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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形象将在书中永存，它们能免遭时间的磨损，并可永远得到翻新。——培根
全力从事学术研究
爵位和金钱并不能让培根感到满足，失意的培根在给塞西尔的信中说：“看来我的雄心只能放在笔头上了。”
在此期间，培根写了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自然解释的序言》，也表示了这种情绪和意向。
在这篇文章里，培根写道：“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连教我们去希求什么都不够！”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心“向上”的“巨人”的精神状态。在文章中，培根热情讴歌了科学的发明创造。他认为发明者的成就，与城市的创造者、国家的立法者、消灭了暴君的“人民之父”以及这一类英雄们的功业相比，虽不如他们的辉煌，但比之于他们只限于狭小地区、只存在于一个短暂时间来说，是“到处都会被人感觉到，而且垂诸永久的”。
培根还说：“如果一个人能做到的不是做出某种特殊的发明，不管它是如何有用，而是在自然界燃起一线光芒，这一道光将在它上升的过程中，触及并且照亮一切围绕着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边缘地区，然后在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前扩展的过程中，不久就可以把世界上隐秘的东西揭露出来，使人们能看得见。我想，那个人才是人类真正的恩人——是人类对宇宙的统治权的建立者、捍卫自由的战士、克服困难的英雄。”
培根还在文章中对自己的思维特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自己最适于“研究真理”。
培根说：
至于我本人，我发现最适于我的莫过于研究真理，因为我的头脑敏锐，足以从多方面觉察事物的相似之处，同时也能细致地分辨出事物之间微妙的区别。
因为我天生有探索的愿望、怀疑的耐心、思考的爱好；慎于判断，勇于重新考虑，在安排和建立秩序时也很小心；同时也因为我是既不羡慕新事物也不爱好旧事物，并且憎恨一切欺骗行为。所以，我想我的天性与真理有一种接近、一种联系。
培根早就说过，自己之所以要谋求高职，是为了能拥有更大的权力有助于学术研究。而现在求职不顺，培根似乎要放弃这条曲折的途径了。
培根说：“我的一生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的不良的健康状况提醒我不能再延误了，同时我考虑到把我自己所能做的好事放下不做，而从事没有别人的帮助和同意也能做的一种工作，这在我实在不能说是履行我肩负的义务。于是我把前面所说的一切想法都放在一边，而遵照我的老决心，以全副精神来从事目前这份工作。”
培根在这里说的“自己所能做的好事”，就是指研究真理、改造哲学；“前边所说的那一切想法”，就是指通过追求高官显位以达到为人类谋幸福的目的。
这段文字表明，此时的培根已经改变了人生计划，要全力以赴从事科学研究和著述活动了。
《自然解释的序言》是用拉丁文写的，司佩丁在《培根全集》中把它译成了英文。这篇序言在培根传记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培根自己写作的唯一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文章。
1603年，培根还写了《论时代勇敢的产儿》。此书实质上也就是培根《伟大的复兴》的初稿。作为培根学说的重要命题、重要原理的“伟大的复兴”第一次见诸文字，便是在该书的副题“人对宇宙统治权的伟大的复兴”里。而《伟大的复兴》一书正式面世是在1620年。
《论时代勇敢的产儿》一书的体裁有些特别，它是以长者对学生讲话的形式写的，其中对旧哲学的批判部分，则是以法庭审讯的形式撰写的。全书拟定的题目分为三卷：第一卷写心智的改进与指导；第二卷写自然的光亮与解释的公式；第三卷写阐明的自然或事物的真实。
而实际上，培根只完成了两章，虽然仅此两章，但其思想却是完整的，这就是要使人的认识从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恢复人对自然的统治这一目的出发，对迄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错误的思想理论予以廓清。
《论时代勇敢的产儿》是培根最主要的著作《伟大的复兴》的雏形，是培根的哲学宣言。它鲜明地表达了培根批判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倾向和哲学思想。
在这部作品中，培根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盖伦、帕拉塞里苏斯、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
培根把被世人奉为“圣人”的亚里士多德说成是“可怜的诡辩家”；批评亚里士多德“豢养和指使一批讹诈和轻浮的人”，“躲避自然和历史的光亮”，编造了无数的诡辩；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成是一本“疯病手册”，而他的《形而上学》则是“在很少的事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毫无价值的蜘蛛网”。
培根对柏拉图更是毫不客气，他“要传讯柏拉图这个狡猾的诽谤者、浮夸的诗人、见鬼的神学家”；他批评柏拉图的哲学，“是些第二手知识的片段，刮垢磨光后串联起来的”，“以模糊不清的归纳法来诱惑人的意志”，等等。
培根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哲学思想是批判的，但是，他对他们个人的才能还是非常肯定的。培根的这种批判引起了不少议论。当然，培根的批判不是没有缺点，如理论分析不够、言辞过于尖锐等，但这一批判的方向是无可指责的。对此，培根从来没有动摇过。
要知道，要创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就必须对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清除旧的思想观念，新的思想观念就树立不起来。因此，这种批判和清除就难免有过激之处。在《论时代勇敢的产儿》一书中，培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幻象学说。
培根用幻象来指代让人陷于谬误的种种坏的心理习惯。培根以长者的身份对他的学生说：“我是真正来把你引向自然和它的一切产物，支配它，使它成为你的奴隶，并为你服务。”
培根接着提出：“你是否以为当心智的一切被深深嵌入的最笼统的幻象所缠扰和阻塞时，心灵的镜子仍能保持清楚和明亮的表面；仍然能反映事物的真正的自然的光亮？”
此时，培根虽然还未具体解释后来在《新工具》中详细阐述的“剧场幻象”的思想，但是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如不清除“作伪的哲学家”，“让他们仍然在背诵那些我们宁愿甘受他们湮没了的公式”，或“让他们仍然奴颜婢膝鼓噪他们那些矛盾的推论”，“以赝品取代真实”，“败坏人的心智”，人们是无法听到真理、接受真理、获得真理的。
因此，培根认为在他着手以“最虔诚的信仰”、“出自对未来最深切的关怀”，给人们传递“科学的火炬”之前，他必须逐个点名批判这些哲学家。
培根虽然是一位道地的英国人，但是他的洞察力已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国界。培根划分出三种雄心：其一类者，朝思暮想，惨淡经营，在本疆之内，得陇望蜀，觊觎青云；其二类者，宵衣旰食，机关算尽，图他人之邦，扩己国之势，俯首称臣者愈多愈善，此辈虽贪婪无度，然却至尊至贵；若一人披荆斩棘，努力登攀，以求人类享有经天纬地之略、驾驭宇宙之才，此实属雄心大志……尽臻尽善。
培根的《迷宫的线索》，则进一步批判了先前的权威和经院哲学，是《论时代勇敢的产儿》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后来写的《伟大的复兴》的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不同体裁的早期蓝本。它表达的思想是培根由《论时代勇敢的产儿》向《伟大的复兴》过渡时期的思想。
1604年，培根又写了《论事物的本性》、《论人类知识》。这也是两本未完的书稿。
《论事物的本性》探讨了古人在运动问题上的过失，阐述了作为他自己的目标的“活动的科学”与古人的“思辨的科学”的差异。培根强调为了获得积极的自然哲学，一定要参与运动的研究、要掌握事物活动的原则，即事物是由什么力量或什么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仅仅研究事物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静止原则，因为那只能为谈话和辩论提供材料而已。
培根宣布：“我们应该研究事物的欲求和倾向，正是它们引起并成为我们在工作中看到的所有各种影响、变化和技术。”这些思想，后来在培根关于形式的学说和关于运动的学说里，都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展开。
在《论人类知识》中，培根讨论了关于新型的自然史的问题，强调哲学若不建立在自然史上，就是不稳固的，而且对人类的需要、对哲学的积极方向都是无助的。
不仅如此，培根还提出，哲学若不建立在自然史上，还会产生诡辩和诗这样两个弊病。前者即在一定的观察之上，就凭自己的推论构造特别的理论体系；后者则是以自己研究的领域统率其余的知识领域，把哲学变成了想象的世界，即诗的范畴。
在这部未完成的稿子中，培根第一次向人们推荐了德谟克利特关于不要在个人的小世界，而是要在伟大的公共的世界里寻求科学的名言。培根认为，德谟克利特讲得“深刻”、“透彻”，他把哲学建立在自然史上，看作对德谟克利特这句名言的实现。
当时，培根表示自己还没有能力去建立新哲学的规则，但他立志去准备这样规则的基础。后来，培根为新自然史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对自然史的编撰计划、宗旨、方针、要求、大纲、目录都做了规定，甚至还身体力行地着手写作其中的一些分册。
《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是《迷宫的线索》的拉丁文译本，它和《各家哲学批判》及后来写的《新工具》的内容大致相同，但在写法和材料的组织安排上却大不一样。
《各家哲学批判》，是以一个陌生人在巴黎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演讲的形式写成的。这位陌生人对各家哲学思想的批判，就是培根对它们的批判，也就是培根想要众人接受的新哲学思想。而《新工具》则是用箴言的形式写成的。
有一天，一位朋友去拜访培根，看到他正埋头写作，便说：“近几年您写了不少著作，有什么感受吗？”
培根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道：“这是我的一些体会，您可以随便看。”
这位朋友接过笔记本仔细翻阅，只见上面写着“在这种性质的论文中要有更大的信心和权威感”，“以轻蔑的态度论述希腊人的哲学”，要以“演说的形式使人感到庄严和喜悦”，等等。
朋友在看过之后，觉得不得要领，便对培根说：“写得太笼统，您还是给我说说吧！”
培根略微思索了一下说：“可以概括成这样三点：
“第一，写这类文章自己要满怀信心，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像权威一样敢于批判一切。否则，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恰当，又怕别人说自己狂妄等，文章就没法往下写。
“第二，和第一点是相通的，要立一家之言，就要敢于蔑视前人，怀疑古人和权威。这是不是不太谦虚呢？我认为不应该这样看。如果前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说，学术就无法发展。
“第三，文章的语言要生动，要像一个老年人对他的学生说话那样娓娓动听，富有吸引力。”
培根的私人秘书罗莱博士在他撰写的《培根传》中写道：
培根的写作，最注重的是如何鲜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刻意避免华丽的字句、轻浮的幻想。
培根的著作总是力图客观地体现出时代精神。他常常在行文中用第三人称自指，如“弗朗西斯·培根这样说”、“弗朗西斯·培根那样想”等，显得风格独具。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在这个时期，培根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去。
成为英国哲学的创始人
1603~1609年，培根虽然写了不少东西，留下了大量的手稿，但大多数没有写完，而且都未公开发表。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他为了整理自己的思想，为写一部更全面、更系统的著作做准备。那么，这部新的著作应该是《论学术的进展》。
1605年，培根的《论学术的进展》一书出版了。
《论学术的进展》是一部关于知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第1~5节指出发展学术的种种障碍，破除了阻碍学术发展的错误观点；第6~8节指出研究基督教和古代希腊、罗马作家对学术的益处。
第二部分总结了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其第1~3节是历史部分，包括自然史、政治史、教会史、文学史；第4节是诗歌，这节最短，培根对此没有进行发挥，后人认为这是一大憾事；第5节至最后是哲学部分，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医学、心理学、逻辑、语言、修辞、伦理和治国术等。
在这部著作里，培根批判了贬损知识的蒙昧主义，从宗教的信仰、国家的文治武功、社会的发展、个人的道德品性等方面论证了知识的巨大功用和价值。
在中世纪，知识只是信仰的奴仆。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批判了鄙视知识、摧残科学文化的蒙昧主义，但是在培根时代，这种蒙昧主义还存在各种表现，残留的势力依然很大。如宗教神学还坚持“知识即罪恶”的谬论。
