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伟业

有的人一遇见困难，便说“哦哦，对不起，我做不来”而放弃了。我不是那种人。我一打定主意认为哪样事情对我有益处，我就做，而且是坚持做。——包玉刚

携家赴港举步维艰

1949年春的一天，包玉刚偕妻子和小女儿陪丽，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刚下飞机，迎接他们一家的是香港的一场春雨。阵阵的早春寒意和弥漫天地的潮湿把一家人的心情弄得沉甸甸的。

包玉刚是为避国内的战乱而来，并没身家亿万的资产。虽然他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这块英国殖民地，但这次的目的不同，所以，对他而言一切都是陌生和艰难的。

早在日本侵华的时候，香港也曾经沦陷在侵略者手中3年多。日本投降之后，这块土地才又恢复了往日活跃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仍然是香港的经济命脉。

在包玉刚眼中，当时的香港还比不上上海的繁荣，街道也比上海显得拥挤和脏乱。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银行家、大企业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理，在政商两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生活上，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大户、锦衣玉食，但也算是小康殷实。可如今来到香港，人地生疏，前途渺茫，未免觉得有些狼狈。再想想为他放弃了上海的产业和安逸生活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以及多年来随他颠沛奔波、相濡以沫的柔弱娇妻，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包玉刚感到十分愧疚。从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一下成为一个重新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包玉刚有一种加入了难民群体的感觉。

阵雨绵绵，春寒料峭，一路疲倦的黄秀英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陪丽。包玉刚不由收紧了脖子上的围巾，把身体虚弱的黄秀英轻轻地揽在怀里，心情沉重地看着眼前的世界，默默地想：“今后的生活方向还是一个未知数，这里真的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包玉刚面带歉意地对妻子说：“秀英，10多年来，你跟着我到处奔波，我一直没能给你一个安定的家，让你受苦了。现在，你本应该好好地在温暖的家里休养身体，却又要跟着我‘逃难’。”

黄秀英紧紧地依偎着包玉刚，她抬脸看着心情沉重的丈夫，安慰说：“夫妻本当患难与共，玉刚，你不要太着急了，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包玉刚伸手从黄秀英怀中接过陪丽，慈爱地看着女儿。襁褓中的婴儿还不知世路的艰辛，小陪丽睁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瞅瞅父亲，又看看母亲。

包玉刚看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女儿，不由心中生起一丝暖意，他伏下头亲了一下小陪丽的额头。小陪丽忽然“咯咯”地笑起来。

包玉刚和黄秀英对视一眼，两个人都被女儿这纯真的笑声感染，心里充满了希望。

启德机场到处都是从内地来香港“闯世界”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搜刮资本的官僚、带着金银细软的商人、身怀技艺的江湖名家，但个个都是行色匆匆，面带惶恐。

包玉刚一家夹在这些人中间向机场门口走去。机场的英属印度士兵指挥着人们排成长队，依次领取由英国机构发出的移民护照。

这些护照是统一由一个英国机构发出的。包玉刚夹在人龙里，焦急地一步步往前挪。

终于轮到了包玉刚，一切手续都很简单，办事过程非常顺利，当包玉刚从士兵手里接过满是英文的护照时，他激动地向正焦急等待的妻子挥舞起了手臂：“秀英，拿到了，我们有护照了！”

离开机场，包兆龙正在等着接他们，父子一见面，并未多说，就一起去了港岛上环附近西摩道的“家”里。

包玉刚到了门前一看，这是一套有三间房的单元，而那套房子的周围都是香港一些名门望族的大厦。

进门之后，包兆龙就向包玉刚谈起了香港现在的形势：“从今年年初，香港的居民数一下增加了150万，大都是逃难的人，他们基本上都聚集在深水、石硖尾、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这几个地方。多亏我们早来了几个月，才在这里租到了房子。”

包玉刚认真地听着，然后问父亲：“爹，这套房子租金多少钱？”

包兆龙说：“这套房子三间大概一共有100多平方米吧，月租是450港元。不过还交了20000港元的‘顶手费’。”

包玉刚一时没听明白，问道：“什么顶手费？要20000港元这么多？”

包兆龙解释说：“是啊！因为现在房子难找得很，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按规定收租金，但是严重的供需失衡却使得房屋的租赁从台面转到台底，明里业主和租户仍是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而暗里，业主则收取租户的‘顶手费’，且价高者得，要不然就不租给你。那你就只能睡在大街上、楼梯底或走廊里。这种交易都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政府也奈何不了。”

说到这里，包兆龙长叹了一口气：“唉！能够找到一处像样的房子已经不容易了，好多人是几家挤在一起，或者找块地方搭起简陋的临时房屋，那很容易被狂风和暴雨摧垮，或者引起火灾。我考虑到无论如何得先有个安身之所。”

包玉刚面色严峻地听着。然后说：“好吧，我们从此能省则省，先努力保证生存再说。我明天就开始找工作去。”

包兆龙说：“这一大家老少以后都靠你，你如果单纯打一份工的话，低微的收入怎么能养活这些人呢！”

包玉刚安慰父亲说：“是啊，爹。不过不用担心，再怎么说我们一家也都是做生意出身，我们又从内地带了一些积蓄，还是找些买卖来做，这样总比打工强些。”

包兆龙点头表示同意。

到香港之后，包玉刚担负起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他操心。他买了一辆二手车，除了生活上方便一些，他还想能为开展业务带来些方便。

为了节约日常开支，在日常生活上，包家一切从简。陪庆和陪容姐妹俩的衣服也不多买一件。为了能多穿几年，黄秀英给孩子们做新衣服都是做大一个码，把裙脚折高一两寸，等孩子以后长高了再把裙脚放下来；鞋也买大一两码的，里面多垫鞋垫，长大了再把鞋垫依次取出。陪庆穿小的衣服就留给陪容穿；等陪容穿小了再留给陪丽穿。

让包玉刚欣慰的是，孩子们都非常懂事，她们穿衣服都非常爱惜。

小本经营开始起步

包玉刚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再加上生活的重压，他在香港一安顿下来，就马上考虑应该做些什么。

一天，包玉刚想，自己到香港已经好些时候了，如果再不考虑出路问题，这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如果去打份工，低微的收入怎能养活一家大小？自己一家怎么说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从内地又带了些积蓄下来，还是寻些买卖来做吧！

包玉刚考虑到，还是从自己的老本行银行业开始做起。但他很快发现，香港的银行业基本上都被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大通银行这三大银行垄断了，余下则已经被广东人所控制。他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带着浓重宁波口音的银行职员，但能提供给他的业务量也极其有限。

而且包玉刚还发现，香港的居民都不是在银行里存钞票，他们存的还都是金银珠宝、玉石首饰等最原始的东西。

幸运的是，包玉刚联系到了几位从上海和宁波来到香港的朋友，其中有两位还是与包玉刚在银行里曾经的同事。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出路。

包玉刚决心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可能是盈利的行业。但是包玉刚没有把握：“香港太小了，缺乏动力。生活很不安定，我又不会讲广东话，也不认识什么人。我提议，我们不作永久性投资，先进行一宗见效较快的进出口贸易。”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包氏父子几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四人联合公司。经营中国土特产，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及动物饲料等。

他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找办公地点，香港的写字楼奇缺，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在皇后大道和毕打街找到一间有50多年历史的华人街中的写字楼的一部分，月租200多港元。

这间办公室是因为租用这间写字楼的公司付不起昂贵的租金才转租了一部分给包玉刚的，小得可怜，办公室里4个人挤得都几乎转不过身来。如果有一个人想开抽屉，那必须等另一个人离开办公室到外面去才能腾出地方。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地方，他们甚至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包玉刚鼓励大家：“万事开头难，我们只要坚持住，不抛弃不放弃，就一定会闯出一条出路！”

