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社会之路

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培根

最年轻的驻法外交官

培根在剑桥大学努力学习的时候，父母都在为他而奔忙，他们对小儿子的前途抱有极高的期望。

少年培根在剑桥大学近3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很快他就以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华而闻名于伦敦上层社会。当时英国的许多著名人物，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要到国外观光学习，吸收异国的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头脑，积累知识和增长阅历。

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父母亲向王公贵族等一切有权势的人们宣传培根的聪明才智。培根的父亲在官场上不乏朋友，也不缺少官场经验。但培根当时年龄确实太小，还未达到能够胜任要职的程度。不过，他们的活动还是有结果的。

1576年的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父亲尼古拉·培根在葛莱公会会馆的中心地带为两个儿子盖了几间房子。

6月27日，培根和哥哥安东尼住进了这个会馆，做了高级练习生。后来，安东尼终于成为一位优秀的情报专家，这几间房子便成了培根常住的地方。

1576年9月，当鲍莱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时，伊丽莎白女王突然想起了小培根，提出让他跟鲍莱爵士到法国去工作。在经过周密的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弗朗西斯·培根接受了这个任命。

对于这个致使自己从研究哲学转向从政的重大决策，培根在《自然的解释》的序言里有所论及。

培根这样自我表白地说道：

我既然坚信自己天生就是来服务于人类的，并把对大众幸福的关心视为我的义务——那些义务是与公民权利相关联的，宛如人人都该享用空气和水一样。

于是，我就问我自己，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是什么呢？与我的天性最相符的是哪种工作呢？经过一番审视之后，我发觉发明的发现和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进入文明社会最有裨益，再无其他的工作能比它们产生更好的收效了。

最主要的是，假如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不仅仅是在某项具体的发明创造上，不论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在自然界点燃一只照亮世界的火把。这只火把初燃之时，照亮的是人类发现的当下疆界，当它上升得更高更远之后，黑暗中的每一片角落、每一道隙缝就都将被它照亮，在我们眼前清晰地表露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这样的发明家应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宇宙之间人类王国的开拓者。这是一个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勇士，是消除至今还把人类禁锢起来的各种必然性的人。

此外，我发现我天生特别适合于对真理进行冥想。这是由于我的头脑能一下子就擅长于顺应重要的对象——我所讲的是对相似性的认识——同时，对那些不同事物之间的微小差异，我也有足够的耐心和注意力来加以观察。

我热衷于研究，沉着于判断；以沉思为乐，谨慎于认同；敢于纠错，严于整理。我既不沉迷于猎奇，也不迷信于厚古，对种种欺诈也深恶痛绝。鉴于上述理由，我以为我的天性和气质好像和真理有缘。

但是，我的家世、我的教养通通都把我推向了政治，而非把我推向哲学：我好像自幼就浸泡在政治的染缸之中。犹如许多年轻人常会碰到的情形一样，有时我也因不同的看法而在思想上摇摆不定。我也在考虑，我对国家的职责向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这并非生活中别的职责所能驱动得了的。

最后，我怀揣一种这样的希望，假如我在政府里谋得一个体面的差使，我就可能为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使命而获得帮助和支持，进而对我的工作有所裨益。因为有了这样的动机，我就委身于政治了。

于是，15岁的培根成了英国驻法国大使馆最年轻的外交官，担任英国驻法使馆的外交事务秘书。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培根，从小就出入宫廷，在贵族、大臣们的教育和熏陶下，他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各个方面，都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贵族的气质。文质彬彬的培根，不用经过特殊的训练，举手投足就都十分合乎官场的礼仪。

幼年时，培根在书上读到过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说的一句话：“好的仪容就是一封永久的推荐信。”这句话给培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现实生活中，培根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仪表在社会交往中非常重要，在小节上一丝不苟的人，常常会得到众人的赞赏和尊重；一位彬彬有礼的人，肯定能赢得好的社会声誉。所以培根常常对人说：“礼仪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

培根曾在《论礼貌》一文中这样写道：

其实要使自己的举止优美得体，只要做到细心就可以了。因为人只要不疏忽，他就自然会乐于观察和模仿别人的优点。自然大方的礼节才显得高贵。假如在表现上过于做作，那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因为优雅的举止本身就包括自然和纯真。

有的人举止言谈好像在作曲，其中的每个音节都仔细推敲过。但这种明察秋毫的人，却可能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也有人举止豪放不拘礼仪，这种不自重的结果会导致别人也放弃对他的尊重。

1576年9月25日，“无畏”号大船奉命载着鲍莱大使和随他一起来的弗朗西斯·培根，穿过英吉利海峡，登上了法国的加来港。全国最棒的海军军官乔治·布里斯托一路上为他们保驾护航。上岸后，培根和鲍莱大使就朝着巴黎皇宫的方向出发了。

