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商战

一个人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发现了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包玉刚

审时度势预见危机

1978年，包玉刚的航运事业发展到了顶峰。在蓝色的海洋上，包玉刚凭借着银行家的睿智与敏锐以及高超的商业手腕成就了自己的霸业。

此时，一场因中东战争而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航运市场的空前繁荣，在很多人眼里，作为全球航运业“龙头老大”的包玉刚势必是最大的获利者。

各国疯狂抢购石油，船东当然喜欢这种情形。

当时，包玉刚拥有1000多万吨的船队，其中有50艘是超级油轮。这些油轮价格昂贵，一艘油轮就足顶得上一座大厦的价值。在石油运输繁忙的时候，这些超级油轮就成了挣钱的宝贝，走一趟下来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于是，各国的船主纷纷订购超级油轮。

但是，包玉刚却像海燕似的嗅到大萧条风暴的气息，在他看来，这种情形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20世纪7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已经罐满库盈，日本等国开始大幅削减石油进口量。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当油轮供大于求时，航运业无疑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航运市场的情况必定会越来越糟。到那时，这些超级油轮必然会成为船主的负担，其昂贵的保养费将使船主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其实，当时很多从事航运业的船主都意识到了这点，但是，他们却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心态。可是如果船到桥头直不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船翻人亡”的悲惨下场。

包玉刚有着十分接近市场的感知力，他以银行家的敏锐与睿智，实业家的大胆与魄力，在航运低潮来临之前，大刀阔斧地对集团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也许有人会奇怪：包玉刚为什么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未来呢？难道他有特异功能？

如果说包玉刚有特异功能，那只不过是在说笑话，但事实是，他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本事，使他从旁人容易忽略的事物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

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特别擅长从别人的谈话中，推测其内在的深意。在外人看来，包玉刚常常是行踪不定的，也许今天人们听说包玉刚出现在某国国王的皇宫里，明天就会有消息说，包玉刚受邀到某国总统的官邸做客。

看起来他似乎是经常周游列国，而实际上他是在收集信息，把握住世界的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脉搏，以使自己能更准确地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从而及时地为自己的决策制定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以帮助自己作出适当的决定。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邀请包玉刚去演讲，在那里，包玉刚发表了题为《经营航运的个人心得》的演讲。

包玉刚在演讲中指出：“要想当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大亨，就不能远离政治，必须了解时局，在缤纷缭乱的表象中，抓住实质性的东西。请大家不要期望听到一个管理技术和筹划资金策略的公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智的综合分析，是正确判断的基础。”

包玉刚还告诫同学们：“也许各位当中有一位将来身居要职，必须探究公司未能达成业务指标，或经营失败，乃至于政府机构国民经济收入欠佳的原因何在。如果有此一日，请先将调查手下主管人员的能力及态度列为要务之一。不管是私人企业或政府机关的主管人员，都应该不断学习以求适应和成长，否则就会落后。

“在市场情况最兴旺而使人陶醉时即应该未雨绸缪，以防万一。如欲成功，只有多花时间并下苦功去研究。航运管理可说是千头万绪，需要集中精神对付，而且要经常注意细节。现代船只经过高度精密的科技建造而成，在岸上和海上都有许多设备需要专门人才管理和操纵，一不注意，因缺乏经验或稍有疏忽，就会肇事，造成生命死亡，船只受创，而失去租金收入。

“选择最可靠的设备，周密的训练，稳健的保养制度，尤其是严密督促日常船务管理工作，是船东成败的极重要因素；充足的资金准备，良好的会计制度，有条理的内部管理和基本经验并有实惠的生意头脑也同样重要。建立一支相当庞大的船队需要雄厚资金，资金成本在航运业方面自然是重要的一环。因此，和债务人与投资者、金融机构及股票的关系对一个船东至为重要。”

在一次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包玉刚把他的这种观点具体化：

做航运业，是要下功夫的！要研究。自己呢，一定要肯吃苦，要努力。船在外面走，你就要跑来跑去，信息就要多，电话要通，要灵！譬如说，现在中东的局势你自己看不清楚，那么你怎么去决定一艘船务的处理方法？

举个例讲，国际金融这么动荡，你就要考虑，究竟是用美金、用日元，还是用马克！你收人家的是什么钱，将来通货膨胀会怎么样？这中间，种种有关系的事情很多。

又譬如说，最近中国向美国购买大批粮食，这就与船务航运有很大关系了，对不对？

两伊战争会什么时候结束？往下去石油的情况怎么样？会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吗？都会和船务有直接的关系。

人的关系也很重要！世界政治的关系也很重要！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很重要！现在是日本造船，韩国造船，各种各样的资料，你都应该清楚。

自从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意识到能源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因素之一，它们不得不痛下决心，加强石油的自产能力，以图摆脱阿拉伯产油国对它们的控制。

即使在工业并不发达的中国，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兴趣，并积极帮助中国开发南海的海底石油，这项计划一旦成功，那么日本对石油运输的需求将大大减小。

这次石油危机，还导致了一个新学科——替代能源的兴起，包括日本在内的科技发达国家，都积极地开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1977年，沈弼取代桑达士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上任伊始，即对包玉刚的贷款采取收缩政策。银行对投资于包玉刚的航运事业的兴趣明显减弱。

1978年，包玉刚的环球公司在日本的两个大客户之一的日本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那时，环球公司与日本轮船公司签订有20多艘超级油轮的租约，对方一旦倒闭，环球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环球公司为此马上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会上，沈弼作为环球公司大股东之一向包玉刚提出要求：“请您对租约的可靠性作出书面保证。”

包玉刚当时很为难：会议上既有自己的朋友，也有很多竞争对手。他没法答应沈弼的要求，但是若完全拒绝，则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并且会引出更多的谣言。因此，包玉刚只好做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对所涉及的细节则一概不提。

沈弼对包玉刚的态度十分不满，会后，他专门去拜访了包玉刚，让其作出详细的解释。

此时，包玉刚已经得知日本工业银行总裁池浦喜三郎近期内会到香港访问，而只要得到此人的支持，日本轮船公司就会度过这次危机，而环球也可以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

成竹在胸的包玉刚告诉沈弼：“请您再忍耐几天，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1978年6月，池浦喜三郎到达了香港，他在一个几乎集中了香港政要、商业巨子的宴会上郑重表示：“我们日本工业银行及与其有关的银行会对日本轮船公司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其国外的债务和承租合约承担责任。”

沈弼听了，不由向包玉刚送来赞佩的目光。池浦喜三郎稍后又向香港媒介做了相同内容的保证。

有了这个保证，环球航运和包玉刚终于顺利地度过了危机。

沈弼的态度，预示着双方的合作失去了相互信任这个基础。包玉刚是个聪明人，看出了沈弼以后不会再与环球航运公司合作，当然也不会发放贷款给环球航运公司来支持其发展。

经过这件事之后，包玉刚更加确认了航运业已开始走向下坡路，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心更大了。

首先，包玉刚想到的就是减少船的数量。包玉刚第一步就是卖掉大部分油轮，他以让所有人吃惊的低价把该卖的大部分船都出手了。而这也被那些仍然看好航运市场的船主讥笑为“发财昏了头”。

卖掉了部分油轮之后，包玉刚又着手为环球集团第一家上市公司东亚航海公司及其船队报价。之后的四五年中，包玉刚卖掉了其中大半的船只。

包玉刚的做法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当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世界航运业的大萧条像飓风海啸般袭来时，包玉刚已把他的船队稳稳地开进了“避风港”！

1985年是世界航运业遭受灾难的一年，那一年全世界共减少了1785艘船，总排水量达1775万吨。

事后，汇丰银行主席威廉对包玉刚此举大加称赞，他说：“包氏的这一举动让人十分吃惊，一年内，他卖掉了很多船只，减少了贷款的数目。在别人还在买进时，他没有乘机要价。那段时间他十分冷静，这正是他成功的原因。