当时，培根就认识到，要倡导科学，让人充分认识到知识的功能与价值，就必须批判这种蒙昧主义。所以，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差不多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专门论述科学的功劳，给科学和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尊崇。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说，在古代，人们历来就把有利于人类的发明家尊奉为神，这是对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而对于那些建邦立国、推翻暴君、立法兴邦者，则不过给予英雄或半神的称号。
培根认为古人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后一种人的功绩有时空的限制，如同甘雨似的，虽能解除干旱、滋润大地，但只能在一时一地发生效力。而前一种人的功绩、效益则是永久的，遍布整个世界。
培根把科学技术的发明看作高于一切的事情，他对知识的价值和功能有这样高的评价，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能对知识有这样的评价和认识，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实属可贵。这是科学观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培根还提出知识对于文治武功、安邦定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君王无论怎样耽于情欲、乖于常规，他本人只要有学问，就可“免于无大恶大错，而不至败亡国家；纵然顾问仆役默不作声，而所学所闻就能时时耳语，加以警告”。“学问使人心和雅仁厚，易于治理；而愚昧则只能使人粗野蛮横，易于叛乱。”
培根认为，如果国王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是国王，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幸福了。这里虽然有“知识万能论”的味道，但在权力就是一切、统治者恣意妄为的时代，提出知识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培根的《论学术的进展》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科学分类的原则和知识体系的新结构。培根强调，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知识的各个部分，只可当作全体的线索与脉络，不可当作各不相谋的片段与个体”。因此，“要把知识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永久保存起来”。
培根认为，把各种学科各自独立起来、割裂开来，脱离其公共源泉、公共始祖，是各种学科之所以肤浅、贫瘠，出现谬误的原因所在。
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还提出了新的科学分类原则。他把知识分为两类：神所启示的知识和人类靠自己的官能所获得的知识。这两类知识又可按获得它们的不同官能分成三种，即凭记忆而产生的历史知识、凭想象力而产生的诗歌、凭理智而产生的哲学。
神所启示的知识指宗教史、先知的预言、寓言、教义等。这样一来，培根就巧妙地把宗教和科学分开了。他有一句名言：“属于信仰的东西，还给信仰。”但是，当宗教教义与科学理性发生冲突时，培根认为必须接受宗教教义，以免遭受宗教界的攻击。
培根按照这样的分类原则，对全部人类知识进行总结并做了一个系统的划分，其中还提出了他认为尚欠缺的学科，从而勾画了科学百科全书的提纲。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第二卷中专门研究了历代帝王在对待学术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培根虽然接受“国家机构的权威至高无上说”，但是对国家权力机构压制舆论却十分憎恶。
在学术上，培根强调学术自由，主张应该用学术的方法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管理学术；其次，培根主张国家要对学术研究在物质上予以保证，特别是要尊重学者，提高学者的待遇。他认为学者是灌溉科学的人，要想促进科学的发展，就必须使学者“有安适的生活状况、丰厚的生活费用”，这样才能使学者“竭其精力，尽其一生，专心从事学术的探讨和学子的培植”。
此外，培根还主张提高学者的社会地位，因为“不受人尊敬的事物，当然不会兴旺”。培根对学者的社会作用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若无贫穷的学子扶植人类文明，维系人类的尊严，则王公大臣们的安乐奢侈早使人类复返蒙昧、返归野蛮了。”
当时，科学研究尚处在收集材料、个人的观察和实验验证起主要作用的阶段。但是，培根此时却已从科学的整体性、复杂性与个人精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中，认识到“共同劳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预见到未来科学工作的社会化。
培根从科学研究的“分工合作”出发，提出了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思想。他说：“全欧洲的学校要是比现在更能相互支持、配合，学术上不是发展得更快吗？”
在写作《论学术的进展》时，培根思考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已有20多年了。他的这些观点，不仅詹姆士一世不能接受，就是英国的广大读者也不能理解。
培根意识到，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观点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深深地感到学术研究的寂寞和苦闷。但培根靠着坚定的信念，即“我要把我的同胞从错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这一信念，呕心沥血，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著作完成了。
《论学术的进展》在欧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阐发的科学分类思想，以及由此建立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结构，提供了当时人们未曾想过的科学百科知识的全图，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比，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论学术的进展》是近代科学分类的先导，在当时和后世都曾引起广泛的注意。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18世纪百科全书的编纂，都从中受到巨大的激励和启迪。
值得一提的是，英语可以说是由《论学术的进展》一书出版，而首次变成哲学文献表达工具的。
培根的前辈们，无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都使用学者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培根是用英语写作一部重要科学或哲学著作的第一人。
培根十分重视《论学术的进展》。为了扩大其影响，培根在剑桥的一些学者的帮助下，把该书译成了拉丁文，扩充了不少材料，同时删去了一些罗马主教们可能接受不了的内容。增订后，该书以《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为题，于1623年出版。
培根在拉丁文本的《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中这样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是学术第三次来访人间的时代……
当我看到这一切时，不禁希望大增，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将在学问方面远远超过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了。
由此可知，培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定名为《伟大的复兴》。
事实上，《论学术的进展》就是培根《伟大的复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是开启《伟大的复兴》之门的一把钥匙。
在当时，传统思想界已被在文艺复兴中产生出来的力量所削弱。在这些力量中，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逐渐导致了民族文化风格的较大分化，并使民族语言在诸学科中得到运用。
尽管培根可能更加喜欢以拉丁文作为表达他的哲学的工具，但他以英文写作《论学术的进展》，却使他成为运用民族语言这个运动的一位领袖。培根在他一系列的哲学巨著中所阐述的思维模式，与英国的重实际和实证的精神紧密相连。因此，培根不仅被看作英国哲学的创始人，而且是英国哲学精神特殊性格的代表。
多年来，培根的头脑里不断思考着对普通百姓的教育计划。1605年，培根发表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进一步学习》。这部书包含了培根的内心世界的精髓和他写给世界的一直没有拿出手的计划。
培根的目标是经过仔细研究后设定的。他试图将自己对周围世界进行科学观察后得到的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并印刷成册，以便读者在阅读书中的知识时能够一目了然。当培根这样做的时候，他内心对大自然的热爱达到了非常炽烈的程度。
培根明白，自己这项计划绝非一个人在短短一生的时间里就能完成的，他希望至少由他“先把一部机器的大框架给建好，可能最终我都不会使用它，也搬不动它”。但是，培根要自己成为一个指路者，成为一个推手、一个撞响巨钟的人。
培根将如此重要的著作献给了国王詹姆士一世。多年后，当培根又将另一本著作献给国王时，国王的真实态度就暴露出来了。
詹姆士向培根承诺说：“好好读一读书中的内容，可能得花去我一些睡眠的时间了，不然，也找不出其他时间来读。”后来听说，詹姆士一世还专门对培根的这本书做了一番评价：“让人升起一种上帝赐予的平静感，因为它传达着对上帝的作品的真诚理解。”
借助婚姻进入新生活
培根在潜心研究学术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在宫廷中谋求职务的努力。
这是因为，埃塞克斯伯爵当年送给他的庄园，多年前就被他折价1800英镑还了债。哥哥安东尼·培根在去世后，仅给他留下少量的财产，此时也早已花完了。国会议员只是一个没有报酬的虚衔，靠律师的收入，也难以维持培根讲究排场的奢侈生活。
多年来，培根债台高筑，经济上总是入不敷出。1598年，培根还因债务问题短暂入狱。培根不断地求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詹姆士一世爱被奉承，培根便不断地给他写信，将这位平庸的人与“万能的上帝、宇宙的原动力”相提并论。培根还将他的著作《论学术的进展》题献给詹姆士一世，献词极尽献媚奉迎。
培根曾公开声言，他对攀附奉承权贵者并不鄙弃责难。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说：“记得从前有一人戏问狄奥根尼为什么是哲学家还要给富人当从者，他便很审慎、很尖刻地答道：那是因为哲学家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事情，而富人不知道的缘故。
“还记得亚里斯提卜曾经有一次向狄奥尼修斯王有所请求，王不听，他便跪到王的脚下，于是大王便停住脚，接受了他的禀词，并且准如所请。后来人们便斥责亚里斯提卜，说他不应该因为私人的祈求便污损了哲学的业务，跪在暴君的脚下。但是他回答说，那不是他的过错，只是狄奥尼修斯的过错，因为国王的耳朵偏要长在脚上。
“还记得，有一个哲学家同他辩论时，不肯尽力强争，还自我原谅说，向统领30支大队步骑兵的统帅表示屈服，并不算是不合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懦弱，只是谨慎罢了。”
因此，培根做出结论：“这种服从强权、委曲求全的办法，我们万不能深恶痛绝。因为在表面看来，这种行为虽然不免卑鄙，但是考之实际，我们只应当看他们是否服从情势，不是服从个人。”
当时，无论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还是在詹姆士的宫廷里，向强权低头是时人的普遍特性。
罗杰·阿斯彻在研究了伊丽莎白朝廷的道德状况后，曾讥讽地说：“诡计和谎言，谄媚与美貌，这是宫廷获宠的四大道路，若不信奉这四者，就请退回老家去吧！”
培根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道德环境里，沿着这样的道路向前迈进的。
培根在《论说文集》中有一篇题为《论高位》的文章，他坦率地讲到了仕途的卑污与辛酸：“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都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像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若遇有派别的时候，一个人最好是在上升的时候加入某派，而在已腾达之时保守中立。”
培根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年，即1603年，就已经向詹姆士写了《简论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联合》。而且，后来培根在国内、国外，从历史、科学、现状等各个方面，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论证和宣传。这种“合并论”甚得詹姆士一世的欢心。
詹姆士于1604年10月，上尊号为“大不列颠王”。据说这个尊号就是培根建议的。作为一名议员，培根利用一切机会为国王的无视法律、独断专行、不察民情、横征暴敛等行径辩护。
培根还极为热切地向政府提出“用较好的科学方法”阻止民众叛乱的忠告。
培根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关于处理英国教派之争的意见被詹姆士采纳了。他作为国会议员在下院的支配能力，在上院、下院的调停能力，也都深得詹姆士一世的赏识。
但是，虽然如此，培根还是没有获得高官厚禄。考虑再三，培根认为只有通过联姻，找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摆脱困窘的生活。培根对爱情与婚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的《论说文集》中有一篇《论爱情》的文章，文中说：
