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游击战和“驼峰航线”

武汉失守之后，中国空军在人员、飞机上均有较大损耗，作战飞机仅有135 架。为了进行整补，暂时停止了出击。各轰炸机中队调至成都、宜宾整训，各驱逐机中队调至重庆、成都、兰州等地驻防和训练。苏联志愿航空队亦转至兰州基地进行休整。1939 年春，从苏联又购进一批飞机，补充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作战飞机增至 245 架。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有 4 个

大队（轰炸、战斗各 2 个），中国空军有 7 个大队及 1 个独立侦察中队。其中，第 1、第 2、第 6、第 8 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 3、第 4、第 5 大队为驱逐机大队。一部兵力统一驻防西安、梁山、吉安、衡阳、南施等机场担任警戒，其他集中于兰州、汉中、重庆、宜宾、昆明、柳州、芷江进行训练。为便于指挥作战，将领导机构改编为 1 个军区司令部和 3 个路司令部。第 1 军

区司令部（司令官黄秉衡）驻兰州，所属第 1 路司令部驻重庆，第 2 路司令

部驻桂林，第 3 路司令部驻成都。

1939 年上半年，日军在华飞机共有 500 架左右（海军航空兵 200 余架， 陆军航空兵 280 余架）。6 月间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

部及 5 个战队调往中国东北。在中国关内的陆军航空兵编为第 3 飞行集团，

下辖第 1、第 3 飞行团和第 21 独立飞行队，分驻华北、华中和华南。此时， 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制订的《今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同时， 其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奉敕于 1938 年 12 月 2 日下达《大陆令第 241 号》，规定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的态势，努力扑灭抗日残余势力”，但对其航空兵，则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宫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是制压和袭扰敌人的战略、政略中枢，并秘密与海军协同，努力歼灭敌人的空军作战力量。此后，日军即加强了对中国内地各重要城市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此之前，日军航空兵已经对中国内地进行过多次轰炸，但其空袭的目标，主要是军事要地和机场，此后则改变为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为主，以打击军事目标为辅的方针。1938 年 12 月 26 日第 1 次空袭重庆后，即不断空袭兰州、成都、宜宾等后方城市。1939 年 2 月上旬，开始轰炸延安。中国空军在迎击和反击的战斗中，曾取得一些战果，不断击落日机。11 月 4 日，日海军第 13 航空队 72 架飞机袭成都时，其司令官奥田喜久司被中国空军击毙。10 月 3 日、14 日，苏联志愿航空队两次空袭武汉日军机场， 共炸毁日海军飞机 70 余架，志愿队飞机仅受伤 3 架。但总的来说，由于实力悬殊，中国空军损失甚巨，特别是在日机频繁的空袭下，后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尤以重庆所受的破坏更大。如 5 月 4 日的空袭，炸毁房

屋 1200 余栋，居民死亡 4400 余人，负伤 3100 亲人。

1940 年初，中国空军尚有战斗机 112 架、轰炸机 49 架。撤销了第 2、第

1. 大队的番号，保留第 1、第 3、第 4、第 5、第 8 大队和直属第 1、第 25

   中队。在苏联购买的飞机，因交通困难，难以及时补充消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苏联为求自保，更无力向中国供应飞机和航空器材。中国空军的处境，更为严峻。据中国《空军游击计划及作战计划》记载，至 1940 年 8 月，中国空军所剩的各式作战飞机仅有 61 架。国民政府认为，1940 年“是抗战中空军作战最黑暗的时期”。

1940 年，据日军 5 月间统计，在华日军陆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飞机共有 408 架（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日本大本营为尽快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5 月间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政略、战略轰炸，发动一次代号力“101”的大规模空袭，使用飞机 297 架，以汉口、运城为主要基地，集中轰炸重庆和成都。5 月 18 日开始，9 月 4 日方告结束。本来在数量上中国飞机就处于绝对劣势，当日海军“零式”战斗机使用于中国战场后， 中国空军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零式”战斗机装备有机枪 4 挺和轰炸，射

击瞄准仪，可载 60 公斤航弹 2 枚，爬高速度与续航力等都较当时中国使用的苏制 N-l5 和 N-16 驱逐机为优。1940 年 9 月 13 日，中国空军 34 架驱逐机与日军 13 架“零式”战斗机在重庆附近上空空战，中国飞机被击落 13 架，击伤 11 架，而日机仅有数架受伤。这次空战是中国 N-15、N-16 驱逐机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最惨亘的一次失败。这次空战之后，中国空军为减少损耗，下令飞行员避免与日战斗机正面交锋。日机来袭时，经常提前起飞避警。因而，中国的制空仅完全落人日军航空兵手中。1940 年内，日机进袭四川达 102 次，出动飞机 3050 架次，单对重庆

