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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误论断。——马克·吐温
富有冒险的精神
马克·吐温除了忙于写作、演讲、出书，他还投资其他的一些领域，敢于冒险，这与他少年时代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一位老朋友把一个专利抛给了马克·吐温，价钱是15000美元。这个专利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一两年来他这个朋友一直在亏本。不过，当时马克·吐温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这个朋友对马克·吐温说，要是他把这个专利买进的话，他负责制造与销售。于是，马克·吐温就承接了过来。接着，现金开始外流，每月500美元。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收益。
后来，当马克·吐温为了这个专利损失了42000美元的时候，他终于把这个“专利”转给了另一个人。
然后，马克·吐温又寻找着有什么冒险事业可干。此时，另一位老朋友也给马克·吐温带来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是一种引擎，或者是一种熔炉，能提取99%的那一类东西。
马克·吐温到科尔特军火工厂的理查斯先生那里，把这件事跟他讲了。理查斯是个专家，对煤和气非常精通。他对这个机器有点儿怀疑。他说，一磅煤能生多少气是算得出来的，那位发明家把99%的事搞错。随后，理查斯还给马克·吐温看了有关方面的资料。
马克·吐温有些灰心地告辞了。但是他想，也许是理查斯和那本书的数字错了。因此，他便雇用那位发明家来制造机器，薪水是每星期35块钱。一切费用都由马克·吐温承担。
这个发明家用了好几个星期才把东西造好。他隔几天就向马克·吐温报告一下进展情况。
最后，马克·吐温为了这项发明花去了5000美元，这部机器才算完成。可是机器却不灵，它的确从每磅煤所生的蒸汽中省下了1%，可是这算不得什么，因为烧茶水的吊壶也能做得到。
虽然再次遭遇了失败，但是马克·吐温敢于冒险的精神并未消退。此时，他对蒸汽已变得非常热心了。于是他便又买下了哈特福德一家公司的若干股票，因为这家公司准备革新一切带有新式蒸汽滑车的东西。然而，在16个月中，这个蒸汽滑车拖走了马克·吐温32000美元，最终一无所获。
后来，马克·吐温自己当起了发明家，他发明了一种剪贴簿。因此获得了该项发明的专利，他把这项专利交给了一向对此颇有兴趣的那位老朋友，朋友从中赚了不少钱。
但是不久，正当马克·吐温快要分得自己那一份收入的时候，这位朋友的公司又失败了。
有一天，这位老朋友向马克·吐温借5000美元，说愿意出7分利。他以公司的票据作为担保，但是马克·吐温要求有保证人。朋友大为诧异，说要是容易找到保证人的话，他就不会找他借钱了，随便到哪里他都可以借到钱。
马克·吐温相信了这个朋友的话，于是就借给他5000美元。但是，不到3天，这个朋友的公司就垮了。两三年后，马克·吐温只拿回了2000美元。
事实上，马克·吐温没有从冒险的事业中得到任何的利润，他的收益都是从他写的著作中获得的。
锲而不舍得到合同
1880年，一贯热衷于发明创造的马克·吐温在一位名叫佩吉的发明家的鼓动下，投资入股参与发明排字机。
曾做过印刷排字工的马克·吐温深知这部机器的潜在价值，一旦发明成功，它将极大地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提高排字的速度。此外，它带给投资者的回报也是难以估量的。有了这项前途无量的投资产业，不仅自己，就是他的后代也将享用不尽。
然而，马克·吐温怎么也没想到，当初听说“就要完成了”的机器，却怎么也完不成了！自那以后，他每个月都付给佩吉一定的资金。1885年，它仍是“就要完成了”，1887年，它是“就要大功告成了”。
直到1890年，马克·吐温为排字机投入了15万美元，而它“还不能投放市场”。
在1890年时，马克·吐温在《哈泼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叫做《幸运》。英国一位来美访问的军中牧师把文章内容告诉了特威切尔。
第二年，在罗马，一位英国绅士在路上向马克·吐温自我介绍说：“你可知道《幸运》这个小品文中的主人公是谁？”
马克·吐温说：“不，不知道。”
绅士说：“啊，那是沃尔斯利勋爵……你如果还爱惜你的头皮的话，别上英国去。”
在威尼斯，另一位英国绅士对马克·吐温说了同样的话。这个绅士说：“自从沃尔斯利勋爵英姿飒爽地从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以来，一直飞黄腾达，吉星高照，这不能怪他。不过他准会认出这个小品文说的是他自己，别人谁都认得出来。因此，你要是胆敢去英国的话，他准会毁了你。”
1900年，马克·吐温在伦敦，他去参加7月4日的庆祝会。他到会时已是晚上23时以后了，客人们正陆续地离开。乔特在主持会议，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在讲话，还有两三百人在场。
这时，该轮到马克·吐温讲话了，于是他便从座位的后边往乔特那边走去。当时，这些座位是空着的，在他离乔特还有3张椅子的地方，一位英俊的男子伸出手来说：“停一下，这儿坐一坐，我希望跟你认识一下，我是沃尔斯利勋爵。”
一听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沃尔斯利勋爵”，马克·吐温几乎要摔倒了，勋爵扶住了他。马克·吐温解释说，这是他的老毛病了。他们坐着聊了起来，谈得很高兴。勋爵还要马克·吐温给他一份《一六〇一》。马克·吐温对自己能如此轻易脱身感到十分高兴。他说，一到家就给他寄去。
再说马克·吐温投资创办的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刚创立的当年，两次成功的组织经营颇值得自豪，但是到了第二年，一切的征兆表明它在走下坡路。
格兰特将军回忆录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令韦伯斯特得意非凡，他认为是他发现了格兰特将军，他是出版商中最伟大的一个。马克·吐温后来回忆说：“在他默默无闻的时候，他的帽子很大。到后来得意的时候，他的脑袋连一只桶也套不进去了。”
事实上，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是马克·吐温出面拿下出版权的。1884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马克·吐温在奇克林大厦演讲结束之后，步行回家。当时正下着雨，路上行人很少。在两盏路灯之间的黑影里，有两个模糊的身影出了大门，走在马克·吐温的前面。
这时，马克·吐温听其中一个人说：“你听说了吧，格兰特将军终于下定决心，要写回忆录出版了。”马克·吐温能无意中听到这段话，真是很大的运气。
第二天一早，马克·吐温就出门去拜访格兰特将军。他在格兰特将军的书房见到了他。此时，将军正和他的儿子弗雷德·格兰特上校在一起。
将军对马克·吐温说：“请坐下来，不用做声，等我把一个合同签好字。”将军还说这是为了他正在写的一本书。
显然，弗雷德·格兰特是在最后亲自审阅合同，他对父亲说，他认为合同是叫人满意的。于是，格兰特将军走到桌子边，拿起笔来，准备签字。就在这时，马克·吐温对将军说：“请您先不要签，让弗雷德上校先读给我听一听。”
于是弗雷德上校读了一遍，然后马克·吐温说，他很高兴及时赶来干预这件事。世纪公司是合同的另一方，它建议给将军10%的版税，不过这个建议是出于无知。规模宏大的世纪公司对出版杂志是内行的。但是对于征订出版图书这件事，他们没有经验。不然的话，他们不会按照对待一位不知名或没有声望的作者那样的版税办法，来要求格兰特将军写书。
马克·吐温进一步说明这些条文是不公道的，他说，划掉了10%，改为20%，最好是改为纯利的75%。
对马克·吐温所说的，格兰特将军却不以为然，他说他们决不肯出这个价。而马克·吐温却说，不会的，因为在美国没有一个信誉好的出版商不愿意出这笔钱。
格兰特将军还是直摇头，他还是想照合同上的条文签字。随即，马克·吐温指出，按照合同原来的条文，在10%中还有一项不利的细节，就是最不知名的作者的合同，这个合同不光是对格兰特将军这样的巨人规定了10%的版税，而且还要求在这10%中扣除一些费用，像办事员工钱、房租、清洁费以及其他的费用。
最后，马克·吐温对将军说，他应该得到利润的1/4。至于一些其他的开支，应由出版商从其余的1/4中支付。
这个提议使格兰特将军感到很烦恼，他认为这样一来，他自己就被置于掠夺者的地位，成了出版商的掠夺者了。
将军还在坚持着。但是他的弗雷德·格兰特开始被说服了。他主张把世纪公司的合同先放一放。在这段时间里，先把情况研究一下，讨论一下。弗雷德·格兰特说，这不是动感情的事，这是纯粹的谈生意，只应该从这个观点来考虑。
最后，格兰特将军同意把合同的事暂时放一放，到第二天上午再提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吐温的大脑也在高速运转。他深切地知道，美国出版公司非常乐于得到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3/4利润归他，其余1/4归他们。
马克·吐温本来希望立即把这本书交给美国出版公司的弗兰克·布利斯，让他们发发财，可是他转念一想，这家公司掠夺自己已经好多年了，如今该是他出气的时候了。
于是，马克·吐温再次跟将军和弗雷德商量的时候，将军表现得十分谦逊。他得知谢尔曼将军已经出版了他两卷集的回忆录，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那本书的出版已成为有名的事件。