在包玉刚这种精神鼓舞下，公司慢慢地立住了脚跟。加上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解放，新中国的战后重建需大量食品、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生意进展得非常顺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禁运，香港当局也照此执行。但是，包玉刚把业务扩大到化工产品、轮胎以及从欧洲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购买马口铁。有些货物经过精心安排通过第三国运到澳门，然后运到中国内地。

当中国国内政局有些变化时，一些贸易停止了，包玉刚他们的公司则改为做食糖生意，在台湾买糖，用船运到香港，交由另一家公司运进中国内地。

包玉刚在公司里负责全面事务，包括发给员工和股东每月的薪酬和红利。他一视同仁，公正宽容，大家都很敬佩和爱戴他，在这种气氛下，公司上下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发生过因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纠纷。

刚开始的时候，包玉刚第一个存款的银行是恒生银行，银行的经理是美国人弗兰克·荷华。这里有个原因，因为包玉刚发现，来到香港之后，跟广东的银行打交道，甚至比在汉口读书时还要困难，无论他用英语还是宁波话，那些广东人都听不懂他讲些什么。所以包玉刚决定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用英语还方便些。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恒生银行关闭了香港的分行，撤出了香港，包玉刚只好另寻银行。

据说，恒生银行的经理荷华跟包玉刚的关系非常不错。恒生在香港关闭前，包玉刚还同荷华见过面。据包玉刚回忆说：荷华当时是流着眼泪走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的银行家，那次撤退，他失掉了几个大客户和一些新客户，包家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包家只好把生意账目移至汇丰银行。

1952年，包玉刚幸运地认识了当时汇丰银行进口部负责人约翰·桑达士。

这天，包玉刚走进位于皇后大道一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镇定自若地要求拜访资深的英国职员。或许工作人员为包玉刚的气质所折服，很痛快地为他通知了。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汇丰银行仍然保留着这样一条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是从正门进去的；而中国人则只能从后门进入。很明显，英资财团当时是很瞧不起中国人的。不仅如此，汇丰银行当时还不屑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洋行，再由洋行转借给中国商人。

当然，包玉刚当时到底是从正门还是后门进入汇丰银行，现在已无法考究，但可以知道包玉刚是不满汇丰只间接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一行径的。包玉刚直闯汇丰，找桑达士谈生意，既充分显示了他的傲骨和勇气，也表明他对汇丰瞧不起中国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但是，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而受到桑达士等英国人的傲慢无礼和冷遇是必然的。据说，当时的情形是，桑达士见到包玉刚走进来，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把两只脚放在写字台上，那神态，仿佛是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对着一个行乞者。包玉刚只是默默承受，但内心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最终还是聊起来了。

盖伊·塞耶和约翰·桑达士指派专业人士对包玉刚的新联贸易公司的账目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审核。他们发现，虽然这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公司，在运作上也难免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公司在第一年仍然有100多万港元的利润。于是决定接下“四人公司”的业务。

“四人公司”生意兴隆，办公室搬到了离汇丰银行总部不远的恒昌大厦，面积比原来大4倍，而且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业务上方便多了。

此后，约翰·桑达士、盖伊·塞耶与包玉刚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桑达士1954年任主任会计师，主管香港地区对外贷款后，他对包玉刚的事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包玉刚的“四人公司”的账户一直通过汇丰银行往来。这时，“四人公司”的算盘也换成了计算器，铜制招牌也挂了起来，包玉刚成为公司的总经理。

当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公债时，包玉刚率先认购了10万港元，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热情。

为了梦想投资航运

1955年，包玉刚的“四人公司”稳步发展之后，他决定在香港发展其他事业，将香港的生意由暂时性转为永久性。随着“四人公司”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到公司里，包兆龙曾与包玉刚商量：“要不我们把公司发展到内地去？”

此时，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一落千丈。据有关统计资料，从1951年至1955年，内地在香港的出口排名从第一降至第五，1954年香港的转口贸易额比1951年减少了76％。“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贸易形势的恶化，使包玉刚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新联贸易公司也陷入了绝境。

包玉刚再次面临着抉择！

但是，投资到什么方面好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投资方向即是选择职业，规划生涯，除了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身潜能外，还要分析投资的环境。

那时候，包玉刚喜欢在忙碌之余，到维多利亚港去看大海。他感觉看着海面上那些来往穿梭的船只，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宁波。他总是会想起，小时候跟父亲去镇海港，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见到大船的情景。那时候，他就有一个天真的梦想：当一个船长多好，可以驾驶着自己的船去环游世界。

当一个船长！这个念头从包玉刚心头一闪而过，他禁不住一阵激动。

包玉刚了解到，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的优惠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只。自从1911年以后，维多利亚港这片平静的水面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可靠的大门。

包玉刚又去查找资料：香港有70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达3000万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香港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包玉刚前思后想，对自己说：“航运是最廉价的一种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

有一天，包玉刚召集全家人，把他想搞航运的决定告诉了大家。但这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包兆龙首先态度坚决地反对。

包兆龙直接说道：“玉刚，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熟不做’，你也不想一想，你对航运业了解多少？买一艘船动辄千万港元，现在把我们全家卖了才有多少钱？你今年已经36岁啦，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还是别去冒那些无谓的风险，老老实实按我前几年说的，我们一起做房地产生意吧？”

包兆龙接着分析说：“你也看到了，香港住房本来就很紧张，沦陷时让日本人炸掉一部分，现在，香港由于大量外来人涌入，人口剧增，住房困难更加严重，我们都看到了，有很多家庭一家几口同挤一张床；另一方面，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和闲置用地数量可观，地产生意前景诱人。”

包玉刚一向尊重父亲的意见，他并没有马上反驳父亲，而是先摆出了事实，据理力争，他说：“爹，我不否认，房地产生意利润固然可观，但发展得再好，也是死的，带不去的，而船是可以移动的财产，在太平盛世，可以运货赚钱；遇到时势动荡，则可乘船远走。

“从宁波来的人会注意到他们的优势，那里的年轻人有出海的经验，我从小对船运有兴趣，我觉得船运业提供了更多的挑战，并可以扩展我们的进出口能力，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内地漫长的海岸线提供了很多的贸易机会。我认为，投资航运比投资陆地更安全，更灵活自如，世界航运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爹，依我看来，搞航运可以说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两全之策呢！”

包玉刚一番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分析，把包兆龙说服了，他不再坚持反对意见。只是仍然不放心地嘱咐：“这等于是重新创业，起步的困难你也要考虑好啊！”

包玉刚见父亲同意了，非常高兴，他说：“爹，您放心，我绝不是凭一时心头发热就决定的。”

包玉刚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朋友们，朋友们也以为他“疯”了。

朋友们纷纷劝包玉刚：“玉刚，搞航运虽然能赚到大钱，但你也不要为了赚钱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正如古人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海上风浪无常，危险极大，有多少人搞了几十年的航运，到头来却落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下场。再说，香港搞航运的已有几十家，他们的资本、经验以及与银行的关系，无论哪方面都比你强，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包玉刚却说：“做任何事都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我知道香港的航运业已经有数家实力较大的公司，他们有资本、经验和银行的支持。但是我看准的这个目标也不是盲目的，古人还有一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觉得，只要多爬一些山路，就不会有被虎吃掉的危险。”

不过，也不是所有朋友都不赞同包玉刚搞航运，包玉刚少年时的朋友郑炜显就非常理解和支持他。

郑炜显听了包玉刚打算投身航运事业的想法后，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一步，他鼓励包玉刚说：“一个高明的企业家与一个赌徒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审时度势，随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机遇。玉刚，你具有远大的目标，也具有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的所有素质。我支持你！”

包玉刚兴奋地听着他的支持者的分析：“你说说你的看法？”

郑炜显接着说：“你虽然未搞过航运，但你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条件：首先，你曾经在多家银行干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且担任过最高管理层的职务，在调配资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算是正在搞航运的人也未必比得上你；而且，这几年你搞进出口贸易，世界各地的行情你熟悉，商场中的风风雨雨你也经历过，所有这些对你转行搞航运都是宝贵的财富。我认为，一个人干事业并非都要踏着他人的轨迹走，而是要面对现实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总会达到成功的彼岸。”

