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求学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徐悲鸿

求学中不懈绘画

连徐悲鸿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居然被录取了。

徐悲鸿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他不乘汽车，也没有人送行，像往常搬家一样，只是把心爱的笔墨纸砚收拾好，背上行李卷就来到了学校。

复旦大学有条规定，新生入学时校长都要亲自召见。当校长叫到“黄抉”的名字时，徐悲鸿应声走了进去。原来，在最初决定报考复旦大学时，为了感谢黄震之、黄警顽两位先生的帮助，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抉”，以作纪念。

校长询问徐悲鸿的学历，触动了他心中的创伤，勾起他对悲伤的往事的回忆。一个失业者，一个孤儿，一个受尽生活折磨的21岁的年轻人，曾经种过地，教过书，流浪过，却从来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他想要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但是，他翕动嘴唇，发不出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他的喉咙里，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滚滚流下。

校长的目光落到他那双戴孝的白布鞋上，关怀地问道：“你给谁戴孝？”

徐悲鸿哽咽地回答：“父亲。”泪水更加止不住了。

校长温和地抚慰他说：“年轻人，不要过于伤心了。只要你努力读书，勤奋学习，就可以上进，就可以忘掉悲痛。”

于是，徐悲鸿正式入学了。他读的是法文系。这并非他想放弃学画的志愿，而是打算学好法文，将来寻觅机会去法国半工半读。在法国艺术的殿堂里，去感受大师们的艺魂，去饱览世界美术之最。

但他并没放弃画画，每周只有星期四下午无课，每到课余时间，他便练习素描，有时对着镜子画自己，有时也画同学们。

徐悲鸿住进大学后，只要没课，他就扎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书籍，浏览世界各国名家画册，刻苦攻读法文。在知识的海洋中，他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吮吸着丰富的营养。

徐悲鸿的名气已渐渐被一些人所知道，几位朋友的子女也要求跟徐悲鸿学画，徐悲鸿答应了，每日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过得比较安稳、平和了。

每天晚上，徐悲鸿都要到图书馆里去学习，直至闭馆为止。

有一天，徐悲鸿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的广告。

哈同是个犹太人，他凭着巧取豪夺的狡诈手段，在上海发迹，成为有名的地皮大王。他拥有一座豪华的哈同花园。

为装点风雅，他的妻子罗迦陵办起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奉传说中创造中国文字的仓颉为圣贤，请来一些社会名流、前清遗老讲学。既名“仓圣明智”，就要有一张仓颉的画像。可是，仓颉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上来。于是便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征求。

徐悲鸿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犹豫。黄警顽开导他说：“我和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相识，你的画如能入送，那你就要一步登天了，到法国去留学的梦想也可能成为现实。”

徐悲鸿被可以去法国留学的希望打动了。他先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参看画册，画了几张草稿，花去几天的时间，画完了一幅3尺高的仓颉半身像。画面上是一个满脸长着须毛，浑身上下披着树叶的巨人，粗粗的眉毛上下，各有重叠的眼睛两只，头大额宽，双耳垂肩，脸上焕发着神采奕奕的红光，一眼看去，便知道是一个有智慧的上古人。

画像完成了，黄警顽也赶来观赏。他虽不甚懂画，但看了徐悲鸿笔下的仓颉像，也不禁为徐悲鸿的巧妙构思而倾倒。他赞赏道：“我真佩服你的想象力，竟然能构思出这样的4只眼睛。我看十拿九稳，准能选中。”

徐悲鸿平静地说：“选不选中，现在还很难说。至于我的构思，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查看了许多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譬如王充所著的《论衡·骨相篇》，就写着颉有四目，我只不过结合自己的想法，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罢了。”

这幅画送去以后，果然被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们通过，一致赞赏这幅画画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罗迦陵什么也不懂，听了别人的介绍，她也没有意见，只是要见一见画仓颉像的画家。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徐悲鸿由黄警顽陪同，来到了哈同花园。罗迦陵的大堂金碧辉煌，装潢富丽，红木家具，令人眼花缭乱。徐悲鸿落落大方地走进去，罗迦陵一见到悲鸿，便用上海话连连称赞：“你画的仓颉像蛮好的，应该得到重用。像你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人，在大上海是少见的。”

徐悲鸿礼貌地回答：“夫人过奖了，我只是一名学生。”

徐悲鸿与黄警顽虽然衣着简朴，在这里更显得寒酸。但他们举止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倒也颇为得体。

离开哈同花园，两个年轻人议论起来。

“悲鸿，你真的一步登天了。”黄警顽挽着他的手臂说。

徐悲鸿放慢了脚，严肃地说：“不管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还是‘神州少年’‘江南布衣’。”他接着说，“他们是有钱的犹太人，办学校，弄风雅，只是闲来无事消遣罢了，兴致一过，就会风消云散的。你不要以为我会打算在哈同花园里干一辈子，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不久，徐悲鸿接到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的一封亲笔信，聘请他任仓圣明智大学的美术指导，并邀请他搬到哈同花园来居住。信中写道：

哈同花园条件比较好，有利于先生搞创作，再者，你为仓圣明智大学讲授美术课时，也用不着车接车送浪费您的时间了。

徐悲鸿没有接受邀请，他以学习紧张为借口，婉言谢绝了。

暑假一到，姬觉弥又一次致意、邀请。徐悲鸿考虑再三，为在暑期里能更好地进行学习、创作，便接受了邀请。他把行李、画具搬进哈同花园的客房里住下来。

徐悲鸿在哈同花园里住下，就开始绘制仓颉像，他计划再画7幅，其中有半身的，全身的；有立像，也有坐像；有在山洞里住的，也有在旷野上的；再画的主题都跟创造文字有关。同时，他还教授仓圣明智大学学生们的绘画课。

明智大学当时还设有广仓学会，邀请一些名流学者讲学。徐悲鸿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沈寐叟等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

明智大学又经常在哈同花园内举办私人收藏的金石书画展览，给徐悲鸿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使他从我国古代优秀的绘画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徐悲鸿对戊戌变法时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是深表敬意的，遗憾的是他未能随着时代前进，而终于成为保皇党。但康有为的渊博学识，仍吸引着悲鸿。特别是他热心鼓励后进，把徐悲鸿当成自己的学生。

康有为在当时已很少收学生了，但却对徐悲鸿刮目相看。拜师就是在新问路辛家花园宅举行的，徐悲鸿恭恭敬敬地把康有为请到上座，然后跪在地毯上，按照传统给康有为叩头。

从此以后，徐悲鸿不仅在那些老先生那里学到美术方面的知识，而且有机会饱览了哈同花园中大部分珍藏，包括古今中外的图书绘画、金石、古玩、碑帖、雕刻等。这使徐悲鸿大开眼界，他如饥似渴，日夜读看，以至于到了迷醉的程度。

康有为收藏的书籍、碑帖极为丰富，徐悲鸿都一一浏览，从而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石门铭”“经石峪”“张猛龙”等名碑都临摹多遍。

在明智大学的日子里，勤奋的徐悲鸿作了许多画，除了仓颉像，还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也画过一些舞台布景。

从这些作品上，可以看到徐悲鸿在中国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开始尝试结合西洋画的明暗和透视，来表现中国画的空间和体积。虽然它们还很不成熟，但能够看出，他在革新中国画方面已经举步前进了。

徐悲鸿在哈同花园中不久就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明智大学的校长姬觉弥先生对年轻有为的徐悲鸿也颇赞识，优礼有加。

当时，学校还在扩充，需要很多人员，徐悲鸿就向姬觉弥介绍了几位家乡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名叫曹铁生的，徐悲鸿推荐他担任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