格兰特将军跟马克·吐温说：“谢尔曼跟我说，他那本书的利润是25000美元。你相信我的书也能收入这么多吗？”
马克·吐温则十分坚定地说，他不仅相信，而且确实知道他的收益会大得多。谢尔曼的书是出版后零售的，那本书原本适宜征订发行，不过，像谢尔曼和格兰特这样著名人物的回忆录，特别适宜这种办法。马克·吐温说，一本书，如果其中的材料适合于用这种办法出版的话，通过征订出版收入的钱，比出版后零售，要高8倍至10倍。
格兰特将军对自己的回忆录能收入25000美元还是很怀疑。将军解释说，他曾向罗斯韦尔·史密斯提出把他的回忆录全部卖给他，稿酬25000美元，结果这个提议把史密斯吓坏了。
就在这时，马克·吐温突然想到自己也是个出版商啊。于是他对将军说：“将军，把回忆录卖给我吧，我就是个出版商。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我口袋里有一张支票，你马上可以把我50000美元的支票拿去，我们订个合同吧！”
没想到格兰特将军马上谢绝了，将军说彼此是朋友，他不愿意让一个朋友冒这样的风险。
马克·吐温就说：“出版后利润的75%归你，所有日常费用，例如薪水之类，由我的25%开支。”
格兰特将军一听，就笑了，他问马克·吐温，这样一来还能剩下多少利润？马克吐温说，6个月内10万块钱。
将军问他这个梦想的根据是什么。马克·吐温说：“我根据的是你和我两人的作品，在商业价值方面的差异。我最早两本书各卖出了15万册，布装本每册3.5美元，精装本更贵一些，每册4美元，平均15万块钱。我知道你的作品在商业上的价值比我至少多4倍。因此，你的书能出售60万册，你可得纯利50万元，我可得纯利10万元，这是完全保险的估算。”
最后，格兰特将军打电报给他的好朋友费城《纪事报》的乔治·威·蔡尔兹，要他到纽约来提供意见。马克·吐温说服蔡尔兹，使他相信韦伯斯特的印刷能力绰绰有余。
最后，蔡尔兹做出裁决：“把书交给马克·吐温。”弗雷德·格兰特上校也支持这个裁决，并重复了一遍：“把书交给马克·吐温。”于是，合同就签订了。而韦伯斯特马上就掌管了这项新的业务。
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格兰特将军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然英勇地坚持写下去。后来全书大功告成，而他此时已经气息奄奄。到后来，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需要说什么的时候，则用笔写在小纸条上。
在将军临终前，马克·吐温去看望他。他用笔写下来，问马克·吐温他的书能否对他的家庭有所帮助。
马克·吐温说，推销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征订的、寄钱来的正不断涌来。等到推销工作全部完成，他家里可以收进20万元。将军用笔写下了他的感谢之情。
1885年7月23日，格兰特将军病逝于纽约避暑胜地阿迪朗达克的麦克格雷戈尔山。
同年9月，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付印，制作了几个版子，分给几家大印刷厂承印。大批蒸汽印刷机日夜赶印这本书，几个大装订厂忙着装订。书是两卷本的，大的八开本，布面本9美元，精装本贵些。
1885年12月10日，回忆录公开发行。结果正如马克·吐温所预料的。卖了30万套时，给格兰特夫人的第一张支票是20万美元。几个月以后，第二张支票是15万美元，总共付给格兰特夫人的总数大致有50万美元。
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的出版大获成功，不仅使格兰特将军一家走出经济困境，也使马克·吐温创办的出版公司大赚了一笔。
维护名誉承担责任
虽然韦伯斯特出版公司成员中，没有马克·吐温的名字，但公众都认为他才是公司的老板。
许多想出书的人都找他，可他应承下的好书都被韦伯斯特拒绝了，韦伯斯特认为他才是公司的主人。只要人家奉承几句，韦伯斯特就满心欢喜，意气风发起来，连看也不大看就把对方的书接应下来。
而且，韦伯斯特还把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尽可能地扣住不发，后来偷偷摸摸地印了出来。由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汇编的《幽默丛书》，也被韦伯斯特扣了很久，后来也是偷偷摸摸印的。
如此一来，马克·吐温与韦伯斯特之间不免产生许多芥蒂，令彼此都无法容忍。
韦伯斯特的脑神经痛得很厉害，他服用德国新出的一种药。医生对服药是有规定的，但是韦伯斯特却有办法大量地搞到。他服用这个药，次数越来越多，剂量也越来越大。药物把他麻醉了，如同在梦中一般。因此，韦伯斯特平常不上班了，只是隔一阵才来一次。
对于韦伯斯特这个对出版公司有害的人物，必须想办法让韦伯斯特放弃那个地位。韦伯斯特对于该是他的钱总是赶紧收起来，而至于马克·吐温的10万美元书款，早已被他浪费掉了。生意被他做得快破产了。
经过反复的协商和通信商量，透出了一个口风，说韦伯斯特愿意以12000美元了结，离开公司。于是，马克吐温便开了一张支票给他。
韦伯斯特走后，马克·吐温将公司交由韦伯斯特的助手，弗雷德里克·霍尔去经营。霍尔接手的是个烂摊子。他被前任留下的出版计划搞得焦头烂额，不断地向马克·吐温告急求援。
1889年，马克·吐温的《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出版了。它暂缓了公司的破产。
《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出版时，引起了众人的一片哄笑和喝彩。但也有少数人被戳中了痛处，发出愤怒的叫嚷。该书不仅深刻地刻画了马克·吐温对人间不平的愤恨，也宣扬了他对平等的坚定信念。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人们依然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只不过慢慢地，他们学会了反抗。克罗克大头目那个“只为自己捞钱”的政府把持了16年之后，纽约市的选民们便起来反抗了，大家组成了一个联合竞选团，要推翻坦慕尼的政权。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卢乌参加了这次竞选活动，发挥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在一次联谊会的宴会上，塞思·卢乌发表演说攻击克罗克，他套用了1787年埃德蒙·伯克在议会弹劾沃伦·黑斯廷斯那篇有名的演说词。塞思·卢乌的演说词印了几十万份，广为散发。
“我检举理查德·克罗克”的呼声，在全体纽约市民心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响。
在这次反贪污的运动中，年已66岁的马克·吐温亲自参加了百老汇大街的游行示威，在一些街道拐角处演说。
当联合竞选团取得胜利，塞思·卢乌当选市长时，大家都把这次胜利归功于马克·吐温。有一家报纸编了一首歌词：
是谁击败克罗克？
马克·吐温说，是我，
我击败了克罗克，
我这个爱开玩笑的老家伙！
在进行斗争的同时，马克·吐温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觉得哈特福德的空气异常凝重。
1891年6月，马克·吐温关闭了哈特福德的住宅，全家乘船去欧洲，一边旅行，一边治疗恼人的风湿病。他们这一走就再没回过这所房子，再也没开启过那扇门。
1892年9月，马克·吐温一家来到了佛罗伦萨的一幢别墅居住。后来，马克·吐温对这段美好的生活回忆道：
在佛罗伦萨别墅里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气候宜人而且景色可爱，不论在白天还是夜晚，一片宁静，远离尘嚣，超脱了烦恼，真如同梦里一般。
1893年，10多年来马克·吐温共投资约20万美元的排字机终于宣告失败。他从意大利回来想避免尴尬，但所做的也只能是最后看一眼那一败涂地的悲惨景象。他说：“我完全明白，现在我承认自己是个大傻瓜。”
为了还债，马克·吐温又开始投入写作。1893年，在鲁昂的时候，马克·吐温把价值15000美元的手稿毁了；1894年初，在巴黎的时候，他把价值10000美元的手稿毁了。
马克·吐温是按照杂志上的文章估的价，他生怕这些手稿留在手边，自己会受到诱惑把这些书稿卖出去，因为他自己深知这些书稿达不到标准。他不想把没有把握的东西公开出版。只是当时，马克·吐温正深陷于债务之中，摆脱困境的引诱非常强烈。为了赶走这样的引诱，他便果断地把手稿烧掉了。
而夫人奥莉维亚不但没有阻挠，而且鼓励他这样做。因为她关心丈夫的声誉胜过一切。
就在这时，奥莉维亚帮助马克·吐温抵制了另一个诱惑，有人出价每年16000美元，以5年为期，只要他同意人家利用他的名字作为一家幽默刊物的主编。奥莉维亚帮助他抵制了这场诱惑。
1894年初，马克·吐温创办的出版公司的管理者霍尔的一封信，再次将马克·吐温召回国内。他匆匆回到纽约，看着公司账面上将资产全部抵押后仍亏空的90000多美元，他倾囊倒进公司钱柜20000多美元，想挽救公司，但也只是徒劳而已。
那一年，美国正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工厂关门停产，工人大量失业，债权人蜂拥而至，瓜分债务人的资产，社会上一片恐慌与混乱。
马克·吐温举目四顾，无处能借到钱了。万不得已，他听从了时任洛克菲勒财团一重要职位的朋友亨利·罗杰斯的劝告，宣告公司破产。
1894年4月，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倒闭了。公司除了欠马克·吐温60000美元，欠奥莉维亚65000美元外，还欠下96位债权人平均每人1000美元。
