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笔驰骋

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徐悲鸿

推动画坛的革新

在回国的船上，徐悲鸿遇到了在法国取得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徐悲鸿十分钦佩这位以科学论文震动了法国的中国科学家，当即欣然为他画了一幅素描肖像，并用法文在旁边题写了“科学之光”。

徐悲鸿先在新加坡上岸，又为华侨画像，筹得了足够在上海赁屋安家的一笔费用，才从新加坡乘船返回上海。

徐悲鸿终于又一次远远地望见了黄浦江，望见了祖国。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带着重归祖国的喜悦，他计划要开创一番事业！一定要使中国美术发扬光大，使它在世界艺术的宝库中重新闪耀绚丽的光彩，以提高我们国家的威望，为中国人民争气。这是他多年以来的愿望，现在，就要变为现实了，他将立刻投进祖国的怀抱，挑起这副重担。

为了革新艺术，推行艺术要为民众服务的主张，徐悲鸿同田汉、欧阳予倩一起，在南国社的底子上，办了南国艺术学院。

田汉起初竭力想要恢复的上海艺术大学，遭到和国民党当局暗通款曲的法国巡捕房的封闭。这不仅是因为艺大拖欠了房租，更重要的是因为艺大有共产党员。

不屈不挠的田汉决定另起炉灶，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积极地支持和赞助他，义务担任“南国”的美术系主任。

南国艺术学院的校舍是租来的，校址在法租界爱威斯路371弄，即现在的永嘉路。由于经费困难，教师不多，执教的只有洪深、欧阳予倩等人。美术系学生中有吴作人、刘汝醒、刘艺斯等人，戏剧系学生有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塞克、左明、赵铭彝、马宁等人。为了减少开支，学校的事务都由同学担任，全院没有一个职工。

徐悲鸿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后，将自己的美术书籍、图片都搬到学校，听任学生们自由翻阅。他还将自己的画具也搬到“南国”。

因为霞飞坊家中的房子太窄，而“南国”给了他一间宽敞的画室。于是，徐悲鸿每天都在“南国”教课和作画。

徐悲鸿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了极为严格的素描训练，他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必须通过严格的素描训练，学生才能初步掌握写生的能力和造型的规律。

徐悲鸿在素描教学中要求高度的准确，不允许有一线之差。他也强调提炼、取舍、概括。注重体积、结构、质感和空间感。要求学生们“但取简约，以求大和，不尚琐碎，失之微细”，既要“致广大”，也要“尽精微”，以表现对象的特征和实质。

在教学的同时，他开始了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的构思和创作。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据《史记》记载，田横是齐国的后裔，陈胜、吴广起义抗秦后，四方豪杰纷纷响应，田横一家也是抗秦的部队之一。

汉高祖消灭群雄，统一天下后，田横不顾齐国灭亡，同他的战友500人仍困守在一个孤岛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人心，担心日后为患，便下诏令说：如果田横来投降，便可封王或侯；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消灭掉。

田横为了保存岛上500人的生命，便带了两个部下，离开海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但到了离京城30里的地方，田横便自刎而死，遗嘱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汉高祖，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也保全了岛上500人的生命。

汉高祖用王礼葬他，并封那两个部下做都尉，但那两个部下在埋葬田横时，也自杀在田横的墓穴中。汉高祖派人去招降岛上的500人，但他们听到田横自刎，便都蹈海而死。

司马迁感慨地写道：

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司马迁推崇的是田横能得人心和不屈的高风亮节。

当时，徐悲鸿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有一些人却为了个人名利，趋炎附势于国民党和洋人，毫无气节。徐悲鸿读到司马迁写的这篇列传时，抚今追昔，感触极深。

徐悲鸿觉得这种气节实在是了不起，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正是需要这种气节。

他选取了田横与500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不屈的激情。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里没有凄婉、悲伤，而是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

壮士中有人沉默，有人忧伤，也有人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离去，那个病了腿的人正在急急向前，好像要阻止田横去咸阳。整鞍待发的马站在一旁，不安地扭动着头颈，浓重的白云沉郁地低垂着。整个画面呈现了强烈的悲剧气氛，表现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鲜明主题。

要进行这幅高198厘米、宽355厘米的大画创作，徐悲鸿必须全力以赴，画面上的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都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才绘到画布上去。

除了教课，他就置身于“南国艺术学院”的这间画室里，沉浸在创作的热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这幅作品从1928年开始创作，至1930年才完成，历时两年多。然而，这两年多的经历又是何等的艰难！

刚刚开始构思不久，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也来聘请徐悲鸿担任教授。徐悲鸿当即提出，以不能辞去“南国”的教职为条件。中央大学表示同意。

于是，徐悲鸿半个月在“南国”教课，半个月去南京中央大学教课。从此，悲鸿在创作《田横五百士》的同时，大量时间都风尘仆仆地往返于京沪道上。

从此以后，中央大学的艺术系画室里就出现了教授徐悲鸿先生。他教学生作画严肃认真，特别注意观察学生在作画过程中的缺点和一些不良倾向。

徐悲鸿在1916年离开家乡屺亭桥镇，10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东奔西跑，一直也没有顾得上回去。这次从欧洲回来之后，母亲以及其他的亲友都盼望他回去瞧瞧。恰巧，徐悲鸿要到宜兴县去办事，他便携带着妻子乘机回到屺亭桥镇。

在国外8年，家乡的一切常常闯进徐悲鸿的梦中。在巴黎时，多少次在塞纳河畔，他黯然记起了故乡门前的那条河，还有那辛勤操劳的母亲和从小就在生活中挣扎的弟妹们，这一切常常牵动他的心。

如今，他回来了。那永远奔腾不息的河流，那脉脉含情的小屋，那屋前屋后的树木，都依然如故，只是弟、妹都长大了，母亲也显得衰老了。她白发如霜，脸上纵横的皱纹里包含着多少的艰苦和忧虑！

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照人的光彩，这是看到远方的儿子胜利归来的母亲才有的那种幸福、安慰、欢欣交融在一起的光彩。她依旧是那样温顺地微笑着，仿佛依旧害怕幸福会突然从她眼前飞走。

那些可爱的乡亲们，那些曾是他童年时的小伙伴，都热烈地围在他身边。他们都是朴实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大声地对徐悲鸿说着乡音浓浓的话语。徐悲鸿沉醉在这些亲切的感情中，他的心好像在温暖的波浪上浮游。

突然“砰！”的一声尖厉的枪响，接着“砰！”又是一声，有人大声地喊道：“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人们急速地向各处逃跑。徐悲鸿被一双粗大的手牵住，迅速钻进了一个谷仓，这时他才看清牵他手的是童年时的一个朋友。

蒋碧薇吓得面无血色，还是老母亲机智沉着，她一手拉起徐悲鸿的小儿子，一手拽着蒋碧薇和小姑子一起躲避在了田野里的稻草堆里。

强盗们闹腾过以后，蒋碧薇从稻草堆里爬了出来，气愤又担忧地催促着徐悲鸿立刻收拾东西。

徐悲鸿只好十分遗憾地向母亲和几个妹妹告别，离开了已然阔别多年的屺亭桥镇。

从家乡回到上海，徐悲鸿的心情变得抑郁了。贫困的农村和上海畸形的繁荣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加紧了和帝国主义的勾结，政治上一片黑暗。

