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效祖国

我很欣赏香港人讲的一句话：“力不到不为财。”通俗地说，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包玉刚

心系祖国参政议政

包玉刚在他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也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开始关心起政治来。本来从青少年的时候起，包玉刚就抱着一腔爱国之志，只是种种机缘，他被迫来到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但他对祖国一直都是心存热爱的。

由于包玉刚在国际航运中的地位，他受到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的关注和赞赏。

英国前首相希思曾特地邀请他到别墅赴宴，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就职典礼时，特邀包玉刚作为贵宾参加。他的电话可直通白宫，随时可与美国总统对话。

包玉刚经常向人宣传他的一个论点是：

他的成功离不开香港特殊的经济环境，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内地的支持。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只有中国强大，才能在国外感到光荣与自信。

因此，包玉刚虽然长期在海上经营他的航运王国，可他对国内风云始终关注着。

多年来，随着包玉刚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交友范围也涉及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有时他的影响力实际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政界人物。早在1978年，包玉刚赶往北京会见了国家领导人，从他回到香港后，包玉刚在多个场合讲话时，都谈到对香港前途的信心。

1981年5月12日，包玉刚在与父亲包兆龙去北京之前，他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讲话。一开始，包玉刚就直截了当地说：“由于1997年越来越近，有关在香港投资的问题最近就不断惹起讨论。尽管中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声明，但仍然有不少人关心香港的前途问题和对要求有关当局作出正式保证施加压力。我个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通过言谈和行动上的重复强调，已尽了很大努力，虽然在与条约有关的严格法律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但那并不致影响香港现时和1997年后的实际地位。”

这段话，表达了包玉刚对香港前途的乐观，他认为：“不必担忧香港前途，不必为租约问题过分忧虑……由于部分人士急欲要求看到香港问题的正式解决，我相信是可以找出一些方法去克服这些看来是棘手的，我却以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分歧问题，或者由双方作出法理上的认同表示。如果可以那样做的话，当然最好不过，但我个人对两国政府最近就保持香港的现状所表示的关注和兴趣，已经非常满意。我还相信，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为一个16年后的日子过分忧虑。”

包玉刚向大家提议：“请诸位最好改变一下思想习惯，接受今天的现状，不再对1997年问题无谓地担忧。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维持香港的现状，同时激发起传统上对这个地方的信心，这又可反过来帮助香港对中国提供利益，从而更能保证香港的前途。”

说到这里，包玉刚突然间心情激动起来，他放下酒杯，走到一个高台上，朗诵起了中国诗人艾青写的题为《香港》的诗句：

像捅开了一个蚂蚁窝，

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

众多的高层建筑，

重重叠叠地矗立着；

好像有炉火在烤灼，

炎热得喘不过气；

好像搅拌机在操作，

喧闹得令人不安；

拥挤得出奇！

但是，

在房子与房子的空隙处，

可以看见群山，

阳光照耀着山上的房子，

上空飞架着桥梁，

穿越云间的电缆，

把游客送上太平山，

而寻找欢乐的人们，

熙熙攘攘在海洋公园，

这儿原是一片海滩，

有月光下的幽静，

渔民的小船，

停泊在芦苇丛里，

忽然被选中了，

成了进攻的堡垒，

于是，像奇迹似的，

出现了这个奇异的城市……

我要赞美的，

光芒四射的，

花一般的港湾，

几百万同胞生活在这里，

工作和奋斗在这里；

你是祖国进出口的渠道；

你是货物交流的场所；

你是友好往来的纽带；

你是走向五洲四海的桥梁；

多少年来，你为祖国，

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

这个时候，包玉刚完全没有一点商人的样子，反而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和热情洋溢的演讲家。以至于在后来，有评论认为：包玉刚在判断时局和香港前景时，艾青的诗起了重要作用。

朗诵完那首感情饱满的《香港》，包玉刚接着说：“这首诗给我的信心比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论文、论证的一些结论大。那么《人民日报》上发出了一些信号，香港还是有用的，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离不开香港，同时香港也离不开中国，也离不开祖国。

“坦白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以诗句为其他地方作出同样的感情流露，以表达我们对保持现状能带来好处的感受。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这些诗句比大量的数字、专家的分析或外交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更具保证的意义。