曹铁生是悲鸿故乡宜兴的邻县保阳人。徐悲鸿在和父亲流浪卖画时，在保阳认识了他。他见徐悲鸿勤奋好学，曾将多种欧洲艺术大师们的绘画复制品赠给徐悲鸿。

曹铁生是位落拓不羁的旧知识分子，嗜好喝酒，不修边幅，但为人侠义，爱打抱不平，别号“无棒”，取“穷人无棒被狗欺”之意。

尽管徐悲鸿在明智大学接触的人很多，但真正彼此能谈心的，只有曹铁生。他们有过相同的遭遇，他们都曾失业和贫困，也有相似的性格，爱仗义执言。他们常常在一起倾谈。

曹铁生对于明智大学的某些校规，如禁止学生与外界来往，对学校的校医既无能、又倔傲，以及某些教授的尸位素餐、庸碌无才等，都有愤愤不平之感，常与徐悲鸿一起议论。

一个夜晚，总管姬觉弥来到徐悲鸿的住处，来和他谈哈同花园演文明戏绘制布景的事。正在这时，门猛地被推开，曹铁生醉醺醺地闯了进来。

徐悲鸿赶忙上前扶住他，他用手拨开徐悲鸿，脚步不稳地走到姬觉弥的面前，怒目而视，用手指点着姬觉弥，大骂起外国人欺压中国人，洋人心狠手黑，历数仓圣明智大学欺压师生，贻误良家子弟，奴化中国青年。

徐悲鸿费心竭力，才把满腔怒气的曹铁生拉到床边，让他睡下。姬觉弥强作镇静，讪笑着说：“他喝醉了！”便匆匆走了。

徐悲鸿守着熟睡的曹铁生，彻夜难眠。他知道曹铁生是个快言快语、敢作敢为的人，今天这一席话，足见其个性。但姬觉弥巧谋精算，城府很深，这样的人是得罪不得的，何况当面揭其疮疤。

果然，报复来得飞快，第二天曹铁生便被仓圣明智大学辞退，逐出哈同花园。

曹铁生也不请求留下，打起行李就走。临行前，他向徐悲鸿告别。悲鸿塞给他一笔钱，含泪说：“我也不会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以后再见！”

徐悲鸿资助他远走汉皋，而徐悲鸿自己也无意再留在明智大学了。他原计划画八幅仓颉像，但他只完成了4幅，其余4幅，刚勾了一个轮廓，他也不想再完成了。这些画后来也都随着明智大学的风消云散而不知下落了。

明智大学以1600元现洋赠给徐悲鸿。徐悲鸿拿到这笔稿费，决定东渡日本，开始他对世界艺术的探索。

远赴日本学绘画

徐悲鸿在仓圣明智大学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其中有维新派首脑人物康有为和国文教授蒋梅笙。徐悲鸿同蒋梅笙聊起来，方知蒋先生与他同乡。

蒋梅笙住在离哈同花园不远的地方，是一位很有国学根底的旧文人，当时在上海大同学院教授国文。

由于同乡朱了洲的介绍，徐悲鸿认识了蒋家。朱了洲先生在宜兴是位知名人物。辛亥革命时，这位有革命思想、体格又十分健壮的青年，身后常常跟着一帮年轻人，为了破除迷信，在宜兴的庙宇里，见到菩萨就砸。

这时，他在上海务本女子学校教体育。他的弟弟朱一洲先生后来留学法国，也成为徐悲鸿的挚友。

这之后，徐悲鸿常去蒋宅拜访，一是因为蒋梅笙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对徐悲鸿这样的年轻人却和蔼可亲，而且他家收藏许多珍贵的书画，可供徐悲鸿观摩学习。

蒋梅笙夫妇见到才华出众、外貌英俊的徐悲鸿，十分喜欢。他们得知徐悲鸿在家乡的原配妻子亡故，至今尚未续弦，对徐悲鸿不幸的身世就更多了一份同情。

原来，徐悲鸿17岁时，由父母包办定了亲。当时父亲患着重病，十分孝顺的徐悲鸿不便违抗父亲的意愿，被迫同意了。妻子是邻村一位贫寒的农家姑娘，由于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婚后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劫生”。

徐悲鸿第二次来到上海不久，妻子便不幸病亡。后来，劫生也因出天花而夭折。于是，蒋梅笙的小女儿蒋碧薇对徐悲鸿逐渐产生了一种同情、敬佩、爱慕的复杂情感。

蒋梅笙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次女蒋碧薇在13岁时便许配给苏州查家，尚未过门。这时，蒋梅笙夫妇很遗憾地想，如果他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19岁的蒋碧薇认识徐悲鸿以后，常常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将在苏州读中学的未婚夫——一个家境衰微了的宦家子弟，与徐悲鸿比较，真觉得有天壤之别。

她渐渐被徐悲鸿吸引，偷偷地爱上了他。开始，徐悲鸿并未察觉。直至有一天，蒋碧薇听到母亲说，查家明年就要来迎娶了，她便失声痛哭起来，徐悲鸿才好像了解她的心情似的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便匆匆走了。

蒋碧薇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眉目清秀的面庞和那一头闪闪发光的浓密的黑发，是能引起一个画家的好感的。但徐悲鸿正处于父逝妻亡的悲痛心情中，而且他又专心致志于绘画，无暇顾及其他。以至直至悲鸿准备东渡日本时，还未曾与蒋碧薇有过单独的接触。但蒋碧薇那多情的顾盼，有时也牵引他的心。

徐悲鸿开始走入顺境，生活变得安定而平稳，外貌发生了变化，心情也发生了变化。面对美丽多情的蒋碧薇，他的内心触发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恋情。

每次来蒋家，徐悲鸿都想单独和蒋碧薇在一起，听她吹箫，与她谈心。可这种机会很少。因为蒋先生总是陪坐在一旁，他们俩只有靠眼睛交流彼此的情感。

蒋碧薇听到徐悲鸿即将东渡日本，她内心多么想跟着他同去呀，但是，由于少女的羞涩和已经订婚的种种顾虑，她只能将这个愿望痛苦地埋在心里。但是，谙于人情世故的朱了洲早已洞察一切，自告奋勇地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一天朱了洲对蒋碧薇说：“假如有一个人想将你带到外国去，你去不去？”

蒋碧薇立刻想到了这个人就是悲鸿，她勇敢地、坚决地、毫不迟疑地回答：“去！”

在那还被旧礼教统治着的社会和家庭中，解除婚约是不可能的，唯一抗争的办法便是私奔。

徐悲鸿面对着这样一位热爱自己，并且如此大胆地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美丽姑娘，感到一种强烈的压力和责任，他那颗被深深打动的心开始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徐悲鸿很快办好了两人的护照。

徐悲鸿积极筹划。为了能和蒋碧薇一起出去，他煞费苦心，内紧外松。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对很多朋友说，要去法国留学，而实际上，他正悄悄为自己和蒋碧薇东渡日本做准备。

徐悲鸿办事周到缜密，他一方面说他在5月10日前就动身去法国，而暗地里已订好5月14日清晨驶往日本长崎的“博爱号”船位。

5月10日一过，徐悲鸿便隐居在康有为家里，等待与蒋碧薇一起私奔东洋。

5月13日晚上，康有为设宴为徐悲鸿饯行，并预祝他和蒋小姐幸福、美满。宴会后，康有为又挥笔写了“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与徐悲鸿。

这天下午，蒋碧薇悄悄地留下一封与父母告别的信，伪称自己对人生深感乏味，似有去自杀的打算，便匆匆离开了家。

1917年5月，这对热恋中的情人，从上海登上驶往日本的海轮。

女儿的突然失踪，使蒋梅笙夫妇惊骇忧惧，当他们发现了女儿的告别信时，更是老泪纵横。但父母毕竟了解他们的女儿。他们估计女儿不会自杀，很可能是跟着徐悲鸿一同跑到国外去了。