“如果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别人会踏着他的履迹去走。他是怎么知道何时该把船只卖掉的呢？他四处旅行，打探和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结果他就得出了见好就收的结论。他是这场‘船灾’中受害最轻的一位。”

登陆首战投资股票

20世纪80年代，包玉刚已经逐步将麾下船队从过去的200艘削减为96艘。人们不由得纷纷猜测，船队大大“缩水”的船王，接下来又将何去何从？过去在海上纵横驰骋、翻云覆雨的“蛟龙”，能否在陆地上也独霸一方呢？

1978年夏季的一天，包玉刚上午办完事，下午正在家里休息，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包玉刚拿起电话：“喂，您好，我是包玉刚。”

里面传出一个声音：“您好，包先生，我是李嘉诚啊！我有件生意上的要紧事，想跟您谈一下。”

包玉刚大吃一惊。

李嘉诚当时是香港地产界的骄子，位列香港十大财团的榜首，开始他是靠房地产和炒股票发家的，是香港有名的风云人物，论经济实力和名望，他都比包玉刚稍胜一筹。由于包玉刚多年从事航运业，与李嘉诚虽然都住在港岛南区的深水湾，但也仅限于见面时打个招呼、没事时通通电话而已，却从未有过生意上的来往。

今天，听到李嘉诚这么一说，包玉刚在吃惊之余，也同时想到，这是否对自己的转型登陆有帮助，于是他很关注地问：“您说吧，是什么事情？”

李嘉诚直接说：“这件事很要紧，是关于九龙仓的，您感兴趣吗？”

香港的九龙仓，并不是一个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码头，它一直由香港四大财团之一的怡和洋行所控制。

九龙仓有限公司是怡和系的旗舰公司，也是一个上市公司，九龙仓集团还控制着一笔巨大而广泛的陆地资产，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和香港岛上的一些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集装箱转运站、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及天星小轮。可以说，谁掌握了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的大部分货物的装运业务，九龙仓也自然成为各大财团的必争之地。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九龙仓股票美好的前景，地理的重要，使九龙仓像一朵洋溢着香味的鲜花，令人为之瞩目，像一块肥肉，令人为之垂涎。受到了多少人的觊觎，受到多少人的垂青？

拥有九龙仓的怡和洋行，是一个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英资集团。它盘踞香港已有一个半世纪，与汇丰银行、太古集团和会德丰三家英资集团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而怡和的总经理同时又兼任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包玉刚在初步打算离海登陆时就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怡和的物业实力很强。当时，怡和洋行仗着财大气粗，一向自高自大，不把华资财团放在眼里。随着华资财团的迅速崛起，英资和华资的争斗日趋激烈，大家不约而同都把目光转向九龙仓这一香港最大的码头，英资集团当然不会把已到手的好处让出，华资财团则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包玉刚意识到，李嘉诚现在正集中精力要将和记黄埔从英国人手中收购过来，对于九龙仓这一令人垂涎的肥肉，李嘉诚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想到这里，包玉刚马上说：“好的，我们稍后到太子行详谈吧！”

随即，两个人秘密来到了包玉刚位于太子行的办公室里，详谈起来。

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过多的客套，李嘉诚直入正题：“包先生，我手头上持有九龙仓20％的股票，一共有2000万股，我想转让给您，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原来，李嘉诚通过手下的一批智囊得到消息，20世纪70年代后期，怡和洋行动用大量资本，在香港兴建楼宇用于出租，导致资金流通缓慢，而且利润相当低，于是，怡和的决策层想出了出售大量债券的办法，不料问题没有解决，却反而使自身负债累累，信誉大跌，股票市值大幅下滑。导致的结果是怡和虽然是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东家，但实际占有的股权还不到20％，也就是说倘若有谁占据20％的股份，就可以与怡和公开竞购九龙仓。

换言之，只要不动声色地买到九龙仓20％的股票，就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

另外，如果公开竞购，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持股的香港人会愿意卖给华资集团，这是英资集团所没有的优势。

李嘉诚是靠地产和股票起家的，对此他心里亮堂着呢！他私下里算过一笔账：当时九龙仓发行的股份不到1亿股，每股面值仅10港元，也就是说，九龙仓股票市值总额不过10亿港元；九龙仓拥有物业的尖沙咀是香港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光是九龙仓所拥有的地皮，其价值就远远超过了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的价值。

精于房地产生意的李嘉诚心中明白，即使九龙仓的股票价格再上升5倍，买入九龙仓股票仍是合算的。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买下了九龙仓的2000万股股票。

在拥有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的2000万股股票后，李嘉诚审时度势，深知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同时与拥有和记黄埔的和记洋行和拥有九龙仓的怡和洋行抗衡，那是远远不够的。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后，他作出决定，把手中所拥有的九龙仓股票以比买入高得多的价钱抛出，以此积聚资本，集中力量将和记黄埔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选择了包玉刚作为抛出九龙仓股票的对象。

包玉刚当时想到的，却只是买下九龙仓的股票是否对自己有利：九龙仓是一家已有百年历史的英资洋行，又是一家实力雄厚、有发展潜力的财团，它名下有一些价值不菲的仓库、码头、酒店等。购买股票比直接投资其他生意来得干净利落。购买九龙仓股票，无疑是把自己庞大的资产转移到陆地上的一个好机会。

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的好事。

包玉刚问李嘉诚：“李先生，我很有兴趣把您的九龙仓股票买下来，价格怎样？”

李嘉诚见包玉刚同意了，他随即开出了一个价位：3亿港元多一点。

包玉刚二话不说，当即拍板同意了。

包玉刚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2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

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港元的市价买入九龙仓股票而以30余港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港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香港地产界新贵：“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招’！”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地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晚上21时左右，这宗交易即告达成。

打响九龙仓收购战

包玉刚从李嘉诚手中接过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之后，他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大增，可以说他已打好了基础，已经有能力向怡和洋行发动挑战了。

包玉刚选择九龙仓作为登陆后的主要袭击对象，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控制着九龙仓行政大权的置地公司，虽然实力雄厚，背后更有财大气粗的怡和洋行撑腰，其气焰可说是嚣张至极，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实际拥有九龙仓的股份只有20％。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股权若小于35％，则容易被人乘虚而入。

在香港，一直流传着“未有香港，先有怡和”“怡和的面子，太古的银纸”之说，这些英资洋行高傲狂妄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也使怡和这个老牌英资洋行太傲慢，察觉不到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让它们更没有料到的是，它们向来看不起的华资财团也会来“觊觎”九龙仓这块禁地。

包玉刚搞了20多年航运，对码头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自己投身航运20多年，纵横四海，很早就想由自己拥有储运业务的仓库，却一直苦于没有自己的码头，长期以来，他庞大的船队由于没有地盘和仓库，在香港的业务都要租用九龙仓的仓库，其费用十分昂贵。等生意做成了，很大一部分利润却都被九龙仓盘剥而去，对此，他又怎能甘心？总是使用别人的码头和仓库，颇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此，他对拥有自己码头的重要性的感受比谁都深切。

他要达到目标，最佳方法当然就是能够拥有足够的股份来控制九龙仓的行政大权了。他也确实早就盯上了九龙仓，而且也买下了不少股票，但尚未达到与怡和竞购的份额，现在有此“空当”，岂能无所作为，让到了眼前的良机白白溜走？

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别人不易看到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怡和洋行在香港的声誉不太好，在它控制九龙仓的时候，采取高额盘剥的政策，致使港英当局对它也甚感不满，曾对它发出过警告，如果有华资出面与它争夺九龙仓，在相同的条件下，在港的华人决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们肯定会偏向华资一方。这一点，对于包玉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加上从李嘉诚那里接过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包玉刚心里踏实了许多。但是，办事谨慎的包玉刚并没有向新闻界透露任何风声，以至于外界一直蒙在鼓里，而包玉刚则不动声色，继续加紧收购九龙仓股票。