“4月8日，一家本地报章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剃刀边缘上的一个舒适座位》。它指出我们部分的成功，可能应该归功于香港的现状仍悬而未决这个事实——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冒险和赌博，香港也就成为一个更快获利和更可取的投资地方。由于我为人谨慎，对上述的看法就不敢苟同，但我以为我也宁愿坐在一张不舒适的沙发椅上——由于不舒适因此我不会自满自得，但那张椅最低限度要够阔和够舒服，使我坐下时不致受伤，令我感到如坐在家中。”

随后，包玉刚目光变得深远，他不由向人们回顾起香港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在香港经历了很多变迁——由最初香港只是一个颇为浪漫但艰辛的帝国前哨站，之后又成为许多被迫逃来的人士暂时栖居以待逃往其他乐园的火车站。

“今日的香港已经不同了——它已经成为过去30年来流入香港数以百万计移民的一个真正家园和基地；他们的子女也愿意留下来，或者出洋留学之后，很高兴回来谋生。香港今日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轻易媲美的。虽然我们都喜欢慨叹香港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但我们必须承认，作为补偿，香港又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抚今追昔，包玉刚又以自身的经历，来证明香港是充满前途的。他说：“尽管很多人谈及1997年后香港仍然会生存下去，但最能反映大众感受的，却是在香港的投资不断增加。有关这方面，我想你们其中必然有人会对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感兴趣。

“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因此，假如香港的纺织、船务或者银行界收购其他地方的资产或企业，那也只不过反映了香港的经济力，以及我们已经进入了跨国企业的行列。”

最后，包玉刚条分缕析，向在座的人再次强调他对香港的坚定信念：

“我以为香港可以担当的角色，远超未来的16年之外，当然我们大家都要明白到自己的责任，努力去维持本港的进步、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我相信杰出和明智的香港政府会采纳实际和自由的经济政策，并且继续了解到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居民的需要。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尽力学习香港的例子。虽然我知道导致香港成功的因素不容易全部移植，但他们起码可以学习部分香港成功的因素。因此，我相信透过在已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收购和参与，香港的利益可以扩展至国际，而如果有任何障碍的话，我们会尽力把它扫除。

“最后，我也深信航运自由的逻辑，甚至今天的批评者，将来最终也会接纳。”

包玉刚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慷慨陈词，使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他另眼相看，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高层与包玉刚之间就有了更密切接触。

包玉刚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获国家领导人接见次数最多的人士。他和国家领导人不仅接触频繁，而且相交甚深，成为挚友。

在香港会德丰大厦18层，环球集团总部包玉刚的会客室，在整个一面墙上，主人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

很多人对包玉刚与世界上这么多的大人物成为好朋友感到羡慕和费解。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包玉刚一语道破天机：“你和大人物接触，人家的情形你要了解，谈的时候，就可以有话题。当然，自己不能卑下；也不能太轻浮，令人讨厌。这样的原则，我相信是对的。而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立场弄清楚，一切有分寸，别人自然就会对你客气了。”

为香港回归出钱出力

包玉刚为了香港的明天，为了祖国的建设，不惜出钱出力，并乐此不疲，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种信念而活。为了香港，为了祖国，我义不容辞！”

由于包玉刚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他与英国方面的良好关系，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他在香港回归中的作用，包玉刚的频频来访成了中国政府了解香港情况和外界信息的一条重要途径。

包玉刚与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次到伦敦期间，都会与这位铁娘子共进午餐及会谈。

当年，撒切尔夫人还没当首相时，包玉刚便已经和她的先生是高尔夫球场上结识的好朋友，只要去英国，他们总会相约见面；而在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包玉刚也无须通过外交途径，就可以直接拜访首相夫妇。

有一次，包玉刚带着自己的大女儿陪庆去见撒切尔夫人。包玉刚带了一盒礼物，对撒切尔夫人说：“夫人，我送给你一份圣诞节的礼物。”

撒切尔夫人说：“不，不！我们做官的是不可以接受礼物的。”

包玉刚神秘地说：“夫人，您先不要拒绝，您打开，打开看看这是什么。”

撒切尔夫人打开盒子，发现里面原来是一条普通的跳绳。

撒切尔夫人好奇地问包玉刚为什么会送自己这样一个特别的礼物。

包玉刚说：“送给您绳子，是希望您每天都能锻炼身体。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跳绳，而且，跳绳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用这种绳子跳，您可以跳得很快。”

他这么一解释，撒切尔夫人笑了。

看到这位尊贵的夫人笑了，包玉刚这才说出了自己要送的真正的圣诞礼物。他说：“我今天真正的圣诞礼物是向英国的‘哈兰德与沃尔夫船厂’订了一条轮船，已经谈妥签约。一年后，请您主持下水仪式，为它命名，祝福此船。”