郑炜显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包玉刚感到由衷的鼓舞，他更坚定了发展航运事业的决心。

倾产举债旧船起家

包玉刚终于下定决心投资航运。但是下决心不易，付诸行动就更难。任何创业者都是艰苦的，“宁波帮”人士也不例外，包玉刚搞航运要买船，他却拿不出一大笔现金。

向银行贷款得有担保人。没有一两个大老板做后盾，有哪家银行愿意把钱借给一个默默无闻之辈？

包玉刚认为，现在要去寻门路、找关系。随后他不但在香港，还远赴英国和美国，去拜访一些曾有过生意来往的朋友。

包玉刚在经营“四人公司”的时候，曾认识两个人，一个是汇丰银行的代理主席道格拉斯；另一个是会德丰马登集团的首脑乔治·马登，包玉刚与这两个人曾有生意上的来往。

1955年深秋的一天，在道格拉斯的安排下，包玉刚来到英国伦敦，决定去找早先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会德丰集团和远东船务集团的首脑乔治·马登商量，企盼他助一臂之力，借一笔资金。

伦敦秋高气爽，往日的“雾城”竟然一扫阴霾，只是秋风比浓雾中的伦敦更加萧瑟。

包玉刚在伦敦拜访了马登。马登身材高大，比包玉刚高出半头，体格健壮，神情高傲而专横，他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接待了包玉刚。包玉刚首先向马登致以老朋友的问候，寒暄已毕，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想搞航运的想法。

马登在办公桌的那边盯着包玉刚，仿佛看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在叙述他的天真幻想。

包玉刚讲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马登。

马登吸了一口雪茄，用教训的口气警告包玉刚：“年轻人，航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输掉你最后一件衬衫。”

包玉刚点点头说：“您说得很有道理，马登先生，航运这一行风险的确很大，但我认为，做生意并不是赌博，请您相信我，没有把握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马登把包玉刚上下打量了一番，似乎奇怪于这个东方的年轻人会如此镇静，如此胸有成竹地与他展开对话。他反问包玉刚：“航运业需要相当大的投入，你手里有多少资金？”

包玉刚脸一下涨红了，但对方那轻蔑、讥讽的眼光激怒了他，他抬起头直视马登说：“资金我有一些，但……不多。”

马登突然仰天大笑起来，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包先生，恐怕不是你所说的‘不多’，而是少得可怜，依我看，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吧！”

包玉刚的脸更红了，的确，他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一艘旧船，所以他才要四处奔走，今天专程来伦敦借款，谁想到马登仿佛对他的家底了如指掌，而且会遭到他如此侮辱性的嘲笑。

一股怒气涌上包玉刚的脑门，但很快，他便克制住了自己。稍稍缓了一下，包玉刚用平静的语气说：“马登先生，虽然今天我还买不起旧船，但并不等于说将来永远买不起新船。”

马登一愣，没想到包玉刚会说出这么有志气的话。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既然你对搞航运这么有兴趣、有信心，那我来成全你吧！我有一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造的，价值40万英镑，如果你要买，我可以给你提供60％—70％的贷款。”

马登一边说，一边拉开面前桌上的抽屉，取出船的有关资料交给了包玉刚。

包玉刚接过那叠打印出来的材料，仔细地看着。他发现，材料提供的与他了解到的并不相符，上面只列举了这艘船的几条优点。

一是船身选用优质钢板、采用先进焊接技术制造，与采用铆钉的船相比，更结实，更轻便；二是使用涡轮机，更加节能，船速更快；三是船舱宽敞，容量大于英国制造的同类其他船只。

包玉刚一看规格便说：“马登先生，我认为那艘船不好。”

马登惊奇地问：“理由何在？”

在见马登前一个星期，包玉刚就开始了解造船业的行情，他曾听好几个伦敦的船务经理提及这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说该船已经破旧不堪，别说载货了，就算是空船开出去，也说不准能不能开回来。

包玉刚说：“我来到伦敦已有一个多星期，每个代理人都已把那艘船的规格表给我看过，足见那艘船的船东很难把它脱手，而且与市面上兜售的其他船只比起来，索价太高。”

马登很不高兴，说道：“我刚才说了，你如果有意买这艘船，我可以贷款给你。”一面又塞了几张纸到包玉刚手里。

包玉刚再看看马登递给他的合约，发现上面的条款繁杂而苛刻，凭着包玉刚在银行业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分明是马登欺负自己没有航运的经验，想从中赚一笔。

包玉刚一下就看穿了马登的如意算盘，他忍住心中的怒火，彬彬有礼地对马登说：“马登先生，照这个建议看来，如果我买你这艘船，并非你借钱给我，倒像是我借钱给你了。”

马登知道自己又一次错看包玉刚了，这个年轻的东方人不但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而且还有着一种不卑不亢的东方人的坚韧。他只好用两声干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包玉刚的伦敦之行，虽然没有借到钱，但是不失他的志气与自信。包玉刚两手空空从伦敦回到香港，思前想后，决定自己筹钱买船。他向父亲倾吐了自己的愿望与决心。

自从决定搞航运之后，包玉刚一直东奔西走，四处碰壁，人也日渐消瘦憔悴，父亲包兆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虽然对搞航运仍有些顾虑，但儿子的坚韧和执着深深地感动了他，包兆龙决定倾其所有，全力支持儿子。尽管这些年跑贸易赚了些钱，再加上来香港之前变卖家产得来几十万元钱，可距离购买一艘船的目标还是差得太远。

包兆龙于是提议，采用集资的方式，发动亲戚、朋友帮忙，经过多次游说，终于筹集了20万英镑的现金。

伦敦依然为潮湿浓重的雾气笼罩着，街上的景物灰蒙蒙，似乎缺乏了一种朝气。包玉刚走在这条街上，多云的天空，太阳时而露出，时而被一层薄云所遮。

包玉刚提着一个皮箱匆匆向威廉逊公司走去，皮箱里装着他全家的希望，20万英镑现金使他神色凝重，虽然他不会被周围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情绪，但这次来伦敦的任务太重要了，要用20万英镑孤注一掷。

威廉逊公司并不算一个很大的公司，因为要发展其他业务，故将其属下轮船变卖。公司的负责人奇怪地看着从香港来的中国人，告诉他，公司只跟船舶经纪公司打交道，所有的船都交由船舶经纪公司处理。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诚恳地对负责人说：“我希望能买到贵公司的那艘船，我很需要它。我想搞航运，但资金有限，我想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价钱。”

大概因为包玉刚的诚心打动了威廉逊，威廉逊公司最终同意把船卖给包玉刚，价钱就是20万英镑。

包玉刚把手提箱往桌上一放，说：“这是20万英镑，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贵公司把船彻底检修一次再交货。”

这是一艘在格拉斯哥建造的燃煤旧货轮，运力为8200吨，已经有28年船龄了，名字叫“英爱纳号”。包玉刚要求威廉逊公司把船检修好以后，又请人把船油漆一新，然后把它开回香港。

这天清晨，香港码头上站满了包家成员，包玉刚的小女儿陪慧更是跳着脚喊着：“爷爷，爸爸的船怎么还不到？”

终于，“英爱纳号”驶近了码头，岸上众人一起发出欢呼声。

包兆龙对走出船舱的包玉刚高兴地说：“这艘船很漂亮啊，一点都不像快30年的老船嘛！”

包玉刚带着全家人上船参观。他对父亲说：“爹，我已经有4个女儿了，这艘船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样！”

包兆龙看着踌躇满志的包玉刚，心里又欣慰又自豪。

4个女儿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快乐得像小鸟一样。这时，小女儿陪慧扑到包玉刚身前，拉着父亲的手问：“爸爸，我们这艘大船叫什么名字？”

