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疲惫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徐悲鸿

心怀祖国的安危

徐悲鸿结束了画展，取道海参崴，乘一艘日本客轮，于1934年8月17日回到上海。

他的学生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庆贺他载誉归来。徐悲鸿带回了极为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也带回了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们的美术复制品分赠给学生们，其中有大量的俄罗斯巡回画派艺术大师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作品复制品，如《伊凡杀子》、《札波罗热哥萨克人给苏丹王写信》、《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等。

徐悲鸿热烈地推崇这些作品，他也是第一个将俄罗斯巡回画派介绍给中国的人。

然而，中国时局变幻，形势愈加恶化。徐悲鸿心情难平。

一天，他腋下夹着画卷，走上艺术系的讲坛。面对学生们充满希望的目光，徐悲鸿一字一句地说：“同学们，看了动人心弦的戏剧而为之流泪的事是常有的，看了一幅画令人感动流泪的事却是很少有的。而我却有切身的感受，这就是看到这幅画时，我被画面及其思想打动了，我仿佛也置身于画中，不由得泪珠滚滚。”

徐悲鸿说完，打开了一幅画。同学们争相观看，有的还站起身来。徐悲鸿把画在墙上挂好，然后说：“这是我在巴黎卢浮宫临摹的，德拉克洛瓦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看不清楚的同学可以轮流到前面来看个仔细，尽管我临摹得不好，但我想它也会打动你们的！”

徐悲鸿充满感情，给同学们讲解着：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初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浪漫主义画派的主将。他痛恨土耳其对希腊的残酷统治，寄同情于被异族迫害的希腊人民。抵抗土耳其压迫的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于1820年，德拉克洛瓦早在战争开始之翌年即想以这个事件为题材作画。

然而他的构思直至1822年4月，在听到希阿岛的残杀事件之际才形成。在这次事件中，被屠杀的岛民总数达两万余人，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剩下的人都被当作奴隶让土耳其军队掳走。

德拉克洛瓦刻画出了暴力之前一筹莫展、愕然等死的希腊人悲剧。这幅画反映了作者尊重民族独立自主的可贵思想，整个画幅达15平方米，它一诞生，便立刻在法国画坛内外引起极大震惊。

介绍到这里，徐悲鸿意味深长地说：“看了这幅画，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祖国的现实……”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屠刀横舞，烧杀抢掠，而蒋介石派出大批反动军警搜捕、枪杀爱国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

徐悲鸿之所以特别欣赏、推崇这幅油画，还因为作者大刀阔斧，气势磅礴，打破了传统的拘泥手法。

徐悲鸿指着画面右前方一位奄奄一息的妇女说：“这一形象的刻画，创造性地发挥了油画语言和思想感情完美融洽的艺术技巧，在油画艺术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同学们看，那妇女的眼睛虚合着，脸面显得朦胧，但一点儿也不感到松散；肤色惨淡，但精微而多变。那个正匍匐在她的胸前，状若吮乳的婴儿，使人看了不禁凄然落泪。作品表达了撼人胸怀的人道主义，发出悲天悯人的强烈呼声，而这种油画技巧，则出于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

徐悲鸿精辟独到的分析，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共鸣，激励着他们为祖国的艺术事业而发奋，为祖国的前程而思索，而行动。

徐悲鸿离开苏联前，曾建议苏联美术家到中国举行展览。他的建议促成了1935年在南京和上海举行的苏联版画展览。他为展览会撰写的序言说：

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世界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友好的感情应当从文化交流开始。

徐悲鸿从国外归来，才知道高奇峰先生不幸因病逝世。他的女弟子张坤仪女士含泪跪在徐悲鸿面前，陈述这一不幸消息时，徐悲鸿缅怀往事，也不禁潸然泪下。

徐悲鸿在1935年出版的高奇峰遗画集第一辑中题写了“发扬真艺，领导画坛”八个大字赞颂高奇峰先生的功绩，并写道：

奇峰先生以画负盛名于中外，吾与纳交20年，而一别10余载。去年7月，吾以其《孤帆》售于法博物院，何期归来，遂已隔世。张女士坤仪以其画集见示，言念旧游，凄然泪下，庶几其泣鬼神而惊风雨者，不随其魂魄而长往也。

1936年初，一个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强烈地震动了刚刚回国不久的徐悲鸿——他的好友田汉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

徐悲鸿急忙赶到田汉家里。田汉的老母见到徐悲鸿，扑倒在徐悲鸿的面前，痛哭失声。这位年轻时就死去了丈夫，孤苦伶仃地抚养3个孤儿的母亲，在生活中经受过种种困苦和磨难，她都毫无怨言，十分坚强地走过来了。但是，现在她眼看最心爱的长子陷入囹圄，就像有人在她心上捅了一刀，从来不愿流泪的母亲，现在却泣不成声。

徐悲鸿连忙搀扶着田老太太，耐心地劝慰她。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和徐悲鸿一起安慰着年迈的婆母。她流着眼泪告诉徐悲鸿，这些日子她背着孩子、提着饭菜去探监时见到田汉的情形。徐悲鸿满含热泪表示，一定要尽心竭力去营救田汉。

徐悲鸿为营救田汉而四处奔走。终于由他和宗白华先生一起出面，保释田汉出了监狱。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出狱后，并未沉默。他献身于中国进步戏剧事业的决心毫未动摇，并积极筹组话剧团体，准备上演反映现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戏剧。

这年11月，田汉主持的“中国舞台协会”宣布成立，文艺界许多人前来祝贺，洪深、张曙、马彦祥、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吴茵、吴作人等都到会了。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械斗》和《回春曲》。

当时，徐悲鸿深受感动地写道：

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革命的文化运动激励着徐悲鸿的斗志，陶冶着徐悲鸿的思想。

这天，徐悲鸿站在家中的画室里，看着自己书写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出神。忽然，门外人声嘈杂，他忙迎出门，原来是10多个男女学生来到他家。

尽管外面飘起雪花，显得很冷，但他们一来，却使人感到热气腾腾。他忙给同学们沏茶解寒，谈话中，知道他们原来是去游行，在警察干涉威胁下，又按原定路线走完全程。徐悲鸿也为之高兴。

一个名叫朱丹的同学激动地说：“徐先生，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凡中华儿女，都不甘心坐以待毙。我们要抗日！一些同学商量了，准备暂放画笔，拿起刀枪上前线，打鬼子！”

徐悲鸿自豪地望着同学们，说：“同学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支持你们的爱国行动，为表心意，凡上抗日前线的，我送20元大洋作为盘缠！我可以画画，变卖字画，还可借债。同学们，我想的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以后，只要我是艺术系主任，保留你们的学籍，再来学习！”

正当这个爱国的艺术家热心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之时，一只罪恶的手在他的背后设下了卑鄙的陷阱。

这天，徐悲鸿打算约一位朋友同去田汉那里，提前从中央大学回家来。他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张道藩往外走。这个经常利用徐悲鸿不在家时私会蒋碧薇的国民党鹰犬，没有料到徐悲鸿提前回家，弄了个措手不及，又尴尬，又恐慌，又不得不装腔作势。

张道藩故弄玄虚，停顿片刻说：“徐先生，你清楚，我们的蒋委员长对你的绘画评价很高，对你的人物肖像尤为赞赏。他亲口对我说过，你把人物肖像画得惟妙惟肖，不仅外貌逼真，并且内含精神，真不愧为人物肖像画大师。”

张道藩看徐悲鸿一脸愠怒，干笑一声继续说：“因此，特请你挥洒生花妙笔，为蒋委员长画一幅像，作为他50岁大寿的祝贺，这对你来说，岂不是喜从天降？”

他加重语气说：“这可是很多画家巴不得的美差，千载难逢，机不可失。画好后，蒋委员长定然要……”

徐悲鸿望着张道藩眉飞色舞的样子，像吃进了苍蝇般地恶心。提起“蒋委员长”，他立刻自然地想到了东三省，脑子里闪现的是卑躬屈膝，拱让国土和屠杀爱国志士的丑恶面目。暗忖：“我岂能为这样的人画像，又怎能把这样的人画好？”他默不作声，脸色严峻，不为所动。

张道藩身怀使命，所以极尽恭维。不想，徐悲鸿断然说：“张先生，实话实说，我是个穷画家，教书匠，我不愿靠溜须拍马往上爬，只靠这个混碗饭吃。我对给你们的蒋委员长作像，丝毫没有兴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据我所知，上海城隍庙里不少店子既画得像，又画得好，且价钱便宜。你既然负此使命，不妨去上海跑一趟，肯定会使你满意的。”

没等徐悲鸿把话说完，张道藩就吃惊地把眼睛睁得溜圆，叫道：“你连给蒋委员长画像都没有兴趣？”

“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不感兴趣！”

徐悲鸿侧目看了张道藩一眼，说：“我的画是战士胯下的马，孺子手中的牛，如此而已。”

“这么说，你肯定不给蒋委员长画像了？！”

徐悲鸿冷冷地摇了摇头。

张道藩又羞又恼，渐露本相，威胁说：“你不要忘记，你的很多画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不稳和狂热，持续相当时间。《逆风》是鼓吹与当局对立；《九方皋》则是讽刺当今领袖不识人才，蒋委员长为此而大怒，看了这样的画，会对政府和领袖失去尊重！”

徐悲鸿冷冷一笑说：“部长先生，你太抬举我了，小小的几张画，竟有那么大作用？笑话！”

张道藩又说：“念及老同学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我给你打了圆场。你是明白人，我再一次奉劝你，还是不要那么固执的好，免得事后后悔！”

徐悲鸿尽量克制住自己，缓缓语气说：“我只会感到自豪，何以会后悔。我们俩想的不一样，你的信条是沽名钓誉，高官厚禄，而我的座右铭是这个！”他一指墙上悬挂的自己亲笔手书的条幅，上面写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笔锋刚直，一派正气，凛然不可侵犯。

张道藩看看条幅，又看看徐悲鸿，惊愕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站起身，牙齿咬得咯咯响，脖子上暴起青筋，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走了。

徐悲鸿瞅着张道藩狼狈而去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感到很舒心，很痛快，很久未有过的痛快、舒心。

此时，蒋碧薇对徐悲鸿说道：“你怎么可以拒绝为蒋委员长画像呢？你一口拒绝，还说什么对蒋委员长不感兴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这在别人求之不得的事，你却拒之千里，我真想不通。给蒋委员长画了像，你就有可能平步青云，何乐而不为？再说，你在巴黎苦攻苦读，回来也不过是当个教授而已，你看我们在巴黎的同学，那几位参加国民党的，都做了大官。而你，戴传贤院长和朱家骅部长两人要联名介绍你参加国民党，你也不肯参加，唉！”

此时，她看到墙上那副用黄色绫子装裱、徐悲鸿集泰山经石峪的大字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接着说：“你还写这样一副对联挂着，叫我看着都觉得不顺眼。你为什么直至现在还要跟田汉那帮共产党搞在一起呢？从苏联回来，你光写宣传共产党的文章，说了苏联那么多好话，你为什么不写苏联人又穷又苦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怎么不看看国内的潮流，当今的形势！我看，你就赶快替蒋委员长画张油画像，这对你有好处，否则……”

听着蒋碧薇没完没了的絮叨，徐悲鸿那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越来越紧地拧在一起，他的面容由黯淡而变成激愤了。

“我请求你不要再说下去！”徐悲鸿打断她的话，同时扬起一只胳膊，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尽说这些自私自利的话！”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好心劝告你。”蒋碧薇愤愤地说，“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分道扬镳。你不参加国民党，我参加，你不要以为我会屈从你！”

这一天，两个人又因为立场的问题而争论。

为了结束这场可怕的争吵，徐悲鸿急匆匆地从家里走出来。他什么也没有拿，身上连一文钱也没有，他一整天只是在家门附近徘徊。夜色降临了，他望见远远近近的窗子里都射出温暖的灯光，想象着那些和谐而快乐的家庭都在吃饭的情景。

他开始感到饥肠辘辘。然而，倔强的徐悲鸿此时却不愿意走进自己的家，而且他多么盼望有片刻的安静。他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他的留法同学沈宜甲先生家里。

沈宜甲先生是位化学家。他在法国时爱上了一位国民党元老的女儿张女士，但张家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不同意女儿嫁给这样一个贫寒的学生。

张女士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和沈宜甲在巴黎正式结了婚，随即，双双归国。到达广州时，张家电告广东省主席将沈宜甲扣押起来，关在监狱里。但她矢志不移。后来他们终于又生活在一起，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不幸的是这个男孩患病夭折。他们夫妇受到这个打击，心情都很抑郁，时常发生口角，感情渐渐破裂。最后，彼此同意离婚。张女士嫁给一位革命先烈之子，沈宜甲则一人孤单地生活着，以至于今。

徐悲鸿来到沈宜甲先生家里，得到了老同学的同情和安慰。那天晚上，徐悲鸿忽然感到头很沉，全身软弱无力，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好像要病倒下去似的。

第二天，他到一位很熟悉的医生那里求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医生对他说：“徐先生，你的血压偏高，现在还不严重，但有高血压的倾向，你要注意，不要太紧张。而且，你的肾脏有慢性的炎症，这和劳累有关，需要很好的休息。”说着，给徐悲鸿开了药方。

但是，他到哪里去休息呢？他从医生那里出来，仍回到了沈宜甲的住处。他不想再回自己的家，他害怕那无穷无尽的吵嚷。他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休息。

1936年夏初，徐悲鸿愤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拒绝为蒋介石画像。

这之后，他便时时受到刁难、威胁。正在这个关头，李宗仁在广西连发电文邀他赴广西作画，还表明，乐意为徐悲鸿在桂林建立中国第一座美术馆提供资金和方便。

徐悲鸿悄悄和爱国人士李济深等朋友商量后，只身南行。

在南京下关车站乘上火车，徐悲鸿如释重负。他靠在车窗旁，凝望着车窗外面急速后退的房屋和田野。在隆隆的车声中，南京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他觉得心上一阵轻松，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些无边无际的忧虑和痛苦，好像随着火车头喷出的浓重烟雾，袅袅地飘散在漫长的旅途中。