弗朗西斯情绪高涨，脸色绯红，他和鲍莱大使急匆匆地踏上了去巴黎的道路。

进入巴黎了，培根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他们将被安排在“伟大的国家里食宿”，而且非常可能被安排在大理石建造的奢侈的卢浮宫里下榻。此时，卢浮宫就是法国皇族的家。

培根完全被震住了。他对英国王室的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迎接这繁华都市的奢侈与豪华。培根发现，巴黎比伦敦更美、更富有。

几天之后，亨利国王亲自主持给这两位英国客人接风洗尘，超豪华的宴会场面令培根大为惊叹。

宴会将在这个富丽堂皇的环境中举行。法国国王衣着华丽，高视阔步地走了进来，身边簇拥着佩戴郁金香、牡丹和野百合花环的迷人漂亮的女侍从，以及手持月桂的年轻小伙子们。

紧随国王身后的，是身着绸缎、腰系缎带的宠仆们。这些人都很女人气，他们永远紧随在国王的左右；随后进来的，是上了年纪的皇太后凯瑟琳·德·梅迪契。据说，真正掌握法国实权的人物是这位老太太。

这一切真是太精彩了，培根在自己的日记中表露出，他在“法国王室里，简直就是个从未见过世面的新丁”，他“不住地打量这丰盛宴会中的一切”，被整个宴会场面彻底震慑住了。“我们吃着，心中万分高兴，却没有一点想调皮捣蛋的想法。”培根这样写道。

当亨利国王招呼培根坐在自己身边时，他的自信开始有所显现。国王用法语跟培根打招呼，但并没指望他能听懂。但是，国王显然低估了这位年轻的客人。对培根来说，从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根本就不成问题。他从小就受到好几种语言的训练。

培根用非常得体又直截了当的方式回应了国王的招呼。接下来，培根在使用法文成语时非常流畅，没有一点儿生疏的感觉。你要知道，法文中的成语对外国人而言，是很难学习和掌握的。因此，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这个孩子身上，都对他表示赞许。

培根好像是天生的外交家，虽然年纪小，但是气度非凡，聪明睿智。在与法国上层官员的交往中，培根显得十分的老练成熟。他小小年纪就懂得，“愚蠢者等待机会，聪慧者创造机会”。所以培根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创造条件。

严格的教育，使培根懂得工作和忠于女王是第一位的。他到巴黎后，最初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熟悉外交事务和进一步精通法语上。

培根到法国后不久，便奉鲍莱之命，把一些消息、报告送回国内，直接呈递给女王伊丽莎白。

女王接过材料后，便挥手对培根说：“请坐下。”

培根后退几步坐在一张凳子上，静静地注视着女王翻阅材料。只见女王越读越高兴，最后高兴地对他说：“你年纪虽小，做事却非常干练。”

培根忙欠身回答道：“多谢陛下的鼓励。”

女王又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希望你今后在鲍莱爵士的手下进步更快。”

培根立即站起来，躬身说道：“谢谢陛下的栽培。”离开宫廷后，培根没有在伦敦多做逗留，就很快回到了法国巴黎。

不断地汲取新的思想

在法国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培根熟练地掌握了法语会话。当他熟悉了外交公文和办事程序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学习法国文化、参加巴黎的文化活动上。

作为少年外交官，培根频繁地参加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沙龙。他英俊的相貌、炯炯有神的眼睛、才思敏捷的头脑，使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主人的特别欢迎。

培根知识渊博，思维深透。每遇争论，他总要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使那些盲目崇拜知识和学者的巴黎贵妇人们禁不住啧啧称奇。

在巴黎，培根不仅参加沙龙，而且还观察欧洲大陆的自然风光、经济发展、政治变化、学术动向。他以极强的求知欲，全面了解英国以外的世界，这使他知识大增，视野更加开阔。

后来，培根根据自己对巴黎政界的观察，写成了《欧洲政情记》，还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对沙龙的评论。巴黎的学术活动，对培根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培根在法国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巴黎和外省的省会城市，都涌现了一批宣传新思潮的学者。这些人都受过法学教育，有过从政经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新观点，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培根在巴黎期间，也被朋友邀请出席过这样的讨论会，所以他对这些沙龙式的座谈讨论非常熟悉。

在当时的巴黎，学术沙龙成为一时风尚。学术沙龙是经常性而又非正式的聚会，各种人士都来参加，大家热烈地讨论一些新思想。对此，培根印象极为深刻。

32年后，培根的哲学著作《各家哲学的批判》，采用的就是一个哲学家在集会上演说的形式，而这个虚拟的集会地点就设在巴黎。

在《各家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培根这样写道：

大约有50个人出席，其中没有年轻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尊严和荣誉的标记。集会的人中，有些是当过官的，有些是上院议员，也有著名的教士和几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要人，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

