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友谊和忠诚

使人们宁愿相信谬误，而不愿热爱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而且是由于谬误更能迎合人类某些恶劣的天性。——培根

为实现志向而历经坎坷

培根自幼所接受的教育、所受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促使他要在仕途上极力争取，追求名利。正如他自己曾谈到的：“由于我的出身和教育使我适于为国服务。”

除了物欲的驱使和满足虚荣心的需要之外，培根的确把追求尊贵的地位作为完成或改善自己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

培根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身上看到，在一个尊贵的位置上，能够支配较大的人力、物力对科学工作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培根非常赞赏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认为它材料丰富、真实，没有什么虚妄和不实的东西。在培根看来，这本著作材料的翔实，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身份和地位，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据普林尼说，亚历山大派遣自己的猎人、渔夫以及自己的园艺家，天天替亚里士多德收集他所需要的动植物标本，供亚里士多德作为研究之用。

据说，有一次亚里士多德竟可自由支配1000多人，去希腊本土及亚洲等地采集标本，并且终于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动物园，它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助益。为求一个较高的职位，培根费尽了心智，拜托一切能够请托的人，求了一切能想到的熟人。

在实在没办法可想的情况下，培根就经常写文章，发表政见，为面对各种难题的女王出谋划策，以表达对女王的忠诚，显示自己超人的才华。

培根的第一次求官，是向他的姨母博莱夫人提出来的。姨母认为培根太傲气，想得不切实际，不愿意提供帮助。后来，培根的母亲安妮又亲自出面求姐姐，姐姐念及姐妹亲情，没有当即驳回，但也只是表面应酬，答应转告丈夫。然而，此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于是，培根就直接写信给他的姨父博莱伯爵，但博莱也以培根在行为上、性格上过于傲慢自大为由，而没有接受他的请求。

对此，培根特向博莱解释：“自大与傲慢不是我的本性。”他说，别人对他的这种反映，是他们把他的诸如能言善辩等能力错看为“骄傲”。最终，博莱耐不住培根的不断请托，就替他谋得一个法院书记的候补职位。

1589年，培根成为法院候补书记。但是，这个薪俸不低、年收入达1600英镑的职位，要等原来在职的官员死了以后才能填补。培根一直等了20年，才得以继任。

在此期间，培根受了许多的诬蔑，就如同后来英国的另一文豪司克托一样。司克托也是在等了许多年之后，才补上一个法庭书记官的位置。这个候补的职位，对当时穷困的培根来说，毫无经济上的助益。对此，培根常说：这仿佛是他人的田产接壤着自己家的屋似的，虽能改善他的视野，却不能充满他的谷仓。

1591年，安东尼·培根从欧洲返回英国。他跟培根走得更近了。他们翻译希腊古典作品、历史图书，还翻译其他图书。有很多人帮助他们做这些事。培根写出一本又一本的论说文集，创作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其写作速度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最令人惊叹的是，全部翻译作品都被印刷出版了。由于是用英文印刷的，所以购买者主要集中在英国。因而这种图书的出版，不会带来多大的利润。

安东尼·培根一直是弟弟亲密的朋友，并对他的工作给予了支持。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整个花费不至于弄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为了达到他们的伟大目标，安东尼·培根变卖了他继承的大部分财产，有时也抵押一部分财产。他游走于欧洲大陆，试图与那些和他们有相同理念的人接触，请他们帮助实现宏伟计划。他们不仅要重塑英国，还要重塑整个世界。

但是，能筹到的资金实在是太少了。出版自己写的书需要钱啊！培根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全部作品，他担心女王看到后会震怒。因此，他假扮成一个来自斯特拉特福镇的人。他需要更多的钱支撑下去。

1593年，培根兄弟的所有经济来源几乎都枯竭了，只剩下安妮夫人这一个来源。安东尼·培根写信给她，请求她在一份非她签字不可的协议上签名，这样培根就能出卖一点他无权处理的财产。

安妮夫人不情愿地签了字，还写了一封表达不满的信给安东尼。她在信里这样写道：

你们两个现在一无所有了。对这种情况，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从信中可以看出，安妮夫人已经表现出思维不太稳定的早期症状，这种症状最终导致她的精神完全崩溃。

培根兄弟开始欠债，并且越欠越多。到了1599年，弗朗西斯·培根就因为欠一个叫辛普森的金匠300英镑而遭到了逮捕。安东尼·培根出面进行调解，才使弟弟免除了牢狱之灾。本来，凭着良好的家世背景和自身出众的才华，培根足可以身居要职。但是他的才华引来了他的姨父博莱的妒忌，担心他会成为自己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潜在的对手。

罗伯特·塞西尔是米尔德·塞西尔夫人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尽管不很出色，但深受父母的宠爱——也许是因为他的残疾吧！

罗伯特·塞西尔驼背，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人又长得非常瘦小，脸上总是缺少血色，人也显得比较冷漠。可他的头脑异常聪明，并因聪明地使用头脑而获得了成功。博莱和儿子罗伯特对培根的才华非常嫉妒，因而他有意从中作梗，阻挠、压制培根的发展。

此外，培根与博莱在政见上也有分歧，这就使得培根仕途上的上升更加艰难。

对此，在他们的生活都快要走到尽头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他对罗伯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小心谨慎。他还不无恨意地说，罗伯特·塞西尔使他很多年都充满了最大的惋惜与痛苦。

1591年，培根再次鼓起勇气，向姨父博莱公爵写了一封措辞优美、感情恳切的求职信，直接向他披露了自己的志向，并讲了自己急于谋职的理由。培根说“我年岁已经相当大了”，又“一向希望尽忠于女王陛下”，尽管“家道寒微，确实使我为难”，但我求职也不是“专以发财为目的”，而是想抓紧时间干点儿事情。

这时的培根已经成熟了很多，不再像少年时期那样一味地攻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把对亚里士多德的怀疑融入到改革一切脱离实际的知识中去了。培根在求职信中表露这个志向，是想表现自己不只是想谋求一个职位，而且是想利用这个职位，实现他那为人类改进知识的伟大抱负。

然而，培根能洞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无用”，却没能洞察现实生活中权贵们的虚伪和冷酷。

1592年，培根在埃塞克斯为纪念女王诞辰所举办的庆祝晚会上，又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他要清除两种人：

学者的一切争论都未曾揭示出一个前人所不知的自然界的现象。

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自然哲学，不是希腊人的哲学，就是炼金术的哲学。希腊人的哲学以辞藻、炫耀、反驳、宗派、学派和争论为基础。炼金术的哲学以欺骗、传说和隐晦为基础。一个总在增加词汇，另一个总在增加黄金。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类哲学，而是人类的智力和事物的天性之间的愉快婚配。这个高贵的婚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代，那是不难想象的。

印刷术是一个粗浅的发明，枪炮是一件不大奥妙难测的东西，指南针是一个前人已知道一点儿的东西，可是这三样发明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使世界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博莱在看了培根写的求职信，又听了他在庆祝晚会上的讲话后，除了更加坚信培根是个狂妄之徒外，还认为培根这个人很执着、有野心。

博莱意识到，培根的革新是要搞乱固有的制度，他要清除的两种人，一是经院哲学家，一是炼金术士。这不仅是博莱所不能认可的，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所不能容许的。因为经院哲学统治着英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根本不允许怀疑和动摇；炼金术士更不允许清除，因为当时英国从大臣到女王，都热衷于炼金术。

财政大臣博莱正千方百计地聚敛钱财，以供给正与西班牙作战的英国海军舰队，他把筹集资金的希望寄托在炼金术上。

女王和博莱都清楚，英国因为财政拮据，正在推行向广大富有的臣民借债的政策；炼金术士最富，正是他们向英国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而大部分军费又落入女王和各级军官的私囊。驱逐了炼金术士，无异于断绝自己的财路。然而这些内幕，年轻的培根并不知晓。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博莱又委婉地拒绝了培根的求职请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女王诞辰庆祝晚会上，培根还献给女王一篇长文，题目是《培根先生颂扬学术》，文中写道：

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肯定是深藏在知识之中的。在知识里边蕴藏着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帝王的财宝所不能买、他们的智慧所不能指挥的；他们的情报总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信息，他们的海员和探险家也不能驶向这些东西的生长之地。

现在我们在议论中统治自然界，但是在需求中却受着自然的奴役。如果我们在发明方面能接受它的领导，那我们在行动上就可以支配它了。

在这里，培根指出，当时知识与工业的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脱节，现实中有许多新东西等待人们去发现，哲学家们却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进行争论，弃有用的东西于不顾。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培根崇尚知识、崇尚自然、崇尚发明的思想。

培根对这些看得非常深刻，这是他一生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后来撰写的著作《伟大的复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要征服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培根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又得不到广大群众齐心协力的支持。所以，培根不惜在一切场合直接呼吁政府，请求国王支持他的事业，帮助他建立实验工场等。

培根在多次求职碰壁后，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或者选择哲学，保持贫困；或者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继续求职，多方谋求发展。

权衡再三，培根决定把两者结合起来，先靠法律填饱肚子，再用哲学滋养灵魂。于是，白天，培根是一个能干的律师；晚上，他是一个哲学研究者。

培根承担着双倍的工作与双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这使他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几乎病倒。

为了谋求职位，培根还拜见和写信给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辛汉，最后求助到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以无比的热情，向女王极力推荐他。

1593年，首席检察长的位置空缺了，培根提出获得这个职位的请求。埃塞克斯支持他，同时他分别直接给女王、掌玺大臣、财政大臣写信恳求，甚至连培根的母亲安妮也为培根向博莱请求。可是，伊丽莎白女王以培根过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为由拒绝。实际上，培根的父亲尼古拉·培根当年任此职时，比培根此时的年龄还小3岁。