当时的包玉刚素有航运界风向标之称。其他船东一旦得知他在英国造船厂订了船，就会纷纷效仿，从而带动已经僵化的英国造船业。不过包玉刚也直言：“订这条船，完全是为了首相您呀！我手里拿着英国护照，也有一份责任。但首相您要明白，这是我做的唯一一笔亏本生意，船只造价的确比在日本高，时间又长，等于少做了12个月的生意呢。”

撒切尔夫人又高兴又感动，欣然同意主持这艘船的下水仪式，而此时，包玉刚又说话了：“首相，另外有一个条件，我同时也在上海订了一条同类的船，请首相您明年主持英国的船下水之后，就到中国去主持那条姐妹船的下水仪式。”

其中，包玉刚是想这位首相能去上海，从一个非官方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来看中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前途在哪里，潜力在哪里。

此后，包玉刚还曾拜托美国总统里根，请他转赠撒切尔夫人一幅自己的书法，写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这样，包玉刚同时被中英两个政府所看重，不可避免地成为“和事佬”。包玉刚以爱国爱港的立场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于是，他经常奔波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繁接触、联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奔走于中英之间，穿针引线，传递信息，起到了他人力所难及的作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邬维庸就曾说过：“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以往一波三折，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起的作用往往超过10个人的意见。”

当时，许多人纷纷将资金外撤，逃离香港。作为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包玉刚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话，表明他对香港的巨大信心，他表示会变卖船只投资香港本土，在香港引起巨大震动。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过程中以及两国政府为香港问题进行的接触中，包玉刚扮演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角色。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中英双方曾数次举行高峰会议，讨论香港前途问题。其间，包玉刚应邀出任顾问一职。

当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包玉刚多次出面斡旋，他邀请撒切尔夫人以非官方形式访问上海，并且参观停泊在上海的船舶“世谊号”，这次事件使谈判出现了转机。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此后，不少港人曾一度为所谓的“前途问题”困扰，包玉刚却凭着对中国领导人的高度信赖，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地实施其“弃舟登陆”战略，频频重拳出击，在香港本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活动。

控股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投资香港电力公司和《南华早报》；参股英资国泰航空公司，控股香港电车公司及天星小轮公司等。

1982年9月份的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高峰会议，包玉刚是唯一的一位民间人士，但他代表着香港500万居民以及香港英资和华资企业集团的意愿。他的任务是“协助中英双方领导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包玉刚是担任顾问的适当人选。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正式确认：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性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国内地特别邀请了香港各界人士组成观礼团赴京观礼，包玉刚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签字仪式，成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接下来就要起草基本法。包玉刚当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

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筹备成立期间，包玉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工作热情，绝不亚于当年经营他的“海上王国”。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让更多的香港人有机会更广泛参与基本法的起草。

咨询委员会要开展活动，就必须有经费。据香港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回忆，在咨询委员会筹备酝酿过程中，包玉刚、李嘉诚、查济民等几位财力雄厚的企业家自愿负担，但不希望公布具体数字。后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首次筹集到的经费就达几千万港元，由此推算，这些富豪慷慨解囊，所出不菲。

经费有了保证，接下来就是会址问题了。包玉刚又是积极响应，提出把中环连卡佛大厦八楼的一整层让出来给咨询委员会作为办事处使用。

当时，正是包玉刚成功收购会德丰不久，连卡佛大厦是他旗下的新物业，地处黄金商业区的黄金地段，包玉刚毫不犹豫地把大厦的一整层让出来，足见其慷慨豪爽的海派作风。

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鲁平说：“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玉刚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包玉刚深受鼓舞。虽已年近70岁高龄，他还认真钻研《中英联合声明》内容，熟记其中的重要条文。

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记者对“出口成章”的包玉刚佩服得五体投地，戏称正因为包玉刚把《中英联合声明》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他才当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1987年4月中旬，包玉刚从北京返回香港，在向港人谈到此次国家领导人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精神时神采飞扬，说国家领导人重申“50年不变”。

包玉刚认为50年不变有两层含义：“一国两制”不会改变，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并且只有后一个“不变”，才能保证前一个“不变”。可见，船王对“一国两制”的理解相当到位。

在此期间，包玉刚不负国家的厚望，积极联络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献计献策，倾听各方意见，倾注了很大热情。