他们有秩序地一排一排地坐着，互相亲切交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不一会儿，有一位安详沉着、但惯于表现怜悯之状的人走到了他们中间。

而这个人，正是培根安排的来给大家讲述一些重要新思想的人。这种形式显而易见是培根早年巴黎之行集会见闻的记忆残余。当时，在法国宣传新思潮最激烈、最有名的学者，就是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他差不多比培根大30岁。

培根在法国期间，蒙田正在集中精力埋头撰写《随笔集》头两卷。到了1579年，培根离开法国回国前，蒙田的《随笔集》前两卷已基本完成。在此期间，蒙田还经常去巴黎法院办事，涉足政界与学术界。蒙田在巴黎时，经常挤时间参加风靡一时的学术沙龙，宣传自己的思想。

培根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同蒙田的思想极为接近。培根在思想上受蒙田的影响非常深。蒙田把自己的力作称为《随笔集》。培根把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文章结集出版时，也取名为《随笔集》（有人译为《论说文集》）；两本文集中许多篇文章的题目或相同，或近似。

蒙田的哲学思想是怀疑主义。因为经院哲学把自己的原理说成是终极真理，不仅把自己的原理自诩为人类智慧的最高标准，而且自封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

蒙田针对经院哲学而提出了怀疑主义，他把神学称为“假科学”、“伪科学”。蒙田力图证明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在内的一切旧的哲学体系都是错误的。蒙田的这些思想和培根的思想完全一致。

当时，法国流行的思潮也是欧洲流行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兴起，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即社会的发展正需要一种新的、更完美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和与之相适应的解释世界的原则。

蒙田哲学思想的终点，正是培根哲学思想的起点。如果说培根改造旧哲学的大志，在童年时代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随之在大学时代开始萌芽，那么到了这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已“如此固植于我的心中，以致无法去掉了”。

16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不过其君主和大臣比较开明和进步，是一个有教养的开明统治集团。但是16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正处在内战时期，大部分时间为宗教战争所困扰。

1572年，法国数千名胡格诺派信徒被屠杀，引发了一场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培根在法国期间所看到的，大都是战乱和教派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及无谓的牺牲。

培根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巴黎使馆后，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对哥哥安东尼说：“一国之君，在党派斗争中，不能偏向任何一方，更不能成为某党某派的成员。”

安东尼非常同意培根的意见，他说：“君主制国家，政府中的党派永远都是有害无益的。”

培根说：“你算说到问题的实质了。因为党派要求其成员尽各种义务，而这些义务往往高于对君主和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果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并甚嚣尘上，必然会损害君主和政权的威信，也说明君主软弱无力。”后来，培根把这次与哥哥议论的观点写到了《论党派》里。

培根在一篇名为《论叛乱》的文章中指出：

酿成叛乱的原因一般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对宗教的不满、要求减轻赋税、要求改革法律或风俗、要求废除特权、要求贬斥小人、要求抵抗异族入侵、由于饥荒以及其他那些足以激怒人民，使众心一致地团结起来反抗的事件。

君主讲话应当慎重，不应该讲那种自以为机智、实际上却十分轻率狂妄的话。恺撒曾说“苏拉不学无术，所以不适于当独裁者”，结果他为这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这句话使那些不希望他走向独裁的人绝望了。

加尔巴说：“我不会收买兵士，而只征用兵士。”结果这句话也毁掉了他，因为他使那些希望得到赏金的士兵绝望了。

普罗巴斯说过：“有我在，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士兵了。”这使那些职业战士们绝望了，结果断送了他的生命。

因此，作为君主，在动荡形势下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必须慎其所言。尤其是此类锋利的警句，它们传播之迅速有如飞箭，并被人们看作君主所吐露的肺腑之言，其作用甚至超过长篇大论。

当时的法国，也同英国一样，正在经历一场经济的变革。法国的工业进步，主要得益于改进技术和改造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技师波纳德·巴里西的制陶事业取得很大的成功，就是这场改革的典型事例。

巴里西最初是一个玻璃技师的学徒，后来转行学习制造陶瓷。他潜心研究白珐琅技术，后来得到宫廷的赞助，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举成名。巴里西在成名之前差点儿破产，以致他不得不把家里的东西卖了，来购买制造陶器的原材料。

