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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击败的。——富兰克林
组建民团抗击外侵
北美大陆主要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同时也有很多地方是其他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比如北面的加拿大，就主要是法国殖民地，南面的美洲地区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1739年起，西班牙发动了对英国的战争。
1744年，英国同法国又因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而处于战争状态。当然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过最初的战争，与费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1747年以前，这两场战争都没有打到宾夕法尼亚境内，因为它北面的殖民地挡住了加拿大境内的法国人，南面的殖民地阻挡了佛罗里达和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人。
不过，费城人平静的生活很快过去了。1747年7月，法国和西班牙的私掠船开始在海湾出现。费城人开始恐慌起来，因为他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洗劫。就连当地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些事情了。
当时的费城没有碉堡，没有炮台，没有军备，甚至连治安人员都没有，一时间老百姓人人自危。然而，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教友会教徒，他们认为不应该进行战争，所以不投票同意拨款备战。
在这种情况下，费城的富商们也拒绝出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出钱，在保护自己财产的同时，也保护教友会教徒的财产，对自己是不公平的。还有一些人住在内地，距离边境比较远，他们感觉不到位于海边的首府面临的危险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出钱进行武装筹备。
而主张起来保卫家园的人们又各执己见，难以达成一致。州长托马斯企图说服州议会通过一项民兵法和采取保障本州安全的措施，可是徒劳无功。
这时，富兰克林搁下了正进行的电学实验，挺身而出，参与到了解决费城安全问题的行动中。
这时的富兰克林已经非常富有，他每年的收入已经完全可以和州长等同。
而且，富兰克林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州长。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1747年秋季，有谣言从西印度群岛传来，说有六艘法国私掠船已计划要在来年一同洗劫费城。
这时，在反对任何战争这一点上，教友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其中一些人，包括詹姆斯·卢格尔，认为防御性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然而，自由派教友会教徒却不为所动，其他分支则深恶痛绝。
富兰克林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同“共读社”中的威廉·科尔曼、美洲哲学学会的托马斯·霍普金森以及首席法官谈话，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由富兰克林撰文抨击教友会和大商人。
小册子一经发表，费城人尤其是下层人民群情激奋，纷纷响应。在星期六召开的一次预备性会议上，集合了一百余人，多半是工匠。
富兰克林掏出计划的草稿，将成立民团的计划向与会者宣读了一遍。不料话音刚落，听众已经准备好立刻在条款上签字表示拥护。
这时，富兰克林想到，最好还是先征求绅士们的意见更为稳妥。这样，到第二周星期一，富兰克林在罗伯茨咖啡馆召开大会，到会者内有城内最主要的绅士和富商。
在这些上层人士的动议下，自愿加入民团者在文件上签了名。民团的人数短时期内已逾一万，遍布全省各地。
民团战士们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编成连队和团队，选出自己的长官，每个星期集合训练一次。费城联队的军官选富兰克林为上校，但富兰克林自认为无此资格，谢绝了这一职位，另外举荐了一人。
富兰克林又提议发行奖券以集资在城南修筑堡垒，装配大炮。由于没有重机枪，他们从波士顿购置了39挺，并向伦敦订购，也向宾州的业主请求援助。
然而，伦敦的火炮要到第二年春季才能到货。这时，私掠船行将到来的风声日益紧迫，民团派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四人使团出使纽约向其州长告借。在以富兰克林为首的四人不懈努力下，18门大炮连同炮架不久从纽约运回了费城，装在了炮台上。
富兰克林一时几乎成了宾州的风云人物。尽管富兰克林拒绝了1748年议会选举提名，地方上的各个阶层仍然全都抓住他不放。
富兰克林回忆说：“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州长任命我为治安主管，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一般市民又选为我为州议会议员。”
不论富兰克林如何心系他的电学实验，他还是身不由己，他只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地方政治事务中了。
兴办医院学校
富兰克林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失学的痛苦。每逢他看到自己的孩子挎着书包，跳跳蹦蹦地去上学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要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多么幸福的孩子呀！”他目送着孩子的背影，不胜感慨地说。
他记得，当年他在父亲的店铺里干活，看到和他同年龄的孩子经过店门走向学校时，他真恨不得撇下手中的活计，跟他们一起上学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付不起学费。
所以当时他不是扭过头去，装作不见，就是向他们伸伸舌头，做个鬼脸。这种情景要是被老富兰克林看到了，他总是内疚地抚摸着他儿子的脑袋，轻声地说：
“孩子，爸爸对不起你。”
“不，爸爸，您别那么说。您已经为全家尽力了！”
富兰克林说着便扑向父亲，把脸深深地埋在父亲的怀里。
“是的，孩子，你爸爸穷哪！”爸爸紧紧地搂着孩子说。
这些都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是这许多年以来，富兰克林一直打算开办一所不收学费的学校，让清寒子弟也有学习的机会。
当然办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除了经费外，还得有教师和校舍呢！这可不是容易办到的。
和往常一样，富兰克林把办学校的事征求共读会会员们的意见，并请他们拟订了一个具体的计划。
一场辩论在共读会会员中间展开了。他们对办学校这一点没有异议，可是对办什么样的学校，是普通学校还是传授专门技术的学校，开始有了争论。
一些会员认为，费城虽然有几所学校，可是教学水平都不高；应该创办一所高质量的学校，提高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水平。
另一些会员则认为，费城的那几所学校，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已经足够了。应该创办一所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作为各行各业的接班人。
那时候，要不是父亲佐赛亚的指引，由着他漂洋过海，说不定他早已经沦落为打家劫舍的海盗了。
那正是英国和西班牙、法国在海上争夺霸权的时代。辽阔、自由的公海里一片混乱，一些亡命之徒趁机在海上横行霸道，如果得了手就坐地分赃，否则就死于非命。
“感谢您，好爸爸！”富兰克林沉思着，“要不是您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严格地要求我学会一种手艺的话，我真是不敢想象自己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辩论继续进行着，双方的意见相持不下，大家的视线都移到富兰克林身上，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本，请说说你的看法吧。”
虽然随着岁月的消逝，共读会的会员都已到了中年，可是彼此依旧用小名相称。
“哦，我……”
富兰克林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整了整衣领说：
“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创办一所专科学校，让年轻人学有所长，这样会对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我在伦敦的时候，到过牛津大学，且别提它的校舍有多大，光拿学院来说，就有二十多个，什么文学院啦，法学院啦，神学院啦，理学院啦等。那里不仅有英国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我听德纳姆先生说，牛津大学曾培养出不少人才，为英国，也为其他国家造福。”
说到这里，富兰克林顿了一顿，继续说：
“再说本大陆的马萨诸塞州已经创办了哈佛大学，康涅狄格州也成立了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州则有威廉大学和玛丽大学，新泽西州有普林斯顿大学。所以我们这儿至少要办好一所专科学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一所大学，一所我们费城人自己办的大学！”
富兰克林的话立刻赢得了一片掌声，会员们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费城大学！一所我们自己办的大学！”一个会员叫了起来，他仿佛已看到了一所雄伟的高等学府似的，兴奋得脸都发红了。
