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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淮安少年 大鸾翔宇（1898—1924）
一、万苦千难求学路
1 童年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1]，生在浙江绍兴。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我的家庭近几代是绍兴师爷，到了祖代，搬到江苏淮安当县官。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
师爷的后代
1898年3月5日清晨，在江苏淮安城内的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婴呱呱坠地。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伟人——周恩来。
[1] 绍兴学者沈建中先生考证后认为，周恩来的祖父名“起魁”，而非“殿魁”。出现此误，源于 1946 年 9 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或记者误听，或译者误译，抑或周恩来本人误记。
也许父母在为长子取名时的期望，预示了这个男婴的未来。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上过私塾，获得过清代教育制度的最高学位“国学生”，当过文书即师爷，算是有学问之人。他给儿子取名颇有讲究。在家谱中，“恩”字辈是祖上留下来的，却颇有深意。恩者，爱也。《诗》云：“恩斯勤斯。”经过一番思量，贻能用“来”与“恩”相配。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恩来”，这是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犹如先人所说：“恩自日边来。”
父母还给周恩来取了个小名，叫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说文》云：“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山海经》云：“女床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文，名鸾，见则天下安宁。”这种叫鸾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它一出现，天下便太平安宁。
然而，周恩来却诞生在一个不安宁的年代。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按中国传统甲子纪年方法，这年正好是戊戌年。这年前后，中国内忧外患：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清王朝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灾难深重。1895年，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款白银两亿两，要求中国在七年内付清；规定日本可在中国任意设厂……1897年11月，德国紧随其他帝国主义之后，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到了周恩来降生这一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而清政府则更加腐败无能、丧权辱国：
1898年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同意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借于他国，变“利益均沾”为“利益独享”；
3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德国把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
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福州口租界条约》，使它在租界内享有一切优惠权利；
6月，英国公使窦纳乐又与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租给英国，租期99年；
7月，又是上面那位英国公使窦纳乐，与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拿到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以及全湾沿岸10英里[1]以内地方的租借权；
[1] 1 英里约为 1.609 千米。
到了11月，法国通过《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又用一个99年的租期，把中国的广州湾拿走；
……
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把中国宰割得四分五裂，把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戳得千疮百孔。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周恩来降临到的这个家庭，正处在家境没落、入不敷出的时期。
淮安的周家，发于浙江绍兴，世代师爷。在绍兴周家祖居“百岁堂”的三门上，有一副对联：“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莲溪”，指的是周氏始祖，宋朝大学者周敦颐，又名“濂溪”，他的名篇《爱莲说》，表达了不爱牡丹之富贵，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心志。而“沂国”，则指绍兴宝祐桥周氏祖周茂，“字元泊，元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绍兴城内，无论是“百草园”周树人（鲁迅）的周家，还是“百岁堂”周恩来的周家，都尊奉一个始祖，那就是周茂。[1]对这种渊源关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提及。
[1] 绍兴学者沈建中考证认为，周恩来是绍兴宝祐桥周氏一世祖周茂的后代，而周树人则是绍兴后马周氏一世祖周茂的后代，此周茂非彼周茂。“两周”都尊周敦颐为先祖。但周恩来与周树人之间只是周宗本家，无同族上下辈的关系。
1938年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讲演，开头就说：“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于绍兴城的周家。”
第二年3月，他因抗敌机缘顺道回了一趟祖籍浙江绍兴，曾向姑夫询问：“‘百岁堂’周家与鲁迅是否同族？”为此他还查阅了周族家谱。据周氏宗谱考证，周恩来与鲁迅确是同宗同族。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鲁迅的家人提到这件事。1952年的一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做客，已是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恭敬地对许广平说：“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4月上旬，在党的“九大”期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看望鲁迅的小弟弟周建人时，还风趣地说：“建老，我已查过哉，您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绍兴周氏21世孙，您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呢！”……
然而，周恩来的祖辈却离开了绍兴，迁居江苏淮安。个中缘由，是与当时绍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的。封建时代的绍兴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商人。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而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给主官当幕僚，管文案。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辅佐县官，出谋划策。因为在全国的师爷中，大多是绍兴人氏，所以人们称之为“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字云门）就是当师爷才离开绍兴到淮安的。
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在铁路兴建之前，淮安是南北交通水路的要津，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淮安府境内，曾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西汉军事家韩信、西楚霸王项羽、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地灵人杰，再加上经济、文化的发达，给降生于世的周恩来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环境。
有关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的人生经历，说法不一。有人考证，周起魁自到淮安当师爷起，便定居淮安，从幕从政；后来当过代理安东（后改名涟水县）、阜宁、桃源（后改名泗阳县）等县知县以及海州直隶州知州、江苏同知等职，官至五品。也有人考证，在他的晚年，只谋得个淮安府山阳县（后改为淮安县）候补知县的职位，因原任知县恋栈不去，周起魁始终只是“候补”。到淮安后，周起魁与二哥合买下了城里驸马巷的一所宅院。清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50多岁的周起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生前不事生产，因此死后的家产除了那所大房子外，就剩城外的几分坟地了。这时，周家已日渐衰败。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老大贻赓（字曼青）、老二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即周恩来之父）、老三贻奎（字焕臣）、老四贻淦（字簪臣）。在“百岁堂”周家大家庭中，按周起魁兄弟几房所生子女的排行，他们又分别是四、七、八、十一。
周贻能受父辈的影响，在取得“国学生”的学位后，也做起了师爷。周恩来出生后，没有见到自己的祖父，但师爷家庭慎思明辨、思之缜密、行之周全的传统，对少年周恩来的成长不无影响。同时，江浙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周恩来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对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影响最大的人，则是他的生母和嗣母。
母亲
周恩来是祖父周起魁的长孙，父亲周贻能的长子。长子、长孙出世，周家充满了喜气。在母亲心中，更是充满了慈爱。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她在万家排行十二，因此大家习惯称她为万十二姑。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与周恩来的祖辈一样，也是师爷出身，后来在淮安府的清河县（后为淮阴区）做了30年知县，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十二姑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万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她也热心、乐意地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姑有时也为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的周家发愁。长子、长孙的出世，多少给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父亲与万十二姑给孩子取名为“大鸾”。无论有没有这种鸟，父母总是希望长子有出息，将来振兴周家。
周恩来不满1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倘若就这么死去，不仅祖宗的祭坛上不能放他的牌位，而且遗留下来的寡妇也永远被家族内外的人看不起。据说有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贻淦的妻子陈氏出了个主意：“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陈氏觉得有道理，答应了这种安排。
过继之事与周恩来父母商量后，父亲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生母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她自从嫁到周家，就目睹四弟贻淦被肺痨折磨的惨状，更理解弟媳陈氏的苦衷。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也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把大鸾过继给了贻淦和陈氏。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贻淦的病体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贻淦去世，周恩来由嗣母陈氏精心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还学过一点儿医术，略通医道。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由于年轻守寡，她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抚养和教育上。在这样的家庭中，嗣母丧夫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而周恩来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周恩来过继给陈氏之时，生母万十二姑又怀上了他的弟弟恩溥。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养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养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农家为他找了一位乳母蒋江氏，三人一同生活。乳母同样慈爱、纯朴、宽厚，她在哺养周恩来之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乳母也很有感情。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周恩来与别人不同，有了三位不同意义上的母亲：生母、嗣母、乳母。
周恩来从4岁时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起用“恩来”这一学名，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想修养、学识见解和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在与乳母蒋江氏的共同生活中，周恩来也听到和亲身感受到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事情，如播种、插秧、收割、舂米以及老百姓的日常凡人琐事等等。乳母带他到乡下家中去玩，他不仅结交了包括乳母的亲生儿子在内的一些穷苦朋友，而且切身体会了农民耕耘的艰辛，从中他也理解了嗣母经常给他讲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真正含义。
周恩来的生母、嗣母、乳母都虔信神明，他们还经常带周恩来去烧香拜佛，求东岳大帝保佑。虽然幼小的周恩来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去拜佛，也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是，母亲们的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后来他对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和平相处。1963年10月20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儿也不唯心了。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周恩来在信奉佛教的长辈们的熏陶下，也逐渐养成了慈爱、无私等性格。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区）外祖父家居住。早在周恩来出世不久，外祖父万青选就病逝了，但他却给万家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家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一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发挥想象力有很大的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这一时期，嗣母一方面继续教周恩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名家诗句，另一方面，开始教他吟诗作对。嗣母把自己作的一些诗拿给周恩来参考，对他加强诗词方面的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爱嗣母的诗，以至后来到东北、到天津、东渡日本，都随身带着这些诗稿。善于与人相处、爱交朋友的周恩来，在清江浦的外祖父家与同辈的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在这里，他的童年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家境越来越破落。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不强，在清江浦只谋得一个薪水很低的小差使，家里经常只能靠借债度日。外祖父家的一大家子人，也经常发生纠纷。由于万十二姑贤惠、善良、办事公道，也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常常担当起调解纠纷的角色。生母总是带着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周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过度劳累，生母积劳成疾，再加上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疾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生母去世，对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这时父亲经人介绍，远走湖北去谋事了。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嗣母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削弱。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见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心中明白，他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忍辱负重。后来，他果真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当他再遇到那位屠夫时，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他给了自己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的1908年夏天，嗣母也被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夺去了生命。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最大。他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后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被羁入狱期间，正值嗣母祭日，他含泪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接连失去两位母亲，周恩来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但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维护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任。此时的周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少年时期。但是母亲以往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而当家后操持生活，又给了他许多实际的锻炼。几十年后他曾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也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逼我国还债时，周恩来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还讲过自己从小的经历：“我常说，我这个人这一点经验最深刻。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跟大观园的生活差不多，最没有意思。”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婶婶（周八太）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一些生活难题。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早有耳闻，也经常有书信往来。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周恩来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淮安，到东北去生活、求学。伯父在家时，周恩来就与他较为亲近，伯父也很喜爱侄儿的聪颖、机敏。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决定离开老家，出去闯一闯。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走前还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走时，他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乳母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
