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

从全球范围看，科技创新活动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在那些越是知识密集型的部门或区域内，创新集群的趋势就越显著（Fagerberg? et?al.，?2005）。

从国际竞争层面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急剧调整和变化，在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均加强了在相关领域的部署和争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能够大为增强我国在全球国家竞争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从国内改革层面看，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载体支撑。激发和利用知识创造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引擎，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关口跨越的必然要求。

再从历史层面看，打造一批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期。伦敦、波士顿、硅谷等科技创新高地的形成均与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21世纪以来，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全球创新网络正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新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在崛起。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板块转移，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正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十三五”期间，各部门通力协作，稳步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可以肯定的判断，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具备孕育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所需的资源保障和市场深度。

多年来我国形成了多个科技创新高地，科技水平飞速发展，集聚了大量科技资源，为我国的科技强国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有必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对现有科技资源进行优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此，提出合理的地区科技资源权重模型，并对科技资源的综合价值进行评估，定量测算出科技资源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理论方面，开发更为合理的评价方法可为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一定拓展作用；现实方面，对科技资源的综合价值进行评估，并对我国各省市进行比较分析，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二、政策回顾

建国伊始，百废待举，科技亦然。稳定国家政权，提升科技实力是中国的重要任务。在《建国纲领》中，中国政府把“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组织来保证任务落实，如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挂牌，1964年中国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建制。为响应周恩来“向科学进军”号召，1956年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1956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基本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要求中国必须独立自主的解决国防科技攻关课题，中国随之制定《1963年—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要求“全面安排，充实基础，重抓两头”，其中基础是指基础工业和基础理论，两头是指农业及有关吃穿用的科技问题。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规划》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要打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项事业逐步进入正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等重要论断。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文革”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布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新时期中国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1983年编制《1996至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规划特征鲜明：编制技术政策；强调科技发展同技术改造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突出重点；开发技术体系重视经济效益和国情；重视人才。1984年制定了“七五期间科技发展计划”，把“科技进步”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1993?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肯定了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明晰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高技术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工作者”“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科学技术奖励”“法律责任”等内容，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科技法典。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重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家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要求各领域要根据“决定精神”，完善具体举措，“努力推进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为了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启动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连续下发《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1991）?、《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暂行办法》（?199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认定暂行办法》（? 1999）?、《关于加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若干意见》（? 1999）?、《关于进一步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决定》（?2002）?、《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若干意见》（?2002）?等若干文件，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呈现了较为良好的态势。

2002?年?11?月“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国家科技创新工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旋律，科技创新成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2005年?12?月? 31?日国务院下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对“发展目标和总体部署”“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制建设”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范。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提出了把我国“努力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设想。结合以上部署我国的科技政策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等纷纷投入使用。2011?年?7?月《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成功能明确、结构合理、良性互动、运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的第?21?位上升至前?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55%?，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年十八大报告强调，科技创新对国家全局具有“战略支撑”作用，“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强调，“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破除体制机制和政策阻滞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1]，切实把科技发展融入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建设之中，

把科技发展融入民生福祉的精细微小之处，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2]，“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中”[3]，努力实现国防尖端科技、军事科技的民用化、民生化转型，切实让科技成果惠及亿万民众福祉，让科技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三、文献综述

知识经济时代，各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力争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方远平等，2012）。科技资源是进行一切科技活动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水平，但是科技资源投入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增加科技资源投入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周寄中，1999）。只有对科技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才能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进而更好的拉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本课题相关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研究；二是科技资源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研究；三是政府和市场对科技资源作用研究。

（一）科技资源配置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是经济活动中各种类型的科技资源在不同主体、行业、空间和时间上的分配和使用（2015）。目前科技资源配置

以及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研巧，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科技资源配置规模、配置结构、配置模式和配置效率等方面。在科技资源配置效果方面，国内外学者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