包玉刚高兴地抱起陪慧：“它呀，叫……”话到嘴边，包玉刚突然刹住了，他不想再叫它“英爱纳号”，他想给它起一个中国名字。包玉刚打量着自己的船，早晨的阳光洒遍船身，给它镀上了一层明亮的金色。

包玉刚灵机一动，对陪慧说：“它叫‘金安号’。”

包兆龙不由抚掌称赞：“好，‘金’代表财富不断，‘安’字寓意船行时人货平安。就叫‘金安号’！”

薄利长租初获成功

包玉刚投身航运事业的时候，世界上已有不少船王式人物，如美国船王路德威克、有“金色希腊人”之称的奥纳西斯和尼亚哥斯等。还有荷兰与英国合资的皇家壳牌集团、日本邮船公司、大阪商船三井船舶公司等，都是世界航运业的巨头。

就是在香港也有几家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董浩云就有“香港船王”之称。

董浩云也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航运业了，1928年，董浩云任职于天津航运公司。20世纪30年代中期，董浩云就曾经有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的想法，他指出，将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与外资航运公司相抗衡。

1941年3月，董浩云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船舶统一调配。为寻求庇护，当时董浩云的船只均挂着巴拿马和英国旗帜，经营东南亚一带的航线。但是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香港维持时间不长就被日军接管了。

1946年8月，董浩云在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第二年，中国航运公司的“天龙号”货轮首航欧洲，“通平号”货轮首航美国旧金山，创下了中国航船进军远洋航运的先例。

1947年8月，董浩云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此时他已拥有相当吨位的船队，世界上最大的油轮——56万多吨的“海上巨人号”就是董浩云从日本金山轮船公司定制的，当它下水时，在日本和香港引起不小的轰动，董浩云一时成为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人物。

董浩云开始逐步淘汰陈旧的船只，营建和购买新船，陆续添置了“如云号”“陵山号”“也云号”“东方皇后号”等货轮，以及“东主华丽号”“东方友华号”等豪华客货轮，在航运业一时名声大振。

前面有成功的典范，相比之下，包玉刚只有一艘旧船，不免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甚至寒酸。航运市场就如同变化无常的海洋，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怒涛，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把稳船舵，是极端困难的。

这不得不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包玉刚仅凭这么一艘旧船就想搞航运业，难道不是异想天开吗？更有人打赌：“如果他靠这艘破船能成功，那么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1955年，包玉刚一购回自己的第一艘船，就想到要去拜访、求教于鼎鼎大名的董浩云。除了他是自己的偶像之外，还因为两个人都是宁波老乡。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董浩云收到一帖子，有一个名叫包玉刚的人求见。董浩云当时感到吃惊，他根本不认识包玉刚啊！

太太顾丽真在一旁提醒说：“怎么就忘了？他已经来过几次电话，我告诉过你，听说他还是你的宁波同乡呢！”

董浩云拍拍脑门，记起来了。俗话说：“无事不求人，求人必有事。”包玉刚来访，不知是为何事。于是对太太说：“我不想在家里见他。”

董浩云准备在办公室里会见自己的老乡。

次日，包玉刚一进门，就用宁波话跟董浩云打招呼：“董先生，真是个大忙人啊！为见一面，我简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董浩云笑道：“勿要这样讲，实在是事务缠身，腾不出时间来。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乡音对乡音，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包玉刚坐下后，神态恭敬地说：“董先生在航运界可是大名鼎鼎啊！当年在上海，只是没有机会和董先生认识。”

董浩云淡然一笑道：“那都是过去的事啦！”

包玉刚道：“我知道，董先生如今的事业真是盖世无双。我很佩服董先生，也受到很大启发。来香港几年了，我觉得还是航运业最有搞头，所以，不怕董先生见笑，我也想效法董先生，投身航运业。”

包玉刚年龄只比董浩云小7岁，如此一口一个先生，恭维得董浩云满心欢喜，便端出航运界前辈的架子，皱眉问道：“你也想搞航运？你对航运业了解多少？”

包玉刚的脸唰地红了，嗫嚅道：“其实在来港之前我对航运业是一无所知。”

董浩云见包玉刚脸红得像个孩子，发觉自己的话太直了，不禁有些不好意思，为表示歉意，故而改用打趣的语调说：“一个门外汉，竟敢冒险独闯航运界，侬的胆子也真够大啊！我说老乡，侬很看好这一行吗？”

包玉刚笑了一笑，周身轻松起来，依然以谦逊的语调说：“不怕侬笑话，我对船舶只有粗浅的认识，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想将来能当一名船长，周游列国，觉得那样一定很好玩。”

董浩云内心对包玉刚是诚心称赞，原来包玉刚是和自己一样，对航运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

包玉刚接着说：“来香港以后，我做过贸易生意，也赚了一些钱，我想投资做点大事。航运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在香港搞航运业有很多优势，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进去。前几天，我从伦敦买一艘船回来，起名叫‘金安号’。董先生是前辈，又是行家，我想请教一些心得。”

说到用20万英镑从英国人手中买来的“金安号”，包玉刚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

董浩云看出了包玉刚热心于航运业，于是就改变了自己的说法。本来他想告诫一下包玉刚：“航运业是一个投资大、回报慢而又充满风险的行业，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想取得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像我这样搞了几十年航运的尚且未能大展拳脚，你凭着这么一艘旧船，怎么可能在航运界立足呢？”

但他明白，包玉刚已经把船买回来了，再说这种话没有多大意思，同时又觉得，对方既然满怀希望专程来求教，还是应该让他了解一些航运业的实情，如果让自己的老乡在航运界乱撞乱碰的，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董浩云用委婉的语气说道：“航运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这一点不假，不过，你想过没有，它的总投入并不低，依我看，它比起其他一些运输行业来，所需要的启动资金和周转资金都要多。做航运业，要有雄厚的资金。此外，航运比起其他行业来，更受政治气候、经济环境以及地区局势的影响，面临各种风险，所以，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才行……”

包玉刚很用心地听着董浩云的每一句话，不时微微点头。

董浩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他摘下眼镜，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感慨万千地说：“其实我跟你一样，从小就有一个关于海洋的梦想，直至进了这一行，才发现现实是现实，理想是理想。现在，恐怕你不会相信这些，我是体会得最深刻。”

当着这位刚刚认识的同乡，董浩云这天讲了很多肺腑之言，他隐约感到在这位将要成为同行的同乡身上，有一种东西是自己所曾经拥有，但随着岁月磨炼而逐渐流失了的，那就是闯劲。眼下，董浩云又仿佛找回了往昔的自己。

两人越谈越投机，彼此之间倾吐心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包玉刚起身告辞，董浩云笑着说：“你我虽为同乡，却至今才相识，可谓相见恨晚，既然同声同气，日后又是同行，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包先生共进午餐。”

包玉刚连忙道谢：“今天承蒙董先生指教，真是荣幸万分，怎能再麻烦董夫人呢！”

董浩云一再挽留，包玉刚深感同乡一片盛情，却之不恭，于是欣然从命。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包玉刚牢牢记住了董浩云“小心谨慎、审时度势”的教诲。他仔细思考着董浩云的话，再结合自己的计划，定下一条原则：“用笨的方法取得用户的信任，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同行。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险。”

包玉刚的“笨办法”就是“船必须能够赚钱”。他对追求这个目标有耐心。买下第一艘船以后，包玉刚马上把它租给了日本山下汽船公司，租期只有几个月。

1956年，随着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政府遂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派遣军队占领了运河的两端，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尤其是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船只不得通过。

苏伊士运河是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主要国际海运航道，每年承担着全世界14％的海运贸易，在国际航运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意义。它的关闭，对于世界航运业来说，无疑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而这时，包玉刚与日本山下汽船公司的租约正好到期，日本由于不是埃及的友好国家，山下汽船公司不得不付出比原来高几倍的租金，包玉刚才同意与他们续了约。包玉刚拿到这笔租金，继续购买旧船。