巴里西不只是一个手艺人，他还钻研一些科学问题，在化学、地质、农学、造林等领域都有过一些成就。巴里西的事迹，当时在法国被传为佳话。

培根到法国时，巴里西已经是一位名人了，他在宫廷里任职，经常在巴黎举办演讲会。在沙龙里，朋友们不止一次向培根介绍巴里西的事迹。培根也从报刊、书籍上读了不少有关巴里西的材料。

巴里西当时在巴黎办了一个“自然博物馆”，展示自己的事业成功的轨迹。巴里西在介绍这个展览的文章中写道：

亲爱的观众，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几个小时以内，在参观的第一天，你们就能从这个博物馆所展览的物品中，得到比用50年的工夫研究古代哲学家的理论还要多的自然哲学知识。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巴里西轻视经院哲学、重视应用科学，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巴里西的主张和见解，与培根的观点是如此的接近，因而引起了培根的浓厚兴趣。

后来，培根在著作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各种科学的真正的与合法的目标，简单说来就是用新的发现和能力来丰富人类的生活。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超出赚钱和他们本行中的日常工作的范围。不过有时也会发生这类情况：一个特别聪明的和有志气的手艺人致力于一项新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倾家荡产。

巴里西正是历史上一个致力于新发明，几乎倾家荡产、聪明而有志气的手艺人中最著名的范例。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培根的两个重要的思想观点：一是在赚钱与把科学运用于实践并争取有所发明两者之间，培根更重视后者；二是要创造一门在实践方面富有成效的科学，就必须克服轻视工匠的思想。

培根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念：要想在认识真理上取得进步，就必须直接求教于自然界而不是求教于书本。

培根在其著作中还曾指出：主要的发明，大多都是在人类还没有许多书本知识的远古时代做出的。他还认为，在书本知识与科学实践相结合方面，工匠比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好得多。培根的这种认识，已经超出了他的阶级局限。

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培根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的新鲜事物，吸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真诚地爱恋法国公主

培根抵达法国后，由于十分年轻，又天真烂漫，而且侠肝义胆，所以很快就受到了女人们的喜欢。他开始恋爱了，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在培根看来，爱不应该一闪即逝，也不应是一时的冲动。这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一次真正的恋爱，是他一生中不能忘怀的最美之“爱”。后来，当他全身心爱恋的人儿，被证实对他不忠时，他才发现自己投入了多么深刻的感情，很具有悲剧性。

玛格丽特·瓦卢瓦，或者叫玛格丽特公主，是凯瑟琳·德·梅迪契的女儿，洛伦茨·德·梅迪契的外孙女，她就是弗朗西斯·培根心仪的那个人。当培根第一眼见到玛格丽特公主时，他的魂儿就被勾走了，他觉得她是那么的可爱，他完全被征服了。培根刚到法国不久，就见到了她。

玛格丽特这个名字，在培根听起来，应该不会陌生。她于1572年8月18日嫁给了表兄亨利，亨利是纳瓦拉国的国王，玛格丽特从此改信新教。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屠杀案。

在玛格丽特新婚的第六天，巴黎街头便沾满了新教徒的血迹。可怕的消息传到伦敦，弗朗西斯·培根没有忘记整个新教社会的愤慨与战栗。整个恐怖事件，都是信奉天主教的玛格丽特的母亲一手所为。而现在，培根却深深地爱上了她的女儿。

玛格丽特与纳瓦拉国王的结合并非两相情愿，而是出于政治目的。玛格丽特并不是个言听计从的公主，她对母亲逼她嫁给纳瓦拉国王，心中充满了愤懑。弗朗西斯·培根见到她不久，她就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之所以要离婚，与玛格丽特和吉斯公爵之间的男女之情有关系。吉斯公爵被公认为是法国最漂亮的小伙子，也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最认可的人物。吉斯家族一直是玛格丽特家族的强大对手，正是这种情形，才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培根承认，他最初与玛格丽特相遇时，她绝对不是个天使。她比他大8岁。在培根眼中，她没有圣人的光环。但是培根觉得，她是自己在法国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浑身充满了珠光宝气。很快，培根对她的赞美之词更加热情洋溢。他说，她是他“最甜美、最甜美的爱”，是他心中“耀眼的天使”。

不过，当时玛格丽特的画像，却一点儿也没有显示出培根所描述的那种美丽动人。画像上的玛格丽特，紧绷的脸上神色阴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许是其具有的魅力与人格，弥补了不足，令培根心中产生出一种美感。他写下许多文字，对她大加赞赏，崇拜她的美。

玛格丽特的美丽与魅力征服了弗朗西斯·培根，她身上的其他东西也令他赞叹不已。玛格丽特对培根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看到，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相像。培根认为他们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对此他丝毫也不怀疑。