即使如此，这种私奔，也是蒋家的奇耻大辱，将受到众人指责。蒋梅笙夫妇只好伪称蒋碧薇暴病身亡，又怕未婚女婿查家发觉，便买了一口棺材，装上许多石头，抬到苏州一家寺庙里存放，这样才算瞒过了查家。

轮船喷着粗大的黑色烟柱，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前进。身着西服的徐悲鸿与穿着宽袖绸裙的蒋碧薇凭倚船栏，凝视着隐约在望的邻国。

他们在东京租住了一家日本居民的一间房子，作为临时的“家”。为了尽快熟悉这里的环境，徐悲鸿请了一位老师，每天教他们夫妇学习日语。

蒋碧薇在家里是最小的女儿，平时什么活也不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过起独立生活，很不习惯。所以，他们把每日的三餐饭都包给房东太太。

除了早饭外，其他两顿饭都是两菜一汤，房东太太把饭菜放在一个漆盘中，吃饭时席地坐在榻榻米上，很方便。

这样算来，房租伙食费每月40元日币，这和当时国内物价相比，是相当贵的。每隔几日，他们还要邀上几个中国朋友，到中国人开的饭馆里吃上几个地道的中国菜。

为了培养蒋碧薇对中国书法的爱好，徐悲鸿每天教她练字，临摹郑文公碑。如果发现妻子没完成作业，就毫不留情地加倍惩罚她。

美丽的东京以它那明媚的岛国风光和异国情调迎接着许多外来游客。但年仅22岁的悲鸿并未流连于山光水色中，也未沉浸在个人感情里，强烈吸引他的，是那丰富多彩的日本美术。

他整天在藏画的处所观览，欣喜地看到日本画家渐渐脱去了据守古人的积习，能仔细观察和描绘大自然，达到了美妙、精深、丰富的境界，尤其以花鸟画最为出色。

当时，日本的美术印刷很精美，种类繁多，有一些仿制原画的复制品更吸引徐悲鸿。

他经常流连于那些书店或画店，遇到自己喜爱的书籍或美术复制品，便不计价值地买下来。每次回家，他总是抱着一堆书画回来。

蒋碧薇带着埋怨的语气说：“你总是买这些书画，这样下去，我们带来的钱很快就会用完，将来流落异国怎么办？”

但是，徐悲鸿却不能抑制他对艺术如醉如痴的追求，也不能稍减他继续购买书画的热情。最初，蒋碧薇只是婉言规劝，多次规劝无效，便继之以口角，接着而来的，是激烈的争吵，双方都很不愉快。

生活就是这样严峻地在一对情侣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蒋碧薇敏锐地看出，悲鸿的全部心力都放在艺术上。她深深地在心中埋怨，徐悲鸿只爱艺术，并不爱她。

这是多么不幸！而悲鸿却在想：即使挨饿，不吃饭，也要省下钱来买这些书画，否则，将是留在心中的遗憾，永远无法补偿。他觉得蒋碧薇一定会渐渐地理解他。他盼望能将蒋碧薇吸引到和他一样热爱艺术的精神领域来。

志趣上的不同，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愉快。

在东京住了半年，钱果然很快用完了。生活上的花费并不多，绝大部分都被悲鸿用来买了书画。无法继续在东京生活下去，只好归国，他们于这一年年底，乘轮船回到上海。

蒋梅笙夫妇看到私奔的女儿和他们喜爱的女婿双双归来，尽管拆穿了假棺材之谜，受到了一些亲戚朋友的非议，还是喜笑颜开。

然而，他们还不知道，女儿与女婿之间已出现裂缝。

在北京初露头角

徐悲鸿回到上海后，立即来到辛家花园拜访康有为。康有为对他的归来表示高兴，并感谢他送来的礼物。

康有为看到他们带回来很多美术印刷品，极为赞赏：“你们很有见识，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不论是东洋的，还是西洋的。”

徐悲鸿说起自己想到法国学习、考察的愿望。康有为以为：“欧洲正有战事，不妨先去北平，那里是中国文化古都，对绘画事业大有好处，也可借机做些准备，待战事一停，即可奔赴欧洲深造。”

康有为挥毫写下“以壮行色”四个大字赠送徐悲鸿，并让他带去几封信，托朋友们多多关照徐悲鸿。徐悲鸿和蒋碧薇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1917年12月，徐悲鸿和蒋碧薇搭上从上海到塘沽的轮船。为了节省路费，徐悲鸿在上海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

乘坐三等舱的大都是穷苦大众和落魄的知识分子等，在贫困和流浪中长大的徐悲鸿对此是处之泰然的，因为他的生活向来很简朴，而且，很愿意和下层社会接触，他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

但是，对出身于家境比较富裕的蒋碧薇来说，和这些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相处，而且住在一个舱房里，使她觉得难堪、有失体面，心里十分委屈。

她又一次感到，徐悲鸿只爱艺术，并不爱她。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徐悲鸿能拿数以百计的钱去购买艺术品，却不愿拿几十元替她买一张头等舱的船票；生活中的阴影继续在她的心里扩大、加深，使她感到无限的悲伤和哀怨，以致一路上很少主动和徐悲鸿说话。

经过几天的颠簸，他们来到了北京。

徐悲鸿先住在东城方巾巷。他安顿好妻子，就带着康有为的亲笔信和自己的几幅作品去拜见罗瘿公。

罗瘿公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在北京颇有名气。罗瘿公看了悲鸿的作品，非常惊喜，当即给教育部长傅增湘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推荐信，盛赞徐悲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教育部在派遣出国留学生时，能让徐悲鸿去法国深造。

傅增湘先生是四川人，中等身材，体态瘦削，是个读书人，有藏书的癖好，态度平易近人。

第二天，徐悲鸿乘车去教育部找傅增湘先生。傅增湘看到罗瘿公的推荐信后，面带微笑地对悲鸿说：“能不能看一看你的作品？”

于是，徐悲鸿又将自己的素描、水彩和中国画多幅，送到了教育部。几天后，他再去见傅增湘先生，颇受夸奖。傅增湘确认徐悲鸿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画家，热情地对悲鸿说：“可惜现在欧战未停，你可稍稍等待。如果将来派留学生去法国，一定不会遗忘你。”

这使徐悲鸿感到这位教育部长很诚恳，似乎没有官场交际的那种虚伪和托词，心里十分感动。

在北京等待留学的日子里，徐悲鸿结识了华林。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在北京文化界很活跃，常为北京的报刊撰写文章，文笔很锋利。他尚未结婚，单身一人租住了东城方巾巷一所四合院内三间厢房，徐悲鸿便向他分租一半居住，成为紧邻。

经华林介绍，徐悲鸿拜访了蔡元培。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位很重人才的前辈。

蔡元培先生早先看到过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很为欣赏。他对朋友们说：“徐悲鸿此人才气横溢，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依我看来，他自己就是一匹势不可当的千里马。”

蔡元培没有想到，在罗瘿公的陪同下，徐悲鸿叩门来拜望他了。

蔡元培顿时大喜，把他们让进客厅，做上宾招待。谈话间，蔡元培兴致盎然，问道：“徐先生，你笔下的奔马，很鼓舞人的斗志，你为何对画马这么有兴趣呢？”

“蔡先生，你真是太过奖了。我的画还很不成熟，以后还要请蔡先生多指教。”

徐悲鸿说：“马是农民的重要工具，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马是勇往直前的象征。”

蔡元培手托下颌，频频点头。

北京大学没有美术系，但向来重视人才的蔡元培，专门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特地聘请徐悲鸿担任导师。

北京是一座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古都，红色的宫墙、雄伟的宫殿、高大的松柏，都强烈震撼着徐悲鸿的心灵。

徐悲鸿在研究会指导别人作画的同时，经常出入故宫和一些收藏家的门庭，大量观赏中国古代绘画珍品，饱览历代名家真迹，并精心研读古代许多名家的国画论著。

他徜徉在北京街头，用心去感受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吮吸中国古代文化的气息。在故宫博物院，悲鸿看到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如古代绘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开阔了他的眼界，提高了他的欣赏水平。