当时香港和国际上普遍实行按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即短期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然而在动荡不定、战火弥漫的时刻，要想用一艘只有820吨位的船去赚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好多船主更是坐地起价，提高短期租金。这样不但收费额度高，而且可以随时提高运费。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的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但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冷静地分析了国际上变化多端的情况，毅然采用低租金长合同的稳定经营方针。他避免冒险单程包租，却以近3／4的船只，承接利润较低但较为安全的几年期的定期包租。

放着短期高价不租，却用长期的租约把自己捆死，而且租金标准还低了很多，任凭谁也想不出他到底搭错了哪根筋？

好多的行家对包玉刚这种放着高价不租，却用几年的租约把自己捆死的笨办法嗤之以鼻，更有人笑包玉刚是傻瓜，有人当众说包玉刚是一个外行，不能算真正的船家，只能算是一个“专门做航运生意的银行家”。

包玉刚却认为，长期租约主要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收入稳定、降低风险；其二是可以取得银行的信用保证。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看法是正确的。

包玉刚的这一方针为包氏打开了经营的门路，用户纷纷上门，向他租船，形势喜人，却也逼着他进一步发展船队。包玉刚果断地决定利用银行的作用，再次借债买船。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包玉刚已拥有7艘货船，并把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这期间，包玉刚的主要经营伙伴是日本的货运公司和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身体力行诚信为本

包玉刚决定搞航运以后，就立即埋头钻研船务。他买了大量关于航运、船舶方面的书籍，每天攻读到深夜；他经常去拜访董浩云等航运业的前辈，虚心向他们请教；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参观别人的船厂，向懂行的每一个人请教。

包玉刚说：“我非常欣赏香港人讲的一句话：‘力不到不为财。’用我们中国的古语来说，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的人一遇见困难，便说‘哦哦，对不起，我做不来’而放弃了。我不是那种人。我一打定主意认为那件事情对我有益处，我就做。”

包玉刚初涉航运业的时候，被行家们讽刺为“是一个连左舷和右舷都分不清的家伙”。

但到了1961年，当包玉刚购买他的第一艘万吨级货轮时，已经对造船学和机械工程了如指掌了。那时他再参加同行的聚会和公司的会议，许多专家都为他对航运业的熟悉和对船舶技术的精通而震惊。

几年奋斗之后，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拥有了40艘二手船。

这时，作为环球集团主席的包玉刚，立刻决定：每天为其在世界各地航行的船队召开技术会议。通过电报，各地的船只把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报告给总部，公司总部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如意外造成时间延误、水手发生不幸事故、机器出现故障、码头泊位不足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等情况。如果航船出现问题，公司就可以准确知道船的方位，及时派人飞往离船最近的港口处理。

在技术会议上，包玉刚与公司人员一起分析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也为日后购买新船积累了宝贵经验。

每次购来新船，包玉刚都会请来工程师，他与大家一起进船舱、上甲板、爬舷梯，仔细检查船的构造和机器的运转情况，并且经常跟随新买的船试航。

大多数商业领袖都会指派受过彻底训练，对业务极熟练，而且完全可靠的人员去管理工厂或主持公司。包玉刚对于船只安全和船员训练都极为重视。集团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所有船只上，都经常举行安全事务会议，讨论、估计并纠正船只航行中所注意到能引起大小意外事件的种种人事及设备缺点，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油轮船长专门负责船只的安全部门，凡是有关安全的资料和行动都由他统筹处理。

当时，招聘海员的机构叫“荐船馆”，但船员的聘用权掌握在船公司人事经理手中。于是，人事经理同荐船馆往往是内外勾结，利用手上的职权来充实自己的口袋，他们规定不论新职员还是旧职员，若想受聘，必须把头3个月的薪水，纳为荐用费，才能签到一张一年甚至是半年的合约。

这些船员在岸上受荐船馆的严重剥削，在船上工作又低微，因此士气极低，平时不是借酒消愁就是赌博度日。包玉刚意识到，这样的老弱残兵难以担当起他发展航运事业的大任。

196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海训练学校，用以自行培养人才、训练“新军”。

这所学校是免费提供训练的，但学成之后要签一份3年期的服务合约，约满后即可去留悉听尊便。

包玉刚亲自负责训练、培养航海人员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这是一桩很艰难的工作。包玉刚竭力训导海员，尤其是香港环球航海训练学校的学生，了解船只与货物可能遭遇的危险，并向他们灌输对自己的能力与工作感到自豪的观念。

包玉刚同所有雇员都经常保持个人接触，关心他们的福利、安全及前途，他认为，这即使不是所有主管人最主要的一个成功条件，至少也是船东极重要的一个成功条件。

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方面，包玉刚颇费心思。他决定尽量避免枯燥无用的理论，而重视实际操作，他经常分析船队遇到的问题，以便确定为船员开设些什么课程。

有一次，有一艘船的冷藏库在新加坡出了毛病，送去修理，这时，离交货期已近，若延误行期，将损失惨重。

包玉刚决定，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带上足够的冰以完成航行，交货后再修理冷库。

又有一次，一艘新的运矿船进行首次航行时，遇到了台风，造成搁浅并损坏严重。事后包玉刚发现，这场台风是有预告的，这艘船完全有可能避开这场台风，事先驶入避风港。

包玉刚找来这艘船的船长进行问话，发现他在航行前对船上的设备及当时的气候环境一无所知，于是，这个人被解雇。

包玉刚认为，一艘船的费用固然昂贵，船上所装的货物价值也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如果没有经验，就会出现危险，因此，超级油轮上的新船长都必须经过专家的严格训练。

1965年至1982年间，环球航海训练学校共为环球公司培训了1700名行政人员、水手和工程师。这些人才，对香港航运业的繁荣以及香港成为世界第一货柜港，有一定功劳。

不少人认为，包玉刚的环球船运集团有限公司，如果不是很早就办了一个培训学校，培养出大批有学识、有技能、有士气和有归属感的“子弟兵”，则很难想象在1983年波斯湾战争时期，公司的船员能够驾驶三四十万吨的海上长城式的巨型油轮，在硝烟弥漫中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有一年冬天，一艘新船航行到日本长崎的途中，主机发生严重故障。轮船向长崎方面造船厂发出呼救信号，以便一驶入长崎港口即可进行紧急修理。

包玉刚一接到消息，立即由香港飞到日本，视察修理工作。

飞机一到长崎，包玉刚不顾海上恶劣的天气，冒着海上猛烈刺骨的寒风，登上快艇前往海上。冰冷的滔天海浪溅到他的身上，就如一把把冰刀刺来。

一连几天，包玉刚就在漂摇不定的轮船上跟着大家一起修理，累得几乎都要散架了。

修理完毕后，包玉刚随船出港，亲眼看见一切没有问题了，才离开该船改搭领港船返回长崎。夜晚海面风浪汹涌，又值严冬，寒冷无比，领港船是艘竹篷小船，舱内烧着炭盆，直冒黑烟，包玉刚很有顾虑，不敢入舱，始终站在舱外，唯恐出事。

从那以后，包玉刚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于是他又多了一个运动习惯——冬泳。

数星期后，那艘船向公司呈报添置一套新碗碟的账单。包玉刚查询原因时，船长解释说原来的碗碟太破旧，船东在船上不便使用，因此竟把全部碗碟都换了新的。

包玉刚吩咐，对船上损耗品定期核查，及时更换。必要支出一定支出，但要有责任制，不能无原则地投入。

包玉刚还特别重视控制成本和费用开支，他一直坚持不让他的船长浪费公司的一分钱，他总是说：“不要跟那些毫无计划花费的人一起休息。”为此，水手们总是形容包玉刚是一个“十分讨厌浪费的人”。

