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清朝的巩固

康熙是清朝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在位的 61 年（1662—1722）期间，清朝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康熙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是因为他的活动符合了时代的要求。17、18 世纪之际，中国各族人民备尝长期战乱不宁，生产停滞，社会萧条，民不聊生之苦，因而产生了要求统一和安定的愿望。康熙本人处于当时形势下，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人心动向，因势利导，获得胜利。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好局面。这个好局面一直持续到乾隆朝、历史上称“康乾盛世“。

康熙本人的思想和作风也和他的事业成就有着密切关系。从他一生活动看，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总的说来，康熙的功远远大于过。

康熙，名玄烨，姓爱新觉罗，满族。他的亲祖母是蒙古族，生母是汉族。康熙皇帝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自幼聪明好学，立志做一个贤明的帝王。6 岁那年，有一天他和哥哥福全等人一起去给父亲请安。顺治皇帝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做什么样的人。福全说：“愿意做一个贤王。”玄烨说：“愿意效法父皇做一个好皇帝。”他小小年纪便说出这样的话来，使顺治皇帝十分惊异。

玄烨 8 岁那年（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病死了。临死以前，他指定玄烨做继承人。因为玄烨年纪太小，还不能料理国家大事，顺治皇帝又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个人做辅政大臣。这四个辅政大臣都是上三旗的贵族。按照满族习惯，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皇帝统辖，称为上三旗。上三旗的臣民是皇帝的私人奴仆。顺治皇帝鉴于以前多尔衮专权的教训，把儿子托付给了四个忠心耿耿的奴才，便觉得十分放心了。第二年，玄烨登上皇位，宣布建元康熙。小皇帝年纪太轻，朝廷大权都掌握在辅政大臣手里。

本来顺治皇帝在位的时候，根据汉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宣布停止圈地等等。可是四个辅政大臣曾经从圈地中得到好处，所以反对这些改革。顺治皇帝死去不久，他们就重新圈占了土地。他们还恢复明末加派的练饷，每年向人民多征收几百万两白银。

在四个辅政大臣当中，鳌拜是最跋扈的。他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国家大事多是先在家里商量好了，再拿到朝堂上宣布。康熙六年（1667 年）小皇帝 14 岁了。按规定宣布亲政，但有名无实，大权仍掌握在鳌拜手中。其他三辅政，索尼已死，苏克萨哈就在亲政的当月 7 日被鳌拜诬杀，遏必隆为人怯懦，凡事屈从。于是鳌拜在朝把持大权，飞扬跋扈，独断独行，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年轻的皇帝。康熙帝要想奋发图治，那就非搬开鳌拜这块大绊脚石不成。康熙捉鳌拜是一次带有戏剧性的行动。因为鳌拜在朝中党羽众多，不能硬下手。于是康熙把自己装作一个好玩的青年，天天和一群同自己年龄相近的侍卫在一起练习摔跤，不太过问政务。鳌拜因此便更加放心。一天，趁鳌拜入朝之际，来了个冷不防，突然下令捉鳌拜，这群小伙子一拥而上就将他捆绑起来。然后宣布鳌拜 30 条罪状，软禁终身。这件事全仗着康熙沉着、机智、勇敢，具体捉鳌拜的过程是这样的。