徐悲鸿在北京大学工作后，除指导画法研究会的学生作画外，还给他们讲授绘画理论。

当时，北京的知识界十分活跃。《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对封建思想展开猛烈的抨击，传播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徐悲鸿受到深刻的影响。

画家陈师曾那时也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任导师，他常和徐悲鸿一起谈画论诗，有时，也一同去故宫博物院欣赏那些优秀的古代绘画。有一次，他俩站在宋代画家范宽的杰作《溪山行旅图》前，不禁为之神往。第二天，徐悲鸿又特意将画法研究会的学生们带来。

徐悲鸿指着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说：“宋代的画家都是刻意写实的，但极重神似。范宽居大华，经常见到雄峻的高山，所以他画的多是重峦叠嶂，而董源住在江南，所画的多是平原景色。这都是由于师法造化，所以能画出真情实景，予人以亲切之感。”

徐悲鸿兴致勃勃地接下去说：“我觉得唐代的一些画家，如吴道子、曹霸、王维，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一定是美妙无比的，因为当时的人们那样称颂他们。例如杜甫称赞曹霸画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苏东坡称赞王维‘吾于维也敛在无间言’；至于吴道子，苏东坡尊之为‘画圣’。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样的画卷一定能使人陶醉。至于李思训、阎立本的手迹，尚能考见，使人觉得真气逸出，雍容华妙。稍后，周访的仕女图，也是罕见的高手之作。”

徐悲鸿如数家珍似的谈论着，眉宇间浮现出一片真诚的喜悦。

学生们被他精辟的论述感染了，一个个情绪饱满，眼里闪着激动的光芒。

转眼到了夏天。北京的白蛉子特别多，这种小如芥末的飞虫，咬人奇痒。在方巾巷狭窄庭院居住的悲鸿深以为苦。幸好这一年暑假，北京大学组织教师和学生去香山避暑，徐悲鸿便报名参加了。

香山公园是一个面积有160公顷的天然公园，最高处海拔557米。旁边的碧云寺依山建筑，层层上升，有描金彩画的亭台塔院，又有汉白玉的石台和雕栏，周围古木参天，门前流水泥漏，优雅别致，宛如仙境。

香山原有香山寺，建于1186年，元明两代都曾修建，清代还在这里建筑了行宫。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先后抢掠焚烧，大部分建筑都已变成废墟。

徐悲鸿和北大的师生们在这里游览凭吊，深感国家的衰败。徐悲鸿伫立在残垣断壁之中，胸怀激荡，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

夏日的香山，郁郁葱葱，峰峦叠嶂，寺庙隐在深山中，重门叠户，曲径通幽。

徐悲鸿置身于苍松翠柏中，感其意，动其情，创作了《西山古松柏》、《晴岗翠嶂》等画。他除了画画、教画，还利用空闲时间观赏了许多古代名作，如明代边文进、孙隆、台纪的双钩着色画；明代林良、徐渭及清末朱耷的水墨写意画；清代恽寿平的没骨画；唐代韩干、曹霸，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的马；还有各种小品，像边寿民的芦雁，杨晋的牛，赵兼善的虎，尹野的驴，吴道子、任伯年的人物，以及高凤翱的左手画，高其佩的指画等。名家大师的手笔，使徐悲鸿受益匪浅，他感到，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自己的艺术知识丰富了。

香山归来，徐悲鸿的创作热情越来越高，对于名家之作，他潜心研究，仔细揣摩，尽力收藏。他把名作的画理、画法进行综合归纳，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加以创新，走自己的写实主义道路。

徐悲鸿学画从不满足，且处处留心。

一天，徐悲鸿在朋友家看到一把扇子，不由得伸手拿起：“好，虽也是红花绿叶，却做到立意新、构图新、笔墨技法新，堪称天下第一！”

徐悲鸿对他看重的事物，总是极力推崇，不惜褒奖之词，“天下第一”是他的口头禅。朋友说：“白石这幅画确实技法惊人。”

徐悲鸿也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师，南吴（昌硕）北齐（白石）可以媲美。”

“怎奈画坛腐败，像齐白石这样出身卑微的艺术家，画得再好，一些人还是看不起他。”徐悲鸿愤愤地说，“我要是艺术大学校长，非聘请他为教授不可！”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但欧战尚未结束。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都系心于国家的安危。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仅使北京大学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也使北京大学成为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和讲演，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徐悲鸿也受到影响。他和北大的一些教师们常三五成群地坐在碧云寺的台阶上，讨论救国救民之道，也谈论各自的抱负。虽然他们还没有透彻理解和接受马列主义，却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希望它们可以救中国。

1918年12月的一个午后，徐悲鸿打开一期刚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顺着目录提示，翻到署名鲁迅的一篇文章，兴致勃勃地看起来。

对鲁迅的名字，他并不生疏，因为他读过，也很喜欢鲁迅的文章，特别欣赏鲁迅充满激情、言辞犀利的独特风格。今天，他看到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不由得念出声来：“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读到此，徐悲鸿不禁拍案叫绝。

说来也巧，过了一些日子，徐悲鸿收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的请帖，邀请他于1918年12月22日晚，到东安市场中兴荣楼与鲁迅先生聚会。

徐悲鸿高兴极了，盼着这一天快快到来。12月22日是星期天，晚饭后，徐悲鸿穿上棉袍出了门。外面冷风刺骨，路上行人稀少，路边不时有乞丐向他讨钱。

一个瘦弱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孩子，请求徐悲鸿给一点施舍，让他们吃上一顿饱饭。徐悲鸿望着那一老两少孤苦伶仃的样子，一种强烈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他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泪水溢满了眼眶。他把自己的围巾取下来，围在小一点的孩子的脖子上，又掏出一些钱来，放在老太太手里。

老太太连连道谢。徐悲鸿不忍再看他们，疾步向前走去。他边走边想，中国的现实不正是《狂人日记》中描写的那样吗？人吃人，处处充满着险恶、虚伪。

徐悲鸿来到中兴荣楼，刘半农和鲁迅先生已经先到了。徐悲鸿高兴地同鲁迅先生握手问候，随后倾心而谈。他们从上海谈到日本，从中国的过去谈到中国的现在。两人一见如故，各抒情怀。他们针对时弊，抨击其腐败，嘲讥当权者；而对艺术的发展，则感悟至深，提倡创新、改革。

他们海阔天空，谈上海，谈东京，谈过去，谈现在，谈文学，谈绘画，时而激动，时而愤恨，有时痛感民间疾苦，有时讥刺当权之流。鲁迅吐出一口烟说：“你这画画的和我这做文章的，都是用笔作战的战士。太伟大的变革，我们是无力表现的，不过，我从来是不悲观的。我们即便不能表现它的全部，也可以表现它的一角！”

徐悲鸿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他说：“关于作画，我有一个体会，倘若不去表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只是关起门来照着芥子园画谱和‘四王’的模式作画，那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这样的画，不管你画得多么细腻，多么好看，也没什么意思。然而，要想冲破‘四王’，反映社会现实，实在是难啊！”

“是艰难，”鲁迅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不过战士是不怕艰难的。地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所以，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开辟出一条路来！而你的画就已经冲破了‘四王’的束缚；路已经在你的脚下展现出来了。”

鲁迅有些激动，他接着说：“十月革命后，我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决心打破沉默，为新世纪的到来呐喊！”

与鲁迅的这次相会，对徐悲鸿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很大帮助。作为一个青年画家，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强大，为民族的自尊，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北平比起上海来，人们更为喜爱京戏，罗瘿公就是个京戏迷。徐悲鸿本来就对京戏表演艺术十分赞赏，一到北平，机会甚多，两人便经常出入戏院。