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他始终把对三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东北读书时，乳母曾托人捎信给他。他到南开学校读书时，乳母还亲自到天津看望过他。对生母和嗣母，他的怀念更深。每逢母亲的祭日，他总要独自一人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方面，都受到母亲的影响。三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自己的性格特点：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的养成，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子——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2 东北三年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初登新学堂
1910年春天，周恩来告别两个弟弟和其他亲友，随堂伯父周贻谦出发北上。这时他正好12岁。他们取道山东、天津，经过长途旅行，终于来到奉天省。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这个淮安少年面前。
当时的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腐败的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屈膝投降，对内欺压百姓、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国的土地，瓜分中国的版图。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也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为拯救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开始了他在辽东的求学生涯。
从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这是周恩来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如他后来说过的：“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初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又随三堂伯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
伯父周贻赓为了让周恩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学得“新知识”，1910年秋天，将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自己家里，并把他送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奉天古城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刚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开设了修身、图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
入这样的学校，周恩来耳目一新，感到这里的教学与老家的私塾完全不同。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周恩来那颗富有感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出版的《盛京时报》，“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
1911年10月，在湖北武昌爆发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消息很快传到了沈阳，周恩来闻讯后非常振奋，在革命浪潮的鼓舞下，他毅然带头剪去了自己头上的长辫子。他还劝告老师和同学也剪掉辫子，鼓动大家学习国外先进生活方式，穿短服，不要被长袍马褂缠着身子。
辛亥革命的浪潮，激发了年少的周恩来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他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他撰写文章，参加讲演。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讲演会上，他目睹中国人吸鸦片烟的严重后果，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他说：“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炮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强，不禁毒焉能救国？”
少年周恩来喜欢与师长同学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小学的魏校长谈起非洲的小国克兰斯法尔办学救国的故事时，周恩来被这个故事所吸引，他高兴地说：“中国图强，就得想救国的办法，就得把教育办好。”
周恩来在东北读小学的那几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革，清王朝被推翻，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民国刚刚兴起。孙中山领导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周恩来常与伯父和同学们谈论着政局的变化，伯父是爱国和赞成变革的。在那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沈阳也和全国一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种反清言论和革命活动，蓬勃兴起。在这样的环境下，周恩来很受启发。
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叫高亦吾（字盘之）的史地老师，是一位山东汉子，富于正义感，学识渊博。他常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生动形象地讲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周恩来和同学们都听得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泪痕满面。他非常尊敬和亲近高老师，高老师也特别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少年，经常和他谈心，并介绍各种进步书籍给周恩来阅读。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使他的朴素的爱国救民的感情不断得以升华。
走上革命道路以至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高盘之老师的恩情。延安时期，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宾并答外国记者问时，曾有这么一段谈话：“周恩来阁下，以您的出身情况是如何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记者问。回答是：“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的栽培，可以说，没有高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1951年12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专门接见高盘之先生的儿子高肇甫，意味深长地谈起他对高盘之先生的敬重怀念之情：“我13岁在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各方面都亏了令尊的关怀。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好书，其中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写的《革命军》，对我影响很大。这是一本宣传革命的书，其中提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号召四万万同胞要‘掷尔头颅，暴尔肝脑，同封建统治者决一死战’。”“高老师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思想，多次声泪俱下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事迹，同学们听了大都义愤填膺、潸然泪下。……记得一次老师带我去外国租界地，他告诉我就是这些蓝眼黄发的外国洋人，依仗他们的船坚炮利，把我们的大好河山瓜分为他们的殖民地……后来我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令尊随即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职。在此期间，我去看过他两次。其中一次他对我讲：‘你们在天津办的《觉悟》社刊已轰动京畿上下官府，你的名字据说业已在册。当局严令取缔觉悟社，并逮捕其一切成员，你要当心。’京兆尹公署当时在地安门……”
高肇甫的一个叔伯大爷高敬之，当年曾与高盘之同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任教，对少年周恩来印象颇深。老人存有周恩来当总理后写的一封字迹刚健的毛笔信：“……忆昔受教于盘之先生，获益匪浅，迄今尤甚感念！……周恩来”。
为了中华之崛起
到了沈阳，周恩来求知若渴，读书期间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科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他写的文章，气魄大，志向远大，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当时学校每周一两次作文，他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字样，贴在学校“成绩展览处”，供大家观看。国文老师姓赵，叫赵希文，每当看到周恩来的作文中流露出一些特别之处或奇光异彩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还经常感慨地对住在同一宿舍的张镜玄老师说：
“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国文老师常把周恩来叫到宿舍，给以精心指点和培养。其他各科老师也都十分喜爱这位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1912年10月，全校师生隆重集会，纪念东关模范学校建校两周年。年仅14岁的周恩来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为题写了一篇作文。这篇文章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恳切要求道：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堕行检，以失人则放；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对于同学，他在《感言》中提出对“各种学科”必须“深究而悉讨”，不能“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躐等以求进”，要“慎思而明辨”。这就是说，在学习上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深入研究，要有恒心，有毅力，循序渐进，认真思考，明辨是非，掌握各种学科知识。
在这篇作文中，周恩来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都作了比较好的阐述。
他当时虽然只有14岁，却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这篇作文得到了教师的夸奖。国文教师看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
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第二年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一种心系国家、民族未来的崇高责任感，已深深地植根于少年周恩来的心中。
有一次，兼教修身课的魏校长在课堂向同学们提出了“读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
有的学生回答：“是为了家父而读书。”
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
也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当魏校长问到周恩来时，他庄重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由于周恩来的南方口音，魏校长一时没听清楚，于是他又沉重、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年少的周恩来有如此之志向，震惊了校长和同学们！
还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以历史上“赵苞弃母全城”的故事为题，要求学生作文。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郡守，当时居于北方的部族鲜卑人入寨掠夺，在途中夺走了赵苞的老母和妻子，便用以为质，要挟赵苞投诚。赵苞不为所动，明确表示为了国家不能顾私情的决心，并忍痛出兵进击，拼死战斗。结果大败鲜卑军，保住了辽西郡城，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也因此被鲜卑人杀害。
对于这个故事，同学们议论纷纷，各说不一。有的同学认为，赵苞弃母就是“不孝”，并说“城失犹可得，母死不能复生”。
周恩来在作文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热情赞扬了赵苞反对掠夺，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战斗精神。他认为赵苞弃母不是“不孝”，而是“大孝”。文中表现他雄辩有力的见解，充分表达了年少的周恩来把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境界，也充分表现了他自幼就“慎思而明辨”，善于独立思考的学习精神。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的三年中，正是循着他在《感言》中提出的目标奋勉做人做事的。他热烈追求新思想，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特别注意国内形势和社会问题。他自己订有一份当时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一张不缺。“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他还经常从老师和同学家里借阅孙中山、章太炎办的《民报》。
初到东北时，由于周恩来性情温和，文弱瘦小，再加上说话带有浓厚的淮安口音，因此一些调皮的大同学曾骂他是“小蛮子”，经常欺侮他。但周恩来在读书期间，非常谦虚朴实，尊敬老师，善于团结同学，热情待人，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广交朋友，他出入时与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再也没人敢欺侮他。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同学常请他答疑解难，他总是热情帮助，从不傲慢。当时，他的一位同班同学，腿有残疾，他就经常主动帮助这位同学。因此，同学们都很亲近他，尊敬他。而对于那些官僚世家的阔少爷的蛮不讲理，破坏纪律，仗势欺人的恶劣行为，他总是挺身而出，联合弱小同学，与之斗争。
以“中华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在刻苦读书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了解社会实际，接近普通老百姓。在沈阳读书的三年中，他常利用寒暑假到家住农村的同学那里去访问，了解他们的疾苦，这使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1年暑假，周恩来首次到沈阳郊区魏家楼参观，这是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村庄。村里的老人给他讲述了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这里进行的一场残酷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死于不顾，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划为战区，让大好河山任人蹂躏。1904年10月，日、俄两军在魏家楼相遇，村东的烟龙山成为日军临时指挥部。村里的房屋被沙俄军放火烧成一片灰烬。全村男女老少，无家可归，外出逃难，不少无辜的村民死于战火之中。有些村民奋起反抗，割断侵略军的电线，杀死零散的强盗士兵，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牺牲精神。
听到村民讲起这些血泪斑斑的往事，踏在这混着斑斑血迹的旧战场的泥土上，周恩来满腔悲愤，不由自主地唱起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谴责日俄战争的歌曲：俄国“克查克（哥萨克）队肆蹂躏”，使我东北“户无鸡犬宁”。他大声疾呼：
“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在少年周恩来的心灵里，燃起了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满腔怒火，和对清王朝腐败无能的无比愤恨。对于那些勇于反抗的英雄们，周恩来则油然生出无限的崇敬之情。
在魏家楼的这次经历，周恩来很有收益。他先后在魏家楼的同学何履桢家渡过了三个难忘的假期。何履桢的祖父何殿甲，是村里的私塾老师，是一位忧国忧民、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人。老人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也从这位胸怀救国大志的少年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老人非常喜爱周恩来，常带着他一道漫步烟龙山，并吟诗抒怀：
“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慨三省兮民涂炭，溯历代兮皆然。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这首诗表达了老人对年少的周恩来寄托的无限期望。
当周恩来离开奉天时，这位老人还特意写了《赠周恩来文》和《赠周恩来南归诗》五首，列举了历史上著名人物通过勤学苦练，造就“非常之才”与“非常之业”的故事，殷切地勉励周恩来。诗文写道：“焦桐入听谁知己，除却周生即吕生。”“不大困者不大亨，能冒险者方出险。”诗文意味深长，对周恩来这样的少年寄予厚望。
