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更加腐朽和反动。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引狼入室；对内加重盘剥和搜刮。巨额的战争赔款，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天灾人祸，使劳动者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群众性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不断涌现，此起彼伏，烽火不熄，到八九十年代呈现出高涨的趋势，并逐步汇合成一股反帝斗争的滚滚洪流—

—即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主的民间习武结社，在与白莲教相结合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互相渗透逐步深化发展起来。

义和团各团的首脑机构叫“总坛”，首领称“老师”，基层组织叫“坛口”，隶属总坛，首领称“师兄”。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一但有行动，往往发贴联络，相互支持和配合。义和团的成份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主要是以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组织。义和团有比较严格的纪律，但是这些纪律井不是所有成员都能遵守的。运动进入高潮后，违纪自擅现象相当严重。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在义和团发展的不同阶段，口号有变化，各地并不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义和团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反帝爱国的性质自始至终都是很明确的。由于义和团是农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时可能利用的现成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它的活动中必然带有文化落后以及闭塞的农村中所固有的迷信色彩，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总之，义和团是自发的农民群众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带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笼统排外的倾向。

义和团活动的主要地域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以及豫东和苏皖北部一带。义和拳在山东的反帝斗争开始于 80 年代。1886 年，冠县民众就在义和拳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教会霸占农田改建教堂的斗争，直到 1895 年甲午战争后，人民群众反帝斗争高涨，义和拳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1896 年，鲁西南的大刀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被残酷镇压之后，又和义和拳并肩战斗，转战山东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倍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劳动人民，纷纷加入义和拳，以反抗洋教和官吏的压迫。

1897 年德国占胶州湾、英国居威海卫以后，义和拳在山东的反洋教斗争和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结合起来，迅速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1898 年，冠县义和拳在净书勤、赵三多的领导下，竖起“助清灭洋”大旗，焚毁教堂，揭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新篇章。日照县义和拳发动群众开展对德国传教士的斗争，其他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侵略者面对义和拳的迅猛发展，吓破了胆，要求清政府加强镇压。1899 年初，清廷改派刽子手毓贤取代镇压不力的张当梅为山东巡抚，妄图以更残酷的手段扼杀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谁也无法阻挡。1899 年 9 月，爆发了朱红灯领导的平原起义，吹响了义和拳大规模反抗斗争的进军号角，义和团在鲁西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

清朝地方官员面对蓬勃兴起的义和拳运动，大体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义和团来源于邪教白莲教，只能通过“剿”来扑灭。平原县令蒋楷和后来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一主张的坚决执行者。另一种主张“抚”，认为义和团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人，且势力强大，武力镇压会激起民变，

所以应该收编义和拳。毓贤所采取的由剿到“抚”的策略，客观上有利于义和拳的反帝斗争在山东的发展，但也使义和拳认不清官府的丑恶嘴脸，以至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一些义和拳营领被官府诱杀。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逼迫清政府严厉镇压。12 月，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力主严剿义和团，在山东推行血腥的屠杀政策。在战斗中，义和团勇士一批批地惨死在屠刀下，到 1900 年春，除少数团众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在直隶边境及各县交界的少数地区外，大部分义和团则暂时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或暂时解散。从此，山东各地义和团反帝斗争暂时转入低潮。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自己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活动，但是毕竟不能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大火。这时义和团的活动中心渐渐由山东转移到了直隶，掀起了更大的反帝风暴。

直隶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最集中的一个地区。饱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和教会势力欺压的直隶人民，长期以来就不断掀起反封建、反瓜分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之后，很快就蔓延到毗邻的直隶省，到 1900 年春夏，义和团的组织几乎遍及直隶所有州县。直隶总督裕禄派重兵镇压，被义和团在涞水和涿州打得屁滚尿流，裕禄又派出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聂士成武卫军前往镇压，同样不见成效。

义和团在畿辅地区的迅猛发展，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和震动。主剿派认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才能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主抚派认为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镇压不得，况且在京城附近动刀动枪也过于危险。慈禧很快倾向于主抚，下令停止军事镇压，同时派刚毅、赵舒翘等大员到涿州一带去宣布朝廷“德意”，以示安抚。聚集在京郊务地的义和团趁势涌入北京城内。6 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在北京的力量越来越大，帝国主义侵略者又要挟清政府交出大沽炮台，并声称增兵进京保护使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抚并用”变为“安抚”，企图加以控制利用，于是义和团大批开进北京。北京城内的广大手工业老和城市贫民，积极参加义和团，到处设坛练武，制造新式武器，烧毁教堂，义和团运动进入了高潮。