女王伊丽莎白知道培根有才华，那她为何不肯提携他呢？这是因为伊丽莎白为了对付西班牙，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曾要求国会增加津贴比例。培根在国会辩论时，站在民权方面对此持反对的态度。

培根说：“穷人的地租不是土地所能生产出来的，通常都不可能当即交付那么多，绅士必须卖掉他们的镀金器皿，农民则要卖掉他们的铁壶。”培根认为，“现在要求增加巨额津贴，无疑是在民众的伤处再扎上一针”。

对此，女王极为愤慨，认为培根冒犯了她。过后，培根承认他“鲁莽和直率”，要求女王原谅。

培根还给博莱写了一封信，其实是有意写给女王看的。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在国会的讲话，吐露的是我的良心和我对上帝和女王的责任的清偿。我的思想假如被人理解错了，那我自己也有很大的错，因为我的讲话最清楚地说明，我只管直率地讲，只想满足自己的良心，而没有考虑支配这些问题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

最后，培根乞求博莱继续信任他，并使女王能接受他的“心灵的忠诚和质朴”，“饶恕一切，从而恢复女王陛下的恩宠”。然而，培根承认自己犯的错误仅仅是因为鲁莽和直率，而不是反对增加津贴行动本身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并且他拒绝撤回在国会的讲话。对此，女王一直耿耿于怀。

同时，博莱父子又从中挑拨，证实培根的“目无朝廷”，结果女王的不悦之感被煽动成了不息的怒火。

1594年，培根在葛莱公会为庆祝圣诞节举行的狂欢活动中，又机智地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生动地陈述了一番。

培根在自编的话剧中，直接向一个虚拟的“幻想国的王子”发表了6篇演说。其中一个演说，竟直接呼吁王室支持他的事业，培根说：“但愿陛下能运用智力中最好的和最纯洁的那部分，取得最无邪和最有价值的胜利——征服自然。为达到这个目的，谨向殿下建议做4项主要的事业。”

这4项事业是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建设一个大植物园，设立一个陈列室、一个实验室。建立植物园，以便观察自然；建立实验室，为实验性的研究准备条件。

培根就是这样狂热地追求知识复兴。这种崇尚知识和实验的思想，决定了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前人是截然不同的。

培根受“远大济世抱负”思想的支配，在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理想的驱使之下，把一切知识当作研究的领域，并透彻地研究古希腊哲学，立志改造旧的哲学，创建新的哲学体系。

但是，崇高的理想不是靠短时间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当培根在科学领域一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他又耐不住清贫和寂寞，羡慕一些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于是又卑躬屈膝地去托人追求官职。

亨利·托马斯在《大哲学家传记》中，辑录了培根的求职信中吹捧女王的一些语句：

陛下会发现，许多比我更受恩宠的人其实是不如我的……

请接受我为您仁慈的宠爱而奉献的感恩之情。

啊！陛下，我愿在您的身旁，永远为您祝福。

我的君主，您不会允许我对您的恩宠的期待付诸东流……

我愿做陛下的一枚棋子，任凭您高贵的手把我摆在何方……

这些近乎哀求的文字，使人难以相信这都是大哲学家培根亲手所写的。

培根一方面立志为人类服务，一方面又不停地寻找向上爬的阶梯。他既有宏伟的思想，又有个人享乐的奢望。培根在追求理想与追求世俗享乐的现实生活之间，陷入矛盾的泥淖中难以自拔。

整整12年过去之后，培根谋求职位的努力仍然付诸东流。他甚至写信威胁姨父博莱，声称自己将放弃律师职务，到剑桥去过学者的隐居生活。博莱见信后不为所动，依然冷冰冰地回绝了外甥的请求。

培根的人格是双重性的，他一方面志趣高远、目标明确，正在逐步成长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思想巨人，思想界的先驱；另一方面他又不断专心致力于个人的奢望，追逐名利，追求世俗的高官厚禄。

在整个都铎王朝的统治结束之前，培根请求获得重用的企图不是被漠然搁置，就是被婉言拒绝，他只是在1596年受命为女王的私人特别法律顾问。这个官衔虽然名声不错，可是并没有多少实权，经济上也没有多少实惠。

事实上，培根与女王发生分歧，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培根这么做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维护王国。因为贫穷正是作乱的原因，为了王国平安，不应该让百姓更加贫穷。

伏尔泰评价莎士比亚的话，也可以用于评价培根：

他的天才属于他个人，他的错误属于他的时代。

遭遇仕途和生活的打击

对培根来说，埃塞克斯伯爵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埃塞克斯伯爵比培根小5岁，他1581年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于1584年年仅17岁时入宫为臣。

1585年，埃塞克斯随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远征芬兰，并在祖特芬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埃塞克斯以英俊著称，女王伊丽莎白很欣赏他，由此他便成了宫廷里的新宠臣。培根的哥哥安东尼就在埃塞克斯手下任职。

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最高统治核心有两个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一个是以财政大臣博莱父子为首，另一个则以年轻的伯爵埃塞克斯为首。

1591年，当培根再三请求，官位始终得不到升迁之后，他最终明白是自己的姨父和表兄不但不肯帮忙，而且从中作梗。这使培根既悲伤又愤怒。

在一次宫廷舞会上，培根结识了比自己小的埃塞克斯伯爵。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培根这时正处在双重的压力之下：出人头地、锦衣玉食的世俗愿望得不到满足，思想的升华、哲学问题的思考又很难突破。来自身心两方面的挫折，使培根感到不堪重负，一次次的谋职失败也使他非常痛苦。

培根在这时已彻底明白，在仕途上不能再指望自己的亲戚帮忙了，他迫切需要一个有钱有势的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培根和埃塞克斯结成亲密朋友的思想基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的很大一部分是互相利用，在交往中得到各自所需要的东西。

埃塞克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特别需要一位足智多谋的年长者帮助他，在仕途发展中为他出谋划策。埃塞克斯发现培根聪明过人，所以对他格外器重。很快，两个人一拍即合，成了莫逆之交。

埃塞克斯关心发明、进步，爱好哲学。培根以他老道的机巧和天生的辩才赢得了伯爵的垂青。培根经常给埃塞克斯提一些有益的建议或忠告。埃塞克斯和培根之间产生了诚挚的友谊。

培根的机智和善辩才能，使他成为了埃塞克斯集团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有一天，培根到埃塞克斯的府第做客。培根在详细地分析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之后，对埃塞克斯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你完全可以战胜财政大臣博莱等人。不过你需要更加谦虚谨慎，继续取得女王的信任，万万不可犯一些小的过失，得罪女王。”

埃塞克斯非常自信地说：“我和女王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你可以放心。”

培根说：“那就好，我的爵爷。现在是您为国效劳的最佳时机，切莫错过。”

培根意识到，对埃塞克斯这样的人物，仅仅靠献殷勤、肉麻地吹捧是起不到作用的，还必须给予他实质性的、有助于壮大其政治力量的帮助才可以。

培根写信请哥哥安东尼从国外回来，兄弟两人密谋建立一个情报站，为埃塞克斯，最终也是为女王提供国外的政治情报，以帮助埃塞克斯在与政敌的斗争中获胜。安东尼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逐渐使埃塞克斯成为一个消息灵通和与国外有重要政治联系的政治家。

国外的各种情报，通过埃塞克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伊丽莎白女王，使英国在与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如鱼得水，英国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巩固，女王的威信也迅速地提高。

因此，女王对埃塞克斯更加信任，埃塞克斯成为大权在握的重臣，地位显赫，还进了枢密院。这对博莱政治集团来说，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593年，埃塞克斯凭借伊丽莎白女王对自己的宠爱和自己的社会地位，曾多次对女王说：“我发现您平时特别喜欢读一些小说作为消遣。”

女王说：“不错，我尤其爱读优秀的拉丁文古典名著。”

埃塞克斯说：“自己读太费眼力，如果找一个人来给您念，再加以分析不是更好吗？”

女王说：“这个办法不错，不过有这样合适的人吗？”

埃塞克斯说：“人倒有一个，您也认识，就是颇具才华的培根，他对拉丁文名著非常有研究。”女王听后，总是一笑，不予答复。

1594年，总检察长职位空缺。埃塞克斯便在女王面前极力推荐培根出任。

女王笑笑，断然拒绝说：“培根太年轻，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恐怕不合适吧！”

埃塞克斯认为女王的理由太荒唐，便说：“我17岁入宫做官，20岁就在宫廷内担任要职。32岁的培根出任总检察长不算年轻了。”

女王面带愠色，她伸手从身边的公案上拿起一份奏折来看，不再理会埃塞克斯。

但是，埃塞克斯并不死心，他继续为培根奔波。许多人劝他不要白费劲，他不但不听，反而发脾气说：“我利用我的权力、能力、势力和朋友关系，一定要让弗朗西斯·培根得到这个职位。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拼命也要帮他争取到这个职位，谁要想从我手中为另外一个人夺走这个职位，那么，还不等他弄到手，我就要他付出代价！”

正当埃塞克斯为培根出任总检察长四处游说之时，女王下令：“此事缓议。”

这是伊丽莎白女王处理棘手问题的惯用手法。当埃塞克斯厚着脸皮又向女王提及此事时，女王板着面孔，对他说：“你回家休息去吧！”便把埃塞克斯撵出了皇宫。

培根在知道此事后，不禁长叹了一声，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受到过这样微妙的耻辱！”

