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 投身革命（1924—1936）

三、惊涛骇浪大革命

7 就职黄埔军官学校

1924年秋天，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国内，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这里，他两次死里逃生，并结成了传世的姻缘。

黄埔军校的中坚

从法国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周恩来等人终于看到了祖国的陆地。船先停靠香港，周恩来从这里上岸。

1924年9月1日，刚到香港，心情尚未平静的周恩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一封信，汇报自己的行踪等情况：

此番我们同行归国的同志共四人。刘伯庄、周子君两同志直往上海，罗振声同志和我至香港后须往广州一行，故不克直达沪上报到。

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俟C.P.（即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振声同志原欲入广州国民党军官学校，如可能当即在广州住下，否则或不久亦将转往上海。

旅欧青年团委托我和伯庄同志的使命：关于应成统系的报告，我已和伯庄分别作成书面报告，关于零星事件当由伯庄作口头报告便足。此外，本年内团中如有何种会议旅欧青年团得派代表出席的，望早日通知我们为盼！我在广的通信地址，可由平山（即谭平山）同志处转。

共产主义的敬礼！

几天以后，周恩来坐“佛山”号轮船抵达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秘书）、彭湃（农工委员）两人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周恩来到达广州的时候，广州正发生商团事件。商团是民国初年由于地方混乱、当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12000人，在全省有近5万人。商团的首领陈廉伯是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买办。8月下旬，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密谋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从国外私自买了一万多枪支和几百万发子弹，准备偷运入境后举事。孙中山知道后，派军舰在虎门沙角截获了这批军火。陈廉伯就煽动商界人士组织请愿团，还鼓动商人罢市。孙中山派人拿他的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倾覆政府”。广东省省长兼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另一方面，陈廉伯和他的党羽强迫商店罢市扩大到佛山、顺德等地。8月28日，9艘英国军舰集中到广州白鹅潭，炮口对着中国军舰，英国沙面领事向廖仲恺提出警告。29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9月1日，孙中山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同时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正抗议。

商团是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把这个心腹之患铲除，要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但国民党内部那时却有不少人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与妥协。周恩来一到广州，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心。他在9月7日写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中这样说：

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

国民革命的含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

孙中山对商团也采取了折中办法，发还4000支枪械给商团。商团得枪后，气焰更加嚣张了。10月10日，竟然放出步哨，在长堤西濠口一带戒严。这一天，正是全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三四万人。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严正警告商团：

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做先驱，有学生可以做宣传，有商人可以做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经过永汉路（今北京路），南出天字码头转入长堤西濠口，向太平路（现人民南路）进发时，商团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20余人，受伤和被捕几十人。商团还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动武装暴动。

正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胡汉民等人，叫他们严办，不得“再事姑息”，“生死关头，唯有当机立断……切勿犹豫，以招自杀”。他下令从北伐军中抽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平叛，成立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陈友仁等为全权委员。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等都参加了军事指挥部的工作。10月15日，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援助下，击溃了商团军，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在这种形势下，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因此也称两广区委。

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周恩来到广东后不久，他就兼任开办不久的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这年11月，他除继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外，又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刚从苏联归国、被派到广东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调任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而创办的。本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在广州市郊的黄埔长洲岛，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过去孙中山因长期依靠地方军阀而吃尽苦头。而现时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又同军阀武装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孙中山把创建这所军官学校看作建立党军的起点，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亲自担任这所学校的总理，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就是应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邀请，被中共中央派到黄埔军校任职的。

黄埔军校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由于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处在军阀的统治下，无法公开招生，因此就委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的进步青年。第一期学生最初有490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共有学生645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这期的学生里，也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贺衷寒等。

在黄埔军校设立政治部，开创了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周恩来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炽热的爱国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他设法调了一些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对他们说：“过去黄埔军校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

他建立起政治部的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部下设几个股，选调共产党员担任负责人；规定工作细则，进行有关调查，出版《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教育，课程中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在“社会主义”这门课中，就这样强调：“我们为什么要讲授社会主义呢？因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一定要研究欧洲自原始共产主义到柏拉图之理想国中的社会主义，“由柏拉图到符离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进化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周恩来亲自给黄埔军校学生作报告。政治部专设的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人。

周恩来还努力在军校中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这一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搞得蓬蓬勃勃，在一个荒芜的小岛上，出现热气腾腾的景象。一进校门，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校歌中高唱：“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黄埔军校的生活是艰苦的，全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厨房、厕所全是草棚，墙是竹帘、草席，学生们穿的是布袜、草鞋……生活又是活跃的，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校内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戏剧。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也是有名的演员。后来又组织了“火星社”，团结了进步的学员。进而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联合广东各军进步青年军人，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因此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始终斗志旺盛，革命的情绪很高。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在这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43人。军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周恩来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每天清晨，他步行到码头坐船到黄埔军校工作，傍晚回广州，晚上到广东区委办公室。桌上放满了马列著作和各种文件，星期天常到工会、农会作报告。当时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后来回忆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氛围中，张治中等国民党方面的进步青年也逐渐赞同共产党的主张。

1925年1月，军阀陈炯明图谋进犯广州。2月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发令讨伐陈炯明，这是第一次东征。

东征军总指挥是许崇智，兼右路军指挥，参谋长是叶剑英。黄埔军校以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建了两个教导团，参加了右路军。周恩来以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随军东征。由于军事工作繁忙，在中共广东区委内，他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书记一职由助手陈延年接任。

东征中，周恩来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政治纪律。军行所至，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政治部一再激励官兵为“救国救民”而英勇作战，要“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予贸易。”当地人民自愿帮助运输并代做侦探工作，所以革命军作战顺利，一战即攻克东江。有人称：“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这次东征中的一个有名战役是“淡水之战”。淡水城地势险要，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陈炯明军约4000人固守城池。叶剑英了解了城里的敌军兵力部署，勘察了地形，拟订了作战方案，到司令部同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等详细商讨粤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军教导团攻打淡水的计划。2月13日，向淡水发起攻击。城内敌军猛烈还击。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在紧急关头逃跑了。周恩来领导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坚持到底。15日晨攻下淡水。苏联顾问看到革命军将士作战英勇，连连说可以同苏联红军相媲美。淡水一仗，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埔学生军打出了威风。几十年后，周恩来还记得这场战斗的艰辛，同叶剑英谈起过。

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汕，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即杨希闵、刘震寰——编者注）。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做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

这一时期，周恩来阐述了建立革命军队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作了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他充分地阐述了要革命成功，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道理。他谈道：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社会以后，军队就成为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个工具去压迫人，如奴隶社会的酋长用军队这个工具来压迫奴隶，封建社会的天子诸侯王拿这个工具来压迫乡村的农奴和城市的市民，现在的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利用这个工具来压迫农工和其他的群众。但是，被压迫的阶级也可以用这个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统治。酋长制度的社会，奴隶起来赶跑了压迫他的酋长；封建社会没落，资产阶级起来赶跑了压迫它的天子诸侯王；资本主义社会，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和支配下的工农商学，也会起来利用武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现在，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

这期间，关于党、军队、政治工作、人民等方面的关系，周恩来也都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关于建军的宗旨和任务，他说：孙中山建立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说：“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区分了两种不同军队的不同政治工作的要求，不但对于革命军队，而且对于后来的敌军兵运工作也有指导作用。对于革命军队，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他认为革命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觉悟的提高，“军队的本身完全在士兵，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一个军队”。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部门，他说：“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

关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说：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要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后来，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军队里，取消了政治部、党代表等，黄埔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只在工农革命军、红军，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它的基础，是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打下的。

抗战时期，毛泽东谈起大革命中的军队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62年，有一次朱德谈到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时，也说：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两次遇险

从第一次东征结束到第二次东征开始，中间不到半年。这半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回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所部滇、桂军，第二件是沙基惨案，第三件是廖仲恺遇刺。

在第一次东征的过程中，发现了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乱的证据。陈炯明在东江余部被击溃，使杨、刘更不自安，蠢蠢欲动。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又被他们看作有机可乘。广州的局势日趋紧张，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1925年4月13日，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由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仍由军校节制。5月13日，廖仲恺从广州赶到汕头同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决定放弃潮梅，于20日回师广州。

6月12日，由东江回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素来对杨、刘军队恨之入骨，纷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配合革命军作战。杨希闵原来十分骄横，自恃所部滇军有3万多人、步枪25000支，饷糈弹药都很充足，根本不把革命政府所辖各军放在眼里。他甚至扬言：“请代帅（按：指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命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但他的军队是雇佣军队，盘踞广州后对民间大肆搜刮，军官身边都有了不少钱，日益腐化，士兵更无斗志。在士气十分旺盛的革命军进攻下，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中，滇军司令部被飞鹰号军舰发炮击中，滇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当场毙命，杨希闵只身逃往沙面租界。杨、刘所部滇、桂军被革命军全部缴械。一场乱事就这样迅速削平，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拔除了。

正当东征军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击，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剧。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席卷全国，规模之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也奋起罢工，声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23日，广州的罢工工人、农民和学生10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支持和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

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街的时候，早已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枪猛烈射击，致使游行群众50余人当场死亡，170余人受伤。当时一左一右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两位同志，第一排枪响，即被帝国主义军警的子弹夺去了生命，倒在血泊中。周恩来听到枪响后，当即和同事们匍匐在地，迅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这才幸免于难。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

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无数次历险的第一次。

多少年后，邓颖超讲到这件事时说：我在一个多月后从天津调到广州，任党的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部长。这时才听到恩来说这段情况：枪声一响他立即匍下，在左右两旁的同志中弹牺牲了，军校队伍马上撤到后街去了。那次恩来幸免于难。

两个月后，周恩来又一次遇险。8月20日，急于破坏广东革命政府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指使凶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事情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消息。他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去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上染满了血迹。

原来，他们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而戒严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实行，口令也临时改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一听口令不对，随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继续开枪。这次遇险，周恩来又是九死一生。同月，他写了一篇题为《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愤怒地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那时，在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廖案发生后，蒋介石趁机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将粤军的一部分包围缴械，一部分强行收编。8月24日，他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于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介石手中。

33年后，周恩来来到珠江三角洲视察，与身边人员讲起这两次广州险情，还感叹地说：“那两次都安然地过来了。那时广州的局势非常乱。”

无双的结合

1925年夏天，在周恩来的经历中除了留下两次“幸免于难”的险情以外，还留下了一段举世传颂的姻缘。

8月初，邓颖超来到了广州。在来广州之前，邓颖超已于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为此，党组织决定让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党组织的这一考虑，也是照顾到她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经历，组织上早有耳闻……

周恩来和邓颖超最早相识于五四运动中，那是1919年夏天……

有人撰文描述了他们之间相识的情形：

一天，正在筹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周恩来又一次来到母校南开学校，走进礼堂，几百名青年学生正在专心地听着讲台上一位女同学的讲演。

她就是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只见她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热情地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在讲着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三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这时，在讲台旁站着的周恩来看到这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在记录本上飞快地写着、写着。

他悄悄问身旁一位学生，讲演的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学生小声回答：

“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周恩来沉静地听着，微微点头，在练习本上迅速写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他抬起头来，看到邓文淑的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动人光彩！

集会结束了，邓文淑和女师同学，正要离开会场，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

他彬彬有礼地向她们致意：

“你们讲得真动人啊！”

邓文淑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浓眉下一双又黑又亮含笑的眼睛。两个月群众运动的锻炼，已一扫她在女师学习时的羞怯腼腆，她大大方方地一笑：

“讲得不好，请多指教。请问先生贵姓？”

“我叫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记者。”

“周恩来，南开学生，”邓文淑眼睛一亮，调皮地笑了起来，“我们早就认识你了。”

周恩来十分诧异，浓眉微耸，轻轻说：

“对不起，我可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

邓文淑的好朋友——胖胖的王贞儒咯咯地笑着说：“周恩来，周恩来，是的，我们早就认识你。”

几个女师同学一齐笑了起来。

周恩来被这几个顽皮的年轻姑娘，笑得莫明其妙。他虽十分干练，但当时毕竟男女社交刚刚公开，他不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细心的邓文淑看出他的窘态，连忙说：

“我们认识你，你不会认得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在南开礼堂，看过你演的新剧。”

原来，直隶女师的功课十分繁重，校规又严。她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星期六晚上赶到南开学校礼堂去看新剧。

南开的新剧很有名。邓文淑和同学们看了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南开是个男校，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生得俊秀，他扮演《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扮相秀丽，演技逼真。他演的“华娥”，赚得女学生许多眼泪。她们自然记住周恩来这个名字。

听到邓文淑她们看过他演的新剧，周恩来轻轻“哦”了一声，自然也就摆脱了窘境。

年纪虽小、心思却缜密的邓文淑忽然想起，女界爱国同志会要为开办平民女校筹措经费，准备组织游艺晚会。直隶第一女师同学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她演主角安重根和花木兰，正担心演不好。善演新剧的周恩来正好在眼前，这不是现成的老师吗？

她见周恩来匆匆要走，连忙说：

“我们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一向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周恩来站住了。

邓文淑微笑着说：

“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一个平民女校，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我们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游艺会上有我们女师的节目。我们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只是我们从未演过新剧，这次又是登台义演，实在很怕出丑。请你帮帮忙来指导我们。”

另外几名女师同学，也都一起上前请求。

周恩来谦虚地说：

“指导，不敢当。帮忙完全应该。你们什么时候排练，我一定来。”

邓文淑说：“我们明天下午在广东会馆彩排，不知你可有空？”

“明天下午。”周恩来沉吟一下。他要赶回去写稿、发排，还要编辑和校对《会报》的全部稿子，赶着明天一清早出版，不过，既然答应她们，再忙，也要挤出时间。

他爽快回答：“明天下午，我一定赶到广东会馆。”

天津的广东会馆是1907年修建的，建筑雄伟。会馆里有一座精致的戏台和剧场，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果然赶到广东会馆，来到剧场。舞台上先演《花木兰》，后演《安重根》，周恩来仔细地看完后，诚恳地对邓文淑等演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感，并帮助她们一点儿一点儿地修改。由于周恩来的指导，再加上她们的反复排练，这两出戏后来成功地上演了。几十年后，邓颖超还对文艺界的朋友忆起当年周恩来帮助她们排练新剧的情景。

……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其间与邓颖超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旅欧初期，周恩来曾与一位一同旅法的觉悟社女社员感情深厚。但不久，他感觉在志向上与这位女友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在感情上很快就疏远了。30多年后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儿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所选择的应该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

1923年春天，邓颖超正在达仁女校小楼上她的宿舍里，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邓先生，”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马千里六岁的女儿马翠官跳跳蹦蹦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

“是翔宇来信吗？”李毅韬、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都是觉悟社社员，海外来信一向大家传看。

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

李毅韬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了。看着看着，李毅韬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呀！”

“表示什么呀？”谌小岑不解地问。

李毅韬瞪了丈夫一眼：“你问问小超吧。”

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比邓颖超年长八岁、已结婚好几年的李毅韬像大姐姐似的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

“小超，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和小岑先走啦。”

李毅韬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四年的回忆中。

她想起，四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初识周恩来的情景。他英俊潇洒，浓眉下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含笑看着她，他身上有着一种吸引人靠近他、相信他的力量。

她想起，他帮助她们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态度那么诚恳，又那么谦虚。

她想起，他带头组织觉悟社，那一次次内容深刻、条理分明的发言，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

她想起，1919年双十节庆祝大会，他们被军警包围殴打，她受伤吐血，幸亏他带着宣传队乘卡车及时赶到。

她想起，1920年1月31日他被捕，她和谌志笃他们背着铺盖要去坐牢顶替，警察厅花园里，她看到他苍白的脸上那双眼睛依然光彩照人。

她想起，北京陶然亭的聚会，他提起联合、改造、救中国……

后来，周恩来远渡重洋，到了法国、英国、德国。越过万里波涛，他常写信给她。信中告诉她，他决定不上学了，而是留在欧洲，就近考察欧洲的社会情况、工人运动和各种政治派别和思潮，严肃思考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拯救中国、改造社会。

后来，她收到他从德国寄来的一封很重要的来信。他告诉她，经过反复地学习、观察和思考，他终于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这封信给她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给他回信，热情地谈到她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阅读进步书刊，她同样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她非常赞同他的信念和理想，愿和他一起共同奋斗！

两颗心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更加贴近。

1922年秋天，由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并带来了周恩来给她的信。李维汉告诉她周恩来在欧洲活动的许多情况，临走时笑嘻嘻地对她说：

“我常听恩来谈起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十分勇敢，而且坚韧不拔。他对你的印象很深很深啊。这次，是让我当一回传书的红娘吧。”

她听了脸上一红，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现在，这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已透露了恩来对她的真挚情意。少女的心，第一次受到爱情的撞击，她禁不住心慌意乱。她还有些疑虑。她知道他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毅韬、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他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

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性格脆弱，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的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她和相依为命的母亲杨振德商量。杨振德对女儿说，等恩来回国后再决定吧。

周恩来又来信了，更加热烈而迫切地等着她的答复。邓颖超不禁笑起来了。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在恋爱中也变得沉不住气了。

她想，母亲的话并没有反对和干涉的意思。既然深深爱他，何必要让他在等待中焦急？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发信后她告诉了母亲。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自然是默许了。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1925年1月，周恩来代表留法党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两人志趣相同，交谈之中，互相透露了自己的恋爱情况。周恩来很信任高君宇，便托他回京时给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书”。这一情节，邓颖超在57年后还记忆犹新，她回忆道：

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名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未见其人。那是1925年1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

……

邓颖超由天津下广州途中，到上海停留了数日，她到罢工团体，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慰问上海的罢工工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也专门举行了一个欢迎邓颖超的集会。

离开上海时，她曾给周恩来发过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她相信，他一定会到码头上来接她。

码头上，下船的人和接人的人挤成一团。邓颖超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焦急地寻找她熟悉的人。

可是，在人群中怎么也找不到周恩来。邓颖超禁不住失望。离别五年，千思万想，万里迢迢，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和通缉下赶到广州来准备结婚的邓颖超，在码头上人群中找不到周恩来。他平素待人何等细心周到，难道这次他会这么疏忽大意？

好在有他寓所的地址，邓颖超叫了一辆人力车，径自往周恩来寓所去了。

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一位青年军官手拿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急得满头大汗，对照着照片在找人。他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赓。

这一天，周恩来匆匆忙忙交给他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让他代表自己到码头上去接邓颖超。周恩来说自己实在忙得走不开，要他见了小超务必解释一下，再送她到他的寓所休息。

此刻，他焦灼地在人群中寻觅着，直到码头上人都走光了，也没有接着邓颖超。陈赓沮丧极了。他这是第一次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灵机一动，他想，邓颖超也许已经到周恩来寓所去了。他马上赶回寓所。

果然，在门房的小屋，他见到一位身着白衫黑裙、长得端庄清秀的姑娘，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

陈赓慌忙上前，急急忙忙说：

“我叫陈赓，周主任的警卫副官。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赶到码头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接到你。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