从1910年春天到1913年2月，周恩来在东北生活了整整三年。这三年中，他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有很大的长进，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把身体锻炼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每天徒步往返学校，常常是风沙扑面，泥路难行。但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特别是沈阳的冬天，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他坚持在寒风冰雪中跑步，以顽强的毅力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在学校里，他也喜欢体育课。他很佩服体育老师，经常向体育老师学习锻炼身体的方法。课后，他常常和同学们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尤其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开展踢熊头（类似足球）的比赛。这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那时条件简陋，没有球门而是往高踢，熊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这种活动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技巧，而且需要大家很好合作、密切配合。
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坚持身体锻炼，使周恩来很快适应了东北的生活，身体也越来越健壮。
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多次提到少年时期在东北的生活。在同亲属的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起在东北上小学时的生活说：
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他还对辽宁大学的学生风趣地说过：
我是1910年到沈阳的，住了三年。我是带着辫子来的。我身体这样好，要感谢你们东北的黄土、大风、高粱米饭，给我很大的锻炼。
3 求学南开
南开四年，周恩来“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毕业成绩仍属最优”，深得校长张伯苓器重。校董严修预言：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移居天津，求学南开
从12岁那年离家到东北，经过三年的大风、黄土和高粱米的磨炼，周恩来逐渐适应了关外的生活，不仅身体锻炼得很强健，就连语气有时也夹杂着一些东北腔调了。
正在这时，伯父的工作有了变动。1913年2月，周贻赓改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只好随伯父南下天津。当他们在天津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住下时，周恩来迎来了15岁的生日。生活环境的又一次大变化，给周恩来的性格和思想再次带来巨大的影响。
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工商城市，也是出海的门户。自1860年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等国相继在此建立租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在这里相对要先进一些。国内闻名的南开学校，就建在天津南开区南开四马路。
南开学校，是严修（字范孙）1904年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严修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主张教育救国。为办好南开学校，严修请来了一位更热衷于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担任校长。张伯苓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高才生，由于受到甲午海战中国失败的强烈刺激，转而从事教育工作，并考察过欧美和日本的教育，他把身心投在了南开学校的发展上。他制定了一整套的教育制度，在课程设置上，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次科有物理、化学、中国史地、西洋史地、生物、法制、体操等。南开教育的一大特色，是注重英文能力。英文课每周都有10个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课都用英文课本；为提高学生英语会话的能力，学校还请了美国老师来教课。南开的纪律虽然十分严格，但南开教育却是自由、民主和开放式的。
周贻赓移居天津后，很快就获悉南开学校将在暑假中招生，考试科目为英文、国文和算学。他力主周恩来投考南开。为准备考试，周恩来先在天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多月。
1913年8月16日，周恩来走进南开学校北楼的一个大教室里，参加了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和算学这两项，是周恩来的特长，再加上事先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录取。8月19日，周恩来报到入学，被编入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从此，在南开的新式教育环境中，他的学识和修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周恩来入校时，虽然只有15岁，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强烈的求知欲，已深深地交织在他的脑海里。看到天津遍布租界，“洋人”、军阀任意蹂躏人民，柏油马路上躺卧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他深感有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之必要。他抱定立志救国、奋发读书的决心，对自己提出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在四年的南开学校生活中，他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他在校期间，刻苦用功，勤奋好学，经常学习到深夜，晚上同学们都已入睡，他所在的西斋三十五号宿舍一角的灯却还亮着……入学不久，周恩来的学习成绩便突显出来，十分优异。
1915年3月，在他上二年级时，全校800多名学生举行作文会考，经全校语文教师评定，周恩来的作文被评为全校第一名。
1916年5月6日下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会考，每班推选优秀代表参加。“与赛者计共十一班，二百余人，分成人、童子二部。”周恩来选作成人部第一题，题目是《诚能动物论》。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强调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崇诚信、弃诈伪。他列举了中外历史上一些名人的政绩，以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历史的教训：
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极严，其以一人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
他文思奔放，越写越激动，就像在演说会上慷慨陈词，顿足疾呼一样。
他在文章结尾处进一步结合社会实际，把矛头直指当时的反动统治者：“虚伪可惑少数人，惑人类一时，不能惑人类最长时期”，反动统治者妄图驱众人的“生命脑力，以供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周恩来的考卷当晚由校董严修亲自批阅，老师们看后也都极为赞赏。批语道：其“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殊为罕见。
第二天发榜，三年二组周恩来荣获第一名，同时得到由严修先生亲笔题写的有“含英咀华”四个大字的奖旗一面，为全班争得了荣誉。
周恩来除国文成绩十分优异外，化学、代数、习字等各科也名列前茅。1916年3月，班级化学考试，他名列“最优者”；同年4月，班级代数考试，他名列“最满分者”中；4月8日，全校数学笔算速赛，他又名列“最优者”中；12月，全校习字比赛，周恩来又获“行书优胜奖”……
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与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激昂慷慨地发表对祖国命运、前途的见解。为探究中国现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阅读中外历史书籍。
他爱读的中国史书很多，其中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之类的书。周恩来曾用节约下来的钱，买了一部用连史纸精印的司马迁的《史记》。对于“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这种见解，周恩来完全赞同。据周恩来当年的老同学回忆，他把这部《史记》读得很熟。当大家晚上在寝室里休息时，他特别生动、津津有味地讲述《史记》里的故事，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在这里，周恩来一面继续阅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一面认真阅读明末清初的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名著，以及谭嗣同的《仁学》等。这些，都培养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周恩来还研究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办的《民权报》《民主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
南开图书馆中有许多外国名著，也满足了周恩来求知的渴望。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以及严复所译述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等著作，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周恩来还阅读了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富》（即《国富论》）以及英国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著作。其中，尤其以《天演论》，给了他较大的思想影响。这时，他的英文已较好，甚至能看这些书的英文原版，他还看了一些其他英文原版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方面的书籍。
《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本重要著作，它阐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与中国人传统的“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因此，《天演论》当时被称为是一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从这本书中，周恩来明白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道理。他从积极方面理解和接受这种思想。他由进化论和“物竞天择”的道理中，领悟到中华民族必须奋发维新，“自强保种”，才有出路；人类的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
在中外思想家的影响下，周恩来写了许多思辨色彩极浓的优秀作文，如：《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欤》《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共和欧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我之人格观》《试论奢靡二说》……
在《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欤》这篇作文中，他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寻找“义”和“利”的共同点。义、利之争在中外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上长期存在。中国的儒学思想中一般重义轻利，甚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孟子认为利是引起社会混乱的总根源，只要舍生取义，实行“仁政”，则“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与此相反，西方功利主义哲学则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把合理的利己主义当作行为的准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则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从个人利己主义这一所谓“人类的本性”出发，演绎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思想体系。针对这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周恩来在作文中从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剖析了它们各自的社会价值，肯定了它们的历史作用。随后，他又把论题的峰潮推回到中国现社会中来，认为：在“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的情况下，单纯地“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同样，单纯地“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如果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分而行之，适足以促吾国之亡”。他把对义、利问题的思想选择，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因为这涉及当时在实践中到底是道德救国还是实业救国的问题。周恩来在这篇作文中的最终目的，是在对各有利弊的学说进行细密分析后，取其精华，求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操作性理论。为此，他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这种“两利皆举”的想法，立足于把对立双方适合社会发展的共同点结合起来，避免两种观点的极端性，汲取各自的合理因素。他设想其实践效果必然是：国民之德行可“达于尧天舜日之境”，国家富强可“比隆于欧美”。
在受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影响时，周恩来并没有表现出迷惑或盲从，而是善于从社会历史和现实出发，对每种观点进行细密的分析，辨明是非，在辩证的思考中找到各自合理的因素，以便求得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种思维特点在他四年的南开学校正规学习中，逐渐巩固下来。由于这种求实和思辨的思维习惯，他在这一时期也格外感兴趣于选择符合这种思想方法的题目作文。
1916年3月，周恩来在另一篇作文《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中，以类似于前篇作文的思维逻辑，更精彩地表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虽然退让与竞争两者是尖锐对立的，但他既赞赏老子揭示的“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这一“生存常道”，也不排斥英人赫胥黎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来解释自然界进化的观点，认为两者同样是把眼光放在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上，其研究对象具有共同点。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老子的“退让”与赫氏的“竞争”，并非“冰炭不同炉”，只要深思慎辨就可发现，老子的退让中包含着竞争，赫胥黎的竞争中也包含着退让。文中从退让与竞争的相对性和相容性的辩证关系上，又找到了老子和赫氏的学说在内容上的共同点。最后，他提出：“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可见，周恩来是极其欣赏从对立中求同一的思辨方法的，也乐于从事这种哲学思辨。他所提出的“退让竞争主义”概念，充分地体现了他思想方法中不走极端的辩证性。
南开时期，是周恩来人生历程尤其是思想探求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事物，周恩来养成了独立观察、辩证思考、细密分析的习惯。正如他在《吾校之新剧观》这篇社论中所领悟的：“物虽微，理所据也。事虽细，神所系也。观一物之结构，而后知万象之生理。察一事之组织，而后洞人类之精神。”
对人，周恩来则表现出极大的谦逊、坦诚和宽容。无论对同学，还是对友人，他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热心为大家服务，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经常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帮助别人学习、补课，给同班同学和低年级同学辅导学业，解答疑题。
周恩来曾写过一篇题为《射阳忆旧》的散文，文中回忆和赞美了他家乡一个忠诚正直的仆人，并表述了自己愿做四万万人民中的公仆的志向，决心将来要做“天下之公仆”，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服务。
这一时期，周恩来善交友，但所交非常慎重。他曾自述道：
“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一友，辄寤寐不忘。”
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唯人品不齐，何敢等视，以故识者虽众，而处以深交期以久远者，实不多觏。”
这里所说的“深交”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期以久远”则是要有救国救民之恒久志向。
早在1914年3月，周恩来和张蓬仙、常策欧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业余团体，决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定名为“敬业乐群会”。该会的宗旨定为：
“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辨难析疑，逸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
由于周恩来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因此大家都一致选他为社团领导。但他虚心谦让，在第一、二年只担任智育部部长、副会长，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开展了各种进步活动。为了便于同学课外阅读书籍，增进知识，除接收原学生团体的藏书和新购部分书刊外，还发动会员自愿捐献书籍，互通有无。据记载，周恩来第一次就捐献了《东方杂志》《大同报》《立国根本谭》《军人的模范》《自治模范》《民国生死问题》等多种书刊。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四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经常邀请老师做专题报告和辅导，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会讲演、座谈。如吴玉章、黄炎培等就曾到校和会员座谈，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会员的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培养了爱好、特长，激发了大家奋起救国的革命热情，确实起了“补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该会还针对同学们的喜好特点，经常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如在茶会上，大家欢聚一堂，讲趣语，说笑谜，表演相声、双簧、幻术或舞剑，猜灯谜以及开展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的趣语和幻术表演很受欢迎，常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
除担任智育部部长外，周恩来还负责经办一切会务工作，同时还主编《敬业》会刊。
当时南开学校有四种公开发行的刊物：《校风》《英文季报》《励学杂志》和《敬业学报》（开始叫《敬业》杂志）。《敬业》系半年刊，每年3月、10月出版，第一期于1914年10月出版。
“我是爱南开的”
周恩来主编《敬业》，“倍竭其力”，该刊内容丰富，文字清新，论理精辟，插图优美，流行亦广，影响很大，得到大家公认，“为全校冠”。