包玉刚虽知道要间接与汇丰银行交手，但他仍然是毫无畏惧，凭着他和海外众多国家首脑的关系，在有限的时间筹集丰厚的资金与汇丰银行决一雌雄还是蛮有把握的。

包玉刚首先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暗中去调查持有九龙仓股票的散户，然后找上门去与之交涉，绝大部分人一见包玉刚亲自上门，出于对包氏的尊敬，很热情地把九龙仓股票全部转让给包玉刚。

对于包、李两人的暗中交易，怡和洋行并不知情。早些时候，怡和洋行见李嘉诚收购股票，也紧张了一阵子。后来见李嘉诚停手不干由包玉刚接手购买，便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的控制地位已可保无虞了。

然而他们实在太大意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包玉刚仅用了80多天的时间，就买入了1000万股股票，加上原来持有的股票数目，他已控制了30％的九龙仓股权，大大超过了怡和洋行的代表置地公司了。

置地公司是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是香港的地产大鳄，与九龙仓并称为“怡和双翼”。置地公司此时对外公布，自己购入怡和证券所控有的九龙仓股份，且目前持有九龙仓股份已上升至20％。这个份额与包玉刚十分接近。

1979年年初，九龙仓董事会邀请已经成为最大股东的包玉刚加入，于是，包玉刚与二女婿吴光正堂堂正正地当起了九龙仓的董事。

控制九龙仓的怡和集团明显地感到了来自包玉刚家族的威胁。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怡和主席纽璧坚身兼九龙仓董事会主席，对包玉刚和吴光正这两位新任董事一直抱有敌意，双方不时发生摩擦。

1980年年初，包玉刚向董事会提出，环球公司在九龙仓董事会中的席位应增至4席。这时，纽璧坚表示坚决反对，同时他提出由置地公司的行政总裁贝德福特加入九龙仓董事会并出任行政主管。

包玉刚与纽璧坚针锋相对，各执己见。

双方最后在董事会协商下达成妥协——环球集团争取到两个席位，贝德福特也顺利进入九龙仓。

这时，为了能够稳稳当当地控制九龙仓，包玉刚又采取了另一个更加稳健的方法，他先将自己名下所拥有的九龙仓股票，以每股55港元的价钱转让给他控制下的隆丰国际，比市面价还要高出几港元，其意图十分明显：隆丰国际愿意以55港元或更高的价钱买入九龙仓的股票，目标就是要掌握九龙仓股权的50％以上，以赢得不受挑战的控制地位。

包玉刚把九龙仓的股票转让给他自己控制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可以说是攻守兼利的一个高招，也是他稳健作风的又一次体现。因为隆丰国际有限公司乃是包氏财团属下的一个上市公司，所谓的股权转让，实际上是名转实不转，如果收购失利，最多是赔掉一个隆丰国际，就可以推掉全部法律责任而不会对包氏财团产生致命的打击。但如果收购成功，就可以得到整个九龙仓！

直至这时，怡和和置地这两只自视聪明的“兔子”才如梦初醒，却发现“乌龟”已走得很远，遥遥领先了。

经过一番周密的部署，怡和、置地决定收复“失地”，以庞大的资本后盾，进行反收购。

就在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怡和公司突然约见包玉刚，说是想“谈谈”。于是双方代表进行了一次“谈判”：一方是包玉刚和吴光正；另一方是纽璧坚和贝德福特。

谈判一开始，纽璧坚就单刀直入，要求包玉刚出让手中所持的九龙仓股份。

包玉刚镇定地问：“那有什么条件吗？”

纽璧坚回答：“条件是用置地公司物业来交换。”

置地公司有许多物业位于香港的黄金地段，其中光是中环一带的几幢大厦，已是令无数地产商垂涎的肥肉。

包玉刚意识到对方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采取乘虚而入的办法，当即表示：“那我就选金门大厦、太古大厦和太子行。”

纽璧坚大吃一惊：这几座大厦都位于有“地王之王”之称的港岛中区，价值极高。包玉刚这个条件无异于狮子大开口，他当然舍不得。

纽璧坚表示：“不行，只能以金门大厦、尖沙咀的星光行和半山区的一部分住宅作为交换条件。”

包玉刚毫不让步。

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包玉刚与纽璧坚的争斗趋于激烈，以致在召开九龙仓董事局会议时，气氛紧张到要记下各人的谈吐和举止。

斗智斗勇周密安排

1980年6月，包玉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他要先赴法国巴黎，作为国际油轮协会的主席，参加该协会在那里举行的会议。

接着，包玉刚要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一个银行界的重要会议。再从那里到伦敦，时间恰好是中国的端午节，那里的华人将举行一个规模盛大的“龙舟会”，他要去捧场，并且他还约好了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特·沃尔特，准备打一场高尔夫球赛。

最后的安排则是飞越大西洋，到中美洲会见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这次行程起码需要10天。

包玉刚临行前，九龙仓召开年会，会上，纽璧坚要求包玉刚告知近期的旅行计划。包玉刚便如实介绍了他近期的行程安排。包玉刚一口气说完这些安排，抬起头，却发现纽璧坚正盯着自己，面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眼神也是怪怪的。

6月，盛夏的巴黎迷人极了，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浪漫的气息。那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那雄伟壮观的凯旋门，那充满诗情画意的塞纳河，还有那热情似火的巴黎女郎……这个如梦如画的城市，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商旅流连忘返、如痴如醉。

包玉刚却无心欣赏那旖旎风光和城市风情。他这次来巴黎，是参加一个油轮船东会议，然后还有很多安排。这次出访，行程安排蛮紧的，加上离开香港后，包玉刚似乎预感到在他走了之后，会有事情发生。

行程虽然紧凑，包玉刚仍然抽出时间进行他的例行运动——跳绳。包玉刚喜欢跳绳，这是众所周知的，无论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一条绳，每天都要抽空跳几百下。

这天清晨，包玉刚正在寓所里跳绳。他一气跳到300下，便停了下来，很自然地想起香港有可能发生的事，想起九龙仓年会上纽璧坚的奇怪眼神……

“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包玉刚问自己，“难道是自己向九龙仓董事会主席纽璧坚道别时，他那奇怪的笑容使我觉得不安吗？”

“这个纽璧坚，也忒小气了。”包玉刚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但转念一想：“如果当初纽璧坚答应我的交换条件，我是否会把九龙仓的股权让给他呢？”

“没准会哩！”包玉刚自言自语道，“得到一幢中区名厦，作为我登陆的第一步，这是我多年来的想法。我最希望得到太子行，可惜纽璧坚死活不放，其他的我却兴趣不大。也罢，不给倒好，我可以一心一意进行收购了。”

包玉刚拿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然后放松一下手脚，准备休息一下就去游泳。

就在这时，房间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包玉刚下意识看看表，才6时多，谁这么早来电话呢？他拿起听筒。

“喂，爸爸吗？我是光正。”电话那边传来二女婿焦急的声音：“爸，纽璧坚他们趁您不在，开始行动啦！怡和洋行已宣布出巨资收购九龙仓股票，您赶快回香港吧！”

果然，纽璧坚就是要趁包玉刚环球旅行的机会，发动雷霆一击，收复“失地”，让包玉刚也尝尝晕头转向的滋味！

当包玉刚乘飞机离开香港的时候，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酝酿已久的“九龙仓股票反购战”。

纽璧坚的第一步棋是股票的占有份额，他把怡和财团增购的份额确定在49％。这样，一来可以回避50％全面收购的临界点，让自己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二来又可以令包玉刚陷入进退两难之地——如果不跟进，就得认输；如果要跟进，持股量必须超过49％，而突破了50％的临界点，便属于全面收购，这样就需要牵动近百亿港元资金，任谁也吃不消。这看起来似乎倒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妙招”！