陈赓一口气说到这里，啪的一声，双脚立正，右手举到帽檐，行了个军礼。

邓颖超扑哧一声笑了，热情地和陈赓握手：

“谢谢你，陈赓同志，很高兴见到你。恩来同志忙，不来接我没关系。只是麻烦你白跑一趟了。”

陈赓和周恩来住在一起，他有周恩来房间的钥匙，连忙开门请邓颖超进房休息。

邓颖超进房一看，只见陈设朴素雅致。一色的浅色家具、一张双人木床、一张书桌、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几把藤椅、一个衣架和一个洗脸架。看来周恩来已把结婚房间简单布置好了。她又看到窗台上放着两盆盛开的鲜花，阵阵幽香袭人。陈赓忙介绍，这是周主任今天早上特地叫他买来的，说是“小超最喜爱鲜花”。邓颖超听了抿嘴一笑，心想他还是这么细心周到。陈赓忙着打来洗脸水，又送上一杯广州凉茶，说是喝了消暑解渴。邓颖超连忙道谢。

陈赓的调皮劲上来了，笑着问邓颖超：

“小超同志，你是先休息呢，还是让我带你去找周主任？”

邓颖超开朗地说：

“在船上我早休息过了。我是来广州工作的。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带我看看革命的广州。”

陈赓听了，微微一笑。这位小超同志，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和周主任真是天生的一对！

他们到了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会。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刚来过，和区委委员长陈延年一道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了。他们又赶到那里去。

邓颖超还没吃晚饭。陈赓在路上买了几个面包塞给邓颖超，一面抱歉地说：

“晚饭时间过了，你先充充饥。周主任常常忙得忘了吃饭，我留两个给他当晚餐。”

邓颖超谢谢他的好意。说实在的，她如今只想早一点儿见到周恩来，哪有心思啃面包呀。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在广东省总工会，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陈赓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教练，带着邓颖超，直闯进去。

满屋子烟雾腾腾。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等正在开会，陈延年也在那里。陈赓悄悄地向邓颖超介绍他们。邓颖超一面留神听，一面四下观看，周恩来呢？

邓颖超只觉得眼前一亮。烟雾弥漫中，在屋子的一角，她见到了一身戎装的周恩来，正低着头在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在天津时瘦了，但依然那么英俊、严肃、睿智和深沉。

陈赓快步走到周恩来身边，在他身边说了几句话。

周恩来抬起头来，一眼看到五年不见的邓颖超。邓颖超依然白衣黑裙，头梳S髻，只是比以前显得更加端庄、俊秀和成熟了。

周恩来向邓颖超点点头，笑了笑。这是邓颖超十分熟悉的热情的微笑，如今更增添了含蓄的深情和温柔。她在边上等着，不好意思走过去见周恩来。但是，没有见他站起来，只见他在和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他们热烈交谈着。

邓颖超想，他们想必在商量重要的工作，谈完了他总会过来吧。

她等着他。不料，周恩来站起来，和陈延年一起走了。

陈赓赶紧过来解释说，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赶回广东区委会去开会，让他送小超回去休息，实在对不起！陈赓一脸抱歉的神色。

邓颖超看出陈赓的为难，她洒脱地对陈赓笑笑：

“恩来同志他忙，我理解，以前也这样，不用他照顾我。我正想多了解一些全国注目的省港大罢工情况。让我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吧。你忙，你去照顾恩来同志。待会儿我雇辆车自己回去。”

陈赓一听，心里想，这位小超同志真够要强的，也是工作当先，和周恩来真正称得上是一对革命伴侣，便笑着说：

“小超同志，我在这里比你熟。你要多待会儿，行啊，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10点多钟，会散了。陈赓正要送邓颖超回去，不料，原定12点宵禁的时间忽然提早两小时，他们回不去了。幸亏陈赓对这里很熟。他找了间屋子安排邓颖超休息，嘴里连说对不起。

邓颖超反过来安慰他：

“你别过意不去，陈赓同志。我和恩来以前在天津搞学生运动时，情况紧急，回不了学校和家是常有的事。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儿行了。是我今天太对不起你了，既影响你工作，又影响你休息。”

“哪里，哪里，”陈赓忙说，“我今天的工作就是代表周主任接你，让你好好休息。抱歉得很，没有完成任务。”他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邓颖超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广州沸腾的生活吸引了她，多么奇异的一天。她更忘不了周恩来充满深情的匆匆的一瞥。虽然他没有走过来和她说一句话，“无限深情尽在不言中”！

毕竟十分疲劳，她蒙蒙眬眬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大明。罢工委员会已是人声鼎沸。

陈赓又来到她面前，笑着告诉她，周主任昨夜因宵禁住在广东区委会，今天一清早过江到黄埔军校去了。他让陈赓捎话，今天一下班，一定尽早赶回寓所。

邓颖超笑着让陈赓快过江去黄埔军校。

她回到周恩来寓所，收拾了一下房间，在街上吃了早点，便到文明街广东区委会报到。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对她说，党组织决定调她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也是照顾她和周恩来结婚。组织上决定她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现在是国共合作，她同时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协助部长何香凝开展广东的妇女运动。

陈延年向她概括地介绍了广东的当前形势。

7月1日，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主管财政。廖仲恺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将广东各地的财政、税收、民政统一收归国民政府管理。这对割据广东各地、把持税收、鱼肉人民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阴谋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广东区委已察觉他们的阴谋，决定8月11日以省港罢工工人为主力，联合广州的工人、学生、革命军人、市民游行示威，要求肃清内奸，支持国民党左派下决心同右派作进一步斗争。昨夜周恩来和大家商议的就是这件事。

听了陈延年的介绍，邓颖超对广东的复杂形势有所了解。她更加体谅周恩来了。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没有什么婚礼仪式，不准备请什么客人。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

周恩来推却不了，在他们的住所请了两桌客人。来的人有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高语罕、洪剑雄、陈赓、张婉华等人。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了。

客人们早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15岁便当演讲队队长，热烈鼓掌，要求她站在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周恩来有点儿担心，怕她应付不了这场面。

只见邓颖超落落大方地站到板凳上，清了清嗓子，把她和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说了一遍，特别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的那首诗，背了出来，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抗议了：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客人们一杯杯地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体贴的周恩来，把敬给新娘的酒一杯杯全代她喝下去。邓颖超不知道他的酒量，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瓶白兰地！她心里又急又心疼他，却又挡不住客人的敬酒。

周恩来喝醉了。不过，他有极强的自制力，没有失态，只是咕哝着，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李富春、蔡畅住在他们对面。

邓颖超和蔡畅把周恩来扶到阳台上吹吹风。邓颖超找来一碗醋，让周恩来喝了醒酒。她知道，明天一早，他还要赶到广东大学去主持黄埔军校新生的入学考试。

忠厚朴实的李富春一面叫着：“恩来，你好一些吗？”一面埋怨张治中、陈赓他们闹得太厉害了。蔡畅打来一盆凉水，让邓颖超用毛巾浸透凉水给周恩来擦脸。

凉风习习吹来，时间已过夜半。周恩来渐渐清醒过来。他连忙谢过李富春和蔡畅，催他们快回房休息。他和邓颖超又在凉台上待了一会儿。夜凉如水，邓颖超扶他回房躺下。

晨光熹微。周恩来匆匆起床，用凉水擦了擦脸，和陈赓一起赶到广东大学去了。

几十年后，邓颖超深情地说到周恩来这次喝酒的事：“我没有想到，恩来会有这么大的酒量，整整三瓶白兰地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是两位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完美的终身结合。婚后，邓颖超能将革命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安排得和谐、周到、妥帖。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常到他们广州寓所去拜访的党的领导人和黄埔军校的同事们发现，房子虽然简朴，陈设却很得体，收拾得十分整洁。邓颖超和周恩来不仅思想相同，作风也相同，工作紧张仍然显得从容。尽管邓颖超每天工作繁忙，回到家里，遇到客人来访，从不让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总是热情地殷勤地招待他们，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如。她亲自挑选陈设品，亲自安排饮食。同志们十分钦佩她能兼革命家和贤内助于一身，更羡慕周恩来能有邓颖超这样的终身伴侣。

痛失孩子

第一次东征的军队回师讨伐盘踞广州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后，东江地区重新被一度退入福建、江西的陈炯明余部占领。9月间，原已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刘志陆、杨坤如等也相继叛变，联络在南路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准备会攻广州，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9月21日，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

这次军事行动，以蒋介石担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四军一部分共3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于10月6日出发，向东推进。在此之前，8月25日，黄埔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9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次年1月下旬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

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以李济深所部第四军为主力，组织南征军，讨伐邓本殷，由刚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张善铭任政治部主任。南征军出发前，周恩来邀集张善铭等开会，对该军的政治工作作了部署。

这次东征，比起第一次东征来，客观条件要有利得多：由于杨、刘等部已被削平和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广州革命根据地较前更为巩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编成五个军，兵力已超过对方；陈炯明部经过第一次东征的沉重打击后，战斗力和士气都大不如前。这确是统一广东的大好时机。

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是惠州之役。惠州东、北、西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素称天险，易守不易攻。前人曾有诗：“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守在这里的是叛军杨坤如部一个师，凭险固守。东征军在13日发起总攻。战事持续了30个小时，打得十分激烈，第一军团长刘尧宸阵亡。以后，由蒋先云等组织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攀登城墙，在14日傍晚攻克惠州。

东征军乘胜追击。第一、二纵队在安流墟合力包围林虎部主力和洪兆麟残部。经过一天激战，毙伤和俘获敌军1万多人，缴枪6000多支。11月4日，何应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欢迎者达数万人。8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入闽追击陈炯明残部，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14日，东征军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12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第二年2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这样，统一广东的战争就胜利完成。这个胜利，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为胜利地开始北伐战争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然而，就在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的时候，周恩来的家庭却遭遇着一次重大的不幸。

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出发后，邓颖超留在广州，继续协助何香凝开展广东妇女运动。只是这些日子，她常常恶心呕吐，浑身酸软无力。她悄悄到医院检查，医生恭喜她怀孕了。

邓颖超听了，心里慌乱起来。她刚21岁，刚到广州工作，广东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广东省的妇女运动正需要她全力以赴打开工作局面，可是偏偏怀孕了。她哪有时间顾得上生孩子、带孩子啊！恩来东征走了，母亲又不在身边。何香凝虽然对她极其亲切，只是，她刚痛失亲人，怎好把个人的私事麻烦她分心？

左思右想，她认为革命第一，事业第一，她下决心不要孩子。广州市面上各种各样打胎的中成药很多，她悄悄买来服用。药性发作，疼得她在床上滚来滚去。她请了一星期病假。

何香凝来看她，见她面色蜡黄，关心地问她得了什么病。她只好说大概是妇女病，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母亲杨振德从天津赶来了，见到女儿这副模样，吃了一惊。听到她私自打胎，从未责备过女儿的杨妈妈，忍不住责备她太不懂事了。

1925年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州、潮州、汕头、梅县、海陆丰等二十五县的地方行政工作。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任命邓颖超为潮梅特派员，到潮州、汕头、梅县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

11月20日，邓颖超到了汕头。小别重逢，周恩来格外高兴。只是他看到小超脸色很不好，像生了一场重病似的，立即关心地问：“小超，你怎么啦？生病了吗？怎么不写信告诉我？”

邓颖超不得不告诉周恩来，她怀孕以及偷偷打胎的经过。

难得发怒的周恩来勃然大怒。他责备邓颖超：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嘛。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邓颖超从来没有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自己错了，不得不耐住性子，听他这一顿数落。她轻声说：

“我知道自己错了，是幼稚、轻率，还不行吗？以后，我一定注意改正。”

周恩来理解邓颖超，并原谅了她。但是，这次失去孩子的不幸，给他们一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8 主政东江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周恩来主政东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中共第一次领导地方政权。这时，反共暗流已经袭来。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依靠人民的力量，通过革命战争，扫荡了地方军阀陈炯明、林虎的军队，收复了东江各县。从此，广东大部实现了统一。

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共产党员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1926年2月1日正式就职），主持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县行政工作。周恩来主政东江。时间虽然不长（1926年3月后离任），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地方政权，大大发挥了我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东江地区是国民政府从封建军阀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地区。国民政府为什么会把它交给共产党人治理呢？这是共产党人努力于国民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赢得了人民的信赖、拥护的结果。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人更积极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开创了革命新局面。以两次东征和南征为中心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战争，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奇勋。党不仅动员、组织了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大力支援革命战争，而且参与领导革命军，出师讨伐陈炯明。特别是周恩来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刷新了军校和革命军的面目，提高了战斗力，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军的胜利进展，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尤其是在两次东征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远见、奋斗精神、处事才干以及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都是非常突出的，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和钦佩。他们在这次战争胜利之后，很自然地被推上政权舞台。

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包括的内容很广。第一次东征时就已提出：“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政治部“专管与人民有关系之事”。实际上政治部负担了接管地方政权的责任。周恩来当时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通告各县，“规定各项什税附加五厘，为教育经费”。这就是开始了行使地方行政工作的职权。第二次东征时，东征军总政治部明确负有接管地方政权的责任。大军出发之前，针对东江吏治的腐败，总政治部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决定于大军所到之处，实行禁绝烟赌，轻徭薄赋，整顿财政，澄清吏治，等等。第二次东征途中，周恩来发布了一些行政命令、指示，如荐任县长，解散贿选议会，着各县署为工会、农会和党部拨款，等等。因此，东征胜利后，由周恩来主政东江不是偶然的，是由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自然过渡、发展的结果。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东江、南路各行政委员的职权是：（一）督率所属各县县长处理地方行政事宜；（二）对于所属各县县长，得先行任免，再行报告于省政府。在周恩来主持东江行署工作之前，共产党人还缺乏参与政权工作的实践。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主要是开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或参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1925年7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施以政治影响，但在政府委员中，却没有共产党员。这是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有关的。陈独秀担心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包办”太多，担心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会变成“官僚”。周恩来主政东江，是共产党人参加和领导政权工作的开始。这就突破了陈独秀关于共产党不要“做官”的框框，在实践中抵制了右倾错误。

周恩来主政东江，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任命的，也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的，但对于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用“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共产党员大多数加入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于国民革命运动。因而，无产阶级（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影响，通过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务、政权、军队和民众运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来体现的。共产党员越能够在这些方面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重大的作用，就越能贯彻我党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主张，越有利于推进革命，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周恩来主持东江行署工作，是为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新的工作内容，开拓了参加和领导国民革命的新途径、新领域。

周恩来在东江主政，极为注意把群众观点运用于政权建设，使政权体现出充分的人民性。他公开宣称：“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

1926年2月1日，周恩来在永平酒店四楼招待汕头各界代表，正式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并公布《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组织大纲》，宣布了施政方针。他指出：施政方针开始，“一定要使人民知道政府政策实施之目标，然后合作可成”。他请各界代表对政府的施政方针“严密地加以批评”。汕头市商界、工界、教育界、学联界、农界、报界、妇女界、警察界、市党部及海外同志与会代表7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纷纷表示拥护政府的政策，大力赞助政府发展实业交通等计划，自觉担任训政时期应尽的任务，加强团结，努力做好政府的后援。会议还决定发表《各界联合宣言》，表明政府与人民已发生密切的关系，共赴国民革命。

在东江主持政务中，他有计划地组织工、农、商、学、妇群众团体，发布保护农工的布告，褒扬省港罢工工人，支持工农斗争。他通过演讲宣传、办学习班等，培养工农运动骨干，教育他们要把“民族间的一切仇恨集中于帝国主义”，为争取“自己的生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指导下，东江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妇女群众组织起来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且逐步地团结联合。东江各县、市基本上都有了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有的县、市有了各界的统一组织。以1926年计，潮州、梅县、海陆丰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有一百多万。

1926年2、3月间，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目的是要“为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会前，周恩来电呈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和省政府，内称：“职以训政开始，头绪纷繁，徒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阂，爰定于2月20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属各县县长、各教育局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会期预定一星期，膳宿费由职署供给。”

会议议题包括：

“市长对于市政交通计划、工程布施、财政统计、户口调查、警政改良，县长对于县政财政统计、户口调查、生产概额、行政计划、治安急务、警察扩充、土地登记、农工生活、造林计划，教育局局长对于教育方针、经费确定、学龄儿童调查、改良私塾，农工会对于农工状况之调查、生活之改良、新知识之灌输，商会对于商务之发展、商品出入口之调查、商业知识之灌输、外国奢侈品入口增减额之调查，妇女协会对于妇女入学调查、生活改良等案。”

从这些议题可以看到当年周恩来主政，已经有很细致很全面的思考。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理论和实际上，阐述了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状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土豪压迫人民的罪恶，指出：“帝国主义者不但在其本国压迫弱小民族，还在半殖民地的地域，帮助军阀和恶官吏，以及买办阶级和土豪。……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作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

大会就预先准备的各项议题进行认真研究讨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这次会议连续开了10天，会场秩序极为整肃。会议收到的提案及计划书297件，报告书及调查表254件。经代表们认真讨论，通过的议案93件。其中，建设议案有：治河、浚港、筑堤之进行，省道、县道、街道之开辟。教育议案有：平民教育之增加、平民化及革命化的教育方案之确立。民政议案有：取消保卫团，整顿警察及划分行政司法之事权。财政议案有：关税之整理，及苛捐杂税之逐步废除。商务议案有：提倡土货，增加洋货厘金，援助收回海关运动。农工议案有：发展农村平民教育，援助罢工工人，及扶植农工团体。妇女议案有：禁止买卖人口，提倡婚姻自由，及援助妇女解放，等等。这次会议，提出了东江民众急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对以后革命之普及、地方之建设、人民的福利，以及各种行政方针，都作出决议。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与政府合作，为建设东江地区作出努力。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人民自卫军之提案》，提出人民自卫军应从工会、农会、学生会中定期征募，从区到县逐级地组织起来，定期训练，定期退伍，“起举国皆兵之风”。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当时也是创造性的。

会议于3月3日胜利闭幕。在会议的闭幕宣言上，特意写上“东江人民万岁”的口号。这次会议，是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之第一步，“启政府与人民合作之机，开东江革命政治之新纪元”。

惠、潮、梅地区是封建军阀陈炯明、林虎统治已久的地区。陈、林勾结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为害地方，残民以逞，反对革命。革命军荡平东江之后，“军事时期渐告结束，训政时期于斯开始”。针对当时东江“革命之基础欠佳”，陈、林“潜伏之余孽，时欲乘机蠢动”的情况，周恩来领导东江行署，大力进行了整顿地方、安定社会秩序的各种工作。

一是铲除苛政，推翻反动政权，成立新的行政领导机构。革命军克复惠、潮、梅后，宣布解散了陈炯明统治时由贿选产生的议会，罢免了陈炯明所委任的一批贪官污吏。新成立的东江行政公署，除周恩来任委员外，由熊榘任机要秘书，吴乾夔任第一科科长，林修雍任第二科科长，彭汉垣任第三科科长。周恩来还请准广东省政府，分别任命范其务为汕头市市长，温其藩、罗师扬、江董琴、刘琴西、刘侯武、陈卓凡、陈庸为五华、兴宁、梅县、陆丰、潮安、揭阳、丰顺县县长。在周恩来领导下，东江行署依靠革命军队，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澄清吏治，肃清陈、林余孽，废除苛捐杂税，解散地主民团和整顿社会秩序各项工作，使东江各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稳定，使“革命之基础欠佳”的地区，变成“革命基础已稳固”的地区。