“那太好啦！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呢。”
“好主意，富兰克林！我们这就着手筹备吧。”另一个会员迫不及待地说。
霎时间分歧的意见统一了，大家开始议论着专科学校的初步规划：基金、校董会的人选、师资以及学费等。
“提起学费，朋友们，我有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富兰克林颇有感触地说：
“我自小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为我父亲没有足够的钱。我想，目前像我当年那样贫穷的孩子还有的是。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建立清寒学生免费制度，让没有钱的孩子也有受教育的机会。”
“对，我附议！”
“我也附议！”
共读会的会员几乎都是贫寒出身，他们和富兰克林一样，也曾是被关在校门外的孩子。
办学校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接着富兰克林编写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有关费城青年教育的建议》。
他没有提到他自己，只说有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绅士，建议创办一所技术学校。他把办校的宗旨、学校的规模和远景简单而又明了地写了出来。
然后，富兰克林把小册子免费赠送给城中有地位的人。
富兰克林在小册子中说道，第一批移民中很多人都在欧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殖民地的教育却被忽视了。现在已到了弥补这一疏忽的时候了。
他提议由有闲暇并富有公益精神的人集资开办一所学院。
富兰克林认为学院应该有合适的校舍，最好能距离一条河不远，有一所花园、果树、草地，有一两块田地。
最为理想而且应该有一座图书馆，藏有各国的地图、地球仪、一些教学仪器、一套供自然哲学和机械学实验用的仪器。还有各种出版物，关于各地风景、建筑物、机械等。
学生应该朴素、有节制和节俭地集体进餐，并经常进行跑步、跳跃、角力和游泳方面的锻炼。
富兰克林敦促学生阅读自然史、商业史和关于技术发明、制造业的兴起，贸易的进步、其所在地的变化及其原因等的历史。
在学生们读自然史时，可以讲授一点园艺、种植法、移植法和嫁接技术。
学生们还可以不时地进行短途旅行，到邻近的最好的农民的种植园去，观察并了解他们的劳作方法，以利于青年的培养。
最后，应该坚持不懈地对全体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让他们成为仁慈宽厚的人，培养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去服务、去尽职的习惯——也就是形成良好教养的基础。
富兰克林在《有关费城青年教育的建议》中，为8岁至16岁的青少年制定了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这些建议实际是对当时流行的刻板的、循规蹈矩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挑战和批判。
小册子发出去以后，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
大伙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富兰克林也积极为创办这所学院募捐和奔走。
捐款人推选出了董事，并指定富兰克林和首席检察官法兰西斯起草学院的组织章程。同时，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还忙于租校舍、请教师等筹办工作。
1749年11月3日，由24名董事的学院董事会组成，富兰克林当选为校长。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至1756年，在那以后仍是学校的董事。
1751年1月7日，学院开学了。
后来的费拉德尔菲亚大学就这样创立起来了。美国今天的费城大学就是在这所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富兰克林刚把学校办妥，他的一个朋友汤姆斯·本德医生，又来找他商量开设医院的事宜。
“富兰克林先生，请原谅我打扰您。我知道您很忙，可是……”医生抱歉地说。
“欢迎您光临。如果我对您有什么用处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富兰克林朝他微微地鞠了一个躬。
“您知道，这几年费城的人口不断增加，可是医疗条件很差，几乎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因此，我打算办一所医院，解决本地居民的就医问题。”
“多么出色的计划！”富兰克林热情地赞许着说。他对公益事业总是竭力支持的。“可是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我对医学太无知了。”
“不，先生，我需要的，不是您的医学知识，而是您的声誉。”汤姆斯神秘地笑了笑说。
“我的声誉？”富兰克林感到迷惑了。
“事情是这样的，富兰克林先生，在我到您这儿来请求援助以前，我已经把我的计划告诉过一些人，可是他们没等我说完就问：‘你找过富兰克林没有？他是怎么说的？’甚至有人说：‘我们听富兰克林的。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看来这件事情没有您出面，还真不行呢！”医生解释着说。
“瞧您说的。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汤姆斯博士，您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富兰克林慨然把办医院的事情承担了下来。
富兰克林有一条信念：凡是对大众有益的事，不管多么困难，他都尽力去完成，而且不接受任何报酬。
他常常说：“我日常所需的一切，都靠大伙儿供应，我为大伙儿出这么一点儿力，就能抵消得了吗？”
筹建医院确实困难重重。来自乡村的议员首先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城里人的事情，因此他们拒绝通过拨款的提案。
面临着这个障碍，富兰克林对乡议员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了解到，乡议员之所以拒绝拨款，完全出于妒忌。他们认为，医院既然开设在城里，受益的自然是城里人，他们不能光花钱而一无所获。
针对这一情况，富兰克林避开市议会，直接向州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拨款资助建立医院。他在申请中说明建立医院的宗旨，并保证市议会所拨的款项，一定和州议会的相等。
州议会同意了富兰克林的申请，拨款2000英镑，作为医院的基金。
这一下乡议员没话说了，因为州里都拨款啦。于是为数2000英镑的提案顺利地通过了。
富兰克林又向费城居民募捐了一部分钱。由于群众对他十分信任，捐款的总数竟达1000英镑。
作为医院理事会理事，富兰克林应理事会要求，撰写并印刷了《宾夕法尼亚医院纪要》，于1754年5月28日交给理事会。
1755年5月28日，医院在枞树街和松树街之间的第八街奠基，基石上的铭文为富兰克林所写。
6月30日，富兰克林当选为董事长，后来在新落成的大楼里主持了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医院是在汤姆斯博士和富兰克林精心筹划下建成的。
18世纪50年代初，似乎是费城的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期。
1752年4月3日，一群费城的生意人坐在一起，其谈论的话题是组建美洲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
富兰克林是被推选出来的12名董事之一，而且名次仅在州长哈密尔顿之后。富兰克林和霍尔印刷并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了火险公司的方针。
大力改革美洲邮政
富兰克林曾经说自己对于公职，从不追求，从不拒绝，同时也从不辞职。
然而，富兰克林至少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他对北美邮政总代理这一职位不仅争取过，并且是竭力争取过。
1751年5月，原任北美邮政总代理、弗吉尼亚的艾利奥特·本杰尔病危，富兰克林非常希望自己成为继任者。
但富兰克林这样做并非为了取得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他心怀已久的远大理想。
这个久已形成的计划，其实就是十年前富兰克林倡办过的美洲哲学学会。
尽管这个学会，不如富兰克林所期望的那么活跃，而他的电学和政治上的兴趣也使他偏离了一般哲学，但他心里始终牵挂着他的美洲哲学学会。
富兰克林希望，越来越多的有才能的人，彼此间保持通信联系。不仅在费城，也不仅在宾夕法尼亚，而是在整个北美殖民地。
但要实现这一夙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就是缓慢、昂贵而且不安全的邮政系统。因此，富兰克林认为这一系统必须加以改造，而他作为美洲哲学学会的秘书，能做到这一点。
同时，费城是学会的中心，富兰克林又是费城的市民，他希望费城在各方面都拥有重要地位。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看重的不是拥有这一职位所能直接、间接得到的经济收益，而是作为皇家邮政官员的荣耀，以及扩大对整个美洲了解的机会。
就在给格林森写信的5月，富兰克林买下了德里家在市场街的一幢房子，把邮政局从印刷厂迁到那里，并在本杰尔手下任主计官，管理各地邮局的账目。
本杰尔去世后，身为主计官的富兰克林，于1753年夏季花了十个星期时间，巡视新英格兰的邮政事务。
8月10日，英国邮政大臣任命富兰克林为“英王陛下在北美大陆的各省及领地的邮政总代理”，年薪共为600英镑，从邮资所得中支付。
同时得到相同任命的，还有威廉堡的邮政局长、《弗吉尼亚报》的出版者威廉·亨特。
1730年，邮政总署设在弗吉尼亚，而从这时起，威廉堡和费城一南一北分管整个北美殖民地的邮政。
富兰克林对威廉·亨特印象不错，两人在公务上配合默契，但亨特健康状况不佳，主要邮政事务往往落在富兰克林肩上。
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受命为费城邮政局长，第二年富兰克林又擢升他为主计官。