纽璧坚把他的第二步棋锁定在价格上，当时，包玉刚已经把九龙仓股价抬高至每股55港元，怡和财团要想实现成功收购，就必须高于这个价格。在纽璧坚的安排下，怡和拟订了一份广告认购书，内容是怡和愿以12.2港元的置地股票，外加一张面值75.6港元的抵押债券，合计共100港元的代价，换购九龙仓股票，并把这份广告认购书复制数份送至香港各大权威媒体，要求其在主要版面上同时公布于众。这样怡和一下子把九龙仓股票的价格提高了近一倍，其升幅之大，为股市历史所罕见。

看来怡和已经不惜血本，誓与包玉刚决一死战。而包玉刚如果要应战，也必须要押上全部的身家性命，可是包玉刚能拿得出这么多的钱吗？最后一步棋，也是最厉害的，那就是时间。

怡和抓住包玉刚离港的时机，搞突然袭击，想攻其不备，使其鞭长莫及，又在周五向媒体及时发出反购消息，并授意媒体在周六一早对外公布，紧接着把收购计划告知九龙仓董事局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其目的在于“特意”委托吴光正转告远在欧洲的包玉刚。而此时交易所已经收市，谁也无能为力了。

接下来是周六、周日的休市日，即使包玉刚没有离开香港，想必也不可能在这两天里筹集到巨额资金来收购股票。

包玉刚这次出访，不知是因为行程紧，每处停留的时间短，还是想考验一下吴光正的应变能力，他没有留下联络的方法。换言之，吴光正要找包玉刚无异于大海捞针。

怡和财团不愧为盘踞香港100多年的身经百战的商场老手，这次反击如此突然、如此迅速、如此周密，简直是雷霆一击。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自己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包玉刚，他们太低估这位船王的智慧和能量了！

吴光正当时34岁，加入包氏集团时间不长，经验方面自然比不上纽璧坚，但他却镇定稳重。在这紧要关头，吴光正没有慌乱，没有不知所措，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对方的情况，并通过找相关人士，迂回曲折，终于找到包玉刚，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他。

接到女婿打来的越洋电话，包玉刚沉吟了片刻：“哼，纽璧坚这只老狐狸终于等到机会出动了！”

接着，包玉刚冷静地分析了双方的利弊，然后包玉刚问吴光正：“光正，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吴光正回答说：“置地把收购目标定在49％九龙仓股权，无非是想逼使我们进行全面收购。但我们若中计，则需动用过百亿港元资金，目前我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唯一有利的是，现在对方只有20％的股权，而我们手中则有30％。”

包玉刚问：“如果我们把收购目标也定在49％呢？”

吴光正明白了：“那么我们就只需再收购19％就行了。但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开出比怡和更优厚的收购条件。”

包玉刚追问吴光正：“你认为什么是更优厚的条件？”

吴光正答道：“那……现金收购是唯一的办法。可是，我们现在仅大约有5亿港元的现金，如要实施这个计划，必须在星期一之前筹到至少15亿港元的现金。”

包玉刚吩咐吴光正在香港做好一切准备，接着，他与正在伦敦的汇丰银行总经理沈弼和副董事长博伊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共进工作早餐。

然后，他再一一致电此次欧洲之行要会面的政界和商界朋友，对自己不能赴约表示道歉。

一切安排妥当，包玉刚立即起程，前往伦敦会晤“财神爷”——汇丰银行总经理沈弼。

当包玉刚和沈弼、博伊落座之后，包玉刚就向两人原原本本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其提出15亿港元现金的借款。

多年来，包玉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银行信誉，而且包玉刚长期以来一直是汇丰银行的合作伙伴，他的事汇丰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因此，沈弼当场拍板：“OK，没有问题！”

事后沈弼对博伊说：“包玉刚良好的信用是他的另一笔重要财富，只要你借钱给他，他就一定能还钱，绝不会拖三拉四。这点我很放心。”

一向办事谨慎的包玉刚，随后又联系了其他几家金融机构，他们也都给包玉刚送上了“定心丸”。

资金已落实，包玉刚立即通知吴光正，马上联系律师和财务顾问，商量收购方案。再替他订购两张苏黎世飞往香港的连位头等舱机票。他自己则向英航订了一张飞往瑞士苏黎世的机票。

包玉刚知道，如果从伦敦直飞香港，肯定逃不过怡和的耳目，会引起他们的警惕。所以，他决定“声东击西”，假装着按计划行事，等到了苏黎世，再悄悄地转乘吴光正预订的班机。

在去苏黎世之前，包玉刚还要抽空去见一见住在伦敦的怡和集团总裁凯瑟克。

早在股东大会之前，凯瑟克获知包玉刚要到欧洲旅行，就约好包玉刚来伦敦见见面。包玉刚一到伦敦，就直奔凯瑟克的私宅。

凯瑟克早就等在门前了，见到包玉刚，他张开双手表示热烈欢迎。

包玉刚心里好笑：“看这个英国佬那得意的样子，可能已经认为这次阴谋得逞了。”

进到屋内落座之后，包玉刚试探地问凯瑟克：“凯瑟克先生，听说置地要出100港元一股购九龙仓的股票，是真的吗？”

凯瑟克故作惊讶地说：“噢，包先生可真是神眼通天啊！是真的，置地已经递交了收购建议，下周一就会公布了。”

包玉刚不以为然地问：“你这么确定？”

凯瑟克这时表现出英国人的傲慢：“那是当然了，我们英国人从不打无把握之仗。包先生，我劝你还是赶快抛出你手中的股票吧，这样还能赚一大笔呢！”

说着，凯瑟克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纸上递给包玉刚：“包先生，这是我的私人专用电话，你决定好了就马上告诉我吧！”

看着凯瑟克那副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中的神情，包玉刚心里恨得直咬牙，但表面上他仍相当平静，不动声色地向凯瑟克告辞。

凯瑟克送至门口，随口问道：“包先生接下来要去哪里旅行呢？”

包玉刚轻松地回答：“中美洲。我约了墨西哥总统明天共进晚餐。”

当62岁的包玉刚登上返港的飞机时，已经整整2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飞机一下拉高，包玉刚的身体不自觉地向后一仰，他自言自语道：“难道这就是所谓‘兵不厌诈’‘兵贵神速’，还真的应了那句老话——商场如战场！英资势力一直雄霸香港，怡和洋行气焰嚣张至极，我就不相信不能撼它一撼！”

世纪收购大获全胜

星期日上午9时，包玉刚飞抵香港启德机场，他走出飞机，灿烂的阳光映在脸上，不由精神为之一振。吴光正悄悄地把包玉刚接到他平时很少去的希尔顿酒店，他对包玉刚说：“爸，您先休息一下吧！”

包玉刚点点头，径直向酒店的游泳池走去，边走边回过头来说：“我要游一会儿泳，吃过午饭再商量收购事宜。”

吴光正答应一声走了出去。包玉刚叹道：“已经一天一夜没有游泳了，总觉得不舒服。游泳可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和休息啊！”

然后，包玉刚独自在游泳池中畅泳。在游泳时，他既可以什么都不想，又能冷静地思索、分析当前形势，考虑对策。

包玉刚一个人在泳池中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跳上岸，他看上去像一台充足了电的机器，精力充沛。

用过午饭，下午15时，包玉刚与两个女婿准时到达希尔顿酒店的一个套房，作为反攻的临时总指挥部。

这时，包氏集团的律师与财务顾问都在等候。这次反收购行动，包玉刚请来的财务顾问是获多利财务公司，这是汇丰银行属下的一家全资附属机构，在香港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财务公司。

财务顾问认为：“怡和提出的所谓100港元收购一股，是用股票和债券作交换，不能马上见到实惠。而我们出现金，即使报价90港元，也有成功的把握。”

但是包玉刚却说：“这次反收购，我要的是百分百的成功，要的是速战速决，我们出一个什么价钱，才能让怡和完全没有反收购的机会！”

财务顾问说：“如果我们出价每股105港元，那么对手绝对无法还击！”

在场的人都神情严肃地看着包玉刚，105港元与90港元相差15港元，即收购2000万股，需多付出3亿港元。在1980年，3亿港元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包玉刚说：“该出手时就要出手，虽然这样做要多付出3亿港元。但这是根据对手的底牌确定的，可以稳操胜券。105港元一股，就这样定了！”

