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和平 重写春秋（1945—1949）

九、奔走谈判为和平

30 重庆谈判——对手蒋介石

蒋介石三次“万急”电邀毛泽东，周恩来陪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正当“双十协定”有了眉目之时，发生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遭枪击的事件。

陪毛泽东飞赴重庆

1945年8月，经过十四年艰苦的抗战，日本侵略者以失败而告终，日本宣告投降。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部的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支配着中国形势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中日间的民族矛盾，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获得美国支持的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方面的支持下，不仅不顾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解放的愿望，反而把他们投入和平破裂和再起内战的深渊。

为了制止内战，挽救民族危机，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布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加横行无忌。因此，帝国主义走狗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主要是：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以昭公允；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得到中国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慑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为了欺骗公众舆论，终于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

为了表示对和谈的“诚意”，“蒋委员长”从1945年的8月14日至8月23日，连续给延安的中共中央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主席亲临陪都，共商国是。

单从电报的字面上看，蒋介石对“和谈”好像是“热心赤诚”，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的，但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派到内战前线去。在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多退到西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谈阴谋。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

这分明是要演一场假戏给世人看，但如何处理呢？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初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8月23日再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

一听说毛泽东主席决定去重庆谈判，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泽东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929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介石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也在汤山遭蒋介石软禁。但是，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快要起身的时候，范文澜的夫人还赶来对吴玉章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毛泽东知道后，笑了笑说：“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飞机从延安东门外起飞。8月28日清晨，延安机场上就聚集了上千名前来欢送的人群，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当时许多人心里像压上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有人说，要谈判就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更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出，毛主席就没有离开我们一步！五次“围剿”，万里长征，十四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他蒋介石谈判！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很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毛泽东亲自去重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大可以昭革命之信义于天下了。

这一天，毛泽东和往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他望着全体送行的人，和大家挥手告别，登上飞机起程。

毛泽东飞抵重庆时，整个山城为之沸腾，许多工人、学生、市民和民主人士热烈地欢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一行。

前来机场欢迎的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还有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以及郭沫若等。毛泽东下机后，应中外记者之请，首先和同机而来的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以及周恩来等合影和拍制电影，然后向新闻界发表了书面谈话，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虽说蒋介石在九天之内接连发了三次电报，要求同中共和谈，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后，国民党方面却无充分准备，这本来是一条计策，如今却弄假成真了。

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

蒋介石虽然委派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和中共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中共方面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并肆意设置障碍，蓄意破坏和谈。谈判在艰难进行。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动腾出自己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8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6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继续领导和处理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

重庆谈判期间的具体谈判工作，是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会谈的最初四天，先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一般性商谈。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真正的诚意，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谈判方案。为了便于谈判进行，使谈判能取得具体成果，只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3日，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拟订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它的要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允许中共武装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等等。

中共提出的谈判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接受。

十一项提出的第二天，9月4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开会，把他仓促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蒋介石的这个“要点”一开始便蛮横地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蒋介石的“谈话要点”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并严格控制中共军队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当着蒋介石的面，赫尔利和魏德迈都叫“头痛”，说毛泽东气魄不凡，远非重庆国民党人士所能比拟。特别对周恩来印象极深，他帮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和国民党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舌战群儒，震慑敌手，在西方著名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周恩来的特点，在于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能在不损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异常灵活的战略。尤其见之于驳斥蒋方代表指责中共“封建割据”，坚决拒绝蒋方要中共交出解放区和红军的要求时，使助蒋的美方也很难开口。因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抗战而回南京前，早已看到和承认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存在，承认这是中国的现实，中共革命发展的结果。连国民党一些开明人士都说：“现在让中共放弃一切，等于宣统皇帝向孙中山索回政权，怎么也讲不通。”

蒋介石只给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至于怎样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切实的方案。4日以后，谈判不得不中断三天。

在休会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伴随下，又广泛开展对外活动，他们会见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会见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见了英、美、法、苏外交使节和中外新闻记者，进一步阐明中共维护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的元老冯玉祥、于右任说：“中共的立场是得人心的，国民党再一意孤行，坚持独裁专政，会招致全国人民的反对！”

9月8日，双方继续谈判。周恩来首先指出：近日来，国民党的报纸纷纷攻击中共为“割据”。他慨叹地说：“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谈判成为僵局，问题即不能解决。”他追问：“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在周恩来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十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

从10日至21日，国共双方代表曾进行了六次谈判。17日，毛泽东又同蒋介石、赫尔利进行商谈。国民党一直坚持顽固态度，致使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十四年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解放区现有120万军队，在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它。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双方意见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中共又作了让步。周恩来在19日对国民党代表说了昨晚和今日上午同毛泽东讨论的结果：“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军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先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43个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军队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有20个师”。

关于军队的驻地，解放区的范围，中共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周恩来说：“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中国共产党即使作了如此重大的让步，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在21日会谈时他们表示：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亦不能超过5个军16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问题，更是一口否认。对此，蒋介石对赫尔利说：“周恩来他们提出了‘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方案，我一口拒绝了。我说解放区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也就是说，解放区该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为了避免和谈破裂，中共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解放区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提出冀、鲁、察、热四省（察，察哈尔省的简称，建于1912年，中国旧省级行政区；热，热河的简称，省会承德市，是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人士充任；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

这时谈判已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仍未取得进展，再这样拖下去只能徒然浪费时日。21日，周恩来在会上愤怒地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他坦率地说明客观存在的事实，“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

由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为了谋求和平，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并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中间力量，包括国民党内一些正直的爱国人士，也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做到仁至义尽，为其感到不平。

鉴于照这样谈下去已难有成效，21日会谈后，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周恩来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蒋介石已经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向国内外都难以作出交代。这样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在美国方面的“规劝”下，在谈判中断的第三天，国民党代表又主动找中共代表要求重新谈判。在这以后，谈判气氛在表面上也较前有所缓和。

在军事问题上，中共方面再次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并商定：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组成三人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在棘手的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申述了各自的立场。27日，周恩来说，解放区问题，鉴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可暂时维持现状，即现在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原来提出三项主张，即：重选国大代表，延缓国大召开日期，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大已选代表应为有效，但名额可增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鉴于全国人民十分关心国共会谈情况，中共方面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10月5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这份《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中共继续商谈的愿望。双方就《会谈纪要》又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作了修改。但对《会谈纪要》在什么时候发表，又发生了争执。

这时，进犯晋东南上党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被解放区军民击败，毛泽东又提出返回延安。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有了眉目。

然而，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震惊了山城重庆。

意外的枪击事件

10月8日晚，张治中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欢送之意，特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国民党参政员、党政军要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各方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盛况空前。

张治中首先致辞，他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次双方商谈的大原则大前提完全一致。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须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他也指出，还有些问题双方还有距离，还要继续商谈。他还很自豪地宣布：毛先生来重庆是他和赫尔利大使去迎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他本人伴送回延安。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感谢蒋先生的邀请和招待，感谢张先生及其夫人举行这盛大的宴会。他高度评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获得的光荣胜利，认为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他说：“我们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将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又说：“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光明磊落的讲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宴会充满着和平、团结的气氛。

宴会后，举行文艺晚会，观看名演员的精彩表演。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正为演员热烈鼓掌时，突然有人向周恩来报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恺的女婿）从曾家岩乘坐小汽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归来途中，被国民党的兵开枪射杀了！司机已把李少石送到市民医院。周恩来听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来人报告后，内心很震惊，但他很沉着冷静，没有惊动毛泽东和张治中，不动声色地一个人离开会场到休息室，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周恩来用严厉的口气问张镇：“刚才听到报告，我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坐汽车回曾家岩的路上，被你们的兵用枪射杀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否是有计划的暗杀？”张镇听了也大吃一惊，立即回答：“我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又说：“那请你立即负责查明真相。”随即要张镇和钱之光尽快赶到医院看望李少石。李因弹中肺部，流血过多，已经去世。周恩来流下眼泪悲愤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因晚会快要结束，周恩来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立即对张镇说：“晚会结束后，请你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车上，你亲自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张镇立即答应照办。散会后，周恩来先把毛泽东送上张镇的车后，他才把李少石被杀的事告诉张治中，张治中也答应要调查。

周恩来回到红岩，简要地向毛泽东报告后，又立即同王若飞、钱之光等研究调查李少石被杀的事，并通知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同志，此事正在调查中，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但仍照常工作，不要惊慌。当晚12时，张镇派宪兵司令部官员查验受枪击的汽车和李少石尸体。办事处的童小鹏背上照相机同钱之光一起到曾家岩陪他们，先对汽车检验照相后，又到市民医院检验尸体并照了相。

李少石遇难之事，发生在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又恰恰在红岩村附近的公路上，司机将李少石送到医院后又不知去向（司机是在重庆参加工作的）。这不能不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甚至有谣传，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的，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把李当作周恩来错杀的……

周恩来沉着应付，一面当面交代钱之光和陈龙、龙飞虎等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以防万一；一面催促国民党当局迅速破案，又亲自找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有关同志详细询问司机同他们接触的情况，并派人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群众调查。

经过反复查证，到10日案情已经清楚。事情的经过是：8日下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到曾家岩周公馆来了解国共谈判情况，周恩来已经外出，由李少石接谈。约5时，柳亚子要回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出于对柳老的尊重，叫了办事处的小汽车陪着柳老回沙坪坝。车子回来经过红岩村附近时，有一批新兵正在路边休息，因车行过速，不慎碰伤了一个新兵，他们叫汽车停车，但司机没有听到仍向前开。新兵排一个班长就举起步枪向汽车射击，子弹穿过汽车工具箱从李少石的后背穿入肺部。司机听到枪声又发现李少石受伤，立即加速把李送到市民医院，说明是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请医院抢救。司机熊维屏怕责任重大不敢直接向办事处领导报告，开车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了此事，并带了两个同志到医院看了李少石。接着又将车子开回曾家岩车棚，自己跑到民生路，将汽车钥匙交给营业部，要他们赶紧向办事处报告，就称病逃跑了。营业部同志一面打电话报告办事处，一面到军委会礼堂向周恩来报告。

李少石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震动了重庆山城。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抗议，要求追查凶手和阴谋策划人。蒋介石得到报告后也很紧张，下令戴笠彻查。重庆卫戍总司令王赞绪、警察局长唐毅也派出专人调查，派法医验尸。

进步人士闻讯后都表示愤慨。9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刘清扬、张西曼等人士，都到市民医院向李少石遗体致哀。当晚遗体入殓，停放在医院太平间。10日上午，灵柩两旁摆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送的花圈。宋庆龄亲往吊唁并送鲜花，对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女儿李湄表示慰问。参加吊唁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下午1时，灵柩和花圈装上卡车，由周恩来、钱之光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车送到小龙坎墓地安葬。周恩来回到城里，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表示慰问。

毛泽东离渝前题了“李少石是个好党员”几个字送给廖梦醒作纪念，给了刚失去亲人的廖梦醒和李湄以极大安慰。这张极为珍贵的题字，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廖梦醒住宅的墙壁上。

为在社会上澄清事实真相，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于11日发表钱之光处长的谈话，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谈话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责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如果因重伤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

李少石事件自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指挥处理的。在那种斗争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沉着坚定又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风格，给办事处的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国民党的军警人员也受到感动。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几次当面对罗青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童小鹏说：“张镇当时是宪兵司令，但是很快查清了李少石事件的真相；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做了两件好事，一定不能忘记。”

尽管发生了李少石事件，但国共双方商谈和准备签订协议的工作，仍旧照计划进行。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分别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这天的日子正好逢两个“十”，因此这份文件又称《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中共在谈判中虽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共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对国民党的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因为中共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10月12日公布，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31 周马会谈——对手马歇尔

马歇尔使华，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周恩来与马歇尔既是对手，又是朋友。多年后周恩来仍没忘记马歇尔“教会我一点外交”和美国的“骆驼牌”香烟。

抗日战争结束、《双十协定》签字后，正当人民在期待和平建国之时，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逐渐暴露出来。在环境极其险恶、关系极为复杂、情况变化多端、斗争极度紧张激烈的情况下，为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极为艰难的谈判。尤其是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会谈，成为历史的精彩一幕。

当年曾作为周恩来的译员参与会谈，其后近30年跟随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的章文晋，生动地回忆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的过程：

在我的印象中，像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谈判那样旷日持久，其对手又有那样声望的是不多见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谈判直接关涉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同志以极其高超的谈判艺术维护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表现出他不仅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外交家，是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瞬息万变的局势、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领袖……

“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马歇尔于12月22日飞抵重庆。那天到机场欢迎他的有各界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也到机场迎接他。当马歇尔走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并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当时的飞机隔音设备不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第二天下午，周恩来等三人又一起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听清周恩来讲话的原因，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以便了解各种情况。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会谈。他说，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的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需的一个条件。为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中国人民抗战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马歇尔来华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1月10日为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但直到1月9日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完全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我军将业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和多伦两个战略要地交给国民党军。这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包围解放区，并切断我党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的一大阴谋，而且根本违背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我方所接受。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他接着说，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之日，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立即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

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讲话合情合理，表示愿意按照周恩来的建议，随即与蒋介石会谈，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应同意让步。10日，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这样，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争取到及时正式地达成停火协定，为政协会议按期开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气氛。

中共同意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当时，周恩来曾向马歇尔强调，中共方面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求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援助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这些是杜鲁门在马歇尔来华前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所保证了的，也是检测马歇尔的调解活动是否公正的标准。

在马歇尔来华初期，可以说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当时，周恩来与马歇尔相处得较融洽。周恩来觉得他还比较公正、比较坦诚。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过：“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从延安带回的信息

1月27日，有关政协会议各项协议的讨论已基本结束。周恩来和陆定一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肯定了代表团的工作方针。30日，周恩来匆匆返回重庆。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周恩来说：“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接着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还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随后，他又讲了一段“插曲”。那时国统区传言毛主席的身体不大好，又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后觉得很可笑。主席说他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也许多东西可学。”

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他对毛泽东捎来的话表示感激。他说，他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中共公开宣布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介石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马歇尔甚至私下还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迅速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在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马歇尔请周恩来把转达的毛泽东谈话写成节略给他，以便直接向杜鲁门汇报。周恩来同意了。第二天就交给了马歇尔。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1架专机。

当天下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五个协议，明确规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周恩来在闭幕会的致辞中指出：虽然大会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互谅互让的结果。中共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中国有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前景。

那时，共产党人的确是真诚地希望中国能走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但是，事情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共产党单方面的愿望，关键是国民党想做什么。

转瞬即逝的和平之光

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协议之后，2月2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顾问马歇尔共同签署了一项整军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将中国军队统编为国防军，实现军党分开的制度。2月底，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离开重庆到华北、华中视察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军队整编中的问题，以期巩固和平，为实现和平民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3月4日晚，军事三人小组及随行人员飞抵延安，受到中共领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还在延安大礼堂招待马歇尔观看文艺演出，包括《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当时陕北的天气很冷，礼堂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毛泽东和马歇尔都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3月初，三人小组返回重庆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东北停战。马歇尔来华时，中共军队已在东北占有相当的优势。为了满足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中共在政协会议所签署的协议中，对国民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国民党接收被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同意让国民党军队整编后在东北与全国一样占有5∶1的优势。当然，中共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国民党必须承认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合法地位，承认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中共中央那时曾明确指示东北局，要做好准备，在和平到来之后与国民党合作。

在谈判中，周恩来也多次主动地向张治中、马歇尔提出东北问题。但国民党却极力回避。蒋介石显然看出，马歇尔对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关系正存疑虑，他愿意让国民党在东北占优势。

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临行前，毛泽东曾通过周恩来带话给他，希望他等到东北的局势安定下来再走，但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走后，国共美三方直到3月27日才签订了向东北派出停战执行小组监督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此后，蒋介石又借口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是接收主权，而不受停火协议限制，结果派出的停战调处小组因受蒋方的阻挠而不能起任何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以种种手段破坏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政协决议的精神是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实现军队国家化；而蒋介石坚持要先统编军队，对改组政府则毫无诚意。第二是宪法问题。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是建立一个内阁制的政府，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蒋介石坚持制定一部实际维护独裁统治的宪法。这样，中国的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代表团明确看出，只有在蒋介石的大打大斗政策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才有可能谈判。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不能对国民党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4月18日，当马歇尔述职归来之时，正是东北的战斗升级之际。国民党军队对东北民主联军据守的四平发动总攻，而我军也在这一天进驻了长春。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党采取了以打对打的方针，但目的乃是以反击促和谈。

“周是我未遇过的外交对手”

谈判初期，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的会谈经常是每次会议以一方的发言为主。马歇尔第一次来华时，大都由他发表长篇大论，谈美国对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设想。除去谈判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之外，马歇尔向周恩来介绍了英美政治制度、军队组织原则和训练方法。

马歇尔讲解得最为详细的要数英美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他似乎很想以此说服中共放弃军队。作为一个谈判老手，当谈话涉及敏感的现实问题时，马歇尔喜欢使用谨慎的、试探性的措辞，暗示周恩来不必立即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免使谈判陷入僵局。即使遇到十分棘手的情况，他也不动声色。

周恩来是位善于倾听对方意见的对手。为了推动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也为了融洽会谈气氛，他认真思考马歇尔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对那些具有实质内容的建议，他还要提出简短的问题，以便弄清马歇尔提议的动机与关键之处。凡遇重大问题，周恩来决不轻易表态，总是在请示延安之后，才作出答复。从4月份以后，这种在谈判中以马歇尔为主讲的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月22日，周恩来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有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在历次重大谈判中，周恩来这种后发制人的办法在赢得主动权方面是很成功的。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马歇尔指出：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便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给我读过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说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我们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3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来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随后，周恩来把马歇尔离华期间国民党政府破坏各项协议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而准确的说明。周恩来开诚布公的声明使马歇尔无言以对。在打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马歇尔承认，国民党给了中共以指责他们的充分口实。

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判才干显然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对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5月中旬，在与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谈话中，马歇尔更为坦率地道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马歇尔说，在他本人的经历中，他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在他看来，周的谈判艺术似乎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马歇尔还说，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国民党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

实际上，一直到5月中旬，周恩来和马歇尔之间还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马歇尔承认，那时共产党的领袖确有执行协议的诚意，一般来说，来自上级的命令会被共产党部队的战地指挥员执行。相反，马歇尔常常感到与蒋介石打交道很困难，以致他有时会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作出一些让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歇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有所动摇。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当时已预感到，蒋介石一心想要采取的武力政策到头来不仅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反而会加速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这正是他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军事冒险的根本动机。

“美国有两重对华政策”

5月，东北的战斗日趋激烈。我军原希冀在四平、长春能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以期赢来停战，但这个目的未能达到。22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立即进占。第二天，蒋介石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到沈阳视察。临行前，他向马歇尔表示，愿意考虑在东北停战，还说他到沈阳去是为了控制局势。但他一到那里，就决定继续向北进攻，并向中共提出了新的更加无理的要求，作为停战的条件。

5月底，中共代表团判断，内战已在全面化边缘，但美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马歇尔担心蒋介石打内战将引起严重后果，因此，中共代表团向党中央提出了“逼美压蒋”的策略。在6月初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现实使他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旁，而积极帮助国民党继续搞独裁。周恩来列举了美国援蒋的大量事实，向马歇尔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内战是负有责任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中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收不回去，但至少不应该再放了。“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随后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他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已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

周恩来的这些分析是相当准确的。既要继续援蒋，又想抑制蒋介石打内战的欲望，这正是美国政策中的致命矛盾。周恩来的话击中了马歇尔的痛处。原来马歇尔在来华之前，就相当担心蒋介石不一定会接受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让步。为此，他曾向杜鲁门要了一张底牌。那就是如果蒋介石不愿让步而使得国共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时，美国到头来是否还得支持蒋介石。对此，杜鲁门十分明确地加以肯定。而这一点恰恰很快就被蒋介石心领神会了。

6月份是谈判十分紧张的时期。月初，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停战15天的协议。中共中央决定，其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一时占了上风，在谈判中，他们的条件也不断升级，逼迫中共或则破裂谈判，或则作出重大让步。不过，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也未做好全部进攻准备，实际情况是谈谈打打。

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每当说到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周恩来的气愤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每逢这种时候，马歇尔就拿起桌上的香烟盒子请周恩来吸烟，以此缓和谈判气氛。周恩来平时并不吸烟，这时却会点燃一支，吸上几口，继续从容地与马歇尔周旋。其实谁都知道，谈判至此已谈不出什么名堂了。不过国共双方仍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对案，美国人则提出一系列所谓“折中”案。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是，既要设法避免谈判的破裂，又不能放弃原则。只有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得合情合理，才更有利于为最后的决战争取时间，赢得人心。这种谈谈打打的局面一直维持了3个月。