康熙首先找了一群年龄跟自己差不多，体格健壮腰腿灵活的少年。从此，康熙皇帝每天和这些少年侍卫练习摔跤。鳌拜进宫办事，他也毫不在意，照

样玩得热热闹闹。鳌拜见了，感到好笑，心想：“这群孩子，真是淘气。” 就更不把康熙皇帝放在眼里了。

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5 月的一天，鳌拜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还放出风声，说皇帝应该到他家去探望。康熙皇帝听到风声，果然亲自到了鳖拜的家。他刚走进鳌拜的卧室，就见鳌拜神色十分紧张，双手按住床沿。一个御前卫士快步走上前去，揭开床席一看，原来下面藏着一把利刃。鳌拜更紧张了，谁知康熙皇帝笑着摆摆手说：“刀不离身，这是满族的习惯，不必介意。”说罢，他详细地询问了鳌拜的病情，便起身回宫去了。鳌拜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天之后，康熙皇帝得知鳌拜要进宫奏事，就把那些每天跟他摔跤的少年侍卫叫到身边，康熙皇帝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说：“鳖拜作为辅政大臣，违背先皇的重托。他毁弃祖上定的国法，处处安插亲信，排斥异已，擅杀大臣。国家大事，他都是在家里商量好了，才向我启奏。这样下去，我这个皇上就被他架空了。大清朝立国不长，照他这么专权，大清国还有希望吗？” 他又放低了声音说：“你们虽说年纪轻轻，可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要靠你们除掉这个奸臣！”侍卫们听完，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叫起来：“听皇上吩咐！”康熙高兴地说：“好！等会儿鳌拜来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过了一会儿，鳌拜进宫来了。他象往日那样，大摇大摆地走着，还没等站稳脚跟，康熙皇帝便使了个眼色，那伙少年一哄而上，将他推倒在地。鳌拜本来身经百战，是一个受过“巴图鱼”（满语“英雄”的意思）封号的武将，号称“满洲第一武士”，可是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还以为小孩子跟他闹着玩呢！等他看清了小皇帝冷峻的面孔，才猛然醒悟过来：皇帝已经对自己下了手。然而，已经晚了。那群年轻的侍卫，现在已经捆住了他的手脚。当下，康熙皇帝召来了议政王和大臣，命令他们审讯鳌拜。议政王和大

臣们平日都痛恨鳌拜的专横，一桩桩地列举了鳌拜欺君枉上等 30 条罪行，一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鳌拜听说要把他处死，也顾不上什么君臣之礼，在朝堂上一把脱下上衣，坦露出身上伤疤，说：“这都是老臣跟随先皇打仗留下的呀！”康熙皇帝点点头，说：“念他效力年久，军功显著，免死。”于是，鳌拜被终身监禁。他的死党则被一网打尽，处死的处死，判刑的判刑。

16 岁的康熙皇帝机智地擒拿权臣鳌拜，扫除了他自己掌握朝政的一个大障碍。

康熙皇帝指出，国家必须统一，大权不可旁落。为此，他全力解决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问题，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强盛。

权臣铲除，朝政刷新，从康熙九年（1670 年〕起，展示出一种振奋有为的气势和宏图。

过了三年，三藩事件爆发。康熙领导朝廷上下进行统一的斗争。三藩事件早在康熙预料和预计之中。三藩是三个被封授王爵的明将，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政府使用他们率兵进攻南明，由此得以坐镇一方，吴在云贵，尚在广东，耿在福建。他们在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各拥重兵，干涉地方，形成割据。再加上和他们互通声气的一些汉籍将领，其兵数的总和超过八旗部队，成为清政府的严重威胁。

康熙正在寻找解决三藩的机会时，尚可喜上疏表示告老还乡，让儿子尚之信袭爵。接着吴三桂、耿精忠也作出同样的表示，来试探朝旨。有了这个机会，康熙便抓住不放，立刻作出决定：将三藩全撤掉，并且不准尚之信袭爵。这一来，吴三桂首先揭起叛旗，耿精忠继而响应，尚之信也反了，其他

与吴素有联系的汉将也都反了，一时战火燃遍长江以南半个中国。

三藩事件爆发在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 20 岁。他面临此事，毫不惊慌，派兵遣将，从容应付。他的战略是：“先保住湖北，以安定军心，” 然后派兵进入江西，这样就可以截断吴、耿的退路。不久陕西提督王辅臣受到吴三桂的引诱叛变。康熙对王辅臣采用军事政治两结合的策略，而以招抚为主，尽管他一再叛附不定，并杀害了朝廷命官，仍予宽容，最后把他争取过来。从此便可以集中力量应付南方。康熙很能拉拢汉族将领，西北将领如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等均对他忠诚效力，在三藩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康熙还善于使用降附的汉将，康熙对吴三桂的少数民族兵笼络得也很好。

平定三藩共用了八年时间，最后获得胜利。这一战役始终全靠康熙运筹指挥，充分显示出他的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之后，全国实现统一，官吏遵行政府命令，军队调动受到约束，进入了有秩序有纪律的国家轨道。

接着康熙着手处理台湾问题，争取台湾郑氏归附大陆。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康熙在长时期指挥作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平定海疆，争取台湾，非重用汉人不可，因为他们熟悉沿海情况。于是康熙选出两个本领出众的人来，一是会稽县人姚启圣，一是泉州人施琅。就以姚启圣作福建总督，他善于从事招抚工作，郑氏势力逐渐受到削弱，沿海地带从而取得安静。康熙二十年

（1681 年）郑经（成功长子）死，内部矛盾重重。康熙认为取台时机已到，派出施琅，到福建担任水师提督，康熙对施琅完全信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八月，由施琅率兵出发，经过澎湖一战，即顺利地开进台湾。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证明康熙知人善任的才能和魄力，他能够放手使姚、施二人都得以各展其长，各尽其能。