周恩来在该刊上曾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撰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小说、诗歌、译作等。《敬业》共办了六期，在后几期杂志里，周恩来还专门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在这个专栏里，他以多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与艺术风格，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尤其他挥笔写就了许多豪放的诗篇，融进了深刻的政治内容、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真挚感人的艺术魅力。
据现有资料看，周恩来最早的诗歌作品，应该是他1914年发表在《敬业》创刊号上的《春日偶成》（二首）。
（一）
极目青郊外，
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
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
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
相思又一年。
当时发表在《敬业》创刊号的21首诗作中，多数是吟鸟语花香，赞美大自然景色的。而周恩来的诗，独以深沉的目力和锐利的眼光，透过春意盎然的大自然景象和祖国美好河山的描述，揭示了祖国的危难、人民的痛苦，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进步和光明的热烈情感。
1916年4月，周恩来为了送别同学好友、“敬业乐群会”会长张蓬仙离校返乡，前往日本留学时，曾以《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为题写了三首送行诗，以飞飞为笔名发表在《敬业》第四期上：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
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
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
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
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
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
临歧意怅然。
后来看过周恩来早年写的这些诗句的赵朴初先生，这样感叹：“周总理曾经是一个有甚深造诣的诗人，写过了动人心弦的诗篇。”
唐弢先生也品评过周恩来的早期诗歌，他也脱口而出地感佩到：“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同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周恩来这些早期诗篇虽然为数不多，却的确使我喜欢，倾倒佩服，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伟人的萌芽……”
诗人对诗的感受，是最直接的；而诗人对伟人的诗的感受，也应该是最真切的。
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刊更名为《校风》周刊。这是由学生自办的校刊，每周出一期，公开发行。该刊有工作人员四五十人，分布在各年级各班，每年选一次，编辑部有6名编辑代表，周恩来是1916年和1917年的编辑代表。他除担任编辑部的纪事类总主任、文苑部部长、课艺栏编辑外，主要职务是《校风》总经理，负责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广告、发行等事务。他的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他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检查印刷质量和保证每期准时出版。
除此而外，他还亲笔为该刊撰写很多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从国际国内大事到球讯往来消息，他都有所评论、记述。这些作品写得有内容、有条理、有判断，并有引人入胜的风趣，同学们都争相传阅。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所撰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载于《敬业》《校风》《南开星期报》等刊物上的文章共有25篇，其中论说文12篇，小说、小史、剧本、游记、杂忆、编志、翻译等各种体裁的文章13篇。另外还有纪事137则，笔录3篇，诗歌6首，等等。
当时，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每年均联合举行一次校际辩论讲演比赛，由各校派出3名代表参加，根据比赛的题目，各人尽力阐述发挥，互相辩驳，优者为胜。周恩来曾代表南开学校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他特别善于演讲，长于雄辩，他的演说总是那么激动人心，很富于感染力，因而使南开学校连续两次获得全市中学校际讲演比赛第一名。
周恩来杰出的演说能力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他经常勤学苦练，从内容到声调，从仪容到姿态，广泛征求同学意见。有时他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他还苦练即席讲演的能力，不打稿，不准备，得到题目后立即发言，出口成章，机智敏捷。天才出于勤奋。后来周恩来成为当代世界杰出的外交家、演说家，是与他青少年时期勤学苦练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分不开的。
在南开学习的四年中，周恩来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深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每隔几个星期，他总要在休息日到张校长家去长谈。张校长每次总要留他吃饭，有时吃贴饼子，煮稀饭，煎小鱼，把他当成自家人。
校长张伯苓常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校董严修也很赏识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他曾称誉周恩来：“有宰相之才。”他的儿子严智崇曾向父亲提出：“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为六妹（严智安）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严修的家人想促成周恩来和严家六小姐的姻缘。对校董的厚爱，周恩来很感激，但婚姻大事绝非儿戏。他在一次散步时对好友张鸿诰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
另外，周恩来与国文、理化等课的教师交谊也很深厚。国文教师张皞如，是一个很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周恩来经常邀请他参加敬业乐群会诗团的活动。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发表了一首张老师的诗作《伤心事》，同时自己和了一首《次皞如夫子〈伤心事〉原韵》。两人表达了共同的心境。
1917年6月26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参加了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当校方把“国文最佳奖”颁发给他时，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恩来代表全体毕业生致答词。
在他的毕业证书上，有这么几句话：
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19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
在《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有这么几句评语：
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全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南开学校，给周恩来增添了丰富的营养，留下了永远忘不了的记忆。几十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曾多次说过：
南开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学了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
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
我是爱南开的……
二、东渡西行认真理
4 东渡日本
东渡日本求学，在苦闷中曾一度信仰“无生”主义。“军国”的主张不能救中国，“贤人政治”亦不能救中国，周恩来开始关注俄国的列宁。
“大江歌罢掉头东”
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后，每个南开学子都在为自己的去向做打算。年轻的周恩来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能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却那么贫寒，难以给他继续深造的支持。一些友人得知他的打算后，借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在周恩来毕业的前一年，伯父周贻赓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只身赴东北就任。周恩来对他伯父几年来的抚养很感激。要出国了，周恩来决定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沈阳母校同师友话别。1917年8月，他又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沈阳，与伯父和母校的师友们依依惜别。8月30日，他给同学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夕，他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好友。他的同班同学王朴山只比他早到东京三天。南开创办人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正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即将毕业。其他同学还有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在东京，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在东京组织了南开同学会，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因此，周恩来一到日本，就得到不少照顾和帮助。
由于住处紧张，周恩来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这里的姓陈的中国留学生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里。以后为了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他又多次移居。
10月间，他进入神田区仲猿乐街七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大学考试的科目，主要是学习日文，也复习一些其他课程。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必须具有的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词语都是英文的，如果不学习日文，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他和南开同学张鸿诰都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日本学校的考期越来越临近，家里的景况却一天比一天困难，这使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在1918年1月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同月的日记里又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并不一味地死读书。他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和了解日本社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为何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强盛起来。中国的路该怎样走？他到日本后曾给南开学校同班同学沈天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他与在东京的南开同学保持着密切往来，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作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的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原先，他受国内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军国”式的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经过实地观察，他把自己的新认识写到了日记本上：
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
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20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修正了认识上的“大错”以后，要找到正确的答案又谈何容易。周恩来苦苦思索着中国的出路，再加上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他到日本后不久，有一段时间苦闷几乎达到极点。
1918年1月8日，堂弟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叔父贻奎去世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紧接着三天，他在日记中都写下了自己这种亦痛亦悲的心情。在1月9日，他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1月10日，他又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他的伯父贻赓和父亲劭纲）做一点儿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在异国的孤寂之感，使他萌生了这样的怪念头：能不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和思想斗争，他很快抛弃了“无生主义”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
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地打消了。
1918年2月11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为便于言行一致，他把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应做的方针定为：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期间，周恩来思想的稳定和认识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新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巨大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了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特别地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季冲）那里见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到了极端苦闷时，他又把《新青年》第三卷重新找出来，重新阅读。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
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2月11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执旧有的与新的对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这期间，他“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并在日记中连续地写道：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她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
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
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他兴奋地用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一片新的希望在他面前升起了。他开始确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活泼地、永不停息地进化的，自己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毫不可惜地抛弃“旧”的，追求“新”的。这一切使他振奋，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虽然这个“新”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决定要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
这以后几个星期，他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3月4日至6日进行的，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出来以后，并不理想，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他的同班好友张鸿诰虽然考取了高师物理科，却希望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报考一高，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很犹豫，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掉高师的学籍，后来果然实现了他学工科的夙愿。
这次考试失败后，周恩来又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试的准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着急，以为7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上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订了计划：每天读书13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3小时半，睡眠7小时。
不久，一场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
生活与追求的改变
大约从4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中国留日学生很大的震动。周恩来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在日记上记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又记道：“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
5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周恩来在5月2日的日记中记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时，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动起来，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代表四处游说，并且发布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集会响应。有些激烈的学生破指写下血书。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6日，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神田区的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召开秘密会议。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冲入，拳打脚踢，并将与会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中国留学生满怀悲痛。10日，传来消息：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周恩来在当天日记中录下他的绝命诗中的两句：“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这件事对他又是强烈的刺激。