“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9月底，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周恩来马上致函马歇尔、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军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中共将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公然宣告和谈破裂。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换言之，蒋介石明目张胆地表示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埋葬政协决议。国共谈判已到破裂的最后关头。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开幕了。国民党内战独裁的道路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

11月16日，周恩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向国内外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并严正谴责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政策。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历时一年之久的，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实际到此就结束了。

周恩来最后对马歇尔这样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历时一年的谈判虽然以破裂而告终，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人心向背，势不可当。与此同时，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也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马歇尔方面，他感叹地称周恩来为“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在他打过交道的各种人物中“没有一位比周恩来更聪明”。

而在周恩来方面，他也觉得与马歇尔的这次交锋，受益匪浅。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的采访时，最后谈到了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1945年12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962年3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老挝客人时谈到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其中又提到1946年的周、马会谈：“我与马歇尔有十个月的交往经验，十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天天都到马歇尔那里，是他教会我一点外交的，不得不用脑子想一想。”

1965年8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柬埔寨客人时又一次提到了马歇尔，也没有忘记马歇尔的骆驼牌香烟，他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派马歇尔来重庆调解国共两党关系，我们接待了他并和国民党进行了会谈。那一年中我几乎天天和他见面，或者两天见一次。那时他桌上放着美国骆驼牌的香烟，因为每天都和他争论，所以想抽点烟帮助思考，抽了一年也没有抽上瘾……”

周恩来与马歇尔，分属不同的国家、阶级，在不同的阵营，他们是敌手、对手，然而也谈成了朋友。

十、难忘的一九四六

32 上海：周恩来将军官邸

1946年，是中国进入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一年。周恩来感慨万千：“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奔走于重庆、南京、上海、延安……之间。

1946年的第一天即1月1日，周恩来曾对马歇尔说：“国共间缺乏互相信任，这是由于中国缺乏民主之故，致有今日内战的结果。”

1946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周恩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过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1946年，是中国进入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一年，也是周恩来一生曲折经历中极为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周恩来给人们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述这一年的周恩来。

上海——当年中共代表团外事组于土、许真的回忆……

“周公馆”

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马斯南路107号（现为马斯南路73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马斯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

“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1946年的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他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去，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浦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中共南方局妇女组工作）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他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作“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被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他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周恩来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待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周副主席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其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周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周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周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周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许多人还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了。

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子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呵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周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在“周公馆”里曾接待过许多特殊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被我们称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共产党一方之“第三方面”也。

1946年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伦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做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准备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觉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位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气氛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词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一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周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十四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1948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香港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像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周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领导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于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像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4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7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一天晚上，都下1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4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做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同志。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像，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过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月16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感到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来说，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苦，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人鬼之间

一度，领导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们的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打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定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伪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予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死亡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他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周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

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申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些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跑开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变本加厉，更加明目张胆了。

“民主死不了！”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为上海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6点就抢先来占位子了，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他们就紧跟着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起哄，不许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

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进补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始呀！”这帮人也真像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首先致辞，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像听戏捧名角似的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33 重庆：痛悼冼星海

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月间，周恩来领导了一场震动山城的“冼星海遗作音乐会”。多少年后，当年的亲历者余尚清仍对此事记忆犹新……

为了人民的音乐家

1945年10月30日，中华民族一颗音乐巨星陨落在遥远的社会主义苏联首都莫斯科大地上。年仅40岁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肩负党和民族的重任，远赴异国他乡工作，因身罹痼疾，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正处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和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正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才，新兴的民族音乐正待开拓前进，而曾为革命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才华出众的冼星海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我（指余尚清）当时就学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该院是中央音乐学院主要前身），忽然间收到重庆前“文化工作委员会”（注：是周恩来担任副部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被解散后成立的进步文化人组织）的友人钱远铎来信，告知噩耗，并邀我到重庆有事商量。到重庆后，远铎兄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召见了他，对他讲：“星海同志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我们要纪念他，预备发动重庆各界举行两天追悼会。听说你与音乐院、分院的教师和同学有联系，就请你在那边发动一下，邀请他们参加星海同志的追悼大会和遗作音乐会。”远铎兄让我回院与同学们先通通气，发动一下。

当时的音乐院，反动院方在政治上迫害和毒害同学，他们拥蒋反共、贪污腐化、克扣了同学们的伙食经费。这激起了广大同学的反感，大家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地对院方反动的高压政策作了有力的抵制，使得环境稍有所改变。同学们的组织如“山歌社”“中国音乐社”在与院方交涉中，起过领导作用。我回院后，与两个社团的负责人通了气，和他们讲了全部经过。随后钱远铎也亲自来到青木关与他们见了面，再次说明了情况。同学们毫无异议，一致表示要全力支持。

为了首先在音乐院这个音乐正统的学府掀起一股新音乐的浪潮，在同学中扩大影响，我们“中国音乐社”的墙报《新路》，特别为冼星海的逝世办了特刊。我写了一篇《忆星海》的文章，是回忆1937年至1938年在救亡怒潮高涨的武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等人领导“救亡歌咏运动”的动人场景。

当时，预定要参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的人，除音乐院、分院的青年教师、同学之外，还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全体同学。音乐院、分院承担了大部节目，如《黄河大合唱》以及独唱节目。育才学校音乐组承担了《生产大合唱》。

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召唤之下，音乐会的筹备工作顺利而有效率地展开。经过慎重考虑，我们采取了邀请和同学推荐的办法，聚集了本院和分院思想单纯、业务优秀的同学来参加这一工作。音乐院作曲系的青年教师和同学首先行动起来，他们分担了为《黄河大合唱》及独唱曲如《热血》《茫茫的西伯利亚》等编写钢琴伴奏、表演节目的人员分配、合唱的排练等工作。为了在院内的排练工作能顺利进行，不刺激未参加这一活动同学的情绪，我们采取了低姿态，练习地点不放在大礼堂、教室，而放在作曲系青年教师的寝室进行。在这次伴奏的编写中，值得特别提出的就是大段朗诵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钢琴伴奏，这是一项很沉重的工作。整个伴奏曲有七百多个小节，不仅要衬托出诗的意境，表现出诗的磅礴气势，与诗中的内涵、韵律相吻合；更重要的是需要音乐本身有严密的组织，与诗的部分形成有机的统一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项艰巨的工作选中了作曲系青年教师作曲家黄国栋来承担。他没有辜负大家期望，足足花了两个星期进行紧张的创作，经几次征求大家的意见和认真的修改，最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成为整个演出节目中最有气派的一个节目！

声乐系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同学，特别是个别平时与“救亡音乐”（即“新音乐”）关系并不密切的教师如张相英等，也承担了独唱节目。钢琴系两位同学——欧阳小华、屠咸若，承担了大量新的伴奏。他们先走一步，在最短的时间里，突击将这些伴奏谱都练熟了，随时给大家合练。在重庆的诗人力扬，特别为冼星海的逝世创作了追悼歌词，由音乐院作曲系青年教师——这次音乐会的具体组织者作曲家张文纲谱曲。记得当他谱好之后，找到了我，特意要我听他试唱后提出意见。这是一首相当成功的追悼歌曲，风格新颖，颇有我国西北黄土高原民歌的味道。曲中有痛惜人民音乐家逝世的哀伤，也有全国人民从冼星海同志的曲作所发出的战斗号角声里惊起奋发的革命激情！它的歌词写道：

在莫斯科蓝色的天空下，

你音乐的大星陨落了！

……

你的歌是人民的吼声，

像黄河的雄壮奔腾；

你的歌是战斗的号声，

鼓舞着我们团结前进。

这次音乐会吸引了国立音乐院以及音乐分院年轻一代思想上最单纯、业务上最优秀的教师和同学参加，人数几乎占了音乐院同学的半数（音乐院当时全部同学才一百二十人左右）。

当时的音乐院，表面上看来是平静的，但是，阻力却从背后偷偷地袭来。院长吴伯超对作曲系主任江定仙教授施加压力，说什么：“这个音乐会都是你们作曲系的师生带头搞的，你这个主任应该好好管教！……”江先生回答得很好：“我是他们的教师，只要他们的功课好，别的我管不着！”

经过一个月紧张的组织、编写和排练，音乐院这一部分的筹备工作顺利完成！

怒吼吧，黄河

重庆市内，已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由著名老作家、诗人冯乃超先生出面，发动了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签名赞助。“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的启事与签名，刊登在重庆中国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上，一时间震动了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山城重庆。

但是举行追悼会要场地，在租剧场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当时重庆绝大部分剧场都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他们听说共产党要来租场子，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最后好容易才勉强找到一个坐落在七星岗下的“江苏旅渝同乡会”礼堂——一个只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小场子。

即使借这么一个小地方，也还是煞费周折。开始他们显然是“口径一致”，以种种理由不租！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该同乡会的理事长，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先生。于是设法打通这道关节，找到黄老的知友茅盾先生，得到他的书面介绍，见到了卧病的黄老先生。黄先生表示赞助并签了名，还亲笔下条子给该同乡会的经理，会场这才算定了下来。门票、节目单的印刷、销售地点，由“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李公朴先生极其热情地承担下来。这些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不能马上把音乐院和分院的教师、同学接来，因为票款还未到手，人来了要开销，怎么办？筹备负责人钱远铎当时是垫出自己的薪资在办事。他那里的钱已用光，快要“枵腹从公”了！

在这个关节上，周恩来同志知道了，便通知钱远铎到“中共代表团”去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听了汇报，表扬了远铎同志，并立即找来徐冰同志，要他尽力协助。徐同志在经费和其他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于是，这才将音乐院、分院的教师、同学接到重庆来，让他们分别住在七星岗附近几家小旅馆，大伙还发挥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几个人挤住一个小房间，甚至还有同学打地铺。

门票已是销售一空。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票数大大超过剧场规定（六百个座位）的一倍还多！

1946年年初（1月5日），重庆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小礼堂里，布置了灵堂，台中央放着冼星海的遗像，台上、台下整个会场遍布挽联、花圈。这里面有中共代表团、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送的，还有不少重庆各界如郭沫若、冯玉祥、黄炎培、陶行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送来的。

不知怎的，听众早已知道周恩来要在会上讲话，所以开会前两小时，大批群众纷纷入场，六百人的会场，起码挤了上千人！场内容不下，就在楼梯上挤，楼梯挤满了，便挤到楼下小客厅、过道、院子……一直到大马路上都挤满了人！这么多的人，当然都是想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遗作，更重要的是希望一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的风采，聆听他的演讲，了解共产党对国内时局发展的看法。

这就急煞了国民党反动派，忙坏了他们的手下。开会之前，几个冒充税务稽查的特务，来找大会的负责人，说这是个音乐会，你们卖票没有交税。他们想抓住这个由头捣乱，勒令补税，否则便要“禁演”！没有料到音乐会前台工作人员中有位周西平（当时他名叫周召，是中共地下党员，搞青年工作的），他出来对特务说自己是重庆市税务局局长某某亲自派来专门处理此事的市税局“高级”人员（周召不久前也确实在那里干过一阵，身上还挂着市税局的证章）。几个特务真给唬住了。周召又给他们一顿申斥，把他们轰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个手持“派司”（身份证）的军统特务，找到江苏同乡会的经理，说房子是泥木建筑，承受不起这么大的重量，还威胁说：“这都是共产党搞的，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吗？非停演不行……”经理没办法，便只好找到筹备负责人，说什么也不借场子，要求毁约退租。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事情传到在场的李公朴先生那里，他当时是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常务理事，他便立即出面，责成经理继续履行租约。他果断地说：“我们负责维持好会场秩序，不让大家乱挤乱动，保持肃静。只要不摇动，房子是不会出问题的。既然要求入场的人数这样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再加演一场！”原定只演出两场，现在加演一场就共演三场了。那几个特务见实在无法刁难下去，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大会开始前，一位重庆有名的声乐家伍伯就——这个人平时是不大过问政治的，找到筹备负责人，说明自己是冼星海先生生前好友，为了表示对冼先生的哀悼与敬意，愿意在音乐会里参加一个独唱节目（星海遗作）。负责人见他态度诚恳，便表示了欢迎。这次音乐会里，伍伯就的节目也是比较成功的。

大会准时开始，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人，以及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冯玉祥，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各界人士纷纷从后台入场。先举行追悼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大会，周恩来主祭，唱《挽歌》。

追悼仪式完毕，接着便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介绍了音乐家冼星海的生平。他说：

星海先生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从小家贫，他家属于广东最底层的疍民，出世前丧父，靠祖父和母亲的劳动哺养成长，供他求学。

在广东读书时，他就热爱音乐，表现出这方面特有的资质与禀赋，特别是由于他出身穷苦，所以从小就对劳苦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充分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早在“上海音乐院”就读时，他因不满院方反动统治奋起斗争而被迫退学。为了进一步学习音乐，他靠朋友们的帮助，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找到一个工作，只身到了法国。

在法国留学期间，祖父死了，母亲远去南洋帮佣谋生，根本无法供给他求学费用。星海先生一面做小工，一面坚持学习，也曾向当时的中国使馆请求公费，因为没有后台支持，所以得不到理睬！他是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学习音乐的。在他学习期间，知道祖国连年内战，加上日寇入侵，水灾严重，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外华侨同样被人轻视，遭受压迫！这些遭遇使他的思想受到震动，得到锤炼和升华。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苦难的祖国，要唤醒人民起来与日寇、汉奸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斗争！

回国后，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不论在上海、武汉或在工矿、农村，星海先生都发挥出他最大的积极性：组织歌咏队，创作抗日歌曲，亲自教唱。他曾经说过：“我国能够决心对日抗战，歌咏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一片大好的抗日形势之下，也有人心怀叵测。1938年在武汉及其他各地，正当抗日热潮高涨的时期，来了一阵阵逆流，解散了不少救亡团体和星海先生领导的歌咏队伍。人们为抗日作宣传也受到限制，这使他感到苦闷，他决心到延安去！

1938年冬天，他到了延安，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那里，他看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有了改善，纷纷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抗日热情极为高涨！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冼先生的革命干劲更大了！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作品，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民族解放交响曲》等大型音乐作品，还有大量的群众抗日歌曲。这成为星海先生创作上最旺盛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党委托星海先生到苏联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苏联工作一段时间后，待到任务完成回国，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的边境时，国民党政府不让他入境！在边境滞留期中，他那被幼年贫苦生活折磨坏的身体经受不住恶劣的气候环境，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遂一病不起。苏联政府送他到最好的疗养院治疗。但是，终因病势沉重，我们的星海先生，不幸于1945年10月30日与我们永别了！今天，我们来追悼星海先生，应该学习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奋不顾身努力工作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冼先生的死是由于生活的贫苦，今天我们还有许多天才的音乐家被沉重的生活困苦着，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我们急迫地需要生活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歌手聂耳先生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不幸遇难早逝，张曙先生被敌机轰炸夺去了生命，而任光先生也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现在星海先生又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如今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倒，世界是和平民主的世界，中国也一定要成为和平民主的中国！

然后，周恩来谈到大家最关心的国共和谈的问题，详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统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人民生活困苦，一致希望和平，恢复生产，从事建设。他接着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那里人民生活安定，没有苛捐杂税，已大规模恢复了生产建设。但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以统一军令政令，缩编军队为借口，强令缩编、削减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与支持之下，大量购买美制新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借助美帝陆海空军的运输力量，昼夜不断地大规模向解放区各战场运送部队。蒋介石妄想从军事上一举消灭我党我军，达到在政治谈判中不能达到的目的。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完全由国统区的人民来负担，所以才造成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的局面……现在，内战正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向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尽量委曲求全……内战是绝对不得人心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都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周恩来以铁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假民主、真反共”的阴谋，激起了会场内外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冯玉祥也讲了话。他沉痛悼念了冼星海的逝世，然后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与尊严，投靠美国准备大打内战的阴谋。

郭老的讲话，首先慨叹了我国音乐界的不幸，他也概述了音乐家聂耳、黄自、张曙、任光、星海的生平业绩。痛惜他们的早逝！紧接着就爆发了他那《雷电颂》一般的愤怒的霆击！

一阵阵炽烈的愤怒的演讲词，使追悼会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会！

难怪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特地赶来，要参加这个音乐会。这个被蒋介石裹胁、利用多年的老人，大概是希望在这里听到真理的声音吧！可惜他来晚了一步，怎么也挤不进去，直累得他一个劲喘气！第二天，音乐会责任人特地给他送了门票，他一再表示非常想来，但行动很不方便（被监视），再者致意感谢音乐会的主持人。

追悼会不仅仅使台下的观众受到感染，而且使台上的演员也受到了教育和激励。他们把激动的感情注入自己的歌声里，从《黄河大合唱》的第一声“嗨哟……划哟！……”中迸发出来。这歌声在听众面前展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民与大自然、与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生死大搏斗的无比宏伟壮丽的图景。

听众席中异常静寂，大伙屏着呼吸，倾听着每一个音符、曲调的变化，并随之振奋、欣喜、叹息、流泪。直到《怒吼吧，黄河》那高亢激越的旋律和歌声响起，听众们昂起了头，仿佛眼前出现了千百万的人民子弟兵，在黎明的曙光里，向着那万恶的旧世界冲锋陷阵，胜利进军！

……

三天的音乐会，都是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为了防止事故发生，会场主持人李公朴先生在每次音乐会结束时，都立即走上舞台。他穿一身旧西服、马裤、皮靴，抚摩着他稀疏的胡须，微笑着向会场喊道：“请大家注意，不要走动。我们这个房子就像我们的‘中华民国’一样，外表看起来是‘四强之一’，好像是钢骨水泥的，其实里面是一塌糊涂……（会场大笑。）大家都听我的命令，冯副委员长也要听我的——冯副委员长，您怎么样？”冯玉祥先生赶忙起立回答：“坚决服从！”“最后排的先走，然后一排接一排，整队离场，大家步子要走正，不要左右摇摇摆摆……（会场又大笑！）离场时每个人高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要对准那些爱打内战的！……现在注意口令：最后一排，向后——转！齐步——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离场的观众，人人高唱《救国军歌》，一直唱到七星岗大马路上还歌声不断！

星海先生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正是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前夜。周恩来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正在重庆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艰巨的谈判斗争，但即使在这极端紧张而繁忙的时刻，他也十分关注党的文化工作，还要抽出时间指导和参加为星海先生举行的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他白天进行了一整天紧张的谈判，晚上还要来出席这个追悼会和音乐会。在举行追悼会和音乐会的三天中，周恩来参加了两次（本来三次都要到会的），有一次不能出席，他还特意派人来向大会主持人说明不能到会的理由：与国民党的谈判临时改在晚上，所以不能出席这个会。

更令人难忘的是，要举行星海的遗作音乐会，当时中国共产党可没有一个文工团或什么音乐团体驻在重庆，音乐会的演唱人员从何而来？当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是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倾向的学校，但是到学校学习音乐的学生都是少年儿童，只能承担音乐会的部分节目。音乐会中其他重要节目如《黄河大合唱》等的表演人员问题怎样解决呢？周恩来知道钱远铎与音乐院师生有联系，也知道音乐院里不少师生是热爱党、倾向进步的，只要有这个条件，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

冼星海追悼会、遗作音乐会的成功和在国民党心脏地区所产生的强烈影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战斗力量，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路线和主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34 秦岭遇险

为赶回重庆参加旧政协的闭幕会，周恩来在秦岭山脉上空遇险。当年的随行副官何谦后来追记了这惊险的一幕。

飞越秦岭

这天是1946年1月30日。先一天下午周恩来副主席决定从延安先飞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过夜，当天趁早从西安赶到重庆，第二天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和在会议文件上正式签字。这个会议的结果如何，是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所关注的，而中国共产党在所有议定的问题上态度如何则更为他们所注视！

虽然办事处值夜班的黄金友同志答应我（指何谦）当天早6点一定叫醒我，但我有个老毛病，心头有点事就睡不好觉，自己老早醒来，只见办事处里担任夜间警卫安全的同志已经连轴转地在庭院里轻手轻脚地忙活起来了。人们知道周副主席昨晚给大家讲了当前形势、政协会议，又出门会见了西安军政当局的一些官员，凌晨才上床。我内心感到我们的同志真是好。