在定性分析方面，冯永田（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博弈论的视角，对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从分析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现状出发，从宏观层面对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原理进行了探索。同时，运用系统论分析了区域科技资源使用的机理。王雪原（2008）、罗珊（2008）、崔栋（2007）也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但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权威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李瑶（2014）提出市场和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并对政府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几种组合模式，如“强市场、弱政府”、“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强市场”进行了分析，提出应重视人才，增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刘剑（2014）认为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科技资源配畳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提出应在人才、肌肉农、创新基础资源和产业资源方面加强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创新活力的机制建设等。王天骄（2014）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对我国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目前的改革提高了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但应该无法与企业创新效率相比，政府应在确保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立自主的同时，在转制方式上，均衡创新效率和国家战略。姚王信（2015）根据2000-2012区域的科技统计数据，研究了企业专利数和企业新产品价值等相关变量的关系。提出在产学研模式下，企业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强于政府配置科技资源的效果，政府应该转变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方式。

在定量分析方面，Brenner，?Merrill?S（1994）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对企业研发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市场需求调研对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很大。Schmidt，?Robert?L.A（1996）运用马尔可夫随机理论，针对生物制药研发活动过程中的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建立了一套改进模型。Kent?F.Hansen，?MalcolmA.?Weiss（1999）运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法，对企业R&D活动中的资源投入和产出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市场调研一产品功能定位一研发投入”的路径关系是积极有效的，也就是说加强R&D研发资源投入是优化研发资源投入效率的最好选择。我国更多的学者采用了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以及数据包络（DEA）分析法。李冬梅等（2003）、魏守华（2005）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果进行分析，并运用聚类分析将各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效果进行划分，研究结果表明，组成科技资源系统的各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其中的科技物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组织资源的作用效果都反映在科技人力资源和科技财力资源上。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地区，要充分发挥现有投入资源的效用，但对于规模收入递增且技术有效的地区，则应加大投入的力度（吴和成等，2003），同时国家和地方应在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基础上，加强投入与产出的结构调整，变“过分强调短期的科技直接产出”为“关注科技成果的原始创新和成果的后期转换”?（孙宝凤等，2004）。进而还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科技投入整体上是相对有效的，应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率以促进总效率的提高（贺德方，2016）。

（二）科技资源影响力研究

有研究将样本国家按收入高低进行分组，然后采用对比分析法，对这些国家的特定指标数据—包括研发活动的配置、研发经费来源、重要的产业部门及企业的特征、大学的作用、支持和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政策等—进行了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各国科技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适用性的有效评估（R.R.Nelson，1993）。通过对40个国家40年（1960年一2000年）的科技资源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人均GDP、政府补贴、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程度等，都与研发强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GDP最具显著性（Lederman，Maloney，2003）。在对影响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性要素、社会环境要素进行量化，?确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的过程中，线性回归方程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指出不同配置主体、不同产业均会对各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而不同配置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不大（李石柱等，2013）。关于科技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方面，以我国东三省34个地级市为样本，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科技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而言有显著的拉动作用（盛彦文等，2016）。

国外学者对于科技资源对于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进行了很多探索，大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为企业。部分学者研巧结合系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在一个统一的“STIG”系统框架内对科技资源、技术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得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国外学者认为技术创新过程一般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创新过程。内部资源包括在公司内部资源和技术能力。Valeriano?Sanchez-Famosoa等（201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172个西班牙企业样本探索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对组织创新的影响，验证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资源对创新有直接和持续稳定的积极作用。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对于技术创新也同样奏效。当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企业技术创新节奏。在一个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必须努力寻求技术创新，才能克服惰性保持竞争力（Floyd等（1999））。企业必须迅速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适应外部变化，持续的技术创新是一种竞争优势和能力的体现。一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往往与企业内部资源和利用逐些资源的能力有关，必须认识到利用如何利用内部资源（也称内部社会资本internal?social?capital）来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Barney等（2001）），以及如何利用内部资源实现了后发优势。对于内部资源对技术创新的影响，?Hult等（2004）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内部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Subramaniam等（2005））。Valeriano?Sanchez-Famosoa等（2014）认为内部资源能够彰显创新功能，送是根据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合作、共享信息所形成的重要资产的重要性，并提出更好的协调和配置资源的重要性（Adler等（2002））。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利用内部资源的能力。基于内部资源本身的创新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能够使企业产生新的知识和思想，产生出更多的创新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组织间的企业员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需要更多地参与进来（Carrasco等（2013））。Tsai（2001）同样验证了这个结论，同时认为在科技资源管理过程中加强科技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学习和进行进一步的创新，科技资源及其承载的知识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Chen等（2010），Darroch（2005））。科技资源和知识的获取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获取途径，外部资源对于企业的成长和提高研发效率更为重要，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从外部便捷地获取科技资源（Cassiman和Veugelers（2006）），在此基础上，Aragon-Correa和Cordon-Pozo（2007），Lyles和Salk（1996）提出获取科技资源的能力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评价指标，当然获取资源的能力取决于特定组织间利益相关者的平衡程度和紧密程度。在创新网络中合作良好的创新主体更容易获得有关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更多信息，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缩短新产品开发时间（Rindfleisch和Moorman（2001）），从而帮助创新主体产生更多的新产品（Helena等（2001））。