统一台湾之后，当时对台湾的善后措施，清政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设置府县，加强管理；另一种则主张放弃不要，甚至想把它送给荷兰。康熙采纳了前者的意见。康熙的这种坚定态度对于完成中国统一具有重大关系，是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的。从此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隶属于清政府之下。

从 16 世纪末，俄罗斯即开始向东侵略，占有西伯利亚，随着又侵犯我国黑龙江地区，大肆抢掠杀害当地各族人民。中国出兵抗击完全是为的保卫边疆。侵略者的企图不单单是侵扰地方和残害人民，它更抱有征服中国的野心，要中国向沙皇纳贡称臣。

康熙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对俄罗斯进行军事防御措施。第二年俄人占据我国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中国军队在康熙亲自策划和指挥下，集结八旗和蒙古骑兵、福建藤牌兵，以彭春为统帅，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克雅克萨城，夺救回来被掳走的百余户人口。第二次作战又获胜。俄方提出求和的要求，康熙答应了它的要求。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688 年8 月 27 日）经双方签字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为使俄人来华贸易停留和贮货方便，将原定以尼布楚为界改为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正是我国一向对外采取宽让政策的具体表现。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噶尔丹对北部蒙古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连占三部地，北边一时大乱。康熙闻讯，立刻下令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独石口、张家口粮仓接济逃难的蒙古人民，并发给银两、布匹、茶叶等物，

又补给了牲畜，把他们妥善安置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八年之后，战事结束，喀尔喀人民才得以重返故土。

噶尔丹十分猖狂，率兵冲到距北京 700 里的乌兰布通。京师震动，康熙迅速派兵迎截，将其打退。康熙于三十五年（1696 年）亲自挂帅分三路进讨，噶尔丹由克鲁伦河张皇遁走，被西路统帅费扬古击溃于昭莫多。第二年，噶尔丹自尽。这一战役的结果，喀尔喀全部内属，按照清制分别授予其首领封爵。从此清政府的命令可以下达全国，直到边疆。中国各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实现了。这和康熙的英明决策，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

康熙在进行统一斗争的同时，即开始一面禁止入关后的一切虐政暴行，一面则积极谋划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在平定三藩时，财政已极感困难，增加捐税的收入远远不够用，主要还必须依靠生产发展。康熙自亲政之后，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黄河自明末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多年失修，到康熙初造成了巨大灾患。黄河与淮河互相冲激，不能合流入海，以致波及运河，漕粮受阻。更加严重的是，河水泛滥不止。南面山阳、盐城、高邮、宝应、江都、泰州、兴化等 7 个州县、田地一片汪洋。

康熙对河患是极其关心的，他对治河方案一直用心钻研。康熙十六年

（1677 年），三藩战争正在进行，即任用靳辅开始治河。当时修治黄、淮、运三河，目的是疏导黄、淮合流入海，恢复运河正常航行，并使江北人民脱开水患，安定从事生产，就当时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来说，是一个艰巨难办的事情。靳辅作为河道总督，极为勤奋尽心，只用了一年的时间，7 个州县的民田都重新可以耕种了。但是，这时的治河方法，只能是筑堤束水以冲刷泥沙；开河引水，以缓和水势，谈不到根治，所以决口总是难免的。正是由于这样，朝廷大臣们对治河各持己见，争论不已。后来为了如何疏泄积水问题，靳辅和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形成对立。靳辅触及当地豪绅地主的利益，竟被免职，陈潢也牵连下狱。最后，实践证明，还是靳辅的治河方法有效。康熙曾以肯定的口气说，靳辅的治河方案是正确的。就这时的治水技术水平来讲，也只能作到这样。这样作确是收到了成效。而康熙每次南巡以视察治河工作为重点，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无疑这对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以及政权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康熙还修治了浑河。此河从卢沟桥以下就经常决口，有“小黄河”之称，既威胁着北京对外交通，也成为沿河人民的严重灾害。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四十年（1701 年）竣工，改名为“永定河”。

到康熙五十年左右，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边远省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口逐渐增多，田地开垦得也越来越多。

康熙对地丁钱粮实行蠲免，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蠲免云南全年钱粮。二十六年（1687 年）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 600 万有余。从此以后，各省钱粮不断蠲免。这种蠲免钱粮是在国库充裕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军事、河工上还需要大量经费开支之下，到康熙末年国库仍饶有存储，这充分说明当时生产发展主要是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实行蠲免，并不能消除贫富分化，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总是要维护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依靠的首先是地主。所以，蠲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因而阶级矛盾和斗争仍然在一步步走向激化。