于是，威廉·富兰克林将邮政局长的职务，交由朵布蕾的亲戚约瑟夫·德里担任。约瑟夫后来又将此职交由波士顿来的彼得·富兰克林担任。留在波士顿的约翰·富兰克林，也就是富兰克林的哥哥，从1754年起任波士顿的邮政局长。
富兰克林的哥哥在1756年1月去世后，邮政局长的职务由他的妻子继任，成为北美妇女担任公职的第一人。
自从掌握了地方邮政大权后，富兰克林便开始抓紧时间进行邮政改革。他建立起一套完整、清楚而简单的邮政系统，将表格和指示付印后发到各地邮局。
1754年，富兰克林巡视了北部各殖民地的各地邮局，1755年和1756年又巡视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各地方邮政，从而认识了各地邮政局长，使其账目制度化，研究他们的具体困难，考察了各地的道路、河流涉水处和渡口。
到1757年，富兰克林带着他的儿子东渡英格兰时，他仍担任这一职位，只是将主计官的职务给了他在纽约的合伙人詹姆斯·帕克尔。由于富兰克林全面整顿了殖民地的邮政，他任职后第四年的邮政收入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
在四年后的1761年，富兰克林和亨特终于收回了自己预支的钱，并向伦敦汇出了美洲邮政部门第一笔盈余。
富兰克林对邮政进行的大多数变革，都是以他在费城的邮政经验为依据的。长期以来，富兰克林一直把有信待领者的名字，登在《宾夕法尼亚报》上。这时他将这一做法推广到有报纸发行之地的邮局。
1753年，富兰克林在费城建立了收费邮递制度，凡在到达当天没有被领取的邮件，由费城邮递员递送，不过得收取额外的邮递费。这一做法在其他大城市也被鼓励实行。
富兰克林还规定，将收信人姓名登在报纸上后，凡三个月内无人领取的邮件，须送交设在费城的邮政总局。这是美国“无法投递邮件的处理部门”的开始。
富兰克林废除了邮差免费投递报纸的垄断做法，规定所有的报纸均由邮差递送，但要支付邮资。
富兰克林进行的最有意义的改革，是要求各地邮政局长注意邮递服务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并且由于他改进了邮政服务的速度和安全性，使邮政事业广泛得到利用而繁荣起来。
在使北美洲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各殖民地联结为一体方面，富兰克林的功绩可谓无量，这奠定了现代邮政体系的科学基础。
为城市发明路灯
富兰克林认为，幸福是不可能从天而降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人类的东西点滴累积而成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认真地观察周围的事物，那他一定能找到为人类谋福利的机会。
富兰克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平时非常注意对于身边的一切事情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从中发现有利于公益的事情。比如，他曾经发明的新式火炉、避雷针，都是非常实用的工具，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许多有益的影响。
富兰克林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为大众服务。他甚至在散步的时候，发明了城市的路灯，从而让费城的夜晚不再是漆黑一片。
那是一个晚上，富兰克林和家人在一起散步，当时他们经过了一位叫约翰·克利夫顿的绅士家门口。
那是一个满天繁星的晚上，一弯娥眉似的新月，斜挂在遥远的天边。费城的人民，经过一天的辛劳，都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街上行人稀少，一片黑暗，可是那迎面扑来的清风，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沁人心脾，使人心旷神怡。
富兰克林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前边有一只圆灯，高高地挂在一家宅院的大门上，把四周照得通亮。
在别人看来，这也许是一件极平凡的事情，但却给了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富兰克林极大的启发。
“灯光！”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这小小的一盏灯，给行人的方便可大着呢。”
富兰克林环顾左右的黑暗，不由想起了伦敦的夜晚，不论大街小巷，都有照明的路灯。
当时电灯还没有问世，而是由市政机构雇佣一批人员，专门担任点燃路灯的工作。那灯罩也是球形的，底下有一些小孔，使空气流通。
不过那种灯有一个缺点，点不了多久，罩子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煤烟，减弱了光的亮度。况且那灯罩是个完整的球形，薄薄的，容易破碎。
富兰克林想，也要给费城安上路灯，而且还要改进原来的老式灯，使费城的夜晚明亮起来。那该多好啊！
经过一番思考后，富兰克林决定着手改进。他把路灯设计成四方形，顶上有一个喇叭形的烟囱，下面有可以使空气流通的孔道。
这样，经过燃烧的空气，很快就能从烟囱排出罩外，从而减少煤烟附着在玻璃罩上的机会。这样，清洁灯罩时，即使不小心，也只损坏一块玻璃，不会像球形灯罩那样，破了一处，整个灯罩就报废了。
他把新设计的路灯图样和装置灯的计划，提交议会讨论，同时又写成小册子，向市民们介绍路灯的好处。
费城人民虽然不像伦敦人那样习惯于晚上出去娱乐，可是他们对改进市容，还是很感兴趣的，即使让他们多交一些税，也乐于承担。
装置路灯的建议很快便通过了。
费城的路灯大放光明的那天晚上，人们把点亮第一只灯的荣誉，授给富兰克林，表示对他的感谢。
“不，这不是我的功劳。”富兰克林推辞说。
“我只是受了克利夫顿先生大门上那只灯的启发，才提出这个计划的。所不同的只是我把那只圆形的灯罩，变成方的了。因此，我认为，这个荣誉应该是属于克利夫顿先生的。”
“你太谦虚了，富兰克林先生！”克利夫顿先生也在现场，他看到富兰克林这样谦虚，十分感动。
克利夫顿先生大声地说：“虽然富兰克林先生说是受了我挂灯的启发，可是我相信，看到我家大门上那只灯的人，绝不止您一个人，可是能想到照亮整个城市的，恐怕只有您了。再说，我放那只灯，也只是无心的，没想到能对整个城市产生影响啊！”
“不，克利夫顿先生……”富兰克林还想推让。克利夫顿先生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不，富兰克林先生，请您原谅我打断您的话。您自然知道哥伦布和鸡蛋的故事，在他没把鸡蛋的一头敲碎以前，谁也不会想到用这样简便的方法，就能把鸡蛋竖立起来。目前您的情况就和当年的哥伦布一样，所以，这份荣誉，说什么也是属于您的！”
“好极了！克利夫顿先生说得对！”人群立即沸腾起来，人们热烈地鼓着掌，欢呼起来。
这时一个人把一支火把递到了富兰克林的手里，富兰克林也不再推辞，高高兴兴地在费城市议会门口，点亮了第一盏路灯。从此，费城的夜晚充满了光明。
一生钟情科学
富兰克林热爱生活，更热爱科学，他对斑斓的五彩世界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研究兴趣。
虽然生活并没有给他提供很多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和机会，但是，富兰克林善于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哪怕在繁忙的商业、社会活动中，他也总能想方设法挤出点时间，探索研究他所热爱的大自然。
早在20岁时从伦敦返回费城的海途中，他就对所观察到的大气的突然变化，海豚身体颜色、光泽的变换等做过准确的记述。
富兰克林还曾经非常细致地观察过蚂蚁。1748年，富兰克林把他观察到的蚂蚁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一位瑞典生物学家。
富兰克林认为，在蚂蚁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交谈的东西。当然他不是随口乱说，他还为此专门进行了实验。
富兰克林最早感觉到，农村的农业资源不应被浪费。富兰克林还第一次把农业当做一门科学看待。他认为，农业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和商业一样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正是有了把农业当做科学的认识，富兰克林敦促自己所创办的学院，专门开设农业课程，讲授种植和园艺。
另外，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这第一阶段，富兰克林还接近完全地观察和记述了一场旋风发生的情况。
后来又发明了新式取暖炉，还作了一次堪与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媲美的关于气候现象的观察，同时他还对空气和光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1752年4月23日，富兰克林在给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的信中，就曾专门谈到了空气和光。
富兰克林认为传统的光的粒子说，不一定是正确的。他认为光也可以是流动的波。
富兰克林说：“假定宇宙空间充满着一种微妙的有弹性的流质，当它静止时，是看不见的，但它的震颤则影响到了眼睛的视觉，如同空气的震动影响耳朵这种器官一样。”
也许富兰克林受到了当时一些前卫科学家提出的光波学说影响，但是富兰克林敢于对前人观点进行质疑的思想本身，就是值得钦佩的。
富兰克林的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他还制作过医学器械。
有一年，富兰克林的哥哥约翰病了，需要进行导尿，而医院里还没有弹性的导尿管，所以病人导尿成了很大的问题。富兰克林通过思考，为他在波士顿的哥哥，制作了美洲医学史上第一根很有弹性的导尿管。
当时富兰克林首先自己思考和设计好，然后专门跑到了一个银匠那里，坐在那里指点着银匠进行制作，直至完工。富兰克林高兴地把导尿管寄给了他哥哥。
就是在这百忙中，富兰克林的敏锐的眼光，依旧不断地观察着在他周围发生的事物。
例如，1767年他在荷兰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货船在浅水里的航速，要比在深水里慢得多。他回到伦敦后，请教了一些泰晤士河上的船夫，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船夫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他们对河水深浅跟船速的比例，说法不一。