16日，段祺瑞反人民之道而行之，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先后达400余人。21日，十数校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以后改称学生救国会），成为促成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就是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离日归国的。他们回国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爱国的波澜，冲击并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5月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的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月19日，他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中心人物童启颜（冠贤）、高仁山等是比周恩来早到日本半年的南开同学，同他都很熟识。他们提议组织这个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用复兴意大利的“三杰”的故事以自励。新中学会的《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所谓“刷新中国”，也就是改造中国，至于怎么改造中国，他们的答案还是笼统的，大体上还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主张。他们吸收会员很慎重，看重的是个人品行是否纯正、同其他会员是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的意思。周恩来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一篇讲演：
我们中国之所以如此衰弱，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之所以能发达，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两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得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吗？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最后，他把“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两句话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
新中学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会员的集体生活。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有时是国家大事，如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等；有时是个人学习心得。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不许无故迟到早退。无故迟到的只能自觉地站在旁边，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到“新中寄庐”的宿舍中集体居住。宿舍内所有烧饭、洗碗、采买、看门、清洁卫生等工作，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的现款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支用，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的会员还一次或分次缴付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这一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和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这顿午餐，便是由周恩来和会员马洗凡、李峰等做的。张伯苓等很称赞这种集体生活，认为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7月2日至3日，周恩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考试成绩不够好，没有被录取。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懊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叫作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在这种心情下，7月28日，他离东京回国探亲，乘船渡海，到朝鲜釜山改搭火车。8月1日，回到天津。
8月7日，周恩来回到母校，探望了师友们，三日后，又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去看他的生父。他在国内度过了一个多月。9月4日，他重新回到东京。
在他归国的这段时间内，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次骚动的直接导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造成米价高涨。每升白米的价格，在春天是两角，到夏天就猛涨至五角五，短期内上升一倍多，严重影响人民生计的维持。7月下旬，骚动从富士县开始。8月中旬，在连续四天内，京都每天都有数千人袭击米店。这个风潮迅速扩及整个日本，在农村和煤矿工人中也都发生暴动。9月中旬，日本军队开枪镇压矿工，打死13人。57天内，全国有33个县发生暴动。卷入这个事件的，将近占日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场空前的米骚动中，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暴露得如此尖锐和清楚，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周恩来原来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现在，在日本突然发生这样巨大的事变，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既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完美无缺，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前景时，自然也必须对社会问题给予严重的关注。这为他以后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是1917年10月，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他后来同日本朋友谈话时说到过：“我来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尽管他也关注这些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但最初这些变化在他思想上似乎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到了1918年春天，他越来越关注俄国发生的变化。4月23日的晚上，他到东京堂去买书，随便看看新出的杂志。从《露西亚研究》这本刊物中他偶然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他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凭追忆写下了800多字的详细摘要，里面说：
政府越压制得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
一个叫作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作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按：即列宁）。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
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
但这以后没有几天，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巨大风潮掀起，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去探讨。9月初重新回到日本，由于亲眼看到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关心。他在10月的日记上写道：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他的思想，已经逐渐倾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周恩来利用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书籍较多，自己又能够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有利条件，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1919年1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该刊第一册到第三册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河上肇在文中写道：“总之，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第四册上登载了河上肇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细心阅读，认真思考，将其与其他各种学说进行比较，结果是思想上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重回日本后，周恩来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上。他曾为王朴山题词：“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有一个在王家和他共住过一个多月的留日学生，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另一个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
日本人对周恩来留日的印象
周恩来在日本的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探寻的内容。日本国际问题评论家、《朝日新闻》社记者梶谷善久就探寻过周恩来在日本的足迹。他写了《留学日本时的周恩来》一文，以日本人的视角反映了周恩来在日本的一些生活情况。全文照录如下：
1917年，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曾到日本留学一年半。当时他正是20岁的热血青年。通过那个时期和他接触过的日本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形象和生活情形。
中国留学生的领袖
神近市子（《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曾三次采访周恩来）：在大正七年（1918年）5月7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样的报道——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连日来时有不轨举动，（略）昨天下午1时许，约700名学生在神田区北神保町10号民国中央青年会馆集合，密闭室门，严禁警察和其他日本人出入，似在讨论何事（略）。更有40名干部集合于同区今川小路1-4，维新号中国料理店楼上，饮酒，并激烈论争不休，致使西神田署数十名警官赶到现场，将其全部带回该署，严加审问。
“被带去的包括帝国大学、高知工科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及其他东京都各校的公、私费留学生，还有2名妇女（后略）。”
中国人反日情绪的高涨始于3年前的大正四年（1915年）1月，当时的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包括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接收山东省德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方面于5月9日全部接受了这些要求，中国人民把5月9日这一天称为“国耻纪念日”，中国留学生们集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周恩来被认为是这次集会的领导人。
神近市子曾先后三次拜访过周恩来。最初一次见面是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大概只有6个榻榻米。开始周恩来为是否见记者，还同朋友之间发生过争论，最后同意接受采访。他向记者讲述了中国的情况和来日学习的目的等。留学生似乎并非每天上学，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参加政治和劳动运动。谈到最后，气氛很融洽，他还讲了很多有关生活艰苦的情节等。
第二次见面是在街上的一家小饭馆，他们边吃边谈。第三次则是在一间被小河环绕的住宅里，地点在青山霞町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条胡同内。记得和周恩来一起来的人曾作过长篇演说。
总之，中国留学生当时约有4000人，可以推测，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大人物”了。
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著有《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研究中国文学的冈本隆三等人还介绍了下述情况：
1914年在神田区中猿乐町开办了一所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主要以教中国留学生日语为目的。当时三分之二的旅日中国留学生都在这所学校学习，周恩来也曾一度在此上学。那时，早稻田大学的在校生约有5000人，现在仍然保留着学生名簿和毕业生名簿。但其中找不到周恩来的名字。他大概只是临时在这个学校读书。而日本大学的学生名簿已全部被战火焚烧，无法查找线索。
周恩来旅居日本的20世纪10年代，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高压政策。外务省表面上欢迎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却对留学生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活动严加防范。当局禁止他们集会，一旦被发现，警察立即干预，常常发生拳脚相加的暴力事件。一般日本国民也蔑视中国人，骂中国人是“清国奴”。
周恩来从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到日本逗留，其间曾临时回国探亲，在日期间并非每天去学校，而是在宿舍里读书看报。他外出时常穿一套碎白点和服，系着带子，头戴俄式帽子。
周恩来一边同中国留学生们在神田中华青年会馆的地下室翻译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一边秘密地和大杉荣取得联系，支持大杉荣的出版工作，进行各种革命实践活动。
周恩来曾在工具店二楼寄宿
阿部光一（周恩来寄宿的工具店邻居）：周恩来曾寄宿在中込区矢吹町的金岛建筑工具店二楼。
房东金岛市太郎是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建筑工匠。我们都叫他建市。常常可以看到他腰上围着围裙，穿着工作服，动作麻利地制作隔扇和障子（都是日式房间的隔壁）。
周恩来寄宿在二楼一间六个榻榻米的房间里。那时，每个家庭都很节俭，吃的菜均为干鱼和煮萝卜。早晨只有酱汤和咸菜。中午饭要是能吃上炸土豆泥，就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眼光。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当然也会很想吃“排场”的炸土豆泥，但充其量只能吃到蛋卷包饭。学生的腰间挂着擦手巾，趿拉着木屐，大声喧哗着，旁若无人地阔步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建市于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去世，当时的人也都相继作古。
长岛英雄（常来送换洗衣服的人）：我在金岛建筑工具店二楼曾几次见到周恩来。我家住在筑土町，步行到矢吹町还用不了15分钟。我母亲曾帮助中国留学生找住处，洗衣服。每当我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建市宅时，主人市太郎都会向我打招呼：“喂，辛苦了。”
顺院子里的楼梯爬上二楼，左右各有一个房间。周恩来就住在左侧六个榻榻米的房间，屋角摆着一张床，屋子中间有一个方火盆，周恩来经常在火盆前读书。
拉开隔扇，穿着黑色立领学生制服的周恩来立刻会打招呼说：“你来啦。”说着还会把自己的坐垫让给我。我们虽然没有交谈过很多，但可以感到他是很讲礼貌的。要洗的衣服大多是棉布衬衫和中式睡衣，还有的近似日本的和服。
除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我对周恩来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不过有一件事却使我难以忘怀。记不清是哪次送衣服时，周恩来从学生服的口袋里掏出两角钱，很不好意思地递给我。当时两角钱对孩子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大钱。在回家的路上，我用一部分钱买了两个大年糕，边走边吃。那时买两个大年糕大概也只用一分钱。记得周有时还送点心给我吃。他总是只身一人。每逢我送完衣服回家时，他都很礼貌地说上一句“谢谢”，反而弄得我难为情了。
元木省吾（函馆商业学校教师）：大正七年（1918年）7月29日，在去四国岛的香川县途中，乘东海道线向下关开的快车，无意中遇到一个和我同车厢的中国留学生，他就是周恩来。这是在整理旧日记时偶然发现的。这天的记事栏中还夹着一张“周恩来”的石版印刷名片，日记是这样写的：
“坐在我面前的是中国留学生周恩来君。他同我谈了很多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情况。他是去年来日的，日语讲得相当不错，但时而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提议用英语交谈。可我的英语很蹩脚，最后只能在笔记本上用笔谈，反而交谈得更投机了。
他说，休假时要回天津，并讲到中国的现代文和中国的辞书，最后还谈起了日中亲善。”
我们交换了名片。周恩来的名片现已泛黄。右上角周恩来用铅笔写了“东京神田高等预备校”，左下角用小字印刷着“翔宇”的字号，屈指算来当时我是26岁，周恩来君是20岁。
“返国图他兴”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原本是想通过亲身考察和学习，仿效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来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案。然而，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使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有了改变。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下决心放弃留日深造，准备回国学习。
3月间，周恩来离开东京。临行前，他的好友——南开学校的同学张鸿诰等人设宴为其饯行。张鸿诰与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这时，他已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好友即将分别，他请周恩来题诗留念。周恩来欣然提笔，将他第一次东渡时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抄赠，并在诗后附言：“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周恩来还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1919年4月，周恩来回国途中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时间，住在就读于第三高等学校的南开同学吴瀚涛处，并看望了在京都读书的南开同学。在此期间，他还游览了京都著名的岚山和圆山公园，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4月5日）、《雨后岚山》（4月5日）、《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4月5日）等诗。