由于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香港回归中的独特作用，包玉刚一度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海外传媒把他与李嘉诚等一起列入“红色资本家”的名单。

捐资修建兆龙饭店

早在1978年，包玉刚见到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的时候，就表示要捐资修建北京的饭店和一些学校等。由于种种原因，包玉刚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应六机部部长柴树藩之请，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和航运合营等问题。

合营协议签订后，王震、谷牧等领导人会见了包玉刚。

会谈中，包玉刚再次表示愿意支持祖国的旅游事业。他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意无条件地捐赠1000万美元，在北京适当地点建一现代化规格的旅游饭店，我只有一个要求，为纪念我的爸爸，我爸爸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4月4日，包玉刚递交信不久，国家旅游总局就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捐赠旅游饭店和办公楼的请求报告》，就占地、贷款、进口材料和设备免税等问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和意见。

国家旅游总局领导层的态度也十分一致：包玉刚捐资办饭店的举动，不但有利于缓和北京市旅游饭店紧张的局面，更对吸引侨资进入中国，起了一个榜样作用。

4月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旅游总局的报告。但是，接下来却再无进展，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因此，包玉刚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硬是没有人敢接。包玉刚打电话给卢绪章，卢绪章第一个想到的人是廖承志。

于是，卢绪章以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名义，给邓小平同志写了封信，如实报告了包玉刚的希望和要求，也如实报告了如今遇到的问题。

信由廖承志亲自送交。

此后，事情的进展便一帆风顺了。旅游总局在东城区工人体育场路找了10亩地。这里属三环路附近，距北京机场也不远，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1981年1月，包玉刚在广州与柴树藩商谈合作时，又表示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000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唯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包玉刚在电话中对卢绪章说：“只要北京定下饭店的地点，随便请哪位国家领导人出面，我立即陪同父亲去北京，把饭店和上海交大图书馆的捐资，共计2000万美元的支票，一起交给国家。”

卢绪章爽快地答应了。

1981年7月3日，为了参加兆龙饭店的捐赠和奠基仪式，包玉刚夫妇决定陪同父亲包兆龙及带全家人，包括陪容、陪丽及孙子孙女一行9人，先去北京，然后再去上海。让已多年没回内地的86岁的包兆龙重返上海看看故居，也了解一下交通大学图书馆的设计情况。

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6日邓小平接见包兆龙、包玉刚父子，他亲手接过包玉刚的面值1000万美元建造兆龙饭店的支票和1000万美元建造上海交大图书馆的支票，并为兆龙饭店题了名字。

1985年10月25日，兆龙饭店举行了落成典礼。

这一天，对包玉刚来说是一生中最为激动的一天。

荣归故里创办大学

早已登上“世界船王”宝座的包玉刚多年来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在他的观念中，不管他本人地位如何显赫、如何风光、如何“树高千丈”，但总归还是要叶落归根的。

1984年10月28日，包玉刚终于高兴地接受了宁波市政府的邀请，在卢绪章陪同下，踏上了阔别几十年的宁波故乡。

这一天，宁波大街上彩旗招展、欢声雷动，身穿节日盛装的孩子们挥舞着鲜花彩带，专业的乐队演奏着欢快的乐曲，大道上欢迎的人们翘首以待，终于迎来了一列贵宾车队。

阔别了40年，如今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而且受到了如此热情的礼遇，包玉刚心里万分激动：“虽然我1949年出走香港，1963年加入英籍，但这些都没有让我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炎黄子孙。”

陪同包玉刚回乡的，还有妻子黄秀英，大哥包玉书夫妇，妹妹丽菊、素菊，妹夫李伯忠，好朋友郑炜显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一行10多人，浙江省的有关领导、宁波市市长也出面接待，陪同参观访问。

家乡的一切都使包玉刚感到亲切，特别是碧波万顷的北仑港使一直纵横四海的包玉刚激动不已。他兴奋地说：“名不虚传！名不虚传！想不到我的家乡有这样一个好港口！建设起来，完全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荷兰鹿特丹港媲美。宁波有北仑港，阿拉宁波人得福了！”

第一天，包玉刚要回钟包村附近的神钟山去祭祖。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包玉刚接到仍在宁波的外甥的电话，外甥说：“早年间我们家祖坟因为在姚江大闸附近，后来建工厂就迁到了神钟山。政府把包家的祖坟修葺一新，希望您能回去祭祖！”

包玉刚听了不由热泪盈眶：“祖坟还在家乡，我的根还在家乡。好，我今年就回去！”