就轰炸了 49 次，而且每次飞机多在 100 架左右。10 月间，对成都的一次空

袭，竟有数架日机在其“零式”战斗机掩护下，降落在成都机场，飞行员下机纵火焚烧停放在机场边上的中国教练机后，再登机起飞。据日军统计， “101”号作战的 110 天内，日机与中国飞机空战 607 架次，击落中国飞机

117 架（内 14 架未证实），炸毁 65 架；日机被击落 16 架，受伤 387 架。据中国空军统计，1940 年全年，包括“101”号作战在内，中国空军共进行空战 61 次，使用飞机 1084 架次，击落日机 32 架，击伤日机 22 架，中国飞机

被击落、击毁 29 架，损伤 64 架。

中国抗战之初，美国对日本采取所谓中立的绥靖政策，没有给与中国任何实际支援，反而供给日本战略物资，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日军占领武汉后，日美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38 年 11 月 30 日， 日本内阁御前会议确定要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就完全否定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华的利益，而且关系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12 月 30 日，美国政府写信给日本政府，说“美国政府不承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及施令者”。从 1940 年 1

月起、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军火限制。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签订

了同盟条约。美国于 10 月 6 日宣布“征集废铁令”，不准再向日本出卖废铁， 日美予盾开始激化。蒋介石利用日美的矛盾，10 月 18 日向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正式提出希望美国提供空中援助的要求，说中国每年需 500 至 1000 架飞

机，希望能尽快先运到 500 架以济燃眉之急。还说：“我国如有此数量之飞机。即可摧毁日本海军之实力。此实美国唯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即使美日发生战争，只要美国有新式空军以助我陆军之作战。美国海军虽不驶来远东亦无妨碍。盖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之一部分，已足以消灭日本海军。” 10 月底，又派其空军顾问，美国退伍军官陈纳德和毛邦初至美国活动。11

月 6 日，美国大选结束，罗斯福第 3 次连任总统。他认识到，美日冲突己不可避免，但美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因而，其远东政策和首要问题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拖住日本，使其暂时不能向南扩张，以推迟美日战争的开始时间，为此，他决心突破“孤立主义”，实行“以华制日”方针。1941 年 3 月， 美国会通过“武器租借法案”，4 月贷给国民政府 543 万美元，并宣布中国是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可以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但又怕公开援助中国，激怒日本，促其提前与美国开战，并为应付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士兵迟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参加陈纳德组建的赴华美国志愿队。既可以支援中国迫切需要的空中援助，又避免了美国政府公开出面。1941 年 7 月，110 名飞行员、150 余名地勤人员作为第一批美国志愿人员来到中国。蒋介石于 8 月 1 日发布命令、“由志愿来华参战之美员及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之华员，共同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下辖 3 个驱逐机中队，以“陈纳德上校就任该大队指挥官”， 共有 P40-C 驱逐机 99 架，先在缅甸的同古集训。

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加拿大、荷兰、

希腊等许多国家都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于 9 日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单独抗

击法西斯日本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的 150

个中队，有 70 个用于太平洋战场，入侵中国的海军航空兵也多用于中国沿海对美军的反潜和空防作战，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的压力相对有所减轻。中国空军除增加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外，自身实力也得到恢复，有轰炸机第 1、