《雨中岚山》全诗如下：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借景抒情，以诗言志。周恩来这首诗中所蕴含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只有了解他一年半旅日生活，尤其是他探索拯救中华道路的痛苦、彷徨和重新燃起希望的心路历程，才能够真正理解。置身于如画的秀丽景色之中，周恩来思索着自己思想上经历的许多艰难和曲折，回忆着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他觉得朦胧的雨雾正像纷乱的世界，让人感到渺茫，感到失落，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正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给人带来光明与希望。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这个真理，但对真理的发现已使他精神振奋，感到格外欣喜。这首诗和其他几首诗一起，后来都发表在1920年1月20日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
4月间，周恩来由神户乘轮船返回中国。在他随身的行李中，还带有河上肇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轮船停靠大连港。周恩来先去沈阳看望伯父，后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做客，校长邓洁民很喜爱他，要他留下来任教员。周恩来婉言谢绝。4月底（一说5月中旬），周恩来返抵天津，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
5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被捕入狱，他却庆幸：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投身五四运动
正当周恩来回到天津，准备升入南开学校大学部继续求学之时，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开始了。
1919年1月，美、英、法、日、意等21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也参加了。在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下，会议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决定将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首先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采取了镇压手段，拘捕了30多名学生。这一事件震动全国，也震动了天津。
5月7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谌志笃、马骏当选为正副会长。5月17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他这时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校友的身份；但对这样一场热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他难以置身事外。在他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校董。
5月23日，15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若茗、邓文淑（颖超）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沉痛诉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月初以后，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9日，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10日，全市商店宣布罢市。
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27日，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周恩来也赶到车站送行。天津代表和各地代表一起，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晚上。
在全国各地兴起的爱国运动浪潮下，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为把运动引向深入，6月下旬，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虽然仍没有入学，但他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过《敬业》和《校风》，他的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所以，谌志笃、马骏去看他，邀请他出来主办这份报纸。周恩来答应得很爽快。他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一起居住，还劝说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天津度假的南开学校老同学潘世纶（述庵）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
办报纸是个苦差事，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有印刷厂，四要向警察厅立案，这些都是难题。可是，在周恩来等人的精心筹划和奔走下，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在办报中，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周恩来无不细心主管。他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想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
《会报》发刊前，为了扩大宣传，在7月12目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
《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同早年在南开学校求学时相比，周恩来此时的思想和视野显然已开阔得多了。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寄来。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2万户：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而且有北京、保定以及上海的。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报纸最初是日刊（9月22日受警方干涉而被迫休刊，10月7日复刊后改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
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儿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报》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醒世周刊》“这两种刊物都是很有精神，《学生会日报》（注：即指《会报》）比较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6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赴京请愿。她们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于8月23日到总统府递送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以平民愤。代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逮捕。
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镇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周恩来连夜赶编了《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
8月26日，京津学生2000多人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保安队，再加派骑兵，把请愿群众驱赶到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打伤学生一百多人，强行逮捕马骏等代表。马骏因此得到一个“马天安”的响亮的外号。为了救援这些代表，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北京。这一次，周恩来也去了。他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纷声援。30日，两次被捕的代表终于都得到释放。
创建觉悟社
9月2日，周恩来和马骏、谌志笃、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一起坐火车从北京回天津。在火车上，他们热烈地交流和总结这几个月爱国运动的经验。
张若茗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好合并成一个团体，便于统一行动。
周恩来主张，学习北京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从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可以出版一种刊物。
周恩来的倡议，更加成熟和可操作，得到大家的赞同。新成立的团体取什么名呢？周恩来提出，就叫觉悟社？大家一致赞同。
郭隆真建议，觉悟社的人数，不宜过多，宁缺毋滥。本着男女平等原则，男女社员人数应相等。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9月16日，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召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觉悟》。它不再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和范围来约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叫作“觉悟社”。
觉悟社最早的会员共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他们是：周恩来、马骏、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志、关锡斌、李震瀛、赵光宸、薛撼岳；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李锡锦、周之濂、张嗣婧、郑季清、吴海燕，还有年龄最小，但却最活泼、大方的邓颖超。
在觉悟社正式成立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社宣言》。根据大家讨论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结合“觉悟”这一主题词，周恩来在会后加紧起草《宣言》。
不久，周恩来拿出他起草的《觉悟社宣言》。《宣言》中说：“觉悟的声浪，在20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中国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觉悟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理等全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有了这种觉悟，遂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的方向走。”
《宣言》宣布觉悟社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和“自决”。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它要求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觉悟社一成立，第一个活动是请在青年中有很高声望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到觉悟社讲演。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应邀专程来到觉悟社，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取得真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后来，觉悟社还请了刘半农讲“白话诗”，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徐季龙、包世杰等畅谈救国问题，等等。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学制四年，学生共96人，教师17人。周恩来已在9月8日注册入学，学号是62号，进该校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于10月1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通信联络。7日，被捕代表获释。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会后游行，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和殴打，邓颖超等11人受伤。邓颖超被殴打时吐了血。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警察厅，推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二十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动。25日，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在宙纬路三戒里四号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家里，觉悟社社员聚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总结了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为更好地发挥作用，主持人周恩来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建议：
“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颖超和郭隆真、张若茗用白纸条写好五十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
大家笑着，说着，各自去取纸卷。
“1号，1号，”邓文淑兴奋地说，“我抓的是1号。”
周恩来抓到5号，他笑说：“我可用伍豪这个代号。”
头脑灵敏的邓文淑马上说：“我是1号，可用逸豪这个代号。”
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刘清扬抽到25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50号，代号“武陵”。张若茗抽到36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37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43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41号，代号“施以”……
一时，满屋“1号”“5号”“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觉得自己陡然采取了一个特殊的革命行动，把姓名与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十分兴奋。
周恩来沉稳地说：
“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动。”
会上决定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众几万人，又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准备着更残酷地镇压天津爱国运动。
还在12月25日，直隶省警察厅就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并下令禁止集会游行。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也被查封。
第一次被捕
由于天津警察的残酷镇压，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竟遭到闯入店铺的三个日本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人，反而殴打学生，逮捕代表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20人。随后又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为此，1月26日至28日，周恩来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主持召开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启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在险恶的局势面前，周恩来挺身而出担任游行请愿总指挥。
1月29日，3000多名勇敢的男女学生，由周恩来、郭隆真领导，从天津东马路出发，直奔省长公署。群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
省公署大门紧闭，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代表进去。周恩来不顾军警阻挠，和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一起强行进入省公署。他们一进去就挨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
大批武装军警冲入学生队伍，不分男女，刀刺枪打，拳打足踢，致使50多名学生受重伤，轻伤的不计其数，造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
邓颖超等人和南开、女师的红十字会会员把受伤同学抬到南开、女师抢救治疗。她又和谌志笃等学联负责人，分头联络绅商各界，积极营救被捕代表。
天津学联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罢免直隶省省长曹锐，严办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天津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
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察厅宣告：被拘70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限警察厅在三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有些人在当天就开始绝食。5日，天津新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又到警察厅，要求替代被捕的24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7日，警察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被捕代表的坚持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读书会和演讲会上，介绍各种知识和进步思潮。当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周恩来在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分五次作了讲演，介绍马克思学说。所讲内容，据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按：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已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
经过监狱内外的斗争，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7月17日下午，开庭审理。法庭上挤满旁听的人群。邓颖超和学联代表都坐在旁听席上。地方审判厅外，也站满等候消息声援被捕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人士。