二是认真处理战争遗留的各种问题。东江战事结束后，周恩来大力组织了追悼烈士、抚恤烈属的工作，认真处理战争遗留的大量复杂问题。如潮梅建设同志会领导人饶凤翔，因进行支持革命军东征的革命活动，于1925年9月18日被军阀刘志陆诱捕惨杀。周恩来派人查清了他的革命事迹和遇害的经过，呈文国民政府，请予褒恤。国民政府根据周恩来的呈请，“特给一次恤金1500元”，并表彰了他为党捐躯的精神。同时，东江行署还采取各种措施，安顿灾民，救济失业，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等等，使东江各行各业逐步走上正轨。

三是大力扶持和积极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扶助工农运动，是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周恩来在东江，按照这一政策，放手发展工农运动。1925年11月，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时，他指示从抄得逆产中拨出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同时，他又通令各县县署，每月拨款300元，作为县党部筹备费。不久，他又指示从没收的10万元逆款中，提出2万元作为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活动经费。这些，都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扶植革命运动。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在东江革新政治。新的行政公署设秘书长一人，下分三科办事，从秘书长、委员随从书记、科长、科员到司书，共31人。撤查了一批沿袭军阀老路、卖官鬻爵的县长，如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提议枪决了私任官吏的潮梅军副长官杨占鳌。当时报纸称赞周恩来“究办卖官”，“给利令智昏的贪官们以巨大惩创”。另一方面，任命了21个县、市长，其中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其中18人的调查了解，除4名当时是中派，后来转化为右派外，其他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周恩来在东江主政之时，邓颖超也于1925年11月20日到汕头。他们开始住在外马路海关旁卧龙酒店，后来租房子住在同益西巷二号，直到1926年3月17日离开汕头。周恩来家中经常人来人往，毫无拘束。当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同志们亲切地称他“胡须伯”。

在东江，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也发展起来了。周恩来很注重在先进的工农和青年学生中去发展和建立组织，并把他们派到各县、市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去。各县、市的群众组织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主导作用，农界的彭湃、工界的杨石魂，都是著名人物。

为了搞好东江地区的建设，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才的使用，团结进步力量，提携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为了寻找曾受逆党迫害的前五华县县长温其藩出来工作，曾写信给兴宁县县长罗师扬，信中说：“前五华县县长温其藩同志受逆党摧残，全家失聚，言念及此，不觉恻然。现政府复行借重，令其主宰五华，尚希我兄设法寻觅，使之出山，同报党德。”河婆中华医院院长彭克猷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给医院题字留念。周恩来对曾积极抢救东征军伤病员的中华医院，深表敬意，欣然挥笔题写“博爱”二字，并拿了自己一张八寸的半身照片，指示工作人员拟就公文，一并寄给彭克猷。1926年3月20日工作人员拟的公文写道：“现奉周主任谕，题赠‘博爱’二字，以表敬意，并附半身八寸照片一张，以为纪念。”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整顿和占领宣传阵地。汕头市有一家由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报纸《平报》，疯狂咒骂农民运动，恶毒攻击国民政府。周恩来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去接管这家报纸，主持创办了《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亲自为该报副刊题了“革命”两字，作为副刊刊名。他还于1926年1月25日电告各县，要发动群众订阅这份报纸，阐明这份报纸的任务是唤起潮梅民众的革命精神，以扫除一切障碍。这份报刊曾刊登了马克思的《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介绍了研究列宁主义的书籍达34种之多。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周恩来不仅主持制定了教育方案，还对那些破坏教育事业的官吏，一一加以查究处理。潮安金山中学有一片校地，被潮安县反动县长私卖，师生们对此义愤填膺，开展护校斗争，控告了潮安县县长的非法行为。经过反复斗争，这一案件报到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看到了金山中学师生对潮安县长的控告呈文，及时查办此案，并批示应把校地归还金山中学。梅县教会办的广益中学，前借嘉应大学的校舍，强不交回。嘉应大学师生开展护校运动，嘉应的理事长卢文铎也给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发了电文。周恩来见到电文，遂于1926年3月20日，指令梅县县长江董琴迅速调查广益中学侵占嘉应大学校址的案件。《嘉大光》第二期曾登载了周恩来处理此案的指示。

当时的广东，革命在蓬勃发展，同时，一股逆流也在暗中滋长着。正如鲁迅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书时，在一次演讲中所说：“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东征胜利后，当东江行署成立时，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已十分猖獗。林森、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分裂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遭到全国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击。1925年11月，周恩来以国民党东江组织主任的身份，在东江各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作《党务经过报告》，以事实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共谬论和分裂主张。大会通过了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指出林森、邹鲁的所作所为，“澈于私感，远于事实，背乎党纪，为潮梅海陆丰同志所万不能承认，为中央党部万不能容许。潮梅海陆丰同志只遵总理遗嘱，努力国民革命，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革命统一主张，要求党的整个，一致反对分裂到底”。

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共叫嚣，集中在一点，就是攻击共产党人进行“非国民革命”的活动，诬蔑共产党“危害”“破坏”了国民党。周恩来主政东江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东江行署的施政方针，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国民党“一大”“二大”厘定的政纲为依据的。它所实行的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扶助工农运动以及其他革命、建设措施，并没有超出国民革命的范围，更不是什么“危害”或“破坏”国民革命。它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要求，符合国民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周恩来主政东江的政策、设施，充分说明共产党人在当时是忠实于国民革命，真正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努力奋斗的。

周恩来在东江的日子里，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建设东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东江地区经过一番整顿和建设，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比以前安定，工农运动和妇女运动迅速发展。

正当周恩来准备在东江地区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1926年3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请求。这时，周恩来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9 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2月，周恩来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次年5月，他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准备起义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上海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大都市，是当时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帝国主义据以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侵略。市中心有帝国主义统治的法租界和英、美、日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四周是中国管理的上海市，分为闸北、南市、沪西、浦东等区，历来是军阀争夺之地，谁取得了上海，谁就睥睨东南，势大力强。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城市。

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

自从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一路进展顺利。12日进长沙。8月下旬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北军事要隘汀泗桥，接着又和第四军一部在贺胜桥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9月，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10月攻占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占蛇山，突进城中。11月，北伐军攻占九江、南昌。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昌。1927年1月，美国命令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军舰赶去上海，又从菲律宾调集一个旅团陆军到上海。英国把它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开到上海，从英国和印度调集1.2万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集中。日本派遣巡洋舰、驱逐舰5艘开到中国。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3月17日，占领杭州的北伐军分两路向沪宁线前进。

早在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就准备配合北伐军的挺进，进行武装起义。10月23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1927年2月中旬，在北伐军占领杭州后，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表示响应。工人的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残酷镇压，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罢工转为起义。2月22日下午，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布“全上海动员暴动”。但是，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已经罢工4天的群众十分疲惫，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转而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接着，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且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

周恩来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教训，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为什么没有准备呢？因为从中央的指导思想来说，“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的立场”，而强调“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周恩来说：“既然全党从前没有要夺取政权，它在国民革命时期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既然党只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工人又没有武装起来，因此遇到像现在这样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做不到这一点，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

当时，陈独秀是中央总书记，又是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积极的。但是，他认为武装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区委的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起义不必先有武装，说：“要明了武装暴动是民众的武装暴动，是以广大的民众的热情跑到街市随时随地夺取武装，绝不是先要有了武装才可以暴动。”

周恩来早在旅欧时就明确，革命要有革命的军队。在广东时指挥过战争，有军事工作经验，更体会到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现在军阀的队伍虽然是在瓦解中，这些队伍很不巩固，他们在寻找我们，我们在他们中间可以做宣传工作，但是“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他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

瞿秋白也主张武装起义“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

周恩来是军委书记，他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核心是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周恩来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

纠察队。“目标5000，先组3000”。到3月11日，组成了常备军一团，1500人，后备军三团。最后总数超过2000人。

自卫团。用手枪，“目标500”。3月4日已发展到700人，6日发展到820人。据3月11日报告，“自卫团可扩充到1000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

特别队。开始人数很少，到3月6日已增加到900多人。

有了队伍，要加强训练。当时军委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那里有三栋楼房，周恩来住在第三栋的楼上。楼下住着孙津川（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总指挥）夫妇和孙的母亲。周恩来对训练抓得很紧，花了很多心血。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京、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他非常机敏灵活，为工人们所敬佩。他除了住在辣斐坊以外，有时也去孙津川的家乡开会和部署工作。

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做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很重视这支纠察队，多次去指导。一次，一个队员的手枪走火，另一个队员受了伤，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情绪。

南市纠察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三山会馆，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来到这里，询问训练情况。他亲切地说：“小心枪支走火，不能大意呀，一定要好好训练，消灭敌人。”

沪东的纠察队在培开尔路（现惠民路）仁寿里的过街楼等处，训练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利用障碍物进攻，侦察地形。浦东区委派了20多名工人到南市接受射击训练，在那里见到过周恩来，听过他讲话。

沪西有的纠察队是在菜市路（今顺昌路）康悌路（今建国东路）附近一所学校里练射击、进攻、后退。

闸北的工商业资本家要组织保卫团来保护自己，周恩来、赵世炎就派商务印书馆工人进去。有的工人很不理解。周恩来笑着问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枪支和弹药。”“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于是有40多名工人参加了保卫团，在起义中发挥了作用。

什么时候起义？陈独秀感到我们力量薄弱，不要发动太早，提出两条标准：一、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到达龙华后。

周恩来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北伐战场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北洋军阀驻军领导人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月20日，北伐军过松江，傍晚到达上海近郊龙华。上海总工会派人去联系，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停止前进，意图让北洋部队和工人纠察队厮杀，两败俱伤。

3月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起义指令，全市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他们用3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守在上海的北洋军阀毕庶澄部加其他军警共5000多人激战。

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21日下午1时，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警察都已经吓跑了，枪支扔得满地都是。工人捡起枪武装了自己，又向高昌庙兵工厂进攻，敌人争先恐后登上黄浦江边的船只逃命。接着，工人纠察队又占领南火车站，战斗胜利结束。在浦东，工人纠察队只有十多支枪，去攻打警察局，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声音像打机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沪东、沪西也都很快取得胜利，结束战斗。

问题集中在闸北。闸北是敌人主力集中地，敌军装备又好，因而战斗最激烈。

起义当天，在闸北，工人纠察队攻占了五区警察局，周恩来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接着又指挥攻下了北站附近一个警察署。22日，闸北、沪西、沪东起义队伍合力攻下天通庵车站，向占据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军进攻。这时，有些纠察队队员牺牲，大队长受伤，使工人纠察队队员气愤万分，准备硬拼。周恩来亲临前线，制止了大家的这种情绪，指挥大家占领四层楼窗口，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利用附近建筑物包围了敌人，攻下了这个据点。最后，只剩下北火车站的敌军负隅顽抗了。敌军放火烧民房，给起义队伍造成困难。周恩来命令工人纠察队一面灭火，一面保护老百姓撤退。22日下午，北站守敌企图向租界逃窜，工人纠察队已有防备，用火力封锁了敌军。下午5时左右，周恩来到前线向工人纠察队讲话，介绍了两天战斗的情况，要求6时之前占领北火车站。起义队伍高呼：“保证6点前消灭敌人。”终于，这天下午6时攻下了这个堡垒，战斗胜利结束。

在工人纠察队攻打军阀部队遇到困难时，陈独秀知道了，曾下令要工人纠察队向大场方面撤退。命令由郑超麟传达给指挥部，指挥部没有执行，继续打下去，结果胜利了。

战斗结束后，起义工人把俘虏押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周恩来亲自对他们讲话：“你们也是苦兄弟，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去投亲，我们不杀害你们，也不强留你们。”这种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深得民心。

两年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次起义时说：“暴动前的军事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在短促的时间，赤卫队（即自卫团）的主力有800余人，纠察队有2300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很快地就成功”，“只有闸北经过长时期的激战，毕庶澄军队几千人都集中到闸北车站”，“在群众的威袭之下，经过28小时的巷战，最后完全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

夏之栩的回忆

当年参加这次起义的夏之栩，50年后对周恩来领导这次起义仍然记忆犹新，她回忆道：

我当时是罗亦农同志的秘书。赵世炎同志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经常是一身工人打扮。罗亦农同志是做民主人士工作的，常常穿着长袍大褂。恩来同志倒是穿着一套青灰色的旧西装。恩来同志化名伍豪，我们都叫他伍豪，老伍。他一到江苏省委机关，气氛就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同志却很诚恳。

记得三次起义的第二天，3月22日的中午，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硝烟弥漫。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商务印书馆大楼里，浙江路的情况很严重，英国的装甲车炮火封锁了这一带。南市、虹口的工人纠察队无法前来援助。商务印书馆又不能强攻，怎么办？

大家等着北伐军来援助，可是等不来。

正在这时，领导起义的伍豪同志却差一点儿被国民党收买的一个工人暗杀，由于工人的掩护才脱险。伍豪同志对这个上当受骗的行刺者，进行了一番教育，劝他和工人一道参加起义。这一举动，当时我们都很感动，感到恩来同志襟怀宽阔，真有气魄。

暴动后，恩来同志和工人战斗在街垒里，生活在一起。工人群众拥护他，爱戴他，都叫他总指挥。他一刻也不离开商务印书馆和庆云里。

一个紧急情况突然发生了，敌人一列军用车从天通庵车站开来，吴淞离北站不远啊，一千多敌人的援军半个小时就可以冲到总指挥部门口……可是，龙华的北伐军也不来援救工人纠察队，这是为什么？

在这紧急情况面前，大家焦急万分。这时，伍豪同志带着望远镜来到街垒前，向大家讲道：

“同志们，工人已浴血奋战一昼夜，龙华的北伐军为什么按兵不动？吴淞方面敌军正向我进军，这不是存心让军阀吃掉工人武装吗？”

“同志们，蒋介石想借刀杀人哪！”他目光炯炯，坚定地说，“我相信上海工人能靠自己解放自己！”

接着，伍豪同志举起手，果断地向大家说：“根据当前的敌情，指挥部决定——北站敌众我寡，我采取守势；商务印书馆，敌少，我防御设置好，可采取围势；吴淞敌虽众多，但是士气不振，我可取攻势；尤其一列车人，目标大，防守难，我们可利用地形优势，给它一个伏击，歼灭它！”

恩来同志分析形势的敏锐才能，大家十分钦佩。他善于在纷纭繁杂的情况中，分清形势，作出判断。他那侃侃而谈，那铿锵有力的生动语言，使同志们增添了勇气，情绪高涨。他对战斗作了细致周密的布置。结果，经过一天的激战，集中兵力打下了北火车站，全面解决了战斗，取得了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在总结会议上，伍豪同志向大家说：“第一次暴动是在1926年11月24日，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暴动还没有开始，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多位同志就被李宝章杀害了，后来革命军占领了上海、嘉兴等地，1927年2月19日起，上海36万工人总同盟罢工，2月22日第二次暴动又失败，工人数十人被杀害，海军开炮，同情革命者扩大工人大罢工，但是陈独秀让复工。”

伍豪同志作这报告时，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受到工人、学生、店员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他却十分谦逊地说：“第二次总同盟罢工，由上海总工会领导，是秋白同志领导的，由于准备不充分，暴动失败了。现在第三次是胜利了，不过，如果没有秋白前两次的总结，没有他向党内号召今后应与群众在一块革命的思想，也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这次起义如果秋白来领导，我相信，也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

当场，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没想到恩来同志的总结会对前两次的总结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对秋白同志有这么崇敬的评语。

我们第三次暴动时，的确，全市商贩，甚至卖油条烧饼的工人，都向工人纠察队、暴动队伍送饭。上海七个区战斗了两昼夜，直到敌人用竹竿插上白旗。大家跳出街垒，高兴地欢呼。“我们工人阶级胜利啦！”

恩来同志两昼夜没有合眼，他一直战斗到北站战斗结束，才下火线回到商务印书馆的俱乐部。第二天的总结会议上，他却作出这样的总结。我当时是记录，我看到罗亦农、赵世炎都愣住了，听到伍豪同志的话，我也停住了笔。可是又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使我激动，不是我听错了，而是伍豪同志以最简练的语言，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大家说：“这次暴动如果是秋白同志领导，同样会胜利的，这胜利的取得应归功于参加暴动的全体工人、职员、学生！”

进入中共中央常委会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周恩来在领导起义中表现了丰富的智慧、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并且在斗争中积累了新的经验。参加这次武装起义的工人，后来有些人参加了红军，成为领导骨干。如商务印书馆工人艾毅之，后来在红二方面军任师政委；吕振球，1940年在延安时任旅政委；黄志竞，曾到湖南红16军任军政委；上海纱厂工人万云程，1933年是中央苏区福建省军区政委。

起义胜利后，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上海。

革命取得了胜利，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反革命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屠杀革命。

早在1926年广州发生“三二〇”事件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已经注意到了蒋介石。他向国内报告说：“蒋不再要俄国顾问了。”“蒋介石给共产派以数年来未曾有过的致命一击，这对广州政府未来的政策有影响”，但“政府中的保守派尚未强大到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足以轻而易举地处置俄国人和共产党人的地步”，“蒋将军不得不首先处置自己军内的情况，然后才能支持政府再次发动反俄国人的政变”。

此后，美国就以“承认”为诱饵，力图使广州国民政府放弃反帝的立场。他们注意物色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所谓“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他们十分注意蒋介石正在“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蒋介石到南昌后，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就到南昌同蒋介石密谈，答应用巨额款项支持蒋介石，交换条件是反共和镇压工人运动。虞洽卿是同英美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之后，买办豪绅阶级代表、政学系政客黄郛等和亲美派官僚王正廷等都到南昌见蒋，密谋破坏革命。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党羽残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又强行解散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这些情况，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委员会是有所听闻的，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也开会讨论过对策，但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终于丧失了起义胜利的果实。

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会上，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介绍了27日他同蒋介石会见的经过，说蒋介石“并无赞扬上海工人，我报告一点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大注意”。这时，外界已有传言说蒋介石将对工人纠察队不利，但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人与工人纠察队”等，都是“谣言”，“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失去了警惕。

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3月24日击溃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占领南京。美英等帝国主义依凭自己增强了的武装力量，借口“保护”侨民而炮轰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很多。这就是南京事件。这时，蒋介石正在去上海途中。他不是向帝国主义严正抗议，而是派人向他们疏通。到上海后，31日他对外国记者声明，事件不会扩大。他向帝国主义保证“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帝国主义则答应为他发动政变提供便利，直至用驻沪侵略军来配合。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蒋介石表示，只要能把工人打下去，可“认捐五百万”“借款可另案办理”。“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集流氓打手，供袭击工人纠察队之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汪寿华被杜月笙骗到住地，残酷打死。大批武装流氓冒充工人，臂戴白底黑工字袖章，从租界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工人纠察队，跟在后边的国民党军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或武力强制手段，收缴“双方”枪支。几千名工人纠察队全被解除武装，工人死伤300多人。13日，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6万多群众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走到宝山路，遭到反动军队机枪扫射，死伤无数，尸横满街，血流成河。同一天，南市的游行工人也遭到反动军队枪击，死十多人，伤数十人。接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中，被杀害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接着，蒋介石势力所及的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大屠杀。