从法律上说，马克·吐温可以将公司现有全部资产抵押给债权人，而不担负偿还剩余债务的责任。但妻子奥莉维亚对丈夫马克·吐温说：
这房子是我的房子，应该偿还给债权人，你的书是你的财产，把书交给债权人。你要千方百计地偿还债务，能够多还些便多还些，只要你人还在，便能再干起来，把余下的欠款赚回来，还清它。不用害怕，欠下的每一块钱，我们准备偿还它一百分。
罗杰斯站在奥莉维亚这一边，他是唯一能看清形势的人。他看出了这一回的事和类似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对马克·吐温说：“生意有生意的法则，那是对的。不过文人的名誉是他的生命，他不妨在钱上面穷一些，可是不能在品德方面差分毫。你务必一分一毫赚回来，把欠债还清。”
马克·吐温接受了忠告。他要尊重自己的名誉，他要重新站起来。从前那样多的困难也没吓倒他，而今，他一定也能闯过去。
在马克·吐温最不走运的时候，罗杰斯搭救了他。他们彼此遇见的时候，还是陌生人。然而，他们分手的时候已是朋友。罗杰斯不止一次地搭救处于困境中的马克·吐温。
罗杰斯对于自己所做的好事，既不损害马克·吐温的自爱，也不挫伤他的自尊，就像是马克·吐温自己干的一样，而且没有痕迹，没有一点儿暗示，没有一句话透露出有恩于马克·吐温的意思。这让马克·吐温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马克·吐温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新干起来，他必须写出一本书，必须重新回到讲坛。奥莉维亚认为丈夫能在4年中把负债还清。而罗杰斯则说，马克·吐温愿意多少年便多少年，开头的话，不妨是7年。马克吐温认为他说的是一句笑话，但是比奥莉维亚说的4年更符合实际些。
有一天，马克·吐温无意间听到罗杰斯和两个有经验的实干家简短的对话。
一个实干家问罗杰斯：“克莱门斯多大啦？”
罗杰斯回答：“58岁。”
这个实干家说：“58岁垮的人，95%再也起不来了。”
另一位实干家说：“你不妨说是98%，那更正确些。”
听到这些话，马克·吐温一时间陷入了犹豫之中。然而，这种忧郁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奥莉维亚知道了他的烦恼后，拿起笔和纸，令人信服地算出了未来4年之中的进款，算清了结局会是多么的顺利。
马克·吐温认为，妻子是对的。论远见，论智慧，论盘算的准确，论看问题的全面，在他认识的人当中，除了罗杰斯先生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自己的爱妻。
随后，马克·吐温重新振作起精神。为了还清债务，马克·吐温夫妇决定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球演讲旅行。在此期间，马克·吐温的朋友罗杰斯帮了大忙。
罗杰斯说服了96位债主，保证了马克·吐温夫人的优先债权人地位。因为在出版公司艰难的日子里，向马克·吐温夫人借了65000美元的期票。然而公司还是破产了。罗杰斯坚持把版税归她所有，以偿还期票。
罗杰斯对债主们说得道理很清楚，他的态度、声调，以及他的眼睛所表露出来的好心肠与诚意，使每一个有头脑、有心肠的人口服心服。但是在96个债权人中，只有三四个人主张对马克·吐温采取苛刻的办法，坚决不肯让步。而其余的人都说不妨随马克·吐温的便，慢慢来偿还债务。他们说，决不阻挠他，也不起诉他，他们说话算数。
罗杰斯非常有先见之明。当他为了马克·吐温的版权据理力争，坚决要求归属奥莉维亚所有的时候，马克·吐温还不明白为什么他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
罗杰斯坚持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资产。而马克·吐温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资产，他甚至无法把版权送掉。罗杰斯说，再等一等，让经济恐慌缓和下来，生意复活起来，到时候他就会明白这些版权会更值钱。
韦伯斯特公司一垮，马克·吐温的书有7本抛到了自己的手里。他要三位第一流的出版商收进，但是他们不要。如果罗杰斯听任克莱门斯夫人和马克·吐温的主张，版权早就让给出版商了。这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罗杰斯的一系列坚持，挽救了马克·吐温，使他有能力为偿还债务而进行环球旅行演讲。
马克·吐温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事莫过于写作和演讲，只有这两者能使他彻底摆脱债务，走出深渊。于是，他将正在上学的苏西和幼小的吉恩留在了夸里农庄，和苏珊姨妈一起住。而他则带上奥莉维亚和21岁的女儿克拉拉，开始又一次的环球巡回演讲。
1895年7月14日，马克·吐温带着妻女登上了离开埃尔迈拉的列车，踏上环游世界的旅途。路上正值夏日炎炎，后来还受到炽热的森林地带夏季的高温的煎熬，让人好不烦恼，但是马克·吐温和体质不好的夫人还是坚持了下来。
马克·吐温作环球演讲的消息在报上一登出来，人们都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所以，尽管天气炎热，但他所到之处仍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在心里默默地为这位坚强不屈的老人祝福。他先是在国内的大中城市演讲了一个多月，然后去加拿大，演讲了几场后，又从温哥华乘船去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的演讲同样备受关注。在街上，马克·吐温随时会碰见他不认识的人向他打招呼，剧场里挤满了热心的观众。
后来，马克·吐温又去新西兰等地演讲了几周，然后他去了印度和南非，并在那里结束了近一年的演讲旅行。
在《自传》里，马克·吐温说：“对罗杰斯先生的好心好意、鼎力相助，我是感激不尽的，而特别该感谢他的是把我的版权保住了。这件事可真是救了我和我全家，使我们不致贫困，保证了我们长期得以过上一个舒适、称心的生活。”
当初为了还债，马克·吐温曾打算卖掉几部小说的版权，罗杰斯却劝说他保留住版权，因为版税会给他带来长期的收益。果然，马克·吐温在版税中取得了可观的收入。
对于这次难忘的演讲生活，马克·吐温曾经幽默地回忆说：“我们一边在演讲，一边在掠夺。”每当演讲获得一定收入时，马克·吐温就把钱寄给罗杰斯先生，请他代为还债，但罗杰斯坚持最后一起还债，这样可以给马克·吐温夫妇带来不少的利息。
1896年7月，马克·吐温回到英国，租下一所地处偏僻的房子，集中全部精力把这一年的经历记写下来，即是1897年出版的《赤道环行记》，所得稿酬也尽数用来还债。《赤道环行记》描写了旅途生活中看到的白人对“有色”人种的迫害和屠杀，谴责了殖民主义者的暴行。
1898年底，罗杰斯给在维也纳的马克·吐温打来一份电报，电报上说：
已如数不折不扣地清偿了所有债权人欠款。尚余18500美元，如何处理，盼告。
马克·吐温回电说：“投入联邦钢铁公司。”罗杰斯照办了。只有1000美元没有投入，两个月后取出，利息达125%。
在好友的热情帮助下，马克·吐温终于渡过了难关。还清欠债的时间和当初奥莉维亚预料的完全一致，用了4年。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中，奥莉维亚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她总是能把高兴的心情感染给别人。在一家贫困、负债的日子里，奥莉维亚总是能够说服丈夫马克·吐温不要绝望，要在茫茫云雾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并且确实设法让他看到了光明。
在这段日子里，马克·吐温每晚都发表演讲，虽然这么艰苦，可是奥莉维亚到达温哥华时，能和起程时一样健康。从这一天开始，她的身体好了些。虽说夏季连续了5个月，中间没有停歇过。他们到达澳大利亚的悉尼，在赤道以南34度，那正是澳大利亚的夏季时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停留期间，全都是夏天。
1896年1月1日，从墨尔本开船时，也还是夏天。至于在锡兰，也正值盛夏季节。他们到达孟买时，孟买的英籍居民自称是在冬季，可是对马克·吐温他们来说，自从1895年7月中旬在埃尔迈拉起程以来，他们没有见到气候有什么变化。对他们来说，全印度都还是夏天，直至3月17日为止。
当时，杰普尔的一个英国医生劝马克·吐温他们飞往加尔各答，立即离开印度，因为热天会随时来临，对他们会造成危害。因此，马克·吐温一家从拉瓦尔品第赶往加尔各答，搭船前往南非。
尽管如此的奔波劳累，但是奥莉维亚的健康仍然有所改善。马克·吐温在南非演讲旅行的过程中，她和女儿克拉拉一直陪伴着他。
在9年的困苦日子里，马克·吐温从没有见到妻子奥莉维亚对全家处境的变化有一句怨言，孩子们也从来没有过。她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而女儿们也从母亲那里，继承下了她那坚忍不拔的性格。
奥莉维亚的身体因为过分操劳而有所虚弱，但是她又不肯请帮工。而一些必要的社交应酬也不利于她的健康。在纽约繁忙的冬季社交季节，马克·吐温来往的书信很多，使他和秘书都忙不过来，于是奥莉维亚就分担了他们一部分的任务。这就使她更加的劳累了。他们希望回到美国的家中。
1900年10月16日，纽约港驶进了一艘船，只见甲板上站着一位白发的老人，他就是在困境中挣扎、搏斗，在国外漂泊多年，终于回家的马克·吐温。
讲究教育方式的父亲
马克·吐温不仅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享誉世界，而且他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堪称典范。