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天津的活动也日益高涨起来。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的重要侵略基地。长期以来，天津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始终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1899 年，山东和冀中的义和拳陆续传到天津，农民开始秘密传习。1900 年 2 月，天津城内已有义和团的公开活动，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虽然多次谕令查禁，但均告无效，义和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在天津城内发展，义和团在天津市声威大震。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北京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国上下，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900 年春夏间，人民反帝斗争的怒火迅速燃遍中国大地。山东义和团重又掀起反帝斗争的新浪潮；遭受沙俄蹂躏的东北三省，义和团的斗争形成了很大声势；山西省的义和团也十分活跃，猛烈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蒙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遍及了整个草原；河南省在山东、直隶等地义和团斗争浪潮的影响下，人民群众也迅速地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风暴。当义和团爱国运动席卷中国北部地区的时候，中南、东南、西南等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响应，绝大多数省份都发生了以打击教会为目标的群众反帝斗争。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当清政府的

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绣着“扶清灭洋”四字的义和团大旗高高飘扬。当帝国主义列强看到形势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他们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

治，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打击，就改变了过去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做法，决定直接派兵镇压义和团，并妄图乘机瓜分中国，从而发动了一场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又一场殊死搏斗开始了。

1900 年 5 月 28 日，各国驻华公使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并借“保护使馆”为名，把调兵进京的决定通知清政府，慈禧屈服于各国的压力，竟同意洋兵进京。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各国侵略军 400 余人陆续由

天津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集结在大沽口外的俄、英、日、美等国的 24

艘军舰和天津租界内的 2000 多名侵略军也在待命行动。

6 月 10 日，英、法、美、俄、日、意、德、奥八国组成了一支 2300 人的联军，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的指挥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八国联军在沿途处处遭到义和团的英勇阻击，花了 4 天时间才走完全程的一半。当侵略军到达廊坊时，被义和团和董福祥所率清军围阻。进退不能，弹尽粮绝。西摩尔率残兵败退途中又被围于杨村车站，直到 26 日才在沙俄援军的帮助下逃回天津租界。在这场阻击战中，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一起战胜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粉碎了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八国联军的嚣张气焰。

当西摩尔联军遭到惨败时，帝国主义者又谋划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攻占了大沽炮台，并使之成为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集结在大沽口的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口外登陆，进犯天津、北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北京的侵略军，气焰非常嚣张，经常开枪射击义和团民、普通群众以及守城巡街的清军。帝国主义分子的肆意滥杀，激起了义和团众和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英勇反抗，德国公使克林德就由于直接参与屠杀活动而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

在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与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形势下，清朝统治者内部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一些大臣力主要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巩固政权，并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入京。这代表了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当时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刊一、袁世凯以及光绪皇帝都是支持这种立场的。载漪、载勋、载澜、徐桐、刚毅等王公大臣则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强行剿办，就会在京畿一带酿成大祸，不如招抚义和团，依靠他们的“法术”来消灭洋人势力。这一派所代表的是封建主义极端守旧派的主张。

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她深知义和团是清廷的心腹大患，消灭义和团是她的既定方针。但她又痛恨帝国主义庇护康梁，在废立问题上对帝国主义也很为恼火。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心想废除光绪，但都因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干涉未能实现，使西太后既怕又恨。八国联军突然攻陷大沽炮台，气势汹汹地扑向天津、北京，已经引起了慈禧后党的极大不满，而顽固派为了促使西太后早下战书的决心，捏造的列强令慈禧归政皇帝的假照会，更如火上浇油，使西太后既悲且愤，极为恼怒，于是连日召开御前会议。 6 月 21 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朕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赴师徒，与其苛且图存，贻羞万古，离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言词慷慨激昂，但并无切实的御敌方略，而

且这道宣战书没有说明是谁对谁开战，也从未以任何形式送达任何外国政府，而只是内部发布而已。

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对外宣战，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统治权力的争夺，也反映了列强主子和清廷奴才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的一面。西太后宣战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借对外战争之名躲过农民革命锋芒的打击，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以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对义和团加以控制，把他们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借八国联军的枪炮来消灭义和团；同时，也为了发泄自己对列强阻挠其废立计划的不满，幻想以此促使列强放弃对光绪帝的支持，一旦“废立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

西太后政府在宣战后，打着“御侮”的旗号颁布了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任命奕勋和刚毅等人办理义和团事宜，从事欺骗和控制义和团。自此，义和团被清政府所利用，使原来自发性的群众团体变成了封建顽固派盲目排外的马前卒。在慈禧的指挥棒下，上当受骗的义和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迎战帝国主义的枪炮。与此同时，西太后一再向各省督抚表明苦衷，向帝国主义表明苦衷。对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暗中加以保护，积极与帝国主义谋求妥协。