美丽的大自然永远是徐悲鸿精神上最好的慰藉，它温柔地抚慰着他那受了创伤的心。桂林无比秀丽的青山绿水，重新唤起徐悲鸿心上的欢愉和振奋，他又沉浸在创作的热情中。

他用淋漓的笔墨，描绘了烟雨迷蒙的漓江，苍茫而秀丽，在我国的山水画上别开生面。

徐悲鸿知道李宗仁在广西是主张抗日的，这颇合他的心意。一到南宁，看到省府对面墙上有4个大字：“明耻教战”，立刻触动了他的一颗爱国心。

他很快就在《广西日报》上撰文，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寡廉鲜耻”“丧权辱国”，明确表示坚决抗日的主张。人们都知道大画家徐悲鸿来到广西，现在又见到他的抗日主张更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

在广西的日子，徐悲鸿一面作画，一面在桂林艺术馆、广西艺训班教授美术。桂林那奇幻美妙的山水使他心旷神怡、画兴大发。

徐悲鸿正在桂林专心作画时，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写道：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意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并进。瞻念前途，殷忧易极。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

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

呜呼！“九·一八”之创伤未复，“一·二八”之血腥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5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

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

通电呼吁国民党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当时，西南将领数十人通电表示拥护：愿“为国家雪额年屈辱之处，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六一运动”使全国为之震动，徐悲鸿也感到鼓舞。

但是，接着而来的却是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大军，直向广西进逼，准备分四路围困广西。广西当局也异常激愤，将省防军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预备与中央军决战。

剑拔弩张，形势危急。许多人纷纷逃离广西，但徐悲鸿却坚决表示愿留在广西，支持广西军民的抗日要求。

当时，徐悲鸿还没有看到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只被“抗日”和“反蒋”的口号所激动，因此不计个人安危，但求民族精神之振奋。广西军政领导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对徐悲鸿这种态度十分敬重，给予很高的礼遇。

在南京的蒋碧薇眼看战事如弓在弦，一触即发，她决定亲自冒着危险，去劝说徐悲鸿赶快回来。她由上海乘轮船赴香港，由香港转乘火车至广州，由广州又转车至三水，然后乘轮船至梧州，由梧州乘小火轮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正值炎热天气，她一路奔波，十分辛苦和焦虑。

徐悲鸿接到蒋碧薇将到达南宁的电报，无限欣喜和感激地去轮船码头迎接她，过去那些不幸的争吵仿佛已化为轻烟，他心中重新升起美好家庭的愿望。但是，两人单独相对时，却又开始了极不愉快的谈话。蒋碧薇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徐悲鸿突然又感觉过去那种不和谐的气氛弥漫在他们之间。

“我是专程前来请你回南京的。”蒋碧薇一见面就亮出底牌说。“你明知李宗仁同蒋委员长闹对立，广西一小撮人和南京政府唱反调，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同流合污？”

“住嘴！”徐悲鸿一拍沙发扶手，瞪大眼睛：“谁同流合污？南京政府丧权辱国，专门与民众为敌，回去想想你自己的行为吧，那才叫同流合污！”徐悲鸿显得怒气冲冲。

随即想到蒋碧薇千里迢迢地赶来的辛苦，徐悲鸿不由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亲切地说：“你千辛万苦来到南宁，我本应跟你一同回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走。广西全体军民强烈要求抗日，理应得到全国人民支持，何况现在广西被数十万中央军包围，我走，岂不变成了负义！”

“我知道，你心中永远没有我，你不愿负别人，就只愿负我，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再让我一个人回去？”

“那么，你也留在这里，好吗？”悲鸿满怀希望地问。

“你真是异想天开！我对广西就反感，李宗仁、白崇禧这伙人是强盗，他们想造中央的反！”蒋碧薇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说道：“权威人士告诉我，只要你肯回南京去，政府给你留着位子。”

徐悲鸿站起身来说：“原来你是充当说客的，是谁叫你来当说客的，是张道藩，还是陈立夫？”

徐悲鸿没有说错，蒋碧薇此次之行，是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交代张道藩出面，亲自向蒋碧薇授意的。蒋碧薇明知不能说服徐悲鸿，可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成行。不想，头一次交谈，两人便不欢而散。

徐悲鸿的脸沉下去，真正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默不作声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徐悲鸿陪同蒋碧薇去游览了漓江，在桂林和阳朔逗留，但彼此心情落寞。

这天，正值广西当局召集“抗日会议”揭幕前夕，各地代表均已抵达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风云人物在省府礼堂，大摆宴席，招待群贤。蔡廷锴、蒋光鼐、徐悲鸿等名流毕至。

李宗仁首先走到徐悲鸿面前，盛赞他的为人，并提议为他的绘画艺术取得辉煌成就干杯。

席间，酒催人意，一些人站起来慷慨陈词，批评南京蒋介石政府违背民族利益，主张立即展开抗日行动。蔡廷锴将军更是无比激动，他用捏紧的拳头敲着桌子，大声说：“凡有一点骨气的中国人，都不会置国土沦亡于不顾，谁不抗日，就不是炎黄子孙，就不是他祖宗的骨血！”说完，他举杯邀祝：“为在抗日中捐躯的爱国志士们干杯！”

人们纷纷举杯响应，气氛非常热烈，令人振奋。

此时，徐悲鸿极为兴奋，酒也多喝了几杯，话也显得多起来了。蒋碧薇则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冷眼观望。她见徐悲鸿毫不动摇，知道此行难达目的。

不久，徐悲鸿从南宁飞机场送走了蒋碧薇。

之后，徐悲鸿在海外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呼唤民众起来抗日的文章《新生命活跃起来》。

他又重新开始投入创作。他先后画了《风雨思君子》、《晨曲》、《古柏》、《逆风》等国画，以寄托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在《晨曲》的画面上，光秃秃的枝丫纵横交错，许多小麻雀在叽叽喳喳歌唱，期待春天的到来。徐悲鸿特意在画上题字：“丙子，春不至。”这道出了画家多么渴望人民生活中的春天到来，但春天却没有来。

《逆风》的画面也是画了一些小麻雀，正迎着狂暴的逆风，振翅疾飞，表现了画家的愿望和人民的反抗精神，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古柏》的画面描绘了在北平习见的古老柏树，巨干虬枝，郁郁苍苍，树下坐着一个人，那正是画家自己。悲鸿在画面上慨然题诗：

天地何时毁，

苍然历古今。

平生飞动意，

对此一沉吟。

在南宁，徐悲鸿还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篇斥责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卖国投降的文章，发表在广西的报纸上。没想到，这正义的呼声却招来了一场风波。

这篇文章不久就被一位惯于抄袭剽窃的上海画家翻印了数百份，分寄给国民党政府的党政要人，以讨好他们，并企图置徐悲鸿于死地。

后来，又有人假借中央大学学生会之名，登报攻击徐悲鸿反对蒋委员长，说他在需要加强国防之际，搞分裂活动，他已不能见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文化界了。

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地下党党员朱丹、徐萱等人十分气愤，募捐并联合同学登广告，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名义，斥责有人盗用中央大学学生会之名，对徐悲鸿老师进行攻击，指出这种行径极为可耻。

然而，徐悲鸿的言行却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以至这年9月初，国民党中央决定撤回包围广西的各路大军，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紧张局势顿趋缓和的时候，徐悲鸿却不能归去。

几位好心的朋友从南京来信，劝他不要急于回南京。于是，徐悲鸿只好亡命广西。他又回到了桂林，放舟于漓江之上。

美丽的漓江不仅是徐悲鸿的良伴，而且成为徐悲鸿的安身立命之处。徐悲鸿经常乘一艘木船，漂流在漓江，过着与水上人家相似的生活。为他驾船的是一位40多岁的广西船夫，徐悲鸿亲切地叫他周大哥。

周大哥有一个独生子，已20多岁，在桂林街头摆小摊，卖点香烟之类的零星物品，他常和母亲一起到船上来。徐悲鸿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吃着那最简单的稻米和芋头。

水上人家的恬静生活唤起了徐悲鸿的创作欲望，从不肯停下手中画笔的他，在船上创作了国画《船户》，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

有一天，徐悲鸿在阳朔舍舟登岸，见到阳朔镇上有一所破败的小屋。屋前有两棵高大的白玉兰树，正在盛开，朵朵繁花，艳如白雪。

徐悲鸿恋恋不忍离去。他忽然想租下这所小屋，和那位船夫周大哥一起住到这里，做一个阳朔的老百姓。他当时还刻了一方图章：“阳朔天民”。

后来，这件事被李宗仁知道，派人去买下了那所小屋，加以改建，送给徐悲鸿。徐悲鸿虽然感激李宗仁先生的盛情，但他站在那白壁红窗、巍然屹立的房屋前，却感到怅然若失，他深深地怀念着原来那所小屋的天然情趣。

这时，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们，虽然十分盼望徐悲鸿回校教课，但有位上海画家已由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推荐，准备去代替徐悲鸿的位置，校长罗家伦也已决定聘请他。

艺术系的学生们得知后，立即向罗校长请愿，坚决拒绝那位能力浅薄的上海画家，强烈要求学校当局请徐悲鸿回来教课。罗校长说：“不是我们不请他，是他自己不回来呀！”

学生质问罗校长：“为什么学校不去信，请徐悲鸿老师回来呢？”

后来，由于学生们纷纷写信催促徐悲鸿回来教课，徐悲鸿才回到南京，又开始了他辛勤培养美术人才的工作。

为国画艺术奋斗

徐悲鸿对学生的要求仍极为严格。

有一次，学生冯谷兰生了一场病。病愈后回来上课时，徐悲鸿看到她画的素描，形有点不准确，十分严厉地说：“你病了一场，把聪明都病掉了，应该打两下手心！”

他对学生的素描习作，要求高度准确，不允许有一线之差。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都学他的画法，善于引导学生向各自的长处发展。

学生沙耆在塑造形体时，善于用大块的面来表现体积感，画得比较朴实，很少用华丽闪光的色彩，喜欢用灰调子，但却能表现本质的东西。

徐悲鸿很赞赏，不断地表扬他。学生问德宁的色感很强，他的习作色彩很丰富，只是素描差一些，造型不十分严格。但是，他有自己特有的色感，有个性，别人代替不了他。徐悲鸿也很鼓励他，说他很有发展前途。很可惜问德宁不幸早逝，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爱国热忱，逮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蒋介石也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和联合抗日的条件。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初步形成的可能，为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做了有利的准备。

1937年1月28日，徐悲徐鸿缅怀淞沪抗战，创作了国画《壮烈之回忆》。在画面的右上角题写了：

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易胜感叹。

这幅国画以高叫的雄鸡，象征全国人民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随后，他又创作了《风雨鸡鸣》。画面描绘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感，抒发了画家渴望漫漫长夜逝去，黎明即将到来的心情。

这个时期，徐悲鸿精力充沛，创作颇多。祖国的多灾多难和动荡不安，使他越来越紧密地把自己的创作同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安危融合在一起。

这一年春天，徐悲鸿携带他的作品赴长沙、广州、香港举办画展，积极宣传抗日。在长沙画展时，由于观众拥挤，致使楼板坍下，几乎造成大祸。

画展圆满结束，徐悲鸿准备由香港转赴桂林。在那里，他创作了有名的国画《漓江春雨》，描绘了祖国河山的美丽，以表达人民在国破家亡之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爱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

正在桂林的徐悲鸿急忙赶回南京，打算将家小全都接到桂林去。但是，蒋碧薇却坚决反对。

徐悲鸿盼望与蒋碧薇言归于好。但是，他没有想到蒋碧薇已堕落成为张道藩的情妇。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准备迁往重庆，而张道藩暂时还在南京，蒋碧薇宁愿留在南京。要走，也只愿到重庆去。于是，徐悲鸿只好留下一笔路费给她，自己匆匆返回广西了。

不久，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学生们又纷纷要求悲鸿回校教课。徐悲鸿于这年10月，回到中央大学。

刚刚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舍简陋，绘画材料也很匮乏。徐悲鸿帮助学生们从各方面克服困难，用猪鬃做油画笔，找油漆工厂做油画颜料，忙于为学生奔波。有些学生情绪低沉，他极力鼓励他们，使他们精神振奋起来。除了课堂作业，他还教学生们画宣传画，让他们积极投入抗战的洪流中。

徐悲鸿住进中央大学的单身宿舍，过着孤寂的生活。只有用教学和创作来取代他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也只有教学和创作才能使他感到欣慰。

中统特务头目张道藩，这个在绘画上一无所成的国民党政客，既嫉妒徐悲鸿的才能，又痛恨徐悲鸿不愿为国民党所用，便通过蒋碧薇的手，来对徐悲鸿施加迫害和报复。

1937年的农历除夕，在人们的鞭炮声中，徐悲鸿独自一人在嘉陵江畔照路而行。家庭的温暖已变成遥远的往事了。在家家户户团聚的除夕之夜，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远在沦陷区的老母和弟妹，国破家亡的辛酸感触，弥漫在他心里。

在寂静无人的岸边，忽然有一个身背竹篓、捡拾破烂的妇人蹒跚地向徐悲鸿走来。她衣衫褴褛，两只饥饿的眼睛射出可怕的光芒。

这个在除夕夜晚还惶惶地寻找生活的妇人，蓦然出现在徐悲鸿面前，引起了他强烈的同情。他急忙伸手到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塞到那个妇人手中。

就在这一瞬间，徐悲鸿仿佛看到了20多年前在黄浦江畔的那个阴冷而可怕的夜晚，他仿佛又听到了江水的呜咽和叹息。时间过得多么快，他已40多岁了，但这个社会仍是那样，什么也没有改变。