马克·吐温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有3个女儿，他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从女儿开始懂事时，马克·吐温写作累了，他就会叫来女儿，让她们坐在自己的椅子扶手上，给她们讲故事。
故事的题目由女儿们来选择，她们拿起画册，常常随意地让父亲根据上面画的人或动物即兴编故事。马克·吐温虽然能够很轻松地编出生动有趣的故事来，但是每次他都非常认真地思量，从不敷衍。
马克·吐温和夫人奥莉维亚与女儿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平等、民主和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关系，家庭生活中洋溢着和睦融洽的亲情。父亲从不因为自己声名远播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子，他也从不斥责女儿。但当孩子有了过失，马克·吐温也决不姑息。
有一次，马克·吐温夫妇想带着孩子们到农庄去度假，一家人坐在堆满干草的大车上，颤悠悠地向郊外驶去。一路上，一家人饱览着美丽的田园风光，这是女儿们向往已久的事了，她们高兴地说笑不停。
可是，就在大车出发前，出现了状况。苏西突然发脾气，要克拉拉改正错误，而且还动用了手中的一根棍子，这惹人生气的事，显然超出了育儿室内所允许的限度。
事后，苏西主动向妈妈承认错误。但是，按照家规，苏西必须受到惩罚。
苏西和妈妈讨论了几种惩罚办法，不过仿佛没有一样是合适的。因为这次错误太严重了，需要在记忆中留下一个危险信号。被提到的惩罚办法之一，就是剥夺坐干草堆的机会。当然，这个惩罚戳到了苏西的痛处，因为她是多么渴望坐上干草马车，一路欣赏美丽的大自然啊。
最后，妈妈提了各种惩罚的办法，问道：“苏西，你看该是哪一种？”
苏西想了一下，显得有些犹豫，她问：“妈妈，你看哪一种？”
“苏西，我看还是由你决定，你自己来挑选。”
经过思想斗争，苏西对妈妈说：“好吧，妈妈，我看还是挑干草车吧。因为，别的事也许不能叫我记住不再犯。但是，如果我不能坐干草车，那我就很容易记住了。”
马克·吐温非常理解女儿为自己决定的受罚方式，对她究竟有多大的分量。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并不是我让苏西做这件事的，可想起可怜的苏西失去了坐干草车的机会，至今仍让我感到痛苦，在26年后的今天。”
马克·吐温夫妇对犯错的孩子“严惩不贷”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惩罚又是民主的，孩子能够心甘情愿接受的。这就是灵活的自然的运用，是一种无痕的教育，使被罚者心悦诚服。
正是拥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充满智慧和民主的父亲，有这样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环境，马克·吐温的女儿们才能够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承受痛失爱女的打击
1889年12月，马克·吐温的第三部重要作品《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出版了。
这篇作品的创作，缘起于1884年，马克·吐温与凯布尔外出演讲的途中受到的启发。演讲途经纽约时，他们在一家书店买到了一本托马斯·马洛里爵士写的《亚瑟王之死》，两个人在翻看之后，被其中古雅华丽的词藻和中世纪武士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
凯布尔遂在演讲中不时穿插“亚瑟王的故事”，而马克·吐温则迷恋于那些6世纪骑士的铠甲、长矛，宫廷里的豪宴场面，骑士们的伟业，奴隶的悲苦生活和变幻莫测的幻术。
于是从1885年起，马克·吐温动手写一部异想天开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汉克·摩根生长于19世纪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是位工匠的儿子。他勤奋好学、踏实肯干，学会制造许多样东西：步枪、手枪、大炮、锅炉、引擎等，并在一家兵工厂当头目，管辖两千多工人。
一天，汉克和工厂里绰号叫“赫刺克勒斯”的小伙子发生械斗，因头部遭到重击而昏迷过去。苏醒后，他发现自己来到了6世纪亚瑟王时代的英国。
虽然关于汉克的故事有些荒诞，但谁也不会将之当成是“庸俗不堪的诙谐文章”。马克·吐温的指向很清楚：过去和现在，天下一切不合理的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和政权。
尽管这部作品在许多方面显得有些不足，但它仍是马克·吐温的重要作品之一，因为它在马克·吐温创作和思想发展中都代表了一种新的转折，是他后期思想发展的萌芽。
完成此书后，马克·吐温就开始陷入经济的困扰之中，但他仍笔耕不辍。在欧洲居留期间，他顶住沉重的经济压力，拼命写作。
在1892年9月，马克·吐温将家暂时安置在佛罗伦萨近郊的维维安尼别墅后，他写了《汤姆·索亚出国记》、《傻瓜威尔逊》、《百万英镑》、《亚当日记》和《冉·达克》等作品，虽然在艺术技巧上没有新的突破，但这些作品在马克·吐温的思想发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在写《冉·达克》这个故事时，马克·吐温开头6次都开不好，每次他都把结果告诉夫人奥莉维亚，每次她都报之严厉的批评。沉默片刻，她没有说一个字，但是在马克·吐温看来，她的沉默有如雷鸣一般。
最终，马克·吐温找到了恰当的形式，而且他知道，奥莉维亚会有一个怎样的说法。果然，她说了，说得一点也不犹豫。
为了维护金钱无法买到的正直、高尚的人格和纯洁、真诚的声誉，马克·吐温和他的家人天各一方，在世界各处飘荡，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这段艰苦的生活，对马克·吐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爱女苏西的死。
苏西是1896年8月18日在哈特福德的家里去世的，而马克·吐温对她最后的记忆是一年前，他和奥莉维亚、克拉拉动身开始环球演讲，在埃尔迈拉道别那一刻的身影。自那以后，他再也没见到过苏西。
1896年7月，马克·吐温结束演讲，到达英国。他一边在吉尔福德租了所房子，一边写信让苏西和吉恩来英国合家团聚。但信发出去一两个星期了，两人还没有来，只收到一封信，是别人写的，信上说苏西生了小病，暂不能动身，但不大要紧。可马克·吐温和奥莉维亚感到不放心，连忙拍电报催问病情。同时，奥莉维亚和克拉拉收拾好东西，做好回国的准备。
回电总算来了，带来的消息叫他们更加焦虑不安：“候明晨电。”马克·吐温连忙拍电报，让对方回电至南安普顿，因为他准备一旦到时候消息不好，就立即从那里乘早班轮船回国。
当晚，马克·吐温在吉尔福德邮局一直等到关门也没见回音。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到南安普顿，一封电报已经到达，说苏西需长期治疗，但定能痊愈。马克·吐温松了口气，但奥莉维亚吓坏了，她立刻和女儿克拉拉登船走了。留下马克·吐温在英国找所大些的房子，以便把苏西她们接过来一起住。
8月18日，马克·吐温站在餐室里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想什么特别的事。这时，仆人给马克·吐温送来一封电报：“苏西患脑充血和脑膜炎，医治无效，于今日安然解脱。”
接到这个噩耗，马克·吐温一下子吓昏了。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马克·吐温在给奥莉维亚的信中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做梦也想不到。简直叫我感到天旋地转啊。我爱苏西。热烈地爱她，可是我过去并不知道这种爱有多么深厚。”
而此时，奥莉维亚和克拉拉母女俩正在大西洋中途。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急切地前往迎接非同寻常的灾难。家中的亲友到了码头上，半夜才接到奥莉维亚他们乘坐的轮船。他们到清早才露面，但也只见了克拉拉一个人。她回到头等舱时一言不发，妈妈对她望了一下，说：“苏西死了。”
当晚22时30分钟，克拉拉和妈妈到了埃尔迈拉，母女俩搭的火车，坐的马车，正是在13个月之前她们从这里西行时所坐的车子。而这一回，苏西还在这里，但是，不是在晨光中招手欢迎，而是在她出生的家里，带着她那苍白而美丽的容颜躺在棺材里。
马克·吐温很爱长女苏西，她活泼、爱玩，还特别好动，也许是继承了父亲幼年性格的特点。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苏西有时性格内向，总是细细思量那些困扰人生的事和自古以来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似乎苏西对周围的一切都能产生兴趣，包括苦恼和困难，她总喜欢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呀？”
苏西是个善良而诚实的孩子。马克·吐温清楚地记得，苏西在6岁时，总是和妹妹克拉拉发生争吵，为了制止争吵，父母试着采用惩罚的办法，但却失败了。
于是，父亲决定实行奖励的办法：一天不吵便奖给两个孩子每人一份糖果。有一次，苏西拿了糖后显得很踌躇，然后交出了糖，说自己不该得到它，而克拉拉则保留了她的糖。结果证明，两人的确发生过争吵，克拉拉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辩解的。