神钟山离宁波市也不远，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包玉刚来到山前，竟然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怎么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呢？”

包家的祖坟刚被重修过，而且通往坟地的路也修得相当不错。包玉刚心里十分感动。

包玉刚率领家族成员，列队来到祖父坟前，摆上水果美酒，点上香烛，按传统方式跪拜祭祖。

包玉刚双手扶着墓碑，不由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根，中华炎黄子孙最在乎的就是根系。我包玉刚身在海外，政府把我家的祖地迁到这个地势开阔、景色优美的地方，还重新修建一新，其诚可佩，其意可敬。我一定要倾力资助家乡建设。

第二天，包玉刚又带家族人员回到了钟包村。包玉刚看着曾经的石屋小村，现在已经是洋楼耸立，童年的那些回忆要到哪里去寻？当年与黄秀英的洞房花烛之夜的新房还在不在？

出乎意料，包家老屋都保存得好好的。包玉刚先来到“履安堂”，向祖先祈祷纳福，又与黄秀英走进了40多年前成亲时的新房。他发现，当年的摆设依然完好，就连结婚的用品也一件件原封未动。

包玉刚与妻子相视无语，这一对花甲老人，眼前都仿佛浮现出新婚那一天的场景。黄秀英默默地走到梳妆台前，对着台上的大镜，眼前似乎又现出了当年花季少女的模样。

包玉刚走到黄秀英身后，把妻子揽进怀中，他们都沉浸在40多年相濡以沫、相知相爱的氛围之中。

随后的一天，包玉刚还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

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

据说，天一阁的创始人叫范钦，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传说，这位范钦生平酷爱读书，更喜藏书，在做官期间，每至一处，必便装出行，穿街过巷，去寻觅古书、孤本，搜集各地县志和地方志，闲时加以整理、补充，不断完善。

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他的藏书超过了7万册，不少文人墨客都来登门求教，以借书一睹为快。

范钦一生正直，看不惯官场腐败，后因与严嵩父子政见不合，辞官还乡，回到宁波建造了这座天一阁，潜心于书籍收藏和整理。

“天一阁”三字取意于汉代郑康成注《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其结构为楼上一间，楼下六间，别具特色。

范钦的余生在天一阁度过。至他去世时，天一阁藏书达20万册。他的后代恪守他的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量扩展至30多万册。

这一天，“天一阁”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来访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就特意将“天一阁”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谱》捧出给包先生看。这套线装古本的《包氏家谱》记录了包家绵延繁衍的根系。

包玉刚当即查看了《包氏家谱》，并顺着包氏绵延脉络查下去，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太祖父包奎祉居然是北宋著名清官包拯的后代。

可是，据说包拯老家在安徽合肥，他在汴梁做官，为何他的子孙会跑到江南宁波呢？据这本《包氏家谱》中记载：包拯有两子，长子包臆，幼子包授。

北宋末年，宋高宗在包授的六世孙包元吉的保驾下南逃，在临安建都，册封包元吉为翰林院待制。

南宋被元所灭，包元吉的孙子包荣当了元朝的廉访使。晚年告老辞官，从临安迁至四明。

包荣有两孙，即世懋和世忠，在元代至正年间，也就是1341年至1368年左右，包世懋官居定海学教谕，包世忠随兄定居定海横河堰。

至此，世居汴梁的包氏家族的其中一个分支便在江南宁波扎下根来，开枝散叶。到清朝光绪年间，包家出了一名读书人，他便是包玉刚的太祖父包奎祉。

如此推算，包玉刚便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

知道自己居然是北宋清官的后人，包玉刚高兴地呼喊起来：“原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啊！”

包玉刚下定了为家乡办些实事的决心，便问市长：“宁波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市长说：“宁波现在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地方培养建设人才很困难。”

包玉刚沉默不语，过后他对卢绪章说：“表哥，要实现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合格的人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宁波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人口与香港差不多，面积比香港大10倍，但没有综合性大学，这是以前我所没有想到的。我现在想帮助家乡办一所大学，你看怎样？”

卢绪章当即表示：“好啊，你的想法很好！”

第二天，宁波市委宴请包玉刚夫妇。席间包玉刚谈了两天来的观感。说：“宁波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不过宁波潜力还很大，特别是宁波港，如果能充分开发，我看宁波前景无量。”