不到9点，我们赶到西安机场。飞机已启动待发。这飞机是周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临近闭幕的时候，要返回延安和中央商定在这次会议上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他请美国政府驻中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派用的，是一架美军C—47型运输机。机长照例立正在机舱门舷梯旁向周副主席打敬礼作报告。在他们的心目中周副主席是中国军队的上将。这上将衔是在此次“政协会议”期间为实现国共两党军事停战临时定的，因新组成的调处停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共、美三方各派一代表，都佩戴军衔，周副主席就佩戴了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因而都以周将军相称，其实他并没有穿上将军服。

周副主席向机长答了礼登梯入舱，陆定一和我们相随而入相依落座。这个客舱实是货舱，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保温隔音设备，沿着左右舷窗各有一条金属长板凳，这便是“座椅”，凳上有系人的安全带。因为周副主席事先向几位未曾乘过飞机的同志打过招呼，说飞越秦岭时高空寒冷要多穿衣服，所以大伙儿都穿得鼓鼓囊囊的（那会儿飞机里没有供暖设备）。只有出国参加世界工联执委会议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穿着独有的棕色皮短大衣，显得与众不同格外精神。机舱里大家不顾马达的轰鸣高兴地大声交谈着。抗战取得胜利不久又获得“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使人们的精神早已进入兴奋状态之中。再加上头天晚上办事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到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在延安洗这种澡简直是办不到的，衣服上还有虱子），当天又遇到令人放心飞行的响晴的好天气——万里无云，大家并不知道天空越晴得出奇越可能预伏着恶劣气候的危机。这一行中还有作家戈茅，有军事参谋童陆生，有这一路大家话题的中心人物——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扬眉，因此有着说不完的话。周副主席还不时地同新到重庆工作的人谈着开展工作问题，也显得很高兴。

周子健目送我们飞上天便电告延安，延安电报瞬即转知重庆中共代表团：专机于上午9时已经从西安起飞。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团成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和秘书长齐燕铭在等候带回来党中央的最后抉择。我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负责警卫的龙飞虎、朱友学等准备到白市驿机场去迎接我们。

从西安飞往四川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飞机升空之后不是大仰角飞向远方，而是一个劲儿地以大上升角度做螺旋式爬高。因为西安城南不远便是3000米左右高的秦岭山脉，它一字儿排开耸立在航线上，迫使飞机飞越它之前必须先爬升到4000至5000米以上高度。飞机油门加大，马达震耳，仰角大而倾斜，每个人不但系紧安全带，有时还拿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未曾经受过的那种寒冷直向人们的心窝袭击，许多人不由自主地颤抖不停，希望身上的棉衣能拿出点看家本领来抵挡抵挡。呼吸器官也不够用了，接着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往外倒出来才痛快，很快一个接着一个熬耐不住，大多数人倾吐出来，既是苦相又是洋相。这个困难还没渡过，忽然机身也颤抖起来，忽升忽降左右飘荡，它的金属骨架嘎嘎嘣嘣像在断裂。那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也像被什么魔怪变得如深夜一样漆黑，真怪吓人……好在我们早有精神准备，思想上仍不以为怕。我见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的精神一直很好，我放了心。周副主席说：“飞越秦岭，海拔高，这种情形是常发生的，要克制住。”他讲了要把口张开等一些方法。这时，忽然听到一阵有什么硬东西密集地砸到机身上的声音，一阵强似一阵，是遇到了冰雹。这一段时间估计全程只不过一个小时，可是当时感觉时间是那么难熬，根据手表时间计算我们还没有到达秦岭山脉的上空，距离飞越秦岭还需要一段时间。飞行组里那位大高个子美军来到舱里。我们发现他的脸上没有笑容，表情并不轻松，和周副主席、陆定一用英语讨论着什么。他们不停地用手比画着，很严肃很紧张又很镇定，说些什么我们听不见也听不懂的话，看来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周副主席去到驾驶室，一会儿走来招手把李金德（周副主席的秘书）和我叫过去说：“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把那些可丢掉的货物和行李甩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把文件箱子和公文包保管好。”这是命令式的语言，坚决而简单。我们知道保障安全是第一位重要，就毫不犹豫地协同大个子美军甩出我们的行李货物和箱子。那大个子是军人作风，早已转身拉开舱门，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等东西向舱门外甩。可是我们两人却带着忍痛牺牲的心情，把几箱延安梨甩出，接着是几捆给南方局同志御寒的羊皮筒子和几疋延安纺织生产的毛呢料，还有一大箱蒋管区银行20万元钞票（为延安医院购药之用）、手枪箱子、大批的个人行李一件一件甩。要知道那时候延安以及每个人在物资上和经济上是多么困难，一支香烟几个烟鬼都要轮流每人深深地吸一口！甩了这么多东西并没有减轻压在我们心头的重量，而是更加重了。不言而喻，同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必须这么干。

这次险情我过后才弄清楚，当时飞机遇到了高空冷空气团和冰雹，机翼和机身轻度结冰，自身加重，机组人员采取多种措施都没有奏效，飞机不能继续升到应达高度，不仅不能安全地飞越秦岭还很可能撞山。这次航行舱内所载货物重量很大，只有甩下货物。周副主席今天一定要到达重庆的决心是不可更改的。他这次返回延安，党中央非常重视。1月27日那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和杨尚昆等在延安的领导人冒着数九严寒去延安机场迎接他，和他同车到枣园（中央书记处办公地，周副主席的窑洞也在这里），感谢他在“政协会议”的斗争中作出的特有贡献。那会儿我更明确地感到在他的肩上所压的重担，一定要战胜恶劣的政治气候，把“政协会议”的舵轮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扭转，而且要亲身去扭转！

我们的同志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虽然熬受着痛苦出了许多“洋相”，但却神情自若好像没那回事似的。这一则大家有坚强的精神；二则大家看见周副主席等领导人在自己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三则我们共产党人在美国人面前要表现出我们的国格、人格而不能出丑相。美军人员也观察出我们这群人在困难的时候互相照顾，在向机外甩箱子的时候，像执行命令一样毫不犹豫（美军人员可能会以为我们个人箱子里总有点值钱的东西，老实说一点没有！）再加上亲眼看见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大伙儿平等相亲而无上下等级隔阂，较之他们所见所闻国民党的官员、太太们就是另外一种人了。他们感到共产党人个个都是令人尊敬的人！

生死关头

几十年来一提起这次航行，各种各样的感受常常是重重叠叠地涌到我的心头，其中最深刻的是在处境危难的时刻周副主席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小扬眉背用！

这一天的天气脾气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脾气一样，你让多少步它也对你不放松，本来这飞机上除了我们十个大人、一个小孩之外什么负重都甩了，心疼的东西都甩了，可以安全飞过秦岭了吧。不，不一会儿更危险的麻烦来了，气温愈来愈低，冰愈结愈厚，重量愈来愈大，机翼的冰引起气流变异致使升力骤减。更危险的是厚厚的冰已经阻碍飞机的升降和转向，难以进行操纵（我听说那时候美国从印度方向空运物资援助蒋介石抗战，飞机在缅甸、云南高寒地区航行失事比率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机长坚守在驾驶舱注意着险情的变化，那大个子美军又走到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跟前，俯着身子以无奈的神情报告着什么，不一会儿，周副主席到驾驶舱里去，陆定一同志充当那美军的翻译向我们宣布：外面气候恶劣，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背用降落伞。顺手给我们每人一个伞包。然后又边讲边示范：如何背，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和带来的危害。我们的心情随着他的每一个新的要求而更加紧张。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头一遭。心情之紧张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人们都关心着周副主席。邓发同志面孔特别严肃，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保卫好他的安全啊！”这当然是作为我的上级下达给我的命令。但是我应该怎么做我完全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我从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我只能下决心。大家都在忙着背伞，互相检查是不是按要求背带。周副主席叫我先去帮助别人背好。背好后，每个人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希望等到情况好转的消息。我想为什么背伞？唯一的原因是周副主席是争取今天一定到达重庆！做冒一点险的航行。美军人员都不背伞，看来这是他们的条令所规定的一机组人员不得跳伞。那大个子美军在舱里站着，看样子是在等待机长下跳伞的命令招呼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跳（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自动开伞的装置），他们的这种责任心感动着我们，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

果然乱中出错。在小扬眉身上出了错，小扬眉在哭。先前一直十分高兴的小扬眉、大伙话题中心的小扬眉，俯着身体在哭泣，可我们谁也没发现！

小扬眉是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小女儿，她是随周副主席去重庆会见即将被蒋介石释放的爸爸的。这次“政协会议”上，我党强烈提出释放被国民党迫害关押的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党释放他们进攻我党抗日根据地而被我军俘获的马法五（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人，我们出于无奈允许以放回马法五等作为他们放回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允诺在3月份恢复叶挺和廖承志的自由，但不说明日期。周副主席对叶挺的处境一向至为关切，他在蒋介石罪恶地发动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军部，擒拿叶挺时真是怒不可遏。在1943年的一天，周副主席得知蒋介石将叶挺由贵州秘密转至湖北关押施行新的阴谋，这天叶正在重庆嘉陵江上一艘军船里的时候，他多方交涉终于能到船上与叶挺晤谈。我们一位同志见叶挺军长头发披肩胡须很长，好意地想为他理发，不料周副主席批评道：“这是对蒋介石的抗议！”可见他对叶挺是深为敬佩的。这次周副主席在“政协会议”闭幕之前赶回延安，百忙之中的一个晚上他把叶挺的孩子们（在延安学习）都找到身边，告诉他们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答应给你们爸爸恢复自由，我们要热烈地欢迎他，欢迎他光荣出狱，但是蒋介石不讲在哪一天释放。孩子们听了高兴万分，都偎到周伯伯身边要去迎接，周伯伯告诉他们飞机坐不下，你们派一个代表好不好。乖孩子们真听话，他们都知道爸爸最喜爱小扬眉，一致举了她。因此一路上小扬眉对我们这些陌生的叔叔自然十分亲热，也就自然地成为我们这一行人的话题中心，我们从她身上分享到这次斗争胜利的欢乐和表达对叶挺军长的怀念。她又生得那么聪颖！有人把那交换的故事讲给她听，她摇头不信。怎么会拿大坏蛋换我爸爸呢？她知道这是玷辱，不客气地瞪大眼睛责问说：“叔叔你骗人！”——这真是令人潸然泪下的场景。不幸，万分的不幸，我们党未曾经受过那么重大的意外损失的一天突然来临：在叶挺将军3月份恢复自由立即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并且参加停战谈判之后，4月8日乘美军飞机飞回延安时迷了航，将军和扬眉竟在飞机撞黑茶山时和王若飞、邓发等同时遇难。他二人本来可以避免这场灾祸的，行前一日周副主席告诉他不要搭乘这架飞机返延安，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多位重要领导人一同罹难的损失，叶将军还是返回母亲怀抱——党中央心切，执意地乘坐了……

周副主席发觉小扬眉在哭泣，便过去坐到她的身旁抚摩她。小扬眉说：“伯伯，我没有伞包！”她想，没有伞包她就不能够见到爸爸。这一刻，慰暖孩子的心最为要紧。周副主席立即将自己身上的伞包解下来给小扬眉，帮她背好，叫她勇敢点，不要害怕！（后来我走过去帮忙，把我的伞包递给周副主席，美军人员又拿出伞包来）。周副主席又环视了每个人，看看是否背得妥当。在座的各位同志见此情景深有感触，过后他们便传扬出去，成为当时尽人皆知又被编入学生语文课本的在飞行历险中周恩来让伞的佳话！

美军人员是一批坚持科学态度的人，何况是马歇尔将军亲自派遣的，那位大个子美军又向周副主席报告说情况未能好转，机长说先返回西安为妥。周副主席当即同意。我们得知返航，虽然觉得怕误了周副主席的大事，但精神却从紧张的弦上松弛了下来。11点左右又在西安降落，果然机身上的冰块当啷当啷落地作响，令人咋舌！周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等几位领导人向美军人员表示钦佩和感谢，说中午请诸位先生到“鸿宾楼”吃中国的名菜。美军人员受此厚遇自是高兴。周副主席便商量着说：“下午的飞行可以先超越秦岭地区结冰冷空气层的高度，5000米甚至更高些时再冲过秦岭。”机长说是可以做到的，但抱歉这个高度将严重缺氧，机上携带氧气很少。周副主席说缺氧时间很短就下降了，可以克服。于是决定下午两点起飞。

我们大家登上一辆西安美军空军的中型吉普车直奔“鸿宾楼”大饭庄。周副主席要我打电话找周子健处长立刻来。他赶到这里，又是惊讶又是庆幸。他按照周副主席的交代以他的名义宴请美军，其余同志一律便饭。周副主席特意交代：“很多人呕吐了，你买些天津萝卜（那时名称不叫心里美）。”大家都感到周副主席待人理事真是想得周全。于是互相关照午餐少吃点，晕机时呕吐会轻些。

周子健处长是位出名的精明的干才，他懂得周副主席总是利用机会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了解情况，所以席间安排得周副主席很满意。饭后周副主席并不稍憩，他走到美军人员休息的房间里去看望他们，他们以军人的习惯站起来衷心地感谢周将军的款待，说今天能够脱离险境是上帝保佑你将军！周副主席说：“完全靠你们有高超的技术和艰苦的努力！我要感谢你们！”美军人员说：“下午一定成功，请将军放心！”周副主席出来向我们交代：“下午要增加高度，氧气更稀薄，气温更冷，首先要增强信心！”他把困难和要求都说在前头。

谁料下午在渡过秦岭之险以后，雾都重庆的上空又出现了新的妖魔呢？

笑傲天公

下午两点，飞机带着人们的信心轻快地腾空而起，不论它怎么仰怎么旋怎么冷怎么嘎嘣嘎嘣响都比上午好过得多。有人向下俯瞰着说下面的山就是秦岭，我们向下看它竟是那么低那么小。有人摇着头说不是不是，那个小山它如何能把飞机挡住飞不过去？！忽然窗外是白茫茫无边无际的云海，这是神话里的奇景，我们都是头一次欣赏，个个十分高兴！然而，严酷的现实也在面前：冷，奇冷，比上午更冷，我过雪山草地时也没有遇到这样冷，很担心周副主席被冻病，今晚和明天要开会，他可不能生病。我看到他脸色不好，呼吸不对头，但没有衣物为他加，我那时也不懂得给他吸氧气，只希望别人不要打扰他，让他多休息会儿。机舱里被奇寒的低温冻得十分寂静，无人说话，如果继续这么冷下去，我担心大家真的受不了了。

忽然，一句话驱走了寒冷，苏醒了沉寂。机长含笑走来向周将军报告某时某分安全飞越秦岭山脉，高度即将降低。人们立刻活跃起来，有人说发明了飞机工具的今天到你们四川（我是四川人）还这么困难，怪不得古人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陆定一同志是位幽默的人，他说：“我不管蜀道难不难，我们是飞过来了，平平安安地飞过来了。”他的话语中好像还包含着他当年长征中在四川一带胜利地过大渡河、越央金山、涉草地、破腊子口的回忆。有人说我们今天可以写一篇“新蜀道难”，仍然可以写“噫吁兮，危乎高哉！”有人插话说山高倒不必害怕，只是这样寒冷真叫人受不了，苏东坡知道高空寒冷，他在诗词中说天上宫阙高处不胜寒，所以他就不乘风上天。

依航线规定，不能从西安直飞重庆，而要取道成都，在成都天河机场降落加油。从天河机场起飞以后，我们便解除了一切负担，做下飞机的准备了。

飞了两个小时，飞机在缓缓地降低高度。四周云雾浓密，还降着雨雪。时间已是傍晚，有些昏暗，又冷又潮湿。重庆四季尤其冬春多雾，人称“雾都”。大个子美军站出来连说带比画通知准备降落，系好安全带。

已经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上空。这机场位置在重庆市歌乐山西南50公里，三面环山一面是丘陵。美国空勤人员报告说外面降水、浓雾，能见度低，还没有发现机场，正在和机场塔台调度人员联系。我们听见飞机放下起落架向下滑，可是又拉起头来向上升，原来是他们穿云低飞寻找机场，可是没有发现。周副主席到驾驶舱去询问情况，要求他们沉着冷静以做到安全降落。机长说这个机场是少有的降落难度大的机场，但是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和各种目标，只要能够判明几个目标就有安全降落条件。这些美国人从来比较自信。飞机又做了一次穿云下降试探，仍是落空。这时塔台指挥说不同意降落，应该返回成都。机长认为那将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自信地认为依靠经验和技术是可以安全降落的。我们的心情又同上午那样紧张起来，谁都没有说话。不知是谁说起俏皮话来：这回没有箱子行李往外甩了。周副主席告诉我们一定要镇定，镇定！我这时的思绪是复杂的，我想我们本来不应该有这次航行，不然就什么风险也不会遇到，就是为了在“政协会议”上向国民党再作一些重大让步，才掐着日子去延安，又赶着日子今天一定要回重庆。这些步本来就不应当让：日本打哪里，他丢哪里，汉奸政权建到哪里；共产党领导抗日人民收复失地建了抗日政权，那时他骂抗战有罪，今日他说民主非法。讲道理他没有，论打仗他又在上党、邯郸全军覆没，可是这会儿在“政协会议”上我们还要表示和平诚意做出让步，我们何意不诚何处该让呢？！真是怪了！

真是事有凑巧，我们的飞行联络不知在哪个环节上又中断了，造成重庆和延安都不知道我们飞机的位置！重庆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龙飞虎和段廷英带领车队到白市驿机场等候几个小时，眼看过了下午，雨雪交加，大雾弥漫，机场又说飞机今天不能降落，他们便回去向董老、邓大姐报告说没有接到人。延安的电报却说飞机自西安按时起飞，早该抵达重庆了，为何仍不见踪影？互相查询十分焦心！尤其是坐落在重庆中山三路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院子里的人更急得要命，虽然这时节正是数九寒天又冷又潮，许多人还是急得冒汗！我党“政协”代表董必武、邓颖超等早在等候，关心此行的民主人士、朋友也在打听延安中共中央有什么新精神……

天暗得很快，飞机的客舱里只有两只灯泡发着昏黄的光。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降落！周副主席相信美军人员的航行本领，他又去到驾驶舱里，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事必躬亲”。飞机在盘旋中忽然发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目标，他们不约而同地互相关照一声：机场！希望之门就在眼前，决定试降——他们并没简单地决定着陆，再次试降时钻下云雾发现了跑道。当我正在担心可能发生事故而祈望千万不能发生事故的当儿，飞机下部忽然猛地一撞，嘣！经验又从脑子里反射出来：着陆了。在跑道中段着陆了，可能因为负荷很轻，它很快停住，幸而没有冲出跑道。一块石头落了地，每个人的心落了地。我们高兴得要跳起来，可是安全带把身体系在座凳上了。飞机突然轰鸣之后开始滑行，雨雪沙沙地打着舱壳和我们的笑语声反而和谐起来。

我们走出舱门。周副主席脚一踏地就情不自禁地对我们哈哈大笑，我们也都报以哈哈大笑。我随他这么多年从没有见他这样笑过，往后几十年我也没有见他这么笑过……雨雪向脸上身上纷纷落下，唰唰有声，它在我们心目中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可憎，虽然它曾把我们考验得够呛。

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我们大家一起热情地和机组人员握手，祝贺他们成功的飞行，赞扬他们高超的技术，慰问他们的辛苦！——虽然我们大家多数人只能用中国话说，但人心是相通的。那机长对周副主席说：“能为周将军服务而感到荣幸。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会保佑您。”显然他们对周副主席有了深刻的印象。

我出了舱门直奔塔台附近去找汽车，没有，到处没有。我想：龙飞虎怎会不在此地迎接？！向代表团驻地打电话，打不通。机场没有候机室，周副主席他们全挤在一个四周没有遮拦的布篷下躲避雪雨。折腾一天，又饿又冷。今天运气不好，实在急人。这时周副主席见我们急了，他反而不急。叫人一面继续打电话要车，一面叫我搭坐美军入城的货车回代表团联系。这样龙飞虎、段廷英他们才又赶回机场。雨雪越来越大，回城时歌乐山的路上积雪已有半尺多厚，路迹不辨，龙飞虎、朱友学等不得不拿着手电筒步行引路。回到中山三路驻地已近晚上10点钟了。

汽车进入代表团院子大门，马达的声音把等候已久的人们吸引着跑来。周副主席没有来得及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讲今天的险遇，他向董老他们打了招呼，就说中央都已同意，董老说吃罢饭就开会。晚餐草草吃毕，冰冷的会议室里灯光久久地亮着。

