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离世

充足的资金准备，良好的计划，有条理的内部管理和基本经验并有生意头脑同等重要。——包玉刚

宣布退休女婿继位

1986年，包玉刚在再三思索之下，向外界宣布：自己将在两年内退休。

包玉刚没有儿子，只有4个女儿，他曾开玩笑地对人说：“我虽然只有4个女儿，但是她们却给我添了4个儿子。”

如包玉刚所希望的那样，4个女儿学有所成，并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职业和伴侣。

对于女儿的婚姻，包玉刚曾做过这样的许诺：对象由她们自由选择，父母只做参谋；不用理会对方是贫还是富，只要为人正派，有事业心、进取心，便可考虑。

中国有个传统，叫“子承父业”。包玉刚没有儿子，因此，早在他宣布退休之前的好几年，他就着意培养女婿做接班人，计划由4个女婿打理他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包氏王国。

由于包玉刚早就向外界扬言不干涉女儿的婚姻选择，所以，他的4个女儿在选择丈夫时，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喜恶而定，结果是4个女婿当中，竟有3个是经营管理的“门外汉”。

但是，包玉刚却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不断向女婿们灌输家族团结一致、共同进退的思想，设法把女婿纳入自己的王国内。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达成了心愿。

最先加入包氏集团的是大女婿苏海文。苏海文是一位奥地利人，原名叫赫尔墨特·索克曼，1941年出生于奥地利，父母都是捷克人。索克曼在遇到包陪庆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娶一个中国妻子，更没有想过会成为世界船王的女婿。

索克曼一心想当一名出色的律师，在维也纳读完大学之后，只身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在那里，他认识了包陪庆，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他们的第一次邂逅是在1967年一个为欢迎外国留学生而举行的舞会上，当时，包陪庆正攻读三年级法学课程。那天，包陪庆记错了舞会的内容，梳了一个很成熟的发型，使她看起来像是为扶轮社招收学员的工作人员一样老气横秋。

谁知歪打正着，这个梳错的发型为她带来了一段美满姻缘。

索克曼在人群里一眼就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女孩，并立即喜欢上了她。很快，两个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身份也悬殊的年轻人无所顾忌地相爱了。

两人交往的初期，包陪庆并没有告诉索克曼她的父亲是谁，是干什么的。后来，索克曼知道了自己的恋人原来是世界船王包玉刚的女儿，却并没有自惭形秽，更没有欣喜若狂，作为一个有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他只想成为一名律师，对船和船主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大女儿爱上了外国人！消息传到香港，在一向平静的包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包玉刚大吃一惊，黄秀英更是迷惑不解，他们一时无法想象，一个白皮肤、蓝眼睛、棕头发的“外国佬”来到面前，喊他们一声“爸、妈”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当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准备结婚时，双方家庭都显得很冷淡。

索克曼在奥地利的母亲寄了两封信给包玉刚，告诉他两个孩子结婚的打算，却都没有得到回音。这位不太想儿子娶外族女子的寡妇于是心灰意冷，对儿子的婚事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

对于包玉刚的沉默，索克曼却认为：“相信对一个难题长期不予答复，问题就会自己离开，这常常是生意人无奈的选择。”

虽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索克曼和包陪庆还是决定结婚。

也许是因为自己有言在先，也许是因为没有挽回的希望，包玉刚决定接受现实，和妻子到芝加哥参加女儿的婚礼。

包玉刚接受了他们俩的决定并使得婚礼以最好的方式进行。他没有坚持因为索克曼是外国人而反对女婿，相反包玉刚后来还常常到蒙特利尔去看他们。当时索克曼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当法律顾问的时候，包玉刚要他考虑参与他的生意。

包玉刚说：“这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帮助。”