以后，富兰克林每当乘船的时候，总细心地观察。他发现货船在水里航行时，必须排开和船底浸入水里同样容积的水，才能前进。而这受排挤的水，又必须擦过船的两侧，奔向船的后面。因此，货船如果在深水中航行，由于水的浮力大，船底和水的接触面小，划船的只要略花一些力气，就能使它飞速前进。而航行在浅水里的船，因为水的浮力小，扩大了水和船底的接触面从而增加了船只前进时的排水量，这样划船的人就得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使它前进。
弄清了这个道理，富兰克林就着手改进货运的装载方法。他建议装运货物时，船尾上的负荷相应地要比船首重，使船首翘起来，减少它和水的接触面，这样行驶在浅水里的货船，也能迅速航行了。
富兰克林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更不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他老抱怨自己没有把数学学好，以致他在考虑问题时经常遇到“此路不通”的路标，不能像其他科学家那样“通行无阻”。
一旦发现别人的实验结果跟他的理论有矛盾时，富兰克林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谦虚而又细心地一一核对。如果发现自己的理论错了，立刻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他积累很多资料，做出了不少的假设。这些假设，只要对科学有用处，对人类有贡献，不管谁拿去应用了，因而获得荣誉，他从不计较。
富兰克林的兴趣是广泛的，尤其是为了争取美洲独立，出使欧洲各国那段时期，他有机会接触那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如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等。他和他们交换意见，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
他曾建议美洲植桑养蚕，像中国人那样用丝绸代替毛料和麻布。因为牧羊和种麻都需占用土地，而桑树则可以栽在宅边或路旁，既可美化家园，又可使过路的人在桑树下歇足乘凉。
最主要的是，蚕儿自由自在地在桑树上成长，到一定的时候，人们只要把蚕茧收集起来就行了。他这里指的，多半是中国的柞蚕。
富兰克林还把中国产的大黄种子，寄给在美洲的生物学家。这不是说美洲没有大黄，只因美洲的大黄仅供人欣赏，中国的大黄却是一种很好的药物，可以医治便秘、口疮等疾病。
1772年，富兰克林已年逾花甲，虽然有更多的公务需要他去完成，可是他依旧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他经常忙里偷闲，阅读各种书籍，答复朋友们的来信，起草讲稿。
他也和其他上了年纪的近视眼老人一样，在看较近的东西的时候，得把眼镜摘下，而看远处又得把它戴上。
富兰克林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他设计了一种近视镜和老花镜合在一个镜片上的双光眼镜。这样一来，使用这种眼镜的人，不论看远或是看近，只要移动自己的眼睛，就免除了把眼镜摘下或戴上的麻烦。
总之，富兰克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可以这样说，科学之于富兰克林，是蕴涵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情趣，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
富兰克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现新奇的东西，并认真观察它们，研究它们。
如果用一句话对富兰克林的科学生涯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
富兰克林是从天上偷窃火种的第二个普罗米修斯。
当选自卫队总指挥
从1754年9月至1755年1月，富兰克林辗转在纽约、新英格兰和波士顿之间。在这些地方，富兰克林与朋友们，特别是同马萨诸塞的州长威廉·谢利讨论了关于殖民地联合的问题。
1755年1月，富兰克林从波士顿回到了费城。这时，费城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战争拨款的问题上，州长与议会各执己见，陷入僵局。于是，富兰克林立即投身到这场对代表业主特权的州长的斗争中。
经过富兰克林的多方努力，尽管矛盾仍未解决，议会同州长亦即业主暂时达成了妥协。
同时，富兰克林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国民自卫队的议案，其措辞尽量注意使反对战争的教友会教徒可以接受。
1755年11月25日，富兰克林的议案在议会通过。该议案规定，该州的自由人组成联队并且选举自己的指挥官，由州长或司令官批准。
议会还指定了一个以富兰克林为首的七人委员会管理军费开支。这时边疆形势更加紧张，加强边防已是刻不容缓。七人委员会发布命令，征召了300人入伍，防守边境或驻守即将修筑的碉堡。
为了动员民众，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关于宾夕法尼亚目前局势的三人对话》，登在12月18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文中尽可能提出了一切反对建立国民自卫队的观点，然后逐一加以反驳。
1755年12月18日，富兰克林率领50名骑兵和3辆宽轮大篷车，出发前往伯利恒视察防务。富兰克林一行到了伯利恒之后，发现那里的防务井然有序，是纳登赫廷的毁灭警告了这个爱好和平的教派的居民。
由于伯利恒的防务情况良好，富兰克林一行人在那里只过了一夜便向倍烈斯汗去了。同伯利恒相比，倍烈斯汗一片混乱。富兰克林马上组织人手建立城防。同时，富兰克林还和其他的巡察官员一道征集了200名自卫队员。
忙活了十天，城防已见成效，富兰克林一行离开伊斯顿前往里丁，到达那里时已是1756年元旦的下午。宾州州长莫里斯正在那里等他们，共商同保持友好立场的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以及防务措施的问题，然后同返费城。
然而，元月3日，一名通讯员来告知说，设防不久的纳登赫廷在元旦那天遭到印第安人袭击，损失非常严重。边防线上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又一次暴露在敌方的攻击面前，时刻有遭到袭击的危险。
正在会谈的州长及巡察官们决定，派一名巡视官返回纳登赫廷重建那里的堡垒。
富兰克林被派去执行这一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临行前，富兰克林从州长莫里斯那里获得了在诺桑普敦施行行政管理、分发军火、任免自卫队军官的全部权力。
实际上，这份任命并不是州长心甘情愿授予富兰克林的。他在纽约和马萨诸塞、新泽西的州长举行商谈，回到费城后，发现费城国民自卫队已选举了富兰克林为指挥官。
富兰克林在伯利恒逗留了一个星期，一边安抚民心，一边征召民兵前往纳登赫廷，并派出部队守卫位于山区的城镇。
元月15日，富兰克林率领着他的人马，包括士兵、一队熟练的伐木工人、边区农民、一名医生和一名随军牧师动身了。
在向纳登赫廷行进途中，队伍的两翼都派出了侦察兵在山林中搜索前进，以防敌人的袭击。
富兰克林在艰苦行军的途中度过了他的50岁生日。三天后，他们抵达了纳登赫廷。五天后，他们的堡垒完工了。堡垒由新砍伐的木头一根接一根、牢固地栽在地里，地面部分高达四米，形成一堵高墙，墙的内侧搭有两米高的木板踏脚，供守军士兵站在上面从墙上的枪眼向外射击。
整个堡垒长8米，宽17米。防御没有火炮的印第安人，这样简陋却也坚实的堡垒足够了。到第二个星期日，他们升旗鸣枪，用州首席法官的名字将这堡垒命名为“艾伦堡”。
后来，他们又筑起了两座木堡，分别是艾伦堡以东15公里处的诺利斯堡和以东同样距离处的富兰克林堡，都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诺利斯是州议会议长的名字。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已在诺桑普敦县组织了13个联队，共计500人的国民自卫队。富兰克林还亲自率侦察队往周围地区的树林中搜索印第安人，虽然没有找到印第安人的踪影，却使印第安人明白，白人在这一带建了堡垒，派驻了守军。印第安人一时不太敢出山袭击了。
2月1日，富兰克林收到议会通知，被告知议会开会，日期是2月3日。
富兰克林带儿子立即上路，在2月5日夜里赶回了费城。在议会开会期间，费城国民自卫队2月24日正式选举了富兰克林为指挥官，得到了州长的批准。
在富兰克林第一次检阅了费城自卫队后，官兵们伴随他回家，并一定要在他家门前鸣炮致意。
在富兰克林携儿子返回费城期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和州长、业主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业主和州长这次想把富兰克林争取到他们的营垒中来。
州长提议，由富兰克林以将军衔领兵前去夺取杜奎恩堡，但富兰克林看出了他们的用意，因而并不热心。
不久，莫里斯便去职了。继任的州长丹尼上尉从英格兰为富兰克林带回了皇家学会授予他的金质奖章。
在费城为丹尼举行的招待会上，丹尼把奖章交给了富兰克林，并作了表达敬意的致辞。
宴会过后，丹尼与富兰克林进行了私谈。丹尼极力地想要证明业主对于宾夕法尼亚怀有良好的意图，并且希望富兰克林能够促使议会放弃对业主的各项措施的抵制，富兰克林本人也一定会得到业主的酬谢。
富兰克林对州长对他表达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并表示愿尽力使他顺利执政，但希望他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只会听众业主摆布。
亲自到英国请愿
1756年11月，一队印第安人袭击了艾伦堡，宾夕法尼亚的形势空前危急。面对危机，必须尽快出台新的法案，增加防御力量。然而这时业主的代表州长和人民的议会之间，却产生了矛盾。
12月，州长要求议会拨款12.5万英镑用于第二年的军务，但是议会却只拨款10万英镑。
1757年1月，州长又否决了议会的议案，并说还要将议案的副本上交给英国国王。