第二天将是中国在十四年抗战胜利大喜后又一个大喜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

35 宣化店解围与黄河复堤

1946年5月，由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宣化店和黄河花园口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随员何谦和水利专家王化云分别记述了周恩来在这两地奔波的情景……

宣化店解围

1946年5月8日，周恩来冒着洪水抵达湖北省宣化店。随同前往的何谦回忆道：

1946年春，政协决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围攻各解放区，积极部署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三四月份，国民党反动派首先向我中原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二十余万人从信阳、罗山、光山、经扶、黄安、黄陂、孝感等处，向宣化店围攻。

宣化店，是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当时，我中原部队就以此为中心，在鄂豫边境集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攻，我军上下戮力同心，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越来越严，处境十分困难，部队的衣食、医药、枪支、弹药得不到补给。指战员连草鞋都穿不上，大多数打着赤脚。

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的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日日挂心。

当时，斗争形势是极其复杂的。毛主席、党中央为了使中原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的部署。周副主席肩负着从政治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以便为战略转移创造条件的重大任务。

1946年5月5日，也就是周副主席从重庆迁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向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中原解放区视察的紧急要求，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美、蒋被迫接受我党代表团的建议，组成了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亲自参加视察。美国的马歇尔不肯亲自前往，只派了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国民党派了军令部长徐永昌。周副主席一眼识破，美蒋对此次宣化店视察毫无诚意，但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创造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就必须迫使美蒋代表同去宣化店视察。我和跟随周副主席去宣化店视察的工作人员与周副主席的心情一样，都恨不得马上赶到宣化店。到了武汉，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又借故提出他不能去宣化店，另派了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在武汉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乘几辆吉普车向宣化店行进。宣化店在武汉正北一百多公里处，因公路不好，又是霏霏淫雨，道路泥泞不堪，汽车颠簸，十分难行。周副主席坐在车上，面色严肃。

到了黄陂县（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正逢滠水洪泛，汽车不能过河，天又快黑了，怎么办？我们十分焦急。美蒋代表却若无其事，甚至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而周副主席非常镇静，指示我们向当地农民了解水情，同时和美、蒋代表协商，决定在河边附近的村庄宿营。

晚上，周副主席住在老乡家里。当这家的主人老大娘知道我们没吃饭时，感到很为难。我看到这情景，还以为她是怕我们吃饭不给钱。这时周副主席察觉到是老乡家里缺少粮食。老大娘说：“菜粥你们能吃吗？”周副主席说：“没有关系，你们吃啥，我们就吃啥，你们能吃的，我们都可以吃嘛。”那位大娘听了周副主席和蔼可亲的回答，很受感动，愉快地给我们做饭去了。

当周副主席发现我们准备买点米，给他做一点饭时，他就连连摇手，说：“不要给我单做，跟老百姓一块吃饭，不是很好吗？”

老大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给我们精心地做了一顿可口的菜粥，周副主席边吃边和老乡拉家常，问寒问暖。老乡感到很亲切，又说又笑，毫无拘束。而美、蒋代表却离得远远的，吃完了自带的高级食品后，又打起了桥牌。

吃过饭后，周副主席要我们和他一起再去向群众了解如何过河的问题。这个村的老乡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时，对我们毫不拘束，周副主席问老乡们：“河水明天早晨能退下去吗？”

老乡们争着回答：“看来，一下子还退不下去，等水退了再过河吧！”

周副主席说：“我们有急事，要尽快去宣化店。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过去。”

一位大爷忙说：“人过河还可以；汽车，可过不去。”

周副主席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忙问：“汽车可不可以多找些人抬过去？”副主席见人们都在思索，又问：“这样，行不行？”

那位老乡回答说：“车子倒是不大，也可以试试看。”

周副主席笑着对这位老乡说：“你的意见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诸葛亮会”。不少人自告奋勇，要求去抬车。

周副主席见大家情绪高涨，就又问：“这里来过八路军没有？”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来过。”“八路军态度和气。”“借东西一定归还。”“损坏了，还赔呢！”“八路军好。”……

周副主席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了话，宣传了八路军，以及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讲了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行。这许多革命道理，使老乡们听得入了神，不愿散去。当我们回到住处时已是夜深星繁了。

周副主席高兴地对我们说：“什么事情只要依靠人民大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明天早晨，我们过河。”

说完，他让我们先休息，而他却坐在小油灯下，取出带来的文件和报纸又办起公来。夜深了，整个大地都在酣睡。我借着小油灯的光亮，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被他那永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

金鸡的啼鸣，唤来了一个明朗的早晨，周副主席早已起床，我们走上街头。村上已聚集了许多老乡。老人们谈笑着，孩子们追逐着，健壮的小伙子们打着赤脚，挽着裤腿儿，议论着抬车过河的事。看起来，全村出动了……

河水有半人多深，水流很急。因为是清早，水是很凉的。周副主席同大家一样，脱掉了长裤，赤着脚，指挥大家涉水过河。我扶着他，尽力走得靠前一点，试探着往河对岸走。他望了我一眼风趣地说：“这种情况在长征时是常见的，但对他们（指美、蒋人员）来说，可就难了。”

我说：“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吧！”

我向美、蒋人员的方向望去，当官的让老百姓背着，其余则东倒西歪，一个个咧着嘴，非常狼狈。周副主席稳步向前走着，不时地关照周围的同志。小伙子们喊着号子，二十几个人借着河水的浮力抬一辆车，很有兴致。不大工夫，在周副主席的指挥下，几辆小吉普顺利过了河，人们相继上了东岸。回头望望西岸——大人、小孩仍拥在岸边，周副主席高兴地向老乡挥手告别，并向抬车的群众表示谢意。

我们行驶在通向宣化店的坎坷公路上。在离宣化店几十里的地方，我的心情激动起来——马上要见到亲人了。果然，走不多远，就碰上了从宣化店来迎接周副主席的中原总部的同志，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中午就到达了目的地。

宣化店是一个小镇，有百十户人家。它四面环山，坐落在一个小小的盆地里，地形险要，中原部队机关大都设在镇上。李先念、王震等部队领导同志热烈迎接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慰问和关怀，宣化店军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这天的宣化店，阳光灿烂，人语喧哗，战马嘶鸣，充满团结战斗、紧张热烈、自豪乐观的气氛。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来到这里，感到格外亲热，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周副主席在安置了美蒋方面的人员以后，当天晚上就召集中原解放军领导同志开会，他首先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全体军民表示慰问。他听取了关于敌人围困我军的情况，及部队思想情绪和部队的供应情况的汇报，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军主力要作战转移、以粉碎敌人围歼阴谋的指示，并对如何转移，作了具体部署。这一夜，周副主席又是通宵未眠。

第二天上午，三人小组开始举行会谈。我们的周副主席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阴谋和罪行，指出：这是对“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和践踏。美、蒋代表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无可申辩。

会后，周副主席不顾持续工作的劳累，又到附近军区各机关、各部队去慰问。他对中原部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

指战员同志们表示：“请副主席转告毛主席、党中央，我们有信心粉碎敌人的围剿阴谋，坚决完成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周副主席勉励说：“说得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周副主席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为完成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个个摩拳擦掌。

周副主席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到宣化店，与美蒋进行的这一斗争，为被围困的中原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战略大转移的有利条件，并亲自指导了这一工作。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出30万大军，公然向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犯，并以此为标志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我中原解放军早已有了准备，6月底，李先念、王震等领导中原解放军主力，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后，向西胜利突围。另一部向东突围，击退敌人20多次进攻，胜利地进入苏皖解放区。7月底，中原解放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为了黄河

5月15日，周恩来就国民党拒绝执行菏泽协定，坚持6月底在花园口堵口合龙一事，与国民政府等方面代表商谈。王化云就此事记述道：

要讲花园口的堵口，就得先说说花园口的决堤。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为了阻止日军追击，掩护自己逃命，于6月9日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改道而流，泛滥于豫东、皖北和苏北54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造成了中外闻名的黄泛区，使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这是有史以来黄河发生的一次最惨重的水害。

1946年，十四年抗战的硝烟刚散，旧恨犹在，血泪未干，蒋介石又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并阴谋利用黄河残害解放区人民。那时国民党政府未同我党协商，就单方面决定堵复花园口的河堤口门，企图在我们没有修复堤防工程的情况下，制造新黄泛区。当时黄河下游的情况是，自从1938年黄河改道南流以后，原来就很低矮的大堤更加残破不堪。这期间，党领导人民在黄河两岸，建立了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那里人力物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如果在堤防未及修复的情况下，黄水突然回归故道，势必决溢泛滥，解放区就要蒙受灭顶之灾。

当时，周恩来正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周恩来给解放区发来电报，告诉我们：黄河归故，国民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坚持把先修复堤防、疏浚河道、迁移河床居民，后堵复花园口的口门作为先决条件，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1946年3月上旬，周恩来到达河南新乡视察，对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作了周密安排。接着，解放区派出代表，从4月初到5月中旬，先在开封、菏泽、南京等地，同国民党政府有关当局进行谈判。我方代表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争取了舆论，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支持。例如：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堵口工程局的总工程师，在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下，同情我们的主张，毅然辞去了在堵口工程局担任的职务。通过谈判斗争，国民党政府在正义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我们根据周恩来电示精神而提出的基本条件。5月18日，在南京达成了黄河问题的协议。

周恩来考虑问题十分周密。为了利用美国人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政府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防止他们出尔反尔，他在5月18日南京协议达成的当天，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福兰克芮、塔德地两位先生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议。内容是：

一、下游修堤浚河，应克服一切困难，从速开工。

二、关于工程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负责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

三、行总为办理器材物资之供应事项，在菏泽设立办事处，由中共参加。

四、关于下游河道内居民迁徙之救济，由三方面组织委员会负责处理；该委员会由政府派二人、中共派二人、联总派一人、行总派一人组织之。

五、在6月15日以前花园口以下故道不挖引河，汴新铁路及公路不得拆除，至6月15日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经双方协议后，始得改变之。

六、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河底两米为限。

以上两条所说下游工程进行情形，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这六项口头协议达成后，周恩来同志向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写信提交了备忘录，指出“复堤尤重于堵口”；“堵口之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周恩来同志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日夜操劳。一次，他和董必武同志在给晋冀鲁豫边区党委的电报中说：“此项关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事，我们时放在心，不敢丝毫懈怠。”体现了党对人民深刻关怀之情。

到了1946年6月，距协议签字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对堵复花园口的口门更加迫不及待。他们的军政头目白崇禧、陈诚等，接连到花园口督促加紧进行堵口工程，企图赶在洪水季节把口门堵复，使水淹解放区。斗争到了更加尖锐复杂的阶段。

在这关键时刻，1946年7月18日和22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分别同国民党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进行谈判。当时，原来协议规定由国民党政府支付的工程费、救济费和面粉的绝大部分，均未交付我们，意在阻挠和拖延下游修堤工程的顺利进行。周恩来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破坏协议的行为。在这两次谈判的间隙，周恩来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于19日从上海飞抵开封，紧接着赴花园口视察堵口工程的现状，以便研究对策。

周恩来这次来开封后，把冀鲁豫行署领导同志张玺和段君毅由菏泽接到开封。那时，我在冀鲁豫区负责治黄工作，也同他们一起前往。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见到周恩来。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那时，周恩来住在开封南关一个叫“红洋楼”的地方。他就是在这里接见我们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所以心情特别激动。周恩来听了工作汇报后，给我们讲了形势，交代了任务，又谆谆告诫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纸协议上。反动派是不会发善心的。你们要抓紧赶修堤防工程，争取时间。”他的这一番话，再一次给我们指明了斗争方向，增添了对敌斗争的巨大力量。

周恩来在开封停留期间，还在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座谈会上，就黄河堵口问题发表了演说。他从黄河的历史，谈到了这次黄河归故。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把黄河作为战争工具的阴谋，阐述了我党的正义主张。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庄严的风度、明晰的说理，以及对事实的深刻了解，使听者叹服。在场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在发出的专稿中，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气宇轩昂的人物”，回答问题“是深刻的”。

在周恩来领导下，解放区广大军民迅速行动起来。从1946年5月26日开始，虽然在农事大忙的季节里，仍然有20多万人投入黄河大堤的抢修，先后修复大堤1900多里，完成土方工程量上千万方，群众献出的石料众多。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对我方修堤工程进行疯狂的破坏，出动飞机炸死修堤民工129人，派兵残杀我解放区救济总会的职员20多名。我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一面还击国民党军队的侵扰，一面赶修堤防。

确如王化云所说，周恩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复堤问题，日夜操劳。1946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周恩来做的一件事仍是有关黄河的。这天他起草中共中央致董必武、叶剑英、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电，电文指出和国民党谈判黄河堵口的条件是：（一）五个月内完成复堤险工；（二）发足复堤工款；（三）发居民救济费，并且最后堵口日期，必须有我方代表参加，经一致协议，始能决定。否则，我方即认为国方堵口放水，纯为淹我……周恩来还为贯彻此方针布置了一系列措施。

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合龙，黄河水流归故道。因解放区的堤防工程已基本上修复起来，故没有发生大的灾害。国民党水淹解放区的阴谋，终于失败了！

十一、扭转乾坤大决战

36 转战陕北从容不迫

周恩来回到延安整四个月，胡宗南气势汹汹地攻到了眼皮子底下，毛泽东和周恩来谈笑说：“咱们吃了饭再走。”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从容撤离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所宣告的：“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为完成党的任务，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擘画和指挥了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到南海之滨的一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50年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则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2月底，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安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3月13日，他集中34个旅23万人，分别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15个旅14万人，更是气势汹汹地由洛川、宜川一线北犯。

形势是严峻的，但却是有利于人民的。3月17日，周恩来致信续范亭，充满信心地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中国六大战场，东北、鲁苏、冀豫、晋绥，我已渐取得主动，冀察热在对峙中，只西北胡宗南集中兵力向延安突入。即使延安不守，胡敌也将消耗甚大，而我反得以从容各个歼灭之。”

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撤退前，周恩来作了周密的部署和细致的检查。3月18日下午，敌人越来越近了，连手榴弹的爆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毛泽东仍在办公室内办公。周恩来到枣园、杨家岭和清凉山检查各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情况。近黄昏了，周恩来回来，对毛泽东说：“该走了！”毛泽东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周恩来笑了笑说：“那好，吃了饭再走。”

傍晚7时左右，周恩来走出窑洞，发布中央机关最后的撤退命令：“准备汽车，马上出发！”然后，与毛泽东等人从容地撤离延安。

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退任务后，主动从延安撤退。为吸引敌人主力北去，以两个营的兵力佯装主力，边打边往安塞方面转移，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主力占领延安空城后，他一方面误认我军主力已向安塞“逃窜”，集中五个旅往北追击。并立即向蒋介石“报喜”，谎报战绩，吹嘘“共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蒋介石发电报给胡宗南说：“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南京国防部大吹大擂，要组织上海、南京的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胡宗南为宣传他的“战绩”，亲自在延安假设“战俘管理处”，要一些士兵化装“共俘”，还搞“战绩陈列室”欺骗记者。

可是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太早了！正在他们宣传“陕北大捷”的时候，中共西北野战兵团于3月25日利用敌三十一旅在拐峁补充了粮食，进入青化砭地区预设的袋形阵地后，以五个旅的兵力四面夹攻，不到两个小时，将三十一旅旅部及所率一个团近3000人，全部消灭，敌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被活捉，给了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胡宗南以近3000官兵、2000多支枪、30万发子弹，作为占领延安后的第一个见面礼。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人民听到此消息，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于3月28日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因已知道国民党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台设备，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三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周恩来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望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由于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为使中央军委便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又使中央机关能在安全地区进行正常工作，党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中央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紧张地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首先，组织一个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支队，为中央和军委工作。为了保密，毛泽东命名为昆仑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宣传工作）任政治委员，化名郑位；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下分四个大队：一大队就是司令部作战机关，除首长外，包括军事组，有五六个作战参谋；机要科十几个人。龙飞虎是大队长，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二大队是军委二局部分工作人员，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是军委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三部电台）和电话排。四大队是新华社，负责新闻宣传工作。总共只300来人。警卫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共400来人）。组成支队后，周恩来还亲自进行动员工作，特别嘱咐叶子龙、汪东兴、龙飞虎等人，一定要负责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朱德也对警卫部队讲了话，把负责毛主席安全的重任托付给他们。

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和中央后委的工作，周恩来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离开王家坪，去往绥德方向，一路作出布置安排。于4月2日到达三交同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岢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后委即分布在三交附近的村庄。周恩来向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传达了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当宣布毛主席、任弼时和他三人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在陕北与敌周旋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一些同志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担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解释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伟大意义，说明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完全有保障，请大家放心。并宣布了中央工委将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地区工作，首先是筹备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后委即在三交附近工作。

中央工委在三交附近稍事休息后，即由朱德、刘少奇率领往晋察冀边区转移。所属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党校、解放日报社、工青妇委、中央办公厅和卫生部、供给部一部分。周恩来亲自交代伍云甫要做好工委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的生活要适当照顾。伍云甫开始对做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有些不通，经周恩来说服后，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仅保证了中央工委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也为1948年中央机关全部到达西柏坡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后委驻三交附近的双塔村。所属单位有社会部、城工部、中央办公厅、外事组、军委作战部、军委二局和三局、中央机要处、供给部等，共3000多人。周恩来对后委的工作做了布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招待了一些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等，周恩来亲自交代处长金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与健康。周恩来对城工部的工作做了更具体的交代。除了及时向蒋管区的党组织传达中央精神，及时将蒋管区的报告转报中央并提出意见外，要分组对抗战以来蒋管区的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等进行研究、总结，对当前蒋管区的人民斗争提出意见。

接着，周恩来又到临县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了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帮助解决中央后委机关的粮食供应。这期间，他还指导了晋绥边区土地改革工作，并对当地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要他们注意纠正。

转战陕北

周恩来为了赶回中央，只带了两个警卫员，于4月3日夜西渡黄河，沿途进一步作出安排。于4月10日到靖边的青阳岔和毛泽东会合。第二天，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电报，把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的决定和工委、后委的负责人名单通知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

4月12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一二十孔窑洞，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交通不便，给养也困难。但是老苏区群众很好，保密条件也好。党中央就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争。

刚到王家湾的第三天，即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四个旅的兵力，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首创西北战场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范例，给蒋介石、胡宗南又一次严重打击。毛泽东向各战区通报这一战役胜利时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进攻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毛泽东于4月15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我军羊马河告捷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要胡宗南主力九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我军一举消灭。可是蒋介石得到的是假情报，中共中央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百多公里的王家湾，我军主力则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正当胡宗南主力九个旅在绥德一带武装大游行，拖得疲劳不堪时，我西北野战军于5月4日集中优势兵力，向孤立踞守在蟠龙补给站的敌一六七旅及地方部队进攻，将敌6700多人全部歼灭，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军服4万多套，子弹百万余发。这是胡宗南运输大队长的“伟大贡献”！等胡宗南下令九个旅由绥德回援蟠龙时，蟠龙的物资已被搬得一空，搞得他们既疲劳又缺粮。而我西北野战军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了。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0多天中，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军民斗志昂扬，而胡宗南虽然占了几座空城，但损兵折将两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挨打。

5月9日，新华社播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又指出，不到两个月，丧失三个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大饭桶”。

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三次大捷以后，下一步如何行动？

5月10日，周恩来从王家湾出发赶到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开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确定了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并电告毛泽东。为了壮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决定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出席讲话。

真武洞，在延安以北90里。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一传出，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野战军则穿上刚从蟠龙缴来的新军衣，背上美制新式武器和饱满的子弹袋，雄赳赳地进入会场。为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在下午4时举行。但群众在3时前就来了，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兴高采烈地站满了会场，会场容不下，就坐在会场外围的山坡上，真是人山人海。主席台上有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当台下群众发现周恩来时，特别兴奋，都议论纷纷，猜想毛主席一定也还在陕北。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动了山谷。周恩来又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介绍了全国各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的情况，号召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全西北，解放全中国！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恼羞成怒，责怪胡宗南无能，不仅没有“消灭共军”，反而连吃三次败仗；又怪情报机关和空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陕北，但总是弄不清楚他们在哪里。根据周恩来在真武洞出现的情况，他们判断中共中央在青阳岔、王家湾一带，又梦想要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人马，在空军掩护下，由延安、蟠龙一带气势汹汹地向青阳岔、王家湾扑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估计到敌人这一手，派周恩来到真武洞出面，就是要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陕北的深山沟里来，拖得他们精疲力竭，以便我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陇东战役。毛泽东估计敌人此次行动有三个企图：一是把我们消灭在王家湾一带；二是逼我们过黄河；三是把我们赶到北边沙漠地带困死、饿死。