玛格丽特也像培根一样，头脑聪慧、精明过人，对音乐非常喜欢，又有机智应答的天资。她也喜爱诗歌，可以花上几个小时阅读并深入思考而乐此不疲。对普通人的福利问题，她也给予关注，还经常拿出钱财赈济穷苦百姓。所有这些，都是她令人着迷的地方，令培根为之深深倾倒。

最令培根钦佩的是，玛格丽特经常在家里举行社交晚会。她邀请最杰出最有文化的知识精英到场，与他们讨论诗歌、音乐、文学、神秘主义，以及当时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俨然一个小型的学术沙龙，与当时盛行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沙龙一样。

在众多的聚会中，培根遇到了法国最杰出、最多产的“诗圣”龙萨先生。龙萨创办了“七星诗社”。这个诗社的主要目的是使法语变得更加高贵，使法国文学更有地位。

培根在这里看到了他的生活目标，这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甚至暗下决心，要将自己的母语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将英国几乎连雏形都不存在的文化发扬光大。

培根对玛格丽特的爱，每天都在增加。每次与她相见，培根都会更加迷恋她。当听到玛格丽特与纳瓦拉国王之间并没有爱情时，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玛格丽特天性表现出来的高贵的样子，以及她对这位来自英国的迷人的年轻人的兴趣，最终促使培根鼓起勇气，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玛格丽特早已习惯了男人们对她的溢美之词，但她对培根所投入的热情还是很感动的。在爱情上，培根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小伙子，但他却很忠诚，让人信赖。培根相信自己对玛格丽特的爱是十分神圣的，他向玛格丽特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当她接受这一切时，培根相信，作为回馈她也等于承诺爱他，并忠诚于他。

随即，培根开始安排玛格丽特与纳瓦拉国王的离婚事宜，并不失时机地继续对她展开追求攻势。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否决了培根娶玛格丽特的请求。不过，这还不是导致培根彻底失望的主要原因。

一天，玛格丽特的老保姆将培根叫到一边，跟他耳语了一番。她告诉培根，公主之所以没有把全部的爱都付出，是因为她已经将一部分给予了别人，这个人就是她的情人吉斯公爵。

培根听后痛苦万分，他说：“我绝对不能容忍爱情中有别的竞争者。”此时，培根才真正意识到玛格丽特的情感世界，绝非他所想的那样单纯。

面对陡然间的贫困

1579年年初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正在法国的培根从睡梦中醒来，他感到自己睡得很累很累。他依稀记得刚才所做的梦，那梦困扰着他。

在梦中，他热爱的家乡，英国古汉堡庄园，好像一下子被“黑色的灰浆涂抹得乱七八糟”。直觉告诉他，可能有坏消息传来。所以，当信差把他的父亲尼古拉爵士死亡的消息带给他时，培根并没有感到格外的震惊。

尼古拉死于伤风。给他剪头的理发师看到他睡着了，随后连窗户也没关就走了。2月的冷风把尼古拉吹坏了。尼古拉一觉醒来，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理发师解释说，没有叫醒他是因为怕搅扰了他的睡眠。

尼古拉爵士回答道：“您的礼貌将使我丢掉性命。”

几天后，尼古拉便离开了人世。

培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伦敦，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错过了盛大的国葬仪式。人们仍能感受到培根悲伤的心情，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父亲。

培根听说，在整个送葬队伍的前面，母亲骑着一匹披着黑纱的马，形单影只地走在前面，身后的一匹马则驮着她深爱的丈夫的遗体。

对培根来说，在他出生之后，父亲一直是他的保护者、他的良师益友。一整天，圣保罗大教堂的钟声就没有间断过，圣马丁教堂里的钟声也不曾中断。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时刻。

当培根重新走在伦敦大街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阔别两年多的城市，使他感到既亲切又害怕。亲切的是他又回到了故地和见到了亲朋好友，害怕的是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陌生。所有熟悉的面孔都变得冷冰冰的，熟悉的场所把他拒之门外。他知道，这都是因为父亲这座大山倒下去了的缘故。

此时，年轻的培根认为，这一切都标志着一个轮回的结束，也标志着自己青春岁月的结束。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安全的家，他只能依靠自己了。

尼古拉·培根的遗嘱是当着全家人宣读的。每个家庭成员都获得了一份，但弗朗西斯·培根被排除在外。安东尼·培根继承了很大的一笔财产，从此成为富人。

尼古拉前妻的两个孩子纳撒尼尔和爱德华，也都得到了相当丰厚的一笔遗产。此外，尼古拉的3个女儿，即伊丽莎白、珍妮和安妮，也获得了部分家产。古汉堡庄园由安妮夫人继承，之后将传给老大安东尼·培根。另外还有两处庄园也是安东尼·培根的。