包陪庆开始的时候并不太情愿，她觉得加拿大广阔的天地更适合他们。索克曼对包玉刚所从事的事业也丝毫不感兴趣。面对这两难的选择，最后，索克曼决定一试。

从那时起，包玉刚对他俨然就像父亲一样了。

最终，索克曼还是放弃了自己熟悉的一切，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追求，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开始从事那完全陌生的工作。

1970年，索克曼夫妇来到香港，加入包玉刚的环球船务公司，协助包玉刚打理生意。由于索克曼的名字较长，念起来怪拗口的，包陪庆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苏海文，文绉绉的，十分中国化。

这个中国名字寄托了包陪庆的一番苦心：“苏”是“索”的近音字，又是中国人的姓氏；“海”寓意他从事的海运业；“文”则显示他勤奋好学。而“苏海文”3个字念起来与“索克曼”十分相近，与他从事的工作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也许是因为苏海文这个名字，使包玉刚对这个欧洲人平添几分亲切感；也许是因为他的正直、诚恳和出色的工作表现，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苏海文凭着出众的才华，迅速从一个船务行业的外行变成内行，这一点跟当年的包玉刚很相似。

苏海文不久被擢升为环球集团的第一副主席，执掌环球集团的所有船务，其后，还担任汇丰银行、《南华早报》、会德丰和九龙仓董事以及港龙航空公司的董事经理。

苏海文也坦然承认自己加入包氏集团是包玉刚的关系，他说：“我是包爵士的女婿，我确实因为他是我的岳父才加入环球船务。既然一切都是事实，我便唯有接受。”

但是，对于别人认为他之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倚仗岳父的牌头，他却不屑一顾，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去证实自己确有才华，那么别人便会去赏识你，闲话就不攻自破。”

苏海文正是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去证实自身的价值。

1986年9月，包玉刚将环球航运集团主席的位置让给了这位大女婿。同年，苏海文当选为立法局议员，成为包氏家族中唯一进入香港权力核心机构的继承者。

二女儿陪容的选择算得上最符合父亲的心愿了。

陪容学的是室内设计，她选中了上海人吴光正作为终身伴侣。

他们俩是1970年在香港认识的，并没有立即发展成恋人。两年后，吴光正的母亲请陪容从香港带一件木雕工艺品给她在美国的儿子，千里姻缘一线牵，在异国他邦，两人坠入情网。

对于陪容和吴光正，包玉刚似乎特别偏爱。

吴光正中等个儿，文质彬彬，一介白面书生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在德国工作了30年。

吴光正出生于上海，在香港受教育并到美国上大学，主攻建筑学、物理学和数学，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商业，并在哥伦比亚商业学校取得了MBA学位。

毕业后，吴光正在美国大通银行工作，直至1973年结婚，他随妻子迁回香港，任职于大通银行香港办事处。

尽管他知道包玉刚是大船主，但吴光正并没有急于参与包氏家族的生意，因为大通银行的老板警告过他，不要卷入任何船务生意中。

吴光正是包玉刚4个女婿中唯一一个有共同语言的接班人。说他们有共同语言，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他们俩的语言最接近。吴光正是上海人，包玉刚在上海的时间也相当长，两人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生活中，都喜欢用上海话交谈，彼此有一种同声同气的感觉；二是指他们都是银行界出身。

因此，包玉刚又怎么会放过这位有丰富银行经验的二女婿呢，于是力邀他加入包氏王国。

最终，家族的力量占了上风，吴光正在结婚后不久也加入了包氏集团。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一役中，吴光正崭露头角，在岳父身边出谋划策、打点一切，充当智囊和助手的角色，深得包玉刚的信任。

1986年10月，包玉刚把九龙仓主席一位让给吴光正。此后，吴光正一直担任着包氏集团陆上王国的“龙头老大”，他负责着九龙仓系和会德丰系的7家上市公司，掌握的资产达到300亿港元。

包玉刚的三女婿叫渡伸一郎，他与包陪丽是在华盛顿大学认识的，当时，渡伸一郎学习建筑学，陪丽学习美术，共同的审美眼光使两个年轻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两人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便双双留在了洛杉矶工作。