从1595年培根写给埃塞克斯伯爵的信中可以看出，一开始培根对在政府里取得一个职位，并不十分热心。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他在国家事务上，“更适合拿本书，而不是亲身参与”。

埃塞克斯直接请求女王时，所选的时机欠佳。因为培根刚在国会辩论给王室提供特殊津贴时，给了女王一个下马威。为了惩罚培根，女王拒绝见他。而没有觐见女王的人，在所有国务事情上都没有位置，他的事情就因此被搁置了下来，只好等埃塞克斯伯爵再次帮他请求。由于请求频繁，致使女王厌倦，女王命令埃塞克斯“谈别的问题”。

女王虽然宠爱埃塞克斯，但历来都极其小心地避免宠臣在政治上利用她的感情。而在国家事务上，女王对博莱更为信任，而博莱是不愿培根晋升的。

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家大事方面看得很远，如果把重臣的追随者都放在宫中，将会给王权造成极大的威胁，久而久之自己便会沦为傀儡。

在无可奈何之下，埃塞克斯为缓和培根求职不成的沮丧，1595年，埃塞克斯把他的一处价值1800镑的蒂凯汉庄园赠与培根。

埃塞克斯在给培根的信中说：

你倒霉地选择了我作为你的依靠。在我的事情上，你已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希望你不会拒绝接受赠给你的这一块土地。

此时两人感情甚笃，伯爵的各种交际游乐，培根也常常被邀请参加，并且写过一本宫廷剧本作为宴乐之助。培根对于这种文艺表现出特殊的才能。后来，他又为葛莱公会写过两部戏，即《学问之宫》与《葛莱历史》。

1595年，安东尼·培根搬进埃塞克斯大院与伯爵一起住。在欧洲时，安东尼一直很活跃地秘密收集情报。如果让他当埃塞克斯伯爵的外交秘书，那是非常适合的。

此时，原来的莱斯特大院已改名为埃塞克斯大院了，进进出出的都是间谍、特务、诗人、剧作家、朝臣和贵族，以及伯爵的亲戚朋友。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王室。于是，在国务大臣塞西尔的眼中，它成了一种威胁。于是，他很快就到女王那里去报信了。

埃塞克斯伯爵对女王有影响力，而且他在公众中也受到了欢迎。他只要骑马在街上走过，就会受到民众的热情欢呼。他一路走过，人们纷纷脱帽致意。他也风度翩翩地摘下自己的帽子回应人们的热情，并谦卑地弯腰致意。

对此情形，培根关心地提醒埃塞克斯伯爵说，要谨言慎行，不可太过张扬，因为女王不喜欢有太多的竞争者。但是埃塞克斯却依然故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产生了。

埃塞克斯伯爵再次求见女王，随后写信给弗朗西斯，说她的态度非常保守。无论埃塞克斯如何替培根说话，女王就是不予恩准。

没过多久，经过慎重考虑，伊丽莎白将总检察长的位置给了国务大臣塞西尔提出的人选爱德华·库克。库克的年龄比培根还要小9岁。此时，塞西尔已经成为培根的政治敌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更是变本加厉。

埃塞克斯伯爵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继而为培根请求副检察长的职位。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副检察长的职位还是落到了别人的头上。

埃塞克斯对培根的请求总是有求必应。当埃塞克斯第二次率舰队远征西班牙途中之时，他接到培根的求助信称：案卷司司长职位空缺。埃塞克斯立即给掌管司法的三位大臣写信，力荐培根，但是最终还是毫无结果。

在埃塞克斯伯爵看来，这是女王对他的不留情面。他们退而求其次，开始争取大律师的职位。但女王已经开始很不耐烦了，她干脆拒绝了这个要求。

这使培根简直不能承受。他写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说：“我不得不做出结论，没有任何人受到过如此不公的待遇。我的本质不可能充满恶意，但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带上这份不公待遇，也带上太多光明正大的人以及值得我交往的人对鄙人的美好印象，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远离政坛，隐入剑桥大学，做一辈子研究工作，深刻思考人生，永远不再回来。”

在收下埃塞克斯赠给自己的豪华庄园之后，培根想，明智的婚姻可以给他提供良好的机会，使他的失意得到补偿。

在培根的计划中，最缺的就是金钱上的支持。此时如能娶一位富家大小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到结婚，培根心里感觉好了一些。因为他已经不年轻了，有个妻子陪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他也曾说过，自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培根从十几岁爱上法国公主，到决定彻底忘掉她，至今已过去许多年了。培根忘掉她的结果，就是把她的画像“挂到了记忆的墙上……”

此时，培根看上了威廉·海顿爵士的年轻遗孀贝蒂·塞西尔。从孩提时起，贝蒂就是培根的好朋友。她是威廉·塞西尔第一次婚姻所生儿子托马斯·塞西尔的女儿。

国务大臣一心想让自己的子孙通过联姻的方式，取得地位与财富，不惜给贝蒂选了一个老头当丈夫。这老头就是威廉·海顿爵士——终身未娶的王朝要臣斯多夫·海顿爵士的侄子和继承人。

贝蒂·塞西尔从小就是个迷人的小精灵，长大后更加妩媚动人。培根16岁时，她才来到这个世界。但这个美丽动人的小妹妹，很早就在培根的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培根与贝蒂一直保持着友谊，包括贝蒂结婚后的几年，友谊也不曾中断。她在20岁时成了寡妇。在培根眼中，她最适合做自己的妻子了。她不仅聪明、机智，还很漂亮，而且非常活泼。最重要的是，她现在相当富有。

当时，年轻妇女守寡，要一直等到摘掉悼夫头纱之后很长时间，才能谈婚论嫁。贝蒂的身边不乏追求者，她那幢气派的海顿大院里，有好几个豪华的大花园，离培根所在的葛莱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带着极大的期望，有一天，培根去拜访她，作为老朋友出现在她的面前。但最终，贝蒂拒绝了培根的求婚，而嫁给了爱德华·库克爵士。爱德华·库克是一位律师，他被女王任命为检察长。培根自嘲地耸了耸肩，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位贵妇人怎么会选择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老绅士。

贝蒂对这次婚姻显然并不满意。她拒绝公开向外界宣布此消息，并坚持秘密举行婚礼。她只让自己的父亲和一个见证者参加了婚礼仪式。婚礼是在晚上举行的。贝蒂宣称，自己绝对不取库克的姓氏，而保持原来海顿夫人的称呼。

其中的缘由是，罗伯特·塞西尔此时最得女王的宠爱，他一直信誓旦旦地要与培根作对。如果培根娶了贝蒂·塞西尔，那么，他就等于进了塞西尔家族的大门，这无疑会给罗伯特·塞西尔以很大的打击。罗伯特·塞西尔根本不可能让培根有任何机会得到侄女的财产。

如此一来，培根再次被塞西尔家族击败。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培根还写了一篇论非正义的文章。他故态复萌，纵欲挥霍，结果在1598年因负债问题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是埃塞克斯来解救他。

生活和仕途上的种种不顺利，并没有使培根停止在哲理方面的追求。他要把人类的精神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院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锤炼充满智慧的文集

培根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对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总爱动脑子想想，一旦有所收获，便用“Essay”这种文体写成文章。

“Essay”一词，源于法语，是小品、随笔、论说文的意思。培根的这些小品，真实地记录了他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

1597年，培根的《论说文集》出版了。这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著作。

《论说文集》初版时只有10篇，即《论学问》、《论辞令》、《论礼仪》、《论从者与友人》、《论请托者》、《论消费》、《论养生》、《论荣华与名誉》、《论党派》、《论交涉》。培根觉得书太单薄了，后又添了一篇用拉丁文写的《宗教默思》进去。

在《论礼仪》中，培根写道：

要注意——在亲密的同伴之间应保持矜持，以免成被押犯。在地位较低的下属面前却不妨显得亲密，这样会备受尊重。事事都伸头的人是自轻自贱并惹人厌嫌的。好心助人时要让人感到这种帮助是出于对他的爱重，而并非你天性多情乐施。

表示一种赞同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保留——以表明这种赞同并非阿谀而是经过思考。即使对很能干的人，也不可过于恭维，否则难免被你的嫉妒者看作拍马屁。

在面临大事之际，不要过于计较形式。否则，将如所罗门所说的：“看风者无法播种，看云者不得收获。”只有愚者才等待机会，而智者则造就机会。

总而言之，礼貌举止正好比人的穿衣——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紧。要讲究有余地，宽裕而不失大体，如此行动才能自如。

其中，“事事都伸头的人是自轻自贱并惹人厌嫌的”的意思是：什么事都要出头都要管的人是讨人嫌的，他们以为别人遇到什么事都需要帮助，可恰恰有时这对别人来说是多此一举，而且热心过度了。所以，有时人要给别人留一点儿自尊和空间，不要时时都以为别人需要你的乐善好施。

“看风者无法播种，看云者不得收获”，意思是：有时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不要拘泥于一定的形式，因为这样反而会错过了恰当的时机。就像你根据风的倾向而选择播种的时间，根据云来选择收获的时间，这样一味地追求形式，而忽略了另一些主客观因素，便会得不偿失。所以人不要一直去等待上天所创造的机会，并且只知道去迎合它，而是要适当地去自己创造机会并找到适合的路。

在《论荣华与名誉》一文中，培根论述了取得荣华与名誉的途径，并对有作为的国君和朝臣划分了等级。这在当时堪称是看透世情之作。这么深刻的作品却出自一个青年之手，实在难得。

到了1612年的版本，《论说文集》中的文章增加到38篇。原先的那10篇文章全都做了修改，而且有几篇重新写过。另外附有一个残篇《论谣言》。书的扉页上印有赠辞：“谨以此书献给英格兰海军上将白金汉公爵”