然而苏西却为妹妹说了好话。即使不是这样，糖果已经被她吃掉了。苏西对父母说；“我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觉得错了，不过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不对。”
马克·吐温十分赞赏苏西的举动，他认为在道德方面的问题，苏西总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于孩子的弱点，马克·吐温从不过分责怪它。苏西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她学习语言轻而易举，她学习历史轻而易举，她学习音乐轻而易举，她学习什么都轻而易举，迅速而透彻，只是拼音除外。”这是马克·吐温对苏西的评价。
虽然女儿拼音学得不太好，但马克·吐温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拼写是马克·吐温的一个长处，他从来不很看重它。苏西的弱点，往往给家里带来意外的笑声。
一次，苏西对客人说，她只去过一次教堂，那是克拉拉“上十字架”的时候，客人很诧异。原来，她把“受洗礼”说成了“上十字架”。
苏西是个懂事的孩子，在她14岁时，她就开始给父亲写传记，当时马克吐温50岁。
苏西在开头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我们有爸爸、妈妈、吉恩、克拉拉和我。我写的是爸爸，要写他，这不难，因为他是性格非常突出的人。
爸爸的模样已经写过好多回了，不过写得非常不正确，他有美丽的灰白头发，不太厚，也不太长，长得刚合适。那罗马式的鼻子，大大增加了他外形的美。那和善的蓝眼睛，还有小胡子，他的头和侧面长得特别好看。他的体形非常好。总之，他是特别好看的男子。
他脸上所有的部位都是完美的，只有没有特别美观的牙齿。他的肤色非常好看，他没有留大胡子。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也是很有趣的人。
他有脾气，不过我们全家都有脾气。他是我遇见过的或者希望遇见的最可爱的人。还有，他真能讲好玩的故事。克拉拉和我老是坐在他椅子两边的扶手上，听他讲墙上图画中的故事。
在马克·吐温看来，这才是直言不讳的传记，也是忠实的传记。苏西对父亲没有加上任何修饰点缀，包括对他的一些坏习惯。
对于苏西所写的传记，即使有拼音错误，马克·吐温仍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他说：“我爱它，不能亵渎它。对我来说，这是金子。改正它，就是往金子里掺假，而不是提炼它。”
马克·吐温始终保留着苏西式的拼音，这些文字总能让他回忆起可爱、善良的女儿。
此时，马克·吐温独自在英国的家中，一遍一遍地念叨：“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我再也见不着她了。”“啊，你会看到她的。啊，我也很想能看她，抚摸她那没有知觉的脸，亲吻她那没有反应的嘴唇，可是我不会把她唤回来，不，她已经获得了人世间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的礼物，我决不会剥夺她的幸福。”
为了不使自己因悲痛、忧伤、悔恨而发疯，他在家中不停地走动，没完没了地打着台球，并且一封接一封地给奥莉维亚写信。
奥莉维亚赶到时，见到的是躺在棺材里的女儿，她陷入悲痛之中。脆弱的身体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环球旅行中，奥莉维亚顶住了旅行的疲劳，然而十几岁时造成的病痛一直折磨着她，甚至睡觉时她都不能翻身。由于心脏疾病，她害怕走下坡路，即使很小的坡度，她都要请车夫勒着马一步步地走。苏西的去世使她的身体变得更坏了。
然而，奥莉维亚还总是保持着年轻人的性格，对许多事情保持着强烈的爱好。她对马克·吐温的演讲总是抱有极大的兴趣，总是听不厌，看不烦。
每当马克·吐温参加演讲活动时，奥莉维亚总是丈夫最热心的听众。即使路途再远，她也要跟在自己的“小伙子”身边。马克·吐温觉得这样会使她更劳累。事实也是如此，她的劳累早已超过限度了。
奥莉维亚把苏西安葬在埃尔迈拉，随后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仆人，乘船回到英国与马克·吐温会合。
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
爱女苏西的死，使马克·吐温一度心灰意懒。他的家中没有欢乐，没有喜庆，连圣诞节也好几年都没过。他急切地回忆着苏西的音容笑貌，写下关于她的笔记，借以排遣心中的痛苦和悔恨。但当时背负的债务却仍像一柄倒悬于头颅上的利剑，逼迫他去写作，去挣该死的钱。
1897年，马克·吐温将自己一年来环球旅行演讲的经历记录下来，完成了《赤道环行记》。
《赤道环行记》不能算是一部佳作，但那一年的所见所闻给了马克·吐温太多的疑问，也使他认清了许多东西。他经历了经济的灾难、亲人的逝世，感受到美国的危机、世界的动荡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他看到了邪恶的战争，横行、猖獗的掠夺，也看到了政客们厚颜无耻的嘴脸；他看穿了宗教法衣下虚伪、空洞、卑鄙的灵魂，也看穿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现代人阿谀奉承、笑里藏刀的罪恶本性。
马克·吐温的思想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为认识这一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也使得他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此时，夸张、荒诞、童话化等不再是为了好笑，而是为了借其融进自己冷峻尖刻的嘲讽和愤慨。
1893年完成的《傻瓜威尔逊》和1899年完成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00年，马克·吐温回到美国后，他依旧是上流社会的座上宾，处处受到欢迎和恭维。但当他面对现实，他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每当他从聚会、宴请中回到家里，或在与好友豪威尔斯、特威切尔等人的交谈中，他那抑制不住的愤怒就迸射而出。
马克·吐温开始沉思和反省，写下了《人是怎么回事？》《斯托姆斐尔德船长天国游记摘录》和《神秘的陌生人》等作品。
《斯托姆斐尔德船长天国游记摘录》是一部幻想讽刺小说，最先构思于1870年左右，数易其稿后，在马克·吐温辞世前6个月发表。作者幻想船长在死后灵魂升至天堂，并将他的一路见闻和在天堂的游历记录下来告诉人们：天国里的人不爱弹竖琴，不愿永远年轻，用不着翅膀，背后的光环也是个累赘；天国同人间一样，也有亲王贵族，也有贫贱富贵之分。而占据显赫地位的，与人世一样，是那些罪犯和无赖。
马克·吐温用奇异大胆的想象和怪诞的手法，无情地讥笑宗教信仰的荒谬，嘲弄教会、牧师对所谓的天堂生活的鼓吹。既鞭挞了宗教的虚伪，也痛斥了人类的愚昧和轻信。
《人是怎么回事？》则深刻反映了马克·吐温对人类的邪恶本性的清楚认识。他写道：
在整个生物界，人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具备恶意的东西。恶意是一切天性、一切感情和一切毛病中最卑劣的品质，是最可恨的东西。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类低于鼠类，低于蛆虫，低于旋毛虫。他是唯一以使别人痛苦为乐的动物。
一切生物都有杀生的本性，这似乎是毫无例外的；但是在所有的生物当中，人是唯一以虐杀为乐的一种；只有人类才出自恶意。为了报复而嗜杀。
许多文学研究者根据这两部作品和马克·吐温离世后发表的《神秘的陌生人》断定，晚年的马克·吐温是悲观主义者，是宿命论者。但通过对1916年发表的《神秘的陌生人》提出质疑和更深一步的研究，研究者发现，1916年的版本有很大的缺陷和漏洞。
1969年，马克·吐温关于《神秘的陌生人》的三种不同文本由研究者公之于世，评论界对马克·吐温的悲观主义一说有了新的认识。
马克·吐温的第一稿原叫《年轻撒旦纪事》，写于1897年至1900年间，是未完成稿。1916年，马克·吐温生前的秘书佩因等人在编辑出版作家遗著时采用了它。他们不仅删除了一些意义重要的内容，而且任意增添人物，并采用了第三稿《神秘的陌生人》的书名。这一穿凿附会的举动，令马克·吐温的原作失去了部分原貌，也造成了许多误解。
马克·吐温的第三稿，《神秘的陌生人》，写作于1902年至1908年间，是一部完成稿。小说假托一陌生人来到1490年间奥地利的一个村庄，并引发了一连串故事。其中想象尤为丰富，事件神秘古怪，手法夸张离奇，有对人类美德的称颂，有对科技文明的自豪，但也有一些消极、厌世的因素，但那决不是主要因素。
在字里行间，读者仍可感到晚年的马克·吐温对人世生活的留恋，对人类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深沉的思考。所谓悲观厌世的说法，只能说明晚年的马克·吐温困于自己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腐败堕落、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资产者的野蛮无耻，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质。另外，此书的大部分写于奥莉维亚病重和去世的晚间。
陪伴爱侣最后岁月