陪丽一向专心于她的绘画艺术，对包家的大轮船并不太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有些冷漠。有了大姐嫁外国人的先例，陪丽便没有多理会父亲对日本人的复杂感情，由自己来决定一生的幸福。

三女婿渡伸一郎当初出现时曾令包玉刚好一阵为难。包玉刚对日本人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情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使人民流离失所，惨遭杀戮，也使新婚燕尔的包玉刚和夫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那时候，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战后的日本背负着重压，重整其经济，他们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初涉航运界的包玉刚一眼就看中了这些优惠政策，并与日本人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没有日本人，就没有后来的环球航运。

对日本人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曾一度使包玉刚对女儿的婚事感到为难，但因他有言在先，不干涉女儿的抉择，所以并未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当包玉刚发现这位身为建筑师的日本女婿有着一副精明的头脑以及一套勤于思索、善于交际的本事时，便毫不犹豫地把他纳入包氏王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头脑精明、擅长交际的日本女婿为包氏王国又添了一根栋梁，在他应岳父之邀加入环球之后，包玉刚便把日本方面的生意全部交给了他掌管，渡伸一郎成为包氏集团在日本的全权代表。

在包玉刚的4个女婿当中，四女婿郑维健最迟加入包氏集团。倒不是因为他结婚迟，而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放弃自己从事的工作。他被称为“包玉刚费了最大劲才捉到手的一个女婿”。

陪慧是父母最宠爱的女儿，也许是年纪最小的缘故，她在家里是一个小公主，活泼可爱，聪明伶俐，还有点淘气。

陪慧与三姐陪丽一样，对艺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美术设计师。

从陪慧懂事开始，她就看见父亲终日忙个不停，每次向父亲撒娇让他陪自己多玩一会儿时，父亲总是“好、好”边应答着，边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当然，临走前是不会忘记亲一下小公主的脸蛋的。

陪慧觉得，父亲那样生活很累，后来连姐夫们也一样忙了，像他们那样成天紧张地工作，真是没有什么人生乐趣可言！

于是，陪慧选择了一位医生做自己的丈夫。

郑维健是广东人，出生于香港，在美国从事癌症科学研究工作，是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和纽约癌症专科纪念医院的院士。

郑维健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与陪慧结婚后，两人定居美国，自立门户，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包玉刚每次去美国，都会到长岛女儿的家里看望女儿、女婿和外孙，而且每次都劝说女婿回到家族业务中，但每次都遭到女婿婉拒。对此，包玉刚既惋惜，却又无可奈何。

直至1987年，包玉刚到纽约看望女儿一家，顺便让女婿为他做了一次体检。当检验结果出来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一向健康的包玉刚已患上了癌症。

这个消息对包玉刚本人及其家族成员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对包玉刚来说，这个坏消息却成了他的一件好事。包玉刚拿着化验报告对郑维健说：“包氏家族有近百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股票和现金，需要一个亲信来打理。”

郑维健这时不敢过于顶撞，他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包玉刚又说：“我现在又得了这个病，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可靠的帮手接下这部分的事情。我考虑再三，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郑维健抬起头，嘴角动了一下，似乎要说点什么，却最终没有说出来。

包玉刚步步跟进地说：“我让陪庆的儿子苏文刚冠上包姓，是不是给你一个心理负担，认为加入了包氏集团，就等于入赘包家，子女也要姓包？其实你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你和陪慧的儿子成然，以后冠不冠包姓，由你们做主，我不勉强。”

郑维健打断了包玉刚的话：“爸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一直以来，我只是太喜欢我从事的这项研究而已。既然爸爸您这么说，我再固执己见，则实为不孝了，我会考虑您的提议。”

四女婿终于松了口，包玉刚大喜过望，他说：“一份癌患报告，换得女婿归心，值得！”