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永远需要那种浮夸谄媚的辞令。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辞令只能招人耻笑。
古人有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的。”——只有对情人的奉承是个例外。因为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
所以古人说得好：“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追求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在追求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爱情。
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情绪，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培根不仅认为爱情妨碍人的聪明才智和事业，而且认为婚姻更是事业的大敌。在《论说文集》中的《论结婚与独身》一文中，培根说：
有妻室儿女者对未来只能听天由命，因妻室儿女乃成就大业的妨碍，不管要成就的大业是善是恶。无可否认，最有益于公众的丰功伟业历来皆由无妻室或无子女的人始创。这些人在感情上已娶了公众，并用他们的钱财替公众置了嫁妆。
培根还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话来论结婚：“年少时尚不宜，年长时则不必。”培根对爱情与婚姻有如此的看法，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很少与女人接近。
1604年，培根做了詹姆士一世的顾问，每年的薪俸只有40英镑。这点钱对培根来说，很难维持他的奢侈生活。
1606年，培根在自己45岁的时候，眼看仕途无望，与清苦的学术相伴，也看不到出头的日子。所以，培根才真正下了决心找一个富有的女子结婚。
这一年，培根娶了爱丽斯·伯恩海姆为妻。爱丽斯是一位前国会议员的女儿，爱丽斯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从父亲那里，她继承了一处价值6000英镑的房产和每年300英镑的收入。
培根是在爱丽斯的继父家里看到她的。爱丽斯的继父名叫约翰·帕金顿，是个爵士。帕金顿是个很乐观的人。培根偶尔去他那里造访，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即园艺与风景鉴赏。
培根对爱丽斯当然也很感兴趣。那时，爱丽斯的脸上充满着青春的朝露。培根很欣赏爱丽斯的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认为这是很宝贵的素质。
培根喜欢年轻的女子，不仅在于她们的头脑灵活、机智，也因为她们有更少的偏见，不呆板。
在培根的《论说文集》中，有篇《论青年与老年》，其中援引《圣经》中的话说：“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要见异梦。”
培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青年人是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的，因为异象是比异梦更清楚的一种启示。无疑的，世情如酒，越喝越醉人。”培根的确非常欣赏智慧和稳重，但他更把希望放在青年人的身上。
培根由于选择了这样一个人做新娘，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爱丽斯嫁给培根，那她将终止自己的全部学业。而她与这位哲学家、诗人兼作家的丈夫，在社会背景与生活经验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同。
爱丽斯长着一副椭圆形的脸庞，高鼻梁，大大的眼睛，神情显得很坚定；黑黑的头发梳理得很服帖，盖在前额上。爱丽斯穿着很讲究，也很入时。她的那张脸和她所乘坐的四轮马车，都显示出她是一个很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甚至不用沾培根的光，也能很好地生活。
5月10日，弗朗西斯·培根与爱丽斯·伯恩海姆结婚了。结婚使培根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爱丽斯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而且每年还能从娘家拿来200英镑补贴家用。
老岳父帕金顿还答应，待爱丽斯的母亲死后，每年还可再增加140英镑的补贴。这对窘迫中的培根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培根和爱丽斯在马瑞本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培根穿着定制的华丽、典雅的礼服。爱丽斯披着洁白的婚纱，更显得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当有人祝贺培根新婚之喜时，他却冷淡地回答说，他只是“由于婚姻而改善了经济状况”。
第二天，达德利·卡尔顿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这样描述结婚仪式：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昨天与年轻姑娘在马瑞本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他浑身上下穿着紫色衣服，使他和他的夫人的衣服看上去都非常有品位，令夫人更添气质。
培根的岳父大人帕金顿，在自己家里举行了结婚晚宴。罗伯特·塞西尔此时已经是萨里斯·博莱伯爵，他好像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侮辱培根。他被邀请参加婚礼，但他自己却不露面，而是派秘书和两个骑士代为参加。这令帕金顿夫人深感失望，她本来为女儿能够进入上层社交圈而感到万分高兴。
培根选择穿一身紫色衣服作为结婚礼服，这使整个典礼最为有意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爱德华四世就颁布了一条法律，不允许寻常百姓穿紫色衣服。
在中世纪的英国，各阶层人们的衣服颜色，都是经过仔细规定的。枯叶色、黄色、灰色、绿色和天蓝色，都是下层百姓使用的颜色，如农民、仆人等。
上层社会的人士则更钟情于苍翠而绚丽多彩的颜色。他们还给这些颜色起了很多名字，如金盏花色、少女发色、生姜色、郁金香色，而紫色则被保留给皇室成员和贵族人士使用。
培根知道，有关衣服穿着色彩方面的法律条文，已经在两年前被国会讨论后废止了。现在，他终于可以穿着紫色衣服而不用担心遭到攻击了。
在结婚的那天，培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将自己的新娘比作“四月的鲜花，及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在接下来的第22首十四行诗，表现出培根对妻子真挚的情感，而不是激情：
这镜子决不能使我相信我老，
只要大好韶华和你还是同年；
那么，我怎会比你老这么多？
像我珍重自己，
乃为你，
非为我。
怀抱着你的心，
我将那么谨慎地，
像慈母防护着婴儿遭受病魔。
这段婚姻注定不是“震撼心灵的激情”的结果，它只是成熟丈夫对年轻妻子发誓，要好好待她的一个温柔承诺。
凯瑟琳·博文写道：“培根的婚姻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他一直很平稳地保持着这段婚姻很多年。没有生孩子，而且20年过去了，没有传出丝毫的绯闻。”
此时，培根想借助婚姻使自己进入新的生活。他要为政府效力，但是他再次感到了失望。1605年12月，大律师的位置再次空缺，他申请获取，却再次遭到拒绝。
“这简直太令人感到不舒服了！”他这样写信给贵族艾勒斯梅尔，“我这般努力，却总是搞到丢脸的地步。所有新来的人，都爬到了我的头上。”又过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大律师的位置才轮到培根。
婚后不久，培根又开始发愤研究和著述。1607年，培根考虑到原来写的《迷宫的线索》不仅对本国读者有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的读者也是有意义的。于是，培根着手把《迷宫的线索》译成拉丁文。因为当时拉丁文是知识界的国际语言，非常流行。
培根把拉丁文的新书题名为《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不久，培根发现自己过去写的许多尖锐批判旧哲学的文章，语言虽然尖锐泼辣，但道理并没有说透彻。因此，为了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培根于1608年又写了《各家哲学批判》一书。
培根对《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和《各家哲学批判》非常重视，但这两部书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出版。
1653年，《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才由哥鲁特出版，而《各家哲学批判》直到1734年才由史蒂芬出版。
这两本书之所以推迟出版，主要是因为这两部书在当时出版不合时宜，因为培根在书中阐述的思想非常激进，措辞又非常尖锐，而当时英国思想界保守势力占据统治地位。
此外，培根的好朋友托马斯·博德利在给培根的信里，曾提到这件事，他说：“当时我和学院里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赞成您书中的意见。”培根考虑到这种现实，就接受了托马斯的意见，决定暂时不出版这两本书。
后来，培根获得高官之后，想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科学复兴”计划的想法又重新点燃了。在这种情况下，培根也不想出版这两本不合时宜的书而得罪当朝权贵们。后来培根升至大法官之后，也没有坚持在他生前公开出版这两部著作。
1620年，培根59岁时，公开出版了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新工具》一书，但《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各家哲学批判》仍不失其珍贵价值。
由于《新工具》是用概括、简洁、结论式的箴言形式来表述的，这两部著作从侧面说明、阐释培根哲学思想的作用就更无可替代。
为了保证自己的著作可以公开发表，培根积极考虑用一种当时人们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写作，内容上则是“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的混合物”。最后，培根决定采用分析寓言故事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培根这样做是社会现实导致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努力协调教派之争
1607年6月25日，培根终于被委任为副检察长，这是20年前伊丽莎白拒绝给予培根的职位。在此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培根忙于协调英国的教派之争。
当时的英国，教派纷争剧烈，主要是英国国教与清教之争。其时，清教内部也有保守的长老派和激进的独立派之争，但主要还是清教与国教的纷争。
清教要求以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对英国国教的教会组织、教义等进行彻底改革，要求彻底消除天主教的影响。
而在16世纪30年代，英王亨利八世开始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后的英国国教，除了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外，主教制度、天主教的主要教义与仪式等却留存着。英国国教是英国王权的工具，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都极力加强国教的统治地位。
詹姆士一世非常明白神权统治的共和制度化是对君主专制的威胁，为此，他对清教徒扬言：
如果你们要一个长老制的教会，这与君主政体势不两立，正如魔鬼与上帝势不两立一样。没有主教，也就没有国王。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将强迫你们接受国教，不然就把你们驱逐出境。
斯图亚特王朝残酷地迫害清教徒，对其进行严厉的惩治。此时，教派纷争已经明显地与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正是以加尔文教派作为反对英国国教和王权的武器，后来他们终于在1640年在清教的旗帜下，掀起了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
对于教派纷争，培根持中庸之道，既反对国王对清教徒的迫害，也反对清教徒利用宗教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主张国教、清教双方和国王都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他的努力终归无效。
培根认为，既然宗教是维系人群的，那么其自身也应当保持一种和谐一致。在培根的《论无神论》和《论迷信》两篇文章中，都论及教派的分裂。对于这种事情的原因、结果和害处，他做了中肯的评价。
培根的宗教宽容思想认为，宗教应该统一，但宗教统一不等于划一，要允许教会间在非根本问题上教义、教仪等的不相同。培根说，上帝的外衣的确是完整无缝的，但教会的衣服却是多色的，应该允许教会有多种色彩的思想。
培根还强调不能为了取得或增强宗教的统一而动用武力，即不能“以流血的压迫手段强迫人的良心”。他既对国王迫害清教徒的举动甚为不满，同时也反对利用宗教来颠覆政府。
培根说，使宗教大义堕落到谋杀君主、屠戮百姓、颠覆国家与政府，是残忍而可恨至极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如同在圣灵的像上以兀鹰取代鸽子，或把基督教会的船舶挂上一面海盗或凶徒的旗帜一样。武力在这儿是不允许的，是罪恶的。
培根事实上在反对宗教迫害的同时，也未做区分地反对了资产阶级以宗教外衣为掩护的斗争策略，这与他作为一个王权的拥护者不无关系。