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得知上海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大家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电文给中央。

周恩来在电文中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他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电文中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一、二、三、十四、二十一师。一、二十一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战斗力大减；二师常败，在昆山；在南昌的只有三、十四师，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兵力大于蒋。他写道：“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个意见没有被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采纳。后来，大革命失败的结果也被周恩来言中。

“四一二”之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变成了地下党。周恩来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离上海，到武汉去，或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5月下旬，他穿着长袍，戴上礼帽，俨然一个商人，搭乘一艘英国的轮船，去到武汉。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国共产党刚刚在武汉开过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忽视农民土地问题，但是会议没有作根本的纠正，仍旧忽视掌握军队的领导权。

周恩来因工作原因没有出席中共五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到武汉后，5月22日，就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常委会议上，决定周恩来任军人部（军事部）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

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四、白色恐怖见胆略

10 领导南昌起义

周恩来秘密来到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邓颖超纳闷儿：“他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南昌起义，诞生了日后的六位元帅。

惊天动地第一枪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以后，也公开叛变革命，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血的教训面前，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周恩来后来讲过，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和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共产国际决定上没有。”以周恩来为首的军委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是7月中旬，是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反击。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中旬，就在汪精卫公开叛变的前夕，根据党的指示，国民革命军中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离开武汉开往九江。叶、贺部队的行动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恐慌。7月24日，汪精卫急急忙忙窜到庐山策划召开军事会议，要叶挺、贺龙赴会，并强令叶、贺部队向九江以南的德安集结，阴谋解除这两支部队的武装。在这关键时刻，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庐山秘密来到九江附近的星子县叶挺驻地，和贺龙、叶挺一起就近到鄱阳湖中的一条小划子上商量对策，决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部队不向德安集中而直开南昌。随后，叶、贺两支部队便先后乘火车沿南（昌）浔（九江）路南下。这一行动使汪精卫更暴跳如雷，加紧在军队中“清共”，并密令九江市国民党的卫戍司令抓捕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叶剑英将敌人的这一阴谋又秘密通知党，在九江的党的一些领导人及时离开九江，安全转移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6日以后，周恩来秘密地从武汉来到南昌。周恩来的这次秘密行动，邓颖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据当时见过周恩来的人回忆：那天周恩来同志穿件灰色中山装，手提一个黑色皮包，下车后径直到朱德家中。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着手部署武装起义。27日就在南昌市洗马池江西大旅社的会议厅召开会议，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前委会由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五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在前委的这次会议上，作出了7月30日晚上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定。

7月28日傍晚，在周逸群陪同下，周恩来到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指挥部看望贺龙军长。

当时贺龙不是共产党员。他出身贫苦，20岁那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曾参加过讨伐袁世凯。1926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深受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影响，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支持工农运动。

1927年7月初，周恩来在武昌第一次见到贺龙。两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贺龙性情豪爽，对周恩来仰慕已久。他对周恩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反动集团拼到底。”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对此，贺龙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怒斥汪精卫的“分共”阴谋，公开声明：“谁分共，就同谁干！”

贺龙率部到九江后，拒绝上庐山和汪精卫一起开会，和共产党员叶挺到了南昌。

贺龙心里十分清楚，居心叵测的汪精卫、蒋介石，是绝不会放过二十军的，他早已盼望周恩来的到来。

周恩来受到贺龙的热情接待。

周恩来分析了严峻的形势，指出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有出路，并和盘托出南昌起义的计划，诚恳地请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毫不迟疑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这样，起义军方面的兵力有：贺龙的第二十军七个团，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还有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共计2万多人。敌方在城内的兵力计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均第三军的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和金汉鼎的第九军一个团等，共3000多人。

7月29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九江接连两次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发来密电，阻挠起义。30日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当天，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一所学校里秘密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以种种理由反对起义。周恩来很坚定地认为，党应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他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张国焘说：“起义须得张发奎（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同意，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张国焘甚至提出共产党员要全部退出军队这样一个荒谬的主张。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部队，不能把枪交出去，不能束手待毙。紧迫的形势告诉我们，起义不能再拖延了，否则将断送革命。周恩来十分坚定地对张国焘说：我们还是干，按计划进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原定7月30日的起义时间推迟了。

7月31日，张国焘又提出：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要偃旗息鼓地回广东去。他担心独树革命的大旗，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闹翻。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我们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

张国焘“兵变”的主张又没有得到通过，但他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这时大批反革命武装正向南昌集中，起义再推迟下去，必将化为泡影。针对张国焘在宣言问题上的纠缠，周恩来愤怒地说：宣言由我来改！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前敌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致站在周恩来一边，从而坚持了党的正确决定。

由于在起义的关键时刻爆发了这场争论，7月30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时间改在8月1日凌晨4点钟。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前敌委员会召开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布置起义的战斗任务。周恩来细致地检查了战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晚上9时以后，全城戒严。整个南昌呈现着战斗前的沉寂。起义的命令已经传达到每个战士，起义部队已经分别进入了指定的战斗位置。起义军官兵佩上红领带，在手电筒、马灯的玻璃罩上贴上红“十”字，作为识别标志。官兵们弹上膛、刀出鞘，紧张而又利索地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等待着指挥部发出战斗信号。当时，驻扎在南昌的敌人兵力约1万人，已经处在起义部队的秘密包围和监视之中。由于起义的机密被一个叛徒泄露，起义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8月1日凌晨2点钟，在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的指挥下，城头上传来三声清晰的枪声信号。起义开始了，全城内外立时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起义军官兵不畏牺牲，英勇地向敌人发起冲击。

在这次起义中，敌军总指挥部、松柏巷天主堂和匡庐中学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周恩来坐镇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一所学校中，镇定指挥，以其雄才大略领导着这一场伟大的斗争。由于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卓越指挥，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战斗胜利结束。起义军士兵在俘虏中揪出了那个泄露起义机密的叛徒，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8月1日的黎明，迎来了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南昌城头。城内大街小巷贴满了起义军的布告，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广大群众喜气洋洋，奔走相告，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号召下，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掀起了劳军支前高潮。省市各界群众组成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赶制军服，捐献巨款慰劳起义军。各民众团体还敲锣打鼓，抬着猪羊、西瓜……纷纷来到起义军驻地慰问。

8月1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在原江西省政府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左派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员由周恩来、宋庆龄（当时不在南昌）、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8月4日到南昌）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颁布了《八一革命宣言》《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件，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对工人实行劳动保护、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政纲。在革命委员会下设立了参谋团，具体负责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

南昌起义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为了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担任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担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军：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第十一军军长。从此，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加上参加起义的林彪和后来赶到的聂荣臻、陈毅，周恩来在英雄的南昌城带出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六位元帅（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和林彪）。

起义部队南下全过程

按照周恩来和前敌委员会的部署，聂荣臻于8月2日拂晓将二十五师及时拉到了南昌城。这以后的全过程，聂荣臻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到南昌那天，天气热得很。我买了个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大，路途的劳累，天气的炎热，一挺就过去了。

在南昌城里，我找到恩来的住地。记得是在一所学校里。我将情况向恩来作了汇报，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接着，他把南昌起义胜利的情形告诉了我。南昌起义我军消灭敌军四五千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另外一些武器装备和物资。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如何行动？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争取时间快到广东，其他什么事情也都不顾了，这样起义军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8月3日，有些部队就开始出发了。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二十四师就有两个团长不可靠，想换掉他们，也没来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才采取措施，将这两个人改任副师长，离开他所掌握的部队。其他部队连这样的整顿也没有。

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做前卫。十师的三十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做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团，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由于我们没有在南昌留下来，还使另外一些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赶上我们。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他们从武汉出发后，先到了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这个团后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陈毅同志当时是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他也赶来参加南昌起义，到九江附近，发现形势起了变化，就设法摆脱敌人，同另几位同志奔南昌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走得早，到南昌没有赶上，直到南征途中，他才赶上部队。

另外，我们在武汉时，曾组建过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负责警卫国民政府。这个团是从叶挺独立团抽调一些连队组建的，团长卢德铭同志，原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和营长。这个部队本来也是决定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我们离开南昌，九江又被张发奎控制，便转道修水，向南昌方向靠，因为追不上我们，就停在修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军编成了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沿用旧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朱德同志任九军副军长，贺龙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并兼二十四师师长，我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起义军共有十五个团。

8月3日，我军开始南下。

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不仅把炮丢了，其他武器弹药也丢了不少。再加上一出南昌就跑了蔡廷锴的一个师，部队的情绪不能不受影响。

南下途中，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在向瑞金前进的路上，于壬田市打了一仗。这是我们南下以来的头一仗。先头部队是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和敌人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后就是一阵猛打，虽然把敌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损失很大。

壬田战斗后，我军进占瑞金。听说在会昌有钱大钧的一个师，壬田的敌人也退到会昌，我们便又集中力量去攻击会昌。8月30日，会昌战斗展开，战斗很激烈，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我和恩来、叶挺、伯承都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的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但我军伤亡一千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赓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的。

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们就占领会昌。占领会昌后的一天，我正在午睡，听到外边又打了起来，后来知道是黄绍竑的部队，从洛口开来，和我军遭遇。我们一发现敌人，就组织反击，黄昏的时候，把敌人打退了。经过这几仗，我深感起义军的勇敢精神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都缺乏战役战斗指挥经验，碰到敌人就是硬拼，所以往往一仗下来，把敌人赶跑了，歼敌不多，自己却伤亡很大。

会昌战斗后，我们又集结瑞金。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会昌南下，由赣南走寻邬（注：今寻乌）等地到海陆丰，然后到广州，这条路是捷径，距离最短。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伤员，还有许多辎重，运输非常困难，只好又折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没有碰到什么敌人。

9月24日，我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作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同志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实，今天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我们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我军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六千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竑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钳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他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竑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我记得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我们筋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我们撤了，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我们，也撤了。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当初我们本来打算进占汤坑、丰顺，既然连汤坑都没有能占领，就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同志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我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因为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他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我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他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一阵，那里的情况他了解，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我不能不进一步考虑。经过再三思索后我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我们就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恩来同志。他当时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在开会。于是，我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我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了。

可是，我们得知，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

这时，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冲啊！冲啊！我劝他好好休息。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部队有的投降了。

这件事，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认识：刚起义的军队要成为坚强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的。

得到这个情况后，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

就在周恩来等人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若飞、邓小平等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

八七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毛泽东等人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认为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顾顺章、彭湃、任弼时等人当选为正式委员。

周恩来与邓中夏、毛泽东、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人被选为候补委员。

是非功过

南昌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但是，正如聂荣臻所说：“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

正是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决定了8月1日这一天的重大意义。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这一天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后来，周恩来在提及南昌起义时，却很少讲自己的作用。

1957年，在八一南昌起义30周年纪念日前，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个纪念南昌起义的宣传提纲，其中有一段写道：“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让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

送周恩来审查时，他认为，不能突出他个人，应把别的领导人都加上去。他改成：

“决定让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与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一部分为基础举行起义。”

另外，他又在原为“7月31日晚上，周恩来等率领了北伐军8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起义”一段中，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

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党和军队不会忘记周恩来，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但是，周恩来却认为，不能宣传他自己，应该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其他人的作用；应该多宣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少宣传南昌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南昌起义，其中自然要突出地反映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的历史功勋。但是，这些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被周恩来搁置了。

1959年，军事博物馆在正式展出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得知周总理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拍一组周恩来与南昌起义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周恩来立即打断说：

“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

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他越过南昌起义部分，直接去后面看陈列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只好失望地收起摄影机。

同一年，江西省话剧团也抓住了南昌起义这一题材，创作了大型话剧《八一风暴》。八一厂的同志趁江西省话剧团来京演出该剧之机，和剧组商量把它改编成故事影片，并多次请周恩来去审看演出。遗憾的是，周恩来对这一活动却不感兴趣，他说：

“你们演我，我就不看。”

历史终归是历史，功勋毕竟是永垂青史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一伟大事件，在原起义指挥部旧址建立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到阔别34年的南昌城。他到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站在纪念馆门口，他仰视大楼，微笑着深情地说：“啊！修理了一下，样子还没有变。”他走遍了每一层楼，思绪又回到了那激战南昌城的八一起义时候。

然而，在整个参观中，他只字未提自己在起义中的作用。他一直强调：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宣传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

对八一南昌起义，他告诉展览馆的同志：如果要宣传，应该宣传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和陈毅等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晚上，在江西省委的便餐上，省委负责同志向周恩来举杯说：“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周恩来一听提到自己领导南昌起义的事，马上转移了话题，用激将法对江西省委的负责人说：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

这样一来，既岔开了话题，又激励了江西同志从全局出发，支援国家解决困难。

1963年8月，在文化部召开音乐舞蹈座谈会期间，河北张家口一个剧团又创作并进京演出了京剧《八一风暴》。插手京剧改革的江青亲自出马，把此剧推荐给周恩来，请他去看。周恩来又一次拒绝了。他在8月16日当着100余位文艺界人士说：

“据说这回张家口一个京剧团演了《八一风暴》，我没有去看，是江青推荐的。”

尽管周恩来一再不愿提及自己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篇章却在这里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不可能回避，也无法忽略。后来人总要去翻看这一章，并想法把它表现出来。

1964年夏天，为庆祝建国15周年，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在周恩来倡议和亲自组织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史诗的创作，不能绕过南昌起义这段历史。然而，周恩来关心的却是如何更好地表现同一时期的秋收起义。

他郑重而又谦虚地指示创作人员：南昌起义时，我们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所以成效不大，但是涌现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当时这些同志表现是很英勇的，像一首诗中说的，“贺叶南征胆气豪”嘛！所以要突出表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合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些地区的武装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东方红》在描写秋收起义以前一段时，没有正面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尽管在审查与讨论《东方红》的过程中，有些中央领导不止一次地提到要增加表现南昌起义的一个场面，甚至提到这是群众的意愿，但周恩来坚持不要增加这一场。他强调：应该突出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他只同意在朗诵词中写了一句：

“……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如果不是周恩来在“总导演”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那么《东方红》反映南昌起义就会充分一些、客观一些。由于周恩来的谦逊，给亿万观众留下了遗憾！

然而，周恩来谦逊的美德，不能完全代替理性的思考。对南昌起义的功过，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自然会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南昌起义及其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功不可没，功在千秋，永垂青史。这些毋庸赘述。我们只是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理性反思南昌起义时的说法。

毛泽东：

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至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1938年11月6日《战争和战略问题》

周恩来：

“六大”开会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的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1944年3月3日、4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1960年7月14日、15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周恩来的客观分析，是很值得寻味的。

11 出席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移址远方的莫斯科召开，周恩来携邓颖超化装北上，险象环生。参与筹备莫斯科会议，作为秘书长，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

神秘的古玩商

周恩来在香港养了半个多月的病后，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和撤退途中所患的恶性疟疾，这两者对周恩来而言都是极大的打击，他明显地消瘦了。但严酷的斗争环境不容他安心下来修养。在香港期间，周恩来曾在别人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会议，研究和指导广州起义。

10月23日，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通知周恩来：务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11月上旬，周恩来乘船赶赴上海；9日起出席了由瞿秋白主持的紧急会议。

12月，广州起义也由胜利转向失败，革命陷入低潮。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里反思着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为争取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搬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莫斯科去开。

周恩来是会议的正式代表，邓颖超是列席代表，他们决定一同前往莫斯科。

1928年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动身，特科来人通知，他们的住处已不安全，必须立即转移！

周恩来、邓颖超马上销毁所有文件，离开住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幸好前一天已被安排和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一起住机关了。

他们走得匆忙，只穿着随身衣服，带了一个小手提箱。

他们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

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只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衣服，包括给邓颖超准备好的两件漂亮旗袍，都没来得及拿。因此在船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穿着他们日常的衣服，与住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民众多人，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周恩来、邓颖超自然非常关心“五三惨案”事件的发展。他们上船那天，将上海各种报纸都买上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

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但周恩来、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老穿着他们上船时的一套普通衣衫。这就不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又没法躲在舱内不出来。坐头等舱的客人，每餐必须到餐厅用餐，有两个客人就餐时总注视他们，听口音是天津人，看身份是大商人。机警、沉着的周恩来、邓颖超在他们的注视下依然神情自若，进餐时谈谈笑笑，就如一对出门旅行的商人夫妇。

回到房舱，邓颖超担心地悄悄问周恩来：

“你看，餐厅吃饭时那两个天津口音的商人，是不是认出我们来了？”

周恩来沉着地说：

“沉住气。我离开天津已八年，你离开天津也有三年了。现在，我们的容貌打扮已经大不相同，他们不一定认得出来。”

邓颖超轻轻叹了口气：

“在上海我从不和你一起出来，就怕我们走在一起，会被人认出来。这次一同走，偏偏走得匆忙，连八妹好意借给我穿的衣服都没穿上。我们这身打扮，跟头等舱客人身份实在不相称。”

周恩来淡然一笑：

“事到如今，只能沉着应付。你我都演过戏，只要下决心演戏，我这个古玩商人保险不露马脚。你这位太太可要配合好啊。”

邓颖超点了点头。

船过青岛，有短暂停留，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

这一来，可能引起日本方面安排在轮船上的密探的注意。他们可能怀疑，这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轮船到了大连，刚刚停靠码头，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上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了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他们首先不客气地问周恩来：

“你是干什么的？”

周恩来沉着回答：

“做古玩生意的。”

“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一个留着东洋式小胡子的家伙，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堆报纸，气势汹汹地问。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

邓颖超灵机一动，在一旁插嘴道：

“我们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看啊。”

邓颖超这句生意经的行话，堵得日本警察无话可说。

“你们到哪里去？”日本警察紧追不舍地问。

“去吉林。”周恩来坦然回答。

“到吉林干什么？”

“去看舅舅。”周恩来从容回答。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几个日本水上警察站起来，不由分说，要带周恩来走了。

邓颖超紧张了，站起来说：

“我也一起去吧。”

周恩来瞪了邓颖超一眼说：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大概是误会，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又对水上警察厅那个官员说：

“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到旅馆先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阔商人那样，加上一句：

“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周恩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的气派，一时竟镇住了那些日本水上警察。他们慌忙点头哈腰：

“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那是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很好，太太一定满意。”

邓颖超无奈，只得带着一颗焦灼不安的心，望着周恩来跟那几个日本警察上岸，坐进一辆小汽车走了，她的心一直悬着。可是，她还必须装出阔太太无端受了委屈的样子，随一名水上警察上岸。警察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她到了大连的大和旅馆，要了房间，等候周恩来回来。

她坐在陈设豪华的房间里软软的沙发上，如坐针毡，她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分秒如年啊！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邓颖超的心如同墙上挂钟的钟摆一样，沉重地来回摇摆着。他们会不会认出他是周恩来？认出了必遭毒手！在大连又不认识一个人，如何设法营救？