当天晚上，包玉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个人和家族的名义，开出105港元一股的高价，现金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把所持股份提高至49％！收购期限只在周一、周二两天，但不买入怡和及置地手上的九龙仓股份。同时，包玉刚也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布这场气势恢宏的反收购行动的开始。

怡和洋行满心以为包玉刚正在墨西哥吃晚饭，谁知对手早已部署了精密的反攻计划。不过，怡和对包玉刚的公告将信将疑，不太相信：“他要用现金收购？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必败无疑。但21亿港元现金，包玉刚能在两天之内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尽管有些不信，但怡和也连忙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小股东们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一方面，是股票专家曾经发出忠告：在包玉刚作出反应之前，最好的方法是持股静观；另一方面，小股东多是华人，他们早就对置地管理九龙仓的方法不满，期望包玉刚能胜出这场较量。由于有这两个原因，置地虽发起宣传攻势好几天了，大部分小股东仍按兵不动。

星期一上午开市，包玉刚公布了他的收购方案，持有九龙仓股票的散户和小股东们被包玉刚开出来的价钱惊呆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小股东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抛，更待何时？大家奔走相告：“我们终于等到包老板摊牌了，他开价又这么高，并且现金交易，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哪儿找呀？赶快抛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

大批的九龙仓小股东争先恐后地挤进获多利中环办公室，因为九龙仓股票已在上周五起被停牌，不能在交易所交易，只好通过股票经纪人，由财务公司出面办理。从正式开始收购至收购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怡和一时弄懂了，急忙抬升股价，但毕竟天时、地利都不如人和，人们都支持船王，纷纷向包玉刚的收购点拥来，把手中大把大把的股票转让给包玉刚。

上午9时之前，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战宣布结束。获多利报价23亿港元，吴光正当即给获多利签发了一张23亿港元的支票。怡和财团没能让包玉刚晕头转向，反而大大伤了自己的元气，最终，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拱手让出九龙仓。

整个收购过程如此顺利、迅速，当时有人形容说：“包玉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场漂亮、干净利落的世纪收购战！”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购战，也是一场典型的“闪电战”。从正式开始至收购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包玉刚就拿到了49％的九龙仓股权，一跃成为九龙仓的第一位华人主席。这一战真可谓是势如破竹、干净利索，把怡和洋行与置地公司打得绝无还手之力，更显示了包玉刚令人震撼的战斗力和非凡的魄力。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江，狠狠地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华人志气，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21亿港元的事情，也成为香港商战史上的一个传奇。

事实上，包玉刚当时收购九龙仓，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也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因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时，除了汇丰银行很爽快地借15亿港元支持外，不少银行还主动提出借钱给包玉刚。

就在星期一上午展开收购时，香港美华银行给包玉刚送来一封信，说银行方面知道包玉刚可能需要资金，于是决定给包玉刚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无须担保。但那时整个收购战行将结束，美华银行的那1亿美元也根本派不上用场。

包玉刚在商界的影响力和信誉由此也可见一斑。所以，包玉刚打赢这场世纪收购战，与其说是靠银行的支持，倒不如说是包玉刚以自己在世界和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商业信誉，令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并轻易地击败对手。

收购战结束之后，包玉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评论道：“置地的那些对手，显然低估了我的资金来源。”

包玉刚公开向港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对自己有一臂之力相助的李嘉诚，包玉刚再次拿出了实际利益表示感谢：将西环的货仓大厦交给李嘉诚设计，条件非常优惠，让李嘉诚也来分一杯羹，说明了包玉刚对人仁义厚道，树立了崇高重义的形象。

包玉刚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成功是因为我身后有无数朋友的支持。”这次的反收购，包玉刚共动用了23亿港元现金，其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坚毅的性格和必胜的气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还获得了“作风海派”的评价。

对于包玉刚来说，九龙仓一役是他整个登陆行动的第一场大战，是非赢不可的。如果收购失败，不但资产损失惨重，也会极大地打击自己的登陆计划。如果胜利了，则为他的整个登陆行动抢占了第一个桥头堡，为他的海上资产向陆地转移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他能否逃过航运业大萧条的关键。

经过这一战，包玉刚名声大震，其策划之缜密、出价之豪气，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其果断坚毅、志在必胜的王者气派，更是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树立了强大的威信。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置地公司和包玉刚控制下的九龙仓却又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与长江实业等共同建立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双方可谓“一笑泯恩仇”了！

下定决心收购会德丰

1980年，包玉刚取得了九龙仓闪电战的胜利，也宣告了船王正式登陆。

此时，包玉刚尽情施展他的“海派”作风，在航运业纵横驰骋，长袖挥舞。在巅峰时期，包玉刚拥有200艘巨型轮船，总吨位达2000万吨，雄踞世界十大船王之首。

在1980年维也纳《信使报》的一篇报道，曾这样介绍包玉刚：

在香港，有一位世界最大的船王。希腊人斯塔佛洛斯·尼亚哥斯，或者著名的奥纳西斯家族，都不是拥有最多船只或排水量的人，而是现年62岁的包玉刚爵士。他才是真正的船王。两百多艘商船，总计有两千万吨登记的排水量，在他的旗下航行于世界海洋之上。他的商船队，大约超过今天苏联所有的商船总数。而且包玉刚的商船队还不断在增长中。

1985年，包玉刚又一次主动出击，这次是香港四大英资财团之一的会德丰。

会德丰中文名为会德丰洋行，主要业务是航运，于1925年由英籍犹太商人乔治·马登在上海成立，1949年迁往香港，1959年老马登的儿子约翰·马登出任会德丰主席兼总经理后，会德丰大举扩张，高峰期全公司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200多家。

包玉刚与会德丰的创始人乔治·马登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认识，那时包玉刚正经营着他的“四人公司”，他与马登之间还有生意往来，为了笼络马登，包玉刚还把一幅价值不菲的中堂寿轴送给了马登。从此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会德丰洋行的最大股东实际上是华商张玉良。张玉良是香港大家族张祝珊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张祝珊的四子。张家靠西药起家，发达则靠地产。张氏家族的财富已达巨富一级，但知名度甚小，鲜为外人所知。

1962年，张家第二代主要成员兴建了联邦大厦和国际大厦，1970年将这两幢大厦售给联邦地产公司，获得联邦地产的77％股权。借壳上市后，从1970年至1972年，陆续以联邦地产的股份，以及半山梅道、花园台等物业，换取会德丰的股份，渐渐成为会德丰洋行的最大股东。此时，会德丰主要投资于地产及航运，后来发展到保险、财务、百货、制造业及贸易，项目繁多。

其附属及联营公司分别是：夏利文发展、实福发展、连卡佛发展、联邦地产、置业信托、会德丰船务以及联合企业等。马登家族成在航运，败也在航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船东船商，个个赚得盆满钵满，马登父子正是借海上余威，建立起庞大的陆地综合性集团。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世界性航运低潮，最初由油轮开始，马登却认为不会波及散装货轮，仍大肆扩大船队。至1983年年底，会德丰船务的船只总载重量139万吨，负债高达21.8亿港元。另外，尚须付出6.8亿港元才能完成已订造的船。

面对长期不景气的航运业，负债累累的会德丰船务公司被迫将所拥有的船贱卖，并向会德丰洋行及同系公司寻求支持。由于积极卖船，至1984年上半年，会德丰船务公司减少了负债5.6亿港元，减少资本4.68亿港元，但同时又出现了亏损6472万港元。3月份的时候，甚至传出消息说会德丰船务公司可能因债务问题而清盘。

张玉良虽不在会德丰掌权，但作为大股东，经营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他的利益。张玉良这一时期常向约翰提建议，约翰置若罔闻。会德丰船务最困难时，约翰代表该公司，向拥有10亿港元现金的置业信托拆借9360万港元。张玉良行使大股东的权利，声称这些现金是众股东参股投资置业的，对约翰的决定进行抵制。张玉良与约翰两人由此事产生矛盾，芥蒂更深。