当时，罗瘿公为了宣扬程砚秋的艺术，每逢程砚秋演出，他就将戏院的前几排座位都包下来，买了票请朋友们去看戏。罗瘿公爱重程砚秋的才华，亲自教程砚秋书法和诗词歌赋，亲自为程砚秋编写剧本，教程砚秋熟悉剧本的内容和人物性格。

后来，罗瘿公又助他拜梅兰芳为师。他那份扶持人才的热心，确实感人肺腑。如果没有罗瘿公的爱护和栽培，程砚秋的才华很可能永远被淹没在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

徐悲鸿被罗瘿公这种爱才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也被程砚秋的艺术所吸引，每逢程砚秋演出，他是必到的，成为最热情的观众之一。

他对京剧的浓厚兴趣，就从这时开始，渐渐地，他自己也能唱些段落了。但是，蒋碧薇却对此产生了反感，她既不愿和徐悲鸿一起去看戏，又不愿一人独坐家中。

蒋碧薇不愿去剧院，徐悲鸿却坚持要去。他常说：“京戏同国画一样，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要真正弄通中国绘画艺术，京戏能不看吗？”

见蒋碧薇还不情愿去，他又说：“绘画讲究笔断意不断，京戏则讲究声断气不断。梅兰芳先生说得好，他从欣赏国画中，体会出舞台的身段，正如古人从舞剑中体会出狂草笔法一样，可见艺术之间，有相同相通之处，是相得益彰的。”

徐悲鸿缓和语气劝道：“尽管你兴趣不大，我还是劝你去看看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不能不看啊，对你学音乐、写字，甚至吹箫都会有启示。”

然而，蒋碧薇却带着不满的口气嘲讽说：“罗瘿公捧程砚秋，这说明什么呢？只不过说明文人无行罢了！”

徐悲鸿惊讶地望着妻子：“你怎么能这样说？”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罗瘿公为了捧程砚秋，把家都搅得乱七八糟了，这还不够，他还想搅到别人家里来！”

徐悲鸿耐心地说：“罗瘿公是真正爱重程砚秋的才华，这和无聊的文人寻欢作乐不一样。他是在培植一颗艺术明珠，培养一位有才华的京剧艺术家，使中国京剧后继有人。”

“艺术！艺术家！看你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蒋碧薇愤愤地说，“你不过是参加捧戏子罢了！”

徐悲鸿难过地感到有什么东西横亘在他们之间，感到在对待艺术和艺术家的态度上，他们有着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

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首场演出，轰动了整个北平。一些戏迷大为兴奋，徐悲鸿和罗瘿公更不用说。一天罗瘿公来到徐悲鸿家，让他为梅兰芳画一幅像。

其实，在徐悲鸿初次见到梅兰芳时，梅先生就曾表示，很希望得到徐先生的一幅墨迹。徐悲鸿因没考虑好画什么，故一直没动笔。今天，要求重提，他觉得应该动笔了，他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为梅兰芳作一幅《天女散花图》，第二天便投入了创作。

徐悲鸿先到戏院，速写梅兰芳舞台演出形象。接着又到梅兰芳家里拜访。梅兰芳按照徐悲鸿的要求，拿出很多戏装、头饰、剧照等让他观看。他也趁此机会，细细端详梅兰芳的相貌特征，并翻开随身携带的本本，当场勾画出一张又一张速写。

徐悲鸿一旦动笔，几天连续，《天女散花图》一气呵成。这是一帧立轴，长约4尺。画成之后，又在画上题写小诗一首：“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藐神姿。”题款是：“戊午暮春为畹华写其风流曼妙，天女散花之影，江南徐悲鸿。”

在这幅中国画上，既有西洋画的写生技法，又有中国画的线条和勾勒，使婉丽多姿的天女栩栩如生。

罗瘿公看后，赞不绝口：“妙笔，妙笔！徐先生真是名不虚传的大师，落笔有神，貌似神似，可称得上是传世之作！”他欣然提笔，在画面上题诗一首：

后人欲识梅郎面，

无术灵方可驻颜。

不有徐生传妙笔，

焉知天女在人间。

这幅画由罗瘿公送给了梅兰芳。梅先生如获至宝，欣喜异常，立刻挂在了客厅里，以供来人欣赏。

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引起轰动，徐悲鸿的《天女散花图》也因其栩栩如生、形神兼备，而赢得人们交口称赞，传颂一时。

有一位显赫人物在梅兰芳家看到了《天女散花图》，便朝思暮想，怎样请徐悲鸿为自己画一张像。可他身居要职，不愿登门求画，一怕有失身份，二怕遭到拒绝，想来想去，终于有了主意：宴请徐悲鸿，席间提出请求。

不多天，徐悲鸿果然收到大人物送来的精致请柬，他本想推辞，怎奈蒋碧薇一味催促，他只好作了让步。

徐悲鸿徒步来到大人物的官衙，随着人流走进客厅。西装革履的先生们和浓妆艳抹的女士们，自有招待员奉承接待，签名留念。而徐悲鸿却被人看作某位先生的随从，被冷落一旁，无人理会。

他觉得也无须去通名报姓，便独自坐到一边的沙发上，听着那些人的高谈阔论。大人物这时出现在客厅里，对客人或抱拳，或握手，只见他踌躇满志，至尊至贵，一些客人也极力奉迎。忽然，他发问道：“嗯，徐悲鸿怎么还没到？”

这时，梅兰芳先生走进客厅。客厅里的人都一起围上去。徐悲鸿也在一边站起来。梅兰芳一眼就看见了悲鸿，径直走到悲鸿面前，热情地说：“徐先生早到了。怎么您在这……”

大人物一愣，不解地望着梅兰芳：“梅先生，这位是……”

梅兰芳惊讶地说：“怎么，你还不认识？他就是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徐悲鸿啊！”

那位大人物恍然大悟，连连道歉：“失礼，失礼！”

徐悲鸿客气地对大人物说：“我本不是来赴宴的，而是对你的盛情表示感谢的。今天家里还有朋友在等我，就不能参加宴会了，请多多包涵。”他又向梅兰芳道歉：“梅先生，恕我不能陪您，请原谅！”

说完，徐悲鸿与梅兰芳握握手，便走出宴会大厅。

不久，中国教育部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名单发表后，竟没有徐悲鸿的名字。徐悲鸿怀着非常失望和气愤的心情给傅增湘先生写信，责备他食言，措辞十分尖锐。信寄出去以后，没有回音。徐悲鸿按捺不住，又去见罗瘿公。

罗瘿公叹息地说：“傅增湘部长接到你的信了，他非常生气。”

徐悲鸿仍十分激动地说：“傅增湘先生既然不打算派我留学，当日就不该答应我，如果这是出于寻常人之口，当然可以不计较，但傅先生是位读书人，我原以为他不是敷衍我。”

徐悲鸿没有放弃希望，耐心地等待着。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消息传来，举国欢腾。随后不久，听说中国教育部将继续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学习。

于是，蔡元培校长写信给傅增湘先生，为徐悲鸿斡旋。傅增湘先生很快复信，表示不食前言。徐悲鸿立即前往教育部，向傅增湘先生致谢。

很多年以后，悲鸿回忆起这段往事，曾慨叹地写道：

我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我对黄震之、傅增湘两位先生，是终身感戴其德，而不敢忘记的。

到巴黎进行深造

1919年3月的一天，天下着小雨，温暖的雨点欢快地洒在宽阔的江面上。嘈杂的人群拥挤在黄浦江码头，一阵阵闹哄哄的声浪使空气变得混浊而凝重。人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在依依地送别将要远离的亲友。

一艘载重7吨的日本轮船即将起程了。24岁的徐悲鸿站在船栏边，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动手臂，蒋碧薇含笑地倚在他的身边，挥舞着一条丝质的手帕，向父母告别。