他急匆匆地跑回宿舍，在寒冷的灯光下，研墨挥笔，默画了那个妇人的形象，这就是他的国画《巴之贫妇》。在画的右上角，徐悲鸿感慨地题写了如下的词句：

丁丑除夕，为巴之贫妇写照。

在重庆，徐悲鸿尽管个人生活遭到极大不幸，但他的创作热情并没有因此而稍减，仍旧不停地用他那支画笔，抒发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徐悲鸿在重庆，发现这个依山而筑的城市，房屋层层上升，街道也是上上下下的斜坡，有层层而上的石梯。在他住的沙坪坝，常常看见许多人用双肩挑水，爬越百丈以上的阶梯，将一担水送上岸来。这种极为艰苦的劳动，深深触动着艺术家的同情心。

徐悲鸿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创作了国画《巴人汲水》。在这幅长2.95米，宽0.635米的画面上，徐悲鸿深刻描绘了劳动人民的艰辛。

卢沟桥事变后，出现了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继平津陷敌之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南京又失守，武汉岌岌可危。

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逃到后方，扶老携幼，流离失所。为了筹款捐助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也为了向华侨和在国外宣传抗战，徐悲鸿决定去新加坡举行画展。

当时，为避免敌机滥施轰炸，徐悲鸿曾将自己的全部作品，存放在桂林七星岩岩洞内。由于需要携带一部分作品出国展览，1938年7月，徐悲鸿离开重庆去桂林。

然后，由广东沿西江东下，拟赴香港，再从香港去新加坡。但是，由于广州沦陷，他在西江漂流了月余。船到西江江门，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小城市，约50000人口，名叫四会。那里有一位画家陈先生，曾在广州美术学校任教，听说徐悲鸿路过此地，特来船上访问，并邀徐悲鸿至其叔父家餐叙。

饭后，陈先生拿出一幅他自己的作品《西江寻梦图》请徐悲鸿观赏。这是陈先生应他的叔父所请而作的。他的叔父有一位爱子，17岁去世，心中万分悲痛，所以请陈先生作此图纪念。

徐悲鸿虽然很称赞陈先生的技法，但是，他一眼就看出这张画的缺点，幽默地说：“此图可题为‘长江寻梦图’或改为‘黄河寻梦图’否？甚至叫黑龙江寻梦图也无不可。”

陈先生愕然：“那么，徐先生，我应当怎样画，才能叫‘西江寻梦图’呢？”

徐悲鸿微笑着说：“既然是广东西江，就应当有确指地域和环境的标志。如果用屋宇表示，广东房舍的结构与别处不同；如果用植物表示，如长江以北少竹，黄河以北更罕见。就竹而分，广东、广西多是丛生的翠竹，不像江浙、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竹能成林。再有，福建、广东多见垂根之巨榕，湖南、江西、四川也有榕树，但不垂根，而叶大。这也是区别之处。但据我看，芭蕉在广东省，结实累累，在江浙、四川的芭蕉便只开花，很少结实。而广东近热带，多参天的棕树，如在图中多画几株高大的棕树和结实累累的芭蕉，便自然不可改易地域了。”

陈先生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心里惊叹眼前这位艺术家竟对祖国地理、植物如此熟悉。

徐悲鸿爱画如命，特别对有价值的艺术品，更视为生命一般珍贵。为此，他特意刻了枚方形印章，上边刻着：“悲鸿生命”四个梅花篆字。凡属名贵藏品，他都要工工整整地盖上这个印记。

在他收藏的数以万计的艺术品中，有一幅名曰《八十七神仙卷》古画。这幅相传是唐代的作品，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珍贵的人物画之一，也是研究我国艺术遗产的极其难得的资料。徐悲鸿特别喜欢这幅《八十七神仙卷》古画，视若自己的“生命”了。

早年，徐悲鸿就听说这一珍奇国宝去向不明，便时时、处处留心，朝思暮想要找到这幅画。但他从国内找到国外，都没找到它的踪迹。事情往往异常奇巧，叫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38年底，他到南洋举办画展，这年年底，徐悲鸿到达香港。

有一天，作家许地山先生及夫人介绍徐悲鸿去看了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国字画。这位夫人的父亲在中国任公职数十年，去世后，遗产由其女儿继承，其中有4箱中国字画。但她对中国字画竟一无所知，便托许地山夫人为她觅人销售。

因此，当徐悲鸿来到她家时，她十分欢迎，亲自将4箱字画打开。徐悲鸿先看了第一箱，又看了第二箱，从中挑出两三件他欣赏的佳作。看到第三箱时，徐悲鸿的眼睛陡然一亮，一幅很长的人物画卷奇迹般地出现在面前，顿时他展开画卷的手指因兴奋而颤抖起来，他的心欢快而激烈地跳动着。他几乎是叫喊道：“下面的画我都不看了！我只要这一幅！”

德籍夫人愣住了，她仍请求徐悲鸿继续看下去。但是徐悲鸿连连摇头说：“没有比这使我更倾心的画了！”

当即商量价格，徐悲鸿因手头的现金不足10000元，提出愿意再加上自己的作品7幅，作为交换。

德籍夫人思索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这就是徐悲鸿为之神魂颠倒的唐画《八十七神仙卷》。这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绢底呈深褐色。画面有87个人物，列队行进，飘飘欲仙，那优美的造型，体态的生动，道劲而富有生命力的线条，虽然没有着任何颜色，却产生渲染的效果，展现了我国古代人物画的杰出成就。

徐悲鸿十分推崇我国传统的线条白描技法。他认为：“线条必须综合渲染作用，方为尽其能事。”《八十七神仙卷》是达到这个境界了。

我国北宋画家武宗元所作的《朝元仙杖图》与此卷构图完全相同，但武宗元卷显然是个摹本。张大千先生认为“北宋武宗元之作，实滥觞于此”，并认为此卷可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粉本。

徐悲鸿也认定，非唐代高手不能为，并在画面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

当时，这是在国内仅见的唐代人物画卷。除此之外，便只有后来曾归张大千先生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徐悲鸿能为这件流落外国人之手的国宝赎身，使它回归祖国，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事。

徐悲鸿携带着重新装帧并加了题跋的《八十七神仙卷》，来到香港，请香港中华书局照相制版，用阿罗版精印。但他来不及等待出版，就起程赴新加坡了。

从南洋归来，徐悲鸿把画卷加以整修，使画面完全恢复了本来面目。谁见了这幅画，都要加以赞美。懂行的人更是连连说是“难得的珍品”“少见的神品”，以一睹为快。

徐悲鸿也不保密，经常拿出来给同事和学生们欣赏、研究。有人劝他小心，他说：“物尽其用，这样才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啊，只是收藏物，有何价值？”他万万没想到，这幅画被人盯上了。

1942年秋末，《八十七神仙卷》运往昆明时，徐悲鸿突然发现画卷不翼而飞了。徐悲鸿焦急、惊愕、不知所措，经人提醒，他才跑去报告了警察局。此后，虽然是侦骑四出，但是《八十七神仙卷》还是无影无踪。

一向将《八十七神仙卷》古画视若生命的徐悲鸿，心情变得十分忧郁。他觉得这是自己生平以来一件很大的不幸。他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人一下子憔悴了，最后终于病倒了。病中的他常常在睡梦中惊呼《八十七神仙卷》。

1943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姓刘的将军找到徐悲鸿，悄悄地说：“徐先生，我在成都一处地方发现了你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

徐悲鸿一听，大喜道：“你看真切了？”

那位将军说：“当然是真的，我何以能骗你。不过，徐先生，丑话说在头里，你必须舍得拿出法币10万元，我方能将《八十七神仙卷》拿到手，然后物归原主。”

徐悲鸿忙说：“好，好，只要能把《八十七神仙卷》拿到手，何惜金钱，10万就10万，我们一言为定，你我虽非至交，也不陌生，对你此举，我当重谢。”

徐悲鸿送走刘将军，心情顿觉轻松，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经过一番周折，刘将军终于把画卷拿回来了。当徐悲鸿从将军手里接过画卷时，激动得两手发颤，热泪盈眶。他急切地打开画卷，仔仔细细地看着。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徐悲鸿捧着画，犹如一位慈爱的母亲见到久别的儿子。可惜，眼前的《八十七神仙卷》由于盗窃者的改装，有关考证的题跋印章全被割去，面目今非昔比了。

唯一让徐悲鸿感到宽慰的是画面本身并无损伤，87位神仙的优美线条一点儿也没改变。

经过这次失盗，徐悲鸿更加谨慎地收藏这件珍品，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他还写了一首诗，用以自责自警：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任连城璧，负此须眉愧此身。

既得而愧，遗恨万状，赋此自忏。

1938年初，徐悲鸿在赴新加坡途中，给孩子写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

我因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献国家。

一年之后的8月，他在给丽丽的信中仍坚持在外，写道：

在国家大难临头之际，各人须尽其可能的义务。

徐悲鸿跋涉在异国的土地上为抗日募捐经费，他时刻关注着祖国大地上战争烟云。

新加坡依旧像一座美丽的花园，欢畅地迎接徐悲鸿的到来。阳光炽热而明媚，那些高达数丈的椰子树像一把一把张开的巨伞，快乐地在阳光下迎风摇摆。

这是徐悲鸿第三次访问新加坡，重逢许多旧友，倍增亲切之感。

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在新加坡几乎无人不晓。它是1939年秋，徐悲鸿在新加坡“江夏堂”完成的名画之一。

在新加坡街头，新中国剧团的几位同事正在演出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扮演戏中主要角色香姐的，是中国著名演员王莹。

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树杈上也坐满了观看的人。挤在人群中看戏的有郁达夫夫妇、胡愈之夫妇，还有一边看戏、一边作速写的徐悲鸿先生。

《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战争期间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街头戏”。剧中叙述了一个逃难入关的老人在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为了生存带着他那俊美而又能歌善舞的女儿香姐，而不得不在街头卖艺。

香姐的动人歌舞，吸引了许多观众。可是香姐饥饿难忍，在表演时，突然昏倒在地，竟使观众喝了倒彩。

香姐的亲爹眼看着一顿晚餐钱落了空，激情迁怒之下，鞭子抽在了自己心爱的女儿身上。

但他很快就醒悟了，又含泪赶快去抚慰受伤的爱女：“啊，我疯了！天哪，我用鞭子抽打我亲生的女儿。啊，可怜的孩子，你能原谅你父亲我吗？”

女儿香姐流着两行热泪说：“爸爸，我哪能怪您啊！您也是没法子啊！我知道，不是您的鞭子在打我，是那些日本鬼子，那些万恶的日本鬼子拿着鞭子在打我！”

老爹、女儿心中的仇恨，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最后在爱国观众的同情、鼓励和支持下，父女俩一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

徐悲鸿当年在新加坡，几次在街头观看了王莹的演出。对王莹，对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徐悲鸿并不生疏，他早在北平和上海便熟知王莹是个“文艺明星”。

在武汉，他也曾观看过王莹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而且深受感动，还为此作过画。

在新加坡，徐悲鸿再次观看王莹的演出，依然看不够。而王莹女士亦久仰徐悲鸿大名，并十分称赞他的人格、画品。

当徐悲鸿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王莹时，两人一见如故。徐即刻邀请王莹到他的寓所“江夏堂”叙谈。当时已是地下党员的王莹，开诚布公地向徐悲鸿介绍了国内的抗战情况，两人越谈越投机，日后成为经常谈心的挚友。

半个多月后，徐悲鸿精心绘制的这幅油画终于完成了。为祝贺它的诞生，新加坡的一些爱国华侨在“江夏堂”隆重举行宴会。

《放下你的鞭子》成为新加坡人民最喜爱的名画之一。为了满足广大爱好者的需要，还特别赶制了精美的印刷品、明信片，在南洋各地广为发行。

这张油画传遍南洋各地，徐悲鸿与王莹的真挚友情也随之加深。1943年玉莹和丈夫谢和赓在美国深造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徐悲鸿给王莹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莹弟惠鉴：

我接连得到你几封长信，使我感愧。

我当年从不欠人函件，近来大变，竟不爱写信，你那种奋励精神，朋曹无不感动。

我有数千美金交语堂先生保管，闻被冻结，但至少有800美金可动用。你如有急需，可以附函寄去取用。倘若不愿，可作为借款，待他日还我即可。

弟学成归来，我将写弟十次八次，只要你不怕麻烦。纸尽灯昏，伏维为艺自爱。

徐悲鸿

徐悲鸿在新加坡的时候，画家李曼峰先生和书法家陈之初先生先后来看望了他。

李曼峰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油画家，后来，曾担任过苏加诺总统府的画师。他描绘的地方风情和人物肖像丰富多彩，他的作品光华灿烂，像美丽的乐章。

徐悲鸿为他的画集撰写了序言，并称赞他“极负才气，油绘富丽而浓郁，在国中也少见”。李曼峰先生也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但他以超群的才华和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终于成为誉满国内外的油画家。

书法家陈之初先生不仅以浑厚洒脱、极具功力的书法闻名，而且是美术鉴赏家和收藏家。他后来曾将自己收藏的任伯年的作品，编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任伯年画集》。徐悲鸿欣然为这本画集撰写了《任伯年评传》。

为了宣传抗日和让更多的华侨了解祖国沦陷的真实情况，徐悲鸿不惜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与各界华侨交往。因而他也结识了南洋一些著名的画家。有善画水彩风景画的杨曼生、许西亚，有创出油画新风格的刘抗等。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曾写道：

潮州人张汝器，早年赴法、德两国学画，功力很深。

归至南洋新加坡，与妹夫庄有钊及建筑家何光耀倡导美术，连年举行作品展览，作品多而且好，又热心公益。

新加坡沦陷，三人皆殉难，至堪痛惜。

在新加坡，华侨占当地居民的大部分。他们热爱祖国，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到祖国被日军铁蹄践踏的悲惨情况后，都积极支持悲鸿的筹赈画展。

徐悲鸿在南洋各地举办画展，辗转3年，卖画所得10万余美元全部捐献祖国抗战事业。

积极地宣传抗日

1942年夏日，徐悲鸿返回祖国，到达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师生们挑着“噼啪”作响的鞭炮，拥向前去，热烈欢迎徐悲鸿的归来。