大律师刘崇佑出席为代表辩护，将反动当局强加在代表身上的种种诬蔑之词，一一据法理驳斥。法庭审判官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得释放被拘禁的代表。
审判厅外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邓颖超等学联代表、顺直议会议员、商会代表、各界联合会代表等一起上前，给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马千里、时子周等二十几位代表胸前佩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大家一起在审判厅前合影留念。
被羁押期间，周恩来失去自由。但他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还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周恩来出狱后，主持了觉悟社在8月初召开的一次年会，出席的社员有14人。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
会后，觉悟社11个社员来到北京。8月16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约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20多人集会。会上，刘清扬报告了开会的宗旨，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然后由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并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在会上也讲了话。他特别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5个团体的代表于18日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并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会议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这时，国内正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张若茗等人决定：到法国去！
6 旅欧认主义
在“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加入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郑重声明一句”：“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
马赛岸边，巴黎郊外，英法求学维艰
1920年11月7日，一艘两万吨级的法国巨型邮船“波尔多斯”号汽笛长鸣，驶出上海港，它的目的地是法国马赛港。邮船上有一批特殊的旅客，他们便是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其中有周恩来、李福景、郭隆真、张若茗，共197人。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生住在最底层的统舱里。
周恩来赴法留学的想法，早在几个月前的天津监狱里就萌生了。6月8日，当觉悟社女社员李愚如到狱中探视周恩来等人时，周恩来曾写过一篇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赠给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李愚如并附了一封短信——
愚如：
你走了，不能送你，我作首诗送你吧！今天我从下午四点钟作起，作到六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你看看怎样？到南京请给述厂（即潘世纶——编者注，下同）看看！海船无事，你能本着“天籁”和我一首吗？
别了！三个月后，或者能见着，希望了。
天安（即马骏）也有一首诗送你！
恩来
九·六·八
随信所附的这首自由体长诗，极为少见，表达了周恩来的思想取向和追求。
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得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即陶尚钊）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即赵光宸）又来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来信告诉我，
说你给他去的信道：
“……况且我是个人，
可以做工自给的；
无论如何，
总不至饿死他乡！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你别时也同我说：
“……买四等票，
坐三等舱。……
……勤工俭学去；
念一年书后，
工读自助。
……研究实用理化；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地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过南京，
见着述弟；
想象中下关车站，
黄浦江畔，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世界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意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又见了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得这般快了。
——九·六·八（即1920年6月8日）下午
恩来作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李愚如是浙江绍兴人，与周恩来同乡，当他们依依惜别时，周恩来也表明了将要赴“自由故乡的法兰西”的愿望，但那毕竟只是一个愿望、一种可能。没想到不久“出国去”求真理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虽然周恩来入狱期间已经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仍然全力推荐他出洋留学，并资助500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
准备工作做好后，10月8日，周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了赴法证明。这样，他们于10月中旬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当他们坐在赴法的邮轮上时，心中非常感念严修老先生。
“波尔多斯”号的航程长达36天，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旅途中，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在英、法殖民地国家，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掳掠，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在国外处处受人欺侮，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由于航船的颠簸，同行者很多都在舱里静卧休息，周恩来却经常坐在船头的甲板上，手不释卷。他在航程中还写出了《〈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不久，《检厅日录》全部脱稿。周恩来将书稿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和补充，于1921年春连载于天津《新民意报》。
旅途的遥远和劳顿，使周恩来非常思念故乡的亲人。在越南西贡停留期间，他给弟弟周同宇写了一封信，讲了途中的一些见闻，并表示了对家中的挂念：
在港曾发一信，收到没有？由港动身走两天，到宏基勾留半天，便又开驶。转而南下，又三天到了西贡。西贡是安南（今越南）商埠，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弯，直通海口，大船一直进入，紧靠码头。我们的船在西贡要耽搁三天，很可以看看此地盛景了。
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但我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八哥有信没有？
四伯父回家了吗？事情如何？
你们看完这信，将他转寄北京才好。
四姨大人安！
黔弟同此。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留法法华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并帮他们换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巴黎时，李愚如等先期到达的南开同学在火车站迎候。他们先安排周恩来等人在拉丁街一个旅馆里住下来。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做短暂停留，他要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个多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关于为什么要到英国，他在从伦敦写给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惟（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初到英法，周恩来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他的心境和生活、学习、环境等情况，我们从他给严修和表哥陈式周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来。
1921年1月25日致严修信
范翁老先生大人尊右：
自叩别后，匆匆三月余矣。遥念长者病体日痊，精神矍铄，当如私祷。恩来、福景离国之期为去岁11月7号，海行36日抵法之马赛，当有留法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来接，招待一切，甚为殷恳。翌晨至巴黎，有南开同学导往旅馆暂住。福景在法约留一星期，便渡海来英；恩来因患小恙，延至本月5号始抵伦敦。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千人，与今日之留日学生数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散居各地，在巴黎不过数人。季冲（即严修之子严智开）与李麟玉（南开第一期毕业生）君均曾数见。季冲在此甚好，体亦较居日时为健，闻彼云明暑可归国也。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而办事之人亦苦无办法。缘勤工同学来法时，国内方面并未经严格的审查，法语未谙，技能未具，而身体复不强壮，徒恃一时热狂勇气，贸然来法，偶遇折磨，豪气全消，即使心有余而力亦不足供其用。且上三项困难能尽免参，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不仅此也，勤工同学来法之最终目的，固为聚钱念书，但按现状论之，凡勤工者即无复有相当之读书机会。每日工作八小时，身体疲劳的恢复即需要长时间休息，更何有读书自修之可言？加以每日工资并不甚多，使稍多开销便无积蓄希望。刻苦甚者或能于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然中间经五年之荒废，时间、年龄、脑力之损失，不知凡几。欲其复如昔日之安心念书，固非易事。凡此诸事，实为今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待决之问题，而亦盼国内诸贤达教育家暨有力之士设法救济者也。
今蔡校长（即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已抵法矣，对此事亦苦无相当办法。华法教育会诸干事，且因办事辣手辞职。蔡先生以会长名义出通告，令勤工生与俭学生各自组织自行管理，教育会今后将居于辅助地位。兹事以自动自决论，学生固应自行组织，然俭学生尚不至为难，勤工生则一旦失所凭借，因时间、精力、能力种种问题，将来种种组织上的纷纠同实行的困难，又不知伊于胡底。总之，留法勤工与留美勤工性质绝异。留美是以学余之力而从事于家常工作为补助学费、生活费也；法之勤工已完全变为劳动者矣，求学更不遑论。
今海外大学里昂部（即里昂中法大学）行将开办，闻主其事者如吴稚晖、李石曾诸先生言，将以低费用吸收国内贫寒学子来法受欧洲文化，是固为诸先生提倡留欧大规模之一道，但对于已来法之勤工学生，则殊有置之不问之嫌。在留法学生意，固甚愿里昂大学能由国外勤工生中选拔，则救济自不在少数，因需费既不甚多，可自筹之于国内，且法语程度固较国内初去者为优也。微闻主办里昂大学者言，则以勤工学生程度太低且自费亦殊不易为断，仍将以四之三求诸国内，四之一征之于法。恩来居法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因办里昂大学者既思以校款补助由国内来之贫寒学生，减低其自费额，莫若以此款救济国外勤工生也。即使校款不甚充裕，勤工生程度太低，则又何妨为之立补习班，补习应习学科及应习之技能？此种班次每年只办六个月，而以其余时间，令其出寻工作。一方求学，一方工作，勤工生既可自立读书，于里昂大学亦无丝毫损亏也。若以此举为创例，则英国大学中且有行之者，更何论于大学之补习班邪！兹事所关甚大，故不惮烦为长者陈之。倘蒙嘉许或视为应当讨论之事，固甚盼先生能为言之诸大教育家之前，而有所论列也。
至英法情状，除受欧战之影响外，或与长者昔日居欧时无大异。惟（唯）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英俄通商条约，伦敦报纸今日已宣布其内容，是固不啻承俄国苏维埃政府也。在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虽在巴黎、伦敦亦可征得，而生活程度之高，伦敦又在巴黎两倍上矣。
恩来、福景入学事，已决定往北部，各大学一切入学手续已办完，惟（唯）俟学校回信至，便将遄往。景或往满却斯特（Manchester）（即曼彻斯特），来或往爱丁堡（Edinburgh）也。顾公使（即驻日公使顾维钧）尚在瑞士日尼瓦（即日内瓦），国际联盟事甚忙，一时或不易来英，致长者函亦未由以达。官费事，须进入正式学校后方能着手进行。而英国生活程度之高，金镑价格之长，竟超过留美费用以上。倘官费不成，自费求学固甚难维持也。来现已着手翻译书报，能成与否尚未敢必，但总期奋勉达之耳！
专此，不尽欲言。倘蒙赐示，即祈寄至原存地址为叩。
顺颂福祺！
学生周恩来、李福景同启
10年（即1921年）1月25日寄自伦敦
1921年1月30日致陈式周信
式周表哥：
别仅三月，而东西相隔竟迢迢在三万里外，想念何如！出国后，途中曾数寄片，想均入览。抵欧后，以忙于观览、寄稿及交涉入学事，竟未得暇一报近状，仅于在巴黎时一寄贺年画片，歉殊甚也！
兄之来函，以本月中旬至，彼时弟至英伦已一旬余。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积思愈多，执笔亦愈迟缓，一函之报，竟至今日，得毋“望穿秋水”邪！
八弟事，归津作解决，亦良好。此等各人生活之道，总以自决为佳。彼盖勇于一时盛气，苦无持久力，不入纱厂，未始非彼之有见而然也。近来消息如何，来函中亦望提及为盼！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惟（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来书示我意志，固弟之夙愿也，但躁进与稳健之说，亦自难定。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还以质之吾兄，以为如何？
家庭一事，在今日最资学者讨论，意见百出，终无能执一说以绳天下者。诚以此种问题，非仅关系各个民族之伦理观念，人类爱情作用，属于神秘者多，其以科学方法据为讨论工具者，卒无以探情之本源也。惟（唯）分而论之，则爱情为一事，家庭又为一事。中国旧式家庭之不合时宜，不待论矣；即过渡时代暨理想中之欧美现今家庭，又何尝有甚坚固之理论与现象资为模仿邪？在国内时，或犹以为欧美家庭究较吾人高出多多，即今日与接触，方知昔日居常深思之恐惧，至今日固皆一一实现矣。盛倡家庭单一说者，其谓之何？惟（唯）哥幸勿误会，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忆去岁被拘时，曾在狱中草一文，惜其稿为警厅人员所没收，不得资之以为讨论耳！即兄所谓“等量并进，辅翼同功，精神健越”，亦不外示爱情之可贵，固无以坚家庭之垒也。弟于此道常深思，有暇甚愿与兄有所深论，兹特其发端耳。过来人亦愿为之证其曲直是非邪？特嫌勾兄心事殊甚，是为过矣。
来书所论“衣食不敷，日求一饱且甚难，即朝朝叫嚣，何裨实际？”兄意以为衣食足后乃得言社会之改革，是诚然矣。然亦惟（唯）其“衣食不敷”，方必须“朝朝叫嚣”；衣食足者，恐未必理会“衣食不敷”者之所苦耳。且“衣食不敷”之人何罪，社会乃必使之至于冻饿至死而后已？彼不起而叫嚣，亦终其身为饿殍耳，是社会组织之不平，无法以易其叫嚣也。方今欧美日日喧腾社会之问题，即面包问题耳，阶级问题耳，俄且以是革命矣，德且以是革命矣，英、法、意、美亦以是而政治上呈不安宁之现象矣。是固兄之所谓叫嚣，而终不免于叫嚣也。愿兄有以深思之，当知不平现象中当然之结果，便如是而已。
自治之说渐亦邀有识之士所宣传，殆为九年来统一徒成“画饼”之反动。中央集权，本非大国所宜有，而中国民族性之庞杂，尤难期实现，故地方自治时也，亦势也。兄之宏愿在此，弟之愿固亦尝以此为嚆矢，相得益彰，弟之幸也，何言河海行潦？国内有何好消息关于此类事者，甚望时有以语我！
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弟本拙于外国语言，谈不易收功，计惟（唯）苦读以偿之耳。学费当以得官费与译书两事期之，果均不可行者，或往法勤工耳。英伦地势之大，人口之多，为世界冠，因是交通机关虽便利，而读书则不甚相宜。数月后或往英北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亦未可知；至通信地址，则永久不变。
英国生活程度之高为各国冠，每年非中洋千元以上不易图存，其他消费尚不论也。
弟身体甚好，望放心！近状如何，时望来函告知！匆匆报此，并颂
俪安！
弟 恩来
1921年1月30日
1921年2月8日致严修信
范翁老先生钧鉴：
抵英后曾上一函，计已达到。遥念福体安祥，精神爽健，当如私颂。来所交涉之学校系爱丁堡大学，现已得复信，允来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考期在9月，开学期为10月，英国大学始业期都如此也。此半年中，或往爱丁堡大学听讲，或往法国学法文。因入英国大学后，必须习其他一国文字。行止究如何，现尚未敢确定。请官费事，来已呈禀于留欧学生监督及浙省教育厅厅长。盖请省费较部费略易也。省教育厅方面，来已托人为之，能成与否殊不敢必。尚祈长者向范总长（即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处进一言，能于便中为致一函于浙省教育厅厅长邪，固不胜其翘盼之至。李福景君已与满且斯特（即曼彻斯特）大学交涉，现尚未得其回报。伦敦天气略冷于前，约如吾津初冬后，烟雾甚大，不见日光者盖有日矣。专此。恭请
福安！
学生周恩来禀
1921年2月8日寄自伦敦
通信地址仍如前
再，恩来居英护照之名为John Knight，福景之名为LeeFu-Ching。倘来示为挂号等件，务祈照书，方免波折也。
1921年2月23日致陈式周信
式周表兄：
在英伦时所发一函，想已入览。昨日得1月15号手示，甚慰。弟来欧洲计两月余矣，东西迁徙凡三次，初在巴黎住半月余，嗣渡海往英伦，居五星期，前旬复回巴黎。巴黎法京也，弟本志在留英，今舍英而法，此中情形，兄必急欲知晓，而弟亦应早有函报兄也。
弟抵英后即与弟所志入之爱丁堡大学交涉入学事，嗣得该校来函，许弟免去入学试验，只试英文。但该校始业期为10月，试期在9月，中间六七月工夫，只能预备，若居伦敦，则英伦主活程度之高，实难久居。求善于彼者莫若来法，一则用费可省去十之六七，二则此半年中尚可兼习法文。最后尚有一言告兄，则英伦费用年须英金二百磅，合今日中币已逾千元以外，爱丁堡虽省，亦不能下千元，使弟官费不能图成，则留英将成泡影。退身步留法亦属一策，然此时尚不敢骤定，因弟已向国内筹划官费事，或能有小成也。弟现寓巴黎郊外，不久或往外县，缘用费尤能较现居处为省也。来信仍请寄英伦旧址，因彼处可为弟转来，而英法相隔甚近，邮寄迅速，殊甚便人。
在法费用甚省，每月只中币40元便行，较英伦省多多矣。法文学习尚不难，有英文做帮手尤易。弟本拙于语言的天才，乃不自量，习英文，习日文，不足，又习法文，将来成就，殊难期望。惟（唯）弟所敢自信者，学外国文有两道：一求多读，一求多谈，弟则志在多读耳。
英法感触，弟虽以各居一月之经验，然积压亦正不少，谈来殊恨不知从何说起。总而言之，英人重实利，法人重自然，此为世界之公言也。产业之振兴，应用工艺之科学，法不如英；应用于农业上，则英不如法。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故弟于此间留学界，闻其精研科学，身入工场实习技艺，甚抱为乐观。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多多矣。
前函颇引起弟与兄讨论问题的兴味，何言迂阔邪？
博宇八弟事承关怀，甚感。家中至今尚未有信来，吾固来闻彼有吐血症也。今何犯此，颇系念人。纺织工业本为今世重要产业，我很希望彼能置身此道。使彼银行事终不成，而南通纱厂有机可图，我仍希之为一试如何？
来函何消沉乃尔，与前信迥异，殊甚让远人系念也。兄云“脑病日深”，想由于积累所致，能休养甚好，然弟甚不欲兄从此隐去。兄殊知今日社会需人，无往非是，兄能隐去上海，又焉隐于兄所欲隐之乡邪？故弟为兄计：做事有定时，能减至极少钟点，常至郊外休息，接收天然的美感，排去胸中的积闷，则虽仍居上海，亦与兄无害；否则仍回淮北，为社会上谋一点自治的发展，是亦收效百年的大事。总之，兄方中年，何竟抱悲观。举目禹域，诚难说到乐观，然事亦在人为。吾辈丁斯时艰，只宜问耕耘如何，不宜先急于收获也！
龚府（即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家——编者注）消息大约总须俟兄回淮北后方克得知。兄如迁移，亦盼早以地址见示为盼！否则迢迢万里，信误“洪乔”，殊恼煞人！