议会则于2月28日决议，派代表到英国去提交自己一方的理由；次日，又决定派富兰克林出使英国。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果费城人民自己不做防御准备，他们的边境一定会遭受敌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说服了议会，只是在这场合下让步，而不在原则上让步。就这样，议会顺利通过了一项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州长也立即批准了。
同时，富兰克林作为州议会的使者，在4月4日和儿子一起，离开费城往纽约搭船，直奔伦敦向英国国王请愿去了。
1757年7月26日，富兰克林如期到达了伦敦。到达伦敦后，富兰克林首先去拜访了老朋友朗思医生。朗思得知富兰克林的来意后，认为他不应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请，而是应该先向业主提出请求，并准备替富兰克林安排同业主托马斯·宾会面。
几天以后，富兰克林和以托马斯·宾为首的业主在春园举行会谈。
富兰克林陈述了议会申诉的要点，但业主们要求他通过书面方式将其一一列出来交给他们。
8月20日，富兰克林把一份书面的申诉要点交给他们时，他们又要富兰克林和他们的律师谈。富兰克林严词拒绝了，他声言除了业主本人外，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此事。
就这样，富兰克林和业主一直僵持了很长时间。
在这段僵持的时间里，富兰克林也没有闲着，他和儿子参观了许多地方，会见了多位朋友。
其间，富兰克林还研制了一种称为“玻璃琴”的乐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发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富兰克林将这种乐器称为“阿莫尼卡”，就是玻璃琴的意思。阿莫尼卡问世后，骤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富兰克林对此不无自豪。
在业主们拖延答复的长时间里，富兰克林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其中有马萨诸塞前州长谢利、富兰克林在殖民地邮政事务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还有詹姆斯·拉尔夫。
对富兰克林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从事科学探索的空闲。这次到伦敦来，富兰克林随身携带或是就地设计制作了最强有力的电学器械。
1757年12月21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谈到了在宾夕法尼亚时一例电疗瘫痪病人的效果。另外，在伦敦，富兰克林还新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第一个在英国从空中引下雷电的约翰·坎顿。
在来英国的时候，哈佛大学委托富兰克林购买电气设备，他也没有忘记，不但购买了，还进行了认真的装配，并为它配备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
1758年元月，一个谣言从波士顿传来，说富兰克林被授予男爵爵位，并被任命为州长了。虽然这不是真的，但富兰克林的确在2月12日，被圣安德鲁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758年5月，富兰克林又和儿子一起，到剑桥大学和化学教授约翰·哈德里一起做蒸发实验，并由此想到许多用水的蒸发来降温或测风向的事例。同年，富兰克林到苏格兰去旅行，9月5日爱丁堡给予他市下院议员与同业公会成员的荣誉。
富兰克林还会见了不列颠最敏锐的思想家大卫·休姆，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后来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格拉斯哥的教授亚当·史密斯。此外，富兰克林父子还造访了普列斯顿菲尔德的医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迪克爵士。
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则陪伴富兰克林经来斯到圣安德鲁大学，在那里，富兰克林得到了学位证书。
富兰克林并没有消极等待业主答复，在那段时间里，他要争取一切机会，为他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
富兰克林除了和见到的每一个可能有影响力的人谈这件事，而且诉诸出版物，以求影响公众舆论。
与业主进行斗争
1758年6月10日，在给州议会的信中，富兰克林提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消除过去在人为和偶然的机会下散布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不利的偏见，为争取没有隔阂的人类的良好看法。
富兰克林还出版一本书，把这场争执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交代。书出版以后，业主们群情激奋，因为书中犀利的语言刺中了他们的痛处。业主们很快准备了一份答复，寄给了宾州议会。
作为业主，这些人每年从其领有的殖民地获得大笔的收入，但是出于阶级的偏见，他们自视为那一州的所有者，却又不愿对它的发展甚至安全负任何责任。
这时，他们的感觉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顽固的议会，也来自这个来到伦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动舆论来反对他们，以便夺取他们的领地。他们决心阻止这一企图得逞。
1760年6月，枢密院种植园事务委员会在提交的报告中，反对宾州议会通过州长签署的发行纸币十万镑，以及业主的地产也须纳税的议案，理由是它公然践踏天赋公理、英国法律和皇室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原打算到爱尔兰去的富兰克林则留在伦敦度夏，参加对此案的审理。
在这项法案的审理中，业主终于认识到，达成妥协比废除法案要好，而富兰克林作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这场斗争以宾州议会获得胜利而告终。
9月中旬，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心满意足地离开伦敦，去了考文垂，在那里又计划去柴郡、威尔士、布利斯特尔和巴斯，后来又游览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
至11月中旬，富兰克林他们回到了伦敦，但暂时不能回美洲。因为富兰克林接到了新的任命，他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在伦敦的官方代理人。
1762年1月，富兰克林决定返回费城，当时英法正在交战，他得等待军舰护航。就在等待期间，富兰克林又得到了一系列荣誉。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博士学位。
不久，富兰克林又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皇家学会会员、新泽西州州长。
11月1日，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受到热烈的欢迎。
1763年2月19日，议会的议长代表议会发言，向富兰克林致谢。另外，富兰克林还为报效美利坚做了大量而重要的工作。
回到美国后，富兰克林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
当时，加拿大已在英国手中，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讯联系。
富兰克林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1763年4月至5月，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会晤。6月，他在纽约和那里的新州长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及驻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谈。
1763年，北美的英法对抗停止了。然而，这并没有带来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和平。
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为，他们预计在军队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夺去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在故土打猎的权利。因此，印第安人，甚至包括一向同英国殖民者友好相处的“6族”印第安人，都开始骚动不安起来。
同时，在兰卡斯特县，一些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籍移民组织起来，自称“帕克斯顿之子”，将怒火发泄到了宾州境内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这时，富兰克林站了出来，他要扭转这种局面。富兰克林认为，无论“帕克斯顿之子”的动机是什么，它首先是彻头彻尾的暴行和残杀，而这就绝对是错误的。
1764年1月，富兰克林用热烈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写下了《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一文。
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表之后，暴徒们凶险的面孔暴露出来。就在传闻暴徒即将到来的一片恐慌之中，头脑冷静的富兰克林组织了又一个协会，当然他自己第一个报名，随后数百市民跟着加入，拿起了武器。
2月3日，州长召集议会，要求通过一项关于制止暴乱的议案，议案在当天就被审阅通过了。
8日，议长和15名议员碰了头，又匆匆散会了。突然，有人报告说，有一些暴徒正杀气腾腾地向城市逼近。全城都紧张起来。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富兰克林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富兰克林求教。