第二天，徐悲鸿便穿着墨迹斑斑的蓝布长袍出现在讲坛上。他环顾一下挤得满满的课堂，说：“同学们，诸位听课老师，我来讲个故事吧！在三年前，四川省招考一批中学美术教员，聘我主考。我先在黑板上画了棵黄桷树，树下站了个四川人。

“当时有人站起来说：‘徐先生画得不对，黄桷树和四川人在芥子园画谱上没有。’

“我笑问道：‘芥子园画谱上有飞机大炮吗？’

“那人摇头说‘也没有’。

“我又问：‘要是叫你画一幅我们抗战胜利了的作品，你怎样来表现呢？’他不言声了。我接着说：‘画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又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学画不能受什么画谱的限制，如果那样，中国画就走进了牛角尖。你们都是四川人，爱吃辣子，而黄桷树几乎是四川特有的树，如果连家乡的树都不会画，那还算什么美术教师啊！’大伙一听都乐了。”

徐悲鸿提高嗓门继续说：“我讲这件事，用意是想说明，作画只能以造化为师，绝不应以什么画谱为师。比如画马就拜马为师，画树就拜树为师，画什么就拜什么为师。同学们在艺术系里学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了解生活不够。怎么弥补呢？那就要经常不断地到人民大众中去生活、去写生。”

掌声骤起，震耳欲聋。有人狂热地喊道：“见解非凡，名不虚传，真乃艺术大师也！”

一个勤劳的艺术巨匠，是永远也不寻求消闲的，徐悲鸿就是这样的人。他走下课堂，又忙着看学生们的作业。他不仅会指出学生作品中的一些问题，而且还会经常鼓舞学生，并且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来帮助学生们。

1940年春，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

印度是我国亲近的邻邦，而泰戈尔先生是印度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人们称他为印度近代文学之父。他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徐悲鸿在国际大学所在地圣蒂尼克坦，和泰戈尔先生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

圣蒂尼克坦是和平村的意思，它美丽而宁静。那些硕果累累的芒果树，似火如霞的木棉花，鸟儿柔婉不倦的歌声等，都伴随着泰戈尔优雅的言谈和举止，长久地留在徐悲鸿的记忆中。

在印度，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在私人交往中，或在公开的场所讲演，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取得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在那里除了给国际大学的美术学院讲课和社交活动外，仍然继续从事创作。他为国际大学的许多学生以及一些民间艺人画了速写，如《鼓者》、《琴师》等。他还为泰戈尔先生画了10多幅素描、速写、油画及中国画的肖像。

泰戈尔先生始终如一地对中国怀着热爱和同情。他深切关怀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多次向徐悲鸿赞颂中印两国人民永恒不渝的友谊。

1940年2月17日，年事已高的印度圣雄甘地先生访问圣蒂尼克坦。泰戈尔先生亲自将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并建议举办徐悲鸿的画展，以加深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甘地表示赞许。徐悲鸿在拥挤的人群中，以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便为甘地先生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先生高兴地在画上签了名。

徐悲鸿在印度讲学、举办画展之际，他得知鄂北战场打胜仗的消息，立即泼墨作《群马图》，并题词：“二十九年五月，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

当徐悲鸿到达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时，又题：“鄂北大胜，豪兴勃发。”

画展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泰戈尔先生亲自为画展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超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徐悲鸿心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又利用这两次画展，将筹得的一笔画款全部捐寄祖国，救济难民。

一天，徐悲鸿头顶烈日，走到正在修筑滇缅公路的士兵中间，士兵们为抗战胜利而豁出命干活的情景，深深打动了他，他不停地速写。

徐悲鸿不由想起了《列子·汤问篇》中的故事《愚公移山》。这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一则寓言故事。它教导人们，只要有坚强的毅力，持之以恒，终能战胜一切困难。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但徐悲鸿坚信，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战，一定能移掉压在我们身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徐悲鸿正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创作《愚公移山》的。

他感觉，我们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不正是需要愚公当年这样的精神吗？他就参照修筑滇缅公路的形象，把那美好的故事表现出来。徐悲鸿按照自己的创作程序，访问、写生、搜集研究资料、构思主要人物形象，画出一张又一张草稿。

夜深人静，居住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徐悲鸿，正聚精会神地作画。突然，一个人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偏头一瞧，原来是国际大学校长泰戈尔。

徐悲鸿忙搁下笔说：“泰翁，如此晚了，还没休息吗？”

泰戈尔笑道：“何尝不是太晚，我正是为此而来，劝你歇着的。”

两人攀谈起来，泰翁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年游历中国时的情景。当时，也是这样的深夜，船在长江上航行，他站在甲板上远眺，疏落的村舍在宁静的月光下酣睡，星点的灯火从茅屋里发出诱人的光，多么亲切啊！他恨不能一步跨上岸，唤醒村庄，叩开门户，向中国朋友问好！倾吐对中国人民的感情。

徐悲鸿听着，感叹道：“可惜，昔日的灯火已被熄灭，日本侵略者正在到处点燃起战火！”

泰翁说：“和平美好的灯火定然会在贵国土地上重新处处燃起，我坚信这一点，你的画笔不也就是一支点燃灯火的火把吗！”

在徐悲鸿的卧室里，到处是一张张素描稿，一心扑在创作上的徐悲鸿夜以继日。由于长时间的废寝忘食，徐悲鸿的胃病发作了，他用左手使劲按住痛处，额头上沁出了滴滴汗珠，右手仍不停地刷刷作画。

随后，徐悲鸿赴大吉岭，在那里继续创作他构思已久的国画《愚公移山》。

奋斗了近一年，徐悲鸿终于完成了《愚公移山》。光辉的巨幅彩墨画卷《愚公移山》，抒发了徐悲鸿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抗战到底！

这幅国画画面宽4.24米，高1.43米，描绘了正在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都画了极精确的素描稿。愚公白发长须，拄锄而立，开山者体魄健壮，挥锄掘石。整个画面表现了那种坚强的精神和强劲无比的力量，给人们以巨大鼓舞。

这一巨幅画卷，在笔墨的运用和造型方法上，除了继承，更有创新。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画面开阔，气势磅礴。

画面上在大山脚下，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愚公的儿孙们，为打通前进的道路，正豪迈地挥镐舞耙，开山劈岭，搬土运石，挖山不止。画面的左方显示了老愚公和京城氏寡妇正在对话的生动场面。

愚公笑容满面，指着靠在她身边的孩子，似乎在说：“我死了，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接着干，子子孙孙，还怕移不走这两座山吗？”

泰戈尔看了《愚公移山》后，兴奋得连连赞好。

从徐悲鸿驻地大吉岭遥望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景色无比壮美。他怀念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祖国，于是创作了国画《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之山林》和油画《喜马拉雅山之晨雾》。在创作之余，徐悲鸿还参谒了许多古老的寺庙，惊叹印度古代艺术的辉煌成就。

徐悲鸿也曾骑马驰骋在异国漠漠的荒野，一直漫游到克什米尔。他迷恋着那些美丽而剽悍的骏马。那些马尖尖的耳朵，宽阔的鼻子，像风箱般的胸脯，缎子一样闪光的皮毛，还有那高头长腿，蹄子就像钢铁铸成的，奔驰起来如同疾风闪电。

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成了马的知心朋友。从此，他画的马更加雄健，他用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的马，有的昂然挺立，有的回首长嘶，有的腾空而起，有的四蹄生烟。

1940年11月，徐悲鸿结束了访印的行程。他回到圣蒂尼克坦，向泰戈尔先生辞行。泰戈尔先生正值病体稍愈，披着那有波纹的长发和美丽的银须，躺卧在长椅上。

泰戈尔听说徐悲鸿要离开印度，希望徐悲鸿能为他选一选画。

泰戈尔先生60余岁才开始作画，到80岁时，已作画2000余幅。他所用的作画工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墨，西洋画的水彩、水粉、铅笔、粉笔、油色，题材也多种多样。他的绘画曾在巴黎、伦敦、莫斯科举行展览，脍炙人口。

于是，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南达拉尔·鲍斯先生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将泰戈尔先生的2000余幅作品一一检视，挑选出精品300余幅，最精者70余幅，交国际大学出版。

泰戈尔先生十分满意，对徐悲鸿表示深深的感谢。

徐悲鸿怀着黯然神伤的心情，与病中的泰戈尔先生依依作别。后来徐悲鸿在新加坡，得知泰戈尔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时，悲痛万分，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40年11月，徐悲鸿向印度告别，踏上了赴新加坡的旅程。这是他第四次来到新加坡。在这里，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多少亲切的笑脸在热烈迎接他，那些热爱祖国的华侨都像亲人般地真诚待他。

这时，吉隆坡、槟城、怡保的华侨都邀请徐悲鸿前往举办为祖国捐输的筹赈画展，这使徐悲鸿异常激动。能为抗战中的祖国多做一份宣传工作，能为苦难中的同胞多尽一份力量，这正是他日夜盼望的。徐悲鸿踏上新加坡土地不久，便开始为这三个画展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1940年岁末，新加坡盛暑天气。徐悲鸿每天每夜都挥汗如雨地作画，他要准备大量的作品，以便同时在3个画展中出售。他作画时又习惯于站着，而且从不马虎，总是一丝不苟。此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占据着他整个的心胸，使他在享有盛名的时候，仍能如此忘我地工作。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他突然病倒了。徐悲鸿感到腰部剧烈地疼痛，就如同被人折断了一样，不仅不能弯腰，也不能行动，被迫在病床上躺下来。但是，他一想起祖国艰苦的抗战，在他面前就时常出现那些被屠杀的同胞血肉横飞的惨状，那些被战争驱赶的难民流离失所的情景。他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这种对祖国和同胞的强烈热爱，使他在腰痛并未痊愈时，不顾医生劝阻，顽强地从病床上爬起来，重新拿起画笔，继续投入紧张的创作中。

不幸，从此便种下了腰痛的病根，和他在巴黎时因饥寒交迫而患的肠痉挛症一样，开始不断地、长期地折磨他，直至他去世。

1941年，在吉隆坡、槟城、怡保三个城市，先后举行了徐悲鸿的筹赈画展，受到当地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

华侨们都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每当徐悲鸿穿着浅色的西服，胸前打个黑色的大领结出现在展览会场时，热情的观众们便紧紧地围住他，每个人都抢着递上自己的小册子，请他签名留念。

兴致勃勃的徐悲鸿就利用机会，和大家攀谈，尽力宣传祖国的抗日战争。有时，他应邀到各处讲演，便大声疾呼，请海外侨胞多为苦难中的祖国尽力。许多华侨受到他的爱国精神感染，和他结成了好友。

就在他举办筹赈画展之际，听到长沙会战消息，他夜不能寐，连夜画了大幅奔马，并写道：“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

华侨们踊跃支持抗战，每次画展，他们都竞相抢购，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徐悲鸿把3个画展筹得的巨额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祖国。不久，美国援华总会也来邀请徐悲鸿赴美举行画展。徐悲鸿再一次回到新加坡，积极为赴美画展做准备，他又开始不知疲倦地埋头作画了。

1941年11月底，徐悲鸿将自己的画册、照片、展览会资料等全部寄往纽约，他的作品也已装箱，准备托运。然而，没过几天日本就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向新加坡进攻。新加坡猝不及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徐悲鸿连夜匆忙离开新加坡，经海路至缅甸。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时间又急迫，他来不及携带全部作品，有40幅油画遗留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小学内。

新加坡陷落后，日军开始捕杀大批爱国华侨。徐悲鸿积极宣传抗日是尽人皆知的。那所小学惧祸，恐因他的作品受到连累，不得已将这40幅油画沉到一个井底，结果全部遭到毁坏。

这件事给予徐悲鸿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那都是他油画中的精品，数十年心血的结晶，竟毁于一旦。

徐悲鸿由缅甸到达云南边境。他沿路都在日本飞机的空袭下紧张地奔波，疲乏困顿达到极点，但守关的国民党士兵却照例要检验行李。

徐悲鸿看到他们翻箱倒箧，弄得满地狼藉，不堪收拾的情景，便忧愁地望着身边那几只庞大的画箱，担心它们遭到厄运。迫不得已，他掏出身上的名片，求见关上的负责人。

等了不久，一位身着戎装的中年人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地说：“徐悲鸿先生，久仰大名了，请到里面坐吧！”同时，将他自己的名片递给徐悲鸿。

悲鸿看了他的名片，急忙说：“黄先生，我的这些画箱能否不打开检查呢？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画，绝没有别的东西。”

黄先生热情地同意了徐悲鸿的要求。

徐悲鸿非常感激，以至于当这位黄先生向他求画时，他十分高兴地送给他两幅画。

徐悲鸿进入国境，来到云南边陲重镇保山，在这里略事休息。为了节省，他每天去一家小吃店，以烧饼代餐。

不久，徐悲鸿又辗转来到了昆明。和他们同时来昆明的，还有一位从新加坡逃难出来的刘将军。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时，刘将军来参观，几位爱国华侨特意将他介绍与徐悲鸿认识。

据说这位刘将军曾是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的秘书，上海沦陷时，被日军逮捕，逼迫他出任伪职，他严词拒绝，因此受到监禁和非刑拷打。后来，得到监狱内的爱国志士帮助，才逃出虎口。当他来到新加坡时，许多爱国华侨听到他述说这一段经历，都肃然起敬，徐悲鸿也同样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昆明，徐悲鸿还举行了劳军画展，将那些准备在美国展览和出售的画移在昆明展览，受到昆明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又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祖国，以慰劳前方将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好学求画的青年都慕名来找徐悲鸿。一天，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拿着自己的画和雕塑来找徐悲鸿。徐悲鸿细心地观看着这个青年的作品，十分欣赏这些带有生活气息的雕塑和绘画。

这个青年叫袁晓岑，他出生在贵州苗汉杂居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就喜欢拿木炭在地上、墙上画他放牧的牛、羊，喜欢用河泥对着猪鸡狗兔捏小动物。