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现信息危机，而部分英商对“九七香港回归”感到恐惧。老马登年事已高，家族淡出香港。无独有偶，由于家族内讧，张玉良也有心淡出香港。

张玉良已去澳大利亚打探，在那儿购物业作为将来安居发展之用。之前，包玉刚一直没有收购会德丰的意思。包玉刚对会德丰无觊觎之意，是源于中国的一句古训：朋友妻，不可欺；朋友财，不可贪。毕竟包玉刚与老马登有着30余年的交往。

1985年2月14日，平地一声春雷，会德丰收购战爆发了。收购者是过江龙——新加坡的邱德拔财团。翌日开市，恒指昂首直往上冲。

邱德拔原籍福建，早年在马来亚华侨银行当书记员。1960年与朋友一道创办马来亚银行。5年后移至新加坡发展，收购该银行新加坡的资产——以酒店业为主的5家上市公司。邱氏的财富仅次于黄廷芳家族。两人皆是名声显赫的南洋大富豪。

20世纪80年代初，黄廷芳家族进军香港，在港旗舰信和集团还跻身香港十大地产上市公司。邱德拔心痒难熬，急欲为充裕的资金寻找出路，故来港买壳上市。

年逾七旬的邱德拔绝不会鲁莽行事，他是有备而战，通过中介人与约翰·马登谈妥，购得马登家族拥有的14％会德丰股份。

原来，老马登将生意全盘交给独子约翰打理之后，约翰却无心秉承父业，而且他认为，马登家族只拥有会德丰14％的股份，在与其他股东不和的情况下，易为他人所利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退为进，所以秘密将名下股权售给了邱德拔。

很长时期内，会德丰股票一直处于大市活跃我岿然不动的状态，属于那种“冬眠股”，所以大失所望的香港股民们都称它为“蓝灯笼”。按照中国习俗，凡有喜庆之事，必高挂大红灯笼；而只有在办丧事的时候，才挂蓝灯笼。

2月初，会德丰股价一直位于4.1港元的水平。2月8日，会德丰股价如蛰醒的长蛇，蠢动至4.5港元，市场盛传李嘉诚购得香港电灯后会一鼓作气吞并会德丰。12日升至4.9港元，14日上午更升至5.4港元。市场传说的会德丰收购战一触即发。股权易主是真，但都没往包玉刚身上猜。

2月14日下午，会德丰股票停牌，马上传出收购的确凿消息。收购者是FALWYN公司，由邱德拔于前几天才在港注册。罗富齐父子（香港）公司为其财务顾问，它代表FALWYN提出有条件全面收购建议，FALWYN公司将以每股现金6港元收购会德丰A股，每股0.6港元现金收购B股，收购共涉资金19亿港元。

会德丰第一股东张玉良见到收购建议书才如梦方醒。股份公司最起码的原则是，重大股权变更，必须征得大股东同意，更不用说需要让全体董事知道了。小马登私下与邱氏秘密交易，太不把多年的合作伙伴当人了，张玉良气不打一处来。

更何况，邱德拔入主会德丰，很可能会令原有股东的利益受损。张玉良发誓挫败马氏与邱氏的企图，情急之下，去搬援兵。

张玉良先找过李嘉诚，李嘉诚自从1980年斥资收购了和记黄埔之后，如日中天，而且又收购了另一英资机构香港电灯。

张玉良找到李嘉诚，把事情原委都跟李嘉诚说了，李嘉诚一口答应了，宣布动用29亿港元收购会德丰。但是，事后不久，李嘉诚就改变了想法，决定放弃收购会德丰，并建议张玉良去找包玉刚。

一天中午，李嘉诚打电话约包玉刚见面。两人见面之后，李嘉诚对包玉刚说：“会德丰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李嘉诚把张玉良的处境详细说了一下，并且对包玉刚说：“一旦会德丰落入他人之后，到时再想插手就晚了。我现在正忙于其他生意，您有没有兴趣收购会德丰？”

包玉刚对约翰瞒着所有人偷偷把会德丰股权卖给邱德拔非常痛心，他认为，约翰这样做，既背叛了他父亲，也背叛了自己。因为依照包玉刚的传统观念，对于父辈留下来的产业，不但要好好保留，还要发扬光大，但约翰对父亲毕生的心血却毫不珍惜，竟然轻易拱手相让。他同老马登情同兄弟，眼见约翰如此不孝，当然气愤。而且约翰这样做事先竟然也没同自己说一声，真是太大逆不道了！

包玉刚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而且会德丰已不再是故友老马登的家业。他当即表示愿意介入其中。李嘉诚当即将张玉良约来一同商谈。张玉良转让股票之前，对包玉刚有一个要求：“您如要加入收购，就要完全控制住会德丰，不要让对方有任何反收购的空隙。”包玉刚果断地说：“绝对没问题。”

收购会德丰再显神威

包玉刚的介入，把收购会德丰之战推向高潮。会德丰的原有两大股东张玉良、约翰则坐山观虎斗，不过他们都把筹码压在各自的斗士上。

包玉刚自从购得九龙仓大举登陆，5年来立足港市，养精蓄锐，企图再展雄风，物色收购，扩大地盘，对会德丰早已垂青，碍于种种关系，未便发动。此次邱氏发起，真是天赐良机，包玉刚也趁机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经商的才华，很快取得了优势。

何况以本地华资迎战过江龙，人心上也占了优势，加上当年收购九龙仓，一夜调集现金23亿港元的声威，余波犹在。人们大多看好包玉刚，相信他会再度雷霆奋击，不胜不休。

包玉刚看中会德丰，主要是与九龙仓业务近似，又具发展潜质。过去不振，主要由于大股东暮气保守，又不协调配合，今后在船王雄才大略的进取作风下，与包氏旗下业务配合，相辅相成，定会再现雄风，改变原来的面貌。

15日周五复牌，会德丰股票立即被抬高，升至6.4港元，超出建议收购价。这证明有第三者入市横扫。此时，大股东张玉良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市场的揣测多集中于张玉良身上，以为是他反收购。

16日周六股市休市，包氏家族的财务顾问获多利，代表九龙仓提出有条件地全面收购会德丰的建议：A股每股6.6港元，B股每股0.66港元，均比邱氏FALWYN的收购价高出一成，准备动用22.3亿港元现金用于收购，并声称已直接间接拥有相当于34％的会德丰股权。这批股权，显然来自张玉良。

股市休市，股民却已沸腾起来，争睹坐山虎与过江龙大战，自己也欲借两强相争猛捞一把。邱德拔挟巨资进港，自然做好了反收购的准备。

18日周一开市，就出现6.8港元的暗盘，有人估计是邱德拔暗中吸纳。会德丰停牌一天，但会德丰旗下的7家子公司却无须停牌。会德丰系的置业信托和联合企业两只股票均被炒高，因为它们持有会德丰股份。

2月19日，鼠年最后一天，这也是包玉刚提出反收购之后的第三天。罗富齐代表FALWYN将收购价提高到A股7港元、B股0.7港元，整个收购将涉及资金24.3亿港元。收购再掀高潮。

接下来就是春节，休市5天。相信包玉刚和邱德拔都没过成安稳年，他们运筹帷幄，牛年开市再战。

25日大年初六开市，包玉刚果出新招，宣布以11港元的价格收购会德丰的联合企业，溢价26％，动用资金3.22亿港元。

联合企业的相当资产是船只，当时正值航运不景气，买入有关船舶的股票只会亏本，这一点包玉刚不会不知道，但包玉刚看中的则是联合企业拥有6.8％的会德丰的股权。

包玉刚这样一来，既可以阻止联合企业把这部分股票卖给邱德拔，又可以增持会德丰的股票数，可谓一举两得。其时，邱德拔正在同联合企业洽谈收购，包玉刚此举等于釜底抽薪。

第二天，还没等邱德拔作出反应，包玉刚再次宣布提高收购价格。这一天，会德丰股价A股最高升至7.5港元、B股0.75港元，再次出现市价高出收购价的局面，实为股市收购战之罕见。翌日，获多利代表九龙仓再一次提高收购价，A股7.4港元、B股0.74港元，将动用25亿港元现金，打破历次收购纪录。包玉刚同时宣布，九龙仓已经拥有会德丰38％的股权。