第 2，第 8、第 12 大队，驱逐机第 3、第 4、第 5、第 11 大队和侦事机第 12 大队，共有作战飞机 290 余架。空军作战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空军为了分散日军航空兵的力量，以策应英、美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根据客观形势与自身的条件，决定采用空中游击战术，据国民政府档案《空军各司令部各部队概况》中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概况》记载，空中游击战的主要特点是：“1 利用国内多数机场之优点，用最飘忽之行动，每次以轻轰炸机 3、5 架，于薄暮前秘密推进于昆明、柳州、南宁、桂林、衡阳、赣县、吉安，衢州等地，准备完毕，于次晨实施游击任务，轰炸各预定目标。2.达成游击任务后，即回航至远后方或各小机场隐蔽，使敌无从捉摸截击，然后再转至第二机场，对第二目标实施游击。3.若敌机向我各重要机场举行反轰炸时，我机应漏油疏散，使场站一空，任敌轰炸以消耗其油弹，我机待使用时迅行填补。4.若敌遍布飞机守护重要目标，或不断派飞机挑战，企图扑灭我空军时， 则已达到牵制目的。此时空军应暂缓行动，并躲避不与交锋。待有良机再实行出击。”为了适应空中游击战术的需要，陈纳德对中美飞行员提出一套“突然袭击打了就走”的战斗方法。他认为，“日本人的飞机爬高快，升高能力强，如果用日本人的战斗方法作战，飞行员就会丧生”。由于当时中国空军使用的驱逐机主要是美国的 P—40 型，飞行速度较日本飞机为快，所以他要求飞行员“要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飞到日机上面，然后以迅猛的俯冲动作， 开足马力全速冲向日机，猛烈开火，尔后立即溜走，在飞离至安全距离后， 再改变航向，重新升高取得高度优势”。使用这种战术和战斗方法，使中国空军对日军航空乒的作战处于极为主动的地位，虽然飞机数量仍远远少于日军，却获得较大的胜利。

1941 年 12 月中旬，为防止驻越南的日军飞机空袭昆明，从同古调美国志愿队的 2 十中队到昆明担任空防。12 月 20 日，10 架日本轰炸机从越南空袭昆明。志愿队升空迎战，一举击落日机 4 架，首战告捷。当晚，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庆功大会，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道空战经过，称赞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代称。12 月 23

日，日军轰炸机 48 架在战斗机 20 架的护航下空袭仰光。中国的美国志愿航

空队此时尚有第 3 中队（驱逐机 15 架）留在同古，当即与英军 18 架战斗机

起飞迎战，击落日机 7 架。1942 年 1 月 22 日和 24 日，中国空军第 1 大队和

第 2 大队的 18 架轰炸机，在志愿队第 1 中队 9 架驱逐机的掩护下，配合英、美军在东南亚作战，由蒙自起飞，轰炸越南河内嘉林日军机场，给予日军以一定杀伤。3 月 24 日，志愿队 10 架飞机空袭泰国清迈日军机场，以燃烧弹

击焚日机 40 余架，自身损失 2 架，这些战例都说明，中国空军的游击战术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统计，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2 年 5 月底止，中国空军在越南、缅甸、泰国及国内，仅志愿队 3 个中

队就执行战斗任务 102 次，击落、击毁日机 268 架，击伤日机 40 架。该队损

失飞机 68 架，战死及失踪 24 人，负伤 6 人。

1942 年 5 月初，日军占领缅甸腊戍，曼德勒、密支那等地，中国唯一的

陆上国际通逍滇缅路被切断。早在 2 月间就已拟议的空中运输航线于 5 月间经中美双方协议开通。当时勘察的主要航线为两条，北线自印度汀江起飞， 经程侮到昆明，南线自汀江起飞，经达奈卡河汉、云龙至昆明。南线山峰较少，气象条件也稍好，但距日军密支那、八莫的机场较近，易遭日机攻击， 所以主要使用北线。全线航程 820 公里，必须飞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的喜

马拉雅山脉，一座座高耸的山峰犹如驼峰，所以人们便把它称之为“驼峰航线”。飞越驼峰是极为艰难的飞行。从开辟这一航线至日本投降的 3 年多时间里，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和日军航空兵袭击，以及飞机故障等原因，执行空运任务的飞机，美国空运队损失 468 架，中国空运队损失 46 架，共 514 架。

中、美飞行员共牺牲 1000 余人。

航线开辟之初，美国空运队有 27 架运输机，中国空运队仅有 6 架运输机，

运输量极小。从 6 月至 8 月的 3 个月中，美国空运队只运至昆明 500 多吨援

华物资，中国空运队运输 380 吨。以后，飞机逐渐增多，运输量也日益增多。

1943 年 10 月，月运输量，美国空运队增至 7240 吨，中国空运队增至 1122

吨。至 1945 年初，美国中印空运司令部己辖 6 个空运队，共有飞机 629 架，

中国空运队也发展为 39 架。月运输量，美国空运队已达 2.6 万吨，中国空运队亦大有增加。许多美国援华的作战飞机也是从这条航线飞到中国的。整个“驼峰航线”开通期间，美国空运队共运输物资 65 万余吨，中国空运队共运

物资 7 万余吨，对支援中国抗战曾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

1942 年 7 月，美国认为已经对日宣战，以志愿人员援助中国的方式已无

必要，遂将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美国第 10 航空队第 23 战斗机大队，脱离了中