后来，在县城读书时，他看到任伯年绘画的印刷品，更加勤奋地作画和做雕塑。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始终没有机会学画。考上云大中文系，也是靠平时捏点小动物，卖了交学费，半工半读。他很希望能够得到悲鸿的教导，请求拜徐悲鸿为师。

徐悲鸿感动地听着，十分同情袁晓岑的境遇，很热情地鼓励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创作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不要搞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

徐悲鸿还拿出自己的速写本和一些默写画稿，借给他看。以后，徐悲鸿又专门带着袁晓岑去大观楼附近的农村写生，指导他画水牛，在用炭精笔画的速写上，用水墨略加勾染，顿时增加了结实感和体积感。

有一次，徐悲鸿来到袁晓岑家里，看到他为了画好孔雀，自己不但养了孔雀，而且还把孔雀羽毛挂在墙上练习工笔写生。徐悲鸿高兴地说：“师法造化才能有创新、有进步。我在柏林学画动物时，就是这样每天对着动物画。”

徐悲鸿的鼓励和指导，更加坚定了袁晓岑从事美术工作的决心。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就专攻绘画、雕塑，直至靠卖画为生，终于走上了美术道路。

1942年夏天，徐悲鸿回到了重庆。当他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宽边的礼帽，腋下夹着一大卷画，急匆匆地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到飞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几位学生，没有官方的任何人。

尽管他在国外劳苦奔波，没有花国家一文钱，而为抗战中的祖国作了那么多辛苦的工作和贡献，但国民党政府却视而不见。

为正义坚持战斗

徐悲鸿回到了这个多雾的山城、战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这里有他亲爱的同胞，有他熟悉的学生，有等待着他去做的许多工作，他感到多么喜悦。

虽然徐悲鸿才47岁，但看上去，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为了多难的祖国，他工作得太多、太紧张、太疲乏了！

他来到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们蜂拥上前，抢着向他问好。这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徐悲鸿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学生，用竹竿高高地挑起一串很长的鞭炮，它在响声中冒着硝烟和火花。

学生们把徐悲鸿拥到教室里，在那些拼凑起来的简陋的课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那是他的学生们亲手做的。他坐下来，每个学生给他夹一筷子菜，送到他的面前，他听到那些男女学生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心中满是欣慰。

这天晚上，他照旧回到中央大学的集体宿舍中，住在上下两层铺的小房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起了已经失去的家，想起了两个儿女，也想起了蒋碧薇。

第二天，徐悲鸿去看望了蒋碧薇。但是她却对他冷若冰霜，坚决拒绝和解。原来，听到徐悲鸿行将归国的消息，张道藩便写信给蒋碧薇，要她拒绝一切调解，说明和他永久断绝。这样，蒋碧薇可以保留自由之身，长为张道藩秘密的爱人。

阴险的张道藩要继续在精神上扼杀徐悲鸿。蒋碧薇当即复信表示，她决不与徐悲鸿和好。她在给张道藩信中写道：“忍痛重圆，此一做法，当为吾人最难堪、最惨痛之牺牲”，“至于汝之爱吾，吾固未曾有一刻怀疑”。

徐悲鸿永远没有想到，口口声声说“我又不会再嫁人”的蒋碧薇竟如此不顾个人尊严，成为一个早已娶了一位法籍妻子的国民党特务头目的情妇。

徐悲鸿仍然将全部精力用于创作和教学上。为了弥补这几年失去的教学时间，他每天一清早就来到教室里，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培养年轻一代，循循善诱地引导有不同才能的学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材施教，永远是他的特色。当时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优秀的美术家，多在美术院校任教。

当时，油画工具仍很缺乏。徐悲鸿就指导学生们用各种废旧的木板做调色板，有的很厚重。他从来不讲这些工具不能用，或那种笔不行，并且常常在教室里和学生们一起作画。

1942年，重庆举行了全国木刻展览。徐悲鸿兴致勃勃地看到解放区木刻家丰富多彩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斗争，特别是木刻家古元饶有诗意的作品，引起了徐悲鸿的赞叹，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在开头写道：

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15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越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的大艺术家古元。

我自认不是一个思想有了狭隘问题的国家主义者，我唯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新中国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为庆贺。

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

徐悲鸿的预言并没有错。后来，古元果真成为出类拔萃的木刻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但是，当时国民党的报刊压制舆论，他这篇文章只能在本市中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发表。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但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却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格外“关注”。

不久，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逝世了。徐悲鸿闻讯，立即赶到医院的太平间。那天晚上，他悲伤地陪着蒋碧薇守灵。

在昏暗而惨淡的灯光下，他们默然无语地坐在老人的遗体旁，遥远岁月里的往事，又像潮水般向徐悲鸿涌来。

徐悲鸿忽然记起了第一次到蒋家去的情景，蒋梅笙先生穿一件灰色的纺绸长衫，摇着折扇，满脸堆笑地迎接他。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把折扇是空白的，蒋梅笙特意买来请他作画，他当时便画了一丛墨竹。

蒋梅笙十分赞赏地用食指敲着桌沿，连声叫好。后来，吃饭的时候，蒋碧薇从楼上走下来，她好像是特意打扮过的，穿一件崭新的藕色上衣，下身是一条藏青色的绸裙，乌黑的头发覆盖着她的前额，那双黑闪闪的大眼睛落落大方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陌生人……

忽然，蒋碧薇声音低低地说道：“要是能给父亲画张遗容就好了！”

徐悲鸿回过神来，抬头望了望她，轻轻地站起来，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小心地拿出纸和笔，迅速地画了一幅素描。

微弱的曙光悄悄地从窗户外朝里面窥视，天快要亮了。徐悲鸿用手绢擦了擦含在眼眶里的泪水，饱含深情地说：“碧薇，你不要难过，父亲的丧事我一定好好办理。”

徐悲鸿想到自己几乎分崩离析的家庭，沉思了片刻轻声地说道：“碧薇，我们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呀！为了儿女着想，我们也不该再闹下去。”

蒋碧薇急速地抬起了头，高声地说：“算了吧！我们既已分开，一动不如一静，天下离异的人很多，不足为奇，你我的个性太不相同！你可以另外结婚，我难道还会跟你捣乱不成。”

徐悲鸿沉默了，不再说话。当时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卑鄙的张道藩一直紧紧地牵引着蒋碧薇的心，并且依旧巧妙地通过蒋碧薇的手，来给他施加种种难堪和痛苦，而张道藩本人却继续披着伪装，在公开场合遇见他时，总是挤眉弄眼地说着关切的话。

很多年后，蒋碧薇写道：

父亲去世前后，道藩对我尽了最大的爱心与关切……在那一段时期内，道藩在中宣部的工作职责重大，忙碌到日以继夜，但他仍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和我多聚晤。

这年秋天，徐悲鸿准备着手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它是由中英庚款董事会计划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是一所美术研究院性质的学院。

由于战时的一切都很困难，只能因陋就简，院址设在沙坪坝对面的磐溪石家花园石家祠。为了给美术学院准备一批图书，徐悲鸿决定去桂林七星岩岩洞取回他那些藏书。

1942年冬天，徐悲鸿由重庆乘长途汽车，前往贵阳，准备从那里再去桂林。他在贵阳逗留期间，又举办了一次画展，将全部卖画收入，捐献给当地的中学作为经费。随后，他又乘车到达桂林。

在桂林，徐悲鸿终于和田汉、欧阳予倩又相聚在一起了。这三个“南国社”的朋友，当年分手以后，尽管各自都有着很不平凡的艰苦经历，但是，都坚强地战斗在文艺战线上。

这时，欧阳予倩正在桂林创办剧社，上演了许多抗敌话剧。田汉则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担任文艺处处长，肩负了极为繁重的抗敌宣传工作，并领导了那些抗敌演剧队，经常四处奔走。

田汉和欧阳予倩都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片，只有徐悲鸿一人仍是目光精锐。他们不由得忆起并肩战斗的往事，在南国艺术学院共事的情景又涌到了他们面前，然而时间却过去了15年！

“悲鸿，你一个人单身生活了6年，总该有个家啊！”田汉和欧阳予倩几乎同时这样劝说他。但是，徐悲鸿默默无言。过去那个“家”带给他的痛苦是可怕的、记忆犹新的，重新建立一个家是否就能得到幸福呢？他不敢想象。

在桂林期间，徐悲鸿还专程去看望了李济深先生。这位曾参加领导北伐战争，后来被蒋介石囚于汤山的桂系将军，对徐悲鸿十分敬重。他住在南京时，听说徐悲鸿爱吃枇杷，便经常派人送枇杷给徐悲鸿。徐悲鸿曾回了一幅国画《枇杷》，上面题写了“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日深交怀李公”，就是指的李济深先生。

李济深先生和夫人也为徐悲鸿孤身一人而感到不安，并寄予同情。李夫人还特意为悲鸿介绍了一位能诗能文的富家小姐。但是，徐悲鸿却婉言谢绝了。

1942年年底的一天，徐悲鸿应欧阳予倩的邀请，在桂林的一家剧院看了一个小剧团演出的抗日小节目。一位年轻的姑娘怀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演唱了《中国不会忘》这首歌曲。

看完戏后，徐悲鸿特地向剧团赠送了花篮，向那位年轻的姑娘表示感谢，并希望她今后能多演唱一些歌曲。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她给徐悲鸿留下的印象极好。

又过了几天，报纸上刊登中国美术学院招考一名图书管理员，由徐悲鸿亲自口试。许多年轻女子听说徐悲鸿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招考图书管理员，都非常乐意工作在这位伟大爱国画家的身边。

报名者达到了50余人，经过徐悲鸿亲自口试之后，最后录取了一位湖南姑娘，她就是廖静文。正是那次在剧场演唱《中国不会忘》歌曲的那位姑娘。

廖静文聪明伶俐，举止温雅，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女子。她受到徐悲鸿的赏识，逐渐成了徐悲鸿的知心朋友。

廖静文对徐悲鸿十分尊重，热爱他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同情他在家庭上所遇到的坎坷。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彼此之间的友谊日渐增进，爱情也悄悄地来到了他们之间。作为徐悲鸿的知音，廖静文从此之后体贴入微地照顾着徐悲鸿的生活。

在当年的抗战时期，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辛劳，致使徐悲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但是徐悲鸿仍然坚持工作着。每天上午，他都按时到学校教书，晚上又在油灯下奋笔作画。不久，他就因为过度的疲劳而病倒了。

大夫告诉他，他的肾炎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的心脏，而且血管也开始硬化。徐悲鸿在廖静文和朋友们的劝说下，勉强凑了一些钱住进了医院。白天廖静文伺候他的饮食起居，夜间她就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悉心地看护。

徐悲鸿虽然是病魔缠身，枯瘦如柴，但是他并没有气馁，没有绝望。他对身边的廖静文说：“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有一息尚存，我就要愉快地去干我为之而奋斗的事业。”

徐悲鸿还让廖静文找来了鲁迅为亡友写的《海上述林》和鲁迅的《呐喊》。

虽然大夫和护士都不让他多看书，但他总告诉他们每天光让他睡觉吃饭是不行的，他总是要动动脑子看一看文章，哪怕是看几行字都行。

徐悲鸿在医院里整整躺了4个月，后来，身体稍微好了一些，因为缺少住院费，只好搬了回去，由廖静文照顾他继续养病。

1946年初，徐悲鸿终于和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的礼堂里举行了结婚典礼。婚礼上，沈钧儒和郭沫若两位先生自告奋勇当了他们的证婚人，重庆文化界也有100多位爱国人士前来祝贺。

徐悲鸿和廖静文相敬如宾，当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却生活得美满幸福。每当徐悲鸿在家里作画的时候，廖静文总是喜欢帮丈夫洗砚、调色、理纸。廖静文十分钦佩丈夫绘画方面的超人本领。

1943年秋初，徐悲鸿在谈笑中曾随意地给廖静文画了一幅坐在藤椅上的半身像，色彩简单，快要画完时，只见他在人物的眼睛处点了淡淡的两笔，她的形象顿时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徐悲鸿纵笔千骑，且尤喜欢奔马。这是因为奔马不畏险阻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他笔下的马，镌刻时代的鲜明烙印，寄托着他催人奋进的思想。

1946年春季的重庆，寒气料峭。徐悲鸿像平常一样来到艺术系。一位同学乘机把班上“野马社”编辑部的画刊拿给他看，徐悲鸿一看社名，觉得有趣。当他翻到“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画页时，脸上堆满了笑容说：“蛮好，蛮好！”这时，一个快嘴的同学又把前几天国民党特务恫吓信的事告诉了他。

徐悲鸿皱紧眉头，思索片刻，什么也没说，而是叫同学们研墨理纸。只见他提起大笔，纵横撇捺，好像运用千钧之力。不一会儿，一匹四蹄腾空，势不可挡，傲骨嶙峋，令人神迷的奔马跃然纸上。同学们围拢过来观看。徐悲鸿又在画面上题写道：“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洪荒有尽头。”

之后，徐悲鸿又盖上“江南贫侠”的印章，并且说：“我画马并不因为它形体如何美，而是它的精神可贵。马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却很多。它不畏险阻，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当今社会，学习艺术，做正直的人也冒险。所以，做人、做艺术家，应该具有这种奋进不息的奔马精神。”

徐悲鸿同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熟知马的习性，而且还专门学过马的解剖学。在他画室的一角，还专门放着一匹马的整个骨架，他几乎每天都抽时间对骨架进行这样那样的观察、研究。因此，他能熟练地运用解剖学和透视学画马，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是一大创举。

他笔下的奔马，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断地跃出纸面表达着他与劳苦大众心心相印，与祖国安危紧密相关的一片赤诚。

徐悲鸿笔下无凡马。他惯常画瘦骨嶙峋的野马，而不喜欢画膘肥毛滑的鞍马。他画马总是独创一格，要么是长啸于山林的立马，要么是驰骋于荒原的奔马，要么是渴饮于水边的饮马，要么是迎风屹立的战马等，虽千姿百态，却都铁骨铮铮，寄托着他的反抗和追求。