培根在赠辞中引用了所罗门的一句名言：“英名常能流芳百世。”他借颂扬白金汉公爵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流芳百世”、“远播大地”。因为这本《论说文集》是他“多年殚精竭虑”、“勤勉努力”的心血之作。

在这些形式短小、风格活泼的随笔小品中，培根讨论了题材相当广泛的人生问题。他以随笔的形式，分别讨论了真理、美、善、求知、家庭、婚姻等，并用一些精妙的格言警句，提炼和概括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活哲理。

在这部《论说文集》中，有如下经典句子：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忍耐能使灵魂宁静。无论是谁，假如丧失忍耐，也就丧失了灵魂。人决不可像蜜蜂那样，把整个生命拼在对敌手的一蜇中。

就人来说，要慎听幼稚轻率者的献策。就事来说，要慎听那种过激的言论。

书中处处可见这样通俗易懂的好句子，充满着真知灼见，闪烁着智慧之光。

黑格尔曾经指出：“培根拥有丰富的阅历、高度的想象、有力的机智、透彻的智慧，他的著作中充满最美妙、最聪明的议论，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家引为格言。”

培根总是把这本文集放在身边，并不断地增删修改。随着他人生经验的改变，他不得不改变他的观点，改变他在文章中所发的议论。《论请托者》、《论党派》、《论友谊》3篇曾做过多次重大的修改。

在《论请托者》中，培根写道：

私人的请托确使公益腐化。

请托者，他们只是一种妨害公务的毒药疠疫而已。

在《论党派》一文中，培根写道：

政治的艺术是超越党派的私利，而促进大家的共同利益。地位低的人有必要结党，以便形成政治的力量。而地位高的人却最好超越党争，保持中立。

一个党团的外部对手被打倒后，它自己内部却可能陷入纷争导致分裂。许多政治人物的作用需要借敌而自重，敌人一旦不存在，他们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存在意义。

两党相持之际，叛徒在对手一方最易得到重用。历史上党争激烈之时，往往是王权衰落的象征。

《论友谊》一篇，为了刊行的缘故，培根曾经完全重写。比如原来文章中的“世间有些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永远是在舞台上似的。这种生活对于别人是掩饰起来的，唯有自己可以明了。然而永远的掩饰是痛苦的，而一个只顾荣华、不顾天性的人可算是一个十足的奴才……”等诸多论述，在出第三版时被删掉了，又重新写了一遍。

在《论友谊》中，培根写道：

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在《论求知》中，培根又写道：

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

培根是一个饱经仕途坎坷的人，因而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流露了其中的辛酸。培根在《论高位》一文中，开篇就说道：“身居高位者可谓三重之奴仆：君王或国家的奴仆、公众舆论的奴仆、职权职责的奴仆。因此不论其人身、行动、时间，皆无自由可言。”

“一切上挤高位的行动都像登一条迂回曲折的楼梯一样”。“欲登高位必须历尽艰辛，然世人偏愿吃苦头以求更大苦头；钻营有时不免失之卑劣，然世人偏以卑劣行径求得尊贵。在高位上留居是很难的，其退步或是覆亡，或者至少是声名狼藉——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培根在《论幸运》一文中颇为感慨地说：“极端的忠君爱国者从来都不走运，而且也永远不会走运，因为当一个人毫不考虑自我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只顾走自己的道路。”

这篇文章写于1612年，这一年，培根曾向詹姆士一世请求国务大臣的职位而未成功。这段文字既是对自己忠君思想的表白，也是对詹姆士一世不任用自己而发的牢骚。

当培根知道自己多年得不到升迁，是由于姨父和表兄从中作梗时，他愤怒地写了《论残疾》一文，对表兄罗伯特·塞西尔的为人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因为罗伯特是个驼背，身材又很矮小，于是培根在文章开头就写道：

残疾者通常会向造物主实施报复。既然造物主对他们不公，他们对造物主也会不义。残疾人也可麻痹其竞争对手，因后者绝不会相信残疾人居然可能得到提升，直至他们目睹提升成为事实。因此，总的来说，一个大智者的生理缺陷可能成为他们升迁的有利因素。

培根认为残疾人有两类：“一类是人类中最伟大的人物，而另一类是最坏的宵小之徒。”当然其表兄罗伯特就属于后者了。

《论说文集》的前后3个版本，忠实地记载了培根的一些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是研究培根特别是他的思想发展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当时，英国的文章多思想散漫、语句繁华，因而《论说文集》的思想精密、语句简洁就成了少见的长处。在培根早期的论说中，语句干脆、含义饱满而措辞警策，往往一语道破，如《论学问》、《论请托者》。后来的文章里又有典雅从容、着色鲜明之作，如《论建筑》、《论园庭》。小小的一本集子，可谓集优秀散文之大成。

斯威顿称赞《论说文集》是划时代的名著。他指出，不少人的性格都受到了这本书的熏陶和指导。《论说文集》可说是少数“世界书”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而是为万国而作的；不是为一个时代，而是为一切时代而作的。在这本书里，极高的智力与变化无穷的兴趣和同情心合而为一，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类型或脾气的人，都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到与他有联系的东西。

黑格尔曾指出：

有很多有教养的人，对人们所关注的种种对象，如国事、人情、心灵、世界自然等，曾根据经验，根据一种有教养的阅历，发表过言论，进行过思考。

培根也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阅世甚深的人。他见过大世面，处理过国务，亲手解决过现实问题，观察过各种人物、各种环境、各种关系，曾经影响过那些有教养的、深思的、甚至研究哲学的人。

在我们看来，这是培根的特色。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的著作中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

这些言辞，正是对《论说文集》恰当而中肯的评论。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认为假如培根没有留下别的著作，仅此一部文集，也会受到人们的感激。综览全集，可以发现培根所写的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3个大题目：一是人与世界及人群的关系；二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三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第一类文章最大。属于这一类的文章，其论题是人与他的物质环境及人与人的关系。而后一种就构成社会的关系。代表这一类的文章有《论殖民》、《论父母与子女》、《论司法》等。

第二类文章是以个人的自身为主题的，内容多是一个人的智力与道德的种种关系。代表这一类的文章有《论养生》、《论学问》、《论野心》、《论荣华与名誉》等。

第三类文章的主题是人与上帝及非感官所及的世界的关系，代表文章有《论死亡》、《论宗教一统》、《论人性》等。

俗话说：“文如其人。”培根曾写下这样一些富于哲理性的语句：

一个自身无德的人见别人有德必怀嫉妒。

行善事的能力是一个人的希冀的真实合法的目标，因为善意虽然是上帝接受的，而对于人则比好梦好不了多少，除非他是以行为表现出来。

过度的求权力的欲望使天使们堕落；过度的求知的欲望使人类堕落；但是为善的欲望是不会过度的。无论是人或天使，也不会因为它而冒危险的。

一个法官的主要任务是除灭暴力与奸诈。

谁也不可以愚蠢地认为公平的法律和真正的治术是不相伴的，因为这两方面就像一个人的精神和筋肉一样，是同时并行的。

思想中的疑心就好像鸟中的蝙蝠一样，永远是在黄昏中飞的。疑心使君王倾向于专制、丈夫倾向于嫉妒、智者倾向于寡断和忧郁。

从培根的《论说文集》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感受到培根的爱憎，了解到他的性格特点。

培根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拥护王权，推崇君主政体，赞成中央集权。这些在他的《论说文集》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当培根千方百计地托人求官而不可得时，他就写文章为君王歌功颂德，为王朝出谋划策。

培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表达自己对女王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引起女王和当朝大臣们的注意。

培根一生写的这类文章很多，如《论帝王》、《论贵族》、《论宗教一统》、《论殖民》、《论司法》、《论党派》等，单是收入《论说文集》的就多达20篇，约占总数的1／3。在这些文章中，培根对女王的无限忠诚溢满字里行间。

培根在《论帝王》一文中，为帝王巩固政权谋划了许多对付各类人等的策略。如对待王公贵族，“对他们敬而远之并不为过。对贵族加以抑制虽可加强王权，但却会减少君王的高枕无忧，而且在实施其主张时也不那么随心所欲。”对商人，不要课以重税，因为“重税于君王的岁收好处甚微”，“从小处所得将会失于大处，原因是若各项税率增加，商贸的总量反会减少”。谈到军队，“防范之道是让兵无常帅、驻无常地，并不给赏赐”。

培根在《论叛乱》一文中，指出了许多造成叛乱的原因：“宗教之改革、赋税之增减、法律之更新、惯例之变易、特权之废除、压迫之普遍、小人之重用、异族之入侵、供应之不足……”然后详细地论述了许多防止叛乱的措施。

最后，培根说：“为了防止不测，君王身边应有一名或若干名骁勇大将，以备把叛乱镇压于起事之初；否则骚乱一起，朝中便会惊慌失措。”培根为君主巩固统治献出的这些韬略，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欧洲各国的历史教训和当时的政治状态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有的还引用例证作为说明。

身为君王，读了这些文章应该有所触动，进而重视培根。但是，经过很长时间，女王和诸位大臣都没有任何反应。《论说文集》中的一些篇章，也反映了培根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无论在科学的研究或人际的交往上，他都是这样主张的：

一个人的心智若在仁爱中行动、在天意中休息、在真理的地轴上旋转，那可谓他已到了地上的天堂了。

培根的《论说文集》虽然不是鸿篇巨制，各篇文章之间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每篇文章都与他的生活和经历有关，每篇文章都是他生活经验的结晶，是他心血的结晶。从培根的《论说文集》中可看出培根具有多方面的才华。他的文章，篇篇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严密的逻辑、贴切的比喻和警示性的语言。