小培根没有得到任何财产。父亲只是把一些物件留给了他，此外还把一些租金划给他，使他年年都能有足够的生活费用。据说，尼古拉生前曾计划积蓄一大笔钱财，买足够的田产、庄宅，留下来送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作为他今后的生活费用。

因为在5个儿子中，只有培根没有固定的职业收入，生活最没有保障。可是现在，由于尼古拉突然病故，这个计划便成了泡影。

尼古拉虽然身为“掌玺大臣”，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仅庄园就有两处，家里仆人也数以百计，但是他的个人财产并不多。

弗朗西斯·培根忽然之间成了穷人。这对一个在贵族家庭中长大、过惯了奢华生活的贵公子来说，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以后的十多年间，培根不得不靠借贷度日。

这倒不是因为培根一无所有，而是他不习惯改变原来贵族的阔绰的生活方式。他既不能量入为出，同时也相信自己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由于培根总是负债累累，有20多年的光景，他没有过过一天轻松舒心的日子。直到1595年埃塞克斯赠给他一所庄园，1601年他的哥哥安东尼死后，把一块领地给了他，他的境况才有所好转。

随着父亲的去世，培根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更严重了，那就是他面临着前途无望的境地，看不到任何出头之日。本来培根的家族与权贵关系密切，他早晚会获得一个高官显位，但是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这一切就变得遥不可及了。

当时，英国的宫廷内部斗争十分激烈。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已20余年，她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办事果断，而且心狠手辣。伊丽莎白在英国一言九鼎，触怒女王与找死无异。

女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下令把自己的政敌、同父异母的妹妹玛丽处死，彻底清除她对自己王位的威胁。

野心勃勃的王公大臣们，都殷勤地围在女王身旁献媚争宠，就连玛丽的儿子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职务，也是“宁要王位，不要母亲”。在当时的社会中生活，没有头脑心计和一定的冒险精神，谁也不敢轻易涉足宫廷。

尼古拉英年早逝，好处是自己免除了获罪杀身之险，遗憾的是没有为儿子安排一个俸禄优厚的官职。

尼古拉在世时，就看到了仕途的险恶，他想让儿子靠知识、技术安身立命，所以他让儿子在幼年时就拜五谷女神，做化学实验。但是，当时英国的社会风尚是贵族子弟必须在宫廷谋一个好职位。而且培根很小就进入了贵族子弟的社交圈，他不只是处处模仿宫廷大臣的言谈举止，还把当一位皇室重臣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去世后，仕途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断绝，但培根并未就此放弃。

培根离开英国时还是个无忧无虑青年，几年后重回英国，他竟然变成一个爱伤感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新的思想，这些东西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正是在法国王室，培根第一次接触到深奥的训诫，后来他将这些东西都融入“玫瑰十字会”的秘密活动之中。

“玫瑰十字会”组织历史悠久，据悉，至今在欧洲大陆一些古老贵族的后裔中仍有“玫瑰十字会”的成员存在。所有会员都将玫瑰与十字架的结合体视为自己的标志与符号。

玫瑰意味着秘密和保守秘密，这源自罗马神话，爱神阿弗洛狄忒将玫瑰送给了沉默之神。十字架在基督教中代表着死亡、痛苦及重生。

弗朗西斯·培根与阿格里斯、笛卡儿、高斯等科学、文学巨匠，都是“玫瑰十字会”的会员。

为了生存做律师

父亲尼古拉去世后，培根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的任何物质需求都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满足，从来不用为钱财操心。但是，父亲死后，培根立即失掉了丰厚的财源。原本过着奢华生活的培根，一下子感觉到了窘迫。

培根的政治地位在父亲去世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死后，原本对他很赏识和热情的一些人，再见到他时变得好像从来不认识一样。从此，培根结束了童话般的生活，初步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改变，一般人很难接受这样严酷的现实，但是培根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他顶住各种压力，适应了父亲去世后的生活，很快回到了自己喜爱的读书和研究中。他热心学问，胜过其他。

培根分得的那份遗产，都不够支付他日常的生活开支。他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和研究。培根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自身条件和将来的前途，选择了律师职业。从事这一职业，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从政。

1579年6月，培根开始在葛莱学校里学习，住在原来父亲给他盖的几间房子里，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学习法律。葛莱公会是英国一个著名的培养律师的场所，它不仅是一所法律学校，而且还承担着训练年轻贵族在艺术等领域成为拔尖人才的任务。

葛莱公会与林肯公会、内庙公会、中庙公会统称为“法庭公会”，系英国中古时期的四大律师公会。这四大公会大约起源于12世纪，至14世纪而大盛，最初为法律学校，招收学生，其后势力大增，凡从事律师职业者必出自四大公会之门。