当时，英国政治上也有一个大的争论，就是所谓“王权天赋”之争。这场争论实际是“君权”与“民权”的消长之争。这场起于詹姆士一世之朝的斗争终究酿成内战，下一代的君主查理一世也因此而上了断头台。
培根起初的主张是一种“中和主义”，他认为“君权”、“民权”之间应该有一种“中道”、一种妥协的办法。他还著文赞扬过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很优良”，认为民主共和国比有贵族王室的国家通常都较为平静，不易发生叛乱，国家也能持久。因为有民权的地方，政治上的争议都比较重事而不重人，民众对纳税等也较为乐意。在那里维系民众的是实利而非对在位者个人的崇仰。
从这些议论看，培根赞赏共和的民主国家。不过，议论终究只是议论。“王权天赋”之争引起的枝节太多，使培根不知不觉地修改了他的主张，由一个具宽容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变为一个比较温和的王权拥护者。他完全赞成和拥护英国当时的体制，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且培根强调，在君主国里要保持一个足以增加君王威严的、在一种高位上的贵族阶级：“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
在培根看来，贵族生来就应享有荣华富贵，并且有发号施令之权。因此，他主张对有能力的贵族就该委以重任，这样既使贵族得到安置，也使国家事务能够较为顺利地发展。
培根对都铎王朝第一位国王亨利七世排斥、打击封建贵族的做法是颇为不满的。实际上，亨利排斥贵族，是为了使英国王权空前地强化，从而使国家在多年内战后，最终恢复了元气。亨利七世在英国历史上是大有建树的一位国王。
赞成并拥护一个不依附罗马教会的强大的中央皇权专制，是培根与大多数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共同的主张。作为新贵族，在对待王权的态度上，培根保有资产阶级的意向，但同时也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培根坚决反对“极端的绝对的君主专制”，他强调王权应受限制，强调国王应以法治世，强调国王应通晓君王权力的限度与职责。培根借用两条关于帝王的箴言说：
记住你是个人，因而要约束自己的权力，
记住你是个神，或神的代表，因而要控制自己的意志。
培根还强调国王应广开言路、善于纳谏。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论谏议》的文章，强调关于进言的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安全就在忠言之中。即使是最聪明的国王，也不要以为借助了臣下的进言就有损自身的伟大、有伤自身的名誉，相反，“国王的尊严与其说参与议论而削减，不如说反而增高了”。
不仅如此，培根还专门论述了该怎样充分发挥国会和各种议事机构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只作为一种御用工具。这里包括事前把要议论的问题提前公布，以及国王在主持会议时，应当注意不要过早表露自己的意向，防止参与议事的人为取悦国王而不能真正议事，等等。
培根对詹姆士一世国王受命于上帝、权力无限的思想也是不赞成的。他曾写了《论王权》、《论国家的真正伟大》、《论叛乱》等文章，以极其温和的态度来劝导詹姆士。这都表明了培根在根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边的。
在《论王权》中，培根这样写道：
我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不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总是人们希望获得比现在已得到的快乐更大的欢愉，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多求的话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的美好的生活手段也保不住。
因此，权势至尊的君王便要在国内致力于通过法律，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战争来保持其权势。而当这一点办到之后，新的欲望又会随之而起。有的人是为求得新的疆土之名，有的人是为求得安逸和肉体之乐，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在某些艺术或智能方面出类拔萃，以博得人们的赞扬或阿谀。
在《论国家的真正伟大》中，培根这样写道：
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
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
在《论叛》一文中，培根这样写道：
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必须用心了解全人类，而不是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
但是，在资产阶级与王权的斗争中，培根也表现出了软弱、妥协和保守，以至于在不少具体问题上，他又站到了国王那一边。正是由于培根拥护王权的保守态度，最终导致国会告发培根，通过打击培根来打击王权。
显示非凡的哲学见地
1608年，培根被任命为最高法院书记官。他既要处理教派之争，又得在国会与国王之间保持平衡，这令培根很是烦心。尽管如此，培根始终不懈怠文事，只要不在国会或法院的时候，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
傍晚，培根匆匆回到家后，吃过晚饭就钻进书房，立即投入到艰苦的研究和写作之中。
一位朋友曾劝培根说：“你应该适当地注意休息，否则，你的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培根回答说：“我年龄越大，越需要抓紧时间努力地工作。不然，我到死都不会瞑目啊！”
1609年，培根的《古人的智慧》一书出版了。这是培根继《论说文集》、《论学术的进展》之后公开出版的第三部学术著作。
培根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寻找人的思想如何控制自然界的答案。培根认为，在远古的某个阶段，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把自然界控制起来，但后来的人却丧失了这种能力。
培根把《古人的智慧》一书题献给了剑桥大学和此时担任剑桥大学校长的、他的表兄弟罗伯特·塞西尔——萨里斯·博莱伯爵。在献词中，培根告诉萨里斯·博莱伯爵，这些寓言是一块圈域，其中储存着珍贵的科学思想，他希望学者们能从他的劳动中领受并添加一些东西。
培根认为，远古时代存在着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这些智慧除了记载在《圣经》中的，其余都已经没入遗忘和沉寂之中。继沉寂之后，有了诗人的寓言故事。在这些故事之后，才有了传至今日的文字记载。而这些寓言故事，就是在深埋的远古时代和后来有传说、有信仰的时代之间拉上的一层帷幕，是介于已消亡的事物和尚存的事物之间的中间地带。
培根认为，通过对这些寓言故事的研究，就可以拉开远古时代和有信仰的时代之间的这层帷幕，从而发现失去的最古老的智慧。《古人的智慧》一书，完成的正是这个使命。
《古人的智慧》一书，包含了培根对古希腊神话的深刻见地。他认为，古希腊诗人的神话故事代表着一种较古老的智慧，“它们既不应视为诗人的创造，也不应认为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而应该当作神圣的造物和从比较优越的时代所吹来的曲调。这是从更古老的民族的传习中得来，而被收入希腊人的笛管中的。”
培根认定古人实质上是用神话、寓言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媒介。他还对古人为何要这么做，做了分析。
培根在《爱神或原子》的神话中，简述了在希腊神话中爱神是众神中最早出现的，除了开天辟地的“混沌”外，爱神也是一切事物中最古老的，并且他是没有父母的。培根对这一神话做了如下解释：
这个神话讲的是命意极深的自然的发生和开端时期。这里所讲的“爱”，我把它理解为原始事物的趋向或本能，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原子的自然运动”。
这种东西确实是那种用物质构成的一切事物的原始的特殊的力量。这东西确实是没有父母的，就是说，它是没有“因”的，因为“因”就好像是“果”的父母。
可是原子的运动这种力量在自然界里更无他“因”。在它以前没有东西，因此没有构成它的“因”，也没有比它更为原始的东西，因此它没有品类也没有形式。
在这里，培根借爱神古老又无双亲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关于物质“自因”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古人的智慧》中，培根还讲了他十分欣赏的《亚特兰特和希波曼尼斯的利益》。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亚特兰特与希波曼尼斯赛跑，如果希波曼尼斯赢了，就可以娶亚特兰特为妻，如果输了就要丧命。亚特兰特跑得飞快，她已击败并毁灭了无数与她比赛的人。
因此，希波曼尼斯只好求助于计策。他把得到的3个金苹果带在身上。比赛一开始，亚特兰特很快超过了希波曼尼斯，希波曼尼斯把一个金苹果扔到了亚特兰特的跑道前面，好奇心和金苹果的美丽诱使亚特兰特离开跑道俯身去拾。这时，希波曼尼斯就跑到了亚特兰特前面。由于亚特兰特跑得快，很快又追上来，并超过了希波曼尼斯。希波曼尼斯又抛出第二个金苹果，然后又抛出了第三个金苹果，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培根认为这个故事中，包含着技艺与自然竞赛的寓意：亚特兰特代表技艺，只要剔除了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它就能比自然——希波曼尼斯——更快地达到它的目的地。
培根说，技艺这种特权和非凡的效力，却被某些金苹果所阻碍，从而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损害。因为没有一种科学和技术能真正持久地坚持它的路程，直至结束。它们经常有持续的或短暂的中止，放弃进程，转到一边寻求一时的利益和方便，非常像亚特兰特。
因此，毫不奇怪，技艺不仅没有战胜自然，而且依照竞赛的条件，要做它的妻子，要服从于它。
在这里，培根阐述了关于理论研究与实用研究的关系。培根指出，二者的关系就是“因”的研究与“果”的研究的关系。培根反对目光短浅、只满足于有限范围的新发明的机械之巧，强调要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的发明、发现，以便于新发明、新发现能“一串串、一堆堆”地出现。
培根在书中通过《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故事，表达了他的另一个哲学观点，即人类“不满现状”是神圣和必要的。培根认为，要想使人们有勇气与进取精神向下一个目标迈进，必须先使他们具有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必须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忍受中解放出来。否则，人类既不能改进他们的科学，也不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
在《论古人的智慧》一书中，培根还指出：
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必然毫不犹疑地承认，这种教导方法是严肃的、认真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有时在科学上还是必需的。在通俗意见之外的一切深奥的新发现里，这种方法正是打开通向人类理解力的容易的和熟悉的通道。因此，一些如今看都很平凡和普通，而当时看来却是全新或鲜为人知的人类理性的一些新发现和新结构里，却有着许多的神话、寓言、隐喻、比喻和暗示。
这些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告知和教授。人们的心灵仍然很原始，对于敏锐的和思辨的事情未熟练甚至无耐性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去接受那些不能直接刺激感官的事物的。
培根还说：“历史到今天，人们要以新的光亮照耀人类的理解力，既要克服偏见，而又不至于引起争辩、敌意、反对或骚动，也必然循着这同一道路，即求助于寓言、隐喻或暗示的类似的方法。”这段话道出了培根写作《古人的智慧》的另一意图。培根的一些新思想，是借这些神话、寓言的释义表达出来的。
培根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机敏的才思、深刻的哲理，从《古人的智慧》的31个神话、寓言故事中，引出他自己的见解。但这些智慧和含义与其说是属于古人，不如说是属于培根。因而无论是谁，要想找出神话或任何文本的原意或本意，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历史的文本总是有多种解释，这不是因为历史可以任人随意解释，而是解释历史的人，着眼的历史层面不同和思想观念各异所造成的。
培根的这部《古人的智慧》，意义不在于是否真的再现了远古的智慧，而是他从神话故事中抽引出自己所需要的哲学思想的巧妙技能，从而为哲学思想的表达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古人的智慧》在探寻最古老的智慧的同时，也表述了培根关于自然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等多方面的思想。毫无疑问，这是英国思想史上对哲学做了最有意义的贡献的著作之一。
《古人的智慧》文笔优美、生动，构思新颖、巧妙，想象丰富、奇特。它像一部散文诗，所以有人把此书列为文学作品。
《古人的智慧》这部书，培根仍然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在培根看来，只有拉丁文才能与世长存，其他的语言，包括自己祖国的语言，终有一天要被拉丁语所取代。
1611年，培根还主持出版了钦定英译《圣经》。
詹姆士一世在位的几年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出版了重新翻译的《圣经》。当时的清教徒曾提请詹姆士国王出版一个全新版本，一本更准确的、不附加任何宗派倾向的《圣经》。
詹姆士即位的第一年，首肯了这一要求，并让人筹备这项工作，结果出版了一本后来在英语世界里最驰名，也最有影响力的钦定本《圣经》。这个版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全世界基督教徒的认可与欢迎。