《论说文集》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使人们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受到启迪。由于培根论述的问题是许多普通人都会遇到的，而培根分析得又是那么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因而《论说文集》自然就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教科书。

培根的《论说文集》是划时代的名著。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翻译了它。它的读者，随着人类的世代更替与日俱增。1985年，培根的《论说文集》被美国公众评为“最喜爱的10本书”之一。

培根的《论说文集》之所以畅销不衰，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培根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才华出众且阅历深厚。培根见过大世面，处理过国务，亲手经办过许多复杂棘手的事情，曾亲历了各种环境，观察过各种人。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促使培根写就了这本具有独特价值和持久魅力的《论说文集》。

在《论说文集》出版后不久，培根又出版了《神圣的沉思》、《关于善与恶》。1598年，培根开始写《关于人类的生活》。接着，他写了《法学原理》，此书于1602年出版。

可以说，这段时期是培根事业的一个小高潮。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培根与埃塞克斯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为友谊鼎力帮助朋友

培根与埃塞克斯之间的关系在埃塞克斯叛乱前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只是在埃塞克斯因叛逆被监禁后，培根才不得已抛弃了他。培根同埃塞克斯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埃塞克斯一伙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政治集团，培根始终站在这个集团的外围，他没有进入这个集团的核心的意图。

对此，培根有自己的考虑。后来，培根在《论党派》中说：“出身低微者在升迁途中须有党派依附，初时依附某党派者不可死心塌地，应使自己成为该党中最能为他党所容忍的成员，此举通常能铺就一条最佳仕途。”

这段话大概能表明培根与埃塞克斯结交的心迹。事实上，当培根与埃塞克斯密切往来时，他还不断给姨父博莱等人写信，以联络感情。

培根在接受埃塞克斯伯爵赠与的庄园之后，给埃塞克斯回了信，但是信中没有说任何感谢的话。他原本打算让女王看到该信。在信中，培根极力抹去私人的色彩，表明他接受伯爵的礼物，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事情，而是作为热切期望为女王服务、为了从事哲学事业的需要、为了公共的善。

在这封信里，培根强调他是公共的，是在公共的围墙之内的，暗示他不是依附于个人。在培根写的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的爵爷，看来我一定得效忠于你，接受你的礼物了。但是，你知道在法律上效忠于你的方式吗？效忠人应当保留自己对君主和其他爵爷效忠的义务。

因此，我的爵爷，我可以像我过去那样忠于你，但必须保持我对君主和其他爵爷的古老义务。

而埃塞克斯则要求他的被保护人、被赞助人不仅感激他，而且要在他的政治围墙内服从他的政治事业。培根接受了赠与，却宣布自己是“独立”的，不是保护人的奴隶。

事实上，这也宣布了培根对埃塞克斯依赖的终结。从这以后，两人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1596年，监护法院首席法官空缺，培根向女王提出希望得到这个官职。此时，埃塞克斯便不像以前那样热心支持培根了。

1597年，《论说文集》第一版出版，培根没有把书题献给埃塞克斯，而是献给了在埃塞克斯手下任职的哥哥安东尼，这使安东尼感到非常不安。

培根在最好的年华，写出了当时看上去很不值得发表的作品。这是一本小册子，其中包括了他的10篇论说文。其他都是后来出版时补充进去的。所有论说文都献给他“可爱的哥哥”安东尼·培根先生。小册子很快受到读者的欢迎。

培根的笔触简洁明了，又极具实用性。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是培根在深刻思考人性的方方面面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整个思想加以凝练的结果，所以文章都有“传神现场演说”的效果。此外，培根所使用的语言非常大众化，容易理解。

有评论家这样说道：

他把自己定为局外人，冷眼观看人生舞台上表演的各种闹剧，比表演者还更入木三分地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所以，他能给出更有智慧，也更令人信服的建议。当然，他在评论与建议时，也会对观察到的诸多人性中的错误做出善意的讽刺。

尽管如此，在埃塞克斯需要时，他仍会向培根征询意见，培根也会给伯爵恰当的建议和忠告。

1596年的春天，埃塞克斯伯爵等来了一次可以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西班牙人占领了加来港。当时，谣言四起，说西班牙菲利普国王要助爱尔兰人一臂之力，与英国人抗衡。这时，女王不得不宣布开战。埃塞克斯伯爵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咆哮着、恳求着，甚至恐吓着，他说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不同意打击西班牙，并把爱尔兰的反叛力量彻底打垮的话，他就准备成为一个僧侣。

女王被迫对这令人绝望的局势发表讲话。她任命埃塞克斯和海军上将霍华德为联合指挥官，并命令他们不要攻击加来港，而是直取西班牙的卡迪斯港。

瓦尔特·雷利爵士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官。最终，这次远征获得了巨大胜利。这主要得益于雷利的海上作战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力。埃塞克斯也有一些功劳，他率领部队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进行了陆路进攻。他胆大而极具勇气地完成了任务。

另外，他还命令部下善待俘虏，这为他在自己的部下和战败者中赢得了美名。他下令赦免了牧师和教会人士，并要求大家尊重修女，不许劫掠。这一切给埃塞克斯带来了极高的声望。

当英国海军的舰队开进卡迪斯港口时，旗舰鸣放了礼炮。埃塞克斯在甲板上检阅了部队。仪式结束后，埃塞克斯被欢呼胜利的战士们抬起来抛向了空中，兴奋的埃塞克斯把头上的帽子也抛到大海里去了。

海军上将霍华德写信给国务大臣说：“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在世界上，我没有见过比伯爵更勇敢的人了。”伊丽莎白作为女王的骄傲感，无疑从内心深处被激发出来，但也只是迸发了一小会儿而已。

埃塞克斯伯爵返回英国时，作为凯旋的英雄，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伦敦摆出一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阵势，士兵们骑着高头大马，沿路排开，夹道欢迎。埃塞克斯一路走来，得到了沿途人们热烈的掌声和真诚钦佩的目光。

宫廷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全国各地的教堂都敲响了胜利的钟声，人们像过节一样穿着盛装，载歌载舞地庆祝胜利，入夜后又燃放起五颜六色的焰火。63岁的伊丽莎白女王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然而，女王是不允许任何人长久地成为公共舞台的中心的。而且，女王长久以来就为埃塞克斯这位宠臣的执拗和行为难以管束而苦恼不已。

一夜之间，埃塞克斯成了英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这时，埃塞克斯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开始留胡须，他的部下将领也以蓄须为美。

培根透过其耀眼的光环，看出了其背后暗伏的种种险象。于是，培根给埃塞克斯写了一封长信，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表明了自己的忧虑，给伯爵指出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及避免这些危险的方法。

培根劝告埃塞克斯说，要赢得女王，不仅是在开始之时，而且要在整个过程中，这不仅依靠于感情的维系，还应在涵养上与女王的智慧相一致、相适应。

埃塞克斯为人热情慷慨，争强好胜，爱出风头。他不是一个高明的、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政治家，他胸无城府，容易意气用事；作为军事家，他有勇无谋，缺乏战略头脑。

埃塞克斯在读过培根写给他的信之后，颇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培根实在放心不下，便登门以老朋友的身份劝他说：“在万事如意的情况下，您应该更加谦虚谨慎。您应该明白，您的命运掌握在女王手里，您的权势、荣誉都取决于女王，她可以给予您一切，也可以剥夺您的一切。”

埃塞克斯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女王如果抛开我，谁给她带兵打仗？”

培根说：“危险也正在这里。您还感觉不到，女王最怕您拥兵自重、居功自傲。您应该诚恳地向女王表明心迹，表示自己无限忠诚于她，以解除女王的疑虑，让她对您非常放心。”

埃塞克斯说：“女王正在用人之际，度量还不至于如此狭小。”

培根说：“伯爵阁下，您不要太热衷于带兵打仗。女王不希望经常对外用兵，因为这要花许多钱。”

埃塞克斯说：“打仗哪有不花钱的道理？这次打败了西班牙，我看女王就十分高兴。”

培根见埃塞克斯如此固执，听不进一句劝告，就只好说：“我可能有些过虑，没事就好。”说完便告辞了。

培根对埃塞克斯的劝告，就是让伯爵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用比以往更加的恭顺博得女王长期的信任和宠爱。

为此，培根还特别嘱咐不拘小节的埃塞克斯多注意小事，在言谈举止、服饰、姿态等诸多细节方面一定要加以小心。然而，伯爵不听忠告，依然恃宠而骄。埃塞克斯的性格属于让人难以驾驭的那一类。

伊丽莎白女王不会让伯爵的兵权越来越大、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因此，女王对埃塞克斯的态度渐渐趋于冷淡了。埃塞克斯尽管怀着感激的心情，反复思考了培根善意的劝告，但他那急于立功受赏的心情，还是促使他积极地做着第二次远征西班牙的准备。

1596年年末，埃塞克斯反复向女王陈述了第二次远征西班牙的必要，他说：“今年夏天我们已消灭了西班牙的海军主力，他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只要我们乘胜追击，不给他们喘息的时间，消灭西班牙指日可待。”

女王思忖片刻，问道：“我们的战舰装备改进得怎么样了？”

埃塞克斯回答说：“我们的舰队从西班牙凯旋后，就不停地加紧制造舰船，现有的舰只数量已大大超过了西班牙。”

女王又问：“我们的兵员补充如何？”