而反映在艺术上，是那些资产阶级没落的抽象派、未来派、野兽派等形式主义绘画更加泛滥，它们完全脱离现实。国画则以模仿古人为能事，陷于复古主义，奄奄一息。

处在这样的逆流里，徐悲鸿如果选择一条平坦的道路，那么，他可以随波逐流。但是，他没有这样，也不可能这样！他的爱国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充当了中流砥柱。

他严厉地抨击了那些狂妄、荒诞、脱离真实的形式主义新派绘画，提倡艺术应当追求真实，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他希望以写实主义作为开端。同时，他在教学和创作中都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主张。然而，他的家，这个使他无限烦恼的家，却无情地羁绊着他。妻子蒋碧薇永远也难以和他达成共识，一直不能融入到艺术绘画当中来。

不久，在蒋碧薇的主持下，徐悲鸿移居南京，搬进了丹凤街中央大学的宿舍。这幢两层的旧式楼房里住了中央大学的4名教授。

徐悲鸿分得4个房间，蒋碧薇的父母仍和徐悲鸿住在一起。中央大学艺术系还给徐悲鸿预备了两个房间，作为他的画室。中央大学给他的薪金是每月300元现洋。

优厚的待遇，安定的生活，使蒋碧薇感到满意。但是，她绝没有想到，她是怎样粗暴地伤害了徐悲鸿的感情。徐悲鸿很不满意这种生活。他心里深深地怀念着田汉，怀念着南国艺术学院和南国社的同仁。他像离群的马一样，常常在心里发出悲哀的嘶鸣。

1929年9月，由于蔡元培先生推荐，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刚刚从福州回到南京的徐悲鸿，立刻只身赶赴北平。

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城，曾经给了徐悲鸿多少诱惑和希望！现在，他又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下，倾听着历史的回音，感到心潮澎湃。

从1919年离开北平，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尽管许多先行者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生命，但是，北平从政治上到学术上，都仍如10年前那样反动、腐朽、落后。

徐悲鸿胸有成竹地走进北平艺术学院。当天，就向全院师生员工发表就职演说：

我此次来北平赴任，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保守、革新美术教育。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北平艺术学院的学生当以研究艺术，为发展祖国的艺术开辟道路为天职，不应把本院看作是升官发财之阶梯。学院应是“网罗众家之学府”，不应以势压人，排斥、甚至打击不同的艺术派别。我诚恳希望一切有志于中华民族艺术事业的先生们、学生们，都振作起精神，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振兴中华民族之艺术事业竭尽全力、奋斗不息。

徐悲鸿号召学习西方一些优秀的技法，使之和中国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的、有真感、有生气的中国画。

在用人方面，他也不墨守成规。当他发现齐白石在中国画方面的高深造诣后，亲自去拜访了这位当时处境十分孤立的老画家，并决定聘请齐白石先生担任北平艺术学院教授。

齐白石先生是木匠出身，当时已届67岁的高龄。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国画高度提炼和概括的特点，而且饶有生气。他通过对生活的反复观察，画出了那些栩栩如生的虾和螃蟹，闷闷鸣叫的青蛙，飞翔在残荷上的蜻蜓，惹人喜爱的小鸡，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山水……

他的作品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不落古人窠臼，在当时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的国画界，如同一枝奇花异卉，引起悲鸿的欣赏和赞叹。

齐白石50多岁来到北平，寄住在法源寺内，以卖画为生。

他的画有着崭新的艺术风格，但这里容不得他这耿直的人。他们唾骂齐白石是“胸无点墨”的“臭木匠”；讥刺齐白石的画是“背叛祖宗”的“邪恶之作”，“绝不能登大雅之堂”等。

齐白石的画作，论艺术性，要比北平许多所谓名家之作好得多。可论价钱，却比三流画家还便宜一半，而且还不易卖出去。落魄到这种地步，可见他的处境之艰难。

一次，在一个场合齐白石被人冷落，恰被梅兰芳发现，便上前和他搭话，方使他心中得以安慰。齐白石感激万分，还特意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送梅先生，并在画上题句：“而今沦落性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可是，梅兰芳难以改变他在北平画坛被人歧视的地位。

齐白石认识了艺术颇有造诣的陈师曾，陈师曾对他的画较为推崇。然而不幸的是，陈师曾在1922年就去世了。在冷嘲热讽中，齐白石觉得自己命运多舛、道路坎坷，而今已近花甲之年，仍是怀才不遇，常常伤感不已。

在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先生的画室里，30多岁的徐悲鸿和60多岁的白石先生竟一见如故。他们谈画，谈诗，谈文章，谈篆刻，各抒己见，彼此有许多相同的看法。

然而，当徐悲鸿提出聘请白石先生担任北平艺术学院教授时，他却婉言辞谢了。过了几天，徐悲鸿再去拜访白石先生，重提此事，又被白石先生谢绝。徐悲鸿没有灰心，第三次又去邀请。

齐白石先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坦率地告诉悲鸿：“徐先生，我不是不愿意，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洋学堂，更没有在学堂里教过书。连小学、中学都没有教过，如何能教大学呢？遇上学生调皮捣乱，我这样大岁数了，摔一个跟头就爬不起来啦！”

徐悲鸿告诉齐白石先生，不需他讲课，只要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画示范便可。并说：“我一定在旁边陪着你上课。冬天，给你生个炉子，夏天，给你安一台电扇，不会使你不舒服。”

于是，白石先生答应试一试。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徐悲鸿高高兴兴地登上马车，把齐白石从家中接到学院。齐白石走上讲坛讲课的时候，徐悲鸿一直陪伴着他，并抬手挽袖为他理纸研墨，看他为学生示范作画。

然后，悲鸿又坐了马车送白石先生回家。那匹瘦弱的马和那位懒洋洋的马车夫仿佛也感染了他们的欢乐，马车轻快地奔驰起来。

到了跨车胡同齐白石先生家门口，徐悲鸿搀扶齐白石先生下了马车。齐白石先生用激动得有点发抖的声音对徐悲鸿说：“徐先生，你真好，没有骗我，我以后可以在大学里教书了。我应当拜谢你。”

话音未落，他便双膝下屈。徐悲鸿慌忙扶住了白石先生，泪水涌到了眼眶里。从此，这两位在后世享有盛名的艺术巨匠便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的友谊终生不渝。

徐悲鸿长于画马，尤擅画奔马。他爱绘画人才，犹如识千里马。他宁损己业，不惜为之奔忙。他为齐白石铺垫路基石子，为齐白石拦挡唇枪舌剑，使齐白石更能为世人所知、所识。他准备为齐白石出个画册。

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在艺术上也和政治上一样，极为落后和顽固，对徐悲鸿的一些革新中国画的主张，保守派不仅不能接受，而且十分嚣张地破坏和反对，就连聘请齐白石担任教授一事，也成为众矢之的，引起顽固分子的非难。