邓颖超坐立不安，可又不能显露出来。

难挨的两小时终于过去了。房门一响，周恩来安然无事，推门进来了，邓颖超高兴得正想从沙发上跳起来，周恩来用手指在唇上按一下，示意她不要作声。邓颖超想起，大和旅馆必定有日本密探，他们现在必定仍在受监视。只听周恩来大声说：

“我可真累了，想马上洗个澡。你到卫生间放水吧。”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

“立即销毁接头证件。”

邓颖超马上找出证件，到卫生间撕碎，投入抽水马桶，放水冲掉了。她又放了洗澡水，大声喊周恩来：

“洗澡水放好了，快来洗吧。”

周恩来进了卫生间。邓颖超指指抽水马桶。

周恩来明白了，两人相视一笑。

周恩来洗完澡，和邓颖超有说有笑地到楼下餐厅吃饭。他们特地点了日本菜。

回到房里，周恩来才小声给邓颖超讲了在水上警察厅被查询的经过。

在那里，他们又详细问了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周恩来照编造的说了一遍。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官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叫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一大话柄，厉声问。

周恩来冷笑一声：

“在中国，舅舅和叔叔名称有区分，姓氏不一样，不像欧美，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姓王，舅舅姓周。警官先生，你是东方人，又在中国工作，应当清楚这一点。”

日本警官被周恩来说得面红耳赤，气急败坏地说：

“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

“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翻来覆去地看。他那双杀气腾腾的三角眼，笔直地逼视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

“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接受着那逼人的注视，无畏的眼光笔直注视着警官，坦然问道：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说这位古董商人是周恩来。他手中卡片上的周恩来，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身戎装，青年英俊。面前这位商人，满脸浓须，一身西装，派头很大，确像个大商人，不能随便拘禁。

他只好挥挥手，疲惫地说：

“那就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他从皮夹中取出钱，交给那个警官。警官点头哈腰，接钱还道歉。

周恩来讲完水上警察厅盘问的经过，邓颖超不觉笑了起来：

“好险哪，多亏你沉着应付了。他手中拿的是什么卡片呢？为什么一口咬定你是周恩来？”

“很可能是我在黄埔军校时任职的材料，”周恩来说，“那时我公开活动，要弄到我的材料并不难。”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

“你看，你多有办法。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

他们到了火车站，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他们依然坐头等车厢。

上车后，他们发现软席车厢中已坐了一名日本人，能说纯熟的中国话。他俩微微一笑，已识破这名日本人是跟踪的密探，周恩来装作漫不经心地和他随便聊天，问他到中国多久了？做什么生意啊？还说中国文物丰富，不妨到中国来做做古玩生意，似乎他真是一位古玩生意的行家。说来也巧，地下党在上海真开了一家古玩店，周恩来常去接头，也浏览过一些古玩文物，如今说起来头头是道，真把那名日本暗探迷惑住了。

但他看来并不甘心，火车快到达长春了，他忽然从袋里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递给周恩来。

在日本，有交换名片的习俗。周恩来本应立即拿出自己的名片交换，但他们在上海走得仓促，哪里来得及去印假名片呢？

机智的周恩来一边客客气气地接过日本人的名片，一边装出往西装上衣小口袋中取名片的样子：

“噢，我的名片没有带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他又装出要去取小手提箱的样子。

那个日本人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汽笛长鸣，长春车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很有礼貌地和那个跟踪的日本暗探告别。

他们出车站后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邓颖超回头看看，小声说：“后边好像没有尾巴。”周恩来点点头，没有作声。

他们住进了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他们又乘火车到吉林。

他们到了吉林，没有直接去伯父周贻赓家。他们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给伯父。刚巧，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也在吉林，看到信他惊喜交集，立即赶到旅馆，接他们到伯父家。

周恩来、邓颖超本来要去哈尔滨，为什么绕道吉林呢？他们怕日本警察厅去吉林财政厅查问伯父，有没有姓王的外甥？伯父回答不上来，有可能出事，惊扰了伯父。周恩来从12岁起，就到东北伯父家上小学。以后他上天津南开学校，也由伯父供养。周恩来对伯父很孝敬。他怕伯父应对不好，随时可能被捕，因此要赶来与伯父打个招呼。

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邓颖超和周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三弟家住下。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寿陪她到哈尔滨会合。邓颖超说：

“我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理应多陪侍伯父、伯母一两天。”

邓颖超的体贴周到，周恩来充分领会了。他笑着对伯父、伯母说：

“小超还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让她多陪伯父、伯母谈谈。我先去哈尔滨了。”

伯父、伯母很疼爱周恩来，很想多留他住几天，但也知道他有大事在身，不能强留。老人对于邓颖超能多留一两天，已很高兴了。

邓颖超既是坚强的革命者，又有充足的人情味。她深知伯父、伯母没有儿子，从小把恩来当亲生儿子看待，她要代替恩来，多尽一点儿侍奉老人的亲子之情。

周恩来到了哈尔滨，住在在铁路局当小职员的三弟家里。过了一两天，邓颖超也来到哈尔滨。只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在大连销毁，无法接头。邓颖超很着急。周恩来说：

“去莫斯科开会的‘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的。在我们后面还有李立三等同志。你到火车站去等吧。只要等到李立三或其他同志，我们便能走了。”

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一连等了几天，没有等到李立三。她真着急了，但还得耐心去等候。

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她终于看到了李立三。她急忙叫住了他。李立三回头一看，见是邓颖超。他有点儿奇怪，低声说：

“我还以为你们早到了哩，怎么还在哈尔滨？”

邓颖超带李立三来到周恩寿家，给他讲了一路上遇险和脱险的经过。李立三听着听着，脸色都变了，连声说：

“好险，好险！恩来！这一次，大约是你的大胡子帮了大忙，当然，主要是你的沉着、机智，还有小超配合得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演戏的能手。”

大家哈哈大笑，共庆周恩来、邓颖超这次的脱险。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遭遇过多少次生死相间的危险，都被他们从容应付过去了。

有了李立三，他们便同在哈尔滨的同志联系上了。

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一起离开哈尔滨，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

莫斯科会议的秘书长

抵达莫斯科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职务的周恩来，直接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工作。

6月12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作为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是：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中国共产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

17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当晚，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6月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讨论政治报告时，周恩来在6月27日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然已想了很多。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都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

对革命性质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周恩来说：“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

对革命形势问题，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看法，明确地说：我们不必在名词上去争论，总之，“现在不像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和高涨”。同时，他又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他要求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他这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比六大召开以前已有了很大提高。

他在这次发言中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但仍是十分可贵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他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他还充当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人：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

6月30日，他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31万至34万人，还有6400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734个锐减到81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然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在会上，瞿秋白和张国焘发生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在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后，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若飞等十人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

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作补充报告。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9日、10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7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在共产国际会议期间和会后，他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党员传达了中共六大的精神。例如，8月下旬苏联军事学院党委通过“六大”代表刘伯承邀请他，到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的孔采沃野营向中国党派去的部分军校学生作了“六大”的传达报告。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周恩来才赶回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在莫斯科留了一段时间，没有马上回国。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找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许多中国党员逐个谈话，向他们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征询他们对回国后工作的意见。他看了中国留苏学生和一批在苏联学习的军事干部的档案材料，考虑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安排。

他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看望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同志，向他们讲“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

那时乌兰夫正在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交谈中，有人告诉周恩来：乌兰夫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他们身上，带着微笑说：“噢！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乌兰夫在60年后回忆这件事还说：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1929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当时，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他们乘有些“六大”代表还没有回国的机会，举行了几次报告会，王明在会上作了反“江浙同乡会”斗争的报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作出结论：这个“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推倒了这个假案。

10月初，周恩来离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时，他向党的满洲省委传达了“六大”的精神，又去看望了伯父。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这个报告中评论说：“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这方面，周恩来以后也有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艰苦地开展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是向忠发，他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由于“六大”时过分地强调工人成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极力推举向忠发。因此，向忠发被选为主席。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主要的决策作用。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因蔡和森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苏兆征第二年2月才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李立三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在11月20日才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新的中央虽已从9月2日起开始工作，但许多问题都说要等周恩来回国后解决，所以周恩来担负着很大的责任。周恩来一回国，11月9日的常委会上就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2 整顿各地党组织

“六大”以后，周恩来再次化装成大商人来到天津，整顿北方党组织。1930年春，为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周恩来取道欧洲，又一次前往莫斯科。

开创“北方党复兴的新纪元”

从回国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周恩来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振兴的关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回到上海后不久，又于1928年12月秘密北上，召开顺直省委会议，以中共六大的精神，整顿北方党。这次会议，被顺直省委称为“北方党复兴的新纪元”。

顺直指顺天府（北京）和直隶（河北省）。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20余位革命志士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杀害，北方区委被破坏。不屈的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7年6月，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组成，同年8月，正式成立。但是，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彭述之，仍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大搞家长制，严重脱离群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9月，蔡和森来到天津，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批判并撤换了彭述之，成立了新的省委。

9月改组会议在纠正省委的右倾错误方面是有功绩的，但也把“八七会议”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带到北方来，不适当地强调工农武装暴动，这些冒险主义行动都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1928年1月，省委再次召开改组会议。然而这次会议没能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批判机会主义时过分着重批判个人，没能从领导机关的策略思想上总结经验，提高全党认识；会议缺乏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的教育，滋长了极端民主化；将工农分子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但缺乏必要的教育提高，滋长了经济主义的倾向。这些问题，为顺直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顺直党内的思想极度混乱，党的组织与纪律遭到破坏，闹个人意气，互相猜疑，互相攻击，以致发生“保南各县同志，因对省委工作不满意，不用组织上正当手续解决，而自行独立组织省委”。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泛滥，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下级决议反要省委执行；一些党员对党产生错误认识，单纯指责党的过去，认为凡是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是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形成唯成分论，造成“工学界限”，发展了宗派主义；有的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以雇佣观点对待革命工作，有钱就工作，无钱不工作，有的甚至写假报告骗钱，骗不到钱就脱离甚至叛变革命。1928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在直隶的统治，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竟执旗欢迎“北伐胜利”，个别地方党组织还接受国民党的委派，投靠国民党。顺直党危机加深。

1928年7月，在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各种错误倾向，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政治任务和工作方针，改组了省委。党中央肯定了这次会议制定的工作路线及各项运动的策略。但在省委的一些重大决议尚未得以贯彻的情况下，9月初就发生了违反组织原则的“护党请愿团”事件，反对改组后的省委，使省委又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陈潭秋、刘少奇等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发出《关于停止省委行使职权问题》的通告。由他们直接处理省委工作，同时报请中央组织特委解决顺直党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致顺直省委的信中指出：“顺直既然是全国主要产业区域之一，当然在革命的进展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如果顺直工作不能有配合的平衡发展，不单是影响于北方，而且使全国的革命都很少胜利的可能。”因此，党中央对顺直省委混乱的局面非常重视，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决定要整顿北方党的组织。

周恩来于1928年11月初回国，党中央最初决定以他为主，组成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帮助上海开展工作。在一周后，又决定改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因为“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地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

12月11日，周恩来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化装成大商人，从上海秘密来到天津。他到天津后，从调查研究入手，以便弄清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他向省委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分别听取了顺直省委负责同志陈潭秋、刘少奇和团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分别与张家口、天津区委同志谈话，并到问题较严重的唐山地区，深入基层，和干部、党员群众进行座谈。所有上述活动都是为了“向党内群众解释和宣传工作，主要的是考察下层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同时，周恩来深切感到，“党员群众的确日见涣散，一部分被诱于国民党或第三党，一部分抱消极观念而离开党，一部分虽留在党内但畏惧胆怯，思想比群众还落后”，只有“极少的部分尚能在群众中起作用”。因此，顺直党迫切需要整顿，以便改变落后的状况，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适应新的工作路线和策略方针。

12月下旬，省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地点是在西开教堂后大吉里的两间平房里。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党参加“六大”的中央委员和省委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北平、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党组织的代表，共40余人。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根据“六大”精神，阐述了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解释了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系列问题，陈潭秋和刘少奇都分别作了报告。

周恩来在总结顺直省委成立以来所执行的路线时说：“中央对顺直的指示，自去年‘八七会议’后，凡是正确的全不为顺直负责同志所了解，而有些不正确的，则顺直同志毫无问题地接受了。”这种不良的作风，实际助长了顺直党内错误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仍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因此，“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

但是，顺直党的同志否定党的策略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把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实行“争取群众”的正确策略看成是“机会主义”，要求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暴动”方针，当群众不愿意参加暴动时，他们就用“机械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强迫罢工，命令暴动。比较典型的是：北方局于1927年10月16日通过的“北方暴动计划”，规定在绥远、内蒙古、热河3个特区，北京、天津、直南、唐山、京东4县发动大暴动的冒险行动，结果，仅玉田等县举行了暴动，很快就失败了。

周恩来指出，这种盲动主义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

他进一步指出，武装暴动并不是可以随意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已处于高潮，反动统治急剧地动摇、崩溃的时候，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革命第一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武装暴动”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采取行动，“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当前顺直党必须根据“六大”所指示的任务，充分认识客观环境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条件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在群众中的影响，把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国内统治阶级的斗争，同工农日常的经济斗争，以及争取群众组织公开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

周恩来讲到的这些策略原则，完全符合顺直党的客观实际。

周恩来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还提出防止右的倾向。当时顺直党内“由于一年来受着革命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的影响”，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便“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是从右的方面否定党的策略转变。他强调，不要以为大会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就以合法的形式来发展组织，以至取消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有些干部口里喊着“争取革命高潮到来”，但“不艰苦忍耐地去做群众工作”，坐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批判这种观念是“一种堕落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六大”“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必然发展成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他进一步指出，“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规定的明显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地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因此，“在目前顺直的困难环境中力弱的党，应坚持无产阶级长期奋斗的精神，从工作中、斗争中不息地战胜党内一些急躁坏事或颓丧消极的情绪”，艰苦细致地去做群众的工作，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在组织路线上对非无产阶级意识作不调和的斗争。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特别是一般干部分子中，因着过去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观念，所以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甚至支部会议，常充满了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极端民主化、闹经济问题、闹意气、争地位等等。”对于这些不良倾向，不能采取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使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顺直党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长期存在“家长制”的影响，党的民主生活一直不正常，党员群众对党组织“只有绝对的服从，毫无正确的党的生活，不要同志讨论政治及党内问题，对党的指导机关稍有怀疑与批评，便是违犯了纪律，即予惩罚与开除。使党员群众变成机械木偶，使党员的政治观念无法提高，使党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无从纠正”。但当纠正“家长制”观念之后，许多地方又走向了极端民主化：有的党员不顾党处于秘密状态和白色恐怖严重的客观条件，要求无条件实行党的民主化，“不承认指导机关在指导工作上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尖锐地批评说：“这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他指出：“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无产阶级的民主与集中不是对立的，是互相因果的。没有民主的精神，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便缺乏广大的阶级基础；没有集中的制度，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便不能与敌人作坚强的决死战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他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生活，领导机关要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逐步推行选举制度。

反对党内滋长着经济主义倾向和雇佣劳动观点，是顺直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下的顺直党，每月只有五千元左右的活动费，以支撑整个北方党的工作，由于敌人的破坏，还经常中断经济来源。但党内有些同志并不体谅党组织的困难，有的“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把党看成“救济会”；有的以职业革命家自居向党要求工作，实际上是要生活费；有的特委、县委要求与省委平均分党的经费。

周恩来认为，这些不良观念，是农民均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必须努力肃清。共产党员必须为党做工作，至于生活来源，则应做到“党员职业化”，即“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要使党员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又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

周恩来还反对以错误态度对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批评当时顺直党内存在的专门攻击个人，放松对机会主义观念批判的错误倾向。

当时，顺直党内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也存在着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过分地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把工人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区别看待，造成“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他们“放着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周恩来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正确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

周恩来在整顿顺直省委的过程中，采取耐心教育，“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提高政治觉悟的方法，收到很好的效果。为了提高党员素质，他还积极支持出版党内刊物《出路》，组织党内同志对“顺直党的出路”和怎样改造顺直党发表意见，展开讨论，澄清了对顺直党的认识。周恩来还亲自撰写了《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详细说明他对顺直党内纠纷的看法，提出了改造顺直党的正确路线。他还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省委拟派人在京津“筹划办一印刷局，翻印中央党报及宣传品”的意见，他认为“此举在北方功用极大”，提请党中央批准。次年2月，党中央派毛泽民一行携带全套印刷设备来津，办起了秘密印刷所，它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革命信心，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在天津主持召开的顺直省委十二月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和济难运动等决议案，建立了新的省委。尽管会议也有不足之处，但是它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混乱局面，澄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提高了领导骨干的觉悟，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

中共中央对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作了这样的评述：经过极大的努力，“最后得到了顺直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现在的顺直已经较以前为进步”，“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周恩来在完成改组省委任务后，于1929年1月离开天津回上海。

从根据地的发展到“左”倾思想重新抬头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又进一步协调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内部纠纷。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贯彻教育说服的精神，江苏省委的纠纷也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较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接着，周恩来便以更多精力指导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各地党组织面对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酷的。而这些党组织大多是在大革命风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过去往往只有两种经历：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方式，或者“左”倾盲动主义统治时那种只靠少数人的拼命蛮干，不懂得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工作。六大前后，情况虽在变化，但没有根本改观。

应该怎么办？周恩来根据一年多来各地的血的教训，着重强调以下指导原则：第一，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起来、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第二，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他要求各地党组织应该设法从各方面（包括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接近工农群众，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痛苦和要求何在，艰苦耐心地去做发动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做起，日积月累地团聚群众的力量，来实现“争取群众”的总目标。第三，要坚持党的干部的“职业化”和“社会化”，利用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

经过一年多艰苦而扎实的工作，各地党组织虽然处境仍很艰难，但总的说有不小进步。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4万多人，到1930年3月，已发展到10万人。想一想，这种发展是在反动统治势力进行血腥屠杀和搜捕的严重状况下取得的，就不难理解它的得来不易。

回到上海后，周恩来主要抓的另一方面工作，是指导各地红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六大”前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正处在特别艰难的时刻。那时正值反动统治暂时稳定，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尚未爆发，可以集中较多兵力对红军进行“清剿”。中国的农村游击战争开始还不久，力量薄弱，斗争经验更不足，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失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究竟还能不能存在，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这时已成为全党异常焦虑和关注的问题。“六大”对它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但是，局势毕竟是严峻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处境看起来实在太艰难了。“六大”和它以后的中共中央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有过失误，出现过一段曲折。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的话，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还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通常称为“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是“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共中央工作，这自然是不正确的。

红军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客观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1929年3月起，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重新开始无休止的混战。许多原来“会剿”工农红军的反动军队纷纷调往军阀内战的战场，后方空虚，这就给各地工农红军以较大的发展机会。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更明确地作出结论：“中央以前曾提出‘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因为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是不适合的，所以现在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