市委书记说：“宁波被正式列入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市委、市政府专门做了部署。现在最紧缺的是资金和人才。我们诚心欢迎包先生能对宁波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包玉刚突然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并郑重地拉着市委书记的手宣布：“书记，我决定创办宁波大学！我出钞票2000万美元，你出地皮。”

包玉刚的这一决定，使在座的各位皆大欢喜，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庆贺。1984年12月19日，包玉刚与宁波市政府签约，兴建宁波大学。

在有关各方的支持、关怀下，宁波大学的筹建工作非常顺利。

在一次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包玉刚谈到了他对宁波大学的设想。他说：

宁波大学初期会以理工科为主。这主要是为了配合当前的需要，搞四化主要是依靠科技，所以准备先搞好理工科，学生毕业出来，可以为开发宁波作出贡献。

宁波是一个宝地，北仑港不会淤塞，又是一个深水不冻港，船舶位充足，每天吞吐量可达亿吨以上。而且北仑港的扩充潜力很大，将会是我国对海上贸易重要的港口之一。宁波还有轻、重工业，都需要人才。

宁波大学的设立，可以为解决人才问题而贡献力量……至于扩展为综合性大学，在后一阶段将逐渐促成。

1985年10月29日，举行了宁波大学奠基典礼。

包玉刚在奠基典礼上饱含深情地致辞：

这次回来，我们办了4件喜事：前些日子为北京兆龙饭店剪彩；前天为上海交通大学兆龙图书馆落成剪彩；昨天为家乡的兆龙学校落成剪彩；今天为宁波大学奠基。我们包家要为祖国、为家乡多作贡献。

1986年11月25日，包玉刚出席了宁波大学开学典礼。

宁波从此结束了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也圆了几代宁波人的大学梦。

拜师母建中兴中学

1984年10月，包玉刚回到故乡宁波钟包村祭祖，他从老宅出来之后，又去看了儿时就读的中兴小学。这座名噪一时的名校还完好地保存着。几乎是包玉刚读书时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回到家乡后，包玉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教育还比较落后。于是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振兴中国教育事业的责任。

包玉刚说：“一位教育家说过：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必然重视教育，否则只能叫作政客；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他必然致力于智力的投资，否则他只能成为过眼云烟的失败者。”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他虽然不是政治家，但却想成为一位实实在在的伟大的企业家。

包玉刚很重视教育，即使在初到香港的困难时期，他也把女儿送进了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女儿后来也全部都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大学学习，包玉刚深感欣慰。

包玉刚为什么热衷于在家乡办教育？叶澄衷是影响人之一。

近代宁波帮先驱叶澄衷先生在事业有成后，悟出了一条道理，他说：“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1899年在上海虹口出银10万两兴建澄衷蒙学堂，这就是后来的澄衷高级中学。1902年，在家乡镇海庄市斥银30000两创建叶氏义庄，1903年建义塾，这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两所百年名校，培养了大批人才。

所以包玉刚致力于办学，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包玉刚对少年时代的恩师始终铭记不忘，当1984年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在中兴小学的王尔功、阮维肇、曹世豪、庄修之4位同班老同学陪同下，想看望他的恩师支家英——这位当年选他当旗手的老师。

可惜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师已谢世多年，师母尚健在，已是86岁的高龄，却耳聪目明，很有精神。

包玉刚见到师母，他非常高兴，犹如见到恩师一样，恭恭敬敬地给师母三鞠躬。在师母房间里，包玉刚看到了支老师的遗像，他虔诚地双手合十，毕恭毕敬鞠躬。

50余年后的今天，包玉刚看到老师遗像，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心里默默念叨：“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中兴母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没，我们敬爱的老师多已长眠地下。但他们的教诲永留心间。他们创建的母校要恢复，要让中兴重放光彩。”

包玉刚在即将离开师母家时，他对师母说：“您老有话，就对学生说，能办到的，学生一定尽心尽力去办！”

师母抹了一下泪水，笑了：“我没啥要求，中兴也停办多年，这次二哥（指包玉刚）你把学校重新来办一办吧！”

包玉刚含笑点头说：“师母，您老人家放心，学生一定尽力恢复中兴母校，感谢恩师和母校师长对学生的教诲、栽培。”

包玉刚离开师母家便和几位同学朝中兴学校旧址——叶氏义庄走去，路上，船王对王尔功、阮维肇、曹世豪、庄修之4位同学说：“我个人意见，中兴母校新校址就设在叶家旁边，土地由你们4位负责征用，钱由我们这些香港校友出。”