徐悲鸿革新绘画艺术、推崇齐白石的种种言行举止，触动了北平画坛的保守势力，一些人咒骂徐悲鸿“标新立异，大逆不道”！徐悲鸿昂首挺胸，毫不妥协。使一些人感到突然的是，3个月后，徐悲鸿毅然宣布辞职。

徐悲鸿南归以后，和齐白石先生书信往返不绝。齐白石先生每有佳作，必寄徐悲鸿，徐悲鸿便按齐白石先生的笔单，将稿酬寄去。那时，正是齐白石先生精力旺盛、创作最成熟的时期，徐悲鸿购藏他的佳作极多。

当时，齐白石先生还未正式出过画集，只是为了赠送亲友，自己花钱用石印印了200本画集。徐悲鸿为了向更多的人介绍齐白石先生的艺术成就，向中华书局推荐出版齐白石画集。

中华书局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舒新城先生是位博学多才，又很重道义的有识之士，对徐悲鸿的主张一向是支持的，便慨然允诺。于是，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亲自撰写序言，正式出版了齐白石的第一部画集。

一次，徐悲鸿和田汉一起看学生们的作品。

看着，看着，徐悲鸿突然止住缓行的脚步说：“这幅石膏人头习作画得蛮好呀！”徐悲鸿伸手拿起画又看了一番，回头对田汉说：“作者看来不凡，是个人才，能不能把他找来，我想见见他。”

在场的一些老师一看名字，见是入学不久的吴作人的作业，便很有些不以为然。徐悲鸿觉察到了，笑着说：“这个学生确实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作力。诸位先生都知道，初学素描的通病是容易‘谨毛而失貌’，这张画非但没有这个通病，且对所画对象有所感受，初具‘致广大，尽精微’之感。这幅习作中孕育着创作的能力。”

吴作人被找来了，他给徐悲鸿敬了个礼后，便怯生生地退后一步站着。徐悲鸿笑着询问了他的年龄、家庭情况，热情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颇有天赋，目前需要在基本功上下功夫，着重注意明暗交界线和结构部位的刻画。”

临分手时，徐悲鸿希望他多观察、多思索、多练习，要树雄心，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画家。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吴作人说：“我很乐意同你交个朋友，继续谈谈。倘若你愿意的话，可以照着上面的地址，星期日上午到家里来，我等着你。”

这样，每周的星期天，徐悲鸿都会向吴作人继续授课。

徐悲鸿把自己珍藏的中外名作、画片资料，拿出来让吴作人观摩，并一一加以介绍，使吴作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徐悲鸿说：“画家要‘虚己心，察万变之象’，先深知造化而后方能使役造化。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不至于距离生活太远。”

不久，上海艺大部分学生转到了以徐悲鸿为主任的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从此，吴作人不仅能经常听到徐悲鸿讲课，课外也经常得到徐先生的指点。星期天，他还经常出入徐悲鸿的家门，渐渐成了徐悲鸿的得意学生。

徐悲鸿回到南京以后，继续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但在艺术系旁听的吴作人等人却遭到了学校当局的驱逐，原因是他们接触了一些左派人物，学校怀疑他们有不轨活动。

吴作人十分焦急地来找悲鸿：“徐先生，中央大学已经明令赶我们走，事情无可挽回，怎么办呢？”

发生了这件事，反而增强了徐悲鸿对吴作人进一步培养的决心。他安慰吴作人说：“你不能气馁、不能屈服。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遇到刮风下雨是常事，要想得开。依我看，一个人可怕的不是遭遇困难，而对未来失去信心，这才是最可悲、最可怕的。所以，一定要坚持奋斗下去。中国学习不了，可以想法到外国去学习，世界之大，何处不可行！”

吴作人幼年丧父，依靠孤苦伶仃的母亲和长兄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在国内求学已不宽裕，如何能到外国去求学呢？这是他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啊！他茫然地看着面前这位老师。

徐悲鸿看出这个家境贫寒的青年的心事，安慰他说：“我会替你想办法的，先到了巴黎再说，反正不会饿死。”

在为吴作人申请出国留学的护照时，由于国民党教育部规定必须有大学毕业的文凭，悲鸿只好叫吴作人去找他的老师田汉设法。田汉笑呵呵地说：“这容易！”他伸手打开卷柜，从那一叠空白的南国艺术学院的毕业文凭中随便抽出一张，填上了吴作人的名字。

为了筹措车票，徐悲鸿只好托一个法国朋友，费了好大力气才从上海的法国轮船公司花110元买了一张廉价的水手票。当徐悲鸿把留学证明、出国护照和船票放到吴作人手里时，平时颇为刚强的年轻人，猛地扑到徐悲鸿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来到法国，天资聪敏的吴作人虽然考入了徐悲鸿当年就读的学校——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但是生活十分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贫穷是备受歧视的。

因此，每逢学校里的食堂开饭时，吴作人不敢立即走进去，总是等待那些佳馔都已卖完，食堂里杯盘狼藉，剩下零零落落的几个人时，他才低着头走进去，仅仅买一盘的土豆，聊以充饥。

徐悲鸿得知吴作人的困难后，又及时伸出了温暖的双手，通过他当时在比利时的朋友谢寿康和比京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巴思天，把吴作人推荐到比京皇家美术学院“巴思天工作室”学习深造，并获得一笔可以保障学习开支的助学金。

一年以后，吴作人在全学院油画大会考中名列第一名，获得了金质奖章和个人画室的荣誉。

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赢得如此的荣誉和奖励，确是少有的。在荣誉面前，吴作人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立即写信告诉了徐悲鸿。

回国后，吴作人先后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艺专教务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继承徐悲鸿的主张，为我国美术事业倾心尽力。而徐悲鸿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亲眼看到年轻人事业上成功，为祖国争光。

发掘绘画的人才

徐悲鸿回到南京，除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仍以饱满的激情继续进行油画《田横五百士》的创作。但是家庭的不宁静，依然影响着他的心绪。

虽然，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他们之间的争论却并未因此消失，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依然存在。徐悲鸿对艺术的至诚热爱，为蒋碧薇永远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使他们常常因为购买书画而掀起轩然大波。

在这样痛苦的生活中，徐悲鸿以惊人的毅力，于1930年完成了油画《田横五百士》的创作，开始构思创作巨幅中国画《九方皋》。

这是取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代，有个姓九方，名字叫皋的人，很有识马的本领。

有一天，秦穆公对以相马闻名的伯乐说：“你的年纪已很老了，儿孙中有没有可以继承你的本领的人？”

伯乐叹息道：“我的子孙中有能识马的，但没有能识千里马的。我有一个朋友，名叫九方皋，他虽是个挑柴卖菜的苦力，但识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

秦穆公听了，非常高兴，便叫九方皋为他物色一匹千里马。九方皋在各地跑了3个月，看了无数的马，最后才找到他所中意的一匹黑色雄马。他回来见秦穆公，穆公问道：“你找到的马是什么颜色呀？”

九方皋答道：“黄色。”

穆公又问：“是雌的还是雄的？”

九方皋答：“雌的。”

穆公叫人牵马来看，却是一匹黑色的雄马，不禁大失所望，便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雌雄、颜色都不能辨认，如何能识别马的好坏呢？”