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历史记录室中，有文件显示，弗朗西斯·培根参与了整个翻译过程的重要部分，他的参与直至最后的翻译定稿。
对于新版本《圣经》，《剑桥英美文学史》中这样写道：
较之过去所有版本的《圣经》，这一版是对各个宗派都有利的。事实上，《圣经》中所有受到质疑的字和词，在这一次都被认真地加以讨论……很多宗派都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为自己的立场而战斗，这也使得最为准确的《圣经》版本得以产生。
这一钦定版本《圣经》中的很多篇、段落，都为大多数英国人所耳熟能详。也因为如此，它逐渐成为英国的国宝，成为一国的经典之作……
钦定本《圣经》成为英国人最骄傲的作品。只有培根这种文学天才，才能带领大家将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工程完成。
很多年后，英国著名作家赫胥黎这样评价：
……这一《圣经》版本，是使用了最高贵最纯洁的英语写成，单从文学角度去阅读，就已经是美不胜收了……
如果说要我们英语中所有的东西在此时被全部毁灭掉，只剩下这版《圣经》，它就足以显示出其全部的美与力量了。
坚持不懈地为国效力
1612年5月，培根晋升的前景开始发生变化。罗伯特·塞西尔终于走完了他的尘世之路。在经历了罗伯特这么多年的恶毒攻击与压制后，培根终于得以从此从背信弃义的恶名中解脱出来。
罗伯特·塞西尔死时，已经是全英国最富有的人，可能也是最被仇恨的人。培根不喜欢塞西尔，而且并不是他一个人这么想。
在伦敦街头，流传着许多关于塞西尔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么说的：
这下面埋着的，
是跋扈的罗伯特·塞西尔，
曾经那般辉煌无比，
但现在却被丢在这里，
给虫子吃到肚里去。
有着聪明的头脑，
却凄惨地死去，
因为，他为政敌摆下圈套，
给好友暗设诡计。
没有压制者后，培根在政界活跃起来。他被任命为一个新设的法院的院长。这个法院名为“边缘”，培根的任务是直接处理伦敦王宫区周围12000米以内的犯罪行为。培根又组织了财政委员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还曾经向国王要求继任萨里斯·博莱伯爵的职位，不过詹姆士国王没有同意。
培根深知，要想得到更高的官位，没有对国王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帮助是不可能的。最初，培根巴结詹姆士的宠臣桑莫塞伯爵。当他看到桑莫塞开始走下坡路、出现衰败的征兆后，就立即与他断绝往来，转而投向正在英王朝走红的白金汉公爵。
培根为了巴结白金汉公爵，使尽浑身解数帮助他，使他在英王朝的地位扶摇直上。当桑莫塞彻底失势后，白金汉公爵立即成了英国权倾朝野的大人物，成了詹姆士的宠臣。这时，白金汉公爵又在国王面前不断地说培根的好话。
培根为了登上高位，还昧着良心做了许多讨好上司和詹姆士一世的事。如在著名的罗利爵士案件中，培根违心地顺从了詹姆士的旨意。罗利爵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曾与埃塞克斯伯爵争宠。詹姆士继位后，怀疑罗利爵士反对自己继承王位，先是以叛国罪囚禁他13年，释放两年后又将他处死。
培根明知罗利爵士是无辜的，却赞成并支持詹姆士对罗利处以极刑的主张。培根一方面主张与西班牙的敌国荷兰签订攻守同盟，同时又顺着詹姆士和其宠臣的意思，赞成英国与西班牙结成联盟。
此外，培根还听任白金汉公爵干预司法。尤其是在专利权的问题上，培根的做法非常不得人心。詹姆士经常将某些商品的专利权赐予贵族或某个宠臣，这对工商业的发展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极为不利。专利权成了保护朝臣和食客集团的利益、妨碍和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
在伊丽莎白时代，培根曾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专利权制度，因此得罪了女王，使自己长久不能得到升迁。现在，培根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站在詹姆士一边，维护王室的利益，支持王室有专利特权，并违心地说：“这是加强王国经济的有效办法。”
培根经过种种努力，在白金汉公爵的力荐下，终于得到了詹姆士一世的青睐，在官场青云直上，如愿以偿。
1613年，詹姆士国王任命培根为检察长。这一职位曾由非常嫉妒他的爱德华·库克担任。而库克从检察长之位又“升迁”了。库克非常恼火，他知道自己是被“强行端了上去”，现在的位置是个虚位，对国王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库克在此之前已经数次赢过培根，也就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得到检察长的位置，又把培根钟情的海顿夫人迎娶回家，但库克仍然嫉妒比自己年轻的人，看不惯比自己优秀的人。
培根期待已久的检察长一职终于到手了。对饱尝仕途之苦的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培根在就任“边缘”法院院长一职时，就曾痛斥“决斗”之俗，把它作为流行全国的罪恶。当了检察长以后，他更是雷厉风行地要根除这种习气。他建议的方法是，应将任何犯这种案子的人，无论是挑战的或接受挑战的或作为助手的，都永远贬于朝外。
1614年，培根成为伊布斯维奇、圣·亚尔宾郡及剑桥大学所选的议员。这一年，国会解散，从此培根的政治势力也就消失了。
此时，培根再次给詹姆士国王写信。在读了培根的信后，詹姆士国王终于了解到培根的诚恳态度，他大喜过望。法官应该“是头狮子”，培根写道，“但应该是臣服于王冠下的狮子，以不触及王位的尊严为界限”。而这正是这位来自苏格兰的无能国王最想要的，一个只知道承担重任，却永远不对王室提出任何质疑的人。
詹姆士国王对培根的效忠甚感喜悦，他终于给了培根一个更大的机会，提升他为枢密院成员。
1616年6月9日，培根被委任为枢密院大臣。同年，布莱克爵士退休。
1617年，詹姆士国王任命培根为掌玺大臣，这一职位是培根的父亲尼古拉·培根曾在许多年前就担任过的。在就职典礼上，培根做了冠冕堂皇的演说。
1618年1月，官阶的最后一级终于被培根登上了，他受命为英格兰的大法宫。不久又被“升任”为贵族。同年7月，在詹姆士国王的恩准下，他又被授封为维鲁兰男爵。维鲁兰是个地名，就是圣阿尔本斯的拉丁名字。圣阿尔本斯则是培根的别墅所在地，高兰伯里城附近的一座城市。培根称自己为弗朗西斯·维鲁兰法官。
在英国，“掌玺大臣”和“大法官”这两种职位，论权力和权威是相同的，但就特权、国王的恩宠论，它们又是不一样的。自培根之后，就没有人再得到过大法官的头衔。
此时，培根的收入十分丰厚。1608年，培根的年收入还是5000英镑，而到了1618年就多达16000英镑。国王还在这两种官职外，每年给他特别的恩典与赠与，两者加在一起，每年达18000英镑之多。
培根在给詹姆士的一封信中，曾感激地历数国王在短短几年内给他的恩赐：9次升擢，3次是在爵位方面、6次是在官职方面。由于官高禄厚，培根的家庭生活非常阔绰排场，出入王宫总是前呼后拥，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最多时竟有几十人之众。
1621年1月，培根在自己的60岁寿辰之际，他在约克府举行盛大的生日宴会，很高兴地接受朋友们的祝贺。贺寿者摩肩接踵，终日宾客盈门。诗人班疆生也参加了这个宴会，并写诗歌颂。
此时的培根，为官已日趋成熟，他从历代官吏沉浮的遭遇中，总结出“为官四忌”，即一忌办事拖延，当断则断；二忌受贿讲私情，不能“为了得到一块面包而违法乱纪”；三忌蛮横无理，这会招来怨恨和祸患；四忌诱惑、被骗，这样必然会被迫按照别人的意志办事。这时，培根在为官上还是比较谦虚谨慎的。
培根自从当了副检察长之后，由于公务繁忙，无暇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自己的精力也越来越差了。培根为此感到苦恼，但是他还是舍不得丢弃有权有势、受人尊重的高官职位和富足的贵族生活。
社会上尽管有一部分人对培根的品德大加鞭挞，但大多数人对他的学问和才华还是十分佩服的。即使对培根的品德说长道短，也只是在背后议论而已，当面还是十分尊重他。想与培根结交的人也不在少数。
1609年后，培根的公务日益繁重，尽管他善于利用时间、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写作的速度还是明显放慢了。在这期间，培根仅在1612年出版《论说文集》第二版时，补充了20篇短文，另外还写过一些政治、法律方面的文章，此外就再也没有写过别的东西了。
此时的培根内心矛盾到了极点，当高官厚禄和科学研究在时间与精力上很难调和时，他感到身居高官是三重身份的臣仆——君主和国家的臣仆、名誉地位的臣仆、事业的臣仆。有了这三重身份，人就没有言行的自由、支配时间的自由。有时培根想，以自由换取高官厚禄真有点儿得不偿失，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培根最终还是选择做高官这条道路。
这是因为，培根早年从亚里士多德写作《动物学》的过程中得到启示：不当高官，在科学研究上就得不到充分的人力、物力支持，而撰写《伟大的复兴》这个工程实在是太大了，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培根这时想受命担任某个学院的院长。
培根认为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或圣约翰学院等，都是人才济济、学风好、学术水平高的研究单位，如果能当上其中任何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就拥有了一个研究阵地，可以组织、指导、支持研究人员，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有计划地进行自然哲学研究。
此外，培根还有一套宏伟的计划。他设想给科学发明者单独建立一个学院，有一切必要的设备；制定一个完善的奖励科研有功人员、罢免无能力者的奖惩制度；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调查自然界的珍奇，二是调查机械技术的发展历史；经常与外国的大学交流经验，交换科研情报，进行技术合作；等等。
培根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一有空闲他就马上投入到《伟大的复兴》的撰写工作中。
培根的秘书罗莱博士曾回忆培根辛勤创作《伟大的复兴》一书的过程。罗莱博士说：
《伟大的复兴》是培根多年辛勤劳作的产物。我本人至少看过《伟大的复兴》的12个不同的本子，都是年复一年地修改过的。
这本书的结构、次序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修改、补正，然后才达到付印时的那种样子——就像许多动物舔自己的小兽一样，一遍又一遍，一直等到它们的肢体发育得强壮起来。
高官要职既给培根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利益和显赫的名声，同时也占去了他的大部分宝贵时间。直至晚年，培根才认识到自己把才能用到了最不适宜的地方。
1621年1月，培根又得到了新的荣誉，他被封为圣奥尔本斯子爵。这是培根所能获得的最高头衔了，作为尼古拉·培根的小儿子，这真是天大的荣誉。至此，培根已到达了他仕途的巅峰。对于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而言，从平民百姓的行列中走到此，已经令培根非常满意了。在哲学史上，培根成为少有的拥有高官显爵的哲学家。
在詹姆士国王最喜爱的住所——老威廉·塞西尔的西泊池庄园，举行了培根被授予子爵身份的盛大仪式。此时，已经是1621年的新年。詹姆士国王为表示自己非常恩宠培根，亲自为他披上了子爵外衣和花冠，而不是仅仅让人宣读一下恩准证书而已。
培根又选择了皇室的紫色作为自己外衣的颜色。这位新获封的圣奥尔本斯子爵给詹姆士国王写了一封信，对国王宠爱自己表示谢意。他使用了一些谜一样的词语：“那么，我现在可以带着圣奥尔本斯子爵的习惯或穿上圣奥尔本斯子爵的衣服，坦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圣奥尔本斯是英国第一个为基督教而殉道的人，在培根的老家赫特福德郡被视为英雄。在培根看来，他与奥尔本斯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
1621年1月，培根在再次成为自己住所，也是英国法律最高长官住所的约克大院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原先住在这里的老朋友艾勒斯梅尔去世后，培根和夫人爱丽斯就搬了回来。
从培根在约克大院出生到此时，时间已过去了60年。他在这里给自己的60岁生日办了个寿宴。在宴会上，培根的老朋友本·琼森写了一首谜一样的颂歌献给他：
赞美你，
英国的天才！
你的脸上为什么挂着如此灿烂的微笑？
那炉火，
那美酒，
那嘉宾，
你就站在这中间，
周围好像有种神秘的气氛在萦绕。
故去者的儿子，
睿智的爵士大印守护者，
他父亲曾做过的职位，
此时他来继任。
现在还有更符合能力的职位加之于他，
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命运之神，
使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命运在编织着他的人生轨迹，
他也只能听凭命运之神巧手的安排。
这段时光是培根人生中的巅峰时刻。他应该获得这份美好时光，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不断地为英国效力，从未退缩。有人也许会惊讶他对未来具有的预知能力，这种能力向他揭示，自己的梦想将很快地破灭。
揭示知识的真正意义
1620年，培根的代表作《伟大的复兴》出版了。
培根是一个创世论的信仰者，他相信在几千年前，人类曾对宇宙有过控制权。因此，他把自己要研究的科学称为“复兴”，用科学知识解释大自然，通过学习知识恢复人类失去的对大自然的控制权。
培根认为，人类了解、掌握了更深更多的知识，就能彻底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此时的培根已经成熟，他不仅要收获自己的全部知识，而且要收获人类的全部知识。培根要对知识进行重新分类和改造，使知识科学化，从而达到“科学的伟大复兴”。这就是培根撰写此书的目的。
培根在书中阐述了他毕生怀抱的新思想，因而对此书从写作到发表，他都极为谨慎、严肃和认真。
培根曾计划把他的《伟大的复兴》分为6个部分展开。他列举如下：一是“科学的分类”；二是“新工具”，或“关于自然解释的指导”；三是“宇宙的现象”，或“一部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的与实验的历史”；四是“理智的阶梯”；五是“新哲学的先驱或预测”；六是“新哲学”或“能动的科学”。