埃塞克斯说：“自从上次打了大胜仗，全军将士斗志昂扬。回到国内，许多热血青年争先恐后地参军入伍。在很短的时间内，海军补充了大批新生力量。”

女王又问：“我们的军费筹集得如何？”

埃塞克斯说：“近些年我们对外贸易开展得很好，筹集到的军饷比第一次远征时还要多。”

女王想了想，说：“待我与其他大臣商议一下再定吧！”

女王在埃塞克斯伯爵的反复请求下，又召集财政大臣博莱等人慎重研究，最后勉强同意埃塞克斯任远征军统帅，率领整个英国舰队，倾巢出动去攻打西班牙的亚速尔群岛。因为这里是英国到西非、南美的重要交通枢纽。

这次远征，天时非常不利，当埃塞克斯向亚速尔群岛发起攻击的时候，东南风大作，波涛汹涌。英国新补充的许多海军士兵，由于没有经过海战的洗礼和训练，在战舰上颠簸得站立不住，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再加上饮食不当，很多士兵病倒了。

但是埃塞克斯急于取胜，指挥不当，英国舰队始终不能靠岸，最后无功而返，白白耗费了大量的军费。攻击西班牙失利后，女王对埃塞克斯特别生气，致使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开始疏远。

1597年春，英国驻北爱尔兰的总督病逝，蒂龙发动叛乱并控制了北爱尔兰。埃塞克斯很想亲率大军出征，或命令自己的部下出征北爱尔兰，以弥补远征西班牙失败的过失。

埃塞克斯就此想法向培根征询意见。培根清楚地看到，蒂龙伯爵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特别善长打游击战，很不好对付。女王取胜不易，和平很难持续。

而且，培根看到女王这次出征的意图完全是为了征服和占有，这是会受到非议的。因此，培根劝埃塞克斯不要参与此事，最好留在英国。

女王下定决心远征爱尔兰，于是在枢密院里展开了一场关于谁来统率远征军的争吵。这时谁都知道，谁去统率，谁的声望就会受到损害，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谁都不愿意去，都想把事情推给别人。

当时，埃塞克斯怀疑博莱一心想派他去，让他在镇压蒂龙的起义中覆没。因此，埃塞克斯提名博莱的朋友佐治·卡里作为统帅的合适人选，而博莱则提名埃塞克斯的叔叔威廉·诺利思。

会上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女王对此十分恼怒。而埃塞克斯在会上又傲慢专横，不断地盘问、取笑，动怒的女王忍无可忍，喝令他退出会场。

埃塞克斯伯爵居然做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举动。女王拒绝了他的提名，他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他突然一转身，把后背给了女王陛下。

将自己的后背留给统治者，这在任何王室里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犯大忌的。在伊丽莎白看来，这几乎等于犯了谋反大罪。她一下子说出了一大堆诅咒的话，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埃塞克斯伯爵也狂暴地撒起野来，他猛地拔出剑，怒目而视，盯着伊丽莎白女王。他狂叫着说，自己绝对不能忍受她的欺负，甚至她父亲的欺侮。

伊丽莎白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几乎处于震惊的状态，她盯了埃塞克斯良久。这时，诺丁汉伯爵疯狂地从外面闯了进来，把埃塞克斯的剑夺走了。

这场面太令人震惊了。整个会场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地等着女王的发落。大家暗自思忖，埃塞克斯伯爵的脑袋会不会搬家，与那些叛乱者一起高悬在伦敦桥上？还是仅仅被送到伦敦塔里囚禁起来？他已经把剑抽出来了，这就是犯了谋反罪，她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然而，被冒犯的女王的反应令所有人震惊。伊丽莎白女王什么也没有做，她只是淡淡地打理着王室里的日常工作。她让埃塞克斯伯爵根据自己的意愿，到乡村住处好好休息。

几个月过去了，老国务大臣塞西尔为国家的诸多公开与秘密的事情所缠绕，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此外又有太多在他看来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困扰着他，于是，他病倒了，悄悄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伊丽莎白为失去这位老臣感到万分的沮丧。塞西尔为女王效力40多年了，虽说彼此间也有很多意见相左的时候，但他们都能克服困难，一路走来。此时，英国在世界大环境中，处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尽管伊丽莎白个人生活有很多瑕疵，但在世界上，她自信能使这个岛国屹立于蓝海之上而受到尊重。

塞西尔一直为女王尽心尽力服务。他在女王的带领下，和她一起走了这么远，当女王陛下坐到老人的床边，亲自喂他肉汤时，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目睹女王与埃塞克斯发生冲突的掌玺大臣、大法官伊杰顿，过后曾写信给埃塞克斯进行规劝，他说：“屈服吧！让政治、责任、宗教强迫你屈服，服从你的统治者，在她和你之间很难有平行的责任。”

而埃塞克斯则回答说：“在这种状况下，我必须诉诸尘世的所有审判者，虽然我不能制止我的衰运的降临，但我却可以制止我心灵的卑劣。”此后，埃塞克斯与女王伊丽莎白的关系急剧恶化。

最终，女王决定派埃塞克斯率领远征军进入爱尔兰。在埃塞克斯出发前，培根给他写了封信，鼓励他说，如果战役成功的话，他会获得荣誉及值得希冀的结果，并且指出这是修补他和女王关系的好机会。

培根建议埃塞克斯在整个行动中，要记住贡献比名声更有价值；在对待跟女王的关系上，要记住服从比供奉更好。

1599年3月，埃塞克斯率领着16000名步兵、1500名骑兵出发了。在作战中，埃塞克斯指挥失当，致使英军节节败退。战役在两个月后结束，此时埃塞克斯手里的军队一共只剩下4000人了。

1599年9月7日，这一天是女王66岁的诞辰。埃塞克斯伯爵终于率一小部分军队与叛军首领蒂龙会面了。

蒂龙要求与埃塞克斯单独会面，双方约定骑在马上，在一个叫作伯拉克林河的河边见面。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坐在各自的马背上谈判。埃塞克斯同意了一些条件，这意味着英国军队几乎等于投降了。

两人在近旁没有一个证人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谈判，这对伯爵而言，绝对是一个卖国行为。

当最后防线崩溃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女王陛下简直气坏了。埃塞克斯给女王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把她的军队、金钱和她最好的亲信都给损失掉了。

在伦敦，已经有人指控伯爵篡夺权力，想借助蒂龙的势力，封自己为国王。甚至有人说他妄图带领那帮野蛮的爱尔兰叛军入侵英国，推翻女王的政权。

伊丽莎白女王立即给埃塞克斯接连送去两个急件，要求他复信解释他的行为，并撤销过去答应他的在其希望时就可回来的承诺，明令禁止其离开爱尔兰。埃塞克斯接到命令却并不理会，9月24日，他在爱尔兰纠集了一帮部下，把大部队丢在身后，也把责任放到一边，率领他们向英国奔来。9月28日，埃塞克斯抵达英国。

当埃塞克斯拖着疲惫的身体，愤怒地从海边一路奔到伦敦时，女王并不在皇宫里。她搬到了离皇宫10000米远的南沙渠行宫。一种挫败感不禁在心中闪现，埃塞克斯伯爵犹豫了片刻，但很快又重整旗鼓，跨过泰晤士河，朝南沙渠行宫飞奔而去。

到达行宫之后，埃塞克斯已经满身泥泞、衣衫不整了。他推开把守的卫兵和女侍，冲进宫里。女王答应稍后召见他。到了晚上，枢密院又来了好几个人，他们与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起来到一间很隐秘的房间商谈事情。

埃塞克斯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圆满的解释。准确地说，他回来13个小时后，就被软禁了。

1599年9月，埃塞克斯刚被拘留时，有一个委员会以“不服从女王命令”的罪名要求起诉埃塞克斯。

培根知道后，尽全力营救埃塞克斯伯爵，并希望女王能原谅他。他提醒女王，陛下以前曾经许诺要努力改变伯爵，而不是毁掉他。“您一定要明察，”培根这样写信给女王，“伯爵是想一心一意地为您效忠。他好像生来就是这样思考的。”

1600年6月，又有一个委员会，打算以“漠视军事命令，擅自调动军队”的罪名控告埃塞克斯。此时，培根又以女王特别法律顾问的名义，在控诉状提交之前，为埃塞克斯开脱说：“伯爵不服从女王的命令，只是一个宠臣的任性、狂妄而已，还不能看作对女王的反叛和不忠。”

女王对培根再三地替埃塞克斯求情越来越感到恼怒，她甚至开始冷眼看待培根了。

不过，女王最终还是允许埃塞克斯离开约克大院，回到自己的埃塞克斯庄园继续被软禁。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被清除出去了，甚至埃塞克斯夫人也不例外。

她在6个月前，刚为伯爵生了个女儿。现在如果她想探视丈夫，也得先征得女王的同意才行。

埃塞克斯被释放后的第二个月，即1600年7月20日，培根给埃塞克斯写了一封长信，说他一直感到遗憾，并告诫他说：“阁下，你用蜡翼飞行，应疑惧伊卡鲁斯的命运。”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传说他用蜡翼高翔空中，飞近太阳时蜡翼融化，坠海而死。

培根规劝埃塞克斯说：“应用自己具有的、已成长了的羽翼。”在信中，培根明确表示了他对女王、国家、伯爵三者关系的态度。

他说：“我首先要赞美，以及我一心要做的就是做女王良好的真正的仆人，其次就是要做一个最诚实的人……我自认为我爱某些东西甚于阁下，如为女王服务；女王的恬静、知足、荣誉、宠爱以及我的国家的利益等。”