伯乐喟然叹息说：“大王呀！您不知道，九方皋在观察马时，是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呀！”

伯乐的意思是说九方皋注重的不是马的皮毛外貌，而是马内在的精神、品质。秦穆公听了，令人骑上这匹黑色的雄马试验，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

徐悲鸿有感于这个动人的故事，正是由于他亲眼看到了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大量人才被压抑、被埋没的现状，也是由于他亲身感受到要提携、培养一个有才华的人是何等的艰难。他要借《九方皋》倾吐内心的抑郁，抒发渴望发掘人才的美好意愿。

这幅宽351厘米、高138厘米的中国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位朴实的劳动者九方皋的形象。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察看面前的那些马，而那匹黑色的雄马仿佛突然见到了知音，它发出快乐的嘶鸣，扬起钢铁般的蹄子，跃跃欲试。

人们都知道：徐悲鸿善于画马。他笔下的马都是奔放不羁的野马，从来不戴缰辔，但在《九方皋》画面上的这匹黑色雄马却例外地戴上了缰辔。

有人问徐悲鸿：“这是为什么呢？”

徐悲鸿笑着答道：“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

1931年，徐悲鸿利用暑假之便，去了南昌。他一到南昌，当地报纸就报道了他的行踪。这一来，找他的人便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热爱美术的青年，来向他求教的。

一天上午，轮到一位年近30的人，他身穿旧蓝布长衫，腋下夹着个小包裹，走到徐悲鸿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徐悲鸿请他坐下，他一层层打开包裹，拿出了一卷画。

他就是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当时，他还处于困境，失业在家。

徐悲鸿将画作一张张细看，渐觉一股灵气扑面而来。画的全是山水，篇幅不大，却气势恢宏。他凝视画面，只见烟云缭绕，重峦叠嶂，云海如波涛，峰尖似浮沉。不由得赞道：“妙，大可造就。”

徐悲鸿最后关照说：“你再多拿几幅画，白天客人多，你晚间22时钟左右来，我们可以多谈谈。”

傅抱石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罗时慧急切地问：“见到徐悲鸿了吗？”

“见到了。”

“他对你说了一些什么话？”

“他叫我把画留下，还要我晚上再去。”

当天晚上，傅抱石来到徐悲鸿的住处。徐悲鸿和他促膝交谈，就像对待一位老朋友一般。傅抱石那横溢的才华使徐悲鸿惊异。

“你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拜过老师，那你是怎样学画的呢？”徐悲鸿问。

曾经当过学徒、做过制伞工人、也当过小学教师的傅抱石，眼睛里流露出深沉的目光。他缓缓地声音不大地叙述起来：“小时候，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个裱画铺子，经常裱些名人字画。我常到那家裱画铺去看画，仔细地在心里摹写、默记，学他们的技法，然后用到我自己的写生稿上。久而久之，和店铺老板熟悉了，有了交情，他们便让我去临摹。”

“那么，你是怎样读书的呢？”徐悲鸿指着他带来的那一堆文稿说，“你从什么地方获得这样丰富的资料？”徐悲鸿有些惊讶地问道。

“哦，这也是在我家附近的一条街上。那里有个旧书店，我常去站读，久而久之，店主人见我用功，动了同情之心，让我上楼，到他的书库里去。这样我就读到大量金石书画的著作。”

徐悲鸿陷入沉思，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傅抱石的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苦学而有才华的人，但是贫穷失业，几乎使他陷于绝境。这是一块埋没在沙砾中的闪闪发光的金子啊！徐悲鸿站起来，恳切而热情地对傅抱石说：“我希望看到你更多的作品，明天我到你家登门拜访！”

傅抱石回到家中，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妻子。妻子变得激动不安了，立即开始打扫他们仅有的那间狭窄的屋子。她要使这间既作画室、又作卧室的屋子变得窗明几净，将它多年来蒙受的尘垢都清除出去。

第二天，她猛然想起了什么：“哎呀，我穿什么衣服呀？”她看着自己身上打了补丁的蓝布衣衫，有点难为情地说。

“没有关系，你就穿这身衣服。”傅抱石望着钟情的妻子，想起她多年来和自己共贫苦、同患难，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而自己却没有能力让妻子穿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心中十分愧疚。

“但是，人家是大师啊，我能穿这样有补丁的衣服吗？”妻子惶惑地问。

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哎呀，徐悲鸿先生来了！”妻子罗时慧一面说，一面急急忙忙躲进墙根的那只大木柜里。

这只陈旧的大木柜，原来装着傅抱石的许多画，今天通通拿出来，准备请徐悲鸿一一过目，里面就成了空的。

徐悲鸿匆匆走进了屋，没有坐下，也没有喝一口茶，便说：“先看画吧。”他迫不及待地帮着傅抱石打开那一堆一堆的画。这些难以计数的画，说明了傅抱石下过许多苦功。

“一点儿也不错，天才出于勤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徐悲鸿一面欣赏和品评那些笔墨狷狂奔放的作品，一面心里这样想。

“你的山水画有着广阔的前程。依我之见，傅先生应该出国学习，开阔眼界，希望你下苦功，下决心去登临光辉灿烂的艺术殿堂！”徐悲鸿很随便地坐在床边，对傅抱石这么说。

傅抱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没考虑该怎么办，只听徐悲鸿又说：“你乐意去巴黎学习美术吗？不要担心经费问题。关于出国经费，我会尽力想办法帮助解决。”

这时，大柜子的门突然打开了，先前因不敢见徐大师而躲到柜子里的罗时慧冲出柜子一把拉住丈夫，一下子跪在徐悲鸿面前说：“您老对抱石的恩德，我们夫妻怎么报答啊，请先接受我们夫妻三拜吧！”她感激得泪珠簌簌地往下掉。

徐悲鸿慌忙搀起傅抱石夫妇，说：“这么说，你们也得受我三拜了。我在南昌能结识傅先生，令人高兴。傅先生虽名叫傅抱石，实乃是抱玉，抱璞啊。”

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拿什么来款待这位贵客呢？丰盛的酒席办不起，有什么吃什么未免太寒酸，对不起徐悲鸿大师。罗时慧心中暗暗着急。她挽起竹篮，走到街上，买回了一些小笼包子和玫瑰饼。

“徐先生，请你不要见笑，寒舍简陋，招待不周。”罗时慧有些腼腆地说。傅抱石脸上也浮现出一片异常抱歉的神色。

但是，悲鸿却快活地叫起来：“呵！小笼包子，还有玫瑰饼，这简直是双倍的美味。”他愉快地吃着，几乎赞不绝口，他显然是想减轻主人负疚的心情，故意增添大家的兴致。

徐悲鸿在高兴之际，画兴大发，当即挥毫为傅妻作《芦鸭》一幅。

徐悲鸿挥动他那支墨汁淋漓的画笔，转瞬之间，一只张开翅膀的鸭子便出现在纸上，它异常生动，仿佛要破纸飞走似的。徐悲鸿又用淡墨画了几枝芦苇。然后，写上“时慧夫人清正”。