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叫叫嚷嚷地来到距费城15公里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
富兰克林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三个人出城来见他们。出来之时，四人都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一脸的无畏神色。
富兰克林对闹事者仍然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他们心里是紧张的，因为万一暴徒坚持要进入费城的话，费城人民即将面临一场浴血厮杀。
万幸的是，一番唇舌之后，暴徒们转身后退了。外表一直镇定如常的富兰克林望着他们退去，松了一口气，和同伴们回城去了。11日，暴徒们完全散去了。
州长及其政府的庸懦无能在这次事件中显露无遗，他们越来越遭到人民的蔑视。州长等人则加深了对富兰克林的忌恨。
外患既经消除，议会和州长即业主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这一次，业主在宾州的统治开始动摇。
在议会休会期间，富兰克林撰写并印刷了一本题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在费城的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北美殖民地居民已对英国在殖民地的政策十分不满。
1764年5月，议会召开了，议题是向英国国王请愿，要求英国国王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5月26日，伊萨克·诺利斯辞去了他荣任14年之久的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当即被不记名投票选举通过继任这一职务。
于是，富兰克林以议长的身份签署了他起草的请愿书。其后，他主持了5月会期中剩下的会议和9月的短期会议。
10月1日的议会选举中，与富兰克林持相同意见的人占了优势，因而在新一届议会开会时，他们不仅决议向英国国王请愿，而且还于10月26日选举富兰克林作为代理人，会同现任宾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一起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
反对派也举行了游行，反对这一选派。和在竞选中不同，这一次，富兰克林进行了回应。11月5日，富兰克林写了《评最近的一次抗议》一文，其结尾这样写道：
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最后离开这块我爱的国土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
我祝愿我的朋友繁荣昌盛，我宽恕我的敌人。
富兰克林由300位朋友骑马陪同到距费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从那里，伽雷和另两位朋友伴随富兰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纽卡斯尔才下船离去。
毅然担任请愿代表
1764年12月9日，富兰克林乘坐的船顺利地抵达了怀特岛。
这次的航行可谓是顺风顺水。富兰克林怀着愉快的心情走下船，登岸后，他立即赶往克来门街的斯蒂文森家。
当富兰克林进门的时候，斯蒂文森家中只有女佣一个人。原来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和她的女儿都出门了。
富兰克林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才听到大门的响声。是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回来了。当她忽然看见富兰克林的时候，立刻走上前去，高兴得把手里的书都丢在了地上。
富兰克林此次受宾州议会委派来英国请愿，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请求英国国王建立对宾夕法尼亚的直接统治，另一个是反对英国国王批准印花税法。
前者是为宾州人民请命，后者是为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
为了达到目的，富兰克林必须去游说英国的当权者，既不能让步，又不能触怒他们。
因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是很有影响的，他们一直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富兰克林不得不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夺，争夺当权者的支持，争夺舆论的同情。
但是第一项请求就不太顺利，富兰克林发觉枢密院的态度十分冷淡，甚至不愿意倾听请愿书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开始猛烈反抗了。
富兰克林本人一直不太赞成暴力，他主张一边依法实行，一边进行斗争，以便争取通过合法途径废除那不合理的法案。
可是民众却不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抵制实施印花税法案的行动率先在弗吉尼亚揭竿而起。随后，各种各样的传单像警钟一样传遍了北美殖民地的各个角落。
当马萨诸塞的州议会召集州际代表大会时，各殖民地的普通老百姓已经组织起来，准备集体抗议了。在这次大会上，各殖民地的人民却空前地团结起来。
1765年8月，印花税征税官的姓名在殖民地公布后，从纽汉普什尔到南卡罗来纳的殖民地的人民开始揭竿而起强烈抗议了。
波士顿的反抗运动最为猛烈，也给一些当权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紧急情况下，富兰克林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尔都受到了起义者的威胁，他们被迫辞职。
由于这场广泛的反抗和抵制，英美之间的国际贸易降到了半数。为此英国上下大为震惊。
现在，富兰克林发现，自己原来力图将这两个部分拉到一起，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富兰克林同时被这两个部分所猜疑。英国政府认为他是殖民地一方的代表，而殖民地人民则认为他是一个亲英派分子。他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实际上，如果让富兰克林来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殖民地人民的一边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但同时，富兰克林又不愿看到帝国的分裂。一个完整的大英帝国还是富兰克林的理想。但是，现在的时局表明，这种理想已经不可能实现，富兰克林必须作出抉择了。
经过慎重考虑，富兰克林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立场，即以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依据。他认为做到这些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富兰克林要以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为依据，去促使英国当局废除印花税法案。
然而，摆在富兰克林面前的形势却又使他无从下手。最重要的因素是新的罗金厄姆内阁上台后，与殖民地人民完全持相反的立场。
但是，个性坚忍的富兰克林并没有就此打住。他知难而进，积极地同一般的英国政治家反复交谈，力图和他们充分地沟通思想，使他们充分地理解乃至接受自己的观点。
富兰克林还积极与英国和美洲殖民地有关的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运输业等人士联系，鼓动他们要不断地向议会和政府施加压力。
1765年12月4日，许多这样的厂主、商人和船主在金斯阿姆斯酒店聚会，酝酿全国各地城镇联合上书请愿，要求废除这个被富兰克林称为“罪恶源头”的法案。
1766年2月13日，富兰克林这个当时最有名的美洲人出席了听证会。
当时，向富兰克林发问的有敌人也有朋友。敌人是企图让富兰克林作不利于废除印花税法的回答。朋友们则相反，尽量使他论证废除这一法案的必要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听证会最终以富兰克林的胜利而告终。
听证会结束后一个星期，废除印花税的提案就在下院通过了，很快上院也通过了，并于3月8日得到了王室批准。
在废除印花税的斗争中，富兰克林可以说立了大功，他和英国决策人物之间那场短兵相接的较量让人瞩目。
富兰克林机智、策略而绝不丧失原则的雄辩，连敌对者都为之倾倒，使得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服输。
其后，富兰克林答辩的全文以《讯问》为名先后在伦敦、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威廉堡发表，次年又在斯特拉斯堡发表。在美洲殖民地人民眼中，富兰克林成了英雄。
原来那些对富兰克林种种的诬陷和攻击都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赞誉和掌声。
然而自1766年2月印花税废止起，英国当局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压迫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了。英国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日趋紧张。
这些极大地触动了富兰克林，他为此焦灼。他忧虑的是眼看着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远离了它。
富兰克林此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殖民地与英国是一体的，这样有助于双方的强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英、美应是平等的，英国国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而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他亲美；美洲殖民地认为他太过温和，有亲英的嫌疑。