可是敌人连遭三次失败后怕遭到我军主力的伏击，所以只敢大集团地并行前进。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空城计”。西北野战军已于5月21日按计划西进，到了离王家湾几百里地的陇东。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只四个连。6月8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到离王家湾五里远的山头上，警卫部队一面加强警戒，一面帮助地方干部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后全部转移。听到枪声时，周恩来还亲自检查住的窑洞是否遗留有片纸只字，然后才同毛泽东冒着大雨率领昆仑支队离开了住了五十多天的王家湾。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留下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指定一个连长带一个步兵排，配一挺机枪，在王家湾、小河一带吸引敌人。周恩来还亲自交代了任务和办法。这个排灵活地采用了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到东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东走；又到西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西走，拖得敌人疲劳不堪，又找不到粮食，只得往南退去。我中央机关就在敌人的旁边安全转移。

6月17日，昆仑支队就在离王家湾几十里路的小河村（均属靖边县）安然地住下来，又开始“运筹窑洞之中，决战千里之外”了。

蒋介石、胡宗南既未达到“消灭共军主力”的目的，又未实现“把毛泽东赶过黄河”的预想，只有自欺欺人地要“中央社”广播什么“共军已从陕北溃散”，“毛泽东已离开陕北，到达山西兴县”等假话。

中共中央在指挥西北战场的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的进攻。

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不断胜利，使得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遭到惨重的打击！

由于蒋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队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就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都捷报频传。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四五月间对敌发动了攻势，全歼蒋介石的第二快速纵队和暂编第三纵队，共45000多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大片土地，控制了平汉铁路三百多公里，破坏了敌人在山东、陕北两个战场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刘邓大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强兵南下，突破中原

1947年6月30日的夜里，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最初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设想。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做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有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和谈已不可能，蒋介石很快要召开“国大”，周恩来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到1947年夏天，形势不同了。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面目已为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到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军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为15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100万。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即把主力深深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它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军力异常空虚。

是时候了。

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前委的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他派15个旅随后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5个旅堵截，皖西有3个旅防堵。国民党在湖北自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四十六师外，只有四十八师的1个旅和七十四师的3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3个旅。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南下，直达大别山区，如同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心腹地区南京和武汉之间。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汊之间展开。

这时候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笼罩在陕北高原上空的乌云开始消散。

整个战局改观了。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

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无论如何部队必须休整三个月，以便重整旗鼓。此时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负责人透露：经济力量仅能维持六个月。国民党的趋势，已经走向崩溃。人们此时完全相信，共产党必胜。

1947年7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战绩，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将超过敌人。9月，他在陕北葭县（今陕西省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代理总参谋长

1947年8月30日，在葭县的朱官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发挥了他丰富的指挥经验和卓越军事领导才能，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主要助手。周恩来当时的参谋张清化后来回忆道：

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部署和如何执行等，都是由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周副主席的军事修养很好，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好。

为了便于同各方面联系和解决供养问题，中央机关于9月21日离开朱官寨，23日到达葭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神泉堡是比较大的一个乡村，在一个山坡上，地势险要，从悬崖边上有一条小路进村，村口的隘路上，用条石砌了一座堡垒式的大门，门上方刻有“神泉堡”三个大字。村内有一家地主的大院，大门口有一对精刻的石鼓，鼓上面还有一个小狮子。大院内有一排石拱窑洞。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是从延安撤退后半年以来居住条件较好的一个地方。加上敌人已向南撤退，这也是很安全的地方。这里离葭县近，给养没问题，从葭县过黄河，就是山西的临县，到中央后委住地三交的双塔村也不远。因此，中央就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

这时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都已打到蒋管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防御体系。但是，困难还很多：蒋介石拼命从各方面抽调兵力对我军阻击、追击；我军远离后方，长途行军、作战，损失不少；新区群众对我军还不了解，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给养困难，生活艰苦，部队出现一些思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无时不关心的问题。

为了及时同前线保持无线电通信，周恩来在部队离开朱官寨前一天，就要三大队先派出电台到神泉堡同各路大军电台沟通联络，让部队一到就可以收发电报。当中共机关到神泉堡时，前方就发来电报，使中央及时了解前方的情况。周恩来规定，电台和机要科都要24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耽误。收报译好后即送周恩来，凡十万火急以上的急电，就算他睡了觉，也要叫他起来看。但当毛泽东休息后，除非特别紧急的立即送给他看外，一般都要等他醒来后才送，好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常常是彻夜不眠的，当他将要休息时，常常习惯性地自己到机要科去问有没有电报，如有电报正在翻译，他就等到看完电报甚至起草了回电才去睡觉。他常常一起来就叫叶子龙科长要电报看，如没有电报，也会自己到机要科去。当时，童小鹏正在神泉堡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有一天早晨，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时，童小鹏立即抓拍了一张照片。有一个上午，他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很高兴，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和机要科全体同志照了个合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在小小的窑洞里靠电报了如指掌地及时了解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

周恩来刚到神泉堡几天，得悉在北平与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二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余心清，同时通知戴镜元、李质忠、罗青长和童小鹏迅速赶到神泉堡去开机要工作会议。四人从三交骑了两天的马于9月28日上午到达，正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的形势报告。

周恩来报告的主题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他对当前的战争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但蒋介石不要和平，动员了300万军队进攻我们，经过一年自卫战争，被我们消灭了110多万。我们胜利的原因是：（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二）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是为人民的子弟兵；（三）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得好。过去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我们在战略上也是进攻，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蒋介石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我们则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其次是土地革命，最后是扩大了解放区。战争的第二年是要打出去。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当然不是说再打一年就能解决问题，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定了的。”报告结束时，他举手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全场一致跟着高呼，并热烈鼓掌。

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家听了报告后，都增加了胜利的信心，也增加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

9月30日，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人开机要工作会议。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党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党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研究对付敌人空中侦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是一条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是关系到解放战争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政治任务，必须完成。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会议前后开了20多天，取得了完满的结果。会议最后，周恩来对在机要战线上同国民党的斗争性质，作了极为重要的科学分析。他说，这种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是对机要战线上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党机要通信工作，保障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党的机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任弼时还抽空高兴地带着大家一道走到黄河边的一个白云山上，参观了历史悠久的白云观，参加了庙会，并摄影留念。晚上还一起点起蜡烛打扑克。10月底，除戴镜元继续留下领导二大队工作外，童小鹏、李质忠、罗青长都高兴地回到三交自己的机关，立即采取措施贯彻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和周恩来身在神泉堡，心系大别山，每天都关心刘邓大军能否扎下根来。除随时对提供的敌情给以指示外，还作出了给他们增加兵力的决策。经过同晋冀鲁豫中央局商量后，决定将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带上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运送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圆，南下中原。这两个纵队经过长途跋涉和沿途作战，按照军委计划达到指定地区，加强了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提高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刘伯承司令员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野战军的‘雪里送炭’。”

10月间，蒋介石集中在大别山北部六个多师的兵力，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转到外地寻机歼敌。首先在皖西六安县（今安徽省六安市）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人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创造了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正规旅的新纪录。接着，又于10月26日，在湖北蕲春县的高山铺地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将钻进我军埋伏圈的蒋军四十师师部和两个半旅，共12000多人，全部歼灭。当武汉敌机到高山铺上空投下馒头、烧饼时，我军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10月27日下午，当刘邓大军把他们的胜利消息报到神泉堡中央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得到刘邓胜利的消息后，兴奋得没有睡好觉。当天晚上，他就给刘邓发了祝贺电报，第二天一清早，他要叶子龙通知周恩来、任弼时，放假一星期，不开会，搬到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去休息，除了紧急的电报外，不要送文件给他看。叶子龙一面报告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面通知汪东兴派人到前面打前站，准备毛泽东休息的地方。吃完早饭后，毛泽东带着警卫人员往白云山走。神泉堡到白云山只十来华里，饲养员给他牵来马，他只骑了一段就下了马，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走路，一路有说有笑地走着，不多久就到了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前站人员已经向群众借好了几孔窑洞请毛泽东休息。他只稍微休息一会儿，喝了几口茶，又精神抖擞地沿着石阶爬到白云山顶的白云观参观游览。白云观是唐代始建的古迹，当每年庙会时，黄河两岸都有许多群众来参加。山上有不少苍松古柏，山的东面是滔滔的黄河，河东是山西临县。这是陕北难得的一个风景点。

毛泽东在白云山下，好好休息了一个星期，身体、精神都更好了。任弼时的高血压病也有所好转。唯独周恩来仍以高度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抓全面工作。为了让毛泽东、任弼时得到较多的休息，除了特别重要的电报送给他们看以外，周恩来一般都由自己先处理，待他们休息过后再送阅。周恩来和工作人员游了一次白云山，打了几次一百分（扑克），算是最难得的休息机会了。这段时间内，他除了指挥解放战争外，同时也很关心蒋管区的工作。他约了从重庆回来准备回到蒋管区工作的于江震和杨超来谈了几次长时间的话，研究蒋管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形势下，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开辟第二战场。对蒋管区的工作，随时电告城工部和社会部予以指示。他致电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为着眼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我华北、西北各解放区，现在就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大批干部，于今后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交给他们分配工作，取得新区经验，以便于明年时机成熟时随队过江。这是多么伟大的战略眼光！

蒋介石是不会让他的对手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休息时间的。自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胜利展开，创建根据地后，蒋介石十分恐慌，既怕我军在中原生根，又怕我军南渡长江和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为固守中原，阻止我军攻势，于11月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管豫、皖、鄂、湘、赣五省党政军大权，企图以“总体战”来对付我军，与我军争夺中原。蒋介石纠集了33个旅的兵力，对我大别山区展开围攻。

中央军委针对敌人的包围，及时指示刘邓、陈粟、陈谢：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全局的发展。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配合，全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指示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陈粟及陈谢破击陇海路及平汉路，尔后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攻克一切可以攻克的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的敌人，以直逼武汉之势，迫使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援，支援刘邓主力打破敌人的围攻。我中原三路大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因为陕北的战争还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央决定仍坚持留在陕北。为了顺利过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决定，于11月14日率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南转移，到居住和供给条件比较好的米脂县杨家沟。中央机关于11月22日转移到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较大的村庄，有200多户人家。有一条小河向东一直流入黄河，沿河两岸滩上有较肥沃的土地，群众称这里是米脂的米粮川，所以就成为地主剥削农民和称霸的地方。全村有几十户大小地主，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反共干将杜聿明的家。杜家有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排十来孔的石砌大窑洞，管理人员给毛泽东分了一套三间相通的窑洞，周恩来、任弼时各住两个相通的窑洞，这样就把卧室和办公室、会议室分开了。这是他们转战陕北8个月来居住条件最好的、办公室最宽敞的一个地方。

为总结18个月的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与战争密切联系的土改、统一战线问题，根据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于12月在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

12月中央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已在杨家沟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外，还有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张德生、王维舟，晋绥边区负责人贺龙、李井泉、甘泗淇、赵林，中央后委机关负责人李维汉、王明、谢觉哉、李涛等19人。中央工委和其他解放区负责人因交通不便没有参加。这是延安撤退后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

为了在会前做好准备工作，从12月7日至24日，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主要是讨论毛泽东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周恩来除了参加各个问题的讨论外，还要抓解放战争一年半的总结，对敌我双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亲自同参谋人员一起计算核实，并且统管会议的组织和秘书、行政等工作。

25日至28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25日就他的报告作了说明。他主要讲了敌我形势、统一战线、美苏关系三个问题，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2月26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对战争第二年各条战线的发展、解放区的情况、蒋管区群众运动状况，以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在讨论中，周恩来对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对土改和整党中发生的一些“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在28日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作结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令人高兴的会，与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发展中召开的。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的开展，胜利可期。虽然我们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进一步的发展。

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交新华社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收到后，大大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和胜利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向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宣传后，团结了更多的群众，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使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

1947年即将过去，这一年，是周恩来与中共中央艰苦转战的一年，然而，也是中国革命重大转折的一年。

37 解放战争第二年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周恩来肯定地宣布：“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里。”为走向胜利，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

东渡黄河，移住华北

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给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用肯定的语言说：“从战争的第二年起，我们逐渐地在全国各战场无例外地进入了反攻。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

历史进入1948年，一条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伟人规划的道路，已经在全中国人民面前铺设开来。人民，在领袖的带领下，正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根据形势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认为，中共中央必须站得更高、更宽阔、更长远来立脚，必须走出延安、陕北、过黄河，向华北去。

1948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廖志高、汪东兴、叶子龙、邓洁等人，召开中共中央机关行政会议，研究中共中央机关由陕北转移到华北的准备工作。3月8日，行政会议提出了准备转移的各项决定，周恩来审阅以后，批准了这些决定，并指示各有关方面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3月10日，周恩来在杨家沟给中央直属机关全体人员作了形势报告。他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告别住了四个月的杨家沟，经过两天路程，于23日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边区的临县地区，于24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双塔村。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几百万兵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反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从晋绥暂移到晋察冀途中，4月22日，收复延安的胜利消息传开了。中共中央于24日给彭德怀等人和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去贺电，说：“去年3月19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

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胡乔木、师哲等率部分干部，带上电台，乘车离开双塔村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和军区驻地。他们在这里住了9天，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等关于晋绥边区的军事、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和地方干部的座谈会。

4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离开兴县，乘车继续东进。因太原、忻县有阎锡山部队，就绕道晋北解放区的岢岚、五寨、神池，经雁门关、代县到五台山。山上正值大雪，公路不好走，晋察冀中央局派保卫部部长杜理卿（新中国成立后改名许建国）、秘书长周荣鑫来迎接，并动员群众扫雪，疏通公路。周恩来也亲自察看行车路线。

4月9日，车队通过2800米高的五台山公路最高点鸿门崖，于13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受到聂荣臻、萧克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

当时，邓颖超正在阜平参加土改和整党试点工作，她和周恩来自去年3月从延安分别后，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周恩来的老战友聂荣臻当然知道她的心情，很快就让她和周恩来见面，并安排在一个窑洞里，让他们畅叙别情。这一对革命战友和伴侣，为了工作和战斗的需要，经常分开而各在一方。但这一年多岁月里，他们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度过的，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却总想早日见面。两人见到彼此身体健康，特别高兴。连毛泽东看到他们那样高兴的情景，也不禁对邓颖超开起玩笑来，批评她这个“后勤部长”不到陕北来慰问周恩来。

周恩来在城南庄住了10天，他忙于参加座谈会，搞调查研究，同聂荣臻等研究工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批准徐向前关于夺取临汾的战斗计划等。

中央原来决定毛泽东到苏联去一次，在城南庄住下来休养身体和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任弼时就于4月23日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平山（原叫建屏）县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等会合。从此，结束了从延安撤退一年多来行动多变的战时生活。

5月1日，中央宣布在西柏坡开始办公。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后委即告结束。

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除同聂荣臻等研究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以外，着重考虑解放全中国建立全国政权等重大问题。4月25日，他打电报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要他们在西柏坡讨论若干问题，然后到城南庄商定。主要问题是：邀请平、沪、港等地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今冬召开二中全会；酌减人民负担和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取消某些无政府状态和缩小地方权力；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陈粟兵团的行动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就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于4月30日一同到城南庄。中央另通知了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也到城南庄来。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了几天会议，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个书记外，陈毅、粟裕、薄一波、聂荣臻等也参加了。

4月30日的会议上首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共二十三条。第二条中，明确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于当日由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这个“五一”口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5月5日，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由于国民党暗藏特务的告密，5月16日，毛泽东住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幸亏警卫人员保护及时让他转入防空洞，才只受了一场虚惊，平安无事。当晚，聂荣臻请他转移到比较隐蔽的花山村居住。在西柏坡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闻讯后，都很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即发电慰问，并嘱聂荣臻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周恩来于18日专程乘车去城南庄，了解情况，并到花山村去看望了毛泽东。5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25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5月26日，毛泽东离开城南庄到达西柏坡。朱德同毛泽东一见面，就谈起敌机轰炸城南庄的事，他们仍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倒是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

西柏坡救险

毛泽东到西柏坡后，又发生了一次险情。

进入雨季以来，西柏坡接连好几天都是阴雨天气。一天夜间，人们都熟睡了，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个首长的屋里还亮着灯。这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这个大雨如注的深夜里，突然在西柏坡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有两孔窑洞倒塌了。

这窑洞，就在五位书记住的院后边的一个山坡上。窑洞一塌，就有人在外边大声喊着：“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人们一听到喊声，就朝窑洞跑去，不大一会儿，那里就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没有带工具，一见用手扒不动，大家就赶快回去拿工具。一会儿，修缮队的人把工具都扛来了。有了工具，大家就投入救人的紧张战斗中。

当时，谁也不知道窑洞里究竟压了几个人，有的说四个，有的说五个。不管是几个，一定得把这些同志都赶快抢救出来。因为人多工具少，没有工具的也就只好用手扒泥土。

大雨下个不停，抢救人的战斗在紧张地进行着，大家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工具少，有些人有力气也使不上劲，在那里干着急。

有的说：“还是轮流着挖好，歇人不歇工具。”

有的说：“压了这么厚的一层土，什么时候才能把人救出来，人还能活着吗？”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急步走了过来。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了没有？”

有关同志对周恩来说：“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还没有见到人。因为土层太厚，现在大家正在挖。”

一听情况这样，周恩来立即把身上穿的雨衣脱下来往后一扔，要了一把铁锨就挖起土来。他一边挖一边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

周恩来又问：“这都是机关的人吗？有没有部队的同志？”

这时，部队的同志们排着队跑步来到了，每个人都扛着一把铁锨。

周恩来对部队的同志说：“部队的同志到前边来，你们是主力军呀，赶快把压在土下边的同志抢救出来。”

部队的同志们一到，抢救工作就加快了。挖着挖着，就把窑洞挖通了。

这时，听到塌土深处有人在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周恩来听到呼救，便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呀！已经听到里边有喊声了。”

周恩来问里头的人：“里边有几个人呀？”

里面的人说：“两个人。”

洞口终于挖开了，上边的土也被铲除了，大家从窑洞里的土块中把一个人拉了出来。

周恩来握着那个同志的手问：“怎么样，不要紧吧？”

那个同志一看是周副主席，就激动地说：“您救了我一条命。”说完，就跪下给周副主席磕头。

周恩来拉住他的手说：“这是大家救了你，快叫医生看看去。”

等那个同志走后，周恩来问大家：“他是谁呀？”

有人说，他是延安来的老乡，是专门修地炕炉子的民工。

周恩来说：“哎呀，要是他们出了事，我们就太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了。”

又挖了一会儿，周恩来就又往里边喊话：“我们在外边说话，你在里边听到了吗？”

里边的人回答说：“哎呀，听到了，闷死了。”

一听回答的口音，就有人说：“这是个四川人，是管理科的干部。”

周恩来说：“赶快把担架准备好。要小心挖土，铁锹不要碰着人了。”

挖了一会儿，又把里边的一个同志抢救了出来。

周恩来问他：“里边还有没有人了？”

他说：“没有了。”

这时，行政科的一个同志说：“如果这个窑洞里是两个人，那么那个窑洞里就是三个人。”

一听另一个窑洞里的人还多，连一个还没救出来，周恩来就号召大家：“同志加把劲，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都救出来！”

这时，目标就集中到另外一个窑洞。根据刚才的经验，只要挖出一个洞口，里边能通空气，人是可以救活的。不大一会儿，洞口就被挖开了。一挖开洞口，就听见里边有人喊叫。一个同志爬进洞口，把洞里边的那个人救了出来。

周恩来问他：“怎么样，身上疼不疼？”

他一见是周副主席，好像要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

周恩来又问他：“你离里边的同志远不远？”

他用了很大的力气说：“不远了。刚才我们还说过话呢。”

大家挖到窑洞后半截的时候，把能捅开的洞都捅开了，都通了气。尽管这样，里边还是没有动静。已经见到衣服和被褥了，再往里挖，发现了两只脚，脚丫子还在动。

周恩来说：“用工具的要小心，能用手挖就用手挖。”

大伙紧张了一阵子，又把一个同志抢救了出来。尽管这个同志还没有停止呼吸，但医生说已经很危险了。周恩来指示大家，用担架把他们抬到汽车上，赶快送中央医院去抢救。医护人员给他打了急救针，就把这个同志用汽车送走了。