“多么谦虚的大师！”罗时慧想，“还请我清正哪！”她将这幅画挂在墙上，和抱石一起欣赏了很久。半夜，她又起床，担心灰尘落在画上，悄悄收起，放入木柜中。

为了及时解决傅抱石留学的经费，徐悲鸿特地去找江西省主席熊式辉。

奔走于权贵之门，对徐悲鸿来说，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为了替傅抱石的前途筹划，他不得不这样。递进了名片后，徐悲鸿被请进了那宽大的客厅。熊式辉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

徐悲鸿开门见山：“南昌出了个画山水的傅抱石，你知道吗？”他见熊式辉摇摇头，便接着说：“傅抱石的出现，是你江西省的一大骄傲，他的山水画，将使整个中国山水画出现生气，你这省主席应该拨出一笔钱来送他出国深造。”

熊式辉面露难色：“这件事可是不容易，留学名额太少、太少。”他加重语气说。

“但是，像傅抱石这样的人才就更少。熊主席，这是你们江西省的人才，一个极为难得的人才，将来会成为鼎鼎大名的画家，能对中国美术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徐悲鸿滔滔不绝地说着，想引起熊式辉的重视。

然而，熊式辉没有表态，却把话题引开了。他很客气地说：“徐悲鸿先生，久仰你的画名了，如果你不见外，明天请到舍间来用便饭，我这里备有纸笔，如果先生有兴挥毫，能赠我一幅奔马，我当珍若拱璧。”

“吃饭不必了，画一定送上。”徐悲鸿只好答应了熊式辉的要求。

熊式辉显然非常高兴，满脸堆笑，亲自派车送徐悲鸿回旅馆。

次日，徐悲鸿将带在身边的一幅裱好了的奔马，派人送到熊府，并附一封信。内容是请熊式辉赠给傅抱石1000元，助他去日本留学。

熊式辉展开奔马图，乐得眼睛鼻子挤到一起。之后，熊式辉随手写了张便条，派人送给傅抱石一小笔款子，就昧着良心把事情搪塞掉了。

由于钱数不足，徐悲鸿只好改变主意，帮助傅抱石留学日本。后来，傅抱石在东京又遇到经济困难，行将辍学。徐悲鸿为之奔走，用自己的作品筹了一笔款，帮助傅抱石完成学业。这对傅抱石先生后来的成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到抗日战争期间，在徐悲鸿的指点下，傅抱石的山水画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别是他把歌乐山一带的风物画得矫健、洒脱、浑厚、峭拔。

徐悲鸿称赞是作者身临其境所产生之胸中透气。他多次讲课、谈心时说：“傅氏之山水画，预告着人造自然山水末日的来临。中国的山水画出现了浪漫派，山水画复兴有了希望！”

傅抱石不负众望，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已成为中国当代写意山水画大师了！

傅抱石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他志在山水之上，但对徐悲鸿的帮助铭记不忘。

1945年7月中旬，在徐悲鸿50寿诞的日子，他特意精心绘了一幅《仰高山图》，送给徐悲鸿表示祝贺，把徐悲鸿比作自己心中景仰的高山。

为国家兴衰忧思

1931年，是中国国难极其深重的一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我东北三省。由于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以致数十万东北军几乎未放一枪，就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本侵略军，引起全国人民无比的悲愤。

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反动卖国政策，一面软弱地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一面疯狂地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徐悲鸿走进自己简陋得没有一件古玩，没有一件硬木家具的小画室。这里没有画案，只有一张用来作画的旧圆桌。他随手掩上吱吱作响的屋门，坐下来后打开手中那一卷报纸，翻阅起来。

新闻标题映入他的眼帘：

“日军灭绝人性，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东北三省大部陷落！”

“战祸蔓延，国难当头；江淮大水，关中大旱！”

看着看着，徐悲鸿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难民们凄苦的呼喊声。在报纸上，也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张张憔悴的脸，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一个个孱弱的身躯，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

他自言自语道：“战祸、天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如何是好？”

现在，《田横五百士》画成功了。徐悲鸿以这一历史画卷来歌颂“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抨击那些媚敌求荣的民族败类！

国破家亡的惨状，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悲鸿满腔义愤。他不能再安于一般的教学和创作，他要为人民控诉，为国家呼吁，他怀着强烈的不满，开始构思巨幅油画《徯我后》。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去讨伐暴君，受苦的老百姓盼望大军来解救他们，纷纷地说：“徯我后，后来其苏。”

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画面描绘一群穷苦的老百姓在翘首遥望远方，大地干裂了，瘦弱的耕牛在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那种殷切的心情，就如同大旱的灾年，渴望天边起云下雨一样。

画面高226.5厘米、宽315.5厘米，共有16个人物，每个都有真人般大小。

1933年初春，徐悲鸿用血泪和愤慨凝结成的大型油画《徯我后》问世了。他面对画卷，忘却了疲劳，高兴地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声音溢满画室，飞向夜空。

徐悲鸿在构思中，曾数易其稿。现在保存在徐悲鸿纪念馆里的素描画稿上，还有“吊民伐罪”的旗帜。作品表现了徐悲鸿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强烈的痛恨和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

《徯我后》和《田横五百士》两幅大型油画，一起悬挂在中央大学大礼堂里。画面壮阔，立意深刻，使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感到震撼，感到力量，深深地打动着他们的心弦。

徐悲鸿的画也让一些人害怕了。当时就有人跑去向当局报告，说他的画是蛊惑人心。徐悲鸿说：这就是我作画的目的！

1932年4月，徐悲鸿带领中大艺术系的学生们去北平参观和写生。经过天津时，应南开大学的邀请，徐悲鸿前往讲演。听到徐悲鸿在讲演中热烈赞扬中国民间艺术的丰富多彩，校长张伯警先生便对徐悲鸿谈笑风生地讲起天津泥人张的故事。

最后，他十分惋惜地说：“我少年时曾见过泥人张，可是，后来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徐悲鸿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他早已听到过关于泥人张的种种逸事，传说泥人张能在袖子里捏塑人像，而且惟妙惟肖。但徐悲鸿未曾亲眼见到，总不免有些怀疑。

张伯警告诉徐悲鸿：“我认识一位严范孙先生，泥人张替他的父亲和伯父都塑过像，我可以陪你去严宅。”

于是，他们驱车前往。严范孙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立刻捧出他父亲和伯父的塑像。两座塑像分别被放置在玻璃座中，座高约1尺8寸，像旁有桌椅，是木制的，其他都是泥塑。

严先生的伯父像蓄有胡须，戴了瓜皮小帽，帽上缀有宝石，右手倚靠桌上，身穿黑色的长袍马褂，神采毕现，栩栩如生。

严先生的父亲戴眼镜，穿背心，未留胡须，唇边略略下陷，现出微笑的神情。两座塑像都上了颜色，色彩简洁而淡雅。至于人物比例的精确，骨骼的肯定，与传神的微妙，都是当时在雕塑中很难见到的。

严范孙先生回忆说：“如果泥人张活到现在，将近有100岁了。他的后代也都以制泥人为业。”

徐悲鸿提出想欣赏更多的泥人张作品，待客热情的严范孙先生点头同意，便带着徐悲鸿和张伯警先生一同来到泥人张当年开设的商店参观。

他们走进门面狭窄的商店，只见上上下下，全是泥人。有古代的美人西施、王昭君及现代的摩登女郎和西装少年等，多姿多彩。但使徐悲鸿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民间人物：卖瓜者、占卜者、臃肿不堪的和尚等，真是各尽其态，美不胜收。