包玉刚认为，商业机构如欲成功，必须控制成本。在航运业方面船东控制开支的能力更直接关系到他的竞争能力，因此，节省船只开支费用极为重要。

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别船东不能左右世界航运市场，因此必须设法控制开支以确保预算的收入。长期租赁船只更应注意控制航行开支；第二，船只在航行中可能需要极多额外的开支，因为它航行全世界，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意外，需要修理、保养、补充用品。

按照定期租船合约，租户有权向船东要求赔偿因船只不能履行租约中所载明船航速度及用油限额规定而导致的损失。这会影响船东预期所得的收入。因为如果赔偿要求事件发生太多，船东在市场上的信誉会受影响，从而减少他将来扩展业务的机会。

包玉刚给手下的高级职员的办事指示，都用手写的纸条来传达，那些纸条也都是纸质粗劣的簿纸，而且条子的大小以字的多少撕成一张张小条，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也可以传达包玉刚的三四个“最高指示”。

包玉刚一天工作最少12小时，此外，他还抽出一些时间看书学习、锻炼身体。

包玉刚有句名言：“在国际社会里，生活方式、行动和从前不一样，在商业道德上，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有信用才行，这里面关系很大。”

由此可见，包玉刚对信誉的重视及信誉对企业经营的重要。好的信誉，就是财富。

包玉刚也承认：“我的信誉有着良好的记录。”他把信誉比喻成“签订在心上的合同”。他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撕不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

包玉刚始终恪守信用，从不开空头支票，良好的经营信誉，奠定了他事业成功的基础。

包玉刚以恪守信用为做人准则，因而对那些背信弃义、不守信用的人疾恶如仇，即使头顶香炉跪在他面前哀求，他也绝不宽容，绝不同情。

在他经营航运开始的几年，手中的船并不多。有一次，他看在一位朋友分上，把其中一艘船租给了一个港商，是6个月的短期合约。

在与这个港商签约前，包玉刚已对这个港商进行了详细了解，他听说此人是一个投机商人，名声不太好。只是碍于朋友面子，加上港商不逾期，他才勉强同意短期租借。

然而，租约到期之日，正值苏伊士运河关闭，运费飞涨，那个港商见有利可图，便千方百计以种种理由留住船只，到期也不退回，并且想继续租用包氏的低租货船，除了主动把租金提高了一倍，还以现金预付1／3费用。

但包玉刚对此人的行径极为不满，坚决拒绝续租请求，他说：“你把租金提高10倍也不会租给你了。”却把船以相对偏低的租金与日本一家信誉好的公司签了长约。

在金钱与信誉的天平上，包玉刚选择了信誉。

事实证明，包玉刚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埃以战争结束，关闭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运费突然暴跌，那个冒险投机家宣告破产，而那些租船的船东也蒙受很大损失，有的也跟着破产了。因为包玉刚与日本租户签订的是长期合同，从而避过了一场灾难。

包玉刚事后总结说：“你老老实实做生意、讲实话，干事规规矩矩，别人对你就有信心。”

策略营销吸引油商

在20世纪50年代，包玉刚所经营的都是散装货轮，吨位小，加上低租金，赚钱不多，发展不快。几年过去了，他仍是航运界默默无闻的小辈。

1967年以后，由于欧美工业蓬勃发展，各国竞相争取能源，中东石油运输需求大增。

包玉刚敏锐地发觉，这是一个发展航运的大好时机，于是决定开始购买油轮，面向世界。由于资金有限，包玉刚开始只买了4艘小油轮。

可包玉刚这时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欧美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租户对华人船东的船只都不屑一顾。认为中国人的船只年代久、管理差、技术状态不好，而包玉刚出道时间短，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十分陌生，对他的船队一无所知。这些公司老板只相信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挪威船王尼亚科斯。

包玉刚对此非常焦急，两道浓眉拧成一个疙瘩。这是西方人的一种浅薄的偏见。他决心要破除这种人为构筑起来的偏见，打开僵局，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包玉刚开始四处出击，遍访各家欧美石油公司，一一游说，许诺作保：如不能保质保量按时地把油运到卸货港口，自愿接受加倍罚款，赔偿损失。

但欧美石油公司的老板们还是抱不信任态度，向他摇头。

有一次，包玉刚找到蚬壳公司，生意虽然没有谈成，但包玉刚的气魄和胆量、见识却给蚬壳公司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蚬壳公司也没有把路堵死，而是告诉他：等他的船有了眉目再来洽谈。

其中一位业务人员，被包玉刚的诚恳态度和流利的英语所感动，建议他找美国的ESSO石油公司谈谈。

这天，包玉刚去面见ESSO石油公司负责人。ESSO石油公司租船部经理戴维纽顿一见到包玉刚的东方面孔，就傲慢地问：“啊，你是谁？”

包玉刚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是香港来的，我计划向您的石油公司提供4艘小油轮，是15000吨和16000吨的小油船。你们是否需要？”

戴维纽顿或许为包玉刚的胆量和气魄所动，接着在与包玉刚交谈下，又发现了包玉刚的见识不凡，他微笑着说：“但是，我看不到很低的租价？”

包玉刚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立即回答：“好，我可以提供很低的租价。”

戴维纽顿被包玉刚的诚意打动了，他说：“包先生，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用你们的船试一次。”他又重复了一遍：“就试一次哦！”

包玉刚微笑不语，心里想：“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他不再说话，他知道，跟欧美人打交道，要用行动来取得信任。当他们不了解你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小心，不会轻易相信你，一旦你作出成绩，让他们满意了，马上就会与你成为合作伙伴。

包玉刚亲自上阵，率领4艘小型油轮漂洋过海，往返运货。小型油轮运载量小，自然比不上大油轮。但它的船速快，进港、靠岸比大油轮灵活，对于能源急需的国家来说，石油早一天运到，早一天投入使用，就能赚大钱。

对这一点，包玉刚心里十分清楚。

包玉刚也知道，这次为美国ESSO石油公司运油成功与否，不仅关系他的船队能否在海上航行，也关系到整个在港中国船队能否在国际航运界立住脚。他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次运油的合作与信誉。

包玉刚以宁波人的精明，严密计算，统筹安排，精确无误地核定出小型油轮运送的日期，夜以继日地直接组织、调度人员，亲自监督船队装油起航。

一番心血终于没有白费，4艘油轮按照合同，提前几个小时完成这次运油任务。无论是运输速度、装卸质量、安全保障等方面，都使美国ESSO石油公司十分满意。

戴维纽顿非常高兴，向包玉刚伸出双手，激动地叫喊着：“OK！OK！包，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非常成功，今后我们可以经常合作。”

他两手用劲儿抓着包玉刚的肩胛，仿佛要把他悬空拎起来，“中国船队，棒！”

戴维纽顿是个讲交情的人。为了感谢包玉刚及时把石油运到，他特地在纽约举行酒会答谢，高度赞扬中国船东恪守信用和卓越的管理技能。

这次为美国ESSO石油公司成功运油，为包氏环球公司在世界油轮业务方面打开了一条出路，并且为香港的华人船东赢得信誉做了开路先锋。包氏环球公司从此跻身国际航运界，船队有了迅速的发展，由7艘发展至20多艘。

巧借外力发展船队

包玉刚的航运事业在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向前发展着。公司业务越来越多，必须扩展船队规模了！

以包玉刚当时的财产，当然不止100万美元，但是，他的财产大部分属于固定资产，而且以低廉租金租了出去。就算拿100万美元流动资金买一艘大船，一则比较困难，二则划不来。包玉刚想到向银行借贷来发展自己的船队。

在商品经济社会，银行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放贷，银行是企业的最大输血机构。不少公司就是靠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不过，向银行借贷必须要有信誉好的有钱人作担保。

包玉刚的船队要迅猛发展，除了善于抓住机遇，诚信经营外，还在于他要巧妙地借助银行的力量，借鸡生蛋。但是，向银行借钱，找谁当担保人呢？在这里，银行更多的是看重钱，而不是人。