在这个窑洞里，救出了两个，还有一个人等待抢救。又挖了一阵子，把这个窑洞的地基都清理了，可是还没有找到那个人。

最后在清理这两个窑洞前面的泥土时，发现那个人被埋在了窑洞口的墟土里，虽然医生轮流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但也没有把他救活。他就是理发员曹庆维。

抢救结束以后，周恩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都淋湿了衣服，出了汗，拼命干了一场，救活了四个好同志，我们想把这五位同志都救活，但曹庆维同志没有被救活，我们都很悲痛，很惋惜，这是天灾呀。请同志们回去换换衣服，休息吧。”

然后，周恩来穿着湿衣服，把现场看了看，又去检查别的窑洞去了。他还告诉有关领导同志，所有窑洞都不要住人了。

当周恩来走进西头的那个窑洞里的时候，郭管理员的家属正抱着孩子在里头坐着呢。

周恩来问：“怎么你们还没有搬走呀？”

郭管理员的爱人说：“没有房子，往哪里搬呀？”

周恩来说：“先搬到食堂里去，不要在这里住了。快搬走，现在还在下雨嘛。这窑洞同样也很危险，快搬出去。”

周恩来又问在场的一位处长：“别处还有没有窑洞？”

那位处长说：“没有了。”

周恩来说：“这次我们打窑洞也犯经验主义错误。在这里打窑洞，明知土质不好，里面还用木架子撑着，那也顶不住半个山坡的重量啊。”

还是在深夜救人的时候，毛泽东就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声音。

毛泽东问值班警卫：“发生了什么事呀？”

值班警卫说：“后边的窑洞塌了，大家正在救人。周副主席已经去了，正在那里指挥抢救。”

听说周恩来已经去了，他就说：“好，那就好。”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窑洞里压了几个人？”

值班警卫说：“光知道压住人了，还不知道压了几个人。抢救的情况也不清楚。”

“你去看看，回来向我报告。”

毛泽东很关心这件事，当挖出第一个人来的时候，警卫就赶快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了。

挖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人的时候，就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察看完窑洞和住房以后，周恩来就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当走近毛泽东住院的后大门时，看样子他想进去向毛泽东汇报，可他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只是在后门口停了一下，没有进去。

周恩来对警卫员说：“向主席报告，五个人救活了四人，曹庆维同志被土压死了。”

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警卫员把情况向毛主席报告了，说周副主席穿着湿衣服，一直把人救完了才回去的。

听说理发员曹庆维同志被土压死了，毛泽东沉默了好久才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嘛。在战争中没有牺牲，在和平环境里被压死了，多么可惜呀。打窑洞也照搬硬套，河北与陕北的土质不一样嘛。你去告诉机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第二天下午，在西柏坡的大食堂里，召开了曹庆维的追悼大会。因为毛泽东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便赶写了一副挽联，让身边的警卫员送到了追悼会上。毛泽东在那幅挽联上亲笔写着：“哀悼曹庆维同志”。追悼会上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最好的花圈，挂上了这幅挽联，放在了灵堂中央。会场里，还放着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这次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大家都为失去了一位好战友而感到非常沉痛。

……

战略家的眼光

中央五位书记在西柏坡集中办公后，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山村里，周恩来起草了一系列电报，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决策伟大的战略决战。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以及准备在华北和中原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5月9日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并宣布：中共中央已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15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通报了中央和军委的部分机构和人事任命，其中较重要的是：中央成立财经部，董必武兼部长。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解放区财经统一领导的需要。周恩来因要集中精力抓总参谋部工作，不再兼中央城工部部长，由李维汉担任。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仍兼军委秘书长；李涛为军委作战部部长；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苏井观为军委卫生部部长；傅钟为军委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这是为了准备大规模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

东北形势的发展，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机构，6月4日，周恩来就东北党政军机构的设置及分工问题，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热河分局并各中央局、各前委电：（一）东北局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洛甫、林枫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高、陈为副书记，高兼秘书长；军委会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二）林枫、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中共党员）、高崇民（民主人士）仍为东北政委会正副主席；政委会下财经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陈兼政府党委会书记。（三）热河分局以黄克诚为书记。

6月26日，周恩来为党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电：为便于了解和决定各项重大问题，中原局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枫为常委。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时，为中央起草致西北局电：西北局以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为常委，以习仲勋为书记，马明方为副书记。

为了培养干部，5月，中央决定创办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由叶剑英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任华北中央局委员；副校长萧克，副政委朱良才。校址设在石家庄。7月，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马列学院的校名，刘少奇兼任院长。马列学院于11月8日在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同时，中央又决定创办华北大学，以吸收新解放城市和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经过学习后再分配工作。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教育长钱俊瑞。当时吴玉章住在李家庄城工部，周恩来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吴老，征求他的意见，并约请吴老到西柏坡面谈。吴老到西柏坡同周恩来谈话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仍是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先期到达西柏坡的李涛、叶剑英、杨尚昆商量，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的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十来个参谋人员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这里虽然还是世界上最小的总司令部，但比起转战陕北时，无论在人力物力、通信联络以及交通运输方面，都要强得多。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形式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从毛泽东5月26日到西柏坡以后，到9月辽沈战役前，为了把解放战争进一步推进到蒋管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央军委指挥了几个较重大的战役。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电报，策划各友军配合作战，指导战役的顺利进行。他还经常关心各野战军兵员的补充和弹药、给养的供应。

中央到西柏坡后，周恩来还负责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供应工作。他经常在晚上先把军事电报处理完后，约杨立三、薛暮桥（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有关同志到办公室研究财经和后勤供应问题。为了解决西北的财经困难，他和刘少奇约了负责西北财经工作的贾拓夫当面来讨论。并向毛泽东报告，提出把西北财经工作统一于华北财经体系的方案，得到了中央批准，使西北财经困难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周恩来身在西柏坡时，就考虑到全国胜利后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6月11日，他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香港的许涤新，询问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经济研究机关和工作情况，并指出：“我们需要全国资源、银行、交通、工厂、矿产、贸易、农林畜牧及财政收支、官僚资本活动等等有系统的调查统计材料，有些材料应利用在官方工作的朋友代为搜集，并指定若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长期做经济研究工作，暂时不做政治活动，保证材料不受损失。”这个电报既是为了摸清国家财政经济的家底，也为培养经济研究工作的干部做了准备。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各种统计资料，1942年在重庆的时候，他领导南方局各部门和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党员和进步朋友，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将材料整理出来送到延安，给中央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6月21日，周恩来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商业的区别，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利如何运用以及工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大略的设想。这表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由于华北、华东、晋绥、西北几个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为了逐步统一货币和有力地支援战争，中央决定，原由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渐通用。7月21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各有关中央局、分局电：华北、华东两区固定比值后通用。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通用开始日期为8月15日。后来因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又通知推迟通用时间。

早在5月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指导下，华北局召开了一次金融贸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今后的经济建设，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我们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到统一的国民经济。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以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7月30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致华北、华东、西北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转各政府党团和各财办电，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个时期，周恩来还多次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迅速将香港各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映报中央。又派钱之光到香港协助香港分局、潘汉年等，妥善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来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并直接指导中央城工部及时了解情况报告中央，同时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工作。

许多事情安排妥当以后，一个更气势磅礴的战略决策，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中酝酿开来……

38 伟大的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四个月零十九天后，改写历史，已不再是预言。

首战关外

1948年的秋天，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等七人；中央委员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曾山、薄一波、叶剑英、邓小平、饶漱石、陆定一等十人；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等四人。有关方面的重要负责人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列席了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为了充分了解情况和交流经验，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当时物质条件较差，这样的重要会议是在中央机关食堂开的，开会时就把饭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散会后又就在这里就餐。当时形势一派大好，参加的人心情都非常舒畅。

9月8日，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中提出大约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为完成这任务，需要建军500万，并再次强调他在5月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要求。

会议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作了重要发言。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以五年左右时间根本打倒国民党的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作出的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他财政的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但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会长一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当然，今天主要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周恩来详细地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他特别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并说，“今后仍力争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他还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协同战役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周恩来对人民解放军提出，军事组织要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的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要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把部队后勤工作同地方的财经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要保证前线供应，但要力求节约，前线缴获要归公。

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根据，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这个任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对困难也要充分估计，要有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

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的前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统一了行动的步调。

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要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于10月10日发至全党。通知中指出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264万人，其中俘敌163万，缴获枪炮近百万件，解放军由120万人增至280万人。解放区面积23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24.5％；有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35.3％；现有县以上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29％。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会议认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100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1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通知还指出，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组织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通知发出后，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中央九月会议为组织伟大的战略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协助下组织和指挥的。

东北战场，是初战的方向。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在敌军方面，它虽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55万人，但被我军分割于长春、沈阳和锦州及周围的据点里，且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在我军方面，野战部队已有12个纵队，还有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共70余万人，地方兵团有33万人，共计103万人。这是在兵力数量上超过敌军的唯一战场。还有广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改完成，群众条件好等优越条件，是敌人无法比拟的。但是在东北战场上的作战方针上，究竟是先打长春或先打锦州更有利于战局的发展呢？军委的意图是先集中力量于北宁线并攻下锦州，以达到“关门打狗”的目的。但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经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督促后，林彪纠正了错误，9月3日作出主力南下作战的计划，使战役得以顺利发展。

9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10日军委明确电示东北野战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占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的都未达到，只要攻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为确保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阻止关内敌人向关外增援，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二、三兵团于9月14日发起察哈尔、绥远战役，歼敌21000余人。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也给东北战场以有力支援。

东北野战军于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以大军先向北宁线开展猛攻，包围了锦州。10月2日，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又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的兵团支援东北，周恩来就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10天内外打下该城。”

经过七昼夜的攻坚战斗，东北野战军于10月15日解放了锦州，包括外围战斗，共歼敌13万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以下9万人。同时，在塔山的六昼夜的英勇阻击战中，歼灭敌人6万多人，有力地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

在我大军包围解放长春、锦州的大好形势下，固守长春的敌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领导下，率领一个军部和三个师共26000人，于10月17日起义，当即将阵地交给我军围城部队，使我军控制了长春城内的东部地区。

在此时机下，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困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系黄埔一期学生，可争取。毛泽东同意由周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郑现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

10月18日，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了一封充满师生情谊的信，促其起义。信中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可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

这封信纸短情长，实际上概括了20多年来的历史，当年黄埔军校，革命精神高昂，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翻身而奋斗，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黄埔初衷反帝反封建，黄埔学生分走殊途，所以周恩来要他回念当年黄埔，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

这信用电报传到前线，交给国民党新七军副军长转郑洞国，由于司令部附近已呈混乱状态，信没能送到。郑洞国是后来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这件事的。他说：“对于周总理的这番亲切关怀，我是始终未能忘怀的。”1950年郑洞国到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他，黄埔军校教官聂荣臻也在座。周恩来紧握郑洞国的手，炯炯的两眼注视着郑，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没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郑洞国后来回忆道：“我被周总理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半天才愧疚地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微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10月19日上午，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第七军军部及4个师，共8万余人向我军投诚。长春市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在蒋介石亲自督促下，由廖耀湘率领蒋军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等12个师，共10余万人，沿北宁路西进，企图夺回锦州，打开向西逃跑的通路。又以另一部沿中长路南下，占领鞍山、海城、营口，企图控制海港，保持从海上逃跑的通路。我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先采取诱敌深入至黑山地区进行阻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围歼。10月28日，在辽西地区，将敌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廖耀湘和他的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等一起被活捉。

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敌“剿总”司令部、第八兵团、两个军部、11个师以及技术兵种等13万守敌，全部被歼。

11月9日，锦西、葫芦岛敌人乘船逃往天津、上海。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我军以6900余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队36个师，共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大战役。

11月1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满怀喜悦地致电各中央局、各前委，指出：9、10两个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估计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决战淮海

正当东北解放军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紧急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于10月下旬飞到北平，趁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在察哈尔、绥远作战，石家庄兵力空虚的时候，同傅作义策划了一个袭击石家庄及西柏坡党中央驻地的大阴谋。傅作义接受任务后，于10月23日命令他的嫡系鄂友三的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铎的九十四军等组成突击部队，配备400辆汽车和大量炸药，限四天集结保定，而后向石家庄和西柏坡袭击。同时命令山西阎锡山从太原出兵配合行动。妄图制造一个“惊人消息”，挽回他已经丧失的军心民心。

可是，当傅作义刚开始布置的时候，25日晚上，周恩来就获得了蒋介石所策划的全部计划。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所领导的北平地下工作者《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从他的同乡、同学鄂友三那里得到的确实情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以特急绝密的电报发给中央的。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院子里看电影。周恩来收到电报后没有惊动别人，只把作战部部长李涛找到办公室，迅速作出粉碎敌人偷袭计划的周密布置，并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措施是：（一）电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即命令各地方部队和民兵，紧急动员，准备就地阻击敌人进攻；（二）急电在内蒙古作战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部，日夜兼程回冀中，准备歼灭敌军主力；（三）中央和军委所属机关立即做好转移准备工作，先将老弱病员转至安全地带。在10月27日凌晨4时半至7时两个半小时内，他连续三次用书面形式向毛泽东报告布置情况。军委决定，在军事上积极准备的同时，通过新华社揭露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并号召军民动员起来，沿途阻击敌军，准备诱敌深入，予以歼灭！

敌军一出保定，就受到解放区军民的阻击，损失2000多人，才知道我军有充分准备，躲在北平圆恩寺行邸的蒋介石，只好下令将部队撤回保定。一场梦想，就告破灭！

济南战役后，敌刘峙集团纠集了79个师共70万人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企图阻止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以23万人置于平汉铁路南段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牵制我中原野战军。

为粉碎敌人的企图，早在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就提出准备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淮海战役。并明确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中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到山东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发动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刘峙、杜聿明集团的主力于长江以北。

为了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成立由中原和华东两个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并有“临机处理一切”的权力。

为了在战役第一阶段中歼灭盘踞在徐州以东陇海路要点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11月6日我军开始进攻。8日，防守徐州东北面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均系中共秘密党员），率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立即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敌军的阵线。在我军强大兵力进攻下，黄百韬率部向西逃窜，企图向徐州集中。11日，被我军包围于碾庄地区，经过11天的激烈战斗，共歼敌10个师，约10万人。敌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被击毙。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军于11月15日攻占了徐州以南的重镇宿县，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道路，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第一阶段的战斗，共歼敌878000余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介石于11月24日电召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三路会攻宿县，打通徐（州）、蚌（埠）联系，企图把困守徐州的三个兵团撤出，退守淮南。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的第二阶段作战目标：粉碎敌人三路会师宿县，打通徐蚌联系计划，包围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作战方针是：中间围歼，两头堵击。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武器装备精良，有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共12万余人。他奉蒋介石命经蒙城向宿县前进，11月25日进至我军预设的包围圈内，我军将其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狭小区域内。蒋介石尽了一切办法去挽救。他怕黄维兵团军心不稳，慌忙地将该兵团副司令胡琏用小飞机从南京送到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以稳定军心，并带去大批签有“蒋中正”三个字的“总统嘉慰令”，鼓励“固守待援”，说：“现在李延年兵团正在协同你们作战……杜聿明副司令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军会师的时间不远了……”同时，用运输飞机空投了一些烧饼、馒头。但是都无济于事，在我军炮火猛攻和战地政治宣传攻势有力配合下，敌人更加动摇，自动投诚的日益增多，军心更加涣散，部队濒于瓦解了。

12月6日，总前委下令发动总攻，经过十天的艰苦战斗，16日清晨，红旗飘扬在双堆集上，全歼了黄维兵团。除副司令胡琏乘坦克只身逃脱外，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关绍周，均被我军从企图逃跑的坦克里活捉出来。人民解放军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

就在黄维兵团被困的时候，蒋介石于11月28日电召杜聿明去南京，决定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经永城南下，企图袭击包围黄维兵团的我军侧后，以解黄维之围，然后共同南撤。12月1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剿总”直属机关部队等30多万人，还有一万多辆卡车及其他车辆、马匹、物资，撤离徐州经萧县向永城方向狼狈逃窜。当天，我华东野战军解放徐州后即紧紧尾追敌军，给予堵击、侧击，打得敌人十分惊慌和混乱。我军从四面向敌军压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包围于萧县、永城之间的陈官庄、李石林、青龙集狭小的地区内。6日，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大部被我军歼灭，孙元良化装后只身潜逃。

黄维兵团很快被歼，杜聿明集团已陷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困境，本来可以集中大军将其歼灭。由于平津战役已提前于11月29日开始，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定从塘沽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并给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造成更大困难以利歼灭，中央军委决定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打，令淮海前线部队从12月16日起进行20天的战场休整。在休整中，进行政治教育和敌前练兵，补充弹药、粮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对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个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于12月17日由新华社广播电台和前线广播站广播，并用各种办法散发到杜聿明集团的队伍中。投降书号召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学习长春郑洞国、孙良诚（国民党第一〇七军军长，11月13日率领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5000多人于江苏睢宁西北投诚）的榜样，“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杜聿明和他的高级军官虽然坚决顽抗不肯投降，但他们的许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看到“投降书”及其他宣传品后，军心更加动摇，不断成群结队地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1月6日傍晚，我军发起总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10日上午，将杜聿明集团全部歼灭，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成士兵只身潜逃。至此，战役第三阶段完成，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敌人先后投入总兵达80万人，出动飞机2000多架次。我军总兵力60万人，少于敌军。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总前委的正确指挥，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加以鲁、苏、豫、皖、冀5省500多万民工的直接支援，我军以13万人的伤亡，取得了歼敌55.5万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歼灭了敌人南线的精锐部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津胜利

平津战役是在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取得第一阶段胜利的时候进行的。中央军委原来预定是在1949年1月拉开战幕，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不待休整，提前隐蔽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及地方武装力量，提前于1948年11月底发动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使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濒于瓦解。这时在华北，蒋介石、傅作义两系军队共有4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塘沽，西至宣化、张家口的千余里铁路线上，陷于孤立无援境地。他们预感到下一步，我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又将联合消灭他们，因而恐慌万状。当时，美蒋和傅作义各有打算，因而对平、津是守是撤，是南逃或是西窜，陷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美帝国主义企图从塘沽直接援助傅作义，使他固守平津、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以掩护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布防。蒋介石企图以东南行政长官的职务引诱傅作义南撤，以增强江南防务，保持半壁江山。傅作义自知非蒋嫡系，如南撤，必将受到排挤，部队被分化瓦解，拟西撤到绥远老巢，保持实力。

1948年11月，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南京开会研究平津地区防务问题。他们没有估计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会那么快入关，平津战役会那么快发动，就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蒋介石要傅作义把兵力集中于平、津、塘三角地区，控制塘沽海口，维持平绥交通，并准备南撤。但是傅作义只把蒋系的24个师布置在北平、天津、塘沽三个地方，而把自己的16个师布置在北平、张家口之线，准备西撤的后路。

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出发，认为无论傅作义集团南撤或西逃，都对解放全中国的战局不利。11月17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电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为此，中央军委电示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组成先遣兵团向北平附近前进，威胁北平。指示华北野战军停止攻击归绥，将其三个纵队驻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绥远逃跑。又令华北野战军停止攻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下决心逃跑。军委于11月16日到18日，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火速隐蔽入关，出敌不意地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对平津塘一带之敌实行战略包围。11月27日，军委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兵团的三个纵队，三兵团的三个纵队包围宣化、张家口等敌，切断北平、张家口联系，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并掩护东北野战军顺利切断平津、津塘诸敌的联系，为开展战局作准备。为统一指挥东北80万、华北20万共百万大军的行动，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1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从海上逃跑，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由西向东逐个将敌人合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予以各个歼灭。

1949年1月16日到31日，是平津战役的第三阶段，即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

北平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古代建筑，有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等学府，市民共200万。如果守敌顽固抵抗，人民解放军只有采取武力进攻办法来夺取，必将使文物古迹和人民受到很大损失。1月16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特别明确提出：要“积极准备攻城”，但是又指出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占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和解的方法使其缴械……要使每一个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解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指战员听到传达后，都坚决拥护。并提出口号：“要坚决把北平打下来，但不能打坏。”“要让枪炮也长眼睛。”