在英国若想成为律师或法官，就必须先成为该公会的会员。培根一生都与葛莱公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连葛莱公会的校园也是由培根设计的。不久，培根成了公会的重要会员之一。培根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开始对法律的学习和研究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不够他作为学生所需，因此他不得不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寻找各种临时性的工作。

培根一再向他那些权势显赫的亲戚们发出恳求，请他们能够提携一下他，让他获得某种政治职位，以进入政治主流社会，从而使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培根那些近于乞讨的信函，文笔优雅，文字充满活力，足以证明写信者的才华横溢，可是效果却是微乎其微。

尼古拉·培根在世时，有一位侯爵是约克府的常客，经常摸着培根的头对尼古拉说：“这孩子真聪明，难怪女王夸奖他是‘小掌玺大臣’。长大之后，肯定能做大官。”

有一次，这位侯爵还低着头在培根的耳边说：“你爸爸公务太繁重，他顾不得管，或者不便于管的事儿，找我就成。”

如今求职成了培根最发愁的事，培根突然想起了这位侯爵的话，于是便去登门求见。第一天晚上，侯爵以“有客来访，请改日再来”为由推掉。第二天晚上，培根又去求见，侯爵夫人说：“侯爵今晚宴请贵宾，你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他，免得你一次次白跑。”

培根恳切地说明了来意，夫人说：“你在家等信儿吧！”

十多天过后，培根又去拜访，侯爵夫人从室内迎出来说道：“侯爵为你这事托了许多人，都没有回话。你再托托别人看看，别只指望侯爵。”

曾经备受女王倚重的尼古拉·培根的儿子，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有好几次，培根碰壁回来，晚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痛哭一场。第二天吃过早饭，他又精神抖擞地出门，四处求人。此时，父亲过去的同僚、朋友们再不登他的家门了。这并不是因为尼古拉生前树了许多政敌，他诚实稳健，在女王眼里和诸位大臣中间，还是很有人缘的。培根遭遇此状况，只是世态炎凉而已。

培根曾向当时的执政者、他的姨父博莱伯爵求官，而且以他的父亲尼古拉在世时的政绩而论，这种请求也不能说是冒昧的。但是，培根的请求没有发生任何效力。博莱父子对培根兄弟颇为嫉妒，所以根本就不想帮这个亲戚的忙。

培根后来之所以能同情穷人，并能理解穷人“把自己的脸贴在富人的窗玻璃上，偷看永远与自己无缘的纵情作乐”的辛酸心情，与他这段痛苦的经历密切相关。

培根决心振作起来，走出困境。考虑再三，培根觉得别无他途，只好专心攻读法律。培根在葛莱学校既学习法律，又研究他特别喜欢的哲学。艰难的生活，使培根初步尝到了生活的苦涩滋味。

虽然葛莱学校里到处充满了特权的氛围，身边还有许多年轻的贵族学生，但培根感觉一点儿也不快乐。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发自心底的呐喊，但是有谁真正倾听过年轻的培根浸泡着泪水的内心独白呢？这呐喊声中蕴含着一种哀婉动人的东西，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在培根的生命中，出现过低潮时期。而此时正是他人生的最低潮。正是在这绝望的时刻，在这灵魂陷入痛苦的黑暗之夜，有种神秘的经历发生了。它帮助培根从忧郁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使他再一次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一天夜里，培根独自一人待在葛莱学校自己的房间里，他在《圣经》里寻找着安慰。他经常这样做。他用手翻阅着“伟大的上帝的神圣话语”，很快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一段。这段文字出现在《圣经·箴言》之中：

上帝把一个东西隐藏起来，以显示自己的荣光。而国王们的义务则是把它找寻出来，才能获得荣光。

此时，培根觉得整个房间里的气氛都变了。培根突然醒悟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慰藉与希冀有如一股热流充满全身，起到了止痛的作用。他的活跃而富于创造力的头脑，马上又兴奋起来。

培根在葛莱学校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1582年，他通过了考试，在葛莱公会取得了初级律师资格证。经过短暂的实习之后，培根被聘为律师，终于有了正式的职业。

这一年，21岁的培根，由一个恃才傲物的青年成长为一名稳健合格的律师。

不放弃伟大的志向

从1582年起，培根开业当律师，由于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辩才，很快就声名大振。他才气过人，著书立说，名气越来越大。培根在没有任何权贵提携的情况下，慢慢地向上爬着。但是，每上去一步都以耗去他多年的时间为代价。