同时，培根也明确表示了他对伯爵的友情，他说：“然而，我很少爱他人胜过于你，这既是感恩的缘故，也是因为你的既不因为偶发事件或他人的坏话而损害了的德行。我这方面的美好感情，无论在过去和现在，我都准备用任何的帮忙予以证明。”培根在这封信里表示的态度是真诚的。

为了减轻埃塞克斯的罪责，培根甚至伪造了他哥哥安东尼和埃塞克斯之间的通信作为证据，呈示给伊丽莎白女王，证明埃塞克斯对女王的献身和忠诚，同时也证明女王对埃塞克斯恼怒的那些公众舆论都是埃塞克斯在宫廷的敌人有意散布的。

埃塞克斯在后来接受审判时，还曾用这些信来为自己辩护。从培根给伯爵去的信，以及那些需要以培根自身的荣誉来做赌注的“帮助”来看，当时，培根与埃塞克斯之间的关系虽已不像从前那么亲密，但是友情仍在。可以说，培根做了一个朋友和一个报恩者该做的一切。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埃塞克斯伯爵深信他在国内的敌人要置他于死地，同时还认为博莱要让西班牙公主作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因伊丽莎白终身未婚。

因此，当埃塞克斯还在爱尔兰的时候，就已经着手进行外结苏格兰、爱尔兰，内结天主教派谋反的活动。他与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开始通信，支持他继承伊丽莎白的英格兰王位。他还与天主教联系，答应予以宽容对待，以争取天主教派的支持。

1600年9月，埃塞克斯的一项甜酒专利延长期限的申请被女王拒绝了，而此时的埃塞克斯正处于经济崩溃、身负重债之中，本来就气愤不已的埃塞克斯此时更是暴怒如狂。他大声呵责女王的易变，大骂枢密院成员把他当作敌人图谋杀害，又骂博莱要让西班牙公主继承伊丽莎白的王位。这个事件使其谋反之心更为坚定，同时也加速了策划活动的进行。

早在8月初，埃塞克斯的追随者们已在他家举行过秘密会议，商讨了行动的大体计划：首先是活捉女王，直至由埃塞克斯挑选的政府官员得到任命，女王都将处于被监禁状态。其次是联络伦敦的中心区，煽动支持反叛。

1601年1月7日，枢密院要求埃塞克斯提供在其住宅中举行集会的解释，而埃塞克斯则声称生病，拒绝前去。当晚，即有300名武装追随者集合在埃塞克斯的家里。

第二天，当掌玺大臣伊杰顿在3个贵族的陪伴下到埃塞克斯家中正式要求他对集会加以解释时，他们4人即被作为人质拘禁。

埃塞克斯大踏步地迈出大门，朝城中走去，身后跟着三四百个疯狂的追随者。此时，王宫早已加强了戒备，调来了军队。双方接火没多久，叛乱者就开始退却了。埃塞克斯立即带领叛乱者转向伦敦中心区，想发警报争取市民们的支持，谁知警报器不响。

女王的臣民们虽然喜欢勇敢的埃塞克斯伯爵，但大多数人还是对女王陛下保持着忠心。伯爵在城里的街道上走着，脸因激动而变得通红，浑身流着汗。他边走边大声地呼喊着：“女王陷害了我！女王陷害了我！有人阴谋想杀我！”人们都躲到自己的房子里，无声地看着他从街上走过。

埃塞克斯满心期望得到众人的支持，他把赌注押在了人们对女王是否忠诚上面。结果他输了。没有民众的支持，整个叛乱行动一下子就垮掉了！他绝望地往回走，但这时他却发现，所有的街道都给堵死了。于是，埃塞克斯沿着河边走，找到一艘船，由水路进了自己的家。

此时，被关押的4个高官已经被放了。埃塞克斯快速走进房间，来到火炉前，把自己的日记和两箱子东西都给烧了。然后，等着有人来捉拿他。

埃塞克斯这次亲自率领数百名武装人员攻打王宫，早已超出了“私人争吵”的范围，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谋反行动。任何人也无法再为他开脱了。

1601年1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厅里，开始审判埃塞克斯伯爵及其同党南安普敦伯爵。伊丽莎白强迫培根以检察官的身份，与首席检察官爱德华·库克一起作为起诉人，代表王室在审判席上对好友埃塞克斯进行指控。而培根根本没有办法拒绝这一命令。这对根本没有参与密谋的培根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惩罚。

培根说，他无力应付这尴尬的场面。他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性命，以避免出现在审判席上。

培根曾提醒埃塞克斯，要他“承认自己有过不正当的行为”。他知道，如果伯爵表现出谦卑与懊悔，女王会让步的。但埃塞克斯伯爵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这一切就都完了。

埃塞克斯两次受审，培根都出席了。当培根知道埃塞克斯的上述活动后，即认为埃塞克斯是有目的、有组织的谋反，他决定不再给埃塞克斯任何形式的帮助。相反，在第二次审判埃塞克斯时，培根还积极为王室辩护。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埃塞克斯举出了许多理由，把自己的谋反说成是私人争吵和以请愿方式哀求女王，是可以原谅的行为。

培根当即站起来予以驳斥说：“我还没有在任何案件中看见过把这样的恩惠给予任何犯人：这么多的题外话，这样支离破碎地提出证据，以及对这样重大的罪恶昭彰的案件用这样空洞的话来辩护。”

培根还反问道：“有武装的请愿者吗？有以君王失去自由为前提的请愿吗？秘密地商议，用武力加以贯彻，这做何解释？掌玺大臣作为使者的告诫都无效，仍然坚持到底，任何头脑简单的人都会把这看作叛逆的！”

审判结束，最后宣布：埃塞克斯伯爵和南安普敦伯爵有罪，并处以极刑，于谋反后的第17天，即1601年2月25日被处决。

在最后的日子里，埃塞克斯伯爵请求给自己找个牧师来。艾伯迪·阿斯顿牧师是埃塞克斯的传教士，另外还有3个由枢密院选派的人过来听他忏悔。这时，那几个人被埃塞克斯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们成了政府的工具。据说，阿斯顿牧师当时的表情很难看，充满了恐惧。不过，他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埃塞克斯的结局很悲惨，他被剥夺了请牧师为他的灵魂做最后安慰的权利。那些嫉妒他的敌人想方设法剥夺伯爵的名誉权和贵族权利。他们希望他不是作为烈士和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死，而是希望人们认为埃塞克斯背叛了他的朋友、背叛了他的国家，他是个伪君子，在死亡面前，他怯懦了。

在塔楼前的绿地上，埃塞克斯将被处决。临刑时，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内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衣服。埃塞克斯站到断头台前，头高昂着。行刑者在埃塞克斯一遍遍地诵读《圣经·诗篇》第51篇时，手起刀落！此时，埃塞克斯年仅34岁。

行刑者执行任务后，高声喊了一句：“天佑女王！”在回家的路上，行刑者不得不躲避开暴徒的袭击，那些人因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被斩首而愤怒不已。

在埃塞克斯伏法后，培根又奉命起草了埃塞克斯的罪状。从此，培根在埃塞克斯问题上的行为受到人们严厉的非难。不少人谴责培根“忘恩负义”，指责他缺乏“伦理感情”、缺乏“道义感”、缺乏“荣誉感”。

麦考莱说培根是“人世间最聪明而又最卑鄙的人”。黑格尔认为培根这样做是犯了忘恩负义的极大罪恶，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以司佩丁为代表的不少人就对培根的这一做法给予了肯定。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把培根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恶棍，这十分不公正。他在埃塞克斯忠君期间与他共事，但是在继续对他忠诚就构成叛逆的时候抛弃了他。在这点上，他并没有丝毫，甚至让当时最严厉的道德家可指责的地方。”

罗素对培根的评价是科学的、公允的。针对埃塞克斯对培根的深情厚谊和培根在法庭上对待埃塞克斯的态度，人们应该从时代、社会复杂的关系中看待培根的行为。

培根是一位极重友情的人，这从他写的《论友谊》一文中就可看出。

培根说：

人生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人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一位知心的挚友，却能承担你所未做完的事。因此一个好朋友实际上使你获得了又一次生命。

人生中又有多少事，是一个人由自己出面所不便去办的。比如人为了避免自夸之嫌，因此很难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功绩。

人的自尊心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低首下心地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朋友，这些事就都可以很妥当地办到。

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丈夫的脸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一个作为第三者的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一切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

由此可见，友谊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它的好处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他平生没有任何可信托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那就自认倒霉好了！

培根也是一个崇尚道德的人，在《论善》一文中，培根说：

善的天性有很多特征。对于一个善人，我们可以由此去认识他。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作一个“世界的公民”——他的心与五洲四海是相通的。

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伤痛的珍贵树木——宁可自己受伤害也要帮助别人。

如果他能原谅和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乃是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的乃是人心而不是钱财。

最后，如果一个人能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甚至敢于忍受神的诅咒——甚至不怕被逐出天国；那么他就必定超越了凡世，而具有主耶稣的品格了。

过度的求权力的欲望使天使们堕落，过度的求知的欲望使人类堕落；但是为善的欲望是不会过度的。

事实上，要找到培根对朋友不忠、恩将仇报的事是很难的。培根对人总是非常宽厚。培根经常住在葛莱公会的寓所里，由于他平常待人宽厚礼让，所以深受公会中的教师和绅士们的敬重。凡是与培根共过事的人，无论是他的同僚还是他的下属，很少有对他不满意的。培根即使是对待罪犯，态度也是很好的。