1987年，郑维健终于弃医从商，偕妻儿回到香港，出任包氏家族私人投资的环球投资公司的董事经理。

对于弃医从商的决定，郑维健说：“我在医学上的职业已达到一个高峰，包爵士给我一个跟他学习一些全新东西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何况，我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接受更多中国文化的熏陶。”

虽然郑维健并不像吴光正和苏海文那样时时成为新闻媒介捕捉的对象，但他打理包氏家族内部的生意却是头头是道，在经营上也颇得岳父的风范。他说：“观念的形成并不难。一年以后，我就感觉到，金钱才是积累资金和投资业务的条件。我们大都采取保守经营法，目的是为了储备剩余资金，我们不愿意冒险。”

包玉刚安排4位女婿各司其职，很像古时帝王分封诸侯的方式，对此，他有自己的看法：“我见过其他家族发生的事，人人你争我夺。我相信他们分开管理一些东西是较佳的方法。”

包玉刚要求4个女婿所管辖的4个部门中，每一部门都要像他的总王国一样，作广泛的配置，各立账户，各自管理自己的流动资金和股票，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进行运营。

对于女儿们的安排，包玉刚也是有一套办法。虽然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但却积极主张女儿参与到夫婿的业务中。

包玉刚曾对朋友说：“我告诉女儿们不要像妈妈一样古老。她们应学习一些生意，但她们暂无权力，直至她们了解业务。”

4个女儿名义上为其夫婿主管集团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她们要出席公司每一次董事会议。

对于这种“垂帘听政”式的安排，4位女婿均认为有必要。苏海文说：“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妻子知道如何管理我们的业务，这是十分重要的。”

包玉刚1985年之前当发觉自己的身体有些问题时，他就开始部署退路，安排包氏王国的庞大资产。最后，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把包氏财产并入5个信托基金，各自划入太太和4个女儿的名下，即一人一个基金，每个基金是独立的。

包陪庆和苏海文掌管他们名下的船队业务，包陪容和吴光正掌管他们名下的九龙仓，其余两个女儿和夫婿则持有一些现金和股票。他们4对夫妇都各不持有对方基金的一分钱，每对夫妇的财产都是绝对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安排，外人评论说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因为它避免了在包玉刚百年归老之后，家族里出现的财产之争。

1988年，包玉刚向外界宣布彻底退休，家族业务全部交由4位女婿打理。

最后一击留下遗憾

1988年，包玉刚对外界宣布自己彻底退休了。

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相信包玉刚会撒手不管，按照他4位女婿从岳父那儿沿袭下来的传统、谨慎的经营作风，遇到决策之时，仍是与包玉刚共商对策的。一般人认为，包玉刚是退而不休，仍是包氏王国的幕后主脑。

不管外界怎么猜测，包玉刚似乎从此与自己的妻子放下一切，一心享受生活了。包玉刚与妻子黄秀英1937年结婚，到包玉刚宣布退休，正好是两人的金婚之时。

黄秀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典范。她把家看成是一个城堡，甚至不愿踏出城堡到外面旅行，她是一个专心奉献的妻子和母亲，更是一个好外婆。

在女儿们的眼中，黄秀英是一个“旧时代的女子”。确实，在黄秀英身上，深深烙下了中国传统妇女的印记——一个不折不扣的旧式女子。

想当年，她在如花的年华，便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嫁给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人，对于这段包办婚姻，她没说一个“不”字。

新婚燕尔，正碰上战火纷飞的年代，她随丈夫辗转大半个中国。为了能让丈夫专心工作，她把一个家担起来；为了丈夫能吃好，她宁愿喝白开水；为了买到大米，她夹在饥民中排一天一夜的队，她没有半句怨言。

定居香港之后，包玉刚的事业不断发展，黄秀英也不断学习以适应丈夫的变化。她偶尔会陪丈夫打一两局高尔夫球，或出入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而更多时间，她则宁愿待在香港，而不是随丈夫到世界各地旅行或公干。