而富兰克林，却不能改变自己的思想，他继续以弥合双方的分歧为己任。
在当时的情况下，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矛盾日益激化。1768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殖民地各州团结御侮。
英国政府颁布法令，解散马萨诸塞议会；还准备将殖民地领导反抗的强硬分子拘往英国，以叛国罪论处。
殖民地人民愤怒了，波士顿的商人率先起来，领导了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用武力抵抗英国税吏的搜查和压迫。这次空前广泛的反英运动，不仅抵制英货，而且要求废止该条例。
这是一种利害冲突，英国统治者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惜用各种手段打击、摧残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
这一次，英国的商人、厂主甚至工匠都站在他们的政府一边。
而殖民地人民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艰巨的斗争，他们还没有统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愿意效忠于英国国王。
就在这时，英国当局对反抗的殖民地人民进行了一次血腥的镇压，这就是“波士顿惨案”。
这时的富兰克林被委托为马萨诸塞的代理人。从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出发，富兰克林义无反顾地站在殖民地一边，为北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奋斗。
对殖民地人民，富兰克林虽然认为有一切理由反抗，但希望反抗形式不要过于激烈。对英国当局，富兰克林把所有的镇压措施归咎于当权者的顽固和不明智，寄希望于由较好的大臣执政。
富兰克林心目中的英、美应是一个强大帝国内两个可以共存共繁荣的个体，他要为这个美好的前景努力、努力、再努力。
勇敢承担罪责
富兰克林自1764年出使英国后，一直在伦敦待了十年，没有回过殖民地。在英国，富兰克林结识了许多科学界的朋友。其中既有英国的，也有欧洲大陆的。
英国当权者早已下定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机会。
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那就是1773年至1774年的时候，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并不是赫金森一个人所写，它指的是1767年至1769年间由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写的六封信，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写的四封信。这些信的收信人都是一个人，即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
赫金森和奥利佛都是美洲民众的敌人，他们身为马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
在1765年至1766年公开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毁坏了赫金森和奥利佛家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写了这些密信，他们在信中建议英国官方对殖民地人民实行高压政策。
这就证实了殖民地内部的高官中，存在与英国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而这正是殖民地民众所深恶痛绝的。
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这些信落到其他一些人的手里。后来，这些人又把信件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是这些写信的人误导了英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才会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所以，富兰克林觉得应该让马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
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
1772年12月2日，富兰克林将十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同时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这个时候，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对于英国政府的政策却越来越不满，他们的愤怒情绪需要表达。
特别是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这时英国政府征收的茶叶税，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船，将价值1.8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
很快，在纽约、新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自由驻军，等等。
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公开冲突日益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它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富兰克林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
而在这时，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自己的一场莫大麻烦已经近在咫尺。原来，马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
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受到了舆论谴责。
威廉·惠特利怀疑约翰·坦普尔拿走了这些信，并把他传播了出去，所以他非常生气，就找那个坦普尔进行决斗。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认为该是自己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富兰克林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富兰克林选定在圣诞节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在声明上富兰克林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
富兰克林说，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它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富兰克林的登报表明了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
在伦敦的哪几个人给了他这些信，一直是个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儿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774年1月8日，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
1月10日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准备提出意见。
富兰克林由此得知，现在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证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威多博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
在宣读了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
这样，会议延期两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其间，听证会的事早已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疯传。
不过消息来源于何处，没人能说得清。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辩论时的逆境。
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而又拒绝披露其过程，那他只能忍受一切的指责了。
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
关于这次听证会的安排，可以看做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让富兰克林名声扫地，来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
1月29日，第二次听证会正式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
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尔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朋友。
双方都准备好后，听证会开始了。