康熙在其统治期间，从宫中到政府，比较能够实行节约。

康熙对宫中费用的确是注重节约的。康熙末雍正初，光禄寺吃食钱粮等项数目，每月的开支不超过 4000 两，少则六七百两，这确实是注意节约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手中虽然已无武器，而仍心存敌视，其中颇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受到人民尊重的。因此，康熙深切感到必须把这些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对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特别举行一次“博兴鸿词”考试。通过这种办法，确实网罗到一批知名之士。其中如朱彝尊、邵远平、潘耒、尤侗、汪琬、施闰章、陈维崧、吴任臣、毛奇龄、彭孙遹等，都是学问扎实，文才出众的。此外还有愿意参加因亲丧等事故不能来的，如惠周惕、曹溶、汪懋麟等。不管来与不来都被称为“征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光荣头衔。

康熙最重视那些在当时学术界具有威望的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李塨等。同时和他们持同一态度，推荐不出的，还有不少人，如万斯同、李塨、应■谦、范镐鼎、冉觐祖、徐夜等等都是。顾炎武是严峻表示宁死不出来的；李颙被抬到西安后，水浆不进，绝食以拒。康熙对此并不发怒，一概包容。因为他晓得这样作，不仅不会危及清政权，相反，倒可由此减弱敌视情绪。这正是康熙运用政策的高明之处。黄宗羲的态度在康熙帝的感召下缓和了不少，后来即派出他的儿子和门人万斯同到北京参与纂修《明史》工作。举行“博学鸿词科”对争取知识分子是获得成功的。

“博学鸿词科”使得朝中重要官员特别是满洲贵族大员知道尊重知识分子。

康熙对录取的这批知识分子妥善安排，派他们担任纂修《明史》。这一着也很高明，借此还可以拉拢不愿作清朝职官，却愿为前朝修史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象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就是。他们都是通过朝中高级官吏以延聘方式招致来的。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活动气氛中，将知识分子慢慢争取过来，使他们由敌视转变为亲附。

康熙在巡行中到处争取知识分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他到西安，首先问及李颙，希望能够见到他。颙推病不出，便命将其著作取来。颙派他的儿子送来所著书，康熙亲自接见。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南巡途中在德州接见著名天算学家梅文鼎。在南巡中多次接见当地知识分子，广泛地进行联系，企图在文化活动和接触中消除汉满民族间的隔阂。

康熙除利用编纂《明史》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扩大延揽他们从事编书工作。康熙时期编成了许多书籍，内容无所不备，有的在今天仍有研究参考价值。而他的这一作法是和他的争取知识分子政策连结在一起的。康熙认识到要想社会安定，政权稳固，必需笼络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肯于在清政权统治下受职任事；至少不再心存敌意，不再谋图反抗。他对那些隐居逃世，拒不出来作官的人，只要不作公开的诬蔑言论和反清活动，就给以宽容，听其“我行我素”。康熙之所以要这样作，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其政权的稳固。

康熙是很好读书的一个人，他的学问面颇广，对词章、声韵、历算、律吕等都有很高的水平。康熙九年命令礼部设立“经筵”制度，经筵是仿效明朝为皇帝专设的讲习《四书》、《五经》的一种制度，有“经筵讲官”。康熙对此做得最勤，就在三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每天照常举行经筵。他想要把儒家的一套学术理论学到手，以便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康熙极

推崇《尚书》，说它“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值得朕留心研究。”康熙非常相信儒家学说思想，对儒家以外的学说持否定态度，康熙是一个遵行儒术的封建君主。

康熙对政治讲究实用，他对《资治通鉴》颇为肯定，说它是一部好书，对治理国家有用。而对《左传》则不太喜欢，说这本书不切实际。康熙是善于运用儒家思想加强统治的一位皇帝。

康熙对宋朝理学家朱熹极尽恭维之能事。可是对待那些自命为理学家的臣属们，每当看到他们虚伪作态，名实不副的地方，便加以无情的揭露。康熙认为要讲理学，就须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冒充有高尚道德。

康熙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制等方面的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理论中发挥出来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是清朝的“祖训”。康熙勤勤恳恳地执行，而且对勤政这一条执行得最好。康熙帝认为，要使全国归于“正”，就应当使朝廷先“正”了。但是，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必须把好的提拔上来，坏的淘汰下去。不然的话，只有好的勤于职守，那坏的不受惩罚，这怎么行。康熙很知道人材难得，因此他既留心选择，更要进行考验。