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工农红军的逐步壮大，中共中央和直接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不仅在干部的输送、物资的接济、重要情报的提供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对各路红军进行指导，包括作出一些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长期有过分歧。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通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前，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与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于9月下旬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此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交陈毅带回。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古田会议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这封信的精神召开的。这封信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前途，以及红军的发展方向与战略，对开好这次会议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是红军另一个重要根据地。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9月间，中央决定在洪湖地区成立红六军，并派孙一中、许光达前往工作。不久，这支部队同贺龙率领的部队在洪湖地区会合，合编为第二军团。以后的红二方面军便是由红二军团和湘赣边的红六军团会合而成的。

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这个时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三块。1930年2月底，周恩来向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指出：这个地区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告诉他们：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由许继慎为军长。这便是以后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可以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都已初具雏形。这些业绩也是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经济等问题的指导，大体上是正确的、切合实际情况的。

到1930年年初，南中国已有几个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2月4日，周恩来起草《中央通告第68号》，宣布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各地的工农红军，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在他出国前夕，红军已有13个军，62730人；全国已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运动的面貌和“六大”闭幕时相比大大不同了，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

“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周恩来1930年4月在德共《红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经过英勇奋斗和顽强探索而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

经过一年多顽强努力，革命运动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复兴的气象，但随着局势的好转，“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倾向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明显，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六大”后一年左右时间内，中共中央的态度仍比较冷静。周恩来回国不久，替中央军委起草一封指示信，在指出反动统治阶级面对的各种基本矛盾一个也无法解决、新的革命高涨终将到来以后，接着就说：“然这也不容许过分估量……故在目前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斗争力量时，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这一类分析，在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是随处可见的。

这以后，政治局势又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一件是中苏之间的中东路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发展，直接促使中共中央内部的“左”倾思想重新抬头。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29年12月间。这月8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60号》，调子陡然升高，不仅要求加重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并且提出准备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等以前没有提出过的重大行动。

为什么中共中央的调子会在这时突然升高？直接原因是他们对中东路事件的发展作了不正确的估量，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异常紧迫的心情：为了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只有不顾一切地加快行动起来。

中东路事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发展。1930年年初，中苏边境局势就逐渐缓和下来。但这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10月26日写来的信。这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四封信。周恩来后来说过：“1929年的四封信都有错误，当时中心应反‘左’倾残余，仍着重反右倾，对改组派等的政策都偏‘左’，而毫未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问题。”这四封信对中共中央都产生消极的影响，助长了“左”的倾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间的这一封，这封指示信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定下了新的很“左”的基调。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并通过《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并且断言：“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地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这时国内局势确也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混战正在继续升级，工人运动正在复兴，红军和农村游击战争更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时党内不少同志又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的估计，“左”的急性病重新迅猛地发展起来。

1930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一次重要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战略策略作出新的估计，提出“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

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这便是2月26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70号》。《通告》要求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这个《通告》的基调是向“左”发展。

《通告》发出后一个星期左右，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欧洲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势的争论等问题。

周恩来出国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由于李立三的“左”倾思想的急剧发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导各地的工作中发生愈来愈大的偏差。李立三等人在部署全国武装暴动的同时，还责怪周恩来没有把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发展形势向共产国际报告清楚，他执意坚持“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

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对国内的情况忧心忡忡。

13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周恩来在中共党内顾全大局、相忍为党。那个共产国际的米夫为了扶王明上台，却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

1930年8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

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两眼炯炯且充满机敏和智慧的中国人，他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但是他并没在莫斯科上车，而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从柏林上了开往中国东北的这趟列车。这样做，显然是为安全考虑。周恩来才32岁，但是已经是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了。

周恩来是3月从上海动身的，他坐船到欧洲，5月间到达莫斯科。这次到莫斯科，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的。而在他离开中国的这几个月中，国内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这错误正在实行中，如果不很快纠正，党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失。这是周恩来现在最为焦心的事。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被抓被杀，血流成河，共产党员由6万多锐减到1万多人。1928年夏天召开党的“六大”，周恩来作为大会秘书长，费尽心血加以筹划，努力将其开成复兴党和革命事业的会议。“六大”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支撑者。从那时到现在这两年来，党的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红军已建立和逐渐壮大起来。到1929年夏六届二中全会时，全国党员已达7万人左右，超过了大革命时期。

到周恩来回国前后的1930年夏天，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作为直接主管军事和组织这两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党同志两年来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

中共六大曾经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在1930年看来，革命正在趋向新的高潮。这从国内的新军阀大混战的形势也能看得出来。从1929年3月蒋介石集团同桂系集团为争夺两湖地盘而进行的战争以来，内战仍频，蒋冯之战，粤桂联合反蒋之战，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拥汪之战，到1930年3月，又开始了冯玉祥、阎锡山、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国内形势以及世界形势，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键是党的领导必须正确。

1929年的10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认为中国当时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这封信，从共产国际来说，是因为这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同国民党政治断交后关系更加恶化，8月开始，苏军同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在东北中苏边境接连发生战斗，到10月冲突达到高峰。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发动武装暴动来保卫苏联。信中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口号。这封信之后，1930年3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依斯基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4月，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号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决斗”。这些都可看出共产国际的意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接受和服从的。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当然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熟，对于国际指示有相当盲目性。但是周恩来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革命家。因此他尽管开始时在言谈中或书面上也接受国际的指示，但是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则反对盲目暴动。这样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同在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表示反对。他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有军委干部曾中生和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参加。大家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包括士兵组织、群众工作等，认为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南京暴动的可能性。

早在2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再次提出：要坚决决定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他提到了武汉、顺直，主张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的力量，山东、满洲等则要配合。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江苏工作不够，主要是农村没有发展游击战争；武汉，铁路和海员工人中的工作不够；满洲，如大连、抚顺等处还没有合作工作，这样的缺点不克服，绝不能组织满洲暴动。

周恩来虽然也接受国际的看法，但是他进而说，已有革命高潮并不等于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

所以，周恩来在上海这段时间，李立三的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有实现，直到周恩来去了莫斯科，李立三才能在6月11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立即下达各地区各支部。

鉴于上面所说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周恩来在莫斯科作了多么艰巨的努力，用实际情况来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样，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吸收周恩来、瞿秋白参加，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去纠正。因此周恩来在8月中旬动身回国。

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周恩来利用列车停留的时间，下车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意见？”

马基亚尔答：“没有了，据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这样，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回到国内。

……

周恩来坐火车到达东北，然后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

轮船到青岛的时候，正是清晨，碧波万里，船上喊叫乘客们到甲板上来做早操。周恩来到甲板上，意外地发现了帅孟奇也在。他就悄悄地站在帅孟奇的背后，趁机告诉她：“到上海后，住五马路××旅馆，我马上派人来接头。”

帅孟奇在上海五马路按指定地点住下后，就有一个女交通员来接头，叫她不要外出。第三天早上9点钟，周恩来头戴博士帽，衣着朴素，亲自来找她谈话，然后分配了工作。这次谈话，帅孟奇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其中周恩来谈到当时形势时，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大革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了我们的党组织，使我们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和破坏，牺牲很大。不能再空喊“革命高潮马上要来”的口号了。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经受革命的严峻的锻炼与考验。在苏联学习的理论，要在实际中学会掌握和运用。当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着这目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是要搞轰轰烈烈，而要扎扎实实。

这番话，正确地判断了形势，提出了要求。而李立三的错误，问题正在于追求轰轰烈烈，使党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以南京为例，周恩来走后，李立三还是发动了南京兵暴，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维汉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地下党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100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

李立三规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如江苏省，从4月到9月这半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有3000多人。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8月19日回到上海。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的七月决议，负有贯彻这个决议的任务。他们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

9月1日第一封信中，说：“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9月4日第二封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他指出：“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

9月9日第三封信中，说：军事干部和党的干部都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9月4日，中央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7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开始逐渐得到纠正。

9月24日到28日，上海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黑漆的竹篱笆的院墙内，和平常一样静谧幽雅，但实际上，屋子里却是热气腾腾，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地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决议和周恩来的报告，作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决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李立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冒险错误，指出它是策略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这是符合共产国际的口径的。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他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后来，李立三对他的家人说道：“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过许多错误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对李立三也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那个月，曾经对周恩来不公正地进行斥责，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要把周恩来调离中央。但是周恩来始终认为，李立三是革命的同志。在李立三、向忠发等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就代为起草了致共产国际信，说他们与国际认识一致。在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并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时，周恩来为他写信疏通。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尽管六届三中全会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可以说这次全会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办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也就是说，李立三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从党内来说，何孟雄过去是不同意李立三的做法的。三中全会后，10月9日，他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表示他过去曾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也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认为“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还说李立三的错误现在只是“残余”了，大家“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表示“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三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对于报告和决议表示“完全赞成”，“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的意见”。

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等人的工作非常出色，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党转过了一个大弯子，端正了航向，并使全党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气氛。会后，本来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补救“立三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了，但是，就在这一时刻，共产国际的态度却变了。

正当周恩来、瞿秋白在国内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却因为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前的两次讲话而大发雷霆。

李立三在讲话中，主张暴动，说：“等到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了中国的武装暴动在遭到帝国主义干预时，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等，这些，再加上李立三多次对抗国际关于停发6月11日决议和制止武装暴动计划的指示，都使共产国际十分恼怒，决计“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于是，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而且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共产国际10月23日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其中说：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一来，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的一系列纠正“立三错误”的措施和六届三中全会，也就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正确稳妥的做法成了保守调和的错误，忠实贯彻国际的7月指示信反成了批判的对象。10月的共产国际不认7月的共产国际的账，周恩来等被冤屈地推上了审判台。

共产国际的不满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瞿秋白的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瞿秋白在“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时，不同意王明等少数人的宗派活动，这使得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对他不满。于1930年春，他被共产国际撤掉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这次周恩来去莫斯科，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处理这件事。周恩来一向很谦让而没有个人私心的，回国后，他让瞿秋白的名字列在自己的前面。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周恩来在负责的，但是周恩来让瞿秋白主持会议，作会议结论，并违背共产国际意愿把瞿秋白选进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成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也是共产国际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从共产国际调子的逐渐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先是，在共产国际执委10月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上，说同李立三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但这封信上还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了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这里，肯定了伍豪（周恩来）的报告，而不提瞿秋白。

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错误的报告，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报告”点名批评瞿秋白，指责他“对于立三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

1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议的主要矛头却不是对着李立三，而是对着瞿秋白，发言的7名委员无一例外地批判瞿秋白，指责他“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

在上海的周恩来，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变化，在11月16日（这天接到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以前，是全然不知的。可是王明却先知道了。因为在此期间，留苏学生王盛荣、陈昌浩从莫斯科到上海，先把信息透露给了王明等。王明正在为中央派他到苏区工作而担心路上不安全，一听到这消息，立刻觉得时机难得，可以大做文章，于是作了180度大转变，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写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在党内传阅扩散，发动一部分人同中央对立，破坏统一，制造混乱，宣布现在的中央“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周恩来知道了王明等人在吵闹，但是不了解原因。他想：大概是中央让他们去苏区工作，他们不愿意去，故而掀起风波吧。后来接到了共产国际10月来信，他才恍然大悟。

几十年后，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说道：7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错误路线，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8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周恩来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在组织上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他不诿过于瞿秋白，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是，他回来所传达贯彻的明明是共产国际的精神呀！他不能不有所申辩。

11月22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最近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10月来信，同时提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还对王明等人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报告中批评王明等人的一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并指出王明等拒绝党派他们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由于有米夫等人的支持，有恃无恐，在党内扩大反中央的活动。他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络起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向各方面做工作，焦头烂额，舌敝唇焦，但是风波未能平息。党中央处于严重危机中，已经濒临党内分裂、中央破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从大局出发，极力忍让，对个人委屈不再提及，一切以保护党的统一为重。这年12月，共产国际派米夫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就向米夫提出：自己既然已经犯了错误，就应该退出中央政治局，辞去所担任的中央职务。

他们的态度是：我们既然错了，就应该使各方面过去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周恩来看到米夫到上海后会见了王明、罗章龙等人，就荐引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何孟雄也去见米夫，并提出把何孟雄也列入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

但是米夫考虑的却是怎样扶王明等人上台，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何孟雄进中央对王明不利，因此米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对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跟着说：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过这也道出了一点真情，米夫和王明心里清楚，党中央的工作确实离不开周恩来。

瞿秋白被排斥了。他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周恩来说：“你还是背着这个担子吧。”

当时的形势，李立三的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却只怕天下不乱，这种态度背后又有共产国际支持。周恩来已很难工作，但是又不准他辞去。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生存，周恩来挑起重担，拼命苦干，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一心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参加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仍旧在三中全会的地址召开。长方形的会场内，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参加会的一些人围着长桌，大吵大叫，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天明，闹得不可开交。

会上，周恩来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一方面接受批评，作了检讨，另一方面还保护大批干部。他勇敢地提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所能允许的。”“认为过去凡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是领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他尽力使党免于分裂，尽可能减少损失。

1930年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处在危殆的境地，党内纷争严重，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篡党夺权，很多组织瓦解了，很多党员消沉了，有些党员对党怀疑了，只是看到有周恩来在，才认为这还是真的党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使党渡过了难关，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这应该是周恩来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

14 在白色恐怖中

在白色恐怖下顾顺章叛变，缉拿周恩来。“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顾顺章叛变

1931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党的《群众日报》上，亲笔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愤怒声讨国民党残杀何孟雄等24名烈士的暴行；同时，冲破了“左”的重重阻力，为烈士正了名。

1931年1月中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的重要干部、“左联”作家和革命群众30多人，在上海先后被敌人逮捕。被捕前，何孟雄曾被王明戴上“反党”“反中央”的帽子。被捕后，王明又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右派领袖”何孟雄的运动，并通过狱中支部不予何孟雄等“右派”编入党的组织，进而从组织上开除了何孟雄的党籍。国民党蒋介石对这批革命者施以威胁利诱均无效，在深知他们在共产党内的处境，进行种种挑拨离间又遭失败之后，大开杀戒，于1931年2月7日晚秘密集体枪杀了何孟雄等24名党的重要干部。

对何孟雄等共产党人的遇难，王明不仅不表示哀悼，相反继续对烈士们肆意进行攻击，说他们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他的“左”倾错误纲领——在党内大反“右倾”，对何孟雄的支持者们做“分化”“瓦解”工作，说什么：何孟雄虽然牺牲了，是“右派英勇牺牲”，但对他们的错误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他罗织了“何孟雄十大罪状”，首先从沪中区委入手，这里是何孟雄最后工作的单位，也是直接在何孟雄领导和影响下坚决同王明、米夫做顽强斗争的堡垒。王明等人找干部逐个谈话，要赞同者签字画押，不赞同的则被开除党籍。之后这种做法又由沪中区推及江苏省委机关。不少正直的共产党人就因为不屈服于王明的压力而失去了党籍和工作，断绝了生活来源。更有甚者，王明在何孟雄等慷慨就义三天后的2月10日，在上海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再版书后》专章里，竟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诬陷我党最早也是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迟、“最不坚决的分子”，是他们这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进而捏造事实，栽赃陷害说何孟雄“走到与罗××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对烈士的英灵恣意糟蹋……

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弄明了何孟雄等先烈们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后，亲笔撰写了我党唯一的一篇悼念社论，通过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并在他主编的党报——《群众日报》上发表。

周恩来的社论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即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件事，严重地威胁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

顾顺章是什么人？

顾顺章，宝山县白杨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在杨树浦）的“拿摩温”——一个小工头（原先做过钳工）。比较熟悉顾顺章的人们，曾对他的形象加以描绘说：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喜欢耍枪弄棒，打架斗殴，能够双手打枪，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还在斜桥路二十二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意儿。

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顾顺章参加过制烟厂工会的领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英商办的，厂里工会活动比较活跃，当时他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表现比较勇敢。他曾专职搞纠察队，对于买枪、打架很有兴趣；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五卅”运动以后，他被调上海市工会工作。1926年，他曾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学习结束即从苏联回来，1927年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顾顺章随着也调到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特委，负责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并主持行动科（三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但是，上海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动过“五卅”反帝斗争，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直到1929年，这里大革命的影响还在，工人和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存在这样的有利条件，党的隐蔽斗争发展比较顺利。

随着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顾顺章的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他得意忘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而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丧失社会人士的同情，把党陷于孤立的危险。而且20世纪30年代开始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逼迫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这个时候，顾顺章个人品德方面的恶劣倾向也更加膨胀起来，狂妄的个人野心日益暴露。他在同党的关系上，骄傲蛮横，飞扬跋扈，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里只有陈赓和李强能去。陈赓去了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他还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会做皇帝。陈赓从他家里回来，曾对柯麟说过：“我们俩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准则。因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以后只得采取组织措施，经中央决定将他调离特科。

顾顺章的恐怖行动，早已引起陈赓、李强等人的不满和抵制，周恩来也多次干预制止顾顺章的言行。有个时期，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顾顺章想用恐怖手段把这些家伙一起炸死，曾经准备了几个大皮箱的炸药、定时炸弹。如照他的计划进行，这所饭店的大楼就会炸光，一品香就会变成废墟，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这时周恩来进行了干预，阻止了这次恐怖行动。在此以后，在特科工作的陈赓等人坚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极力抓紧政治线索，摆脱恐怖行动，对敌人动态和社会上各阶层动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党的秘密工作扭转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隐蔽斗争从此循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前进，陆续结识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日益广泛地打开工作局面，接连取得许多胜利，上海党的机关得到周密保护。

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后，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处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就用“化广奇”的艺名。其间他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归入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他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

4月下旬的一天，眼看限定的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轮渡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就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

顾顺章被捕，当天叛变。顾顺章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地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顾顺章这个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得知何成濬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他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这个时候，共产党员钱壮飞确实正在南京担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濬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乐去了。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中共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何成濬的电报，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当时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嫌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以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钱壮飞看完这些电报，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他把刘杞夫送走以后，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星期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面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报告。李克农见他神色有点紧张，极力使他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他即以高度负责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报告周恩来。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做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别多，知道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因此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特别严重。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

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人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4月27日（星期一），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在这里出卖党的机密，倾箱倒箧，把知道的事情全都招供。他还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

4月28日（星期二）早上，在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秘密电台原址，虽然已经搬了家，但还留下人在附近观望，这个地址也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了。敌人虽然行动很快，但到底来迟一步：上海中共党的机关早已转移，中央领导同志都已无影无踪，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事情证实：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果断机智的。在关系我党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党中央作出的这一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钱壮飞在4月25日的夜里安排刘杞夫去上海以后，曾经考虑过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因为受到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的确是很难下决心的。可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的分析，他最后还是下决心迅速走开。李克农在上海坚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只是要不要让刘杞夫仍旧回南京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流露出“难下决心”的心情。刘杞夫最后还是返回南京去了，因为他的妻子钱椒椒还在南京。刘杞夫临走时，李克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非常关切地跟他说道：“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周恩来对于有关同志的安全非常关心，细心安排。钱壮飞到上海后，周恩来叫特科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排。星期一晚上，他又用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个电报，暗示局势严重，需要离开。胡底不久也安全地到了上海。李克农也暂时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搜索。只因南京的交通机关被破坏，刘杞夫、钱椒椒最终被捕。钱壮飞最后离开南京时候，曾经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就要把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全部公布出来。当时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争斗激烈，徐恩曾害怕公布了他的秘密对他不利，因而未敢杀害钱椒椒和刘杞夫。他们被关了三四个月，就被释放出来。对于钱壮飞留在上海的亲属，党组织一直尽心照顾。李克农得悉刘杞夫送来的情报以后，就叫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预作准备，随时警惕。她那时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还住在法租界。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的时候，曾经一卡车戴铜帽子的警宪，到家里来搜捕钱壮飞。张振华机智地躲开，家里只剩钱壮飞的母亲。敌人找老太太纠缠，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她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了。老太太根本不晓得钱壮飞已经到了上海，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没有办法，只得空手走掉。