第一部分是对人类现有的知识做了一个概括的叙述。用培根的话来说，就是沿着已有的艺术和科学的海岸来一次巡视。在陈述科学分类时，不仅叙述那些已经发明、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要叙述本来应有而尚待研究的学科，以便引导人们日后加以研究。
1605年出版的《论学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这一部分内容，虽然它不是被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部分写出来的，而是在计划中代替它的位置的《崇学论》；就实际情况而言，几乎只是它的一个扩充了的拉丁译本。
第二部分是引进一种解释自然的艺术，使人类理性的功能得到改善和帮助，使之能够达到自然的更深更远的边界。对于这种解释自然的艺术，培根称之为“新工具”，这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写的。
培根强调他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学在目的、方法、起点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部分是培根计划的《伟大的复兴》中仅有的真正完成了的部分。因此，《新工具》也就成了印行的《伟大的复兴》的主体。
第三部分是“作为新哲学基础的自然与实验的历史”，又定名为“科技与技术的百科全书”。培根认为再精美、再完善的解释自然的艺术，也不能为理智提供知识的材料，而这却必须到自然界去搜求。在培根看来，有了这部百科全书，哲学就有了坚实稳固的经验事实的基础。这个部分虽然培根没有写成，但在工作计划里，他对自然史的目的要求、内容、组织等，都做了精辟的论述。
第四部分“智力的阶梯”，是把“新工具”提出的方法扩大地、详尽地运用到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上，从而考察人在发明时思维的全过程。不过，这部分也仅仅是个设想，并没有写出来。
第五部分是所谓“先驱者”或“新哲学的先锋”。培根说，这是在他的“新哲学”完成之前，把他在走向“新哲学”的途程中新发现的东西，提出来供暂时之用。不过，这些新发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培根全然没有讲述过。
第六部分即“新哲学”或“能动的科学”。培根曾明确指出，这是他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他的部分都只是为它做准备的。它所要表述的，就是通过他称之为“一套合理的、纯洁的、严肃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哲学”。然而，他又说：“要把这最后一部分彻底地完成，是一件我力所不及的，也是我所不敢希望的事情。”他只是希望自己所做的是个“不太微不足道的开端”罢了。
这便是培根计划的《伟大的复兴》的全貌。实际上，最后一部分是未来时代的工作；第四与第五两个部分，只写出了序言；只有前三个部分是以相当可观的篇幅阐述出来，其中第二部分真正完成了。因此，后人常把《新工具》以单行本发行，单独对这本书进行评论和阐述。
《新工具》分为两卷，是用拉丁文以箴言形式写成的。此书堂皇的辞令是其所包含的先知式的预言的合宜的表述工具，融汇材料的箴言加深了主要观念给人以印象，而没有严重干扰论证的线索。《新工具》无论从它的文体，还是从它所传达的观念的重要性来看，都被认作培根最重要的著作。
《新工具》的宗旨，就是要给人类开辟一条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路，以便人的心灵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权威。书中批判了传统哲学的脱离实际、脱离自然，对人类无补益，同时也传达了培根的一个主要观念，即知识的实践目标。
培根以这样一段话强调了他的这一观念：
占有材料不仅是思辨的幸事，而且也是一切操作的力量和人类真正的事业与财富。因为人只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做的和所了解的，就只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
他就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因果链条不会为任何力量解开或弄断，除非服从自然，自然也不会接受命令。因此，这两重对象，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便实际地合而为一；而操作失败正是由于对原因的无知。
在这段论述中，培根对知识的价值与功能提出了最概括、最切要、最伟大的箴言：“知识就是力量！”
具体说来，培根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纯思辨，首先，他认为知识是掌握自然奥秘的有效手段，是通过认识自然而驾驭自然的巨大力量。在培根看来，真正的知识是根据原因得到的知识，知识是由对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构成的。培根明确指出，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如果不知道原因，结果也就不能产生。
因此，培根认为“由于形式的发现，他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培根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得出了知识与力量合一的思想。
其次，培根认为知识是社会改革的力量。在《新工具》里，培根指出，野蛮人、文明人的分野是以对知识掌握、运用的程度为标志的。他还指出，农业的发明是人类的第一次革命，而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正是导致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革命。显然，培根把知识看作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
再次，培根认为知识对于文治武功、治国安邦也有着重要的功能。
培根进行了广泛的历史考察，尤其是对罗马历史，从罗马皇帝杜糜申始，至既是皇帝又是哲学家的马库斯·阿勒留止共6位帝王的显著政绩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只有在学问渊深的君王官吏的治理之下，才有所谓的至治之世。
最后，培根认为知识是人自我完善的手段。他说：“除了知识和学问而外，尘世上再没有别的权力，可以在人的心灵及灵魂内，在他们的认识内、想象内、信仰内，建立起王位来。”
培根十分强调知识在对人性完善上的价值与功能，强调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形成离不开知识。他说：“真理和美的区别，有如印章与它的印痕的区别。因为真理就是道德的善的印章。”
最后，培根还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知识在信仰上的价值，论证了“知识是滋养信仰最完善的养料”，提出了“哲学上的浅学肤知使人倾向无神，造诣深了则又复返宗教”。这一论断是培根神学观点不彻底性的一个典型表现。但从培根所处的时代来看，它仍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培根对于“知识就是力量”一直有着强烈的信念，而且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他坚信科学能为人类谋大幸福。
《伟大的复兴》在出版时，该书的封面有一幅经过仔细选择，代表了培根寓意的插图：一艘三桅船正在扬帆前进，遥远的前方有两根相隔不远的柱子。
对此，培根在序言里做了说明，他说：
人们对他们的现状估计得过高，而对于他们改善现状的能力却估计得过低。这就是两根不祥的柱子，它们好像注定要把人们封锁在一片被陆地包围的内海中，使他们永远不敢到知识的大洋上去。
插图下面的铭语小框中，是用拉丁文写的引文：“有多人来回奔跑，知识就必然增长。”
在该书的正文中，培根再次引用《圣经》上的这句话，他认为人类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发展，与人类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全球各大洲互相往来，都是密切相关的。
封面下边有一小框，里边的题词是培根从小在高兰伯里别墅餐厅里看到的油画上题写的那一句话：“教育造成进步。”这既反映了儿童时代的教育对培根的深远影响，又表达了培根的一个基本思想：教育可以使人获得知识，知识可以使人类“复兴”对宇宙万物的统治权。
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中给詹姆士一世国王的书信体献词中说，他希望国王资助一部关于自然及技术的百科全书，这部书应当“建立在各种经验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而且这些经验都是经过很好的检查和衡量的”。他深知若没有这样一部书，自己宏伟的计划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
该书在献词之后就是序言。献词是向国王进言；序言则是向广大读者、向人民进言。在序言中有教育、引导，也有规劝和警告。培根写道：
最后，我向大家做一个普遍的忠告，就是大家要考虑知识的真正目的所在，希望大家追求知识既不是为了自娱心志，也不是为了争论取胜，或是为了凌驾于他人，或是为财、为名、为权力，或是为了任何卑鄙的东西；而是为了人类生活的利益和用途，并且要以仁爱的精神充实和使用知识。
在序言中，还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很好地表达了培根的崇高品质和他对事业的看法：
关于我自己我不想说什么，但关于所谈到的对象，我则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一项事业，并且相信我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
最后，希望人们以满怀善良的愿望参与此事，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和想象中，不是把我们的复兴想象为某种无限的、超过人的能力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复兴乃是无限谬妄的真正终结。
《伟大的复兴》的出版，培根用新哲学结束了传统哲学的旧时代，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的研究自然哲学的新时代。马克思对培根在哲学史上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他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在人类历史上，弗朗西斯·培根是第一个真正揭示了知识的真正意义的人。当代科学学的奠基人之一贝尔纳，把培根关于知识的价值与功能的思想归类为现实主义的科学观。贝尔纳认为培根就是最早以现代方式对这一科学观加以充分阐述的人，培根是科学学的先驱。
首次提出“幻象”说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培根依然坚持哲学方面的研究与著述工作。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培根吃过早饭后，刚要开始写作，一位朋友便登门造访。
一进门，朋友就说：“嗨！我的老伙计，别整天光顾着研究学问，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到郊外转一转。这对你的身体会大有好处的。”
对于朋友的提议，培根不好一口回绝，于是吩咐仆人备好马车，来到了伦敦的郊外。
看着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致，朋友不禁问培根：“你每天都在研究自然哲学，这自然哲学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
培根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主张的自然哲学是要人们重新与自然界接触，用新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客观事物，并得出规律性的知识，恢复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权。”
朋友听了这话，笑了笑说：“可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非常神秘，我看人类是难以破解的。”
然而，培根却十分坚定地说：“人类肯定能认识大自然，这是早晚的事。现在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大自然，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许多心理障碍影响着我们，它们好似魔障一样，遮蔽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清自然界的真实面目。”
朋友接着问道：“人们有哪些心理障碍呢？”
培根说：“在我刚出版的著作《伟大的复兴》里，对这个问题做了很详尽的阐述。”
随后，两个人围绕此话题边走边谈。
培根认为，人在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种种心理障碍，他把这种心理障碍称为“幻象”。
培根在撰写《新工具》时，根据这些心理障碍的不同性质，把幻象分为“种族幻象”、“洞窟幻象”、“市场幻象”、“剧场幻象”。
培根认为，扫除人类认识真理道路上的障碍，不能止于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还必须进一步对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加以分析和揭露，“否则，我们的旧错误刚除掉，新错误又会由人心的不健康状态产生出来。如此，我们只能变化错误，却不能廓清错误”。
培根的“幻象”说所论及的不是某一种具体错误，而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时普遍存在的“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错误”。所以说，培根的“幻象”说具有独创性，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大突破。