4位同学都笑了，齐声说：“好。”

1984年11月，就在包玉刚离开故乡回香港不久，第四届中兴校友会筹备会以王尔功、阮维肇、曹世豪、庄修之4人的名义，向旅港中兴校友发出恢复中兴学校的倡议。

包玉刚接函后异常激动，当即回函：“来函述及中兴母校之议，不胜欣慰，我对此深寄厚望。”

1985年2月10日，中兴学校第四届校友会和中兴学校筹建委员会，相继在上海南京东路的和平饭店宣告成立。

在校友会上，这些两鬓已经斑白的老同学真是感慨万千，即兴赋诗一首：

少年岁月赛黄金，黄金哪比同窗情。

老来从容忆少年，喜展蓝图画中兴。

这首诗道出了这群老同学重逢共商复校的喜悦心情。

恢复中兴中学的消息，犹如一阵春风，吹醒了旅港中兴校友那份沉睡多年的母校情。

连续三届任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包从兴，是一位蜚声海内外、德高望重的企业巨擘，听到中兴复校的消息后，主动担负起联络旅港校友的重任，发起认捐复校资金工作。

邵逸夫学长、包从兴学长和赵安中学长以其子名义各捐100万港元，叶谋彰学长捐50万港元，其余由包玉刚学长捐资650万港元凑足1000万港元建造中兴中学。

1986年10月26日，中兴中学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

由于包玉刚等中兴旅港校友的大力支持，1987年9月百年中兴重新拔地而起，并由原来窄小破旧的小学扩建为一所环境幽雅、设备齐全的中学。

在中兴中学的落成典礼上，包玉刚以一个老校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对新一代中兴学子说：

希望你们好好利用这所设施完备的学校，接受各位师长的教导，刻苦学习，使自己打好基础，成为有用的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那位当年曾创办中兴学校的叶公澄衷如果在天有灵，也该为中兴学校有包玉刚等这样的学子而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包玉刚除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和中兴中学外，还捐资数百万元，与其他中兴学校校友一起，恢复了镇海小学，并新办一所兆龙小学。

包玉刚在香港宽敞明亮的会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副条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有人曾就这个条幅问过包玉刚：“你挂这个条幅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包玉刚凝眸沉思了片刻，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科技作为支撑，培养人才更是刻不容缓，因而教育方面是首先的基本工作。宁波是全国14个开放港口之一，兴办大学是一件十分急切的事。而小学、中学又是大学的基础，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高楼大厦是造不起来的。我们捐资一所大学，恢复一座中学，新办一个兆龙小学，其目的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包玉刚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话锋一转：“我非常怀念我们的中兴学校，与附近几所规模较大的同类学校相比，无论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程度，几乎要高出一年光景，方圆十几里的学生家长都特意送子女到中兴上学。”

报效祖国

包玉刚是一个生性节俭的人，不会乱花一分钱，但他却绝不是一个吝啬的人，该花的钱绝对不会手软。这一方面得益于包玉刚从小所受的教育。

包玉刚家庭有做生意的传统。而包玉刚的家族观念很浓，对父亲包兆龙从来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甚至到了敬若神明的地步。

无论在生意上还是在家庭中，包兆龙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包兆龙治家很严，对子女严厉中透着慈爱，他谨慎而正直，从小就教育子女后代要独立自强，靠本事吃饭。

包玉刚成为富豪之后，财富越积越多，但包兆龙却没有恃财傲物，仗势欺人，相反，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仍然保持着勤勉节俭的生活作风。尤其是在穿着方面，他从不追求名牌，一件新衣往往穿到后领都磨破了也舍不得扔掉。

包兆龙生前立下遗嘱：去世后把自己穿过的衣服送给子孙们留念。当他逝世后，子孙们接过一件件衣领袖口都磨破了的衣服，不禁泪如泉涌。

包兆龙就是这样教育儿孙们不要忘记中国人勤俭朴实的生活美德，不要忘记创业的艰辛。

包玉刚在父亲的言谈行为教育下，对女儿们要求也很严格，甚至表现得有些高压。包玉刚认为，对下一代的溺爱会毁了他们，他对后辈最大的希望是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

包玉刚把4个女儿送进了能找到的最好的学校，中学毕业之后，他让她们在美国选择一所大学继续深造。

包陪容在海外念大学的时候，包玉刚经常找她谈心，一再嘱咐女儿：“要永远牢记我们是中国人。要努力工作，当人们对你微笑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只是因为你是船王的女儿，不要自视太高。要永远牢记自己的民族，牢记自己的民族文化。”