股市如发生里氏12级地震。市场等待邱德拔再提高收购价，邱德拔却没有回音。记者打电话至罗富齐刺探，不得要领。看来邱氏FALWYN不会再出高价，会德丰股东陆续前往九龙仓指定的经纪行售出股票。

1985年3月15日，包玉刚的财务顾问获多利发表通告，九龙仓已拥有50％以上的会德丰股权，收购获得成功。

同日，罗富齐也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股权，售与九龙仓后可获利1.1亿港元，邱德拔得利回府，一心在南洋发展。

同日下午，会德丰董事局召开会议，选举包玉刚为主席兼总经理，原主席约翰·马登留任董事并被选为名誉主席。不久，包玉刚意气风发地进驻位于毕打街的会德丰大厦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正式入主会德丰。

包玉刚的收购，是猛者的收购，显示出典型的海派作风。他一掷亿金，以实力与对手过招，更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包氏收购的代价极昂贵，是“负创取胜”。

倒不是包玉刚不善用计，而是他的性格和时势所然。他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对手周旋，他不尽快买盘登陆，弄不好就会陷入世界性船灾之中。

包玉刚收购会德丰，可谓是四会合并前大型收购战的绝响。

1986年，以四会合并的联合交易所的开业，是香港股市划时代的大事。包玉刚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发展航空投资港龙

1985年10月，包玉刚继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之后，信心大增，怀着对香港前途的美好憧憬，他决定建立自己的“铁翼雄师”，使已经在陆上站稳了脚跟的事业，再往高处发展，冲上云霄，建立空中王国。

包玉刚对集团人员说：“古兵法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既然登陆了，就应该乘胜追击。”

为此，包玉刚在航空领域搜寻机会，最后，他决定投资一家新建的航空公司——港龙航空公司。

1985年7月以前，香港一直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就是由英国财阀施怀雅父子掌握着控制性股权的，香港最大的四个英资洋行之一的太古洋行控制的国泰航空公司。

施怀雅家族是香港最著名的几位外籍超级富豪之一，从1869年便在香港创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施怀雅家族已把持着香港的航空、地产及船坞业的命脉，财产估计超过100亿港元。

施怀雅家族掌握着控制性股权的太古洋行，自20世纪50年代取得国泰公司的控制权后，便迅速成长壮大，在其后30年中，国泰一直垄断着香港的航空业。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作为东南亚航空枢纽，异军突起，压倒了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运货量的空运站，它的服务网不仅遍及东南亚，还布满中东、欧美、大洋洲、非洲的几十个国家，香港的航空业成了企业巨子们眼中的一块肥肉。

因此，包玉刚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所行动，他早已投资于国泰航空，并出任董事。

1984年10月中英两国发表《中英联合声明》，其中关于航空业的说明是这样的：

在香港注册并以香港为主要经营地的航空公司与民用航空有关的行业可继续经营。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说明，它使被称为香港“毛纺大亨”的曹光彪也下定决心，到香港的空中分一杯羹。

中国政府原本就想在内地或香港成立一家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并吸收外界经验。“借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其服务”，与曹光彪发展航空业的想法不谋而合，二者一拍即合。

1985年7月，港龙航空公司宣布成立。港龙航空公司就是在以上的设想下，并在中国国务院和香港新华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与曹光彪合作，在香港由曹光彪牵头筹组创办的。

然而，港龙航空从创办之初就似乎注定了要历尽磨难。

公司创立之初，曹光彪就因港龙航空公司的中国政府背景，招致英国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并以港龙非英资，不符合香港法规为由，迟迟不予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想到了他的一位“老友”，他就是刚刚收购完会德丰的包玉刚。

包玉刚早在1963年就加入了英籍，这也是为了生意上往来的方便，没想到20多年以后，他的这个英国国籍让他作出了一次毁誉参半的投资举措。

1985年，包玉刚在收购会德丰大战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内地也有着多项投资。由于与卢绪章的关系和考虑到他在香港的企业家地位，很多中国的政要一直与包玉刚过从甚密，姬鹏飞等人与包玉刚更是私甚于公的朋友。

有关人员亲自出马，请包玉刚帮忙。

包玉刚这时也正希望能在香港的航空史上写上光辉的一页，于是，他再次耗资2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公司30％股权，出任港龙航空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这时，包玉刚连同已入英籍的曹光彪之子，两者共占港龙航空股权50％以上，使港龙成为英资为主的航空公司。至此，港英政府才正式批准港龙成立。

包玉刚注资港龙之后，他辞掉了国泰航空董事一职，专心于港龙的发展。可惜的是，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

在香港，港龙的发展受到的限制极多。根据国际航空上达成的协议，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有一家官方航空公司。既然国泰已经代表香港，所以港龙就不能再经营正常的班机服务，那就只能承办包机服务，而且航线也不能与国泰重复。

包玉刚入主港龙后，大大提高了港龙航空公司的资本总额，公司利用包玉刚的2亿港元资金，又订购了新航机，与港府洽商开办定期班机。但是，包玉刚的希望和努力却付诸东流了。

原来，港龙作为一家包机公司，香港政府既不准他们作广告宣传，也不得直接向乘客售票，更不能在内地设立办事处，每个月还必须向港府申请一次才能继续经营。

单是这几条规定已使港龙航空的业务受到了限制，然而最要命的是，根据香港民航条例规定，包机不准在12时30分至16时起飞降落。这么一来，几乎把港龙要经营的中长距离客运线全部扼杀了。

曹光彪作为港龙牵头组建者之一，为此多次联同新闻界人士向各界呼吁，要求公正。曹光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香港政府竭力反对国际保护主义，并派人到欧美游说，要欧美开放市场，但在香港航空政策上却构筑保护主义堡垒，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国泰既不是香港的官方公司，也没有向港府交纳专项垄断税，如此保护国泰利益，实际上是保护英国利益不遗余力，而不惜用港府政策的名义。”

包玉刚在政治上一向以和为贵，这时也忍不住了，他也发文炮轰港府：“不要以为我现在只为港龙争利益，这也不仅是航空间的冲突。一条航线只准一家公司经营的政策，造成垄断而不公平，有违本港工商百业以至港府长期遵循的自由经济哲学，实在极不光彩，后患无穷！”

然而，呼吁归呼吁，国泰由于有香港航空管理条例的庇护，港龙却拿它丝毫没有办法。在香港，港龙屡屡遭受压制，几乎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而在内地，它同样也未能风光得起来。

港龙作为有中资介入的航空公司，本来理应能在内地大有作为，无奈，却也没有得到中国民航的支持，在内地的业务开展并不顺利。

港龙在两头不讨好的夹缝中，举步维艰，以致在成立后的几年当中，一直处于亏损经营濒临停运的状态，公司股东每年都需要注资，才得以维持其经营。包玉刚作为最大的股东，他的亏损自然也最多。

港龙的经营状况引起了国泰的注意，后来，国泰萌发了收购港龙的念头。国泰的负责人先找到包玉刚，对他说：“我有个提议，我们两家可以相互换股，这样使国泰成为港龙的控股公司，而作为交换条件，包先生您将会顺利进入国泰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如果单从商业的角度考虑，这对包玉刚来说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他不但可以甩掉港龙亏损这个包袱，而且可以堂堂正正进入国泰董事会，去圆他的空中王国之梦。

但是，因为当初是中资机构邀他入主港龙的，面临这种重大抉择之时，包玉刚想到，必须找这位“介绍人”商量商量。因此，包玉刚并未立即答应，他只对来人说：“好，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你们吧！”随后，包玉刚就去找中资机构征求意见。