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在宣战前都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朝廷对义和团实行“招抚”的政策，唯恐得罪洋主子。宣战后，这些老奸巨滑的官僚深知慈禧发布宣战上谕，只是权宜之计，并无开战的决心，因此扣压宣战御旨概不执行。这些帝国主义的奴才绝不愿得罪自己的主子，在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竭力保护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压制人民的反帝斗争。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还在清廷的默许下，勾结帝国主义，搞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经过一番谋划，6 月 26 日，刘坤一、张之洞的代表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定了《东南保护条约》等章程，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各督抚要“严拿匪徒”，“切实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的产业”。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秩序”。参加东南互保的，先后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山东、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从表面上看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与清政府的所谓“宣战”似乎相互抵触，其实不然，它们出卖祖国镇压人民的本质是一样的。“东南互保”是帝国主义阴谋割裂中国领土分而治之，建立殖民地政权的尝试。它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破坏了南北方反帝斗争的相互声援，使得帝国主义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集中兵力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与东南督抚的相互勾结，是后来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插手中国地方政治，培植军阀代理人的预演。

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激起了义和团的英勇抵抗。他们在少数清军官兵的配合下，英勇无畏地战斗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京津保卫战，是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高潮。

1900 年 6 月 17 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大举向天津进犯。下午，

400 多名侵略军从塘沽到达城郊陈家沟时，受到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阻击，纷纷败退。陈家沟的胜利和人民的热烈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抗击敌寇的勇气。6 月 18 日，曹福田指挥义和团与沙俄侵略军在老龙头火车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战斗中，由妇女组成的“红灯照”，同男子一样舍生忘死

地冲杀在反帝斗争的前列。曹福田、张德成还指挥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华据点之一的天津紫竹林租界不断发起猛攻，打得敌人招架不住。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天津机器局和津塘线上，也与敌人全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天津市区的战斗。

月初，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反动的清王朝宣战不过 10 来天，就撕下了假面具，露出了镇压人民的起初嘴脸，大肆屠杀义和团众。帝国主义国家更是调兵遣将，增兵至数万，大举进犯，天津保卫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7 月 9 日，八国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城西南进攻，义和团在纪家庄与侵略军展开激烈战斗，血流成河；直隶提督聂士成身先士卒，率领官兵在南郊八里台与优势强敌激战，壮烈牺牲，其部下和团民也多为国捐躯。可是在这紧要关头，清朝军政大员裕禄、宋庆等不谋划战守，竟然率部弃城而逃。14 日凌晨，日兵用炸药轰塌城墙，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同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后，于当天下午撤出战斗，天津沦陷。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立即组成了一个联合的军事殖民统治政权——都统衙门，统治天津、静海、宁河等广大地区。这个殖民统治机构对中国人进行极残酷的剥削和勒索，并指挥侵略军对天津市民实行血腥屠杀，纵火抢劫，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列强还借此大肆扩充租界地。

在天津义和团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同时，北京的义和团也燃起反帝斗争的熊熊大火。他们掏外货，痛打侵略者，并围攻帝国主义重兵据守的西什库教堂达 63 天，使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北京义和团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却为清政府所利用。居心叵测的顽固派集团为了发泄对帝国主义主子的不满和借帝国主义屠刀摧残义和团力量，挑动义和团去攻打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给列强增加了扩大侵略的借口，义和团则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可是，正当义和团以血肉之躯与帝国主义者的洋枪洋炮拼搏的时候，慈禧已暗中派人前往使馆接洽和谈，实施“明攻暗保”使馆区政策。清政府给使馆区送去各种生活用品、文件抄报，以此来给帝国主义分子拍马屁，求得列强对攻打使馆的谅解。同时，千方百计阻挠义和团的攻势，与帝国主义一起夹击义和团。

1900 年 8 月 4 日，八国联军 2 万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慈禧闻讯十分惊慌，决心求和。她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并把京城的义和团调往前线，以便延缓八国联军的进军步伐，同时企图借用帝国主义力量来消灭义和团。

月 13 日，八国联军直抵北京城下，次日攻破城门。15 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和亲信臣仆仓皇出逃。此时，王公大臣和清军将领都已纷纷逃窜，驻京及直隶的 10 余万清军不战而溃，只有在清政府的大肆摧残下力量已极其微弱的义和团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进行浴血苦战。北京城终于沦陷。

八国联军在整个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联军攻占北京后，这种现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八国联军还在北京划分区域、分段占领，并组成“北京管理委员会”。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又分兵四处攻掠，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范围内。

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本质上是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名为向帝国主义“宣战”，实质上是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在北京沦陷前，阴险狡猾的慈禧太后慑于义和团的威力，还不敢十分公开地

