女不能生育方面所作的研究是很有成效的，除理论和传统认识外，开始注重外生殖器可能造成的影响。妇产科学家——钱雷对阴蒂之功用已有认识；万全记载了瘢痕阴道狭窄，阴道发育不全性狭窄等原因；王肯堂等还记述了阴户小如筋头，只可通，难交合，以及阴道闭锁等，同时记述了阴道扩张术和手术切开等疗法。另外，医学家们对月经与不育的关系，也做了不少观察和记载。关于新生儿的接产和护理，也比前代有所进步，更符合妇婴保健的要求。例如薛家世医，很强调新生儿断脐要用烧灼法。薛氏医案中强调：“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捻，香油浸湿，熏烧脐带至焦，方断。”他还明确提出要求：包扎时要用软帛厚棉裹束，时时检查，防止小儿尿湿包扎物。更令人钦佩的是薛氏正确指出：“此预防脐风（破伤风）乃第一要紧之事。”这个精辟的论断，实属难能可贵的经验总结。新生儿破伤风几乎完全是由不洁的断脐带方法引起的，是旧社会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遗憾的是该病直到解放后由于妇幼保健制度的深入开展、新法接生的推广才得到比较彻底的预防。薛氏400多年前的杰出成就和期望，直到近几十年才得到完全实现。

此外，明代还对妇产科疾病的一些方面，在认识上有了创造性提高。例如薛己在张仲景对直肠阴道漏描述的基础上首先报道了直肠膀胱漏，更描述了阴道息肉等。对这些疾病若没有借助阴道窥镜一类器械的检查是很难作出确切论述的。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一些妇科医生已经冲破了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孙一奎还报道了据说是第一例先天梅毒。

明代的妇产科学著作也空前丰富，其中尤以王肯堂的《女科证治准绳》（1607）、万全的《万氏女科》（1549）及《广嗣纪要》、武之望的《济阴纲目》（1620）等影响最为广泛。而《济阴纲目》则是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的继续和发展。薛氏家传的《女科撮要》也是最富有影响的。

明代小儿科也有一定的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有关小儿科医学著作空前丰富，据统计仅现仍存世者约30种，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小儿科常见疾病的专门著作，如专论天花、麻疹一类疾病的专书近40种，专论天花者有近20种，专论麻疹者有5种，可见明代医学家攻研儿科疾病之用心和普遍，也可见所获成果之大了。这里首先从小儿科学之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作一些简要的叙述：

明代小儿科医学家比前代更加强调小儿脏器不完善易于患病的道理，如万全在其著作中着重指出小儿“如草之芽，如蚕之苗”，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小儿则》一书中也论述子小儿的特点：“略受伤残，萎谢极易”。这些儿科特点，不但是诊断疾病、分析病情时必须格外注意的方面，而且也是确诊后确定治疗方案，遣方用药时要特别予以周密考虑的地方。明代儿科治疗水平的提高，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再有，婴幼儿的喂养，在当时也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和要求。例如，龚廷贤指出：四五个月的婴幼儿，只能乳食，半年以后才可以用炒熟的米面煮成稀粥喂食，十个月后，稀粥可稠一些，或逐渐用煮烂的饭喂养。他还指出如此可以助益脾胃，能够使婴幼儿健康，减少疾病。这一认识自然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龚延贤还强调：“初生三五日，宜绑缚令卧，勿竖头抱出，免致惊痫。”他所要求的方法一直沿用到现代，确是婴幼儿护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谁也说不清龚氏所强调的方法可以预防惊痫是否真有科学依据，然而我们可以确切地讲，他的方法是很科学的。保姆和乳母对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儿科史在唐代，已有医学家对此作过相当正确的论述，明代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见解和要求。著名小儿科学家薛铠（薛己的父亲），不但强调婴幼儿必须要有保姆专司护理，而且对乳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小儿初生，须令乳母预慎七情六淫，厚味炙，则乳汁清宁，儿不致疾。否则阴阳偏胜，血气沸腾，乳汁败坏，必生诸病。”这个道理也是很正确的。万全还提出：凡小儿嬉戏，不可妄指它物作虫作蛇，使小儿产生恐惧；小儿啼哭，也不可令装扮欺诈，以制止其啼哭。他说这样对待小儿，能使小儿心小胆怯，易于使之神志昏乱和因过于胆怯而造成一种客忤症，从历代医学家对这种病的形容描述，很似儿童的精神神经病，这些都是来自实际经验的总结。

关于小儿科用药，明代医学家在上述理论认识基础上，十分强调“小儿肠胃薄脆，不胜汤丸”，“病衰则已”、“不可过剂”。《幼幼集成》一书也指出：“无情草木，气味不纯，原非娇嫩者所宜也”；更要求儿科医师要做到“但能确得其本而摄取之，则一药可愈”。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见地。

小儿科学方面的著作，影响于当代和后世较大者，以寇平的《全幼心鉴》（1468）、鲁伯嗣的《婴童百问》（1506）、薛铠的《保婴撮要》（1554）、万全的《幼科发挥》（1579）和王肯堂的《幼科准绳》（1607）为最。在疾病专著方面，如汪机的《痘治理辨》（1531），对天花、水痘等病之理论认识、鉴别诊断和治疗经验之积累，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聂久吾的《活幼心法大全》（1616），对天花、麻疹等儿科疾病的病源，以及其不同阶段的发病特点，证候与治疗方法，均有较系统的论述。上述两书并各附有治疗病案和提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治疗原则等，为猖獗流行于朋、清的天花、麻疹的治疗做出了很大贡献，历来为儿科医家和痘疹专科医家所推崇。

明代儿科学家中有卓越贡献者，如寇平，他提出：饮食不宜是儿科疾病的重要条件，他就此说对明以前之有关学说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薛铠对儿科贡献尤大，他正确认识到婴儿破伤风与断脐之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断脐方法，主张用艾火烧断脐带，以避免脐风（破伤风）的发作。这种方法在古代尚未发现破伤风杆菌是造成脐风的直接原因前，是最有效最为科学的创见，它比前代医学家强调的用清洁布帛包裹后咬断的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薛铠的艾火烧断脐带的方法，虽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也未能得到更多医学家的认可，但确是一项远见卓识的先进方法和技术。

万全的《幼科发挥》（1549），从围产期卫生到婴幼儿卫生，均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论阐述。例如在“预养”、“胎养”的章节里，着重介绍了产前之卫生要求；在“蓐养”章节里，着重介绍了新生儿的卫生要点；在“鞠养”章节中，着重论述了幼儿期的巫生要求。他所论述的幼儿卫生要求与孙思邈的要求很多类似，但也可以看出其较具体的特点。他主张的令幼儿常见风日，注意养成耐寒冷、节饮食的良好习惯，戒惊吓，勿妄用药等，均属较好的经验，这些要求显然对优生优育是很有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