徐悲鸿一生多画马，光速写稿就数以千计。他笔下的马奔腾不息，他自己亦如奔马而永不停蹄，他的笔下有千骑，又岂止是笔下千骑！

后来周恩来说徐悲鸿的画是和时代风云紧密相连的。

1946年5月，徐悲鸿身在重庆，他准备去北平艺专担任校长一职，特意请朋友捎信给正在上海的吴作人，他们相约于8月到达北平。

去北平的前夕，在上海郭沫若寓所的客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徐悲鸿。当时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说：“徐先生，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记得吗？1924年在巴黎的巴黎公社墙前，我们还合过影。记得当时你不停地素描，还摘了两片树叶，悄悄夹在画夹里。”

徐悲鸿情不自禁惊奇地说：“周副主席，你的记忆力可真惊人……”

周恩来亲切地说：“叫我恩来同志好了。”

接着，周恩来又关切地询问起徐悲鸿的生活、家庭、作画、今后打算等情况。徐悲鸿觉得周恩来平易近人，很了解自己的心愿。分手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徐先生，我们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大众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徐悲鸿一到任，便亲自乘车去迎接齐白石到校讲课，聘请齐白石为名誉教授。他广招人才。李桦、叶浅予等人主持版画、国画、工艺美术各系的教学工作；油画、雕塑等由吴作人、王临乙等人执教，后又陆续增聘了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艾中信、李瑞年、滑田友、高庄、宗其香、戴泽、韦启美、梁玉龙等多方面的名家，人才济济，展抒才艺，共同办学。

而且，徐悲鸿当时还解聘了一些与国民党特务勾勾搭搭的教职员。

徐悲鸿的种种治学活动，引起了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的艺专训导处的不满。一天，一个家伙找到徐悲鸿，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解聘我们的人，他也是名教授！”

徐悲鸿正色道：“现在的牌子，有挣来的，也有买来的，甚至有混来的！我是校长，我不能拿学生的前途来开玩笑！”

徐悲鸿凛凛正气，傲骨铮铮。当年年底，他们还成立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徐悲鸿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吴作人任会长，和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控制的北平市美术协会针锋相对。

一天，徐悲鸿正在作画，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前来造访。徐悲鸿让门房将年轻人请了进来，只见一位头发蓬乱、衣衫补丁缀补丁的外乡人被领到办公室来了。

徐悲鸿迎上前说：“实在抱歉，让你久等了。请坐，请坐！你尊姓大名啊？”

徐悲鸿一副亲切和蔼的样子，使颇有些拘谨的年轻人也松快了许多。他告诉徐悲鸿叫韦江凡。

“听口音，你是陕西人了？”徐悲鸿依旧亲切地问道。

“是，先生，我是陕西关中人。”韦江凡告诉徐悲鸿他的父母都是庄稼人，但都已经不在世了。

徐悲鸿看到韦江凡手里的画，便要过来看看。

韦江凡忙把画递给徐悲鸿。这是一些描写难民背井离乡的图画。

画面上一个看上去年轻却瘦骨嶙峋的女人，骑在一头孱弱的小毛驴上，低头看着怀里吮吸着干瘪奶头的婴儿；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妇，拄着拐棍，衣衫破烂，步履艰难地向前挪动着；乌鸦站立枯枝，毛驴啃着草根……

徐悲鸿被画面上的情景感动了，他深思了片刻，突然问道：“我收你上艺专，愿意吗？”

韦江凡闻言不由心中大喜，又是一阵阵感动，他在来北平的路上，没钱买车票，都是和难民在一起，一路讨饭，于是就将他所看到的一切画了下来。

徐悲鸿不由感叹民不聊生，为了解决韦江凡的生计问题，他还专门介绍韦江凡到学校的文印科刻蜡版。这样韦江凡不仅可以在学校上学，也有了一份收入。韦江凡学习刻苦，思想进步，颇得徐悲鸿的赏识。

一天，徐悲鸿去给韦江凡的班级上课。他一走进教室，发现地上扔着一小张宣纸，上面还踏有几个脚印。他忙弯腰捡起宣纸，抖了抖尘土，心痛地说：“片纸点墨，工人制造出来多么不容易呀！”

当即，徐悲鸿在这张小纸上画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疏柳归鸦图》，并郑重地落款、盖了印章。同学们对徐悲鸿的行动肃然起敬，那个丢弃宣纸的同学也不禁低下了头。背景复杂的学校训导处却对韦江凡是百般刁难。

一天，训导处把韦江凡叫去威胁说：“我们要查查你有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明天就拿来，否则就开除你的学籍！”

连初中都未念完的韦江凡，哪里有高中文凭。徐悲鸿闻知，对韦江凡说：“明天一早你去训导处，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跟徐先生学画多年，想要文凭就找徐悲鸿要去！”但是，淳朴憨厚的韦江凡说：“我不敢说谎！”

徐悲鸿告诉韦江凡对待那些被派来监视他和进步师生、为当局看家护院的家伙，绝不能客气！只要有他在北平艺专，他们就休想赶走一个学生！

徐悲鸿与李宗仁结识于广州，但深交于广西。在1945年冬天，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辕主任，1946年秋天，徐悲鸿也来到北平，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徐悲鸿到达北平后不久，李宗仁就设宴为徐悲鸿洗尘，并祝贺徐悲鸿荣任艺专校长。席间，两人从广州说到桂林，又从桂林说到北平，谈得十分开心。

李宗仁为徐悲鸿敬酒时，十分感慨地说：“正当中国画坛沉沦在一片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神笔徐君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于是，整个画坛立刻变得光明起来。”

出席的众人闻言热烈鼓掌。宴席快要结束的时候，作陪的行辕参议马一民看了李宗仁一下，说：“徐先生，您在桂林给李主任画的许多名画，都在战火中损失了，实是可惜。使李主任最痛心的是那幅《雄鹰图》，李主任常念叨这幅画是他的‘镇堂之宝’。假如徐先生今天方便的话，能不能挥墨……”

没等马一民把话说完，徐悲鸿便笑着答应了下来。当即，徐悲鸿来到李宗仁的书房，只见纸、墨、笔、砚早已准备好了。于是，徐悲鸿画了一只站在巨石之上，展翅欲飞的雄鹰。李宗仁赞不绝口。

一天，李宗仁正在独自观赏这幅《雄鹰图》，顾问甘介侯轻步走了过来，低声对李宗仁说：“李主任，据我了解，徐悲鸿包庇赤色分子，有私通共产党之嫌疑，以后，还是同他断绝来往为好。”

李宗仁白了他一眼，很不耐烦地说：“不要胡言乱语！徐悲鸿是一位堂堂正正的艺术家，怎能把这些政治帽子扣在一位艺术家头上呢？”

然而，李宗仁心里很清楚，徐悲鸿利用他这行辕主任的名声，其实保护了不少进步师生。至于他们是不是同共产党联系，他虽然不清楚，但也无须去弄清楚。

1947年，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散发了《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提出“要为古人而战”，“要超现实的艺术”。一个身为社会局长的人物，在报上发表《徐悲鸿重弹现实主义滥调》的文章，攻击徐悲鸿包庇共产党，“摧残国画”，“把国画系改为彩墨系”。

徐悲鸿冷笑道：“今非昔比，我不是那么好挤走的了！”

他在课堂上说：“彩墨不是国画，那么版画木刻，粉彩，中国人用西画工具创作出民族风格的油画算不算国画？难道中国产的火柴还非得叫‘洋火’？”

记者招待会上，徐悲鸿说：“主张笔笔照唐宋，画画依明清，反对写生、画模特儿的人是毫无道理的。难道电灯是外国人发明的我们就非得点蜡烛？西画有可取之处，我们吸收过来，是为了发展我们民族的绘画事业。”

徐悲鸿总是站在国画革新与保守之论战的最前沿。

为和平解放努力

刘金涛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10多岁时便出外谋生。他告别父母，从河北枣强县步行7天，乞讨到北平。

后来，刘金涛在琉璃厂宝华斋做了裱画学徒。他为人厚道、手艺也好，只因地位低下，便常受欺凌，往往遭到达官贵人的打骂，也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

徐悲鸿第三次来到北平，经朋友推荐，认识了刘金涛。他请刘金涛重新装裱得意之作《愚公移山》和《九方皋》。

当时，徐悲鸿随口问要多少钱？

刘金涛说道：“只要30块大洋。”

“便宜，装裱得好，我加倍付款。”徐悲鸿笑着说道。

几天之后，当刘金涛把裱好的两幅画送到徐悲鸿手里时，徐悲鸿非常满意，当即取出60块大洋交给刘金涛，说：“你装裱得好，我言而有信。”

刘金涛见享誉中外的大画家如此器重他，不由得激动万分。

之后，徐悲鸿成了刘金涛裱画小店的常客，他也常把刘金涛请到家中做客。一来二去，他对刘金涛的为人更为了解。

不久，徐悲鸿又将盖有“悲鸿生命”印章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交给刘金涛装裱。这样珍贵而陈旧的古画，一般人是不大敢接手的。然而这幅画经刘金涛装裱后，整旧如新，神采非常。

徐悲鸿也常常对前来看《八十七神仙卷》的朋友、同事或学生赞道：“依我看，莫夸画笔多神韵，完美还须看裱工。无名裱画的人，历来是有名画家的好朋友，谁歧视裱画的都不对！”

刘金涛虽然装裱工艺精湛，但是他一直以来在文化界没有什么名气，而且小裱店的生意也不是很景气。

在194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平日粗茶淡饭的徐悲鸿夫妇，不惜破费，请来厨师，把家宴办得特别丰盛。

这天，徐悲鸿邀请了北平画坛的10余位名家，等大家都坐定后，徐悲鸿便把裱画师刘金涛推到众人面前，这才说道：“今天把诸君请来，我有一事相求。我的朋友刘金涛，为人厚道，尽管手艺较高，但不为社会所识。诸位知道，一位字画装裱高手的产生也是非常不易的。一纸上案，既讲手足规矩，又要屏声静息。刘君装裱字画有两个特点：一是干净、平整、柔软；二是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今日特请诸君来，为助刘君一臂之力，请诸位每人为刘君作画3张，10天内把画交给我。”

大家欣然同意，有的还当场命笔。李苦禅的荷花翠羽，白石翁的虾及小鱼，徐悲鸿还特意补上了石头、浮萍等。

不几天，画幅交齐。徐悲鸿非常满意，特意在报上发表《艺坛近事》一文。文章说：

琉璃厂金涛斋裱画处主人刘君为人诚厚，艺术家愿与之往来。

此次扩张门面，齐白石翁、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王青芳、黄钧、吴幻荪、田世光、宗其香等诸名家诚捐画助其成，而悲鸿尤为赞助。

这批名家作品一展出，很快销售一空，为刘金涛筹得一大笔款项，使他摆脱了困境，扩大了门面。

徐悲鸿还特意为铺面题写门匾“金涛斋诗裱画处”，使店面生辉。

从此，穷裱画匠刘金涛在琉璃厂也就红火起来了。多年后，每当说起这些，刘金涛常感叹说：“来之不易，多亏徐先生！”

不久，徐悲鸿还赠送了刘金涛一幅《孺子牛》。画面上画的是一头埋头干活的牛。

徐悲鸿还专门题句，写道：

吾虽出卖劳力，但也求其值得，一生伏地耕耘，寻些青草吃吃。

世上尽有投机，奈性愚笨不识，甚多负荷一犁，听听劳人鼻息。

乙丑岁始，为刘金涛君写，北平解放之日悲鸿躬逢其盛。

1948年，东北大片沃土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便在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中散布谣言，说是到北平去，那里招待食宿，组织联校。在这种欺骗的裹挟下，4000多人跋涉千里，徒步入关。他们到达北平后，却遭到北平当局的迫害，不但读书求学之事成了泡影，且食宿也没有着落。

许多走投无路的东北流亡学生派代表来找徐悲鸿，学生们谈到他们的处境，缺吃少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找一些同情学生的知名人士给予帮助。

徐悲鸿听后忙招呼廖静文说：“把那笔钱都拿出来帮助同学们吧！”

廖静文窘迫地笑笑，告诉徐悲鸿家里的钱前几天已经送给了几个贫困的学生了。

学生们知道徐悲鸿家里的拮据，对徐悲鸿感谢之后，感觉不能再麻烦徐悲鸿了。徐悲鸿风趣地笑着拿起毛笔，说道：“你们是学生，我是校长，岂能看着你们有困难而袖手旁观。蒋介石靠打仗，资本家靠盘剥，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而我徐悲鸿靠这管毛笔，为你们略效点力。”

于是，不久在东单的街面上就出现了徐悲鸿作画义卖的海报。消息很快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

作画义卖的这天下午，徐悲鸿身穿铜纽扣的蓝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准时走进大厅。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徐悲鸿握笔在宣纸上行如游龙，顷刻间，一匹四蹄生风、奔腾的骏马便跃然纸上，人群中顿时一片欢腾。

“这幅马我要了，徐先生说说价钱吧！”

“卖给我吧，我是专为买奔马从天津赶来的。”

“朋友们，让给我吧，我是法国人，徐先生在巴黎时，我就喜爱他的毛笔画马了。”

一时之间，场面热闹非凡，前来准备买画的人见此场面，更是心情急切，不问价钱，抢购起来。

徐悲鸿奋力挥笔，连连画出奔马、雄狮、雄鸡、墨猪，还画了钟馗、山鬼等。在他的笔端，倾注着他对祖国、对青年的热情关切，也凝聚了他对腐败政府的憎恨。

徐悲鸿一幅幅地画着，直至他的额头汗水津津，腰也酸疼起来，终于感到支持不住了，这才结束了义卖。徐悲鸿将此次义卖的收入全部捐赠给了东北流亡学生。

1948年，是国民党土崩瓦解的一年，徐悲鸿每天都要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

9月14日这天，徐悲鸿坐在桌旁，听着收音机，收音机的音量虽然很小，但却很清晰：

人民解放军今天下午17时解放济南，守敌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战果正在清查中……