店主说，这都是泥人张的第五个儿子所作的。徐悲鸿激动地在那些泥人面前流连、观赏。离开商店时，他选购了一个卖糖者、两个卖糕者、一个占卜者和两个胖和尚。

当悲鸿结束行程，回到南京以后，他仍念念不忘泥人张的事迹，提笔写了一篇《泥人张感言》。他怀着热爱自己民族艺术的深厚感情，热烈赞扬泥人张的非凡成就，并为他鸣不平。

他对腐朽的艺术界发出深深的慨叹：“今日中国之艺术，人犹欲以写四王山水者，为之代表。”

徐悲鸿在南京住的中央大学宿舍房子，比较狭窄，也没有能作画的地方。钱昌照先生等几位朋友，曾倡议凑钱，给徐悲鸿建一所带有画室的住房。

房屋于1932年12月正式落成。徐悲鸿全家便由南京丹凤街迁入了新建的傅厚岗6号的楼房。

这座精巧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还有很宽阔的庭院，院内有两株高达数丈的白杨树，萧萧作语。

虽然个人有了这样安适的新居，但徐悲鸿的心情却很沉重。因为国家、民族正陷于深重的灾难中，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他是带着和全国人民同样痛苦的心情而迁入这所新居的。他将它命名为“危巢”。

徐悲鸿在《危巢小记》中写道：

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

徐悲鸿在《危巢小记》中还作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比喻：

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好事者命石工凿之，置于庭园，长垣缭绕，灌溉以时，曲者日伸，瘦者日肥，奇态尽失，与常松等。悲鸿有居，毋乃类是。

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总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徐悲鸿只有更热烈地投身于工作，只有工作才能使他忘记心灵上的痛苦。

一天，徐悲鸿收到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里面还夹着一张照片。写信的人名叫滑田友。他在信上说他是江苏淮阴县一个贫苦木匠的儿子。少年时便开始学做木匠活。不久前，他用写生的方法，给他3岁的小儿子雕刻了一个木雕头像，然后用照相机拍下，现在寄来请徐悲鸿大师指正。

徐悲鸿从照片上看到那生动、可爱的幼儿头像，十分欣喜，亲自写信鼓励他。处在穷乡僻壤的滑田友收到悲鸿的亲笔信，感到极大的鼓舞，便带着这个木雕幼儿头像来到南京，求见徐悲鸿，希望能获得学习雕塑的机会。

当时，著名的雕塑家江小鹤正在塑造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徐悲鸿很快把滑田友介绍到江小鹤的工作室里，充当助手。从此，滑田友向雕塑家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后，滑田友被请去苏州一个大寺庙里，修理相传为唐代杨惠之所作的泥塑罗汉像。通过两年努力摸索和实践，滑田友掌握了雕塑的许多技法，决心献身于雕塑事业。

在1933年，徐悲鸿利用到法国办展览会之机，为滑田友出路费，将他带到巴黎。于是，滑田友在巴黎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

在那里，滑田友曾和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住在一间廉价的小屋里。冼星海也和他一样贫困，有时，背着手风琴上街卖唱，疲乏不堪地回来，总是随手将挣到的几个法郎往桌上一摔，豪爽地说：“田友，你一半，我一半。”

滑田友就这样在巴黎刻苦学习多年，随后又在法国从事雕塑工作，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雕塑家。

当时，备受徐悲鸿器重的还有出身于贫寒家庭的蒋兆和。他慕徐悲鸿的名前往求教，徐悲鸿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他的卓越天才。于是，让他住在家里跟从自己学习素描。后来，蒋兆和成为中国著名的画家，特别以人物画出色。他的作品兼有中西画法之长，造型严谨，笔墨生动而传神，创造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现实人物的描绘，如流浪的儿童，鲁迅作品中的阿Q等，感人至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这些成就是和他那深厚的素描基础分不开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使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

如何能使世界各国认识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呢？徐悲鸿常常这样冥思苦想，似乎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在驱使着他，要是能到国外举办一次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该多好啊。这样可以取得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同情，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各国举行画展

1931年的春天，徐悲鸿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比利时的首府布鲁塞尔。这是第一次在比利时举行的中国个人画展，人们纷至沓来，连皇后也驱车前来观看。

接着，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来函邀请徐悲鸿赴法举办中国画展。他立刻积极筹备，于1933年1月22日起程前往巴黎。举办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中国当代名家的绘画展览。

徐悲鸿携带了数百幅中国近代绘画，其中有徐悲鸿自己的作品和收藏，也有当代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有购自他们本人的，也有从私家收藏中借来的，代表了中国近代绘画的各个流派。

这是徐悲鸿第三次赴欧洲的旅行，除蒋碧薇外，还有滑田友同行。他们乘坐一条法国船，船长是一位法国人。他发现了徐悲鸿在他的船上，十分高兴，常常邀请徐悲鸿去船长室喝咖啡、吃点心，随意漫谈，并且邀请徐悲鸿一同参观整个轮船。

这是一条载重14000吨的轮船。只见船中咸水、淡水、冷水、热水的管道，纵横交错，一切电气的设备，气象的测定，商情的起伏，以及所经历的时事变迁，都有仔细的测报和安排，十分繁杂而有秩序，完全像一个城市的设计，且须利用极为有限的空间和面积，不容有间隙的空地。

后来，徐悲鸿曾极为感叹地写道：

此仅为14000吨之中型轮船，其结构精密完善已臻如此。

而造船之工程师及工人纵有大量杰作流行于世，世人受其惠者不可胜计，此类造船之工程师及工人之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也无人询问。而末世之艺术家画几枚颠倒的苹果，畸形的风景，或长脖大腿的女子，便以为有功于文化。

两相比较，其道理不待世人不解，我也深感迷惑，可惜此类艺术家无缘一度自省。

随后，徐悲鸿又随船长来到轮船下层，只见烧火工人是中国人。那熊熊的烈焰，发出“呼呼”的响声，无数鲜红的火舌在贪婪地激着炉膛，一股强烈的热浪扑过来，使人感到烤炙般的痛苦。

回到船舱后，徐悲鸿为此而很久不能平静。后来，他曾经写道：“乍临此境，心中震悸。”

如同14年前那样，汽笛高声鸣叫，轮船“哗哗”拨水前进。徐悲鸿穿越着太平洋、大西洋。在漫长的行程中，他常常对着辽阔的大海，回忆这14年不平静的岁月。

多难的祖国、痛苦的人民、不和谐的家庭，都像乌云一样飘到他心里。生活的道路是多么崎岖不平，自己肩负的责任又是多么沉重！

又来到了巴黎，又流连于卢浮宫和凯旋门下，徐悲鸿心潮阵阵起伏。他亲爱的老师达仰先生已经与世长辞了，他在达仰的画室前徘徊了很久，那里已搬进了陌生人，往事如烟的感触，使他悄然落泪。