埃塞克斯伯爵死后不久，在詹姆士一世临朝的初年，培根曾经发表过一篇《自白》，解释他在该案中的行为。

培根说：“我的辩护不需要冗长和繁复，就是关于那件案子和审讯过程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对女王和国家的职责和义务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是决不为世界上的任何人而表现出虚伪和胆怯的。因为任何诚实而居心端正的人，都会宁愿舍弃他的国王而不愿舍弃他的上帝，宁愿舍弃他的朋友而不愿舍弃他的国王；宁愿舍弃任何尘世的利益，还有在某些情形上，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舍弃他的朋友。”

培根在1600年致埃塞克斯的信中，就曾谈过他爱伯爵胜于任何人，然而这种爱是置于女王与国家利益之下的。事实上，培根早在1580年给博莱伯爵的信中，就曾明确表示过：“若我的服役对象排成一个横队，那就是上帝，陛下和阁下。”即首先是忠实于上帝，然后是忠实于女王，其次才是国家大臣和朋友。

当时，培根自己的处境也相当危险。虽然无人告他同谋叛逆，但他不能不表示忠诚，因而不得不认真地参加对埃塞克斯的审讯。而后来的案情审理中培根的积极表现，可以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使私人友情与感恩之情服从于国家利益是他的职责，他的行为无可非议。

培根能够高度热情地献身于观念与事业，这股热情成就了他的哲学。而他关于公众事务的著作，则显示了一种献身于公益的精神和政治智慧。

加丁纳教授曾对此事做出论断：

培根的行为表现出他缺乏道义感，这是不能否认的。然而我们现在认为个人友谊的关系应该重于政治上的关系，这种看法是基于一种日渐增强的政情安定之感的。这种看法对于培根当时的政局不能适用。

在当时，如果可以用武力来推翻女王任命大臣之权的话，那么英国将陷于无政府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产生的种种祸乱之中了。

在处决埃塞克斯的同年5月，培根的哥哥安东尼·培根去世了，培根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伊丽莎白女王处决了埃塞克斯伯爵，她比任何人都感到痛苦。她不断地撤换大臣，因为这些人一个个都让她失望。她感到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没有一个人会从一而终地忠于她和她的王权。

1601年10月27日，培根以伊布斯维奇、圣·亚尔宾郡选出的议员身份，参加伊丽莎白王朝最后的议会。这个可纪念的朝代也到了尽头。

1603年3月初，伊丽莎白女王在庆祝她70岁诞辰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说道：“感谢上帝对我的恩惠。我已经70岁了，没有任何理由贪生怕死。”

听她的话，好像她不希望更加长寿似的。众位大臣都感到奇怪，但也不便说什么，只是一味地对她“歌功颂德”，祝她“健康长寿”。

约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的表妹、诺丁汉伯爵夫人去世。女王从此陷入了哀伤之中，而且不能自拔。她拒绝医生的治疗，也不打算康复，她似乎已经意识到死亡即将降临。伊丽莎白躺在病床上，不时地摆弄手指上的一枚小戒指，凝神冥想，长吁短叹。这枚戒指是埃塞克斯送给她的，一直伴着她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

1603年4月24日，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在悲凉寂寞中结束了都铎王朝。继承王位的是埃塞克斯的朋友、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登上英国王位后成为詹姆士一世，从此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的统治。

詹姆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侄子，但她生前从未正式任命他为继承人。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同归一个君主，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开始了不列颠统一进程的第一步，即王室联合，但英格兰和苏格兰依然被国际承认为两个国家，而两个国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立运作的政府。在伊丽莎白逝去的50年后，英国内战爆发，英国成为了一个短暂的共和国。

培根的表兄罗伯特·塞西尔，在斯图亚特王朝中仍然受到重用，成为主要的辅佐大臣。别看罗伯特矮小驼背，寡言少语，但他工于心计。早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前两年，罗伯特就暗地里与詹姆士联络，着手安排女王“百年之后”詹姆士继位的问题。

由于罗伯特的精心策划，詹姆士顺利地登上了英格兰王位，他本人也自然被留任重用。在新王朝被起用的人中，还有一批埃塞克斯叛国案中幸存下来的人。

培根的哥哥安东尼·培根，要不是在1601年，埃塞克斯被处死后不久便病逝了，他也会受到新王朝的重用。因为詹姆士深知安东尼忠于埃塞克斯伯爵，并始终拥护自己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过去，培根为求高官之位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失望。在埃塞克斯被处决之后，培根不仅失去了一位给他谋取高位的朋友，而且也遭到了社会的广泛谴责。当时，培根对从政已经心灰意冷了。

培根在写给朋友托比·马修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在詹姆士被选为国王之后，暂时放松的心境。培根在信中写道：

一个游离不定的世界已经宣告结束，新的值得期待的世界已经来临。在我内心深处，我发现自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睁眼一看，居然有这么久的时间没有现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再次经受仕途的打击

在女王伊丽莎白尚未去世之时，培根就已经把自己的未来寄希望于新的王朝了。

新王朝开始后，培根看到詹姆士一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而且素有敬重学者的好声誉。这又给培根点燃了谋求高官的之位希望之火。

但是，培根不是那种急于冲到新国王的面前，要求得到觐见的人。当时，培根就待在家里。不过，他还是通过一个叫约翰·戴维斯的朋友给新来的国王捎去了一封信。

另外，他还给这位戴维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戴维斯先生，虽然您突然之间……我还是把自己托付到您的爱和您使用我的名字时的良好用意上面。倘若有什么人攻击和指责我的名字，也拜托您予以回击并为我辩解为盼……一直期盼您对我这个隐藏起来的诗人给予良好的祝福。

您非常忠诚的弗·培根

戴维斯是培根诗人小圈子中的一员，也是他的“一支笔”。培根非常希望戴维斯能在新国王面前，不失时机地提到自己的名字。

以培根在埃塞克斯案中的表现，按常理说，詹姆士是不会喜欢他的，因为詹姆士是既不会忘记朋友，也不会忘记仇人。不过，詹姆士一向以自己的学问自傲，标榜自己是一个有学问的国王，敬重一切有学识的人。因而，培根对詹姆士满怀希望。

培根仔细考察了新来的君王以及自己的处境，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隐退回老家，将后半生花在写作上，一心研究文学与神秘主义；另一条则是再拼一次，作为无冕的国王，帮助自己的国家向前迈进。

对培根来说，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从来都视国家进步为己任。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应该留在公众当中，并尽全力服务于新国王。培根平时谨言慎行，低调做人。他感觉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很想对国家效忠并希望得到一定的回报。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卑躬屈膝地活着。

由于自己的目标远大，所以培根认为，如果能取悦詹姆士国王，从而使启蒙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做出多大牺牲都是值得的。主动放弃学者平静如水的生活，培根会有太多的遗憾，但他还是强迫自己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培根立即给新国王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意愿。

当培根得知新国王詹姆士自诩为古典学者时，便给其呈上一封贺信。这封信以拉丁文《圣经》的一句话开头，以奥维德《古罗马帝国时代的诗》的一行诗结束。培根在信中宣称：“在陛下的臣民中，我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渴望为陛下效力，不惜牺牲自己。”

与此同时，培根给那些接近国王、能影响国王的人大量发信联络，请求帮助，以求在新王朝中获得他在女王时代未曾得到的官职。培根给他的表兄弟罗伯特·塞西尔的代理人迈克尔·希克斯写信，要求希克斯方便时，让“塞西尔知道，塞西尔是他在显贵中所最爱的人”。

培根给诺芬伯兰伯爵写信，回顾他的哥哥安东尼与之交往的日子。他给汤姆斯·查洛纳写信，查洛纳是经安东尼介绍而到埃塞克斯手下工作的。培根估计查洛纳会成为詹姆士宫廷的官员，于是他请求查洛纳促使詹姆士对他“有个良好的了解”。

培根甚至还写信给在埃塞克斯案的起诉中作为同谋犯被审判关押，詹姆士继位后得以释放并被任用的人，如舒桑顿和约翰·戴维斯等。

经过大量的活动，培根对自己的前途十分乐观。1603年，在詹姆士上台后的两个月，他给托比·马修写信时说，他认为游说活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接受的时代了。

不过，这一切活动好像都是徒劳的，詹姆士一世并没有理睬培根的效忠表示。詹姆士公布了一个名单，其中有些是女王逝世时在任的人。在希望这些人继续留任时，担任学者顾问一职的培根的名字被排除在外。

此时，培根希望得到爵士爵位的“荣誉”，但他必须向这位新来的国王提出申请，而且要通过新的首相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爵士爵位是培根申请的第一个头衔。伊丽莎白女王在世时，她给培根的朋友、亲戚和其他比他次要的人封赐最荣耀的嘉德骑士勋章时，他都默默地站在一边。

培根感到非常失望，他不得不写信给显贵的塞西尔，保证说他已经永远地告别了政治，对做官的渴望已经完全熄灭。他打算全力以赴寻找一名“有钱的新娘”，以便安定下来过舒适的生活。

培根还附带提出，如果塞西尔肯替他说情，他愿意接受“几乎用滥了的”爵士封号，借以减轻自己仕途失意的苦恼。他又说，他讨厌那种同时给一大批人授予爵位的陈俗惯例，他愿意单独接受封号，这样更符合他的尊严。但是这一请求遭到了塞西尔的拒绝。

1603年7月23日，在詹姆士一世国王加冕仪式即将举行的前夕，弗朗西斯·培根才与其他300个同时得到各种头衔的人一起，站在皇宫前的花园中，浑身被倾盆大雨淋得透湿，接过了被授予的“骑士勋章”。

不久，培根又得到年金60英镑的赏赐。这笔钱是詹姆士一世因为培根的哥哥安东尼始终拥护他继承王位有功而发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