包玉刚苦苦地思索着：“如果我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证明有偿还这笔债务的能力，那么这样东西可以作为我的担保。”

包玉刚脑海中灵光一闪：“对，找日本银行给我开一张信用卡作为担保！”

自包玉刚把他手里的一艘船租给了日本的山下汽船公司之后，他便和日本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且，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尽快恢复国力，从工商业入手，向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大开方便之门，为了鼓励外商到日本做生意，日本银行提供给外商的贷款利息要比提供给本国人的低得多。

包玉刚接下来又考虑：“但是，找哪家银行借钱呢？”

包玉刚权衡了汇丰、渣打、有利三家银行，决定找汇丰银行。原因有两条：一是自己的船队中有一艘是抵押给汇丰银行的，可说有业务往来；二是自己与汇丰银行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打过交道，又在高尔夫球场经常见面，算得上有些交情。

1961年，包玉刚与桑达士约好在香港会所蓝厅见面。

见面寒暄过后，包玉刚指着墙上一幅画问桑达士：“桑达士先生，你们英国在世界上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你知道主要靠的是什么吗？”

桑达士顺着包玉刚的手指望去。那幅画上描绘的是早年英国商船停泊在维多利亚港上的情景。

桑达士不知道包玉刚这样问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了一下，反问包玉刚：“我想是因为有坚固的船只和威力无穷的大炮，你说呢？”

包玉刚点了点头，然后说：“嗯，最重要的是坚固的船只。不过时代变化很快，当前日本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而一蹶不振，而是痛定思痛，奋起直追，现在他们造出来的船，已经不亚于欧洲的了。”

桑达士有些不服气地争辩说：“但日本的造船技术毕竟是从欧洲学去的，要说起经验和技术来，他们只能算是小学生。”

包玉刚看着桑达士着急的样子，微微一笑，他接着说：“桑达士先生，您不要着急，听我慢慢分析。目前日本船的设备、性能的确已经达到了欧洲的水平，但是他们的售价却比欧洲的要便宜1／3，而且日本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造船商承诺负责保养期间的一切费用，他们卖出去的船，无论在什么地方抛锚或者机器出了故障，他们都会立即派出工程师乘飞机前去维修，并承担一切费用。另外，他们是等船造好了送到买主手上之后再收钱。日本人这种经营手段对船主太有吸引力了。”

说到这里，包玉刚喝了口茶，并留意一下桑达士的反应。桑达士认真地听着包玉刚的分析，他示意包玉刚继续讲下去。

包玉刚接着说：“日本人虽然在造船水平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他们却并不想拥有船队，主要是因为他们资金方面的困难。另外，他们如果有了自己的船队，那就要挂日本国旗，雇日本船员，日本国的员工工资比香港的员工工资要高3倍，所以他们宁愿租船用。”

桑达士问：“这就是你这么多年一直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原因？”

包玉刚微笑着点了点头：“是啊！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国家，在国际上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您不否认这一点吧？”

桑达士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包玉刚继续说：“所以这几个国家搞航运的话，就会在世界上受到很多限制。而在香港搞航运，有利因素就太多了。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任何国籍的轮船，都可以进来，同样，只要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可以拥有任何国籍的轮船……”

桑达士对包玉刚的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包玉刚对事物的精确判断而心生敬意。

这时包玉刚才亮出自己的想法：“桑达士先生，我已经和日本一家造船公司谈妥了，我准备订一艘新船，排水量为7200吨，可能需要100万美元。等我买下之后，我再把船租给他们。租期5年，第一年租金是75万美元。”

桑达士有些明白包玉刚转了一个大弯的原因了：“你是想从我们银行贷款？”

包玉刚说：“对。”

桑达士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虽然第一年的租金有75万美元，但是各种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这艘船的成本就需要10来年才能收得回来。如果借钱给包玉刚，那银行就需要承担长时间的风险。

桑达士低着头沉吟了一会儿，为难地对包玉刚说：“包先生，对于航运业，我们银行一向比较谨慎，银行贷款的规矩，包先生你是清楚的……”

看来还是这个理由嘛！包玉刚心里有了底。

包玉刚说：“你是说让我去找一位可靠的担保人，对吧？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开出信用卡，汇丰银行是否愿意借钱给我？”

银行能开信用卡，就证明租约保障没有问题。包玉刚如果能拿出一张信用卡，不就和找到一个可靠的担保人一样吗？对于这点，桑达士心里明白得很，他也很清楚，包玉刚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桑达士想：“与其让他喋喋不休地纠缠下去，不如就先答应他，反正他也未必有能耐拿到日本银行的信用卡。”

想到这里，桑达士爽快地对包玉刚说：“包先生，只要你拿来信用卡，我马上给你贷款。”

包玉刚眼前一亮：“此话当真？”

“君无戏言。”桑达士得意扬扬地使用了一个他新学的中国成语。

包玉刚告别桑达士出来之后，马上订了一张飞往日本的机票，他飞到日本，一下飞机，就径直去拜见租户的总经理，向他说了自己的构想。

对方一张口就是一连串“叽里呱啦”的日语，包玉刚听得是一头雾水，十分后悔匆忙之中没有带一位翻译。不过，语言沟通上的困难是难不倒包玉刚的。想当年，包玉刚小学毕业便只身前往汉口，在那里他不是很快就攻破了语言关吗？后来举家前往香港，他也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粤语不比外国话好懂，可他仍然很快就跨越了这道障碍。

因为之前和日本有过几笔生意往来，包玉刚专门请了一位日语教师，每周都上几个小时的课，从不间断，现在，他也可以粗略地听懂一些日语，只是对方的语速有点快，他还不是特别适应。于是，包玉刚使出了浑身解数，英语、日语交错使用，终于让对方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包玉刚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向来以狡猾、精明闻名的日本商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答应包玉刚的请求呢？对方只是表示明白，但并没有点头应允。

包玉刚是何等聪明，岂有不明白之理？对方无非想要自己再给予一些优惠条件。他索性豁出去了，当下保证，如果自己的船在海上出了事，他会把保险金赔偿全部都给对方，自己一分不留。

谁都知道大海变幻莫测、风浪无情，充满凶险，因此，海运保险保费十分昂贵，万一出了意外，投保人将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赔偿金。对包玉刚来说，如果放弃这笔保险赔偿金，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不过，既然他能许这个诺，也说明他的确是有诚意的，于是精明的日本客户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带包玉刚去找他们的银行经理。三方进一步商议之后，最后，包玉刚终于如愿以偿，拿到那张帮助他踏上船王之路的银行信用卡。

当包玉刚拿着这张银行信用卡，走进汇丰银行桑达士办公室时，那位金发碧眼的英国绅士惊奇地睁大眼睛，仿佛不相信这是事实。一个毫无背景、航运经验不算丰富的中国人，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天里，拿到一张货真价实的由日本银行开出来的信用卡，这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现在却真的变成了现实，惊讶之余，桑达士再次被这位中国商人的非凡能力所深深折服。

做银行的最讲“信”字，由于自己说过“君无戏言”的君子协定，桑达士并不食言，立即给包玉刚贷了款。包玉刚通过这种借鸡生蛋的办法，开始建立自己的海上王国。

桑达士因支持包玉刚搞航运，开创了银行涉足海运的先河，1962年被提升为汇丰银行的首脑。两年后，桑达士更是与包玉刚携手合作，由汇丰银行投资环球航运。

1971年，包玉刚接受汇丰银行邀请，加入其董事会，从而成为进入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20世纪7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渐渐超过了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纳包玉刚的“投资多样化”的建议，走国际化路线。事实证明，汇丰的路子走对了。

从此以后，包玉刚、桑达士、汇丰三者之间便建立了无法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汇丰既然已参股到包玉刚的环球航运，势必不会让它垮台，而包玉刚凭借汇丰的雄厚财势，在航运界大展拳脚。