康熙的一生作出了很多的成绩。康熙五十年（1711 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要把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些。他常告诫地方官吏不要多事扰民，说：“与民休息，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前代君臣，经常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虚耗元气，导致全国上下矛盾重重。应该引以为鉴，不犯类似的错误”。在当时，需要恢复元气，发展生产，官不扰民，确实是一个重要条件。不过，康熙之所以重视此事，还存在着一种顾虑，即害怕老百姓造反。

康熙的军事思想也很丰富。首先，他广行招抚。对三藩、台湾及准噶尔都采取的这种策略。吴三桂，已经揭起叛旗，仍然允许认罪归附；对噶尔丹更是如此；最突出的是对待王辅臣，他三叛三附，并且杀死经略和朝廷使臣，最后对他还是免罪复职，不追究责任。用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扩大战乱和分化孤立敌人。他信任降将。施琅、林兴珠、韩大任、朱天贵等人，归附之后，或建立大功，或战死疆场。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三藩，早有精神准备，事件爆发，毫不惊慌，从容应会。对台湾，更是多年观察筹备，时机一到，立即进行。对俄罗斯的抗击，不但先派人出去侦探敌方情况；同时在瑷珲、齐齐哈尔修建堡垒，征集粮食，备足三年需用。准备充分之后，打起仗来，才有必胜的把握。

康熙在每次获得胜利时，朝臣总是奏请加上尊号，他都严峻拒绝，并且坦率地讲出道理。他先后 5 次拒绝给自己加尊号。在接连取得胜利之后，能够如此坚决地拒绝颂扬，在封建帝王当中还是罕见的

康熙在他 64 岁时说：“我这个人生来并无灵异，长大之后，亦无非常。” 又有一次对臣下说，你们总是说“皇上由天授。其实我很清楚，没有人生来就是圣贤，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康熙说：“满招损，谦受益”。一次命令大臣草拟圣旨，见其中有“海宇升平”等语，便告诫说：“象这样的浮夸之辞，以后不许再提。”这样能保持谦逊而不骄傲自满的态度，很值得予以肯定。

当然，从康熙帝一生的活动事迹来看，有优点，也必然有缺点。

康熙本人很喜欢自然科学。他曾接近过许多懂得科学技术的西洋天主教传教士，并且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少关于天文历算以及技术等知识。他会使用仪器测量水势，还能计算闸口的流水量。在三藩战役中命南怀仁制造火器。

他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然而，他却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掌握科学知识，并制造西洋先进器械的科学技术队伍。康熙从小就信赖祖传弓马惯技，所以他能建立“善扑营”，而不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来建立铸炮厂。他怕广大汉人学会科学技术之后，更加难于控制。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科学水平，是他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在台湾问题解决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 4 个海关，准许商人载货出洋贸易。当时沿海顿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样一直维持了将近 30 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 年）又重行海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内地人民和海外勾结生事。清朝从入关以来即感到沿海海寇难于扫清；同时当时中国出海贸易的船只，出去的多回来的少，更使得产生疑虑。最后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经由官商，即所谓“十三行”包办起来。闭关的政策会阻碍工商业的扩大发展，这就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摧折。其更加严重的是，从此消息闭塞，最后落得中国光挨打。康熙也曾预见到中国未来必有外患，可是并没有作出积极措施。这应当说是康熙的过失。

清朝到康熙后期，已经过六七十年的统治，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内地人民对清朝的仇视情绪渐渐消逝。而康熙于五十二年（1713 年）大兴“南山集文字狱”，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而还将与之有文字牵涉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并株连众多。《南山集》案是经康熙亲自处理的，竟如此残忍。

康熙建立皇储一事，从康熙十四年（1675 年）立皇子胤■为皇太子，到五十一年又将他废掉，在这将近 40 年中间，一再废立，直到他临终前未能解

决立谁的问题，夺位的斗争即由此而生。康熙有 35 个儿子，难道找不出一个堪当储位的吗？他晚年多疑，没有能够安排好此事。康熙的这一失误对人民和国家也有消极影响，是康熙的一个很大的失误。

康熙一生确实作过一些有益的事。17、18 世纪之际，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加强了，国家的基础比以前巩固了。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费尽心机想要瓜分中国，总未得逞，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康熙一生的努力经营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