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世界进入 20 世纪时，西方列强乘着工业革命的列车正高速发展，而中国这头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老牛仍然在荒地上艰难地蹒跚前行。腐朽的清政府不但不积极寻求自强之路，反而在帝国主义的欺侮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中国此时此刻正处在最黑暗的关头。

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打掉了几干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的王冠，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民主共和的旗帜插上了这块古老而辽阔的土地。

中国新的曙光就从这里开始。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后，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地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国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战争。特别是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急剧加深和列强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外国强盗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和港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瓜分的狂潮。但是，义和团运动的怒潮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美梦。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 10 年里采取了军事以外的侵略方法，即主要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侵略。因此，到辛亥革命前夕帝国主义已经基本垄断了清政府的财政、外贸、铁路、交通、工矿等等。总之，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内政外交，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俯首贴耳于洋人的“听命朝廷”。到 1911 年，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 9618 公里铁路的 93.1％；1912 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煤矿机器开采占 91.9％；1894～1911 年，帝国主义共借给清政府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和高额利息规定的款项白银 12 亿余两；20 世纪开始后，清政府对外贸易平均入超 12000 万海关两⋯⋯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能不令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寻求出路、拯救中华已经到了无法再等的地步。

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入侵，内外交困使清政府也认识到非变革无以生存。1901 年起清政府陆续推行所谓“新政”。主要措施有：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校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止妇女缠足之类。但这都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下的“皮毛之举”。1906 年，清政府于 9 月间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立宪的“预备”。

1906 年 11 月，清政府公布中央官制，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作了更改，并增设到 11 部。1907 年，清政府公布地方官制，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陆军部和度支部，削弱了地方实权。

1908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 9 年为预备立宪期限。但是，在所公布的《逐年筹备完政事宜清单》里，根本没有涉及到召开

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等实质性问题。清政府毫无诚意的作法，激恼了立宪派。1910 年，立宪派连续发动了三次请愿运动。清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表示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一方面严厉镇压请愿运动。1911 年 4 月，以奕诓为首的所谓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在 13 名内阁成员里，汉族大臣只有 4

人，而在 9 名满族大臣中，皇族竟占了 5 人。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皇族内阁”。立宪派这才知道上了大当，在《宣告全国书》中哀叹“希望绝矣”。

至此，清政府以其丑恶的表演不打自招地表示了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决心。

面对着列强日甚一日的侵略和清政府越来越腐败、残酷的专制统治，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反抗活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团结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94 年，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成立。此后，华兴会，光复会等各种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它们宣传革命，投身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1905 年 8 月，孙中山联合一些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团结同盟会成员和其他革命志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通过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大规模的论战，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又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发动、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正是有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周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运动，才使清政府的专政统治岌岌可危⋯⋯

作为交通运输大动脉的铁路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争相投资和控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因为铁路伸到哪里殖民侵略势力也就能达到哪里，更何况清政府当时一贫如洗，债台高筑，因修筑铁路所借的外债都附有诸如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十分苛刻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件。

在修建铁路过程中，清政府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根据双方协定，美国以 4000 万美元的借款总额在 5 年内筑完该路，清政府不得转让给别的国家修建。清政府则答应美国有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可是，后来该公司不仅没有按时完成筑路协定，而且还将三分之二的股票卖给了比利时。美国的背信弃义激怒了广东、湖南、湖北民众。三省人民以无比愤慨的激情力争“废约自办”。全国人民也积极响应支持这一正义要求。1905 年 8 月，粤汉铁路已修路段被以 675 万美元“赎回”，所借英国的“赎费”由三省人民筹还。粤汉铁路和剩余路段由三省自行筹资“商办”，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交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湖南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1909 年到 1910 年）筑成了长沙到株州间的 110 里的铁路。就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争回粤汉铁路商办的翌年，清政府忽然宣布“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并命令湖广总督张之洞立即着手办理。不久，又命令已调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兼领粤汉铁路督办，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路，张之洞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的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到 1911 年 5

月 9 日，清政府公然发布“上谕”，宣布：“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并威胁“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接着，一面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一面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杀气腾腾地南下强行接收商办铁路。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而在斗争中表现最激烈、最坚决的当属四川民众。川汉铁路是西南的主要运输干线，地位特别重要，更使得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后，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和端方即于 6 月 1 日联名要求本属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的所有款项全部换成国家铁路股票。消息传出，舆论大哗。6 月

17 日，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集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接着派员分赴各地组织成立分会。这一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10 天之内四川各地均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会员达 10 万余人。

保路同志会一成立，即开始了保路斗争。8 月 24 日，保路同志会决定罢市、罢课，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当时的报纸称：“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成都将军一份奏折则称：“通省扰动，兼顾实难。事势之危，间不容缓。”9 月份，全省又开展了抗粮抗捐斗争，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暴动。

面对来势汹涌的反抗怒潮，清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迅速加以严厉镇压。9 月 7 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接着枪杀了数十名前来请愿的群众，并发布了戒严令。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那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 30 多人。从此，全川人民纷纷拿起武器。