中资机构负责人很理解包玉刚的处境，他不便公然反对，转而建议包玉刚考虑中国民航的反应。包玉刚从政治方面考虑了好久，最终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1990年，包玉刚把港龙航空董事长一职让给了女婿苏海文，苏海文正准备购买新机开辟新航线。这时，包玉刚却突然找到中资机构负责人，告诉他：“我想把港龙股份‘让’给曹光彪，再转让给香港中信公司荣智健。”

中信公司是香港一家背景深厚的中资机构，早些时候，荣智健就在没有知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情况下，购买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中信收购港龙后，荣智健又将包玉刚所占股连同曹光彪让出部分的股，一并转让给了国泰。国泰占大股。

从此，港龙航空的业务经营也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内地北京、上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包玉刚全部售出港龙股份后，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付出了多少代价。苏海文后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的投资没有造成损失，分手也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包玉刚投进港龙航空的资金，还不足他一艘大油轮的价钱，对于他而言只是个很小的数目。当他发觉介入港龙后发展阻力很大时，就有了退出的念头。后来既然荣智健介入了港龙，那包玉刚一来可以对其他人有个交代，二来也可以全身而退，可谓一举两得。

投资银行改革渣打

1986年8月，包玉刚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惊人速度，集巨资大举购入香港的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迫使莱斯银行收购渣打的计划宣告破灭。

渣打银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1986年中，英国莱斯银行向渣打银行发起了敌意收购。虽然莱斯银行和渣打银行都是英国银行，但渣打的业务主要在亚洲，在香港又负责发行钞票，香港人已把渣打银行看成是香港自己的银行，对它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

渣打银行面对即将被收购的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不愿被莱斯银行收购。渣打的董事长、行政总裁麦威廉认为，莱斯在海外银行业务方面没有经验及认识，对拓展海外业务并没什么见地，不可能比渣打管理得好。

而渣打方面要反收购成功，至少须有投资者购入一成以上的渣打股权才可以阻止莱斯的收购胜利。何人来救渣打银行？渣打同人望眼欲穿。面对来自英国的威胁，以包玉刚为首的商人纷纷扮演“白骑士”，购入渣打银行股权，协助渣打抗拒莱斯银行的收购。

这场战役从当年4月打响，当时莱斯银行出价每股750便士进行收购行动，渣打银行高层强烈反对。

6月至7月，莱斯银行又两次提高收购价。而此时，渣打银行并没有就莱斯收购建议发出反对文件，也没有详细解释其反对莱斯收购的理由，这引起渣打银行原来的股东们的猜疑。在这种情形之下，渣打易主似乎已成定局。

谁知到了7月9日，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表声明，一位新加坡富商持有渣打780万股，同时，非洲自由人寿协会有限公司的两家英国附属机构也共购入195万股。就在7月上旬的关键时刻，包玉刚突然飞往英国。

渣打坚决拒购的常务董事、行政总裁麦威廉焦急万分地候在机场，飞机一到，麦威廉迫不及待地立即与包氏在机场凌晨密谈，迅速达成协议，然后才驱车入市。

麦威廉愁眉不展的面容消失了，包玉刚奋力相助，驱散了笼罩着渣打银行的浓厚的阴云。当日，包玉刚在伦敦发表声明，宣布动用3亿美元，约合24亿港元购入渣打14.95％股权。

7月10日，渣打一项声明称：包玉刚是该行的长期合作者，已购入840万股渣打股份。11日渣打银行再次披露，包玉刚已持有渣打2325万股，占该行已发行股份的14.95％。

7月12日，收购建议的最后期限到了，莱斯银行只得到39.8％的股权接纳收购，就算加上它本身拥有的4.6％，也只有44.4％，没有获得超过50％的绝大多数，因而宣布收购失败。

包玉刚此举明显带有一种怀旧的心理。早在到香港之前，包玉刚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任职于银行界，1949年与父亲携数十万元到港，也曾有过开办银行的念头，只因考虑到资金不足、香港银行业竞争激烈才作罢。在他的心里，对过去的那段银行生涯始终是念念不忘的。当渣打银行遭遇困境时，包玉刚便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

另外，包玉刚一直与汇丰银行关系很好，包玉刚还长期担任着汇丰银行董事的职位。汇丰银行曾多次表示有意拥有一家英国商业银行，而莱斯的性质和规模都很合汇丰的口味。如果莱斯收购渣打得手后，就会做大，到时汇丰再想拿下莱斯就难上加难了。

包玉刚对这次的投资是相当看重的。为了参与渣打银行董事会，他不惜辞去了汇丰银行董事职务，避免利益上的冲突。

与包玉刚一起扮演“白骑士”的，还有当年与包玉刚争夺会德丰的新加坡大富豪邱德拔和澳大利亚富翁罗伯特。

一年前，邱德拔以过江龙身份收购会德丰，包玉刚沉着应对，最后不战而胜，邱德拔无功而返。谁知一年后，邱德拔再次卷土重来，这次却是与包玉刚携手合作，成为“白骑士”中的一位战友，果真是应了“世事难料”这句古语。

7月14日，包玉刚公开向传媒解释这次行动，他说：“我之所以大量吸纳‘渣打’股票，纯粹是个人投资，而且吸纳股票所动用的全是我自己腰包里的钱，我此举的目的，是基于‘渣打’有长远发展的潜质，我相信，如果‘渣打’能够保持它的独立性的话，将来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包玉刚收购了渣打集团14.95％的股权之后，成为“控制性股权”持有人，比集团中任何一个股东的股份还要多，后来还担任集团的副主席。包玉刚就任之初即表示：“‘渣打’有待改革，为了保障其利润，我会有一些实际行动。请大家相信我！”

人们为此也对包玉刚和渣打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在包玉刚参与投资渣打银行的那几年里，他的行动和经验对渣打银行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渣打的一位高级职员为此评价说：“……最重要的是，包爵士的介入，他花费了约2亿英镑购买股票，拯救了渣打。”

一些渣打的核心人物还说：“包爵士给渣打带来了帮助我们谨慎从事的广泛经验……及长期卓越的忠告……在接管渣打后和重组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事情没有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接下来几年中，包玉刚的意见却始终未能在管理阶层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他增购股权的计划也没成功。后来，渣打银行又宣布实行供股集资，按包玉刚所占股权比例计算，他应供款4600多万英镑，已经有些心灰意冷的包玉刚于是决定放弃渣打的股权。

随后，包玉刚将部分股权出售，套现1085万英镑。第二年，包玉刚又以1.16亿英镑出售他剩余的渣打股份。这样一转换思路，包玉刚在经济上不但没有损失，后来他利用英镑与美元的升高兑换率获利5000多万英镑。

包玉刚先后退出“港龙航空”和“渣打银行”，完全是基于个人的原因。除了公司经营方向与自己的策略相悖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包玉刚就感觉到身体有些问题，他不能不为自己百年归老之后家族的生意作一个妥善的安排。他必须考虑，哪些生意应该保留、发展，而哪些生意应该放弃。

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包玉刚进入花甲之年，他就必须考虑后人的生存发展，并作出抉择的问题，于是，经过权衡之后，他放弃了“港龙”和“渣打”。这除了因为这两项投资获益不大以外，更主要是这两家公司的关系较为复杂，发展前景不太明朗。

包玉刚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这些原因不便明讲，于是换一种方式，以别的理由退出“港龙”和“渣打”。

包玉刚的“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至此，包玉刚的“王国”版图从海洋扩充到了陆地和天空，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业务涉及地产、运输、酒店、通信、百货、电脑科技和传媒等领域。

包玉刚的财富也多得令人咋舌，他自己开玩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这句诗，是包玉刚最喜欢的，这也是包玉刚年轻时的志向，同时也是他年长时的成就。正是包玉刚身上所具备的这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精神，帮助他创立了毕生辉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