黄秀英没有什么语言天分，到香港40多年，仍只会说宁波话，甚至在英女王为包玉刚封爵的典礼上，她仍然用宁波话与女王交谈。

平时在家，黄秀英最大的娱乐就是打打麻将。和包玉刚一样，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简朴，一如她对中国的感情那么朴实。

1980年10月，包玉刚偕妻子黄秀英一起到日本大阪船坞参加一艘船的下水仪式，一同出席的还有中国船舶制造公司主席蔡叔凡的妻子。主人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在剪彩仪式开始时奏起了中国国歌。

这时，包玉刚发现站在身边的妻子不停地用手绢擦眼睛，便关心地问她是否不舒服。黄秀英动情地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奏中国国歌，而不是利比亚、巴拿马、巴西，也不是英国、日本或美国……”

多少年来，这对结发夫妻，一同经历了战乱、流亡、饥饿和困苦，也一同品尝了成功的喜悦。难得的是，这么多年来，彼此仍忠贞不贰，深爱对方，人们都很羡慕他们。

不过，包玉刚还是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收购置地。

置地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是包玉刚觊觎已久的目标。虽然像李嘉诚、郑裕彤等巨富也未能成功收购这颗明珠，但年事已高的包玉刚仍想一试。

1991年9月，包玉刚通过怡和总裁凯瑟克以前的旧部薛博理与凯瑟克接触，表示九龙仓欲作价每股10.25港元收购怡和持有的33％的置地股权。

明眼人一看就知包玉刚的意图：以100亿港元收购置地1／3权益，就可稳控市值300亿港元的置地。

置地在中环垄断了那儿的商业地皮，如能收购成功，加上九龙仓本身拥有的物业，包玉刚在商用物业上就可以称霸港九，市值大增了。

精明的凯瑟克听了包玉刚的意见后，他反建议说：“置地以九龙仓市价加一成半，全面收购九龙仓。”

凯瑟克这一招应对得实在高明，因为全部九龙仓市值才190亿元，置地应付得来。

早在1980年，包玉刚从怡和手中夺走了九龙仓，已经令凯瑟克颜面扫地，甚是恼怒。但他也明白，包玉刚是不会把辛辛苦苦抢到手中的肥肉放弃的。凯瑟克提出这个建议，只不过是反唇相讥，告诉包玉刚：“别以为只你有钱，想吞并置地？没门！”

随着华资势力的强大，九龙仓、会德丰等英资企业纷纷落入华资财团手里，致使怡和置地大惊失色。很清楚，华资集团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

于是，怡和立即改组，成立怡和策略有限公司，稳控怡和的控制权，并修改置地章程，规定怡和大班是置地的永远主席。这样一来，怡和只要持有25％股权，就能保住置地不会被强行收购。

包玉刚的努力失败了，直至这年的中秋之夜，与二女婿吴光正乘船出海赏月的时候，仍对自己的“最后一击”耿耿于怀。

一代船王溘然谢世

1991年9月23日，晨光初露，天色微红，对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中秋节刚过，不少香港市民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这东方大都会仍然像以往一样，大清早就开始热闹起来：遍布港九各角落的报摊已经开档做生意，茶楼里人声鼎沸、旺气喧天，山上、海边、公园里，不少市民正在晨练，街道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切仿佛与往常一样。但这一天却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令许多人悲恸伤感和震惊的日子。

这天清晨，一件令香港人，令许多国家领导人深感悲伤的事情，在美丽、清静的港岛南区浅水湾一栋青砖墙、木结构屋顶的住宅里发生。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外界并没有即时得到消息，到了下午，香港市民仍然没有听到这个噩耗，他们关注的焦点几乎放在与这所私人豪宅紧挨着的另一所豪华私宅的主人——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身上。