在1902年初，奥莉维亚一度有神经衰弱的危险，不过仿佛危险很快就过去了。
到同年的6月底，马克·吐温在约克港近郊找到一个有家具的屋子，以便全家来此度夏。罗杰斯送来了他的“卡那华号”快艇，这是美国水面上最快的蒸汽发动机快艇。也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
他们把汽艇停泊在他们屋子附近的河边。奥莉维亚、洁恩和马克·吐温走上了汽艇，此时，马克·吐温才发现奥莉维亚身边没有带佣人，因为她生怕给罗杰斯先生添麻烦，她怕多一个佣人会让罗杰斯先生应接不暇。
但是，这可真是太糟了，罗杰斯原本欢迎她可以全权支配那艘快艇，可是吉恩的身体不好，很需要有人照料。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她妈妈的身上。因为马克·吐温不大懂，他根本帮不了什么忙。奥莉维亚已经安排好，把全部家什和行李由火车运到约克港。
此时，天气很好，马克·吐温一家仿佛一只鸟儿掠过闪着一片片金光的海面，看着眼前的一艘艘船只被抛到后边，好不快乐。可是，奥莉维亚却得待在下边照料吉恩。到了夜晚，他们就避到新伦敦港，以躲过坏天气。因为要护理吉恩，致使奥莉维亚休息、睡眠不足。
第二天早上，他们开往费尔黑文。到达目的地后，大家上岸到罗杰斯的乡间住处去看望他一家，这样一来奥莉维亚也能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她偏要上岸，搞得自己疲惫不堪。
7月初，在约克港，奥莉维亚开始为自己的心脏担心了。不到两周，她便害怕把汽艇开出去。任何比较快速的动作都让她感到害怕。她怕走下坡路，即使坡度很小。她请车夫在下小山坡时勒着马一步步地走。不止如此，她还要满怀恐惧地看着他才放心。要是马有片刻步子不稳，她也要一边抓住马克·吐温，一边抓住车身，显得惊慌失措。她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恐惧和担心了。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豪威尔斯住在基特里角，距马克·吐温家坐电车只要45分钟。有一天下午，豪威尔斯来看望马克·吐温。此时，奥莉维亚正在楼上她的卧室里休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坐在俯瞰小河的游廊上聊天。豪威尔斯说他有一个朋友一生中有一个悲惨插曲的前后经过，其中最感动人的一两点竟然很快就在奥莉维亚身上重现了。
8月6日，约克港庆祝在美洲大陆上实行城市自治250周年。在两三天里，白天举行边远殖民区古老的游行、群众大会、演讲会等，夜晚放烟火。这是一片沸腾的景象，人们很高兴能够借助那些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奥莉维亚对这些事也很感兴趣，她白天跟在马后面，晚上坐船，对正在举行的一切加以尽情地享受。如此一来就显得太过劳神，超过了她的体力所能承受的程度，于是病症就开始显露出来了。马克·吐温费尽口舌，终于劝阻她不去参加最后一晚的节目表演，而是在两三英里外的游廊上观看烟火。可是，他的劝阻还是有些晚了，奥莉维亚的体力已经消耗过度了。
1902年8月，奥莉维亚在参加完她生平最后一次社交活动后，终于病倒在床上。
1902年8月11日早上7时，马克·吐温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把他给惊醒了。他发现奥莉维亚正站在卧室的另一边，靠在墙上，支撑着身子，一边喘着气说：“我要死了。”
他把她扶回到床上，请来了一位纽约医生伦纳德博士。他说这是神经衰弱，除了绝对休息、安静、细心护理，没有其他的办法。
医生莫法特博士每天来一两次，每次待几分钟。要是需要医疗方面的谎话，他一定忠实地提供。当那位经过训练的护士值班的时候，她也要说必要的谎话。这些谎话都是属于善意的谎言。他们希望这些善意的谎言可以暂时缓解奥莉维亚的病痛折磨。
克拉拉每天值班三四个小时，她每天要把10来个危险的真实情况埋在心里，并用神圣的谎话抢救妈妈的生命，给她以希望和幸福。而马克·吐温在奥莉维亚的卧室里什么消息也不讲。他每天只能进卧室一次，每次只有两分钟，而且护士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表，到时候便请他离开。因为他们怕马克·吐温待的时间长了会影响奥莉维亚的休息，那样将会加重她的病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基本的隔离治疗的方案。
由于需要隔离治疗，马克·吐温每天只能靠通信，与隔一间房子的妻子联系。马克·吐温的卧室在夫人卧室的边上，中间隔着一大间浴室，他不能跟爱妻讲话，不过他可以写信跟她联系。每个晚上，他把一封信从浴室门下塞进去，她的床就靠门边。信上没有牵涉到当前情况的消息，对她不会有什么害处。
奥莉维亚用铅笔写下回信，每天一至两次。一开始还写得较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体质更弱了，她只能在小纸片上写着颤抖的字，来表达她的爱，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
1904年6月5日星期日晚，奥莉维亚永远地离开了她深爱的丈夫和孩子们。
丧失心爱的人生伴侣的哀痛，不能不表现在作品的部分内容中，请看下面这段：
这么说，你就要走啦，以后再也不回来啦？
对，他说，我们长期以来情投意合，相处得快活，两个人都很快活；可现在我得走啦，而以后我俩再也见不到面了。
这是在今生今世，可是来世呢？我们肯定会在来世相会的吧？
这时，他非常平静而严肃，作出了不可思议的回答：根本没有什么来世。
但是，即便如此，作为一名头脑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也从来没有悲观过，退缩过。
矢志不渝的英勇革命者
1900年10月，阔别祖国多年的马克·吐温回国时，在纽约受到热烈的欢迎。报上刊登了大字标题的欢迎词，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迎接这位伟人的朋友和闻风而至的记者。
马克·吐温一家暂时安顿在纽约市商业区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对来访问的记者们说，离开美国时，他还是个“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但自那以后，他认真思考了许多事情，“现在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
“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这句话可以说是马克·吐温晚年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写照。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世界资本主义处于飞速发展之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变。
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每个角落都有帝国主义罪恶的身影在晃动。它们在国内愚弄欺骗人民，镇压起义罢工，鼓吹发动侵略战争，对人民的贫困生活置之不理。在殖民地大肆抢劫杀戮，彼此之间不断因为利益瓜分上的冲突而大打出手，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战场，使当地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形势，引起了马克·吐温的关注和思索，在他心中激起了义愤的火花。
在《赤道环行记》中，马克·吐温把矛头指向了当时在殖民地烧杀抢掠的大英帝国和俄、德帝国。他以无比愤慨和蔑视的心情，记录下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印度、南非等地犯下的种种罪行，撕下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以掩盖自己劣行的所谓给当地人带来“文明”和“福音”的假面具，批驳“解救被奴役者是白人的责任”的无耻论调。
《赤道环行记》的问世，受到了开明人士的高度赞扬，同时也引来了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和挖苦。但是，马克·吐温没有动摇；相反，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
19世纪90年代末，在欧洲，马克·吐温曾在报上发表讽刺小说和杂文，声援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的行动，为争取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回国后，他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他以一副反帝政治家的新面孔，出现在了美国民众的面前。
1900年11月23日，马克·吐温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内举行的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了一篇《我也是义和团》的重要讲话，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声援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马克·吐温说：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刻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由此可见马克·吐温抨击帝国主义者的坚定决心和胆略，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他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和关注。