国空军的战斗序列。第 23 战斗队亦称美国驻毕航空特遣队，陈纳德由预备役转为现役，并升为准将，任大队指挥官。但这时仍只有 3 个中队，51 架飞机， 其中能作战的仅 29 架，仍只能和中国空军联合对日实施游击战。1942 年 6 月，美军在中途岛击败日本，获得战略主动权。1943 年 2 月初，又在爪达尔卡纳尔岛击败日军，粉碎其夺战略主动仅的企图后，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变，日本转为战略防御，而美国则开始准备进行战略进攻。为此，美国陆军决定增加驻华空军的力量，于 1943 年 3 月，将第 23 战斗机大队扩编为第

14 航空队，陈纳德升任少将司令。该队不断得到加强，至 1945 年时，已拥

有 700 架飞机。为提高中国飞行员的作战能力，中美双方商定。在印度的卡拉奇建立作战飞行训练中心，由中、美共同负责，轮训中国飞行员。1942 年至 1943 年上半年，中国空军除担任防空和空中游击外，大部分时间用于补充和训练，实力得到恢复和加强。1943 年 5、6 月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第 14 航空队联合参加鄂西会战。日军投入第 25、第 90、第 33、第 44 战队，共有飞机 248 架；中国空军投入了第 1、第 2、第 4、第 11 大队，连同美国第 14 航空队，共有飞机 165 架。会战结束时，中国空军和美国第 14 航空队共出击

53 批，使用驱逐机 336 架次、轰炸机 88 架次，合计击落日机 31 架，炸毁日

机 6 架。这是武汉失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空战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日航空兵在中国上空通行无阻的时期宣告结束，制空权开始向中美空军手中转移。同时，攻、防形势也开始变化，中美空军由防御和游击战转为进攻和大规模的出击战。日军承认：“以 1943 年为期，大陆制空仅已转移到中国方面，从前在绝对制空权下行动的我对华地面作战的形势；颇有改变之虞。”

为了加强中美空军的合作，1943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中美混合团，各级指挥官均为双方人员担任，编制上属于中国空军。中方以第 1、第 3、第 5 大队加入，美方人员加入 3 个大队中。每大队下辖 4 个中队，共有轰炸机 60

架、驱逐机 100 余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多数是中方人员，美方人员仅占四分之一。混合团的作战方针是：“协助我地面部队作战，削减敌在我国大陆的进攻力量，并打击敌驻华空军，获得空中优势。”

1943 年末起，中国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彭山、邛◻、广汉及昆明，修建了许多能使超重型轰炸机起落的大型飞机场，并在陕西、广西等省修建了大批中、小型前进机场。在第一线作战的中、美飞机，驱逐机达 439 架，轰炸

机达 168 架。中、美空军大编队机群频繁地袭击日军重要航空基地、车站、码头及军队集结地，侦察机几乎遍于整个中国大陆。日军海上、陆上补给线经常因遭空袭而告中断。在战役上，已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如 1943

年 11 月至 1944 年初的常德会战，中、美飞机共出动 216 批，使用战斗机 1467

架次，轰炸机 280 架次，重点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在空战中，击落、炸毁日

机 37 架，击伤 19 架。在战略上，除对大陆各战略目标攻击外，还轰炸了日

军大后方基地。如 1943 年 11 月 25 日，中国空军第 1、第 3 大队一部和美第

14 航空队一部，空袭台湾新竹机场，炸毁停机坪上日机 30 余架，击落强行

起飞的日机 6 架，使驻台日海军航空兵遭受沉重打击。此次行动，美军仅损

失 1 架飞机。

1944 年 4 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粤汉路的交通和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空中基地和前进机场，发动豫湘桂会战。中美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取得良好的战果，如在河南方面作战时，中国空军出动 300 批，美第 14 航空队出动

12 批，共使用驱逐机 1646 架次，轰炸机 272 架次。据中国空军统计，击落

日机 32 架，炸毁 11 架，还炸毁各种车辆 1000 多辆等。但由于地面部队一触

即溃，最后会战结束时，中国在衡阳、桂林、柳州等地的 7 个空军基地和 30 多个机场，均被日军占领。

1945 年上半年，中国空军连续攻击日军各大战略要点、空军基地等目标，曾空袭青岛、运城、临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机场和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很少再遇到日机的截击和反击。5 月以后，日陆、海军航空兵大部撤高中国，仅留数十架飞机，连应战的能力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