留英学界有二百余人，留法则已近两千，缘勤工生甚多也。
附去画片数张，聊寄远意，匆匆不尽欲言，顺颂近祉，并问嫂夫人安！
恩来
阳2月23日午
研究主义，加入中共
1921年2月中旬，周恩来由英国返回法国后，于3月至6月间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大量的旅欧通讯，为国内读者了解欧洲的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况》以及有关英国百万煤矿工人总罢工的系列报道《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他在通讯中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通过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这期间，有两件事对周恩来影响甚大。一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一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大规模斗争。
与国内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也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求”和“比较”，逐步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1921年2月中旬，周恩来从英国重返法国后，住在巴黎拉丁区，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学习之外，他还进行社会调查，常常通宵达旦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但是，他这一时期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研究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一本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时读过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中，他在马克思的一些话下画了着重线：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和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于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的张申府，于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组织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8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做出这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当时的英、法、德三国中，德国的生活费用最为低廉，因此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这时，周恩来已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地在为共产主义“宣传奔走”。
他的思想变化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在3月致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两封信中袒露出来。
他在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甚（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即共产主义——编者注）也就够了。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不过我要谢谢你们的，施以（即谌小岑）的思想实在与我以许多反映，其功并不在石遗、衫时（即薛撼岳、郑季清）下，而施珊（即李毅韬）的一封信，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再提要说一句，便是前年北京的“全武行”（指1919年8月在北京天安门前请愿并同军警搏斗事件）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不知施珊是否也由那次打出来的影响。
在致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他再次表示：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他还附了一首白话诗，自称“词句是非常恶劣，不过颇能达我的意念”。“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生别死离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什）么？
留法大波澜
就在1921年2月中旬，周恩来从英国返回法国之时，另一件对周恩来影响甚大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起因是，华法教育会1月中旬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留法中国学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没有找到工作，维持费的停发，无异于将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推入绝境。蔡元培等人向北洋政府发出请款救济之电，遭到无理拒绝。加之又传出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学生的捐款的消息，更使这些学生忍无可忍。
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领导下，400多名中国留学生前往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前请愿示威，学生们高呼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工作权的口号，并提出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中国学生自由入校。法国当局派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这场斗争的始末。他在文章中对参加斗争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的某些要求和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二次大规模斗争，发生在6月至8月，是围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专使向法国秘密借款而展开的。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周恩来还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认为，这次斗争与“二二八”斗争相比，“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了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7月25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顿时群情激愤，于25日和29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声明中说，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的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拒款委员会将此声明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周恩来于16日撰写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迫讯》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情况。
9月间发生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而校方却寻找借口不愿接受他们入校。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并决定于9月25日开学。驻法使馆也因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不满，在8月20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这两件事，使很多勤工俭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把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
9月17日至19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派学生去争回里昂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这个提醒和建议的重要性很快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
9月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100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因此他们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20多天之后，到10月13日，法国当局又派出200多名武装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104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别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在这篇报道中，周恩来力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或次年年初）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就这样，经过几场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后，留法勤工俭学生终于走上了大联合的道路，旅欧革命青年即将团结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更有力地开展新的斗争。
领导少共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1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佘立亚等。代表们之间有的是久别重逢，有的是初次相识，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会议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少年》月刊创刊于1922年8月1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这个刊物最初为16开本，每期30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24开本，每期42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为主要内容。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从1922年8月创刊，到1923年年底终刊，《少年》杂志共出13期（以后改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发表在《少年》上的许多文章，不仅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即周恩来等人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做更具体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期的历史特点，也与他们身处海外的客观环境有关。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党部就设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家小旅馆内。经常在党部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周恩来会后返回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了代表会议的情况，然后就着手开展在德发展组织的工作。
1922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里接待了为寻求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朱德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深表同情，并同意他的申请。11月，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两人有不少相似的优点：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少共”成立后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为委员。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他们筹集了一笔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三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在赵世炎的主持下，临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的会议，讨论了少共成立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20项提案。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12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五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1月29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3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一号》，向团中央汇报了二月临时代表大会的情况。其中写道：“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国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柏林迁回巴黎，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6月，中共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很快传到了旅欧党团组织。1922年9月1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1923年年初，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岐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因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回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旅欧共青团常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月25日，王京岐致函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青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6月16日，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8月，周恩来在写给将要回国述职的王京岐的信中，谈到了旅欧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三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由于旅欧共青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成员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总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1月25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岐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旅欧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讲话，其中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他说：“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内部伏莽之患”。
在国内，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了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消息很快传到法国。
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这一改变是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赤光》与《少年》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即“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
《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该刊为半月刊，16开本，每期约12页，出版起来比较迅速和灵活。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
1924年2月1日，《赤光》创刊号出版。在发刊词《赤光的宣言》中，阐明了该刊的宗旨——
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的文章多达30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
对国民党的改组及国共合作问题，周恩来在2月15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写道：
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周恩来在6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上又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他写道：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周恩来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改组所寄予的希望，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此时周恩来已经具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能力。
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负责人的身份，在推动和领导旅欧国共组织合作的工作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7月20日，周恩来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后的工作开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此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7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委会，为选送干部回国作了准备。
7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周恩来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周恩来——浙江，年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国内更加艰巨繁重的革命重担，正在等待着已是职业革命家的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