早在1868年，马克·吐温曾撰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
1874年，马克·吐温写了书信体小说《高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揭露美国人对华工的歧视和迫害。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马克·吐温曾表示过自己的愤怒，并坚信中国必将能拯救自己。在后来写成的《神秘的陌生人》和《自传》中，他仍念念不忘中国。
马克·吐温是中国人民坚定的、矢志不渝的朋友，他参加反对压迫、维持正义的斗争绝非是一时冲动，他也决不是某些造谣诬蔑者所说的“叛国者”、“精神病”。
1901年2月，《北美评论》上发表了马克·吐温的战争檄文《给黑暗中的人》，文章以尖刻、辛辣的嘲讽，一层层地剥下了帝国主义者为殖民地各民族带去“福音和文明”的画皮。其冷酷的幽默、无情的鞭挞，以及许多双关语、隐喻的运用，使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讽刺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马克·吐温指出，在“文明之福托拉斯”的口号“爱、正义、温和、基督教义、保护弱者、节制、法律和秩序、自由、平等、为人正直、仁慈、教育”的产品包装的里面，“才是坐在黑暗里的主顾用他们的血和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实际东西”。
马克·吐温逐一谴责英、德、俄、美各国在全世界犯下的罪行。英国在南非用“长勺子”刺刀刺杀布尔人；德国在中国山东干着“敲竹杠”的买卖；俄国人则“一手举着他的和平王子的旗帜，一手抓着它的赃物篮子和屠刀”强占满洲，屠杀那里的无辜居民；美国在总统麦金利这位“耍把戏大师”的指引下，替古巴人、菲律宾人做好事，赶走了西班牙人，让他们享受“友谊”的美酒。
马克·吐温还大胆倡议，给美国属下的菲律宾省缝制一面大旗，把星条旗的“白条染成黑色，把星星换成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巨大反响可想而知。纽约反帝联盟立即把它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唤起无数人的支持。同样，各种谩骂和指责也随之而来。面对敌人的侮辱，马克·吐温昂首挺胸，以更加猛烈的炮火还击他们。
紧接着，马克·吐温又发表了《给我的传教士批评家们》和《为芬斯顿将军辩护》，用以进一步揭露教会和美军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此后的一段时间，马克·吐温暂时离开了战斗的前沿，回到他所钟爱的妻子身旁，奥莉维亚病重了。
虽然，爱妻奥莉维亚从马克·吐温的眼前永远消失了，但她仍然活在他的心中。他沉浸在悲哀之中，沉浸在昔日两人的情感世界中。
1905年，马克·吐温完成了《夏娃日记》。在书中，他写道：“她在哪儿，哪儿就是伊甸园。”
但是，人民需要马克·吐温，人民需要这位勇敢的战士继续参加战斗。公众坚持不懈地寻找，终于又激发起这位老人的活力和斗志。马克·吐温又渐渐地回到群众当中，与正义的人们一起，与那些发动战争，血腥屠杀“野蛮人”，扼杀革命的刽子手们展开斗争。
1904年底，马克·吐温写了《战争的祈祷》一文。文中，一群受战争煽动者蛊惑的新兵在出征前聆听牧师为他们祈祷：“啊，上帝呀，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炮弹把他们的士兵撕成血淋淋的碎块吧；帮助我们使他们的爱国者的尸体覆盖他们那风光明媚的原野吧！”
这篇文章完成后，马克·吐温把它锁进了保险柜，直至1916年才由他人发表。
1905年4月，马克·吐温发表《利奥彼德国王的独白》这一文章，鞭笞恶魔般的比利时国王利奥彼德在刚果的暴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马克·吐温和全美许多杰出人物一起，在国内发动一场声援运动，募集资金予以支持。
1906年4月，高尔基来到美国后，马克·吐温更是热情高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介绍和支持。
后来，在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和煽动下，报上披露了高尔基的所谓婚姻“丑闻”，想诋毁这位革命者的形象，阻碍他实现募集资金的计划。其实，高尔基与他原来的妻子事实上已经离婚，只因沙皇和教会从中阻挠，而没法办理合法的手续。高尔基与女演员安德列叶夫娜的同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不论怎样，这桩“丑闻”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来个大转变，纽约的几家大饭店拒绝他们入住，许多宴会、接待也被取消。
高尔基一下子成为了许多人口诛笔伐的犯有“重婚罪”的不耻之徒。在此情况下，原来欢呼簇拥的人退却了，躲到了一边。只有马克·吐温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高尔基，竭力向人们解释，要人们分清是非。虽然他一个人的声音被无情地淹没在责难声中，但他那英勇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精神，却令人深感佩服。
晚年的马克·吐温更加敏锐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别国的反动本质。同时，他以超人的胆识，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运动。
马克·吐温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我也是义和团”。在这篇演说中，马克·吐温一方面谴责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明确声明，在驱逐外国势力、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自己是与义和团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1910年11月23日，马克·吐温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举行的公共教育协会上的讲话时说：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
就在马克·吐温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奔走呼号之时，他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了。他患了支气管炎和心脏病，剧烈的咳嗽和心绞痛引发的痛苦在折磨着他。但是，马克·吐温是个性格急躁、毕生以工作为乐的人，他忍受不了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
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他对人、对世界的感想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于是，他忍着病痛，一天又一天地艰难口授着《自传》，以“从坟墓中向世人说话”的真诚和坦率，讲述着曾经发生的一切。
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
马克·吐温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在四处漫游，对他来说，有个固定的居所是他的一种愿望。当年他一手设计建造的哈特福德的家很合心意，但那里留下了令人伤感的回忆。
1904年6月4日，马克·吐温和两个女儿在意大利寻到一处房子，准备买下来永久性地居住下去，但奥莉维亚的病逝再次将计划打破了。
年愈七旬的马克·吐温多么渴望有个家啊！他要带着克拉拉和吉恩在那里继续与命运作斗争。
马克·吐温在康涅狄格州的雷丁选定了一块地方，准备建一所新住宅。工程由他的老友威廉·豪威尔斯的儿子约翰负责。这事他丝毫未加过问。房子造好后，他给这所房子起名斯托姆斐尔德山庄，这似乎与他在此前刚发表的中篇小说《斯托姆斐尔德船长天国游记摘录》有些联系。据说，建房的钱是由小说发表所得的稿费支付的。
1909年，山庄落成后，一家三口从纽约迁到这里。不久，克拉拉在这里结了婚，丈夫是一位叫奥西普·加布利罗维奇的钢琴师。婚礼后，克拉拉与丈夫去欧洲旅行，马克·吐温又因病去了百慕大群岛疗养，家中只剩下吉恩。
吉恩在很小的时候就患了癫痫病，时常发作。在母亲病重期间，吉恩也生病了。那是在圣诞节的前几天，吉恩跟年轻的道奇夫妇一起，在雪地里长时间地坐雪橇和滑雪，回来后身上披着皮大衣，坐下时全身还是汗淋淋的，这样就受了寒。
于是马上给她请来医生，到圣诞节前晚便病得更厉害了，是双肺发炎。