1583年，培根作为汤顿派的代表被选进了国会。他的选民们对他甚为喜爱，以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胜出，得以连选连任。在论辩时，培根的辩论既简洁精练又生动活泼，堪称一位无须雄辩术的雄辩家。

培根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十分崇拜苏格拉底。他那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使他在法庭上常常妙语连珠，让对方毫无反驳之力，从而使自己为之辩护的一方获胜。

对此，与培根同时代的、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本·琼生曾说：

他的辩论简洁、有力、扼要，无人能比他说得更好，或者说他说话从不废话连篇，从不做老生常谈。他的演讲没有一段不蕴藏别具一格的魅力。

听众不敢咳嗽，不敢心不在焉，否则就要漏掉他的演讲。他的演说，也使他处于控制状态之中……

像他这样的驾驭听众情感的力量，再无第二人能够拥有了。唯恐他的话快说完，这是每个听众所担心的事情。

这样的演说家是多么令人嫉妒啊！

1586年，培根当选为葛莱公会的首席会员之一。培根的才华逐渐被社会承认，在伦敦的上层社会圈子里，各种沙龙、舞会中，又开始出现他的身影。

培根这次步入上层社会，不再以大臣的公子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成熟的、优秀的律师和国会议员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此时的培根仍然怀有忧虑，不是为职业，而是为自己的怀才不遇，为不能施展抱负而忧愁。他决心要出人头地，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家族的荣光，一定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家庭的经济负担沉重地压在培根的身上。亲戚朋友向他借钱，他自己没有钱也不会马上拒绝。他是那么的骄傲，宁可借债也要把钱转借给亲朋好友，以解别人的燃眉之急。培根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接案子，拼命地赚钱。他不惜“把自己卖掉”，也要维持自己和家人的体面生活。他内心有一种躁动的活力，使他一刻也不能停止。

培根的思维是细腻、周到的。由于他对许多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他显得和周围的人有些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培根并不孤独，他总是对自己的信仰矢志不渝。但是，现实生活又使培根发现：权势往往相信谎言与谗言，给予真理的敌人以丰厚的报酬。

在《论律师》一文中，培根说道：

为人打官司是伤天害理的事。虽然律师有时也可以主持正义，但律师承揽案件绝非出于对你的同情，而只是为了从你的官司中牟利。

有的人表示愿意出力帮助你，实际上却是别有用心，例如从你的案子中坐收渔人之利。而他自己的目的一旦达到，就会弃你于不顾了。

还有人之所以承揽一件案子，是为了使这个案子失败。他可能正是被你的对手所收买的。

如果由于感情的关系，律师不得不站在有罪一方的立场上时，他还不如劝两方和解，而不应当去诬陷诋毁有理的一方。

培根虽然在法律界很有名气，在国会中也得到连任，但是仍然不能出头。他在国会中所持的政治主张，简单说来，是一种“中庸主义”。培根主张在君权与民权之间，尤其在教派的纷争之间，要采取一种不偏不倚、宽容互让的办法。

对于这种政见，培根还发表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发表于1585年的《时代的最伟大的产物》，主张对反对教会者予以宽容处置；第二篇发表于1589年。

当时，英国教会内外纷争激烈，这两篇文章就是针对当时的宗教之争发表的议论。在文章中，培根主张无论在教义的解释或刑罚的执行方面，都应当采取伸缩性较大的方法。

在这期间，培根已怀有改革人类知识的伟大志向，他在给财政大臣博莱的求职信中，第一次透露了他的志向：

我承认，我在默想着一个巨大的目的，犹如我有一些平常的公民的目的一样，因为我已经把一切知识当作我研究的领域。如果我能从这个领域里把两种游民清除出去，我认为我就能带来一些勤勉的观察、有根据的结论和有益处的发明与发现；这样，就是那个领域中最好的情况。

这个希望，不管是好奇心也好，天性也好，或者仁慈也好，已经深深印入我的心中而不能忘怀了。

此时，培根已经成熟了许多，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他要将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就是后来培根提出来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是他一生都为之奋斗的哲学志向。

马克思在概括培根的认识论时指出：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的方法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和重要条件。

培根提出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实践检验真理、实践决定科学价值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培根清楚地知道，“科学的伟大复兴”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这需要国家从财政、经济，甚至教育、科学制度等一系列环节上给予支持和帮助。

培根在多次给国王的献词里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并呼吁国王给予支持和帮助。培根自己也为此活动，取得一些学术头衔，包括著名的伊顿公学的校长，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正如培根所说：“我希望如果我在政府中能够升到尊贵的地位时，我就会有较大的权力，能动员更多的劳力和才智来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这些缘故，我就一方面努力学习政府工作，一方面又在廉耻和诚实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自荐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的朋友们。”

因此，培根走上仕途，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