培根认为，“种族幻象”是从人的天性中来的。他说：“人的理智就好像是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搅混到一块，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
具体地说，这种幻象的产生，“或者是由于人的精神实体气质相同，或者是由于它的成见，或者是由于它的狭隘性，或者是由于它的无休止的运动，或者是由一种感情的灌注，或者是由于感官的无力，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的方式”。
培根认为，要达到“符合尺度的真理”，就必须剔除这种幻象，其途径就是科学实验。
培根认为，“种族幻象”的表现之一就是“先入为主”。他说，人的理智一旦接受了一种意见，就把别的一切都拉来支持这种意见，或者使它们符合这种意见。虽然他在另一方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有力量的相反的例证，但是对于这些例证他却加以忽视或轻视，或者用某些区分把它们摆在一边而加以拒绝。
培根认为这种“先入为主”，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一大障碍。随后，培根举了无神论者狄高拉斯否定神灵的例子：
希腊人出海前，往往要向海神祷告，希望得到保佑，平安回来还要还愿，并把自己的像挂在庙里。
有一次，一个人指着画像问狄高拉斯：“你还认为向海神祷告是愚昧的吗？”
狄高拉斯回答说：“是的。出海前祈求神灵保佑，而后被淹死的人，他们的画像在哪里挂着呢？”
希腊人这种“选择性的认知”多少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与对生命的基本态度。而培根却说：“所有的迷信莫不如此，对应验了的事情就予以注意；对失败的、没有应验的，就不去注意。不是客观地对待各种事物，而是以先入为主的偏见来做出判断和取舍。”
培根认为，“种族幻象”的第二个表现是，人的思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感情和意志的支配。假如一个人认为什么是真的，就会去相信它。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如果依照自己的意愿确定问题的性质，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大自然。因此，培根认为，人的认识要想达到合乎真理的尺度，就必须揭露“种族幻象”的谬误，正确地解释自然。
这个途径就是科学实验。培根认为影响人认识客观世界的第二个心理障碍，就是“洞窟幻象”。“洞窟幻象”这个词来源于柏拉图的《国家篇》。他假设一个小孩从小生长在地窖里，当他长大后来到外面，对外部世界就会产生种种奇特的、荒谬的想象。
“洞窟幻象”就是指每个人从自己的性格、爱好、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出发，来观察客观事物，由于各自不同的偏见，因而会歪曲事物的真相。
培根认为仅仅扫除“种族幻象”和“洞窟幻象”这两个障碍还不行，还需要清除第三个心理障碍，即“市场幻象”。
“市场幻象”是指人们在交际中由于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和认识谬误。
在培根看来，这种“幻象”最难消除。培根说：“我之所以称之为‘市场幻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取得联系的，而所使用的文字是依照普通人的了解。因此，选择文字失当就会阻碍理解力。”
培根认为，人们的理智可以支配语言，语言在运用中又可以反作用于人的理智。如果词语运用不当，或者理解其含义不同，就会使思想交流陷于混乱，陷于空洞的争论和幻想。这正是哲学和科学流于诡辩和无生气的原因。
培根还揭示了语言的约定俗成的性质。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媒介，要想畅通无阻，就必须有适合一般人的理解能力的确定含义。
培根在认识到三种心理障碍之后，还发现人类往往迷信于权威，以为前人说的就是对的。于是他又提出要清除第四个心理障碍，即“剧场幻象”。
“剧场幻象”是不加批判地盲目顺从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和哲学原理、体系以及权威而形成的错误。培根说，“剧场幻象”不是天赋的，而是从哲学家们的各种教导和各种错误的演示规则中植入人们的头脑中的。
在培根看来，所有流行的哲学体系都是一些舞台戏剧，代表着哲学家们以虚构和戏剧手法创造出来的各种世界。
培根的“幻象”说的提出，实际上是揭露了神学的唯心主义以及一切谬误的根源，正在于以虚幻的世界取代真实的世界。这种虚构的舞台虽然看上去比真实世界更真实，但却远离了客观真理。
培根提出的“幻象”说，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它有力地反对了迷信权威、崇拜教条的倾向，在当时对解放思想、摧毁封建思想堡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当时培根就看清了造成人们的认识脱离被认识对象的原因，这是很深刻的。“幻象”说还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料。
最后，培根在“幻象”说中还接触到认识论中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主观与客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思维与语言等，这些也启发了后来的哲学研究。
无论怎样，培根“幻象”说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对人类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产生错误根源的揭露具有持久的价值。
《伟大的复兴》的出版，标志着培根也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鼎盛时期。这时，他在英王朝中的官位已经很高了，他的名声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倾慕和崇敬。
成为内讧的牺牲品
1621年冬天，对英国来说，一切事情都很不顺利。这年冬天，暴风雪肆虐，泰晤士河的河道都结了冰，阻碍了水路交通，商船的贸易往来也被迫停止。城市中到处堆着垃圾，臭气熏天。
由于政府采取的各种政策都十分乏力，物价猛涨，民众叫苦不迭，不少人抱怨为了活着不得不债台高筑。此时，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大家都在抱怨从未有过的糟糕生活。甚至有人相信，英联邦体制本身已岌岌可危。
但是詹姆士国王看上去，好像没把这些状况放在心上。只要宫廷里的奢侈生活没有改变，巨额开销保持不变，外面民众的抱怨就影响不了国王的心情。
当时，有个国王的宠儿，国王亲切地叫他“史迪尼”。他的原名是乔治·维利耶，后来成为白金汉公爵。国王把所有的特权都给了他。詹姆士国王的第一个儿子亨利，是一个很有出息的王储，但不幸夭折了。亨利的弟弟查尔斯现在成了威尔士王储。通过交友和刻意逢迎，白金汉公爵博得了这位年轻王储的喜欢。
白金汉公爵脖颈上绕着全国最有威信的荣誉之物，即镀金的古老的嘉德勋章。国王的宠爱使他信心倍增，也给他带来种种特权。如果有人希望国王高兴，那只要让白金汉公爵高兴，就意味着国王也高兴。
培根非常希望詹姆士国王能支持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启蒙运动，但事与愿违。启蒙运动的概念，国王很欣赏，但他更大的兴趣是饮酒作乐、狩猎以及在其他方面。他先是宠爱桑默塞，随后又宠爱白金汉公爵。
在1621年，培根的政治生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官爵、地位、名望、财富他都有了。但是在得意之中，培根也免不了要记起那些为了逢迎旨意、奉承权势所干的违背初衷、违背良心的事，维护王室关于专利的特权，听任白金汉公爵干涉司法。
培根由于逢迎上意而背离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专利权既是保证宫廷朝臣取得利益，又是妨碍和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制度。议会代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要求，从1597年起就开始了反对专利权的斗争。
詹姆士一世来自没有议会民主的苏格兰，因此他把议会看作他王权的敌人。他还亲自撰写了《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宣扬“王权神授”，“自由君主永不受外界的干预，也不受臣民的要挟约束”。
詹姆士一世反对议会讨论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命令议会把国事托付给唯一有权掌握国事的国王枢密院。詹姆士一世声言，臣民辩论国王所做的任何事等于煽动叛乱。
詹姆士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议会的强烈不满。因而议会断言说：它有权自由讨论一切真正有关臣民及其权利或地位的事务。
因此，1611年议会被解散。1614年的议会也因为批评詹姆士一世的政策，致使议会未及办理任何事务就被解散了。此后，英国议会一直未曾召集。
培根迫不得已地夹在封建王权、贵族势力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的斗争之中，思想感情是十分矛盾的。他内心虽然倾向于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客观上却站在王权一边，维护王室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培根才能得到国王的赏识和重用，但却得罪了议会。
到1621年，离最后一次国会开会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其实，詹姆士国王也不想现在就召开国会会议。如果此时召开，那无异于给国会两院的人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的机会，这可不是他想要的。但资金短缺的压力太大，如果他还想继续支持陷入困境的女儿波希米亚王后和她的丈夫腓特烈的话，他就必须告诉国会，自己真的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因而不得不召集议会。然而，这届议会的头一个举动就是要求改革专利权法案。
在开会的这一天，整个伦敦笼罩在一触即发的氛围中，民众怨声载道，上院贵族与下院议员之间冲突不断，形成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形。人们都希望有人掉脑袋。詹姆士也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有多么危险。不过，他很有手腕，知道如何掌控形势。他必须把自己掩饰起来，然后找个替罪羊，帮他解围。
詹姆士国王一走进国会，就开始演戏。国王谦和的讲话，让很多人心存感动，下议院顺利通过了他的资金议案。然后，讨论起颇多争议的“特许权”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国王已将不少“特许权”赠与出去。不过，都是因为听了一些“进言者”的建议，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应该由“进言者”负责。至于国王，只是耳根子太软罢了。大家都知道，法官是国王的主要进言者。
于是，国会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开始对国王持有批评态度的议员们，此时却对国王少见的谦卑样子和明显“对民众的爱”所打动了。可他们还是想找个替罪羊，于是，培根的敌人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战场。
由于培根对王室在专利权上的维护态度，议会在培根宿敌爱德华·库克的鼓动下，开始着手进行行动了。爱德华·库克是下院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小撮密谋者的召集人。这一小撮人都感到受到了培根的冷落和怠慢，或受到很多委屈，其中也有人想借机把培根踩踏一番，以便自己能够升官发财。
他们借口维护国家的稳定，想把“最正义的法官”从法官的宝座上拉下来。他们批评司法界，要求弹劾大法官培根。弹劾的原因是：培根接受了待决案件的诉讼当事人的礼物。
库克他们找到两个人提供证据。他们说，法官在听证案子时收取了贿赂，其中一人付出了100英镑，另一个人给了300英镑。但这些礼物并没有使法官改变判决的内容，最后他们还是被定了罪。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个职员，指控法官后，自己反受到不良行为指控而遭到解职。但这不是事实。
当时，“贿赂”与“送礼”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送礼给政府官员并不被认为是贿赂。法院所有的开销，都要由诉讼双方支付，政府不给法院提供一分钱。法院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与法院产生关系的人。“送礼”额度越大，可能越会得到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处理意见。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实用的体系，培根心里也很清楚。
所谓法官犯罪，是指在不顾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只为换取费用而随便做出判决。这样看来，无论是大律师培根，抑或是法官培根，都是清白无辜的。
但公众对法官培根知之甚少，再加上有人煽风点火，说不合理的“特许权”主要是听了法官的意思给了相关的人，从而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也有人希望，“法院费用体系”应该彻底改变。改变的方式不是通过相应的程序来进行，而是通过激愤的群众打击在位的那个人来进行。
在早些时候，培根的一个朋友就提醒过他，告诉他外面群众的情绪会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培根则回答：“我问心无愧。”因此，培根在给詹姆士一世的信中表白说：“我自认为还不是一个无节制的忠告者，不是一个贪婪民众的压迫者，也不是一个傲慢、不能忍受的可恨的人。”