在这段时间里，奥莉维亚从没有想到吉恩生病了，她每天向克拉拉问起吉恩的健康、精神和穿着情况，做些什么事，玩得高兴不高兴。而克拉拉便讲给她听，当然说的都是假话。
克拉拉每天得讲吉恩穿些什么，有时候她老讲吉恩原来一些衣服都讲厌了，于是就凭她的想象给吉恩的衣裳添加些什么。
吉恩需要专门的护士护理她，为此请了一个叫托宾的妇女来照顾她。吉恩的卧室在房子的另一头，跟她妈妈的房间离得远一些。因此，医生和护士来来去去，而妈妈却觉察不到。
一个月后，吉恩能走动了。医生建议给她换个环境。他说应该把吉恩送到南方，送到老角疗养院去，马克·吐温就照办了。凯蒂和托宾小姐陪着吉恩去。吉恩在老角疗养院住了几个星期，因为谁都受不了那个经过训练的护士，于是没到期便回家了。
吉恩不在家这段时间里，妈妈还以为她在家里，心里很高兴，还以为她身体好好的，玩得快快乐乐。克拉拉让妈妈每天都知道吉恩的动向。某一天，她会对妈妈说，吉恩正忙于搞木刻；第二天她会报告说，吉恩正在刻苦地学习外语；再过一天，她会说吉恩正忙着给爸爸的作品打字。
对于克拉拉所付出的辛苦，作为父亲的马克·吐温很是心疼。在给友人苏西·克兰的一封信中，马克·吐温说：
亲爱的苏西，两个小时前，克拉拉把她一天的情况讲给我听。当然，我对这些还是搞不清楚，细节太多了。不过，以你在约克港的经验，领略过病房说谎的甘苦，你多少可以了解到那可怜的孩子每天过的是什么生活，每天得在陷阱丛中小心地走路，每小时有两三回差点儿掉进去惹下大祸。
为了让妈妈能延长生命，克拉拉就这样机灵地干了一年多，而且天天如此。
后来，吉恩慢慢地好起来了。在母亲去世后，吉恩一心想要管理好这个家。她每天早上骑马去取信件，然后去巡视自己办的农庄和养鸡场，和女管家凯莉一起操持家务。她还坚持要当父亲的秘书，替他回信。她深以这样的工作而自豪，因为她接替的是她妈妈所没来得及做的工作。
吉恩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从童年时代起，吉恩就把父母给她的零用钱用在各种慈善事业上。工作有了收入以后，吉恩在这方面的花费是很大方的，马克·吐温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孩子那颗善良、正义的心。
有时候，吉恩的钱用光了，又不愿意花父亲的钱，于是就把她省下来的衣服和其他一些物品赠给救济院。
1909年圣诞节的前两天，马克·吐温从百慕大赶回来准备和吉恩一起过节。吉恩满面红光地忙碌着。她忙着采购食品、礼品，她甚至准备好了送给仆人们的圣诞礼物。她还忙着搭建圣诞树，丝毫不见疲惫的样子。父女俩在新家中一边逛，一边聊，很是高兴。
晚上21时，他们互道了晚安后，回房休息。
第二天清晨，马克·吐温刚刚醒来，管家凯莉就闯了进来。她站在床边，全身颤抖着，喘不过气来，随后她才说：“吉恩小姐死了！”
马克·吐温后来在笔记中写下了那一瞬间的感觉：“战士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心脏时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也许知道了。”
吉恩躺在她的浴室里的地板上，上面盖了一床被单。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平静、自然，仿佛睡着了一样。吉恩患有癫痫症，她洗澡时痉挛发作，心力衰竭。医生从几英里外赶来，做了种种努力，但是没有救活她的命。
而在4天以前，马克·吐温在百慕大度假一个月之后，非常健康地回来了。从第二天起，他就陆续收到从朋友和不相识的人那里来的信和电报。这表明：人家以为马克·吐温正处于病重中。因此，吉恩要父亲通过美联社加以澄清。
而他却说，还没有重要到这个地步。可是吉恩却说他应该替克拉拉着想，克拉拉会从德国报纸上看到新闻报道，她4个月来日夜护理丈夫，人累坏了，身体虚弱，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马克·吐温觉得此话有理，于是他就给美联社打了一个幽默的电话，否认“我正在死去”的“说法”，还说：“在我生前，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吉恩的话语仍在耳旁回响，但是4天后的今天，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深爱她的父亲。
74岁的马克·吐温梦寐以求的家又成为泡影。他写道：“我在13年前失去了苏西。5年半前，我失去了她妈妈，她那无人能及的妈妈！克拉拉到欧洲去住了，而如今我又失去了吉恩。我过去多么阔气，如今却多么可怜！”
马克·吐温不愿再经历将亲人埋入墓穴的场面。当吉恩被护送至埃尔迈拉安葬时，他在家中，对着窗外飘零的雪花，沉思着，内心充满酸涩。
马克·吐温还这样写道：
14时30分，这是约定的时刻。葬仪已经开始。是在600英里以外，但是我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如同我亲自在场一样。地点是在兰登家的书斋里。
吉恩的棺材停放的地方，正是40年前她妈妈和我站在那里举行结婚仪式的地方，13年前苏西的棺材停放的地方，5年半前她妈妈的棺材停放的地方，也是我的棺材稍迟一些时候要停放的地方。
17时，全结束了。
当克拉拉在两周前到欧洲去住家时，那是难受的，可是我能忍受得了，因为我还有吉恩。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家。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亲密的伙伴，要快快乐乐的就只我们两人。星期一，吉恩在轮船上接我的时候，我心里做着这美妙的梦。星期二晚上，她在门口接我的时候，我心里做着这美妙的梦。有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家庭。梦成了现实，哦，可贵的真实，心满意足的真实啊！真实了整整两天。
后来，马克·吐温在壁橱里发现了吉恩准备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一只挺神气的大地球仪。然而，马克·吐温对女儿的感激之情，吉恩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善良仁慈的姑娘，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吉恩下葬的那天，天下着雪。到6时，灵车停到了门口，准备把吉恩带走。他们把棺材抬起来，佩因奏起了舒伯特的管弦乐《即兴曲》，那是吉恩最喜爱的曲子。然后又奏了《间奏曲》，那是为苏西演奏的。后来又奏了《缓慢曲》，那是为她们的妈妈演奏的，是马克·吐温请他弹奏的。
明显衰老的马克·吐温凭窗望着灵车沿着大路曲曲弯弯地前进，在雪花飘飘之中逐渐模糊起来，最后终于消失了。吉恩在他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
在万籁俱静的夜晚，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脸上挂满泪水。先前，他曾忍着痛苦，为早亡的儿子和长女写悼文，以求自慰。现在，他再次伏案灯下，用颤抖的手，蘸着泪水写了一篇悼文《吉恩死了》。
写罢，马克·吐温丢掉笔，喟然长叹：“这是最后一章！”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我从没有希望灵魂已经解脱的我的朋友复活。”对妻子和女儿们也是如此，因为他太爱她们了。
从此，马克·吐温的病情日益恶化了。他又乘船去百慕大疗养，但他的心绞痛越来越厉害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一生行将结束，可他不想死于异乡，他要回家。
三个月后，马克·吐温回到了斯托姆斐尔德山庄自己的家里。病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但即便如此，马克·吐温还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和幽默感。他说：“夜里有胸部的疼痛时刻守护着我，白天就有气短和我作伴。我失去的睡眠时间，足够供一支筋疲力尽的军队用的。”
克拉拉和她的丈夫从欧洲及时赶了回来，陪这位坚毅的老人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5天。
从前，他的每一位亲人、朋友去世的时候，他都说，死亡是他们“最珍贵的礼物”，它“足以使其它所有的礼物相形见绌，变得微不足道”。他从不希望灵魂业已解脱的人重新复活，而今，他也将要解脱了。
“在我像是要死去的时候，我不愿有人延长我的生命。我只需要让我舒舒服服地离去。”面对死亡，马克·吐温表现得十分坦然。
1910年4月21日下午，这位曾使人们笑口常开的幽默作家、不懈的民主战士与世长辞了。
马克·吐温死后，遗体停放在纽约长老会的教堂里，全国、全世界的人们纷纷前来最后一次看望他们最亲爱的朋友，向他致敬。“他那种悲剧性的严肃精神引起人们的大笑，而糊涂的人们却认为他只是一个给人逗乐的角色罢了。”
几天之后，马克·吐温被安葬在埃尔迈拉，陪伴在他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的身旁。他终于找到了他永远的家。
马克·吐温的一生是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一生。他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是当时美国文艺界、新闻界一位很有声望的人物，被推崇为美国的“文坛巨子”，并且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世界人民所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