徐悲鸿决定带着蒋碧薇一同去巴黎，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要靠他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人生活，将十分困难和艰苦。

但是，他希望蒋碧薇到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以后，能像他一样，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氛感染。他甚至还想象出那些举世闻名的、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大师们的杰作，将怎样强烈地震撼他们的心灵。

他衷心希望，蒋碧薇爱上艺术，投身到艺术事业中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和艺术而献身。这样，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这个美好的愿望，使徐悲鸿不再回顾过去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的争吵，并愿意永远遗忘它们。

徐悲鸿在船上没有忘记作画，他除了休息、吃饭，便是不停地练写生，把他看到的新鲜事物及各种各样的人物准确地画出来，既收集了素材，也达到了练笔的目的。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50多天，经太平洋、印度洋，又越过红海及苏伊士运河，于5月初到达伦敦。

徐悲鸿和蒋碧薇立即参观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他在博物馆内看到了许许多多日夜渴望见到的艺术珍品，这里陈列了希腊雅典神庙的雕刻。在这些伟大的艺术品面前，徐悲鸿陶醉了。

徐悲鸿又参观了国家画廊，欣赏了凡拉士贵支、康斯太布尔、透纳等艺术大师们的杰作，还参观了皇家画会展览会，见到了英国当代一些画家们的佳作。

在英国停留了一个星期，5月中旬，徐悲鸿渡过英吉利海峡，转乘火车到了巴黎。

在巴黎一住下来，徐悲鸿立刻怀着极大的兴致，和妻子一同去参观卢浮宫。但一些重要的陈列室还关闭着，因为许多著名的杰作都在战时运往安全的地方存放，这时尚未运回。

只有一间陈列室中，挂着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圣母和圣安娜》及其他画家的十余幅画。

徐悲鸿站在这幅久已仰慕的《蒙娜丽莎》前，浮想联翩。这是达·芬奇为德尔·乔空达的夫人蒙娜丽莎所作的带着深沉微笑的肖像。

许多世纪以来，文艺评论家都在徒劳地解释她那隐藏在神秘微笑后面的东西。这幅达·芬奇在佛罗伦萨所作的《蒙娜丽莎》，在他到法国居住时，一直伴随着他，因为他要它永远在自己的眼前，到死为止。

大卫的作品也深深吸引住了徐悲鸿，他崇拜大卫那种纯正严密的画风。在《荷拉斯兄弟之誓》前，徐悲鸿受到强烈的感动。

作品描绘了荷拉斯三兄弟上战场之前，向父亲宣誓，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场面。画面上，父亲手持3支刀箭，神情悲壮，家里其他人坐在一旁，悲痛欲绝。

这幅作品一问世，便引起轰动，也使名不见经传的大卫一举成名。而大卫的另一幅画《加冕式》，则场面庞大，人物众多，形象逼真。

离开卢浮宫，徐悲鸿又参观了沙龙，看到了莫奈、罗朗史、达仰、弗拉孟、莱尔弥特、高尔蒙等前辈画家的作品。

接触了这许多大师们的作品，悲鸿惊叹不已。

他感到无比的快乐、激动、安慰和温暖，也深深体会到，在国内，自己只是以画谋生，而且因常作写意的中国画，所以观察和描写物象都不够精确。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水平，徐悲鸿决定先攻油画。

最初感觉有些困难，两个多月以后，手才渐渐地熟练了起来。

1920年初夏，徐悲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并拜著名教授弗拉孟为师。

弗拉孟是著名的画家，作品流丽自然，尤其精于肖像画。弗拉孟对徐悲鸿的素描功力感到非常诧异，他很看重这个不远万里刻苦求学的中国学生，亲自指导徐悲鸿，不厌其烦。

徐悲鸿虽是官费留学生，但由于中国政府腐败，政局不稳，学费经常拖欠，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为了继续学习，徐悲鸿决定走勤工俭学的路子。自此，他便在一些商店、书店当临时工，或给一些出版社画图书插图。

徐悲鸿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没课，便到叙里昂研究室画模特儿，直至很晚才回家。这时，法国的各个博物馆已陆续开放，许多作品都搬回巴黎，对游人开放展览。

巴黎全市有大小博物馆60多个，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徐悲鸿利用星期日，到各个博物馆参观。他总是拿着一块面包，带着一壶水，到博物馆去看画、临摹，不到闭馆绝不出来。

在临摹中，他为一些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叫好，它们更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面对德拉克洛瓦的名作《希阿岛的屠杀》，暗暗发誓说：“我们中国也一定会有具备民族风格的《希阿岛的屠杀》！”

卢浮宫还有许多杰作强烈地吸引他。如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描绘了“梅杜萨号”海轮沉没后，剩余船员挤在一只筏子上漂浮，在濒于死亡时，望见远处有一个船影的情景，有欢呼的，有将好消息告诉垂死的同伴的，也有绝望的，还有半浸在海中的死者。

还有库尔贝所作的《画室》。它描绘了作者自己的画室，里面有请来的模特儿和他的朋友，画家自己正在作画。形象结实有力而自然，表现最普通的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悲鸿非常喜欢这幅作品。

徐悲鸿的求知欲特别强烈。他每次从博物馆出来，总要经过罗森堡公园和圣杰曼大道，于是顺便溜到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去购买些便宜的书画。这就使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显得捉襟见肘。

也因为如此，他常常跟妻子蒋碧薇争吵。

有一天，徐悲鸿又拿着几本旧书回来，蒋碧薇满脸不高兴，抱怨道：“跟你在一起，永远只能过穷日子。”

徐悲鸿没有说话，他觉得既不能怪罪她，也不能为自己辩解。

蒋碧薇有些生气地说：“如果你真有钱，你买多少书画我都不管，但你现在是个穷学生，也该收敛起你那些爱好了。”

徐悲鸿十分不安地望着妻子，倍加亲切地说：“我多少次对你说过，我爱画入骨髓，但愿你能谅解，我总是想，你一定能谅解的。”

“我无法理解，现在吃饭都要计划，挑最便宜的菜买，可你却……”

“碧薇，你喜欢音乐，我送你去音乐学院吧！等你真正爱上了音乐，也许你会像我一样入迷，艺术就是如此充满魅力，使人不由自主，甚至忘掉一切。”徐悲鸿尽力劝说着妻子蒋碧薇。

蒋碧薇闻言不再作声了，陷入沉思中，她正在一所初级中学学习，打算初通法文以后，专攻音乐。她又想起了家中的风琴，想起了随身携带的那支箫。

与此同时，在国内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强烈激荡着徐悲鸿那颗为祖国而跳动的心。回到家里，他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了《中国画改良说》这篇文章。

《中国画改良说》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绘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引起极大反响。它使一潭死水的中国画坛，掀起了波澜，也使一些人感到震惊。

徐悲鸿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经常与中国留学生共同研讨中国的前途，相互交流来自祖国的革命信息。

他也结识了一批很有事业心的留学生。徐悲鸿先后认识了杨仲子、谢寿康、沈宜甲、盛成、曾觉之等人。杨仲子先生聪敏过人，专攻音乐，又精于书画篆刻。徐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他回国后，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沈宜甲先生专攻化学，回国后曾创办化学工厂，并从事研究工作。

盛成先生是悲鸿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在巴黎用法文写作的《我的母亲》一书，受到法国文化界推崇，随后他又将《老残游记》翻译成法文。

谢寿康先生回国后曾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曾觉之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翻译了一些法文著作。同一时期，徐悲鸿还认识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和何长工。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就已显露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智和锋芒。

1920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法国著名雕刻家唐泼特夫妇举行茶会，徐悲鸿应邀参加。

与会的都是法国当代的文化名人。唐泼特夫人特别为徐悲鸿介绍达仰·布佛莱先生说：“这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画家。”