包玉刚通过银行贷款，在二手货轮市场上大量购买船只，短短几年内，就拥有了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从此，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资金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包玉刚初涉航运界的时候，由于资金的关系，购置的都是一些旧货船，船龄也较长。就在包玉刚为旧船经常需要修理，给资金和经营管理造成不小的浪费和困难而烦恼不已的时候，恰逢日本政府着手复兴本国的造船业，国外企业向日本船厂订购船只，可享受低息贷款。有此机遇，包玉刚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便以较少的资金，淘汰旧船，更换新船。

1962年11月，包玉刚订购的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在日本船坞下水，标志着船队更新换旧的开始。

在此之后，汇丰银行又和包玉刚合作，成立了“环球航运投资有限公司”，而包玉刚在汇丰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包玉刚更是荣任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成为汇丰银行历史上首位华人董事，同时也是亚洲的第一人。

从1962年的第一艘新船下海开始，包玉刚船队里的新船90％以上都是由日本造船厂造的。

1970年，航运业兴旺的时候，各国的船东都争相在日本造船。1971年，航运业情况不振时，船东们都不再惠顾日本船厂了，但包玉刚却在这时一连订了6艘巨型远洋货轮，总吨位超过150万吨。包玉刚也因此被日本的造船厂认作“最值得尊敬和最信任的主顾”，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再慢慢付款”！

另外，包玉刚订造的新船85％都是租给日本的航运公司，而日本的航运公司也认为租用环球公司的船只租金最低廉，信誉最可靠，因此，他们更乐于租用包玉刚的船只，而不是自己买新船，这似乎已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1972年，包玉刚在百慕大组建了“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中有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及环球航运集团，包玉刚出任董事会主席。

终成一代世界船王

包玉刚虽然拥有了规模不小的船队，但由于他一向低调做人，不事张扬，所以新闻界也不怎么炒作他。当时并没有人把“船王”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

当时世界公认的船王是希腊的奥纳西斯。

1968年，包玉刚见到了奥纳西斯。当时，包玉刚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了美国纽约，有位同行告诉他：“大名鼎鼎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也在纽约，你们不如见个面认识一下？”

包玉刚一向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他马上同意了。

62岁的奥纳西斯依然精力旺盛，喜欢喝“黑”牌威士忌，每天要抽60支香烟。

奥纳西斯见到名不见经传的包玉刚时，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刚入行的年轻船主，面带傲慢。这下激起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只是简单与奥纳西斯敷衍了几句，就与他不欢而散了。

1971年秋天，包玉刚来到英国，坐上了从伦敦前往普利茅斯的头等车厢。

坐了一会儿，同车厢的一位英国绅士麦理浩走到包玉刚面前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包玉刚的英文是相当流利的，因为他一有空就补习英文。他的老师是香港大学讲师白端讷。包玉刚请老师补习英文，并不是学什么生字和文法，而是学朗读，学习优美的发音。

闲聊中，麦理浩问起包玉刚从事什么职业。

包玉刚说：“职业嘛……我自己有一些船。”

英国是岛国，所有人对船似乎都有着很大的兴趣，麦理浩当然也不例外，他蛮有兴致地问包玉刚：“那您有多少艘船呢？”

包玉刚微笑着回答：“嗯，很多吧，七八十艘？具体多少艘我自己也记不清。”

麦理浩不相信地继续追问：“那有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先生那么多吗？”

包玉刚看着那位绅士：“嗯，大概奥纳西斯和尼亚哥斯的船加起来和我的差不多。”

麦理浩一下睁大了眼睛，他看了包玉刚好大一会儿，这才说出一句：“呀！原来真正的世界船王不在希腊，而是在香港！”

麦理浩把这次与包玉刚的对话传扬了出去，于是包玉刚便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称号。后来，麦理浩曾一度出任香港总督，他一直与包玉刚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1974年春天，奥纳西斯反过来登门拜访包玉刚来了。

当时包玉刚也是在纽约，奥纳西斯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包玉刚下榻的酒店，他怎么也想不到，已经成为船王的包玉刚却依然生活如此简朴，住在如此普通的酒店里。

东西方的两位船王一见面，当然包玉刚不计前嫌，仍然很礼貌地接待了奥纳西斯。

奥纳西斯坐下之后，闲聊了几句，就转入正题说：“包先生的为人诚信和做事勤勉，已经为世人所称道了，我和我女儿都十分敬仰您。”

包玉刚看着年近古稀的奥纳西斯，不知道他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谦虚地说：“您过奖了，当初您叱咤航运界、雄震一方时，我还是个无名小辈，我后来的成功也得益于向您的学习。”

奥纳西斯看着包玉刚，长叹一声：“后生可畏啊，可惜我唯一的希望——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他死去了。”

包玉刚深表同情地说：“我也听说了，您也别太过于难过了。”

奥纳西斯想了一下，有点为难地说：“包先生，您大概也听说过，奥纳西斯是个狂人。我这一生极少求人，但是今天我来见您，却是有一事相求。”

包玉刚早就想到奥纳西斯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听说过奥纳西斯没有说不出的话，没有办不到的事。如今见他如此低声下气地跟自己讲话，不由想到中国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包玉刚诚恳地对奥纳西斯说：“奥纳西斯先生，从年龄上说，我是您的晚辈；从行业上讲，您也是我的前辈。有什么事但讲无妨。”

奥纳西斯很欣赏地点点头，“亚历山大死得很惨，我有些心灰意冷了。而且我现在年龄已经这么大了，我想把生意交给我女儿克里斯蒂娜。不过她还小，我希望包先生能帮帮她。”

包玉刚惊奇地问：“我？您要我怎么帮她？”

奥纳西斯说：“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比如合资经营。”他看了一眼包玉刚，接着说：“或者就由你来代理你和我的船队……或者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也可以，只要能有利于克里斯蒂娜的成长。”

包玉刚听到这里，不由得暗暗地思索起来：“奥纳西斯的船队规模宏大、实力雄厚，如果我们两家强强联手，那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是包玉刚转念又一想：“但是，与奥纳西斯这种西方人在一起，大家处事作风和生活习惯都相差悬殊，而且我从来没与他合作过，将来是否能合作愉快呢？”

包玉刚同时想到：“而且，我在这种情况下答应奥纳西斯，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是乘人之危呢？希腊的另一位船王尼亚哥斯与奥纳西斯一直是死对头，我一旦与奥纳西斯合作，那势必等于是与尼亚哥斯为敌……一切还是谨慎为上。”

包玉刚把所有的利弊都分析了一遍，之后他婉转地对奥纳西斯说：“合资经营的内容太复杂，您突然之间提出来，我还没有仔细考虑周全，您给我一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吧！”

奥纳西斯听了包玉刚的话，大失所望，但又无可奈何，只好面带遗憾地告辞了。

第二天，奥纳西斯再次邀请包玉刚去他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堡酒店做客，包玉刚又礼貌地回绝了他。

虽然事情没有谈成，但奥纳西斯也对包玉刚敬佩三分，他曾经十分诚恳地对包玉刚说：“尽管我搞船队比你早，但和你比起来，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花生米。”

1975年，包玉刚的环球集团所属运油船和干货船达84艘，这离1955年一艘旧船起家时刚过了20年。

至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发展到200多艘，载重量达到2100万吨，被人们敬称为“海龙王”，成为世界船王之首。

包玉刚在航运界的声势越来越大，很快引起了本行业人士的注目，包玉刚更显示出他的大海一样博大的胸怀，他的人格魅力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受到世界各国政要的尊敬。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日本天皇，比利时国王，巴拿马、巴西的总统纷纷授予他勋章；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都曾接见过他，全世界的华人商家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获得如此高的、广泛的国际声誉的却只有包玉刚一人。

从这一点上可见包玉刚豁达的性格。认识包玉刚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笑声朗朗、随和、不拘小节的人，与人交往非常友善得体，所以包玉刚的朋友遍布天下，那些不曾与他谋面都深知其为人，对他尊敬的人士数以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