因为这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述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昨天刊载的一篇关于华人首富李嘉诚捐巨款给英国执政保守党，在香港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直至傍晚时分，清晨发生在浅水湾那间豪宅的不幸之事，才第一次通过电台传媒向外界公布：

在商界与政海叱咤风云的“世界船王”包玉刚爵士，已于今日清晨因呼吸系统疾病发作，抢救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3岁。

一代天骄人物如今突然与世长辞，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令香港人震惊。容易淡忘的香港人突然间就把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李嘉诚捐款事件抛诸脑后，继而沉浸在对这位为香港的繁荣作出卓越贡献，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世界船王的怀念之中……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包玉刚病逝之后不久，包玉刚也像李嘉诚一样，被传媒披露他捐款给保守党——而且包玉刚所捐的款项，比李嘉诚捐出的还多。

正被捐款事件困扰着的李嘉诚，向来视包玉刚为自己“可以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和难得的“好邻居”，当晚听到包玉刚与世长辞的噩耗后感到由衷地悲伤并十分惊讶：“怎么会呢？这个月，我曾和他单独会面，我们谈了不少事情，就在几天前，我还和他通了电话……”

包玉刚病逝的噩耗来得太突然，他的一些女儿、女婿和外孙、外孙女远在国外，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在接到家里的电话后，他们才匆匆地返港，心情是多么的悲痛。

好在与包玉刚恩恩爱爱一辈子的太太黄秀英，一直守候在他身旁，陪伴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虽然几年前包玉刚在美国被诊断为癌症，但由于他有一个研究癌症专家的女婿时常为他料理、诊治，加之包玉刚为人乐观，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还时常周游列国，寄情山水，颐养天年，所以癌症一直没有进一步恶化。

虽然3年前包玉刚已经退休，把庞大的航运业王国交由4个女婿打理，但他还时常去中区会德丰大厦的写字楼，看看报纸，与老朋友叙旧话新，生活十分快乐。

虽然包玉刚近年脸上的老年斑增多，偶尔会哮喘吁吁，显得有些老态，但他精神饱满，声音洪亮，行动抖擞，时常开怀大笑，所以他仍然给人以年轻的感觉，不减当年的“海派作风”……

近一年来，包玉刚还时常外出游玩，或出席一些公开场合……

1990年，亚洲最高的大厦——香港中银大厦竣工，包玉刚应邀参加大厦剪彩仪式。他的头梳得一丝不乱、油光可鉴，穿着笔挺的“培罗蒙”西装，举着酒杯，与各界朋友畅谈。

1991年夏季，宁波市政府在香港举行乡谊会，包玉刚应邀出席，并用地地道道的宁波话向各位来宾致贺词。会上，包玉刚和宁波市领导畅谈宁波港建设，谈宁波大学的办学情况，谈怎样加快发展宁波。他还希望自己以后多回故乡看望宁波的乡亲父老。

不久，包玉刚又出席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的酒会。酒会上，他笑口盈盈，频频举杯祝酒，和老朋友笑谈。

两个月前，包玉刚又兴致盎然地偕太太远飞美国，游山玩水，怡情散心，并会见了几个美国的亲朋好友。

9月22日，也就是包玉刚病逝的前一天清晨，天刚发亮，他就和女婿吴光正乘着豪华的私家游艇出海，吹海风，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广阔的海天秀色……

站在游艇上，包玉刚春光满面，意气风发，兴致勃勃地和吴光正谈生意，部署竞投有线电视，策划怎样再向英资财阀重拳出击，收购他虎视眈眈已久的置地集团。谈到兴奋时，他还对着大海振臂狂呼……