血腥屠杀唤醒了人民。全川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同盟会员龙鸣剑制成“水电报”将成都血案及时通报了各地，并联络会党组成了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9 月 25 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无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革命政府。

为了镇压四川革命风暴，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调来了三位总督级大员，即先命端方率领湖北军队从速西上救援，接着又加派两广总督岑春煊和赵尔丰“剿抚兼施”。为此，共调动了湖南、湖北、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六省军队。

保路运动特别是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先生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始终密切注视着四川的局势。孙中山早就预言：“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因此不断地派遣人员到四川从事革命活动。四川保路斗争开始后，黄兴、朱执信就急电孙中山“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使革命党人中存在的“已灰之心复燃”。湖北革命党人趁机“急得起义”，请黄兴“回鄂省主持军务”；湖南革命党人则与军队“计划加紧发难办法”。就在端方率领部分鄂军西去不久，湖北方面趁着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之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历来都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十分重视的地区。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这里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文学社、共进会等。这些革命团体在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造成革命声势、发动士兵、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湖北新军中士兵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的标、营、队等基层组织中都有了革命党人的代表，新军中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

1911 年 4 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湖北革命党人确信必须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举行起义。保路运动兴起后，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湖北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极大鼓舞。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大革命团体决定抛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其实，共进会起源于同盟会，文学社也赞成同盟会纲领，他们本来就有携起手来的基础。1911 年 9 月 14 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举行了第

三次联席会议，就湖北的革命形势、组织问题、军事部署、革命经费等作了广泛的讨论，并决定派居正等人去上海同盟会总部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来武汉担负领导责任。但遗憾的是此时黄兴还在香港，一时无法到达武昌，宋教仁也没有即时赶到武昌，谭人凤虽抱病同居正前往，但到武昌时起义已爆发了 3 天（10 月 13 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 9

月 24 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 60 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会议最后结束时，大会主席孙武说：“我们大家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开展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 8 月 15 日，（即中秋节，公历 10 月

6 日——引者注）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会后，根据大会决定，在汉口宝善里成立了政治筹备处，制作起义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小朝街成立了军事指挥部。黄兴在香港得知湖北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认为“似较粤为善”，建议“如

此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 8 月 15 日中秋节，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 8 月 20 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湖北当局加强了戒备。于是，立即召开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官以上的联席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不放假，子弹全部收缴，楚望台军械库加强警戒。武汉城内立刻布满了恐怖气氛。同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10 月 9 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制造炸弹。刘公的弟弟由于不慎将香烟灰落在了炸药上，引起爆炸。顿时浓烟大作，救火声呼成一片，沙俄巡捕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了炸药和来不及转移的供起义用的旗帜、袖章、文告、印信等，还发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孙武立即命人将这一意外事故的发生通知了武昌的军事指挥部，建议立即行动。接到汉口失事的报告后，武昌军事指挥部经讨论一致同意马上举事，并立即起草了起义通知，包括：10 月 9 日夜 12 时城内外同时起事；左臂系白布为起义队伍标志；工

程营抢占弹药库；炮兵占据楚望台和蛇山轰击督署和藩署等等。至晚 10 时，即已向各军营通知完毕。

湖广总督瑞徵接到俄国总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震惊，立即采取行动。清军于是夜（9 日）突袭了武昌军事指挥部，逮捕了军事筹备员彭楚藩、刘尧徵、杨洪胜等人。瑞徵立即组织军法会审，这三人在受审时，坚贞不屈，于是官方于次日（10 日）5 时枪杀了彭、刘、杨三人。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中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北总督瑞徵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 30 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徵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

这时革命的形势已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是，虽然起义指挥机关被破坏，孙武被炸药炸伤，蒋翊武在逃，刘公隐蔽起来，起义处在“群龙无首” 的状态，但由于起义准备工作一直在继续中，加上革命党有长期的活动影响和新军士兵的高度觉悟，起义的枪声终于在 10 月 10 日夜由工程第八营打响了。

工程第八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早在 9 月就已接到了起义爆发后首先占

领楚望台的命令。汉口失事后，该营共进会代表熊秉坤于 10 月 9 日下午 5 时又接到军事指挥部的命令：“军械所系汝营驻守，今夜无论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须即行占领。”但由于这天夜里没有听到炮声，所以没能行动。直到次日夜，在镇压了阻挠起义的反动军官后，几十人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向楚望台，在守卫士兵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占领了楚望台。随后，各营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也纷纷起义。在革命士兵的英勇血战下，总督衙门、藩库等机关纷纷被攻陷。瑞徵狼狈逃窜。到 11 日上午，武昌城已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同日，汉阳起义亦取得胜利。12 日，汉口也取得了起义胜利。至此，武汉三镇已全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叫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湖北各地和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积极的响应。湖北的黄州、汉川、宜昌、荆州等地纷纷举行起义宣告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各省的起义和独立浪潮亦此起彼涌。