在积极准备攻打的同时，尽量争取傅作义放下武器或起义。估计到傅作义是爱国将领。1933年参加过长城抗战，1936年他坚决抵抗日寇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受到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称赞。1937年在山西抗日前线，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建立了友谊关系。在解放军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外逃无路的形势下，是有可能争取和平解放的。在刘仁领导下的华北局城工部，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方面动员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军攻城的指挥部，为解放军送情报、提供敌军的目标，并在机关、工厂、学校成立纠察队，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保护文物古迹和档案资料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进行统战工作，对他晓以大义，争取和平解决。

1948年春，北平地下党就对傅作义周围的上层人物开展工作。如傅的至交密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爱国将领，抗战时曾几次到延安，同毛泽东、朱德见过面）以及他的老师、拜把兄弟、同乡等人对傅进行了劝说工作。10月，地下党又派人与傅作义进行接触，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但是傅作义当时对美国和蒋介石还有幻想，手下有50多万军队，还不想谈判。

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傅作义迫于形势，才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希望我党派南汉宸去秘密商谈。12月3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香港潘汉年电，指示可请冀朝鼎（著名经济学家）应傅之邀北上任“华北经委会”副主任，以便做傅的工作，“动摇傅之抵抗决心”，并影响华北产业界人士乃至某些外资代表“坚留华北”，“反对南迁”，“尽一切努力保全华北经济系统中的各种生产设备、科学器材及专门人才，以利我军入城后的接收”。12月中，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地下党员）到我军驻地，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见面，试探我军态度，提出恢复抗战时期的合作关系。刘亚楼向他们表明了我党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愿望，劝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他们留下了电台联络办法和密码，开始建立了秘密联系。

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分割包围，特别是傅作义在新保安、张家口的部队被歼以后，傅焦急万分，坐卧不安，思想斗争激烈。恰在此关键时刻，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将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调到北平，直接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傅冬菊向父亲详细地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的疑虑，明确告诉傅作义，全国胜利的局势已定，跟蒋介石走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举行起义，使北平古都和平解放，就是立了大功。傅冬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

在各种因素促成下，傅作义下决心同中共谈判。1949年1月6日，傅作义请他的老友周北峰（抗战时期周曾代表傅到延安与我党商谈山西合作抗日问题）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代他谈判。他们于8日到达蓟县我军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他们进行了几次谈判，讲明只要傅率部队起义，一律可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定、怀来等地被俘的军官，不咎既往，一律释放，对傅先生和他的高级干部，一律给予适当的安排。他们共同整理了《会谈纪要》后，交周北峰、张东荪带回北平给傅作义看。但傅作义仍在动摇中，不肯下决心。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从陆上南逃的路被切断。14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天津解放，守军全部歼灭。这一切，打破了傅作义企图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

为促使傅作义早下决心，1月16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两项办法：

一是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文档案，我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通牒最后规定，必须于1949年1月21日午夜12点前答复，如果坚决抵抗到底，将实行攻城。“攻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这时，傅作义派全权代表邓宝珊来了，傅作义表示接受第二项办法，商定了协议，双方代表签了字。邓宝珊回去后，傅作义最后下决心全部接受我方的条件，同意我方派代表进城，谈判和平接收北平的办法。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进城谈判具体实施办法，就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问题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军政事宜。

北平谈判的整个过程，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

傅作义于1月21日宣布北平城内的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将协议内容经通讯社公布全国。北平守军2个兵团部、8个军、25个师共20多万人，于1月22日开始履行协议开出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月31日，北平防务全部移交完毕，当天下午，北平所有城门、军政机关和要地，都换上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守卫。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2月3日，我军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式，步兵、炮兵、骑兵、机械化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经前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各界人士和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都为北平古都不放一枪就回到人民手中而欢欣鼓舞。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人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人，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毁灭性打击，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解放全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众望所归奠基人

39 米高扬来华探秘

新中国成立前八个月，米高扬首次秘密来中国，代表斯大林，却声称自己“只是带耳朵来的”。他感觉：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

就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三大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天，1949年1月31日，周恩来见到了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重要客人，这个人，后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担任了与周恩来同样的角色。

“米高扬”，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些中国人的味道，可他却是地地道道的苏联亚美尼亚人，全名为“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他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先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曾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米高扬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于1954年9、10月间和1956年9月两度访华。然而，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了解，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1、2月间。由于这个人物的特殊性，下面将较为详细地介绍他与中国、中国党及其领导人的前后关系。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准备亲自去莫斯科同斯大林面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后来，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毛泽东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与驾驭全国政局的紧要关头无法分身，因此莫斯科之行一再推延。鉴于此，斯大林便打算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中国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同意“你推迟来莫斯科，因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你愿意，我可立即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到你们那里去”。毛泽东当然乐意，很快便电复斯大林：“我暂不去，欢迎派人来石家庄到中央政治局所在地和五位书记谈。”斯大林收到回电后当即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物色了贸易问题专家米高扬。米高扬是191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又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斯大林的有力的支持者，他1935年便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46年后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派他来华，斯大林认为最合适。

带着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使命，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迅速起程，秘密前往中国。在苏联军方的帮助下，米高场先到了中国大连的苏军机场，稍事休息，再继续往西南方向飞。1949年1月31日上午，米高扬飞抵石家庄。毛泽东专门派汪东兴和师哲到石家庄机场迎接。下了飞机，米高扬被告知，还要坐70多公里的吉普车，才能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不过，他仍大舒了一口气，毕竟是踏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再有一会儿，就能见到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了。一路上，米高扬显得很兴奋，中途还无所顾忌地下车与老乡攀谈。第一次到中国，米高扬觉得什么都很新奇。

米高扬来华之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之际。一个月以前，毛泽东发表了1949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斩钉截铁地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条件之上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声明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声明发表的第二天，天津解放；北平和平谈判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场和方针、政策等，也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这样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斯大林发言权不大，派米高扬前来，主要还是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

当吉普车终于开到目的地时，身材魁梧、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在西柏坡住地的大门口迎接米高扬以及同来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伊·瓦·柯瓦廖夫和汉学家兼翻译叶·尼·柯瓦廖夫（即小柯瓦廖夫）等人。毛泽东热情地把米高扬一行迎进会客室，并把他们介绍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其他几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一见面，米高扬就声明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只负责听取中国党的意见，不回答。他先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他呈上了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这一礼物，对长时间工作、战斗在寒冷的北方的毛泽东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

米高扬解释了他来的目的：“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决定。”

头一天会谈，算是见面漫谈，只是海阔天空地闲聊一些一般性的问题，比如像各自国家的一般情况，世界各大洲的局势等等。一开始，由小柯瓦廖夫负责给米高扬当翻译，米高扬也信心十足，满以为小柯瓦廖夫能够胜任。但没想到这位苏共党内的汉学家中文口语欠佳，再加上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几乎一句也翻不出来。米高扬一下子急了，催促说：“叶·尼·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他捏着拳头生气地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顿了。”相比之下，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却显得挥洒自如、驾轻就熟。师哲自1925年起，前后在苏联学习、工作共15年，他是真正的“苏联通”。

看着满脸通红的小柯瓦廖夫，师哲替他解围道：“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在征得毛泽东和米高扬的同意后，由师哲一人担负起了传递毛泽东与米高扬（代表斯大林）之间信息的任务。

从2月1日以后，连续三天，毛泽东与米高扬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阶段。毛泽东心里清楚，尽管米高扬只带着耳朵来，但与米高扬谈话，实际上就是与斯大林谈话，要让苏共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毛泽东谈得比较细，偶尔，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也插几句话。米高扬则坐在那里洗耳恭听，这是斯大林交代过的。

毛泽东的谈话，充满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哲人的深邃与远见卓识。概括起来有这么一些意思：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用不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具有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这个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已经提到了我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已思考过……

毛泽东把我党的一些思考、想法，详细地向米高扬作了介绍，尤其在如何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权问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恢复生产和组织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问题上，毛泽东谈得最多，米高扬也听得很认真。毛泽东还谦虚地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米高扬微笑着点点头，颇带“老大哥”的傲气。

当米高扬听到毛泽东说除了青年团以外，还打算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以组织、发动中国青年时，有些坐不住了。他毕竟是来自“老大哥”之邦，习惯于“指导”别人。按苏联的做法，在青年中成立一个共青团就行了。他忍不住插话说：

“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会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此话如果出自斯大林之口，倒也罢了，因为两党的头号人物之间，毕竟不好拉下脸来争论。但对米高扬，毛泽东则不以为然，因为他还要向斯大林去转达，有的事情必须说清楚。

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米高扬：“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换了一个口气坚定地说：“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他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毛泽东的意思，显然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的一致意见，也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米高扬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话不妥，赶忙声明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请毛泽东同志继续说。”

毛泽东接下去又谈了军队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土改工作问题、民族问题、党内状况问题等。在毛泽东后来的谈话中，米高扬的确只是用耳朵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问题——他的任务，只是把打探到的中共高层的真实想法和对未来的构想带回莫斯科去。

在谈到将要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毛泽东用了一个极为形象而幽默的比喻：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毛泽东为了消除米高扬和苏联朋友的误会，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除了正式会谈以外，在一些闲聊中米高扬还和毛泽东等人海阔天空地谈了一些其他话题。这些谈话，有时和谐，有时也有一点窘迫。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拜会他时，有所指地对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顺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得米高扬忐忑不安。米高扬好像从毛泽东的话中听出了点什么，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知其所以然。毛泽东心里清楚，此意不必继续往下解释，留待苏联领导人自己思考去吧。

任弼时就党的群众工作、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问题、中国解放战争的发展等问题与米高扬进行了单独谈话。

周恩来就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以保障前方的胜利、战后经济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外贸管理以及中国民主党派等问题，与米高扬进行了单独谈话。关于新政府的问题，米高扬最感兴趣，听得格外认真。由于周恩来的谦逊和细密的作风，米高扬感到在他面前说话要轻松得多。米高扬主要搞政府工作，因而周恩来主动请他就新政府的设立问题发表点意见。

面对周恩来诚恳的请求，米高扬把“我只是带耳朵来的”这句话放在了一边，又一次谨慎地打开了他那憋不住的话匣子：“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叠、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冈诺维奇曾经说过，机构重叠，不务正业，于是一个部门在解疙瘩，另一个部门却在结疙瘩。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但实际上是无效劳动。这个现象必须防止……”听到这些，周恩来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2月7日凌晨，米高扬装着满满“两耳朵”的中共领导人的话，离开了西柏坡，由朱德、任弼时亲自陪同前往石家庄。毛泽东头一天已为他送行，他们还海阔天空地谈了一些轻松的话题。为了让米高扬高高兴兴地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就当时最好的条件宴请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

到了石家庄，米高扬乘车游览了这座解放不久的城市，当日登机回国，向斯大林复命。

西柏坡之行，给米高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使他难忘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充满智慧和才能的领导群体。他曾对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说：“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对毛泽东，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对任弼时，米高扬觉得：“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

对周恩来，米高扬更有高见：“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这个大鼻子的苏联亚美尼亚人，在这一点上对周恩来的认识与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实，毛泽东早就安排周恩来在扮演未来政府总理的角色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回到莫斯科，米高扬向斯大林详细地作了汇报。斯大林感到，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的情况和中共的做法，与苏联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别，他一个劲地吸着那只大烟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次西柏坡之行，米高扬与周恩来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党和政府间的关系，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米高扬第二次来华

米高扬走后不到8个月，中国革命的形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任命周恩来为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从此，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其发展一日千里，令世人瞩目。

当新中国迎来她的5岁生日时，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虽然新中国还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比起旧中国来，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期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众多的变化，而苏联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更是惊人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不久，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

1954年9月29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代表团成员中，不仅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等人，而且还有中共领导人比较熟悉的米高扬。此时米高扬的职务仍是部长会议副主席。1949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与米高扬又见过一次。当时米高扬参与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和签字活动。这次是苏联首次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有赫鲁晓夫在，米高扬自然不便多说话。

参加完庆典活动以后，从10月3日起，中苏双方主要就两党两国的关系、国际形势和中苏经济技术合作等问题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政府间的事宜，主要在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与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之间谈。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要最后定夺。

米高扬再度来华，与前一次西柏坡之行大不相同。此时中国已处于和平建设时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次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在中国访问，走一走，看一看。

10月3日的首次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说：“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这正合米高扬的心意，他虽然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中国的北方，但对中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却很陌生。这样，在工作人员准备文件的空当，米高扬随赫鲁晓夫从北京出发，到我国南方一带参观、游览。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交代：苏方客人愿意去哪里都可以，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活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不做什么特殊安排。

当然，为了让苏联客人玩得好，在安全上和生活上，中方还是作了周密的布置。米高扬与赫鲁晓夫等人上了火车以后，沿途天空中有六架专机供他们随时调遣。专列的停车、开车时间和地点均由赫鲁晓夫决定。中国方面专门派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和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等人随同前往。

专列出北京，过天津，到济南临时作了短暂停留。一路上，米高扬都显得格外的兴奋。到上海时，米高扬除了溜马路、吃馄饨、进商店、逛公园以外，还别出心裁，与上海青年在马路上跳起舞来，他时年59岁，却同年轻人一般无拘无束，活泼好动。赫鲁晓夫也是随心所欲，屡屡打破主人的安排，一会儿一个主意。

到杭州时，也许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觉得火车坐腻了，突然决定改坐飞机去广州，因此没有在杭州留宿，绕西湖转一圈以后，勉强吃了点午饭，便乘车前往飞机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谢洛夫（苏联内务部部长）乘坐的第一架飞机先行起飞，上面没有翻译。由于飞行的要求，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全苏工会主席）和师哲等人乘坐的第二架飞机要过30分钟以后才能起飞。米高扬却等不及了，催师哲说：“咱们赶快起飞吧。”师哲作为翻译，处处感到苏联领导人的“老大哥”作风，因而不客气地顶了一句：“你着急干什么！”米高扬乘坐的飞机抵达广州机场时，足足比赫鲁晓夫晚了半个小时。一下飞机，他见赫鲁晓夫与前来迎接的广东省省长陶铸两人正在那比比画画，打着手势表达意思，由于语言不通，双方都很着急。赫鲁晓夫见师哲到来，赶紧把他拉过来说：“快救救我们吧！他们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这次参观访问，上海的百老汇、杭州的西湖、广州的橡胶园……米高扬把美景尽收眼底；上海的小吃、西湖的鱼、广州的蛇……米高扬都品尝到了。比起当年在西柏坡毛泽东请他吃的那顿饭来说，不知要强多少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已今非昔比了！新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当米高扬随赫鲁晓夫等人回到北京时，中苏双方会谈的文件已经准备就绪。

10月12日，周恩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上签字。公报宣布了双方签订的一系列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和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联合公报、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苏联补充供应的设备总值在4亿卢布以上）的议定书。同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还致函毛泽东，代表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为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对苏联人民的好意，毛泽东和中国政府都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文件签署和发表以后，赫鲁晓夫一行于10月13日上午10时30分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中途又在旅顺、大连、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直到10月17日早晨，才乘专列从绥芬河出境。

这是米高扬第二次来中国，他和赫鲁晓夫等人痛痛快快、从容不迫地在中国境内待了19天。

米高扬第三次来华

两年以后的1956年9月，米高扬第三次来华访问。然而，这一次访华，情况却大不相同。

1956年2月24日晚，赫鲁晓夫一反原先对斯大林的尊重和吹捧，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直到25日早上报告才结束。他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内幕，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以及在卫国战争初期由于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有关材料。这份秘密报告，很快以速记稿形式送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的兄弟党，立即像一颗“政治原子弹”一样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混乱。

在苏联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中国国内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究竟如何借鉴外国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又如何探索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此，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米高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邀率领苏共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成员中，还有穆希金诺夫、尤金、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沙丘科夫等人。在前来听会的46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中，苏共代表团的人数最多，当然也最引人注目。

米高扬一行的到来，仍受到中共领导人极高的礼遇。9月1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专门设酒会欢迎苏联等4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并专门向米高扬等人祝了酒。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米高扬和苏共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大会的显著位置。

9月17日，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八大致贺词。一般来讲，兄弟党的贺词，以歌颂友谊、赞扬对方的成绩为主。由于苏共的“老子党”习惯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米高扬带来的贺词与其他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不同。米高扬以较多的篇幅颂扬苏联共产党的成绩以及十月革命、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作用，认为西欧革命的原动力来自俄国，革命的中心在俄国等等。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这种盛气凌人，把自己放在他人之上的做法，显然也是赫鲁晓夫的一贯作风。

大会期间，毛泽东几次与米高扬谈话，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米高扬：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前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斯大林的去世，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共产党所受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等等的话，还没来得及细说，米高扬这次来，毛泽东有一吐积郁的愿望。

在一次单独谈话中，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语气对米高扬说：

“中国共产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组织以及党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遭到严重损失，以至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年初撤离上海，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以王明为代表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对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危害，是与苏联党密不可分的。这些，米高扬不是不知道。他心中明白，毛泽东是有所指的。他只好耐着性子听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米高扬只是认真倾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已日益明显，他也不便表明个人的态度。他清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过去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7年多以前，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代表斯大林首次来华，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那时，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任何意见”。也许那次来华，就决定了他在中国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面前所扮演的角色。1954年，米高扬第二次来华，那次是随赫鲁晓夫来的，当时苏联代表团中的第二号人物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因此米高扬也没有多少发言权。1956年的这一次，是米高扬最后一次来华，此时他又是代表苏共中央，但所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却是粗鲁野蛮、自高自大、善于教训别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已经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不久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个当口，米高扬又被置于不能随便发表个人意见的尴尬境地。

带着这种尴尬，米高扬参加完中共八大以后，率苏共代表团回国。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40 谈判桌上的较量

1949年和谈之前，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先去奉化后飞北平，他面对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和谈破裂，周恩来恳言：不能再对不起姓张的朋友。

张治中领命北上

正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轰轰炮声离南京越来越近之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被迫走向谈判桌。国共两党的这次谈判是在中共统帅部进驻北平不久开始的。1949年3月24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举行和平谈判，主要是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当年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他有正规军430万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的三倍半。武器装备更是精良得多，自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情况完全改变了。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只剩下220万人，正规军只有1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由120万人发展到400万人以上，并且很多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实现了美械化。

蒋介石也承认这个仗已经打败了。不仅主力军被消灭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亦已崩溃。物价的飞涨有如脱缰的野马。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更加陷入绝境，国民党政府已无法统治下去。1949年元旦，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他一本正经地说：“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倘若共产党不许和，“责任皆由共产党负之”。为了回答这个虚伪的建议，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毛泽东强调，只有按着这八条，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的矛盾急速发展起来。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南京政府一切实际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李宗仁在宣布任代总统的第二天，1月22日，即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次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要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经过多次接触，中共中央表示，愿于近期在北平同国民党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中共确定和谈日期之后，国民党方面便组织了代表团，以张治中为代表团长，但张治中在了解了蒋介石的底细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南下，这使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无下文。

在李宗仁的一再劝说下，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他向李宗仁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李宗仁又极力劝说：“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张治中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中还有人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李宗仁说，“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到了不断增大的压力！”

张治中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便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呢？”

李宗仁表示：“文白兄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蒋介石之所以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准备最后决战。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出国。但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前赴北平的。4月1日起程前，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两位首席代表再度交锋

1949年4月1日下午2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未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人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到饭店来看望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你在事前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又说：“这种由蒋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月26日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周恩来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因此，原定在4月5日开始正式会谈也推迟了。”4月3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一次向他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周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是，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周要黄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

4月3日下午6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他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一旦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他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日暮途穷，靠他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干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来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他们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为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1949年4月4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说得怎样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做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评论在历述了4月1日南京11个大专院校6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4月1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评论说：“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么，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事，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开始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110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必将灭亡。”

评论最后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辞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3个月到6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月7日晚11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4月7日（卯阳）印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一种李宗仁在“认错谢罪”的感觉，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1949年4月8日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月9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整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唯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唯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节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设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和谈破裂

且说在北平，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一概括的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4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第二天，4月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与次要’字样；把原来‘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变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果然，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到南京后，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为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

白崇禧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共方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在中原人民解放军4月1日在平汉路花园市西周家庙地区的战斗中，缴获的白崇禧发给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密电中讲道：“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在关键时刻，白崇禧又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了。

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在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将他在飞机上填的一首词《好事近》，拿给李宗仁看，上面写道：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我之所以说‘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就是这个意思。”黄绍竑说到这里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然后说道：“难呀！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啊！如今我这个代总统，是有其名无其实啊！”说罢，就托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一看，大为光火，拍着桌子大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

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奉命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

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钧鉴：

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今日国家破残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祖列宗，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乃纵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兹为培祥和空气，亟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传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