在画展开幕前筹备的紧张日子里，徐悲鸿还惦记着正在法国学习的王临乙和吕斯百，他抽空专程去看望了他们。

1927年，王临乙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随徐悲鸿学画。1929年，赴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习。曾获全法国美术学校速写奖金。1931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

吕斯百初入东南大学艺术系，得徐悲鸿赏识，并于1928年被推荐赴法国留学，初在里昂高等美术专科学校，1931年入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曾游历西欧各国，考察美术。

吕斯百的油画长于风景、静物，早年作品笔触稳健有力，色彩纯化雅致，注重画面整体的真实性。

徐悲鸿不仅是一位敢于独树一帜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艺术教育家。他能慧眼识别人才，又尽自己所能，资助他们走进艺术的大门。

在巴黎，徐悲鸿见到王临乙和吕斯百，听说他们的成绩都很优秀，经常名列前茅。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多么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归国，为振兴祖国艺术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于1933年5月10日在巴黎市中心公各尔广场的国立外国美术馆正式开幕。

举行开幕式时，有法国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及各界著名人士3000多人，前来参观和祝贺。

在法国，徐悲鸿的画受到热烈欢迎。画展期间，展览目录印至3版，很多报刊，不惜篇幅给予画展高度的评价，发表的文章总计不下300篇，世界著名美术评论家莫葛雷在报刊接连发表了3篇评论。观众达30000人以上。

此外，英国、西班牙，甚至远达美洲，也都有文章介绍和报道，足见中国绘画在欧洲所引起的强烈震动。这使一心宣传祖国文化、提高祖国威望的悲鸿感到慰藉。

那一段时间里，徐悲鸿常常置身于参观者之中，听着不同肤色的人们的各种语言的赞美之词。那些话，有的他懂，有的不懂，但从人们的表情看，是惊讶，是欣喜，是赞叹！有的人认出他来，冲他举起拇指，呼喊：“中国！中国！”此时，他往往热流遍身，喜泪盈眶。

门票5法郎一张，参观展览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应广大观众的要求，画展不得不延期15天，从5月10日开展，直至6月25日才闭幕。

法国政府一次就购买了15幅中国画，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高奇峰、王一亭、经子渊、陈树人、汪亚尘、吕凤子、张书旂、郑曼青等人的作品，并专门建立了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中国画展在一个文艺发达国家获得如此成功，使徐悲鸿激动不已，当即写信给国内，告诉同行好友。

一些国家纷纷来电来函，热情邀请，有的还特为表示愿支付一切费用。

不久，应意大利邀请，在米兰举办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意大利全国报刊一致赞扬中国绘画艺术的精湛技艺和伟大成就，并把画展盛况拍摄电影，在全国放映。一家报纸评论说：“这是继马可·波罗之后，中意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潮。”

随后，德国柏林美术会邀请徐悲鸿举行他个人的作品展览，徐悲鸿又携作品来到德国。柏林美术会全体会员举行公宴欢迎徐悲鸿。

画展期间，柏林开设专栏介绍和评论徐悲鸿作品的报刊、杂志达五六十种之多，对徐悲鸿的作品推崇备至。

离开柏林，徐悲鸿来到法兰克福。他是应邀来这里举办个人作品展览的。隆重的开幕式，由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主持，并由法兰克福市举行公宴表示欢迎。

画展两星期闭幕，许多观众纷纷要求延期。但因为还接受了其他国家的邀请，日程排得很紧，不能延期。徐悲鸿决定将作品运至罗马，准备5月1日前后在罗马举行展览。

这时，英国和苏联都来邀请徐悲鸿，也都把时间定在5月1日前后。并且，苏联的邀请急如星火，说是5月1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检阅，全国各界重要的人物届时都汇集莫斯科，希望徐悲鸿一定赴邀。

徐悲鸿反复考虑，决定放弃英国和罗马的展览，到苏联去。

徐悲鸿高兴地对朋友说：“我决定去苏联，是因为列宁首先宣布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久欲访问，此次乃好机会也。”

日程的变更给徐悲鸿带来不少麻烦。他必须先乘火车经瑞士到意大利北部的港口热那亚，然后再从热那亚乘海轮去苏联。但是到达热那亚后，徐悲鸿托运的那些画箱还未运到，必须在那里等待几天。

1934年4月，徐悲鸿到达莫斯科。他一踏上苏联国土，就有一个活泼的蓝眼睛女孩，向他献上了一束嫩艳的鲜花。他看到的是一张张陌生的却异常亲切的笑脸，接待部门把他安排在接待国宾的大都会饭店下榻。

这种礼遇，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引以为荣，凭窗远眺，他看到著名的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大剧院，立即掏出纸笔进行素描。

苏联政府文化局局长阿洛赛夫为欢迎徐悲鸿举行盛大宴会。以后的日子里，每天的日程都满满的。一时间徐悲鸿成了莫斯科街谈巷议的新闻人物。莫斯科对徐悲鸿举办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安排得非常周到、细致。新闻单位充分准备，讲解人员经过训练。

苏联朋友接待徐悲鸿的种种表示和安排，体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这些情景，深深地印在徐悲鸿的脑海里。

勤奋好学的徐悲鸿，也通过耳闻目睹，体察苏联革命成功后的艺术精髓，从中得益。他应邀在莫斯科美术学校讲演。站在讲坛上，他兴奋地说：“我的印象之一，是无失业艺术家，艺术家忠于艺术……而苏联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珍惜吧，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

他向苏联艺术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继承俄罗斯优秀传统，发扬现实主义精神，这是首要的，主导的。至于出国去学习，对你们来说，那是次要的。”

1934年5月1日，经过紧张而充分的准备，画展很快在宏伟的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正式揭幕，阿洛赛夫主持了揭幕仪式，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致辞，追述了中国与苏联人民一向友好的历史，希望中苏两国人民在文化上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徐悲鸿致答词，感谢苏联招待的盛意，并望今后加强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

参观者之踊跃为任何画展所不能比拟，有的人甚至反复参观了五六次。这是最受观众欢迎，规模最大的画展。

徐悲鸿画马，举世闻名。阿洛赛夫根据参观者的要求，郑重向徐悲鸿提出要求说：“徐先生，苏联美术家和绘画爱好者，都非常希望能亲眼看到，你是怎样运用那七寸神妙之笔、一池墨水，把马画得那样活、那样神的？”

徐悲鸿听后，欣然赞同。徐悲鸿将现场作画马表演，消息一传出去，莫斯科文化界为之震动。为了一睹徐悲鸿画马情景，很多艺术家和政府官员纷纷提前赶到博物馆，现场外一时车水马龙，水泄不通。

当时，在大厅里，前来观看画马的人前推后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徐悲鸿围在中间。有人踮起脚尖，有人借助斜坡，都伸长了脖子屏息观望。

身处异国的徐悲鸿，把祖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此时此刻，他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豪情亦如骏马飞驰。他添笔、理纸，行笔走墨，挥洒自如，力透纸背。