徐悲鸿听着听着，突然兴奋地对妻子说：“济南大捷，北平也就指日可待了，快，拿酒来！”接着，他挥笔画了一幅奔马图，上面还写下一行字：

济南解放之际兴奋写之。

不过由于当时的北平还未解放，他们只得将这幅画收藏起来。

一天下午，徐悲鸿把吴作人、艾中信、戴泽等艺专的进步教师找来，彼此交流了一下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以便作些安排。正在他们商谈时，突然一声巨响，震得房屋颤动，窗玻璃也发出了碎裂声。

大家以为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攻城。一些胆大的人跑到外面去看，原来是南苑机场的火药库被炸。只见那个方向的天际升腾起巨大的黑色烟柱，在空中翻滚散开。

一时之间，北平的城内到处都议论着，说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苑机场，马上就要炮轰北平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深感北平难以扼守，于是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尽快南迁。徐悲鸿因早和吴作人等人商量过，取得一致意见：家属不离北平，学校也不南迁。

为了首先取得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徐悲鸿亲自主持召开了校务会议，讨论是否南迁的问题。徐悲鸿自己首先表态，主张不南迁，并阐明了道理。他的态度顺应民意，立即获得了吴作人、艾中信、李桦、叶浅予、王临乙、李天祥等进步教师和学生代表的热烈拥护。

徐悲鸿不愿多拖时间了，他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当他说赞成留下的举手时，一支支胳膊刷刷地举起来。说到赞成迁校的举手时，一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人把手举到半截，转眼看到徐悲鸿犀利的目光，便又赶紧把手缩回去了。

于是，校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决不南迁的决议。

不迁校决议通过不几天，南京教育部又给徐悲鸿电汇来一大笔“应变费”，电文指令这笔钱作为迁校和教师搬家的费用开支。

徐悲鸿在校长室内来回踱步，苦苦思索：“好马不走回头路，我徐悲鸿决不改变主意而南迁。”

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作为校长，建议把这笔钱分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购买粮食，说是准备护校，实是迎接解放！”他的建议得到了全校师生的支持。

徐悲鸿为了和平解放北平而不断地东奔西跑。

1948年12月4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围城。12月21日，国民党政府紧锣密鼓，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一些社会名流和学者，第一架飞机被解放军炮火封锁，在南苑机场上空盘旋两圈，飞走了。

于是，南京政府又命令部队砍伐东单广场树木，抢修了一个临时的机场，第二架飞机降落在东单临时机场。北平的某些著名人士自愿或者是被迫登上了那架飞机，但是飞机并没有马上起飞，因为他们还在等一个人，那就是徐悲鸿。

此刻，在徐悲鸿的家里，一位南京政府的说客正在劝说，催他快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也从南京打来长途电话，要徐悲鸿离开北平，说：“为了你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才这样做，只要你即刻到南京来，政府当局格外优待你。”

但是徐悲鸿的回答十分坚决：“不管北平出现何种情况，我是艺专校长，我不能离开那么多师生员工！”

1948年12月23日，人民解放军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将军的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24日，又解放了张家口。傅作义看到形势急转直下，如坐针毡，独自一人在宽敞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

忽然，他收住脚步，对门口的副官说：“我决定邀请北平有名望的学者、名流征询意见，去给我拟个名单，我过目后再通知。”

会议很快召开了，傅作义亲自主持会议，他寒暄并自谦几句之后说：“北平之形势日趋险恶，往后何去何从，我傅作义愿听听诸位先生的高见。”

此刻，气氛相当紧张，人们彼此相顾，不愿开口。他们知道，傅作义这个人城府很深，喜怒难测。今天也猜不透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弄得不好就有可能掉脑袋。房间里静得出奇，忽听有人轻咳一声。人们循声看去，原来是徐悲鸿。

只见徐悲鸿看了一眼不动声色的傅作义说：“抛砖引玉，我先谈谈！”

其实，在徐悲鸿接到通知后，一些往来较多的朋友有的劝他借故避开。有的说即使参加，也得给他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可是徐悲鸿确实是固执己见。

此刻，他已站起身来，却从容不迫地说道：“傅作义将军和诸位先生都知道，北平是世界共仰之文化古都，有诸如故宫、天坛等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为了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免遭破坏，为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害，我个人诚恳希望傅将军顺民意，顾大局，使北平免受炮火袭击。再说，都是黄帝子孙，应该和平解决问题，以求国家兴盛。”

人们钦佩徐悲鸿熊心豹胆，同时也为他暗捏一把汗。人们时刻都注视着傅作义的面部表情，见他态度平和，屏气静听，紧张的气氛才稍微缓和了下来。

徐悲鸿显得有些激动，继续说道：“傅将军大概还记得，在你上任华北‘剿共’总司令的今年4月，北平市长何思源挨了特务一枪，时隔两月，蒋介石下令撤了何市长的职。7月，蒋介石军警开枪打死、打伤爱国学生，酿成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傅将军，就在你就任总司令不久，在光天化日之下，陈继承竟然调兵开枪屠杀爱国青年，不知傅将军事前知道不知道？据我所知，傅将军主张奋发图强、励精治国。但是你仅是枝叶，你所依附的根系已经腐烂，你何以能展枝、开花、结果？事到如今，大局明朗，不如乘机脱离腐根。”

徐悲鸿的话一下子又将原本松懈下来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徐悲鸿稍微缓了一下继续说道：“如今，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以鄙人之见，我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也是全市民众心中仰望的，就是同共产党开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徐悲鸿的坦诚直言深深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房间里的气氛渐渐缓和了许多。紧接着，故宫博物院马衡、生物学家胡先啸等人纷纷发表己见，附和徐悲鸿，希望傅作义以北平市民利益为重，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一名历史学家说：“徐先生说了我们想了很久，而又未说出口的心里话。如果傅将军能使北平免于战火，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我书写中国历史时，定要为傅将军大书特书一笔。”

傅作义仔细听完发言，只用一句话便结束了会议：“我本人非常感谢诸位先生直言不讳的发言。”客人走后，他又踱起步来。

当天晚上，徐悲鸿正在作画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廖静文忙去接电话，听筒里响着吼叫：“大胆徐悲鸿，宣传赤化，动摇军心，煽动反对蒋委员长和政府，你有几个脑袋？还要不要命……”

“无耻！”徐悲鸿激动得嘴角的肌肉都抽动着，他紧捏着拳头狠狠往桌子上一击，说道：“他们在垂死挣扎，看来他们快要完蛋了。”

这是一个静悄悄的深夜。当时久被围困的北平，气氛紧张，已处于临战状态。徐悲鸿的家里此刻窗户遮掩得很严实。枣核大的一点烛火，在桌上摇曳，发着昏黄的光。灯影里，徐悲鸿、廖静文等人，静静地在听一个人小声说话。

说话的人是徐悲鸿的好友田汉，他是经过化装以后，从解放区悄悄来到北平的，他带来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新闻。

田汉首先讲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徐悲鸿的问候，以及他们的嘱咐。希望他们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地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

徐悲鸿听了田汉的话，热血奔涌，他更加急切地盼望着黎明的曙光。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傅作义将军毅然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光荣起义，投身人民的怀抱，在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徐悲鸿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浑身充溢着青春活力，他率领学生走上街头，列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

3天后的2月3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人们扭秧歌，打腰鼓欢庆解放，声震古城。徐悲鸿画兴大发，展纸挥笔，画《奔马》、《奔向太阳》两幅画表达胜利的喜悦。

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徐悲鸿应邀而来。此时，他步履轻捷、满面春风。站在窗前，遥望天安门，浮想联翩。

掌声骤起，徐悲鸿赶忙回到座位上，只见周恩来同志走进来了。人们鼓着掌，欢呼雀跃，周恩来一看见徐悲鸿，笑容满面地说：“悲鸿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徐悲鸿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

周恩来索性在徐悲鸿身边停下来，打算多说几句，周恩来高兴地说道：“正准备找你，今天先见到了。我们胜利了，人民把建设祖国的新任务交给我们，你看，假如把艺专改为美术学院，你就任院长好不好？驾轻就熟嘛！很多工作会落到你肩上，我想，你不会拒绝吧！不过，我记得你患有胃病，你应该去检查、治疗，我们有自己的医院和大夫了嘛！”

徐悲鸿在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中，从未有过今天这般的愉快和欢畅，他时刻系念的灾难深重的祖国，终于站立起来了！劳苦大众终于摆脱压迫，当家做主了！他多么想能再和周副主席谈谈，可是，百废待兴，周副主席那么忙。当宴会将散之时，徐悲鸿意外地收到一张便条：“徐悲鸿同志：请稍留步。周恩来。”徐悲鸿不禁心头一热。

周恩来和徐悲鸿很随和地在一起交谈着，周恩来说：“你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也吸收了西画的技法，融汇中西，使它和民族的绘画相结合，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徐悲鸿赶紧说：“周副主席，在艺术问题上，我也是在学习、探索，离时代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呢，你的评价太高了。”

周恩来又说：“我很赞成你的探索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创造出那么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来。我们希望你坚持下去，开拓出更美好更宽广的艺术道路来！”

周恩来还说起他很喜欢国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说它代表了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和他看到国画《逆风》时，毛泽东很高兴，一再赞扬它很具时代感。这幅画作于1935年，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它却反映了弱小力量顶风前进，因而很有鼓舞力量。

徐悲鸿深为周恩来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所折服，他大为感动。

1949年3月29日，从北平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载着我国出席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成员，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郭沫若，团员有徐悲鸿、古元等共13人。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这次出国的代表，怕他们年纪比较大，经受不了西伯利亚的严寒，还专门派了医生和护士，另外还特地让有关部门为每人做了一件皮大衣。

列车风驰电掣般在原野上奔驶。车厢里乘客们有的说笑，有的看书看报，有的观望着窗外广阔无垠的大地。这时，徐悲鸿正在画素描，这也是他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了。

年轻的女列车员笑容满面地忙碌着，她一会儿擦地板，一会儿拎壶灌水。当她又一次来到徐悲鸿座位前倒水时，徐悲鸿很客气地说：“列车员同志，我把它送给你好吗？”他手中拿着一张素描像。女列车员好奇地接过纸片一看，原来画的是自己：丰润的脸庞，浅浅的酒窝，嘴角洋溢着微笑。

当她仔细看时，突然发现“徐悲鸿”3个字，立即惊喜地叫了起来：“徐悲鸿，大画家徐悲鸿！”

她这一嚷，整个车厢顿时热闹起来了。许多人都纷纷过来，请求徐悲鸿作画，希望能看一看徐悲鸿究竟是怎么画马的。徐悲鸿皆一一答应，车厢里一片热闹。

代表团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稍事休息后，又起程奔赴布拉格。在布拉格举行的拥护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徐悲鸿曾多年辗转在国外，唯有今天，他才感到作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是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

会议期间，传来南京解放的好消息，会场顿时欢腾起来，一些朋友纷纷表示祝贺，徐悲鸿更是一阵阵地高兴激动。这时，他脑海里产生了创作一幅画的愿望，于是赶紧把现场情景攫取到速写本上，以留作画时参考。

会议结束后归国途中，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庆贺活动。他们还参观了彼得格勒的文化古迹。徐悲鸿曾在1934年访问过这里，所以对这里并不太陌生。

一天，徐悲鸿和古元来到旧书市场。古元在一个旧书画摊上发现一本画册，爱不释手，怎奈身上的卢布所剩无几了，他很懊悔。徐悲鸿忙上前说：“这本画册蛮好，我把它买下来吧！”忙掏出卢布付了款。

古元高兴地说：“徐先生买回去，我能看到就挺好。”

古元不曾想，付完钱，徐悲鸿却掏出钢笔在扉页上写道：“与古元兄同游彼得格勒购送纪念，悲鸿。”

古元接过画册，兴奋地说：“徐先生，您的做法是我想不到的，它比这本画册更可贵，我无法用言辞来表达我对您一贯慷慨无私的帮助。”

徐悲鸿还在莫斯科买了一件专为教学用的马的解剖石膏模型。他认为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如今终于是如愿以偿了。

5月10日，代表团回到北平，团员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徐悲鸿人虽回到家，心里还在想着和平大会上的动人情景。

徐悲鸿在脑子里构思好画面之后，便进入紧张的创作。一幅记载着光辉历史时刻的画卷《当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拥护世界和平大会以后》诞生了。

这是一幅大型中国画，画面上各种肤色的朋友为中国人民得解放的消息欣喜万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为艺术事业献身

徐悲鸿一生从事绘画、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发掘、培养优秀的美术人才，为他们开辟道路，甘作人梯。

新中国诞生后，中央美术学院的成立，为他实现美好心愿提供了广阔前景，真可谓如鱼得水。他身为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协主席，事务繁忙，但他宁愿少作画，也要亲自讲课，甚至批改作业。

他的身影，活跃在美院讲坛上。他告诉学生们：“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艺术家，包括画家，首要的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人有人品，画有画品，而人无人格，则画也无画格。所以说，同学们有志于立画者，当首先应立人格。除了这些以外，便是坚实的绘画基础：这需要读书、行路、察民情、体万物、研究事物的奥妙细理。”

徐悲鸿在讲西洋画法的同时，仍竭力推崇民间艺术。他向同学们说：“不能忽视向民间艺人学习。对于出自历代民间艺人手笔的壁画、雕塑、金石镂刻、陶俑、瓷器、年画、剪纸等，都应认真学习。民间艺人在旧中国受尽歧视，如今恢复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地位，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艺术家。”

1951年春天，当徐悲鸿听到山东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开始的时候，他不顾高血压、肠胃病的折磨，毅然带着画夹来到工地现场，坚持和民工们生活在一起。