到了晚上，包玉刚和家里人聚在自家的花园里吃月饼，庆中秋，谈天说地，聆听浅水湾的涛声，观赏从家门口的海上升起的一轮明月……

这一晚，他心旷神怡，也一反平日早睡的习惯，到了22时多，还全无睡意，依然陪着太太、女儿、女婿和外孙说说笑笑。直至午夜他才回房休息。

23日的拂晓时分，包玉刚哮喘病突然发作，呼吸困难，奄奄一息。家人急急忙忙叫来医生，经一番抢救后仍然无效，一代船王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船王葬礼极尽哀荣

1991年9月24日，也就是包玉刚病逝的第二天，世界各国各地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发布了“世界船王与世长辞”的消息。

几十年来，包玉刚在商界走南闯北、广结良缘，好友满天下。另外，他还凭着个人的知名度和公关才能，成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贵客，布什、里根、英女王、撒切尔夫人、基辛格博士、密特朗总统、中曾根康弘、李光耀等国际知名政要，都与包玉刚交情深厚。

所以，当包玉刚不幸病逝的消息传出，各国的领导人和各方好友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对包玉刚逝世的极大悲哀。

包玉刚的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致以唁电，都对包玉刚先生的病逝，深为悼念。称赞包玉刚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唁电中，认为包先生生前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唁电中指出：包玉刚先生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口碑载道，名垂后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唁电表示：惊悉包玉刚先生辞世，殊甚悲痛，先生支援国家建设不遗余力，为香港的繁荣辛勤耕耘，对祖国统一大业竭精尽力。并向包先生家人致以亲切的慰问。

英国首相梅杰、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外国领导人也给包玉刚家属发来唁电，对包玉刚的业绩给予高度的赞扬。美国总统布什还给包玉刚夫人发来亲笔慰问信，为失去一位好朋友表示深深的哀悼之情。

包玉刚生前的商界朋友，以及香港的不少商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纷纷给包玉刚亲属发出唁电，对包玉刚的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

包玉刚病逝的第二天，包氏家族的商业王国——九龙仓集团属下公司的旗帜都降半旗，向曾把九龙仓带进新时代的包玉刚爵士致哀。

1991年10月3日上午，世界船王包玉刚爵士的丧礼在位于北角渣华道的香港殡仪馆里隆重举行。

包玉刚今天出殡的消息早已公开，所以大清早，就有数百名市民前来殡仪馆，一睹世界船王的丧礼和出殡仪式。香港殡仪馆内萦绕着回肠荡气的哀乐。

包玉刚静静地躺在西式铜制灵柩里，遗容极其安详，仿佛正在酣睡之中。他的遗体穿着白衬衫，结上灰白色领带，外加燕尾西装——这是他生前参加宴会时很喜欢的穿着。遗体上还盖着一床红色陀螺经被，上面绣着金线经文。

包玉刚的灵堂设在一楼的基恩堂。灵堂色泽以黑白和灰色为基调，大厅两旁垂挂着白纱球和黑纱布，地上全铺上了新地毯，通道处地毯为深灰色，座位处则为浅灰色，700张棕色座椅全由包家运到。整个灵堂设置所需费用超过200万港元。

灵堂正前方设置一个陵墓形状的巨型灵台，灵台全部由纯白色的丁香花砌筑而成，漂亮而圣洁；灵台正中位置放着包玉刚的彩色遗像，灵台前摆放着一炷香、两支燃着的蜡烛和一盆生果。

包玉刚的遗像上面，鲜花围绕着一块横匾，上面写着4个大字：

名留千古！

在灵堂门外和福海堂内，以及殡仪馆旁边的公路旁，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各界送来的吊唁的花圈和花篮。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门致祭的花圈，就置放在灵台门口的最显眼之处。

到了10点多钟，出席丧礼的嘉宾已近1000人，他们个个身穿深色西装、白色衬衫，结黑领带，衣着庄重，神情凝重。

11时，丧礼正式举行。香港演艺学院的管弦乐团奏起哀乐，香港佛教联会的觉光法师随即带领25名弟子，为包玉刚做法事。

之后，港督卫奕信、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以及包氏旗下多间公司的员工走到灵台前吊唁致祭。