徐悲鸿对达仰先生的作品非常崇拜。达仰先生的名作《林中》、《降福的面包》、《征兵者》、《玛甘泪》、《穷祸》、《摄影人家之婚礼》、《种牛痘》等，都以极其严谨、娴熟、精练的艺术语言，抒写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深刻感人。

现在，达仰先生就站在他的面前，慈祥、平和，丝毫没有倔傲的神色，这使徐悲鸿从心底涌起一股亲切而尊敬的感情。

“达仰先生，认识您太叫人高兴了！”徐悲鸿紧紧握住达仰先生的手，并在达仰先生的身边坐下。他告诉达仰先生，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美术商店，被达仰的一幅油画吸引住了。他在这幅画前停留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师。

达仰先生用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青年，从他那朴素无华的言辞和衣着上，感觉到这一定是一位诚恳而努力的学生。

达仰没有看错，因为数十年来从事创作的经验，使他能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人的心灵。他立即将自己画室的地址给了悲鸿，嘱咐悲鸿每星期天的早晨到他的画室里去。

打这以后，徐悲鸿每逢星期日都到达仰先生的画室去面聆教诲。达仰先生在艺术上、生活上，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达仰先生是一个很勤谨的人，在成了大名的晚年，即使是星期天，也依旧从清晨就到画室作画。

达仰见到徐悲鸿，立即现出非常喜悦的神情，引导徐悲鸿观看了那些挂在墙上的作品和一些素描、速写散稿。徐悲鸿看了达仰的作品，深深感到达仰先生功力深厚，他的画笔真是妙尽精微，所有的人物肖像画都栩栩如生，如《福尔德姑娘像》，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这位当时已届68岁的达仰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徐悲鸿谈起他年轻时的往事。他说：“我17岁时当柯罗的学生。柯罗教我要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我始终信守柯罗的教导，50余年来，未敢忘却。”

他微笑着，继续说道：“你既然来我国求学，我首先应当把柯罗的嘉言送给你。”

“达仰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铭记在心。”徐悲鸿感动地说，“我国有句古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您说的‘诚’，一定是这个意思吧？”

达仰先生大声地笑起来：“对！你说得很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同时，还要有达到目的的信心，要自信，绝不能自馁。”

达仰先生很欣赏徐悲鸿的聪慧，愿意和他交谈。达仰先生仔细地一张一张地看徐悲鸿的习作，十分嘉奖徐悲鸿的努力。达仰先生勉励他说：“学画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希望你不要趋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

他嘱咐徐悲鸿：“每画完一幅画，都要精心地研究，记住其特征，找出差距，知其不足。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

徐悲鸿把达仰的话记在心里，并遵照去做，果然进步很快。

徐悲鸿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校长弗拉孟先生的班上学习，以优秀的成绩，很快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但是，使他苦恼的是没有钱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于是只好又从十分贫乏的生活费用中挤出钱来，每餐又只能以一杯白开水和两片面包充饥。

这样，才逐渐积攒了一笔钱。他第一次画油画人体，便受到弗拉孟的称赞，后来，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当时，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下午都没有课，徐悲鸿便去一所私立的美术研究所画模特儿。这个研究所只要买门票便可以进去，每次门票是一个法郎。

回家时，悲鸿常绕道去塞纳河畔，在那里的书摊上浏览书籍图片。他把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他也常常去马场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积稿盈千。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如立马、饮马、奔马、群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徐悲鸿从达仰先生处出来，遇到一个衣着考究、似曾相识的外国学生，他带着酒气说：“徐先生，又到哪里造就一番啦？哼，你们中国人是天生愚昧，即使让达·芬奇亲自把着你们的手画，也不会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涨红了脸，说：“先生，我不知你是以酒装疯还是以酒壮胆，对我个人，你说什么我都不计较，但我不允许你侮辱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既然说起学画，那么我也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你我各自代表自己的祖国，我们比试比试，等学业结束时，看一看谁有所成就，谁是蠢材！”

徐悲鸿憋足了劲，好似一匹不知疲倦的千里马，努力拼搏，在为中华民族奋斗的大道上奔腾着，永不停息。徐悲鸿正是怀着为中华民族争光的豪情壮志，勤奋学画，进取不已。达仰先生把徐悲鸿看作得意门生，把自己收藏的全部美术名作拿出来让他观摩、临摹。

达仰先生从素描、解剖、透视、美术史诸方面对徐悲鸿加以指导，他常常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对朋友们说：“我不喜欢夸奖学生，而是严格要求，但这个徐悲鸿，他将会成为世界画坛上的一颗新星！”

徐悲鸿苦心钻研世界各名家的作品和画理，将中西画法熔为一炉。终于，在1924年的时候，他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1924年，徐悲鸿在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他的油画作品《远闻》、《悟望》、《箫声》、《琴课》等以其对人物性格出神入微、栩栩如生的刻画，引起巴黎画界的强烈反响。他用作品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也是可以造就的，中国是有各种人才的！

那个曾经向徐悲鸿挑衅的外国学生看过展览后，对徐悲鸿说：“徐先生，你是胜利者，用中国话说，我有眼不识泰山。”

徐悲鸿淡淡一笑：“先生，我可不是泰山。不过，我的祖国有座泰山！”

终于回到了祖国

1921年春，巴黎举办规模盛大的全国美术展览，陈列法国当代许多名家作品。开幕的那天，徐悲鸿从早至晚流连在会场，仔细观摩、比较，从早晨至黄昏，竟未进饮食。他完全忘记了饥饿，直至走出会场，才发现外面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一阵凛冽的寒风向他袭来，他打了一个寒战，由于没有大衣，他浑身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这时，他才突然感到饥饿难忍，只好迎着风雪，急步往家走去。

途中，他忽然腹痛如绞，慌忙停步靠在路边的墙上，才没有摔在雪地里。原来，由于饥饿和寒冷的袭击，他的肠子激烈地痉挛起来，产生了强烈的痛楚。

从此，徐悲鸿患了终身未愈的肠痉挛症。病发时，强烈的疼痛使他难熬难忍，面颊和嘴唇都因此失去血色，变成可怕的苍白，但他仍强迫自己作画。他曾在当时所作的一幅素描上写道：“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

1921年夏天，徐悲鸿的腹痛病更加严重了。而国内由于政局动荡，中断了留学生的学费。在贫病交迫下，他只好去柏林。因为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同样数目的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

在柏林，徐悲鸿常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和博物馆。

对艺术的追求，常常使徐悲鸿不顾一切。他一进动物园就是一天，不到闭园，他是不会离去的。就像在法国马场画马时一样，他精细地观察狮子站、卧、走、跃的各种姿态，仔细地研究狮子的身体结构，一丝不苟地画狮子的速写。

有时，他长时间站在那里观察，那种专注、凝神的样子，游客们还以为他中了什么魔呢！为了观察狮子一天的生活规律，他到了吃饭的时间也舍不得离开。

一整天饥肠辘辘，肚子“咕咕”叫着，他便做一次深呼吸，仍然眼不离狮子，手不离画笔。饲养员来了，给狮子喂食物，狮子那津津有味的咀嚼声，强烈地刺激和诱惑着一天没有吃饭的徐悲鸿，饥饿的感觉更加难以忍受了。

然而，已经将全部心力倾注到狮子身上的徐悲鸿，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仍在捕捉着这只猛兽吞食时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在不停地画着。

功夫不负苦心人。后来，就如同他画马一样，凭记忆就能将狮子的各种动态默画出来，创作了不少以狮子为题材的作品。

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先生是绘画名家，作品有着日耳曼民族庄重、凝练的风格。徐悲鸿久仰其大名，一到柏林，他安顿了住处，就去拜访。

康普先生热情地对他说：“中国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如今又有像你这样勇于献身祖国艺术事业的年轻人，使我看到中国艺术复兴的曙光！”