此外，培根还表示：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下的，就是一个天生的爱国者。
培根在给白金汉的信中，进一步辩白说：“我晓得我有两只干净的手和一颗纯洁的心。同时我敢说，我有一所可供朋友或仆人居住的干净的住室。不过约伯本人或任何人作为最公平的法官，如果遇到有人对他们搜求罪状，如人们对我的时候，那他们也会暂时显得很丑恶的，特别是在一个矛头指向高位，控诉成为时髦的时代尤甚。”
库克及其同党，成功地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下议院由开始讨论负担沉重的特许权问题，转而成了一场对培根的攻击。上院接受了对法官培根的贿赂指控。
当培根听到这些对自己的指控时，他感到十分的震惊。他一下子就病倒了。他把秘书叫到病床前，让他替自己起草一份遗嘱，希望把“自己的灵魂最后交给上帝”，遗体“找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掩埋”，名字“留给后代和全世界”。
虽然培根已经感到万分气馁，但最终结果却迟迟不来。有人指控培根装病，以避免面对对他的全部指控。于是培根给上院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真的不是装病。他希望议员们别带着偏见想他，并期望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有与证人们公开面对面对质的机会，并希望自己也能提供证人为自己正名。
另外，培根还请求议员们能仔细看一下他审查过的好几千宗案子，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错。一旦所有的事情都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疑问，培根就会变得清白。“我的手很干净，我的头脑很平静。”他再次告诉议员们：“我问心无愧。”
当然，把一切都光明正大地说清楚，这不是培根的敌人想要的结果。他们知道，如果给培根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他一定会全身而退。指控他的人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容忍培根与他们的证人进行相互的质问，最好还是使一切都模糊不清。
如果听凭光明正大的法官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王室里所有的弊端与腐败就会全部呈现：浪费国库，中饱私囊，卖官鬻爵，宠臣当道，任人唯亲。
民众都想改革，但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詹姆士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开始紧张起来。因为这样的日子一旦来到，所有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其实，培根明白这件事的背景和意义，所以他上奏詹姆士一世时，力求詹姆士对议会采取压制态度。他还告诫詹姆士：“现在打击你的大法官的人，恐怕将来也会打击你的王冠。”不过，培根当时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请求国王对议会的做法采取抵制的态度，帮助他渡过难关。然而，在28年之后，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果然被议会送上了断头台。培根可谓是有先见之明了。
此时，詹姆士一世心里也十分明白：这场斗争表面是整治培根，实质是为了削弱王权。因此，詹姆士在接到培根的上奏后也曾为之奔走。他曾亲自到议会去，要求议会停止对培根正在进行的处理，或者建立一个经过他挑选的包括下院12人、上院6人的委员会来处理培根的案件。不过，这些都被拒绝了。上院强调他们对罪犯审判的权威性。白金汉公爵则建议詹姆士索性解散议会，但是詹姆士未予采纳。
当这一切仍然不能奏效时，詹姆士一世竟下令囚禁了此事的幕后策划者爱德华·库克。但即便这样，也没能平息弹劾培根案。
培根其实是议会与王权斗争中的牺牲品，是詹姆士一世的替罪羊。就接受馈赠而言，培根承认确有其事。无论是接受馈赠，还是收受贿赂，这终究是事实，尤其是对一个大法官来说，更是不能容许的。
对此，培根从三个方面向国王、议会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说：第一，他认为这些在英王朝算不了什么，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培根认为仅仅只是这些并不能成为给他定罪的理由。第二，有些馈赠不是培根本人接受的，而是家人、仆役代他接受的。这是由于他终日既忙公务，又忙学术研究，疏于管束家人所造成的。这是他的失职之处。第三，培根认为自己没有因为接受馈赠而“贪赃枉法”，以颠倒是非黑白的判决作为回报。
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说：
律法的神圣性，不仅体现于司法身上，而且也体现于执法者的身上。《圣经》上所说的，“从荆棘之中是采不到葡萄的”，从那些贪婪的吏役荆棘丛中也是不能结出美果来的。
每一名法官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警句：“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应当知道，一切法律如果不以这一目标为准绳，则所谓公正就不过是一句梦呓。因此就这一点而论，法官与君主和执法者负有共同的使命，他们应当携起手来，以避免司法与政治发生矛盾。
法律与政策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所罗门王的宝座前站着两只狮子。法官正是王座前的狮子。法官的最高职责，就是贤明地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对于这一点，圣保罗说：“我们知道法律是好的，只要人正确地运用它。”
培根的自我辩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行贿受贿索贿这种事，上自国王、下至一般的小官吏，十分风行。詹姆士一世自己就是一个卖官鬻爵以中饱私囊者。他曾对西班牙大使说：“如果把我这里受过贿赂的官员都解除职务，那就没有一个人为我的王国服务了。”
对培根来说，他的确没有因接受馈赠而贪赃枉法，在他审理、判决的案件中，没有发现因为接受馈赠而偏袒某个人的。所以，培根案发下台后，他所审理的案件没有一个要求平反。
1621年4月底，培根被指控犯有28项受贿罪。所有的指控者都宣称，他们给他送过礼。现在该是站到法庭上，对这些指控进行反击的时候了。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培根没有这么做。
4月21日，培根给国王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要将印玺交还给国王，以此来换取免于对他的起诉和判决。培根认为，在忏悔的基础上交出国玺，这是400年来最严厉的惩处了。
培根将不对所有指控进行辩解，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有罪。上下两院对此惊愕不已，仿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身为法官却不为自己辩解开脱？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弗朗西斯·培根真的有罪。
4月22日，培根又通过查理王子，呈交给议会一封“悔过与恳求”的信。他在信中说：“现在我只有毫无掩饰地承认，我在得悉对我的控诉的详情后，我发现有足够的材料使我放弃辩护，并请求各位贵族对我加以谴责和申斥。”
但是，培根同时也提醒议会：“各位贵族不要忘记，这不仅有我个人的过错，也有时代的过错。”为此，培根提出：“我谦恭地恳求各位贵族，以我的忏悔作为对我的判决，交出国玺作为对我的惩处，而你们则不要做任何进一步的宣判了。”
培根是在病榻上写就这封信的，人们认为他可能活不了几天了。
1621年4月29日，培根的信在上院宣读后，会场上长时间地寂静无声。后来查理王子和白金汉公爵表示接受这一忏悔。
但是，从前埃塞克斯案的同谋舒桑顿则提出：“培根是以受贿罪被指控的，但他在认罪书中却没有提到受贿和对腐化行为的忏悔。这怎么可以接受？”
1621年4月30日，当培根知道上院对自己“忏悔信”的反映后，心里实在是难过极了。他整天茶饭不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晚上他又给议会写信，承认了受贿的罪行。
当培根写到“曾从未从诉讼的当事人手中接受过金钱”这句话时，握笔的手哆哆嗦嗦得几乎不能下笔，好不容易写成字句，又用笔涂抹掉了。就这样，删改了几次才写完这封“认罪书”。写完后，他顿感筋疲力尽，长叹了一声，便瘫倒在床上。
5月1日上午，培根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他两眼布满了血丝，眼袋下沉，背驼腰弯，一夜之间，他居然变成了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他脸也没顾得洗，就用嘶哑的声音唤来仆人，让他们把信送到议会。
1621年5月3日，除了白金汉公爵持反对意见外，上院终于通过了对培根的宣判，并正式公报如下：
1圣奥尔本斯子爵、英国大法官须付罚金及赎金40000英镑。
2圣奥尔本斯子爵必须监禁于伦敦塔以候王命。
3在国家或联邦中永不被雇用，不得担任任何官职。
4不得任国会议员，不得进入宫廷范围以内地区。
这最后一条意味着弗朗西斯·圣奥尔本斯子爵将永远被隔绝在皇室外面。也就是说，他将永远不许再走近伦敦一步。这是相当残酷的判决。作为受贿罪，这一判决简直是太离谱了。
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后来在评论培根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在那个年代，法律界的道德有些废弛堕落。几乎每个法官都接受馈赠，而且通常双方都收。
培根获罪本是一场党派争斗中的风波，并不是因为他格外有罪。
这个案件对培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当培根拿到判决书之后，没有读完，他就瘫倒在床上，两天水米未进。家里人都十分焦急，请来医生为他诊治。
3天后，培根有气无力地坐起来。他脸色蜡黄，颤颤巍巍地移步到桌前，右手哆嗦着握住笔，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份遗嘱。
培根并没有马上被收押进塔楼，直至南安普敦伯爵向上院抱怨，为什么还不将弗朗西斯关押囚禁到塔楼去？南安普敦伯爵曾一直是培根的朋友，但他一直对埃塞克斯案件中培根所扮演的角色耿耿于怀。
白金汉公爵解释道，是国王允许延后收押的，因为培根已经有重病在身。其实，白金汉公爵与国王都明白，培根不该受到如此的审判，但政敌们一再坚持立即收押囚禁他。
对于这个判决，培根在给白金汉公爵的信里说：“我承认这是近200年来国会所做的一次最公正的裁决。为了改革，这是合适的。”同时，培根指出：“我可以说是自尼古拉·培根以来，已更迭5任的最公正的法官。”培根的这番话是含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他用这种矛盾的陈述，暗示了当时英国宫廷中贿赂风行的腐败政治情况。
通过贬黜培根大法官，国会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王权的目的。培根案后，英王室在政府中的特权受到了冲击，国会全面展开了对专利权问题的讨论，而在过去詹姆士一世是决不允许这样做的。同时也树起了国会对法庭的最高权威，审判无须与国王商议，也不容国王干涉。
培根被关进了可怕的塔楼囚牢之中。在历史上，培根的很多亲戚都曾被关押于此。但是，4天后，培根出狱了，并被安排到威尔士王储的一处住所歇息。王室也废除了对他的罚款判决。法官的头衔并没有被剥夺，尽管他不再担任公职，但是这一头衔他可以使用一辈子。
后来，听很多人说，国王经常哀叹，再也听不到法官的进言了。“唉，要是我那位老法官在身边就好了，什么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了。”国王陛下一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想起培根。
但是，培根仍然不能进入王宫。判决书上规定他必须保持离王宫12000米以外，还规定他不能走近伦敦最豪华的地方。没办法，培根只能再次搬回乡下的古汉堡家里。
当培根踏上回家之路时，很多朋友和祝福者们都陪着他一路走去，这些人想以此表示相信培根的清白。当威尔士王储看到这一场面时，不禁说道：“这人这样走了，他是在蔑视我们。”此言不假。
约翰·张伯伦在与卡灵顿从未间断的通信中写道：
今天，他走了。我听说，他回乡下古汉堡老家去了。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是灰溜溜走的，他本应该表现得很沮丧才是。他还是那个样子，一副闲暇、幽默的样子，一如他在位时一样。
1621年6月4日，培根致函国王，感谢国王给了他自由；而且提出，国王在他的麻烦产生之初，曾为他的际遇掉过泪，他希望今后国王仍继续给予他恩宠之露。他表示，活着就要为国王服务，否则就没意义了。
同一天，培根也致函白金汉公爵，感激公爵使他获释。同时又提出，除非他能继续为国王、为公爵服务，否则他的身躯虽出狱了，但精神却仍在牢狱之中。
此时的培根，仍未放弃对政治生涯的追求，他努力谋求着政治职位。
其实，培根不仅是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在政治、法律活动方面，他也有杰出的才能。他担任大法官后，曾迅速解决了大量积存了几十年的陈案。在西方法学界，作为法律思想家的培根至今仍受到很高的评价。在英国培养律师的葛莱公会里，至今仍有培根的铜像。
但是，无论培根有多么杰出的才干，受贿一案还是终结了他的仕途，培根被逐出了官场。之后，他与妻子爱丽斯的感情也破裂了，这对培根来说是雪上加霜。
还是在受审关押期间，培根对自己一生做过深沉的自省和忏悔。其间他一度身染重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他写过一篇著名的忏悔祷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自我评价：
仁慈的主，面对我的无数罪孽，
我在你面前深沉自省。
我感谢恩赐我以才能。
对这一才能，我既没有埋没，
也没将它们用在可能给我带来最大利益的场所。
遗憾的是，我经常误用它们于不适宜的事物上。
我是人的旅途中一个迷途者，
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肉体是陌生的！
在这一忏悔中，培根懊悔不该久久迷恋仕途。同时，他又有一种信念，上帝赋予他的作为一个学者和科学家的才能，他不曾也不会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