他充分运用中国画独有的龙飞凤舞的线条，浓淡相宜的水墨色素，如神话，如梦幻，很多人还没有看清是不是马首起笔、马尾收笔，一匹势不可当的奔马便跃然纸上。

霎时，掌声、叫好声骤起，响彻整个大厅，经久不息。

在场的骑兵元帅布琼尼，素有爱马之名，他拨开挡在前面的人，三步两脚走到徐悲鸿面前，以他特有的风度，直率地说：“徐先生，就将这匹神马赠送给我吧，否则，你知道，我会发疯的！”

徐悲鸿当然知道布琼尼元帅和马的关系，他被布琼尼的幽默神态和话语逗笑了，立即写好题款把画送给布琼尼元帅。布琼尼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一般高兴，他捻着胡须细看一遍，又举起让别人看。

而后，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大声称赞道：“徐先生，你不仅是东方的一支神笔，也是属于世界的一支神笔。你笔下的奔马，比我所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加奔放、健美！”

一位汉学家在旁接着感叹道：“看了徐先生笔下奔马的气魄，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古诗中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如果用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一洗万古凡马空’来形容徐先生笔下之马，那是再确切不过了。”

展览期间，徐悲鸿应邀到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处多次讲演，并与苏联著名画家如涅斯切洛夫、版画家克拉甫钦科等交换作品。特别使徐悲鸿兴奋的是与苏联著名雕刻家梅尔库洛夫结下深厚的友谊。

已经50多岁的梅尔库洛夫，蓄着浓密的胡须，深黑色的目光炯炯照人。他热情地邀请徐悲鸿到他家里做客。他家住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80亩的大园地，放置了无数硕大无比的花岗石。

他受苏联政府委托做雕像的工作，预计10年之内还不能全部完成。园中种植了许多白杨树，树干粗大。每到春天，他就在树干上开一个小孔，消毒以后，将瓶口对准小孔接住，每天可得树浆一瓶，其中含有各种维生素，据说可延年益寿，每棵树一年可取浆10余次。

梅尔库洛夫含笑对徐悲鸿说：“假如你早来一个月，当可饮用这种甘美无比的饮料。”

徐悲鸿笑着答道：“我虽未饮到，但听到已经很快乐了。”

梅尔库洛夫以亲手所制的极为珍贵的列宁面模和托尔斯泰面模赠与徐悲鸿。这两个面模虽然是石膏所制，但雕刻家给它们染以铜绿色，看上去有铜雕的感觉。徐悲鸿深为感谢。

画展在莫斯科举办一个多月，接着又在彼得格勒和基辅等地展出。彼得格勒的隐居博物院，这是俄国沙皇的冬宫，前面的广场可以容纳数十万人。

为了广泛地向苏联人民介绍灿烂的中国文化，该院以所藏珍贵的中国古铜器、陶器、瓷器、琢玉、象牙、雕刻、漆器等一同展出，吸引了无数苏联观众。

几个地方报刊均以大量篇幅报道，高度评价。莫斯科一家大报还选登了徐悲鸿早年一幅“前骑马、后骑驴、最后推车汉”的画，一位权威人士随之评价说，它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是少见之佳作。

徐悲鸿在《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一文中说：

吾此次出国举行中国画展，在法、比、德、意、苏展出7次，4处《中国画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馆及大学，总计因诸展而赞扬中国文化之文章杂志达两亿份。

吾于展览会一接洽，在内在外，绝对未用政府名义，其岁糜国人巨款。号称文化基金之任何机关，皆未有一文之助，凡我国民皆请注意于此点也。

我又忆及一最感动之事，苏联人屡次问我：贵国有多少美术馆？如此有悠久历史文明古国，美术馆之设备定比我国好。我非常痛苦，只得含糊作答。

苏联美术馆之宏大，设备之精美，绝不亚于英、法、德、意诸邦，且觉过之。而我国可怜，民众所需之美术馆，国家从未措意，唯有岁糜巨款，说办文化事业，白日见鬼，连一个美术馆也没有。

在彼得格勒，徐悲鸿结识了苏联著名汉学家亚列塞耶夫。他专门研究中国古汉语，曾把连中国人都很难读懂的《易经》译成俄文。

这位汉学家跟徐悲鸿讲话都用文言，连徐悲鸿听了也有些好笑。后来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同志应邀访苏时，亚列塞耶夫也仍用文言和郭沫若同志交谈，他向郭沫若探听徐悲鸿的近况时，不是说：徐悲鸿的身体好不好，而是用文言说：“徐悲鸿君无恙乎？”

徐悲鸿在彼得格勒还认识了老画家李洛夫。李洛夫邀请徐悲鸿去他家里倾谈，还津津有味地给徐悲鸿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有一年，苏联政府征集一切关于大革命的红军战迹画，在各大城市展出，也请李洛夫拿出作品。李洛夫笑着说：“我所画的都是风景，与大革命无关，怎能展出呢？”

但有人强索他的一幅风景画，陈列于展览会上。观众中有人奇怪：这幅风景画与红军有什么关系？便问展览会的主持人。

主持人回答道：“你没有看见这画面上的一座木板房子吗？房子后面便是红军。”观众听到这个回答，都哈哈大笑起来。徐悲鸿听到这儿，也止不住笑了。

当时苏联老一辈画家中，艺术最精卓的是涅斯切洛夫。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大革命以前俄国许多大寺院的壁画，多出于他的手笔。

徐悲鸿专门访问了他。他很热心地询问徐悲鸿和法、德艺术家的关系，尤其对于徐悲鸿与达仰的关系，他很感兴趣。

涅斯切洛夫将他的近作人物肖像多幅，出示徐悲鸿，都是非常精妙的作品。徐悲鸿感到，当代世界各国画家中能与涅斯切洛夫相提并论的，为数寥寥。但涅斯切洛夫只是埋头作画，厌闻世事，也不愿以作品参加展览，苏联政府想购买他的画，也不可得。

后来，有一位他的晚辈强以他的作品《画家樊司耐差夫像》陈列于一次展览会，请他定价。他故意定了一个极为昂贵的价，超过平常价格的10多倍。但苏联政府竟购买下来，陈列于美术馆。

次年，这位晚辈又以涅斯切洛夫的自画像陈列于展览会，苏联政府又以巨款买下，并请涅斯切洛夫展览近作，政府全部买下。徐悲鸿对此深有感触，他在1936年所写的回忆中说：

苏联政府主持艺术之不避嫌怨，唯崇真艺之态度与其苦心如此，诚令人感奋至于下泪。

中国画展举行的日子，正值彼得格勒夏至前后。在那一个月内终夜明朗，不需灯火，号称“白夜”。

徐悲鸿常常在那无尽的黄昏中，徜徉于涅瓦河畔，掠过水面的清风徐徐吹拂着他，他带着梦样的情思，度过了那些短暂而愉快的日子。

彼得格勒展览完毕，基辅又发来邀请。徐悲鸿因出国日久，学生们又都盼望他早日回校授课，只好婉言辞谢了基辅的邀请。

在离开彼得格勒前，苏联美术界希望徐悲鸿能留下一部分中国画，徐悲鸿便请他们自己挑选。隐居博物院挑选了12幅中国画，徐悲鸿又以中国现代名画家作品15幅赠送莫斯科现代美术馆。

莫斯科人民教育委员会开会决定赠给徐悲鸿以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及现代作家作品13件。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破坏，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