包家家风节俭，即使成为香港富豪之后也不曾改变。但包家姐妹没有觉得可耻，反而觉得很自豪。包玉刚只容许女儿们每一段时间拥有一双鞋。

他经常教育女儿们：“人们都以为宁波很发达，其实宁波人很节俭，也不怕吃苦。你们的鞋全是你母亲一针一线做的，鞋里用的全是碎布。咱们老家有句话，‘宁波女人十个指头，都是做鞋时被刺破过的’。”

包玉刚有一个习惯，每逢新船下水，他都会邀请各地的政客、夫人、公子、小姐参加掷瓶下水礼。撒切尔夫人、安妮公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都是他经常邀请的嘉宾。因这个掷瓶仪式是商界中很隆重的典礼，这些知名人士的光临，自然会为典礼增色不少，而包玉刚也一定会送上极厚极贵重的礼物。

包陪庆21岁生日那天，正好赶上包玉刚有一艘新船下水，于是她就请了几个朋友到父亲的公司参加新船剪彩仪式以庆祝自己的生日。包玉刚知道之后，硬是把这些邀请取消了，他对女儿说：“这艘船不是我赚回来的。仪式是属于公司的，是用来招待公司客人的，你对公司没有任何贡献，因此无权利用公司的仪式来为你庆祝生日。”

包陪庆当时委屈地哭了，并说父亲“不近人情”，但后来，她慢慢地记住了包玉刚的话，做人应该公私分明，不能因为自己是船王的女儿而搞任何的特殊。

包玉刚与各国政客都有来往，但包玉刚送给他们的礼物却是一条绳——一条他用来锻炼身体的绳。深谙社交之道的包玉刚笑称：“我觉得，没有什么比送绳更特别和更有意义的礼物了。”

当然，这只属于一种生意场上的表面“手段”，而送给各国政要的最好礼物是包玉刚的轮船订单，因为它能推动该国工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无疑为这个国家解决了最令政治家们伤脑筋的问题。

对于中国，包玉刚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他先向中国订造了相当数量的一批轮船，这一举动曾引起国际航运界的关注，中国的造船业也因此而蜚声海外。

与此同时，包玉刚还想出了更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的方法——帮助中国兴办实业。

包玉刚的家乡宁波北仑港是一个天然良港，海域辽阔，港域水深达20米以上，而且不冻不淤，能停泊10多万吨的巨轮。

孙中山当年视察宁波时，被北仑港的优越地理条件吸引，称之为“东方大港”，并想把它建造成一个“东方鹿特丹”，但后来因财力不足而作罢。

一位日本专家偶然路过此地，他惊叹于深不见底的碧波荡漾的海域，认为这是“中国港口的皇冠”。

包玉刚多年经营航运，对港口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当他知道家乡宁波居然有这么一个宝地，便迫不及待地前去观看。

包玉刚一看之后，立刻被这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良港吸引了，他说：“宁波的港口是中国最有前途的港口，今后在亚洲和全世界也将占有重要地位。有了这样一个港口，宁波的经济建设前途无量。”

包玉刚相中了北仑港，并决定把这儿开发出来。他说：“我计划建造一个可驶入30万吨轮船的港口，在此基础上搞一个2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并利用其港口条件，办一个大型钢铁企业。”

1985年11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并以国务院名义聘请包玉刚、卢绪章为顾问，小组职责是研究协调宁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包玉刚对这个协调小组兴趣极大，用他的话讲，协调小组等于在宁波和北京之间架起桥梁。他欣然表示：“我当顾问，我跑腿。”

从此，包玉刚为开发宁波而奔波于香港、北京、浙江之途，为推销宁波形象，往返于欧、美、亚洲之间，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他频频向各国首脑与实业界人士介绍北仑港的优势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他们到宁波考察投资……

为此，外国朋友戏称包玉刚为“宁波大使”。

为家乡的发展，包玉刚乐此不疲，他一再表示：“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

经过包玉刚的斡旋，英国等国的公司纷纷组织代表团到宁波进行实地考察和可行性研究，并同中方进行了多次正式会谈。

1986年10月15日下午，由包玉刚主持，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代表和英国戴维麦基公司代表在上海和平饭店签订了关于中外合资宁波北仑钢铁厂项目协议……

包玉刚报效祖国、支持家乡发展计划的梦想慢慢地都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