我国学者郑绪涛（2009）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能力做出重点研究，其实证结果表明，人、物力、财力、科技成果、技术创新都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文章最后提出政策性建议，强调国家应加大科技资源各因素的投入。黎峰（2006）通过中国1990-2004年的数据分析，指出科技、教育、专利均能促进中国技术实力、能力的提高，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政府和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作用

世界各国（地区）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国家（地区）技术竞争环境，分别确立了不同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和配套政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资源内配置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市场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决定因素，政府重点进行基础研究和国防研究开发。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法律法规和财税优惠政策来调节，刺激社会资金投向R＆D。日本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为社团市场经济模式，政府积极投资公用事业，并为私人投资创造条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民间企业科技资源配置。德国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是化会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通过法律和经济、科技计划不同程度地干预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既重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也一定程度加强国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和引导。韩国采取集中协调型科技资源皮遏制模式。国家在科技管理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科技资源配置，协调各部口科技政策。我国科技资源配置政策和模式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国际竞争形势在不断发生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在政府计划体系中完成的，资源配置相关过程体现了较多的行政色彩。在资源投入建设方面，资源分配渠道和资源本身的类型相对单一；在分配方式和分配重点上，根据政府部口的统筹安排进行分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因素大；在评价和收益处置方面，通常通过行政管理部口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资源的类型更加丰富。除了政府，企业和市场资本成为新的创新投入主体。企业是进行创新的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整个创新过程。社会资本是对创新支持的另外一种新形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资源分配重点和收益处置上，企业和市场资本通常将资源投入在效益明显、风险较小的产业技术研发、产品化及商品化阶段；政府资源通常投入在创新之初，将资源投入在基础条件、优化环境、培养人才、提高能力等方面。在收益分配上，不同独立法人的创新主体，通过科技创新合同、协议或市场价格机制，根据投入和贡献，分配所获收益。

对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做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例如Isabel?Busom和Andrea? Fernandez-Ribas（2008）。Georghiou等（2014）的观点中提到，一个创新项目通常在资源或提供承接潜在创新任务的能力方面有所不足。这些不足带来的挑战，必须在适当的政府干预下解决，例如组织机构不可能解决参与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Salmenkaita和Salo（2010））。不足和挑战存在于创新的各个方面，但技术和组织通常对于创新十分重要（Howlett和Rayner（2007）），对于某一个具体创新项目来说，某一阶段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能比其他阶段更富有挑战性（Montealegre（1999））。一个任务实现带来的挑战必须加以解决，政府就可以发挥其作用了。Ratchford和Blanpied（2008）对比中国和印度，概述了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详细阐述了两国政府科技政策结构变化。从1995年开始，直至2004，详细的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源数据都说明两国在不断加大在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投入，最后指出这些科技政策可能是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提升的根本原因。E.Amiri等（2013）提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首先需要将分散的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对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两个阶段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监督。C.H.K.Lee等（2014）指出政府是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决策人，信息资源配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需要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有效控制。还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对技术演进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导致科技资源配置的不同路径选择（Leoncini，Riccardo，2011）。随着技术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科技政策应越来越强调实效性，政府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应注重加强不同机构间的合作，制定合理标准严把研发质量关，给予研究人员充分的空间和资源制定研究计划，同时扩大公共研究的范围，提高公共研发资金管理制度的有效性（Javier? M?Ekboir，2015）。