首先，有人把富兰克林写给多德摩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
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只是在向国王请求撤销州长们的职，以平息不安定的局面。
听到这里，威多博开始为州长辩护了。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针对富兰克林的攻击谩骂中，威多博接近疯狂。不过最后他还不忘大肆颂扬州长们一番，来结束自己的发言。
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
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富兰克林的目光中只有冷静。
富兰克林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两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谁也不会想到，此情此景，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并不是眼前，他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就这样，富兰克林怀着一种愤怒和绝望，以自己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威多博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威多博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2月16日，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富兰克林决定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富兰克林在文中表示：
对那些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
富兰克林却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自信，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一切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而且自己也不会失去真正的朋友。
的确，威多博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击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
在听证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威多博愤愤不平。他的朋友柏克认为威多博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施布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
特别是朴里斯·德里更是气愤到了极点，后来在接待室里当威多博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
特别是听证会的消息传到马萨诸塞，所有对富兰克林的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
敌对者的谩骂攻击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并没有出现他们预料的树倒猢狲散的情景，这是那些政敌们始料不及的。
恢复平民身份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马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继任者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一如既往地处理州议会在伦敦方面的事务。
寻找和平解决途径
波士顿倾茶事件使英国当局十分恼火，他们决定进行报复。
1774年，英国当局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这五项法令的颁布实施把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推向了高潮，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
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
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虽然富兰克林已对英国国王和英国内阁不抱什么希望，但是现在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完全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
现在的富兰克林还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使矛盾升级。另一方面富兰克林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权，这样也许还有挽回的希望存在。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他们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这部分温和的统治阶级，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
富兰克林抓住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他希望英国的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纠正目前内阁的错误做法，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而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听说封锁港口的决议生效，从而使波士顿人沮丧、屈服的消息后，自以为高压措施已经奏效，变得更加肆意妄为。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处境日益艰难，内阁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认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误会的根源。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以避免被捕。
为了使双方达成和解，富兰克林还继续留在英国。除了同温和派人士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外，富兰克林还和另一批同卡萨姆怀有类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
但是英国政府方面不打算继续和富兰克林交涉，他们也想再等待一下，希望殖民地方面自己让步。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殖民地方面对于英国政府的行径早就厌烦透顶，他们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
1775年2月4日，富兰克林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和英国政府方面的温和派人士进行了会谈。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失败了。
2月28日，富兰克林提出将马上返回美洲，因为这时他已得知妻子朵布蕾逝世的噩耗。
一周后他礼节性地会见了一些英国重要的官员，结束了与阁员的交涉，他现在认为交涉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在离开伦敦前几天，富兰克林最后同老朋友柏哥雷、朗思见了一面，他们依依话别。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是和老朋友朴里斯·德里一起度过的。朴里斯·德里从富兰克林的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为内战即将发生而深感忧虑，可自己感到问心无愧，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力了。
谈话中，富兰克林有些激动。他眼含泪水告诉朋友，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他相信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将取得胜利。富兰克林对故乡北美殖民地充满深情，出使伦敦十余年，无时不牵挂着故乡。
为了北美殖民地的利益，富兰克林一直希望殖民地留在英帝国内部，和宗主国一道繁荣强盛。为了心目中的大英帝国的理想，富兰克林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尽一切努力周旋于英国权贵之中。
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英国政府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是根本上的利益冲突，殖民地人民既然要得到自由和权利，那就必然与英国政府的国策有矛盾。
这同样在富兰克林自己的梦想中，能够反映出来。
富兰克林梦想的大英帝国，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的平等，是坚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注定了他百般的外交努力必然归于失败。但是，富兰克林失败得悲壮，失败得光荣。
这一失败也使富兰克林多年的美梦破碎无遗，也让他的思想得到了彻底转变。他从此不再抱什么和解幻想，他将在独立战争中得到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