又一次，康普先生在看了徐悲鸿的素描后称赞道：“很好。你若能擅长素描，绘画时就能够得心应手。”

徐悲鸿在柏林将近两年，不论寒暑，每天作画都达10小时以上。当时，他最喜爱伦勃朗的画，便去博物馆临摹。每天从晨至暮，一口气临摹10小时，既不吃饭，也不喝水。特别在临摹伦勃朗的《第二夫人像》时，他下了很深的功夫，觉得略有收获，但却不能用在自己的作品上，于是更加努力。

散尼广场附近的康德街，居住着很多中国侨民和一些中国留学生，徐悲鸿就住在这条街一间房价便宜的平房里。

他常和中国留学生宗白华相伴到一家中国饭馆去吃盖浇饭和辣子炒肉丁，常常辣得他额头上沁出汗珠，但却不住地说：“还是中国菜好吃！”

柏林的美术印刷品颇为精致，价钱也相对便宜。徐悲鸿觉得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他节衣缩食，尽力选购一些。特别叫他高兴的是有些油画原作，也能用很低的价买下来。一段时间后，他的斗室居然上上下下摆满了他所喜爱的艺术品和艺术典籍。

蒋碧薇却坐在一旁，愁眉不展。她沉重地叹着气：“唉！我看你简直是发疯了！”

宗白华开玩笑说：“我帮你租的这间房子，真成了书房啦，书可不能当饭吃啊！”

有一天，徐悲鸿走进一家画店，无意中发现一些名作真品在此出售，其中有一幅康普的油画《包厢》，标价便宜得使他以为看花了眼，他动心了，心想祖国对于西方绘画艺术还很少了解，如果把这些原作买回去，对于将来祖国创办美术馆，发展中国的艺术事业，将是多大贡献啊！

可是，他此时身无分文，急得抓耳挠腮，生怕画被别人买走。他急中生智：找大使馆去。

徐悲鸿踌躇再三，心中很想去向中国驻德国的大使请求帮助，又怕遭到拒绝。但想到坐失良机，将是终身遗憾，于是辗转反侧，终宵不眠。

第二天清晨，徐悲鸿鼓起勇气来到中国大使馆。大使先生在那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接待了他。徐悲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并且极力称赞那些作品如何佳妙，作者如何著名，价格折合外币如何便宜，请大使先生借钱给他买下。

为了取得大使先生的信任，徐悲鸿还提出，可以先将那些作品挂在中国使馆，等待借款归还以后，再来领取。谁知那大使顿时脸就拉长了，操着湖北口音，拉腔拉调，先夸徐悲鸿的雄心大志，而后却托词拒绝了。

徐悲鸿像被泼了一盆凉水，只好怏怏地离开使馆，去找留德的同学宗白华和孟心如等人商量。同学们终于凑了一笔钱借给悲鸿，买下了康普两幅油画。一幅是《包厢》，描写剧院包厢的观众，另一幅是人物肖像，都是康普的精心之作。

1922年初春，国内继续供给留学生学费，可以使徐悲鸿很快能回到巴黎去，继续学业；接着，巴黎一家书店和一家画店几乎同时给徐悲鸿寄来了稿费，加起来将近1000法郎。

在柏林，徐悲鸿结识的几位朋友是非同寻常的。他除认识了中国留学生宗白华外，还认识了朱家驿、俞大维等人。

也是在柏林，有一位在伦敦学习美术的中国学生张道藩，正在那里旅游，特地访问了徐悲鸿，对徐悲鸿表示钦慕。不久，他又去到巴黎学画。

这位来自贵州、举止阔绰的花花公子无心学习，他仰慕的只是欧洲的物质文明，留学只不过是为了镀金。因此，他在绘画上一无所得，也一无所成。

徐悲鸿重又回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上课。这时校长弗拉孟先生已逝世，信难尔先生继任校长。每逢星期天的早晨，徐悲鸿仍去达仰先生的画室里受教。

达仰先生认真、仔细地检视了徐悲鸿在柏林所作的速写、素描和油画，十分称赞。但是他仍以坚定的语气说：“你必须再继续画严格的、精确的素描。油绘人体时，必须分细部研究，务必体会那些精微的东西，不要追求爽利夺目的笔触。”

这一年，法国举行全国美展，徐悲鸿在柏林所作的油画《老妇》入选，在展览会上获得好评。

1925年秋，徐悲鸿带着蔡元培先生的两封信，只身登上了开往新加坡的海轮，踏上了回国的万里旅途。

徐悲鸿在新加坡作了短暂停留，结识了一些爱国华侨，对陈嘉庚先生尤为景仰。徐悲鸿便为他画了一幅油画像。陈嘉庚先生以2500元现洋赠送徐悲鸿。

为了报谢陈嘉庚先生，徐悲鸿又画了马克思和托尔斯泰的油画像，赠给陈嘉庚先生所办的厦门大学。

徐悲鸿还为新加坡其他华侨领袖画了肖像，尽管有时挥汗如雨，但终于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足够他和妻子在巴黎生活几年。但是，悲鸿没有即刻返回巴黎。他心念着阔别了6年的祖国，便由新加坡匆匆回到上海。

徐悲鸿从巴黎学成回国，一踏上祖国大地，当时的《上海时报》就在显要版面作了报道。上海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也依旧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国内仍处于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割据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这一切又一次加深了悲鸿从少年时代就萌发了的忧国忧民之感。

凭徐悲鸿当时的名气和创作能力，他躲进画室，专门从事美术创作也未尝不可。但他不是目光短浅和只为自己打算的人。他想到自己年幼时的坎坷遭遇，特别是学艺之难的种种经历，想到了祖国的未来，决心要致力于画坛新人的培养，他认为那才是他第一位的工作。

徐悲鸿去访问了田汉。这位热情的作家和徐悲鸿一见如故。他们开怀畅谈，针砭时弊，发着感慨，如同多年的老友一样。他们的友谊从此开始，终身未衰。

田汉当时为徐悲鸿举行了“消寒会”，介绍徐悲鸿和上海文艺界人士郭沫若等人见面。

徐悲鸿还去看望了康有为先生和黄震之先生，并为他们作了油画肖像，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徐悲鸿在上海逗留了3个月。

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时节，徐悲鸿又离开上海，起程前往巴黎。遥远的路程，分别半年多的思念，使徐悲鸿急切地盼望看到妻子。但是，容光焕发的蒋碧薇，见到徐悲鸿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你带回了多少钱？”

徐悲鸿如实地告诉她，在新加坡挣的钱不少，但在上海又买了一些书籍、字画，剩下的虽不多，但也足够他们在巴黎生活一年。于是愤怒、埋怨、责备便像潮水一样向徐悲鸿扑来。

徐悲鸿依旧是耐心地告诉蒋碧薇：“我爱画入骨髓，永远也改不了，愿你能谅解。”

“你太使我失望了，我原以为有那样多卖画的钱，我们把它存入银行，可以好好在国外生活些年，可你……你还把在上海买的那些书籍字画都留在国内，也不带点出来！难道你打算很快回去不成？”蒋碧薇的声音里带着呜咽。

“我当然希望很快回去。我是为了振兴祖国，给祖国争气才出来留学的。”悲鸿开始激动起来，“我这次回到上海，见到国内的情况日非一日，更感到肩上的责任沉重。我急切地盼望学成归国，为自己的国家干一番事业。”

回到巴黎后，徐悲鸿决定归国了。他在欧洲学习已8年，刻苦的攻读使他获得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

1927年4月，徐悲鸿满载着他那满箱满包的书画，向车站走去。这些书画不仅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还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作品，以及他临摹的许多油画，如德洛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普吕东的《公理与复仇在追赶凶手》、约尔丹的《丰盛》、伦勃朗的《第二夫人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