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历时20天的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在4月22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知道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他向张治中表示恳切的挽留。他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深情而坚决的劝阻下，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其他代表终于留了下来。

这以后，周恩来的确履行了诺言，不能对不起这位姓张的朋友。

过了两天，周恩来兴冲冲来到张治中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好久都没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周恩来和张治中坐汽车直奔西郊机场。等了片刻，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从机上下来的是几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孩子。张治中一看，又惊又喜，原来是张治中的妻子和孩子等家人共八口。几个孩子一下飞机就扑到他的怀里哭起来了。张治中揉揉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平饭店一楼住下，他和毛泽东还有邓颖超常来看望，问长问短。一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请张治中一家人吃饭，他们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张治中听到这亲切的话语，如暖流涌进心房，一时言语也哽噎了。

张治中把国共两党之争，一直当作兄弟之争，他称国民党的失败，是做大哥的没把家当好，让给弟弟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反正便宜不外流。

周恩来极不赞成张治中的看法。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对清那拉氏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锟、吴佩孚的声讨也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周恩来与张治中之间，虽然是亲密的朋友，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留任何情面的。他们多次代表各自一方参与谈判，在谈判桌上，常常唇枪舌剑，如同仇敌，势不两立，但从谈判桌下来却又谈笑风生，亲密无间。正是这种坦荡的胸怀，纯真的情感，使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41 筹备新政协

筹备新政协，周恩来周密安排。对未来政府人员配备，毛泽东透露：“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周恩来还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开辟迎接民主人士的通道

和谈破裂以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另一件大事的筹备中，1949年6月，他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内，整整一个星期，为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

其实，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早在1948年就开始了。

正当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1948年春天，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考虑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宜。这一工作，是由周恩来具体操办的。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由于此前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紧了对其的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他们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初，毛泽东主席复电给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复电希望民主人士对召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1948年初秋，曾告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商谈，要萨先与港方接洽，说民主党派有几位负责人要经欧洲进解放区。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D. T. Sioss），他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说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间，施回答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他们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之后施乐斯在当年12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给予保护。其实这时，我方早已开始了接送工作，沈钧儒等也早已到了解放区。

8月初钱之光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要他尽快去香港。钱向刚到大连不久的刘昂交接工作后即由大连出发，经平壤会见了我党驻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启程赴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与钱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人，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即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等取得联系。这时他们也接到了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讨，并作了分工。

周恩来决定利用大连与香港之间的海上通道，但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这时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华润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8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共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由于这一批中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所以为了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前要经过的路线、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沈钧儒一行离港启程后，刘昂在大连与香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船行8天，当刘昂知道轮船已顺利到达罗津后，立即电告香港。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达，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并护送他们转往哈尔滨。

在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后，由刘昂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主要任务虽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10月中旬，大连出发的这条船到香港时，因与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经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运送。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陪同，胡绳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行驶到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后，因大连当时是苏联军港，普通船只不让靠岸，不得不在大东沟抛锚，改乘小船登岸。这一批党内人士较多。郭老等民主人士由东北局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陪同转赴哈尔滨，多数党内同志都接来大连。接到周恩来的电示后，再秘密进入解放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中共党内的人士有30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不仅中共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曾派一桂系大员携其亲笔信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江而治”。对此，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频繁来电，指示大连方面要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

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等一行于12月26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完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后改为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按周恩来的指示，我方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得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在大连又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澄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1949年6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

在全国胜利前夕，把大批的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行动，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的使命

正当民主人士陆续抵达解放区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在加紧筹备中。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把一项重要的决定写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

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

1月的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到达了西柏坡。

周恩来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他都仔细过问。当时华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到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考虑得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周恩来还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会堂里。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接着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共计34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中委中有10人因工作离不开岗位不能到会。候补中委19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候补中委也有9人未到会。列席人员11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是这次全会通过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

开幕当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保证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还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

就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向党内同志明确提出：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也是在这次全会上，批准了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3月13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他说：三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他强调在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离开原则会出乱子；原则性太强，则会变得生硬、急躁。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他自己确是身体力行的，在各项工作中都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当时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以往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既有中央的统一领导，也存在着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分散独立领导的情况，现在存在着分散与统一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谈到战争和生产的关系时，周恩来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110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夫超过300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线，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与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中央的做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他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的重要发言，为统一与分散问题，战争与生产及支前问题，进城以后经济等方面的某些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

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在谈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时，毛泽东说：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许多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确是担任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博大精深的学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统战等多方面有丰富经验，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这一重要职务确是非他莫属了。

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开车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心情都非常舒畅，谈起笑话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乘长途汽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驰去。这个车队共有11辆小汽车和10辆10轮大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当晚住宿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24日到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从涿县火车站乘上专列向北平进发，25日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党政领导和从香港、上海来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

同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还接见了北平市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和160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热烈地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陈叔通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叙谈了半个多小时。时间已晚，周恩来看了看手表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到这里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检阅仪式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驱车前往香山。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移到北平时的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周恩来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直到新中国宣告成立，才把家全部搬进中南海西花厅。

主持起草《共同纲领》

由周恩来自1949年6月主持起草、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解决了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正如刘少奇当年所评价的：“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从开始起草到最后通过，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但从其名称的变化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周恩来自始至终主持纲领的起草工作，为《共同纲领》的制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同纲领》的最初酝酿和起草在1948年，名称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周恩来亲自指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重大“战役”，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1948年，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的曙光在人们的面前也越来越明朗了。

这年的5月30日，中共中央适时地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响亮地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筹建新中国的序幕由此揭开。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拟定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一个代表中国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因此制定这个共同纲领需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协商。

然而，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云集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而这些地区还没有解放。因此，能否把这些民主人士动员并安全地输送到解放区来，是制定共同纲领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着丰富统战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一场没有硝烟的重大“战役”。

杨尚昆回忆说：“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实际上，在1948年7月底到8月初，周恩来就开始对接送民主人士进行周密的部署。

他先后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准备安全护送上海、香港、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他在给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的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7人。

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份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同一天，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并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的电报，提出为筹备召开新政协，除在香港、上海及长江以南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外，拟在北平、天津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珩、张奚若、符定一、李锡九等24人，并要求对这24人名单提出意见。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经秘密交通陆续被接送到西柏坡或哈尔滨。仅从香港就接送了4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

钱之光后来回忆说：“第三批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30多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在这一批北上的。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9月底，从香港来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到达哈尔滨。

10月6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高岗并东北局：新政协须通过共同纲领，并指示他们向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征询对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有何意见。

这份文电，也是目前发现的正式使用“共同纲领”一词较早的文献。

与此同时，周恩来与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建人等广泛协商，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这一草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其中第四条为：“新的政治协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新政协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商会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关于共同纲领，提议由新政协筹备会起草。目前可交换有关纲领的各方意见。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

10月8日，周恩来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告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要他们将这一“书面文件”转交给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

高岗、李富春与已到哈尔滨的6位民主人士当面商谈。这几位民主人士“表示完全同意，并很满意”。但他们鉴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在香港，要求中共将这一草案“送给在（香）港各有关党派、团体负责人阅看，并征求他们意见”。

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这份草案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示他们“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郭沫若等11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意见”。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周恩来拟定的这份草案，基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认可。

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为了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有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中共中央至少在1948年10月上旬就开始起草共同纲领草案。这从上文周恩来所说的“中共中央已在准备一个草案”可以看出。这一起草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

到10月27日，写出了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周恩来将这一草稿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齐燕铭、李维汉等人审阅。这一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

按照原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时的设想，是由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3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一种变化及时地反映到共同纲领的起草中。到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又形成了第二稿。第二稿不仅在结构上较第一稿有变化，而且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也有新的规定。在结构上，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上，它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修改第二稿时，写得更明确，把第三十二条“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临时政府”改为“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同时在第三十三条中加了一句：“临时人民政府应任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总长、各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及若干不管部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处理国家事务。”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作出了相应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但是，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正在激烈进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发展也还没能预料到在1949年召开新政协时解放战争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纲领的重点还是放在“人民民主革命”，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是“偏重动员各方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纲领的名称也反映了这种主旨。

1949年2月，周恩来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同其他四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材料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一百份。存。”

中共两度起草的草稿因形势的变化已不适用。有些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心存疑虑。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亲自执笔重新起草共同纲领。

历史迈进到1949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得如此迅速，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如此快捷，国民党固然没料到，共产党也没料到。

显然，根据1948年对形势的预料所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共同纲领需要重新起草。

1948年11月，周恩来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共同纲领已在起草中，俟草好后，当不待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尔滨）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

在各民主党派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是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指导原则。

讨论中，大多数人赞成以“新民主主义”作为立国原则，但也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个别人士还开出了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纲领”。

由于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一些民主人士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等问题也提出了疑问。

为了解除民主人士的疑虑，使他们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保证共同纲领制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首先，从政策上，教育各级干部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周恩来认为：必须让民主党派在实际的事实面前认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在亲笔起草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党派“走向进步”，“那么，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对“这些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何对待民主党派人士的指示》，强调：我地方党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民主人士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

其次，是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1949年4月，中央统战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59人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参观团以四十多天的时间，走遍了东北所有重要城市和若干农村。他们参观后的感想是：“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共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利用个别交谈、小型座谈、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广泛与民主人士接触，介绍情况，分析形势，答问释疑，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的思想疑虑作令人信服的解答。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幕之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致。这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1949年6月15日，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会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由第三小组负责。周恩来亲自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沈志远、黄鼎臣、李烛尘、邓初民等22人。

筹备会推举周恩来担任第三小组组长，至少应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共同纲领的第一次起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就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的。二是制定共同纲领这一重任的重要性程度。起草共同纲领，是筹备会各小组中最繁重的工作，也是新政协主要的一项工作。三是共同纲领的起草，最能体现出广泛的民主协商，但也需要高度的协调艺术，周恩来无疑具备这样的才能和资质。

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三小组成立会议。会上，周恩来有一说明。他说：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这个共同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我们也曾两度起草。可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现在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长期性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第二次的草稿也已不适用。我们的共同纲领是带长期性的，其重要性是不待言的。会议决定，“委托中共方面负责草拟最初稿”。小组成员分工则按照“自由认定”原则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五个分组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报组长和副组长。

这一次，作为第三小组组长的周恩来，亲自承担了草拟共同纲领初稿的重任。

首先是确定起草的指导方针。对此，周恩来在6月22日新政协党组会上说得很明确：“过去偏重在动员各方力量，现在重点在肃清反动势力，着重建设方面。方针是一个，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推翻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此为各方同意的。”

如果说，起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时的指导方针是重在革命，那么这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的指导方针就是重在建设新中国。

事非经过不知难。当时筹备新中国事情千头万绪，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还要协助毛泽东处理战事，要静下心来亲自起草共同纲领，实非易事。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为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6月下旬曾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个星期。

从目前发现的手稿来看，周恩来从最初的提纲，到给毛泽东的送审稿，其间至少八易其稿。纲领标题最早拟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后来改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目前发现的几个手稿都未标明时间。从最后送毛泽东审阅稿的日期来推断，周恩来集中起草纲领的时间似不会在6月下旬，而可能在7月下旬或8月上中旬。因为在给毛泽东的送审稿之前的四个稿子是连贯的，似乎是一气呵成。通常是周恩来写几段，秘书帮助抄正，然后周恩来再修改，修改后接着再写。

8月22日，周恩来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主席，只印了50份，各人尚都未送。待你审阅后看可否能做修改的基础，然后再决定需否送政治局及有关各同志审阅。”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共一万二千三百多字，在结构上除前面一个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具体纲领部分，又分“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六个方面，共列45条。与上文所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相比较，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份共同纲领草案，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从修改量来看，毛泽东对这个草案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构成了此后不久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重要基础。笔者仔细地核对过，后来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60条，其中44条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的思想有联系，有的表述一模一样，有的表述比以前更全面、更丰富、更具体。

广泛的民主协商换来了集合全国人民伟大智慧的伟大杰作。章乃器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获得一致通过。

1949年9月，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随着新政协开幕的临近也进入了最后的修改、定稿阶段。也是从9月初起，共同纲领的名称也因新政协名称的变化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由王世杰提出来的。后来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一名称，加了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对新政协名称的改变，周恩来有过一个说明。他说：原来是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经过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小组的讨论，总觉得在“新政协”与“旧政协”两个名称的分别上不够明确，也不太真实。后来发现在今天我们的一切组织和规章的名称中都有“人民”二字，而这个产生组织规章的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叫“人民”呢？于是便修改了。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显得太长了一些，后来便把它简化了，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

从目前发现的文献看，在8月22日给毛泽东审阅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前一稿，周恩来就已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文献。但这一名称的正式提议并被采纳，是在8月26日、27日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上。在这次会上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提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如果要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前一天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消息时，正式向外界公布：“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由该会议筹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结构作了较大的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简短的序言之后，平列“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共60条，共七千多字。实际上是把原来的“一般纲领”的主要内容放在“序言”和“总纲”中；在原来的“具体纲领”中去掉了“解放全中国”一节，把“民族政策”单列为一章。这样比原来更为简洁精炼。“先想分成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两部分去写，但那样写就太长了。后来决定将一般纲领部分放到序言中，纲领中只写具体纲领一部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不是周恩来执笔起草的？目前还没有可靠文献以证明。从8月22日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送审稿，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稿本的形成，期间的过程稿还有待发掘。现在发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最早的一个稿本，是9月5日的一个铅印稿，周恩来在上面有较多的修改。从目前发现的几个稿本看，可以断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形成阶段，周恩来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

首先，从9月5日至9月13日，周恩来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至少有过3次大的细心修改。这3次修改分别是对9月5日、11日、13日铅印稿本的修改，改动达100余处。当然，这些修改不全是周恩来的意见，有些是别人的提议。

其次，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广泛的民主与协商。“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而这些讨论，大多是周恩来主持召集的。当年参加新政协的代表葛志成回忆说：“周恩来是我在筹备会上见到的最辛苦的一位领导人。他不仅担任大会临时主席，还是《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组长。他领导小组成员反复征求代表们的意见，对《共同纲领》再三进行修改。”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可谓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对此，当年的与会代表感慨万千。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少有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即使我们今天去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也很难统计清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条。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但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协商后，大家都能取得统一，真正做到心悦诚服。

关于“人身自由”问题。在周恩来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写有中国人民应享有“身体”自由权。后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初稿中，这一项内容没有了。讨论时代表们对此提出意见，认为人身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应在各种自由权中加上“人身”自由。周恩来对9月5日稿修改时，加上了“人身”自由一项。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主张过建立“联邦”制。1918年初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宣告：“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1922年，联合俄罗斯和其他几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成立。同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自己的纲领里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一直到1945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都有这样的思想。甚至在周恩来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也还有这样的痕迹。代表们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对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党内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建议：在统一的国家内不宜搞联邦，应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李维汉的意见被采纳。在9月5日的共同纲领草案稿上，周恩来在第六章“民族政策”第51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后，加写了“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一句。9月7日，周恩来在对到北平的政协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有过一番解释。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有许多民族的代表，我们特地要向你们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一意见。经过协商，代表们在民族区域自治这一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应当说，确定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多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并把它写入具有国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重大前进，也是《共同纲领》这一建国大法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和重大创造。

广泛的民主协商换来了集合全国人民伟大智慧的伟大杰作。反映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代表着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终于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辛勤的劳动和汗水迎来了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那天，周恩来对纲领草案专门做了说明，没等表决，他的讲话就获得了满堂的掌声。及至表决时，会场上的掌声就如雷鸣一般。它表达了全体代表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共同意志。”

竭智尽虑为民生，海纳百川定国策。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令我们感慨和记住的还有共和国那段历史的民主理念和精神。正如胡乔木在回忆那段历史时所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建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即将举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的盛会。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上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会场之内，玻璃灯、水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堂显得庄严瑰丽，光彩夺目。经过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一个多月的努力，这座古老建筑，被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悬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着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

出席会议的代表，6点钟之后便陆续入场。6点40分，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委会向到会代表报告：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来自54个单位或地区，共634人，来宾300人，还有友好国家的新闻记者数十人。周恩来还宣读了筹委会提出的89名主席团成员名单和秘书长名单。全场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这个名单中，除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各为7人之外，其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少数民族，多则4人，少则1人，都有代表。周恩来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大会日程和当日执行主席之后，时针正好指向7点。

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扼要地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和这次会议的任务之后讲道：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的讲话，声音洪亮清晰，令人精神振奋。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引起热烈的掌声。据有人统计，这个不太长的讲话，赢得了高达41次之多的鼓掌，有的掌声长达4分钟。

9月22日，政协会议第二天会上，周恩来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和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他还代表第三小组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作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曾于6月份用一周时间在中南海勤政殿起草共同纲领稿。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几易其稿，最后提交大会审议。

9月23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天，上午，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的图样。

负责此项工作的筹备会第六小组截至是日止，共计收到国旗提案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提案112件、图案900件。国歌提案632件，歌词694首。这些稿件来源地区非常广泛，遍及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西安等大城市和近20个省，还有一些未解放的城市。还有的来自海外的美洲、北欧、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土地的旧称）和北朝鲜（今朝鲜）。作者包括工人、农民、作家、学生和教授。8月16日至20日，设置“选阅室”，将收到的提案，包括图样，全部陈列，邀请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进行研究，收集各方面意见，从中选出国旗图案38幅，国徽图案5个，编印成册，发给每一个代表，以便充分发表意见，更好地做出选择。

9月26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

这天下午，周恩来、林伯渠召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中30人开会。到会人员中，70岁以上者20余人，其余均在60岁以上。其中有司徒美堂、张元济，两位都是83岁，还有陈嘉庚、马叙伦、陈叔通等。会上，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否简称“中华民国”一点讨论甚久。老先生们多数主张简称“中华民国”四字，因为这四个字也是辛亥革命浴血奋战争来的。经过争论，最后大都不赞成沿用这个称呼，更不能在法律上作出规定，因为这个名称被蒋介石集团用了28年，今天新的政府成立，应推翻旧名，一新耳目。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元济先生，清朝光绪进士，已83岁，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亦是参加光绪皇帝时期的“戊戌维新”的老英雄了。他出席这次会议到北平后第三天，就向筹备处提出，要参观中南海勤政殿。他参观后，抚今思昔，感慨颇多。他说：“与这个勤政殿一别已52年了。”上一次来勤政殿，是“光绪皇帝”在勤政殿召见他，当时新政尚未开始，光绪帝头一天召见了康有为，第二天就召见了他。“新政”行了不久，发生了政变，康梁远去，而他被禁“天牢”。他说：“想不到以衰老之年，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独立，解放了的新中国的诞生。”“能够参加这个人民的协商会议，真是荣誉极了，高兴极了。”

值得一提的是，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最年轻的学生代表晏福明，年仅21岁，他与年龄最长的代表之间，相差71岁。

9月27日，人民政协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周恩来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一。

“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报告最后审查情况。大多数人赞成五星红旗。红色是热烈的颜色，象征我国革命的性质，它又像一团熊熊烈火，如凤凰涅槃，象征古老中国的新生。黄色既代表和平，又表明我们是黄种人。大五角星代表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它的四个小五角星是四个阶级的联盟，象征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五角星还代表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和5亿人口，这是我们共和国庄严伟大的标志。随着马叙伦的介绍和解释，代表们翻阅着已发到手中的38幅国旗样式图册和选出来的五星红旗。马叙伦话音刚落，代表们便全体起立，鼓掌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国的国旗。

下午，人们走进会场，怀仁堂主席台的两侧，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告诉人们，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了。

马叙伦继续报告说：多数人赞成共和国国都选在北平，因为北平作为中国的国都，已有700年的历史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平有5000年文化记录，文物集中、交通发达，确有大国首都的有利条件。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多年来中外皆知，是中华民族之声，目前尚未有可代替的。马叙伦报告之后，全体代表一致赞成，鼓掌通过。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道：“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元以公历，今年为1949年。”

周恩来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周恩来又说：“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作决定。”

9月29日，周恩来仍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周恩来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份纲领中，渗透了他的极大心血和智慧。

9月30日上午全体休会。下午，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闭幕会。主要议程是：

（一）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全体委员。选举结果是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政府委员。

（二）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通过建立“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三）大会举行闭幕式。

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简述了这次政协所制定的决议和通过的事项，“都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闭幕。49名着新式军装的军乐队员，演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出席政协会议全体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于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

奠基典礼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仪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毛泽东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铲土奠基，表示对先烈们的崇敬。毛泽东撰写的这段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诞生了！

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