最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上面说过，湖南和湖北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本来湖北方面原计划中秋节举行易旗，后来，一方面由于湖北当局加强了白色恐怖统治，另一方面由于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派人函告因“准备不足”而要求延期 10 日，两省同时行动中止。武昌起义爆

发后，焦达峰在 12 日才得到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在起义当天就接到警报，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命令将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焦达峰等立即授意新军代表提出了“要增加子弹”的要求，遭到了余诚格的拒绝，于是决定 18 日举行起义。由于余诚格加强了长沙的控制，18 日的起义计划没能实行。但焦达峰等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于 19 日再度筹划起义行动，

决定联络会党会同新军于 24 日起义。可是，后来由于余诚格因得知新军即将

起义的情报而限令长沙新军 22 日必须全部开出长沙，于是革命党人在这紧急

关头发布命令于 22 日举行起义。

10 月 22 日清晨，长沙新军第 49 标（团）士兵齐集军械库宣布起义，在发布了焦达峰和另一位革命党人陈作新的起义动员令后，这支队伍即开始攻打长沙。起义部队很快攻进长沙城，占领抚署。余城格挂起白旗后趁机潜逃。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并发布了《讨满清檄文》。湖南起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焦达峰派出的援鄂军更是有力地支援了武汉的革命斗争。

就在湖南长沙起义取得胜利的这一天，陕西的新军也在同一日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起义的会党和新军在西安成立了陕西军政府，推举原同盟会会员、新军协（旅）司令部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相当于营长）为都督。军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过黄河攻入山西，一方面从侧面威胁了南下的清军，另一方面又切断了清政府同西北地区的联系。

月 29 日山西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阎锡山任都督；10 月 30 日，云南起义，次日成立云南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任都

督；10 月 31 日，江西军政府成立，同盟会员李烈钩后来接任都督；11 月 3 日，上海起义，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11 月 4 日，贵州起义，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11 月 5 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摇身一变为江苏军政府的都督；11 月 6 日，浙江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同日，广西宣布独立，后来陆廷发动兵变出任广西军政府都督；11 月 8 日，安徽宣布“独立”，后来同盟会员柏文蔚出任安徽军政府都督；11 月 9 日，福州起义，成立福建军政府，第 10 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同日，广东宣布“独立”，同盟会员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的烈火也燃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总之，武昌起义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点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火焰，终于焚烧了清王朝 300 年的统治大厦⋯⋯

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洪流，处于四面危机之中的清政府急忙任命实力派代表人物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妄图尽快出动军队去扑灭革命的烈火。在当时成立的各省军政府中，人员成份比较复杂，主要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军阀官僚等三派政治力量。在如何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府及由谁控制这个政府的问题上，他们分歧很大，最终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集团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集团。

月 7 日，篡夺了湖北革命果实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致电各地军政府，询问应如何组织中央政府。9 日，黎元洪又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致电各独立省，希望派全权委员来湖北协商组建临时政府事宜。于是，江西、广东、广西响应这一倡议，派要员赶赴武汉。

11 月 11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络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由各省谘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商讨组织政府。次日，又以苏、浙两省代表名义邀请各省迅速集会上海。江苏、浙江、上海、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响应这一倡议，前往上海赴会。15 日，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致电黎元洪和战时总司令，指出上海远离战区，交通便利，希望在上海集会。

就这样，出现了武汉、上海两个指挥中心的局面。双方为了取得控制“中央”的主动权互不相让，开展了一场电报信函战。为了把政权机关建到武汉，黎元洪采取拉拢的办法，承认上海会议推举的任廷芳、温宗尧的外交首长之职，而且许诺财政总长一职给张謇，另外还有封官许愿。同时，他还派居正到上海去游说。

然而武汉毕竟是最早发动革命，已成为中外关注的革命中心，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主要领导这时也在武汉，加上多数省区的代表在武汉。于是，上海方面决定西迁武昌。

月 30 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会议，推举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掌中央政务。这时，袁世凯已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已攻陷汉口和汉阳，即将要攻陷武昌。12 月 2 日，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决议，就是设一代时总统等待袁世凯反正过来给他。这个决议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就在 12 月 2 日这天，东南重镇南京被江浙革命军攻克，革命形势立即大为改观。利用这个时机，江浙方面立即行动，一方面电邀汉口代表速返，一

方面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以得票多少选举汉阳失守后返回上海的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筹建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副元帅，仍驻武昌。会议还决定有 10 省以上代表到南京后即选举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月 25 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经过长期流亡后到达上海，革命力量顿时大增。在上海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当记者问他从国外带来多少钱时，他庄严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之精神”，使孙中山赢得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2 月 29 日，17 省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决定各省有一

个投票权。结果，孙中山先生以 16 票的绝对多数当选。另一票为黄兴。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以巩固民国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一刻也没有放下屠刀。他在逼迫了清帝退位、宣布拥护“共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从孙中山手里夺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至此，辛亥革命的果实全部为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遭到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它不仅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把垂死的封建帝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更重要的是真正深入而广泛地在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之火。它的失败所得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指导着后来者以更科学的方法来彻底清除陈旧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