我国学者李瑶（2014）提出市场和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并分析了政府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几种组合模式，提出应重视人才，增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王天骄（2014）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目前的改革提高了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但应该无法与企业创新效率相比，政府应在确保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立自主的同时，在转制方式上，均衡创新效率和国家战略。张礼国等（2015）学者根据2000-2012区域的科技统计数据，研究了企业专利数和企业新产品价值等相关变量的关系。提出在产学研模式下，企业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强于政府配畳科技资源的效果，政府应该转变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方式。

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也有着重要影响。Hsu（2009）研究从全球市场经济运行入手，通过大量历史经验数据样本分析发现，在全球市场的经济运行下，公司的内部资源配置会受到公司业务全球市场的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指出会存在一个最优解，最后，以台湾本土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了上述理论分析的实证检验得出，台湾公司在当前一定国际化市场的背景下，可将研发自出适当的转移到营销活动中，因为送样可有效地提高公司获得收益。Riffith和Harriso（2004）研究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发现市场如果存在过度竞争，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就会减少，同样，如果市场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企业的研发活动同样会降低，结论指出，过度或者是过低的市场竞争，都会影响到企业科技资源配置。Zohar?Laslo和Albert?I.Goldberg（2008）通过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在公司外部的市场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公司的项目研发会是否会受到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通过采用资源配置系统的动态模拟矩阵模型，采用实证方式，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预期收益进行了复杂而精准的计算，结果发现公司研发项目的投入情况不会受到外部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我国有研究指出，技术市场中存在很多无效率现象，如机制悖论、专利悖论、契约悖论、市场悖论和产权悖论等，这些都必然导致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单纯的配置机制基本不可能达到最优（宋宇，1999）。叶儒霏等（2004）、彭华涛等（2006）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他们认为是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固有的弱性膨胀导致了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

（四）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启发，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以下方面出发：

第一，在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中，很多研究对科技资源在行业、地区间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现有的很多研究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科技资源的各个指标维度分别进行效率评价，缺乏对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也有一些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以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了各个指标的权重，但单纯的数据分析方法过于依赖数据本身的数据关系，对于变量间的现实逻辑考虑不足，结论的合理性有待提高。第二，在现有的关于科技资源综合价值的定量研究中，一些研究以科技为因变量分析了科技资源的影响因素，但并未讨论科技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以科技资源为自变量的研究中，往往只考虑了科技资源对另一单一变量（比如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关于科技资源对多因素同时产生影响的讨论，视角的综合性有待加强。

四、思路及创新之处

（一）主要思路

本研究以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计量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理论及前人实证研究为基础，利用模糊德尔斐、DEA、多元回归、威尔逊熵等方法，对科技资源权重模型进行构建，对科技资源综合价值及经济社会影响力进行评估，并对科技资源的辐射效应进行测算。整个研究突出可量化、可对比、可视化特色，立足理论、着眼现实，希图为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及我国科技强国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余文主要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对科技资源现状进行评价；第二部分初步构建科技资源指标体系及权重模型；第三部分分析科技资源经济社会影响力；第四部分提出政策建议。

（二）创新之处

在整个课题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本项目的整体研究设计在国内是一种新颖的尝试，整体不失前沿性、科学性、可靠性。

（1）理论挖掘的创新：本研究将对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计量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相关领域中涉及科技资源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挖掘，构建出科技资源权重模型及评价科技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模型，开创性的理论模型保证了结论的前沿性。

（2）方法应用的创新：本研究拟将模糊德尔斐法或模糊层次分析法应用于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确定过程之中，将结构方程应用于多变量分析，利用威尔逊熵模型分析科技资源的辐射效应，专家打分过程中融入模糊数学理论能更准确地吸收专家意见，而结构方程是国际上非常前沿的多变量相互影响数据分析方法，威尔逊熵模型可有效测算出区域科技资源的辐射半径，先进的方法保证了分析的科学性。

（3）数据资料的创新：在以理论模型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过程中，本研究将以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全国各省市数据作为样本展开实证研究，同时会构建丰富的指标体系，丰富的样本组合保证了基础的可靠性。

【注释】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12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4.

[3] 金光磊.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16，( 10)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