处于鲁南苏北交界的黄河支流，经常泛滥成灾，危害很大。为了根治这一大水患，使1500多万亩农田免受水灾，必须疏导沂河，引入沙河归海，另外开凿一条长达200公里的沂河灌溉良田，变水患为水利。

这是一项要动员近百万人民群众参与的极为艰巨的水利工程，规模之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中国山河的第一大工程。

徐悲鸿一来到工地，就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许多人久闻他的大名，纷纷来访。有人求画马，有人求画像，有人请他签名留念。徐悲鸿虽然很劳累，但总是有求必应，对于求画的，他总是痛快地满口答应，然后留下他们的名字，专门抽时间为他们作画。

在工地上写生很辛苦，常常被太阳晒得汗流浃背。但为了把这些来自农村、勤劳朴实的民工形象收入画稿，血压有时高得惊人的徐悲鸿依旧只是顾着埋头作画。

陪着徐悲鸿来的美院青年教师梁玉龙经常劝他：“徐院长，您身体有病，不能和我们年轻人赛着干，您能来看看就再好不过了。”

徐悲鸿笑道：“现在，我不是什么院长，而是水利大军的十万分之一；在干活方面，我还是小学生呢！”

他提高嗓门说：“从前，我画过《愚公移山》画，而今天，当我看到眼前这些真正的愚公在移山造海时，觉得比传奇故事中说的愚公移山更感动人。一切有作为的艺术家都不应该失掉这个难得的创作机会。”

在一间透风漏雨的工棚里，徐悲鸿面前放着一盏光线微弱的小油灯，他在给妻子写信，描述自己受到感染的心情：

吾中国人民原有愚公移山之理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真的看到了。吾所身居其中的水利工地，论气魄，论场面，论其现实意义，都不是画面上的“愚公移山”所能比拟的，有如奇迹，令人难以想象。但非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能见到的！

吾热爱生活，热爱我们勤劳智慧的人民，这里到处热气腾腾，用龙腾虎跃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静文，请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吾的头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吾精神上的胜利完全可以战胜身体上的软弱。现在，吾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吾正在构思一幅新的《愚公移山》——《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并为此抓紧时间写生。

徐悲鸿身背画夹，满身风尘，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遍了整个工地。紧张的活动致使身体过分疲劳，他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工地，回到北京。

可是，工地上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激励着他，第二天晚上便在画室里将油画布绷好，打算天亮后便开始创作大幅油画《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

这时，他感到头晕，身体有点不对劲。天快亮时，他觉得脑子里突然抽搐了几下，不知怎的，他连说话也困难了，四肢也不听使唤了。为了便于作画，他常一个人在画室里休息，现在画室里也只有他自己。他想喊妻子，可是舌头发硬，发不出声音。

每天徐悲鸿都是天不亮就起床，但是今天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廖静文警觉了起来。她悄悄走进画室，走到丈夫床边，发现徐悲鸿眼睁睁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而且一动也不能动。她知道事情不妙，赶紧跑出画室，给中央医院挂了急诊电话。

一辆救护车，急速地驰过清晨寂静的街市，驶进中央人民医院。

医院马上行动起来，组成了以院长钟惠澜为首的医疗小组。经过紧张的诊断确定：徐悲鸿患的是脑出血。

周恩来得知徐悲鸿生病后，亲自指示院长钟惠澜要挑选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由院长钟惠澜任组长。医疗小组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徐悲鸿同志。

第二天，齐燕铭同志来到医院看望徐悲鸿，并将一束鲜花交给护士，说是周恩来送的。护士忙将鲜花插进花瓶，写了一张“周恩来赠”的字条，挂在花瓶口沿醒目的地方。

徐悲鸿慢慢睁开眼睛，凝视着那美丽的鲜花，嘴唇动了动，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鲜花上，眼眶里闪动着泪水。

一些日子后，经钟惠澜的同意，在不超过5分钟，不得和病人说话的规定下，郭沫若同志一次次带着总理对徐悲鸿的问候来看望。

一天，周恩来亲自来看望徐悲鸿。徐悲鸿要起身，想说话，周恩来忙用手止住他，只是用目光打量他，竟也不说一句话，可徐悲鸿却从这目光中感受到巨大的温暖。

徐悲鸿的病渐渐好转，他已经可以讲话了。一天，他对妻子说：“静文，请你去住院处问问，我住院治病以来花了多少钱？回头告诉我。”

“悲鸿，你是公费医疗，花多少也都是由国家给报销，用不着我们负担。”妻子回答。

徐悲鸿忙解释说：“虽然是国家报销，但我要知道国家这次究竟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我对新中国没有多少贡献，可得到的照顾却是这样丰厚！病好后，我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来弥补国家为我的花费。静文，要不是病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徐悲鸿即使两条命，也早上西天了。”

从此之后，每逢月初，廖静文必到医院财会科走一趟，把上个月的费用抄下来交给丈夫。徐悲鸿在抄录这些数字时，常常感慨地说：“静文，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你记得吗？当初我在重庆住院时，由于交不起住院费，不得不搬出了医院。”

10月初，徐悲鸿能下地走动了，他急着要求出院，被钟惠澜批评了一顿。

11月中旬，徐悲鸿又一次提出了出院要求。钟惠澜说：“出院，我们经请示，可以同意，但你需要疗养，到疗养院去吧，并且以后没有医生的同意，你不能继续工作，画画也不成。作为大夫，我们必须对你的健康负责。”

徐悲鸿却很激动地说道：“从1917年到现在，我每天几乎在为之尽菲薄之力，如果不让我去教学生，不去接待有求于我的客人，特别是青年人，不去作画写字，我活着只是为吃饭、睡觉，就是能活100岁，形同朽木，又有什么意思？我想，活50岁和100岁，并没有多大区别，问题在为祖国、为民族作出多少贡献。活着，总是该多尽力的，我怎能搁下粉笔和画笔啊！”

终于，在徐悲鸿的要求下，11月30日，他出院了。

1953年的五一过后，徐悲鸿能拄着拐棍在院子里走动了。周围的人都为他高兴，徐悲鸿想的却是下一步的行动。

一天，他要妻子搀扶他到美术学院去。廖静文告诉他医生说过不能让他出门的，更不能去学院。

徐悲鸿立即扔掉拐棍说：“听大夫的话，我出得了医院吗？我徐悲鸿是从泥巴里滚出来的，长的是装山芋的肚皮，没那么娇气！”廖静文拗不过他，只得依从。

天一亮，徐悲鸿像惯常上班前一样，起得很早，吃过早点，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妻子，一步步挪动，很费力地走着。走一段，歇一会儿，路程不远，却走了近两个小时，快9时，他跨进了熟悉的中央美术学院大门。

老传达工首先看到徐悲鸿，他忙跑上前搀扶，徐悲鸿来到绘画系的一个班里，正在做作业的学生们一下子围上来鼓掌欢迎。

徐悲鸿手扶讲台，亲切地说：“我今天是来检查教学的，同学们把最近两周的素描作业放在课桌右角，我要一一检查。”

他拄着拐棍，从一个课桌挪到另一个课桌，拿起一幅幅素描，看着看着，他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最后，他回到讲坛上，拐棍捣得地板嘚嘚响，严厉地说：“千篇一律，如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丝生活气息都没有，一点艺术特色也看不到，令人丧气，我们的风格哪里去了啊？”

廖静文看他激动的样子，赶忙上前去搀扶，他用力把她推开。并且让学生将几个授课的老师都叫了过来。

徐悲鸿看了他们一眼，毫不客气地说：“形式主义是泥坑，现在这种教学法，也是泥坑！无论如何，是不能用形式主义来教授我们新中国的学生的！你们看看，他们的素描画成什么样子。”

回到家里后，徐悲鸿感到疲乏极了，他躺下，片刻又艰难地爬起来，开始翻箱倒柜，在自己收集收藏的数千张世界各国美术图片中，用心挑选合适的，然后动笔写说明，指出其风格和优点缺点。

他想好了，要把这些放在学院展览橱窗里，供学生学习和批判，以求有所受益。他一天天地忙碌着，终于在一个星期后，把图片和说明文放进了学院的展览橱窗。

这时，徐悲鸿才放心地说：“我们当老师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再见到自己的学生，都要问心无愧了。”

看着徐悲鸿忙碌的样子，廖静文总是劝他休息，但是徐悲鸿总是坚持工作，最后廖静文说如果他再不休息她就要给总理打电话了。徐悲鸿赶忙制止廖静文，这才去休息。

事实上，徐悲鸿自己感觉自己的身体也日渐不好，他嘴上回避说这些，心里却很明白，他要抓紧时间，多做些事情：关心学院的教学工作，也抓紧时间整理自己一生收藏的艺术品。

一个夜晚，他郑重其事地把廖静文叫到自己画室，指着自己抄写的艺术收藏品部分目录，叮嘱道：“静文，要是一旦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些收藏品献给国家，让它继续为祖国培养人才服务。这本是我当初收藏时的目的，用心你也是知道的……”

廖静文一时说不出话来，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劝徐悲鸿不要胡思乱想，注意休息，好好养病，身体会好的。

在徐悲鸿身体虚弱的时候，他依旧在坚持努力作画。其中一幅《鲁迅和瞿秋白》时时牵动着他的心。

为了这幅画，徐悲鸿多次对妻子说：“鲁迅先生和瞿秋白的形象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虽然都不在人间了，但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作为画家，我若是不能通过绘画把他俩的形象和友谊留在人间，我就食不甘味！怎奈手足不争气，拖到何年何时啊！”

妻子劝他不要着急，待身体好点再继续画。他感慨地说：“瞿秋白在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文化运动，有两年时间。在那期间，瞿秋白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多次住在鲁迅家中避难，他俩一起写文章打击敌人。共同的愿望，使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瞿秋白不幸被捕，慷慨就义，牺牲时才36岁。”

说到这里，徐悲鸿无比感慨：“鲁迅对瞿秋白的死，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1936年10月，鲁迅在病逝前夕，为亡友瞿秋白编辑了遗著《海上述林》。”

第二天晚上，徐悲鸿在灯下看着《海上述林》。廖静文把熬好的汤药端到他面前，催他快喝。他忙随手拿块镇纸压在书页上，两口喝完药水，一抹嘴唇，信心十足地说：“在我生前，一定要完成《鲁迅和瞿秋白》这幅表现珍贵友谊的画卷，这是我这个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事实上，徐悲鸿早为这事煞费苦心了。为了画好这幅油画，他访问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和胞弟周建人等。对于鲁迅和瞿秋白的衣着、身材、性格、生活习惯，以及两人在一起时的习惯动作、表情等，都分别作了详细的记录。

他于1951年4月下旬动笔作画，先后创作画稿达20张，仅头像就有10余张。最初的画稿，鲁迅坐着瞿秋白则站着。他在往画布上勾绘定稿时，把瞿秋白也画成坐着的了，有人问为何要作如此改动呢？

他解释说：“一开始打稿时，由于只是考虑到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所以画瞿秋白站着，后来再深入一想，那样考虑是片面的，鲁迅先生如果健在，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俩是战友，特别在思想方面，鲁迅受到瞿秋白的影响不算小，鲁迅本人也是很尊重瞿秋白的。”

到7月中旬，徐悲鸿便用炭笔把画稿勾到长1.49米，宽1.26米的油画布上。遗憾的是，徐悲鸿因突然患脑出血住进医院，这幅油画稿和其他未定稿的画幅一样，被耽搁了下来。现在这幅创作成了徐悲鸿思虑的一大问题。

徐悲鸿大病初愈，画大幅油画的气力不够，但他并没有因此放下画笔，在关心教学之余，他大画奔马。仿佛是他生活道路上最激烈的奔驰，生命最后时刻的冲刺！

徐悲鸿还从他画的《奔马》图中，先后挑选了6幅自己看了认为满意的，送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在一幅《奔马》画上写着这样的题词：

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满腔热情地写道：

5个月前，我就开始为你们画马，由于气力不够，不能使人满意；现在寄上我最近画的一幅奔马，自认为很不够好，但又怕你们久待，以后当陆续再画，挑挑好的寄给你们。

我再一次向你们说，我以能为你们服务而感到光荣。

徐悲鸿热爱战士，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深情厚谊，全部倾注在笔端，特意为毛泽东精心画了一幅《奔马》图，并在上面题写诗句：

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寓意苦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下终于得到新生，得到解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祖国前途无限光明。他还着意挥笔写了“祝毛泽东60岁寿：言论文章放之四海皆准，功勋伟业长与日月同光”的条幅，准备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时，亲手奉送给毛泽东。

1953年9月23日，徐悲鸿从早到晚开了一天会，听的是重要报告，报告人是周恩来。晚上，他参加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这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便退到休息室，因脑溢血复发，晕倒在沙发上，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徐悲鸿一生节衣缩食收藏了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他去世后，按照他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收藏品，以及他的作品12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4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匾额。

徐悲鸿是中国杰出的画家，是中国美术史上造诣相当高的一位大师。他虽然只有58岁的人生，但他的业绩却名垂千古。

徐悲鸿的一生慷慨正义，为人忠厚，对事业执着追求，对祖国无限热爱。徐悲鸿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具有开拓性的杰出画家，也是一位为中国美术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美术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无论是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还是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徐悲鸿不畏反动派的诱逼，不为金钱所动，坚决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

在艺术教育事业中，他对培植人才表现出了无比的忠诚，始终把培养后一代的任务放在首位。他发掘、培养了一批画家，对有培养前途的穷学生一向慷慨解囊，我国当代许多著名画家都曾受到过他的培养和帮助。

徐悲鸿为我国的美术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徐悲鸿当年曾在一赠友人的条幅中写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也正是对他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

徐悲鸿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爱国爱民的一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写有“危亡之际”“痛感民族之不振”“忧心如焚”等词，发出他愤世嫉俗的慨叹。有不少作品的思想内容，相当深刻地表现出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感情。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杰出作品，为中国画的改革、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3年，为了纪念和弘扬徐悲鸿先生对我国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我国美术界设立了全国书画院系统最高美术奖项“徐悲鸿美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