在叛徒顾顺章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危害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沉着冷静，运用高超智慧领导处理，粉碎了叛徒和敌人的阴谋，使中共地下党得以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在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上海继续进行工作。

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屡次挫败敌人。敌人也对周恩来等人恨之入骨，曾多次用巨款悬赏，购买他们的头颅。这个时候，敌人在上海又出动了大批军警宪特，疯狂地到处搜捕他。周恩来沉着应战，首先将顾顺章最熟悉、敌人极痛恨的特科工作人员作了妥善的安置。根据他的指示，敌人追索最急迫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迅速离开上海，分别前往以江西南部为中心的中央红色区域和以湖北东北部为中心的鄂豫皖红色区域；李强在5月间出国工作；陈赓于6月间偕同陈养山等人前往天津工作（陈赓在9月间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工作）。

将有关同志全部妥善地作好安置以后，周恩来也及时巧妙地隐蔽起来，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直到这年12月上旬，他将党的有关事务处理好后，才离开上海，越过国民党军“围剿”部队的封锁，进入中央红色区域的边界，并于12月20日左右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和毛泽东、朱德会合。

顾顺章叛变后，还到监狱去认人。他被押到南京的第二天（4月28日），就亲自跑到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卖了被关在那儿的中共优秀领导者恽代英——恽代英于1930年4月19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苏州狱中（后来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年，未被敌人认出。周恩来曾亲自擘画，进行营救，就在恽代英行将出狱的时候，却被顾顺章出卖，第二天（4月29日）即被害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危害极大，中共中央于1931年5月21日专门发出第223号通知，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同时指示陈赓组织力量消灭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贼心不死，于1931年11月下旬，在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上面，连续刊登出以顾顺章的名义悬赏数万银圆巨款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虽然周恩来近在咫尺，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掩护下深深地隐蔽起来，继续领导党组织进行严酷环境下的艰苦斗争。

这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叛徒顾顺章事”。

通缉令历数了顾顺章的罪行，最后写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

顾顺章叛变并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他在国民党内部闹派性，拉山头，结果在1935年被特务头子陈立夫下令枪毙了。

创建“中央特科”

负责处理顾顺章事件的“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亦称“中央特科”。它是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那一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挥舞起屠刀残酷无情地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和屠杀，我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候参加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镇压、大屠杀，中国共产党适时改变了斗争方式，采取两条战线作战：一是拿起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另一条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坚持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敌人心脏里进行，必须要有绝对的保密措施。“中央特科”就是在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不利的因素是：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虽然错误地给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集体警告处分，但周恩来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会议还决定着手恢复中央各部（局）、委的组织。会后，周恩来留在中央任职，兼中央组织局代主任职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的工作。

“中央特科”开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他们当中“向忠发挂名不管事，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特科”下面设四个科。

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前任科长是洪扬生（后叛变），继任科长欧阳钦。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如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场就是由特一科布置的。这次会议参加人数多，开会时间长，工作量大，当时，会场准备了两处，以备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转移到另一处。会议规定，人员只进不出，代表进入会场后在会议期间不能自由出入，就地吃饭睡觉，伙食专门派人备办。这次会议的安全则是由特三科负责的，陈赓多次到两处会址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发生问题。一科还筹办了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均未发生事故。

二科是情报科。科长开始时为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他们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当时，党中央和周恩来通过特二科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以至西方国家的巡捕房，派去我们的工作人员搞情报。同时，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争取过来，从而掌握敌人的动向，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三科是行动科。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由于叛徒贺家兴的出卖而被捕牺牲，使党进一步懂得了镇压特务、惩治叛徒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决定成立行动科。行动科科长先由顾顺章兼任，后来周恩来发现他行为不好，改让陈赓继任，三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多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三科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镇压叛徒、奸细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四科叫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1928年10月，周恩来参加党的“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亲自抓这项工作，决定派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共产党员张沈川到无线电学校去学习半年报务知识，成为我党第一个报务员。四科还派了一些党员担任轮船上的水手、茶房、火车上的司机、乘务员或小商贩，负责传递中央同各根据地、各省委的通讯联络和护送干部工作。

“中央特科”从1927年11月创立到1935年解散，前后有8年的历史。其中，前四年主要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期间，中央机关虽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周恩来离沪后，陈云也负责过一段时间“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以后由康生负责。

在党中央担负着军事、组织、政治等方面极其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着手创建“中央特科”的过程中，不仅要决定“特科”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制定重要措施，而且常常奋不顾身地指挥行动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

“中央特科”在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活动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派同志深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向。

周恩来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很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他派遣鲍君甫、杨度等人打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给我党通风报信，提供信息。鲍君甫是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是国民党左派，化名杨登瀛，同日本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很熟，又很会交际。他在五卅运动时，同上海总工会有过联系，开始同情共产党。通过中共党员陈养山等对他做工作，鲍愿意尽力给共产党帮忙。1928年3、4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这个科成立初期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负责。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鲍君甫是同乡，昔日又有联系，他为了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常拉鲍去帮忙，认为鲍的关系广，要鲍去做侦察工作，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进行联系。鲍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了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党。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陈养山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这个关系可以利用。1928年5月，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陈赓同鲍见面后，经中央同意，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当时，鲍君甫因经常陪杨剑虹、张道藩出入公安局、巡捕房等，需要经费和一部小汽车，“特科”便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配了一名保镖连德生。连是中共党员，“特科”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做党组织和鲍之间的联络员。连德生每天陪鲍到处活动，连的工作直接由陈赓领导。

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们党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竭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鲍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所以掌握的情况多，帮我党做了很多工作。例如，1930年，有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中共党员，到上海后，就叛变投敌，给蒋介石写信，密告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址。蒋见信后，批交徐恩曾办。信转到鲍手里，鲍立即通知我党。“中央特科”很快组织红队把这个叛徒除掉，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鲍君甫在1928年至1931年间，给中共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顾顺章叛变后，敌人才知道中共潜伏的这个关系。1931年4月底，鲍被国民党逮捕，但他没吐露真实情况。1932年，国民党当局把他放出来。1934年以后，他当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南京解放时，他在南京摆小摊，生活很困难。1951年“镇反”时，人民政府把他抓起来。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指示把他放了出来。因生活无着，每月由人民政府给他一些补贴。“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挨斗，1970年年初逝世。

1929年后，周恩来为了把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拿过来”，先后派遣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情报。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多才多艺。1928年夏天，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1929年年底，陈立夫调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徐的权势更大了。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把钱壮飞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中共党组织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的工作。

徐恩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又是陈立夫的表亲，依仗后台硬，整天在妓院舞场混日子，把许多事都交给钱壮飞办。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调查科，各地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先送钱审阅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重要机密。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求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人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关。从此，钱壮飞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周恩来派特科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中共有领导、有系统地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中共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许多紧急关头，敌人还没出动，中共方面就知道党组织的哪个机关或哪位同志已暴露，立即通知转移，使敌人经常扑空，甚至连蒋介石调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的情况，有时也能知晓，这使得中共的对敌决策下得快、下得准，成功把握大。

（二）营救被捕同志，打击无耻叛徒。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敌人不惜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卑劣手段，收买中共队伍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充当他们的特务和内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和特务，保护党在白区的安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方面，除前面所述追捕叛徒顾顺章、保卫党中央这件事外，还有几个事件十分突出。

1.抢救罗亦农，处决叛徒贺家兴。

1928年4月15日早晨，刚从湖北回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罗亦农，到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到逮捕，被敌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龙华关押。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想尽办法营救。以后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便准备在解押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捕房和国民党当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将罗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没有成功。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霍家新）和何芝华（贺治华）夫妇，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两人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他们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遵守我党秘密工作纪律，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的批评，他们因此怀恨在心。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块钱，无法满足他们享乐腐化的欲望。于是，这对叛徒便与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密商，以10万元的代价，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然后准备携带黄金、外币逃到西方。他俩出卖的第一个人便是罗亦农。贺、何二人的罪行调查清楚后，“中央特科”决定由陈赓带领“红队”战士，在一天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在院子里放鞭炮做掩护，枪决了贺家兴，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他们所掌握的我党同志的名单、地址被搜出，制止了这两个叛徒对中央十几个机关的进一步出卖，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的牺牲。

2.营救彭湃等同志，镇压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住在上海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

机关被破坏的前两个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中共党组织。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8月24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的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48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当白鑫、范争波等5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4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闻风丧胆。

周恩来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4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3.寻找内线、托人说情、行贿买通，营救被捕同志。

任弼时在1929年前曾先后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份。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将任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1929年9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扬生给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元现大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1930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巡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份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了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

由周恩来建立与领导的“中央特科”尽管存在仅仅几年，但作为我党早期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武装组织，为保卫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的中央机关的安全、获取敌方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惩处叛徒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后来在一份文件中这样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1927年至1935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这是对周恩来当年直接领导创建的“中央特科”，所作出的最公正、最准确的评价。

五、革命意志坚如钢

15 伍豪事件真相

为报复和污蔑周恩来，国民党挖空心思，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刊出之时，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2年的2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冒用周恩来的一个笔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各报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借以污蔑周恩来，攻击中国共产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共方面在周恩来领导下妥善地处理了顾顺章叛变事件，党中央得到保护，党的工作局面也未遭到大的破坏，而敌人方面却十分恼火，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身上。

1931年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施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假启事。敌人在这个伪造的启事中，所以用“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的名义，不单单是由于搜捕中共地下党遭到失败，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国内享有崇高威信。敌人妄图利用这种伎俩，造成中共党内的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它是个伪造的，所以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虽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却除了“伍豪”一个名字外，再没有另外一个姓名。如果真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敌人怎么会吝啬到连多一个名字都不肯写呢？！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早已在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地，于12月15日进入中央苏区，又怎么会在上海各报发表所谓“启事”呢？！

周恩来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是，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一斗争是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进行的。在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

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显然是一条很特别的启事。从内容上看，这样的广告处启事，极少先例。照一般情况，报刊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答复本人就可以了，绝不会在广告栏内再这样刊登出来。再从时间上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馆的。当时从2月16日起，《时报》（号外）、《新闻报》先后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连续登载了同一个伪造的启事。22日申报馆广告处又发表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上述声明。这样一种安排，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威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共产党又在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2月20日

配合登出《伍豪启事》一文，2月27日的《实报》上又以《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国民党伪造启事的文章，剖析了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政治背景和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虚弱本质和凶残狡诈的狰狞面目。现将全文摘要刊载如下——

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

国民党反革命派，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运动斗争中，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都受到可怜的悲惨的失败之后，却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来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欺骗蒙蔽和愚弄劳苦群众！

这类“聊以自慰”“并以惑众”的无耻的造谣之一，便是本月16日后，时报、新闻报、申报那些反革命报纸上所刊登下列的广告——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期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之中，所用的最无耻与卑鄙手段的模范之一！

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刑事犯的罪名追逐与通缉伍豪同志（即所谓爱棠村案）。现在却又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共产国际。难道天地间更有卑鄙与无耻甚于国民党反革命派的吗？

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坚决地知道，惟（唯）一的真正能解放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与压迫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所指的道路：民众武装进行坚决勇敢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推翻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他们坚决相信：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只有苏联是惟（唯）一的盟友与兄弟的国家。

伍豪同志将与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都一致地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之下，以坚决英勇的打倒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来回答敌人的污蔑与造谣！

如果谣言能救国民党于死亡，则国民党这类浑蛋可以不朽，可惜谣言只能证明反革命派之无力与破产，而不能挽救国民党之死亡！

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揭穿敌人对周恩来和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的。中共中央便通过一定的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别名。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这个启事，在措辞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是共产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事情的全部情况，康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当时就在上海，而且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对这一点，康生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他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还这样写过：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事。”

但是，时隔几年，到了1967年的5月中旬，即《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前后，当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条材料，向周恩来进行围攻，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的逆流的时候，人们却看不到康生有片纸只字的表态。

为了回击林彪、“四人帮”的进攻，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用充分的材料讲清历史情况，说明当时自己早已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多月，正在中央苏区承担工作，同时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历史材料作为附件，一并送上。

1967年12月22日，又有人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可是，这个问题并未就此了结，党内外大多数同志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此，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且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但是，“四人帮”及其一伙却采取拖延的手法，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当时，“四人帮”仍在横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仍有可能成为“四人帮”用以进行煽动，实行篡党夺权的借口，因此，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之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他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的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然后，他才让医护人员将他推进手术室。他对手术能否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他这样做是为了不给诽谤者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直到周恩来1976年1月8日逝世后，江青及其一伙仍不死心，他们又玩弄卑鄙阴谋。当时新华通讯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接连几星期刊登悼念和追忆已故总理的文章。有一天，这份内刊突然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诬蔑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这是新华社中拍“四人帮”马屁的人为了诬蔑周恩来有意选登的，显然也得到了“四人帮”中掌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的同意。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可耻做法作出说明。群情激愤，新华社最后不得不在下一期的刊物上表示道歉，说那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就在这一年，“四人帮”垮台，诬陷伍豪的阴谋才彻底消停。

1980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连载文章《伍豪之剑》，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周年。它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年代。

通过《伍豪之剑》一文，读者可以了解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作斗争的——勇敢、镇定、机智，必要时也是毫不留情的。它还说明，为了党的利益，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将自己完全交给了党组织。从他在广州和上海的特殊年代里，以及后来他代表共产党常驻重庆，再次成为国民党暗杀的对象时，都一再表现出他这种杰出共产党人纯洁无私、英勇无畏的品格。

16 在中央苏区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做了些什么，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怎样，第四次反“围剿”是怎样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又是如何失败的？这些问题不难解答。

第一件大事：纠“左”

周恩来于1931年年底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于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共在中央苏区战斗了3年。这期间，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统治的高峰期，党和革命的各方面工作均遭受着“左”的严重干扰和危害。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出发，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尽可能地、不断地向“左”倾冒险主义作着抗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革命和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纠正中央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是从1930年年底红一方面军中打所谓“AB团”开始的。1931年4月，中共四中全会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的主张和政策，将肃反工作逐步推向扩大化。其主要问题是：

1.肃反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形成了“肃反中心论”的思想局面。当时认为，群众的发动，“正确路线”的执行，政权、红军、党以及一切革命团体的改造，都要从肃反开始，甚至将党内和群众中反对错误思想、错误行动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都以肃反来代替，认为只有肃反才可以执行上述任务。

2.肃反的组织领导是错误的，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处，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党、超政府的独裁机关，很少甚至不受当地党和政府机关的监督和指导。

3.肃反的方法是错误的，不仅是简单化，简直是恶化了。如在审问中采取“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普遍的施用肉刑，苦打成招，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这就产生了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不可避免地将肃反引向扩大化的恶性发展。

4.肃反的后果是严重的。许多人被冤杀了，许多组织被打坍了，党、团、政权及各级组织都受到损伤和削弱。一年多的肃反，仅红一方面军就被肃了4000多人，闽西“肃社党”运动中被害人达5000以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群众中甚至党内的恐怖气氛，同志间亦互相猜疑不安，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非常状态中。而苏区的一切工作，如扩大红军、发展积极分子、政权建设与群众组织的建设，都因此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情况，早已引起了负责苏区工作的周恩来的注意。1931年8月，他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就指出了肃反中存在的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提醒他们要注意政策界限，实行区别对待，加强“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对肃反组织（肃反委员会、保卫局、保卫处等）强调一定要“选拔最得力的干部去担任”。这封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抑制。

周恩来赴中央苏区，首先进入闽西苏区，又目睹了闽西境内“肃社党”（即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扩大化的严重情况。他在途中就带着沉重的心情两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汇报了沿途见闻，一面请中央直接作决议加以制止，一面表示了他将与这种错误作“严重斗争”的决心。

周恩来到达瑞金后，立即以主要精力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稳定苏区的政治局面。

首先他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就反“AB团”、肃社党等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重申中央的指示信精神，要求各级党部立即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紧接着于1932年1月7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检讨了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他在会上的报告中，对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央指示信的有关精神，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着重指出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强调今后的“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央苏区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措施来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认识和觉悟，正确认识肃反工作的重要性，但又要反对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的思想，使大家懂得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巩固革命势力，真正肃清反革命派。

2.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须向广大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并有领导地开展党内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对仍旧坚持过去的错误而不承认、不改正的，须予以纪律制裁。

3.健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规定其组织原则是集权的，反对个人说了算；保卫局须在党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指挥下，由委员会管理工作；保卫局的组织纲要，应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之。

4.对反革命组织的侦查，对反革命分子的捕获、审问、处理等工作，一概集中到保卫局系统中去；一切党部、青年团部、工会以及一切革命组织、政权机关，不能直接办理肃反工作；建立革命法庭，按法律办事；要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不单靠供词，并坚决废除审问中的肉刑。

5.明令确立革命秩序与保障革命群众的权利。

由于这些措施的得当和及时，大约到1932年的3月间，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已基本纠正，消除了党内和群众中的怀疑、恐怖和不安，稳定了社会秩序，党和各级政权机关、各革命组织都恢复了正常工作，重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而使中央苏区又得到了巩固。这就为以后革命战争（特别是不久就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尽管后来由于“左”倾中央直接控制中央苏区，在肃反工作上又逐步升级，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似未发生，特别在法律程序上对扩大化也有所控制。

中央苏区时期的周恩来与毛泽东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在一个时期曾成为中外研究者议论的中心话题。首先是叛徒龚楚在他的《我与红军》的回忆录中捏造了一则谣言，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港台一些作者乃竞相援引。于是谬种流传，几成“定论”。这本来不足为凭，但后来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竟也这样认定：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他还这样论证：“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如果说，龚楚的谣言与港台一些作者的臆断是不值一驳的话，那么，对于索尔兹伯里先生这本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书中的议论（特别是他写这本书时所受到的中国官方的特殊接待和他所访问的对象，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则是不能不作出回答了。

历史上确实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来“表明”周恩来曾“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恰恰相反，历史上却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足以“表明”周恩来对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和打击毛泽东的行为进行过抵制和抗争，而对毛泽东则给予了支持和维护，并因此而受到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的不满和攻击。

让我们往下看。

首先，周恩来入苏区后接任中央局书记，与“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毫不相干。第一，周恩来任中央局书记，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决定，此前只任命过代书记，中央的原决定从未改变过。周恩来到后，不管从谁手里接书记职，都是履行中央的原决定，完全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又何得借此说三道四！第二，赣南会议后，苏区中央局于11月15日致电中央：“此间在党大会后，正努力建立军政的系统与工作，纠正过去党包办一切的错误。中央的同志多已分任军政工作，书记必须请中央派人来担负专责。”正是根据这一请求，中央才决定周恩来提前入苏区工作的。第三，此前中央局代书记几经变动：成立时由项英代书记；1931年5月免项英，由毛泽东代理；11月中央苏区党代会（赣南会议）又免毛泽东，仍由项英代理。12月周恩来到时，是从项英手里接过书记职的。此点，历史有明文记载，又何得张冠李戴，硬说成是从毛泽东手里“接替这一职务”的？