接着，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和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马临分别用英文和中文致悼词——

包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方面的力量，使他跨越因出身、种族和国籍不同而产生的界限；也使他跨越因偏见、传统观念所产生的界限。在很多方面，包先生显示出一个天生领袖的品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给后人留下深远的影响。

包先生办事计划周详，准备充足，工作勤奋；在谈判方面，表现非凡的耐力。他自奉甚俭，反对奢华的生活浪费。他一向善于运用金钱，不但用于投资新计划，给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用于发展教育，推动文化活动，提供体育设施和资助健康及福利机构，从而投资未来。

包先生思想开通，容许他的女儿自己选择大学和夫婿，也毫不犹豫地让女婿加入他的事业。包先生虽不是政治家，然而对政治却深谙其中真谛，因此不少世界领袖了解他，有的更成为他的个人朋友。

包先生主张健体强身，而当他要实现一个理想时，会以坚定的意念全力以赴，务求达到目的，他爱国，也爱香港。

包先生可靠的商业信誉和国际间的知名度，曾帮助香港登上世界舞台……

浦伟士和马临致完悼词，来自北京的男高音歌唱家马看海还唱起了一首悼念包玉刚的挽歌《多情的土地》：

（一）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朝朝暮暮在一起。

走千里，

走万里，

永在你的怀抱里。

做一颗种子泥土里埋，

开花结果为了你。

做一棵杨柳路边上长，

年年报道春的消息。

啊！多情的土地，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二）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生生死死不分离。

我有一颗赤子心，

你有一片慈母意。

做一只百灵鸟蓝天上飞，

迎着那朝阳歌唱你。

做一棵青松高山上立，

年年为你挡风雨。

啊！多情的土地，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12时30分，来宾瞻仰包玉刚的遗容后，大殓开始。

为包玉刚扶灵的有8个人，除周南和撒切尔爵士外，其余6位都是包玉刚生前友好的商界巨子，他们是：有“影业巨子”之称的无线电视主席邵逸夫爵士、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汇丰银行前主席桑达士爵士、安子介和日本银行家池浦喜三郎。

这么显赫的人物，这么强大的阵容，为一个死者扶灵，这在香港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包玉刚逝后极尽哀荣，丧礼极尽隆重，为香港的名流丧礼写下历史的一页。在觉光法师的诵经声中，8位政要名流扶着包玉刚的灵柩，缓缓地走着，将包玉刚带进另一个天地，另一个世界……

包玉刚葬在何处？曾有消息说：包玉刚于生前为自己买了一块地作为百年后的安息之所，地点在深圳大鹏湾的华侨永久墓园。

在包玉刚黑色的墓台上，镌刻着这位世界航运奇迹的创造者的治家格言——

持恒健身，勤俭建业。

又有人透露：包家在香港的公墓也曾买有墓地。但最有根有据的说法是：包玉刚葬在夏威夷——因为包玉刚的遗体从殡仪馆运往了机场。对于包玉刚为何选择夏威夷这个遥远的海岛作为自己永远的归宿，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曾有高人指点，说夏威夷风水好，有助包家世世代代兴盛不衰……

但据包氏家族的成员所说，这是因为包玉刚生前喜爱夏威夷。包玉刚生前的近20年间，每年他至少都要游夏威夷一次，有时还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夏威夷明媚的阳光、洁净的空气、蔚蓝的海水……让几十年来在商界奔波劳碌的包玉刚忘却了疲劳和烦忧。

包玉刚的心愿是，在他百年归老之后，他仍然可以像以往那样，在夏威夷这个他十分喜爱和熟悉的地方，游泳、晒太阳、吃海鲜、打高尔夫球……

正如港督卫奕信爵士在包玉刚逝世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的：

包玉刚爵士是本港一位著名商人，同时他也是香港第一位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