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北京沦陷后，她彻底撕破伪装，卖国嘴脸便充分暴露出来。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授以卖国乞和的全权。她还发布谕旨，通令各地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表示要用中国人民的头颅作为她向帝国主义献媚的礼物。奕欣、荣禄、李鸿章等秉承西太后的意旨，急电直隶文武官员，“放胆剿匪”，不准清军与联军冲突。于是清军立即调转枪口指向义和团，并主动配合联军作战，甚至无耻地服从联军的指挥。有些中国官员还卑恭屈膝地前往慰劳屠杀义和团的侵略者。

中外反动派把义和团视为共同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国内外反动势力公开联合起来，共同剿杀义和团。各地的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淹没在血泊中。但是各地的义和团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斗争，他们化整为零，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手段，到处袭击侵略军和清朝官府，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血的教训使他们认清了清政府的丑恶面目，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这一变化，说明义和团余部对封建统治者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从而朴素地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

在八国联军进犯京、津的同时，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 15

万军队，分兵 7 路，大举侵入我东北地区。到 10 月占据了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沙俄政府妄图独占东三省，使东北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以实现其“黄俄罗斯”的狼子野心。沙俄军队在进犯东北的过程中，到处烧杀淫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极其野蛮的罪行。沙俄军队在海兰泡、江东 64 屯、瑗珲、

伯力等地，枪杀、水淹、火烧致死的中国人不下 20 余万，东三省省城和各重要城镇的粮饷、军火、财物都被沙俄军队洗劫一空。这种暴行充分反映了沙俄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

我东北地区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在入侵者的野蛮屠杀面前屈服，而是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奋起反抗。沙俄军队到处遭到东北人民的英勇杭击，终日惶惶不安。沙俄的侵略暴行和独占东北的企图传出后，全国群情激奋，同声怒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其自身利益也反对沙俄独吞东北，沙俄被迫于 1900

年 4 月同清政府签约撤军。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 1900 年 6 月 21 日“宣战”后不久，就准备

投降卖国。7 月 3 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发出“国书”乞和。8 月 7 日，八国联军将攻下北京城，清政府正式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全权谈判大臣，来京与各国谈判投降事宜。到 1901 年 9 月签订《辛丑条约》，整整拖了一年多时间，其间除了帝国主义为强迫清政府彻底屈服以取得更多的奴役中国的特权外，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斗争空前尖锐和复杂，各列强间需要协调他们之间瓜分中国的政策。

攻占北京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代除乱民”的幌子下，暂时勾结在一起。占领北京后，他们过去潜伏着的矛盾暴露无遗，出现了以英、俄两国为主要对手，分别包括德、日和法、美等国的两个利益集团继续争夺中国的激烈的斗争。结果到 11 月间，英、德、日向俄、美、法作了妥协，各列强对华政策基本上趋于一致，承认皇太后（慈禧）为合法，接受庆亲王奕欣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交换条件是清政府全部接受各侵略国提出的要求。流亡酉安仍肆意享乐的西太后，接到公使馆提出的“议和大纲二十一条”，如获大赦，赶紧指示奕欣和李鸿章全部答应条约内容。她还指示下属：“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真是无耻之

极！

1901 年 9 月 7 日，李鸿章、奕欣等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日、德、法、意、奥、荷、比、西等 11 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2 款以及 19 个附件。主要内容有：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军费白银 4.5 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

保，分 39 年还清。本息共计 9.8 亿两。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多的一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规模的敲榨勒索。这样，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几乎所有税收都由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进一步为帝国主义所操纵。各省官吏不仅把这些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和工商业者身上，而且还乘机加派加摊，肆无忌惮地盘剥勒索以自肥，使中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剥削、被奴役的苦难深渊，中国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

2、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的所有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 12 所战略要地；天津周围 20 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民不准在该区域内居住。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势力成了“国中之国”，中国的主权沦丧，国防废弛，完全处在帝国主义的军事控制之下，只能在列强的刺刀下行使奴隶总管的职权。而以武力为后盾的驻华使馆成了支配清政府的至高无上的太上皇。

3、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和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和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管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事件，清政府的各级地方官吏“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就是说，中国人民是奴隶，永远不得反抗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各级官吏，是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大大小小的奴隶管理员，作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必须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和组织，永远忠于主子的利益。

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办理今后对外事宜。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是清政府的卖身契，也是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新罪证。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及军事的控制和掠夺加重了。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是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的一系列媚外丑态，活现出清朝统治者对洋主子摇尾乞怜的无耻嘴脸。从此，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辛丑条约》表明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奴关系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