其次，周恩来到苏区后力主恢复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1年11月的“一苏”大会，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建制；取消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毫无疑问，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与他们主张相悖的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种排斥手段。周恩来在12月间到后，于次年7月下旬到前方（后方由任弼时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指挥红军作战。7月25日，他即与毛、朱、王联名向后方中央局发出部队“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的建议电。后方中央局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提议，而提出以周恩来为总政委。29日，周恩来乃以个人名义专门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战争，“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一再坚持以毛泽东为总政委。后来，后方中央局接受这一提议。8月8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前方建议电由周恩来领衔，可见这个建议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而只有周恩来这样的地位方好提出这样的建议，朱德、王稼祥不便作这样的提议；其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贯支持的，过去他大力支持过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在赣南、闽西时的斗争思想，现在又明确承认毛泽东在指挥战争上有他的“经验和长处”；其三，如果说周恩来一开始就“参与”了对毛泽东的排挤，此时何不乘后方中央局提议之机，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拿到手？可见此说为无稽之谈！

第三，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大力维护毛泽东。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完全遵照“左”倾中央的指示，对毛泽东进行了“无情打击”，旨在再次剥夺毛泽东的军权，还以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对此，周恩来在会上努力作了抗争。他不仅对后方中央局领导人指责毛泽东的一些所谓“错误”作了许多解释，而且他坚持提出两个方案，总的精神都是要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执行“左”倾中央指示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恩来的这个态度十分恼火。宁都会议后，11月12日，后方中央局成员给上海党中央发电，指责了周恩来三条所谓“错误”：

1.不赞成中央的“积极进攻”的路线，“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与毛泽东的“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等的“右”倾错误，“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2.在宁都会议上，“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3.周恩来所作的会议结论是“调和主义”，甚至说，“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等等。

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个批评，亦同时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明确说明了四个问题：

1.承认在宁都会议上“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不同意是所谓“调和”；

2.认为“后方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批评”，而这些批评都不完全符合事实，并指出“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由此可确知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完全是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意见，周恩来事前绝未“参与此种计谋”；

3.坚持向中央说明留毛泽东在前方的理由：“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同时对毛泽东本人也比较好；

4.再次为毛泽东的态度作了一些辩护。周恩来向中央说明：宁都会议后他去探望毛泽东，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关于“请病假”，他也替毛泽东作了说明：“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周恩来此举的用意，是希望争取中央能同意毛泽东再回前方。但是，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始终不让毛泽东参与战争的领导，因而给红军战争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至于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那是中央的强行任命，周恩来是不得已而任之。这一历史过程，是非常清楚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与朱德一起领导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冬，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围剿”战事后，集中24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共50万人，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此时中央红军主力不过4万人，在优势敌人进攻面前，形势相当严峻。且正在此时，“左”倾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直接干预战事，更增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困难。

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向前方发出《关于作战新计划之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要前方指挥员和中央局“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计划，并“电告执行之结果”。

周恩来向不盲从，对中央局这一不切实际的所谓“新计划”，他和朱德一致表示了不同意见，多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强调必须实行运动战，详细说明攻击坚城的不利，并分析了攻城夺地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他还向中央请求：“连续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只在原则上方针上作出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周恩来的多次意见均遭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拒绝。2月4日，中央局发出《关于作战计划致周朱王电》，仍然不顾实际情况地固执坚持他们的“左”倾军事战略，继续强调：我军为先发制人，击溃敌人，求得战争，“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红军“猛攻城防”“先攻南丰”“乘胜威胁南城、抚州”。并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就是说，这个“新计划”是非执行不可的。

在中央、中央局拒绝周恩来的建议，一再坚持红军强攻南丰和在抚河东岸一时也难以求得有利战机的情况下，周恩来仍一面与朱德率领红军渡过抚河向南丰开进，一面于2月7日凌晨1时30分，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提出了准备攻取南丰的部署意见。同时提出，在“敌情地形有变”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的情况下，则须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而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此电发出后半小时，周恩来又拍发一电，说明即便是在敌人“据点而守”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设法“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而攻打敌人重兵守备的坚城容易损伤较大的战斗力，能否攻下也没有把握，要求中央和中央局重新审查自己的意见。中央和中央局未予答复。

实际上，红一方面军从2月1日起即开始进围南丰。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城内外均构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敌第八师陶峙岳部6个团在城内防守。在我军强攻下，敌军退守城防，依据险要工事，坚守待援。红军从2月7日到12日，连续攻打6天，虽拿下一些外围据点，但进展不大，无法攻进城去。而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从开始就未按中央指示一味去“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一种“佯攻”战术，谨慎行动，目的在于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以乱其计划”，并便于我军在运动中消灭敌军。所以一面虽在“强袭”，一面却加紧对敌情的侦察。当得知敌中路军陈诚主力驰援南丰的准确情报以后，红军乃立即撤围南丰，并终于捕到了战机，于2月27日和3月21日，先后在黄陂和草台岗地区，取得了两次大兵团伏击战的大胜利，歼灭敌人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周恩来坚持抵制“左”倾军事战略的结果。这次战役的胜利，还表明了周恩来具有组织和指挥战争的卓越军事才能。他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如：“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以“佯攻”“迷惑并牵制敌人”“攻城调动敌人”“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山地运动战”“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翼，以各个消灭之”“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的伟大贡献。同时从他和朱德、王稼祥在这次战役中的部署来看，充分注意和吸收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围剿”战争的经验，从而也说明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始终尊重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拟定的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的指示电（因电文很长，当时简称“长电”）。“长电”提出了一个“分离作战”的方针，即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军分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在闽、赣两个方向上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长电”规定东方军先到闽西打第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则留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份电报的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把两个拳头分开来打人，是徒然分散兵力的愚蠢计划。毛泽东曾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并一向反对这种分兵战法；广大红军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对此也早已深有体会。所以接到“长电”后，周恩来、朱德和各军团领导人都表示反对这个计划。6月14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在瑞金的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前方领导人的意见，三令五申，要求前方“政治与军事的领导同志”必须“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一致地接受这一整个的计划并即举行分工”。前方只能照办了。

7月1日，东方军组成并立即开始入闽作战。东方军从7月初入闽，到10月初撤回，前后历时3个月。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的来说，战果不大，所取得的胜利未能巩固。且“酷暑远征”（周、朱致中央局电中语），粮食缺乏，连续转战，疲于奔命，伤亡和疾病减员也很大，沿途留下了大批伤病员，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中央军在抚河地区作战，3个多月也无所建树。实践证明，这种“分离作战”的方针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是行不通的。正像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更主要的是，我们丧失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却给了蒋介石以从容准备第五次“围剿”的时间，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开局我党就处于被动的地位。

原来在8月间，周恩来、朱德即已发觉蒋军部队虽仍在原地未动，但其注意力已渐向东移，即已有开始第五次“围剿”的征兆。此时必须集中一、三军团主力，严密注意敌军动向，随时打击敌军的进攻。且福建第十九路军已有求和表示，而东方军一时也无法攻克顺昌、将乐等坚城，双方已成胶着状态，完全应该结束战局。因此，9月3日，周恩来即电中央局说明敌情，申明已“命令彭、滕于4日结束战斗后，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5日，周、朱再电中革军委，说明要东方军回师北上的意思，请求批准。这本来是一个适应战局的正确的提议，但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于7日回电朱、周并转彭、滕，不同意要东方军回师的意见，坚持要东方军消灭十九路军的“基干兵团”，完成“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后再回师北上。周恩来、朱德要东方军回师的命令只好作废。

9月中旬，周恩来获知准确情报，北线敌军将逐渐向宜黄、抚州、南城三角地区集中，准备抢占抚河，隔断我中央军与东方军的联系，以对我军实行各个击破。这对我军是一种危险的形势。但我东方军若能先机撤回，与一军团会合，则能集中兵力，发挥特长，乘敌军运动时大量消灭之。故此，9月13日，周恩来又专门给博古、项英及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团发了一封长电，明确说明了当前敌情及利害关系，再三要求中央同意东方军立即结束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周恩来并提出了东方军回师路线与击敌方案：由一军团迅速派部队切断南城、南丰交通线，先敌控制抚河上游，接应东方军“安然由万年桥或浒湾西渡”抚河，然后与一军团联合，乘敌军各方向抚河集中时，在运动中“消灭宜抚南三角地区的敌军而最后取得南城”。周恩来并预计此仗打好可消灭敌军“十个师”（疑有误，原电如此——引者）。但是，不懂军事的博古和项英，仍然不同意此计划。14日24时，由项英回电朱、周并转彭、滕，竟然毫无根据地断言：“蒋贼仍极力构造永（丰）乐（安）方面之封锁线，刻未东移，容我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强调“采用各个击破手段，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这样，东方军仍不得不滞留闽中作徒劳无功的转战。

9月中、下旬，周恩来又获知蒋介石结束了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并不再举办，各军官均回原部队指挥；且其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之主力部队已集中准备向中央苏区北面门户黎川城进攻。而且此时，十九路军已派出代表向我方求和，东方战线无须顾虑。于是，9月24日22时和25日11时30分，周恩来又两次急电项英并中央局，明确提出，“北线敌情已日益紧张”，东方军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赶早北上”“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并严肃地提出：“你们同意否，务请早定大计，免失剪除赣敌左翼良机，请示复。”

“左”倾中央此时也感到了北线形势之严重，发觉到敌人已做好大举进攻中区之准备，不得已乃于9月25日24时复电朱、周，同意结束东方战线之提议，命令东方军迅即向泰宁回师，会合抚西红军以“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并说明“各兵团行动的时间，由方面军自定”。

但中央的“开明政策”已为时晚矣。两军相战，谁占先机，谁就主动。如果9月初即依照周恩来的建议，东方军迅即回师北上与中央军会合，集中先消灭宜抚南三角地带之敌军几个师，必将打乱敌人的全部军事部署，第五次反“围剿”至少开局会是另一番局面。由于博古、项英的一再拖延，始终咬定要先消灭十九路军而后北上，以致贻误了战机，反而让敌人先我而动。等方面军总部接到中革军委于26日晨之回电，27日下达《方面军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时，还未来得及行动，9月28日蒋军四个师就已按计划袭占了黎川城。于是我军计划全部落空，完全陷入了被动状态。开脚第一步就走错了路，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恩来抗争了，惜未成功，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周恩来等人无此回天之力。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前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预示着一场灾难的降临。博古不懂军事，又对毛泽东、朱德甚至周恩来投不信任票；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又是博古请到中央苏区来的，于是他对李德无条件信任。骄横跋扈而又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李德被捧成了中央苏区的“太上皇”。李德不仅操纵着对红军的指挥大权，甚至左右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终于铸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悲剧。

李德来时正逢黎川失守。9月28日当天，周恩来接连向项英并中央局发出了三封电报，根据黎川失守后当前敌情之变化，提出了方面军新的战斗部署的意见。周恩来指出：敌占黎川，并“加紧构筑工事”，图巩固黎川防务并与资溪桥、硝石之联络，以全力完成北面由吉水到黎川对中央苏区的“全线封锁”。这说明敌军已进入对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的部署。因此，目前我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我们的战术不宜和敌人争夺城市，而必须注意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着眼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等东方军与中央军集中时，可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以主力突出飞鸢击敌之背，先击许（克祥）师与金骆南下之敌”，“并以二十师突入金羚、浒湾之间，以调动敌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如敌“或北退，则合东方军全力夹击之；如西退则逼使背河决战；如坚守黎城，则我以萧（劲光）支队监视周（浑元）敌，以东方军与中央军会合逐个消灭抚河移动之敌；如在东方军消灭许师之际，吴（奇伟）纵队全部东移，我中央军正好尾击其后；如宜黄敌向东移，中央军则相机截击之”。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急切地提醒：“此一大体拟议，与东方军主力集中方向和后方部署有关，须早决定，如有不同指示，请早电告，否则闽边大山，转移颇费时日，且暴露企图。”

周恩来的这一拟议，瞻前顾后，周到细密，把各种情况都预计在内了，完全符合战场实际。如能照此实行，是有可能挽救黎川失守后的被动局面的。

但是，李德、博古和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集中一、三军团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拟议，而急于收复黎川城，以图保住“国门”，然后在国门之外来打击敌人。10月2日，李德以中革军委名义给朱、周连发两电，竟武断地认为，敌人“攻占黎川仅数日，当不能造成强固堡垒”，因此坚持命令“东方军要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才能贯彻这次战役的目的，开展战局，要在战术上作连贯的步骤，特别注意加速行动的时间”。并强调要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便于东方军在黎川决战。指示又不察东方军远途行军之艰难，竟专横地指责说：“彭滕……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这个指示，体现了标准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如以前，不让红军集中兵力，仍是要一、三军团“分离作战”，去进攻敌人的坚固阵地。前方只得按此执行。东方军昼夜兼程回师后，猛攻硝石和资溪桥，企图“逼退”黎川之敌。事与愿违，红军不但几战失利，而且陷入了敌人的碉堡群中。如果不是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中央请准，迅速撤兵，红三军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后，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始终采取“分割作战”的方针，不让红军特别是一、三军团集中作战。这样，就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多次失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良机，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逐渐陷入困境。为此，周恩来曾多次抗争，直至对李德的瞎指挥直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大军入闽“讨伐”十九路军。与此同时，蒋介石怕红军入闽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又派陈诚部罗卓英及李默庵纵队共7个师向东山、德胜关推进，企图截断红军入闽通道，与入闽军相呼应，并寻求红军主力决战。这又是红军在运动中歼敌的好机会。12月13日凌晨2时，周恩来与朱德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兵力在东山、德胜关间同敌决战的请示》电报。电报首先汇报了陈敌7个师推进情况；接着指出由于实行“分割作战”，红军主力兵团不集中，不能“给敌以更大杀伤”，且尝“付（出）过大代价”，强调红军集中作战“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根据敌军推进情况，周、朱“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不如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周恩来还特别在电报末尾加上，“豪注：我坚持丙项意见……我们从不与陈敌主力决战，但欲消灭其一二个师，非一、三军团会合不可。”这一提议，体现了周恩来的非常胆略与卓越见识。周恩来敢于集中红军主力与敌“围剿”军主力陈诚部决战，当然不是摆开阵势与敌人打阵地战，而是坚持红军的基本战术，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举虽属大胆，但却很有把握，因为在局部上红军已占优势。且欲能消灭敌北路军一二个师，虽不至将第五次“围剿”完全打碎，但必将给敌人造成极大恐慌，对福建十九路军也是个有力的支援。

周恩来提出的无疑是一个好计策，但一贯主张冒险的“左”倾领导人和李德，有了和敌人决战的机会，却又不敢与敌人真正决战了。他们对于周恩来的提议置之不理，却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请地于12月13日至14日连续4次给方面军总部发电，作了完全相反的部署，决定将方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敌人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且朝发夕改，造成了前方的指挥混乱。

12月13日晚，方面军总部得到军委关于“重新部署密令”，命令“五军团向德胜关附近集中坚守工事，三军团掩护伤员后移，准备西行”，即不让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而作西向永丰地区转移之准备。方面军总部只得执行，按军委“密令”给三军团、五军团下达了行动命令。但部署刚罢，14日白天得军委第二电，改令“三、五军团先击敌左翼，后以三、五军团击敌右翼”。这又是要向敌人进攻的指示。方面军总部考虑后，认为只能击敌一方，不能击敌两方，乃下令“三军团西南移动，而以五军团协同动作”。但因14日拂晓前6时，三、五军团已按第一电令出发先行，“不及追回”，方面军总部虽连电三、五军团指示改变线路，重作部署，然直至当晚，未得回复。14日下午2时，军委第三电至，又否定第二电内容，命令“三军团南移侧击，五军团坚守”。方面军总部已不好动作。还未考虑成熟，当夜23时军委又来第四电，又“停止三军团行动，改为侧击敌左纵队，仍令第十三师守德胜关”。——由于军委电令屡作变动，弄得前方十分混乱。而红军两日无功，战机已逝，德胜关已牢固掌握在敌人手中了。

这种朝令夕改的瞎指挥，为历次反“围剿”战争所未见。为此，周恩来感到十分愤慨。16日，周恩来直电“博古、项英同志”，指出：“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盖以天电大，发报难，遂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电报叙述了军委屡更电令造成的混乱情况，最后严肃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改，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这封电报，看来是对博古和项英提意见，实际是对李德瞎指挥的严肃批评。而博古和李德是根本不会接受这些意见和请求的。以后的战局发展，证明在博古的纵容下，李德的瞎指挥是有增无减，更加肆无忌惮了。

两次统战工作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期间，还出色地开展了两次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次是指示同发动福建事变的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谈判，一次是指示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这两次统战工作虽都没有最后的结果，但对当时的战争行动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福建的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我东方军几次打击下，已知“剿共”无前途，但又惧蒋介石的催逼。于是在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及部下广大士兵不愿打内战、普遍要求抗日的情绪的影响下，便想在联共、抗日、反蒋上寻找出路。

1933年9月，蒋光鼐、蔡廷锴指派陈公培（当时叫吴明，又名吴寿康，中共早期党员，后脱党）代表十九路军，携带蒋光鼐密信，秘密前往前线找红军直接谈判停战议和、共同抗日之事。陈在延平的西芹遇见红军，被带到王台三军团总部驻地会见了彭德怀，彭乃立即电告红一方面军总部请示办法。周恩来一向胸怀宽广，有战略眼光，他早有停止东线战事，集中力量对付北线的战略构想。因此，接彭德怀电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乃于9月22日，代表党中央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说明确有陈公培其人，系中共脱党者，提供情况可信，拟派袁国平前往西芹，与陈公培磋商停战反蒋问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袁国平与陈公培在王台谈判后，延平前线已进入休战状态，给东方军回师北上创造了条件。周恩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初见成效。

10月初，陈公培又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做全权代表来瑞金与中共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受党中央指派，与叶剑英一起负责指导这次谈判工作。他指定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潘健行（即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谈判。周恩来除向潘健行交代了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外，有时还亲自参加会谈，结果双方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十一条。于是11月间，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联共、抗日、反蒋。

对于红军和根据地来说，这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关键性的机会。中共方面正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从政治上也从军事上援助十九路军反蒋，并借以打破第五次“围剿”，趁机掀起全国性的抗日反蒋高潮，这必会把蒋介石推入极大的困境，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周恩来指导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一项积极成果。但是这次机会，却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主张下，被轻易地断送了。他们只主张在政治上和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秘密停战协定，而在军事上却不给十九路军以实际的援助，并两次拒绝了周恩来关于调集红军主力，伏击入闽讨伐十九路军的蒋军。当福建形势紧张，“左”倾中央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派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时，终于为时已晚，十九路军战事已成残局，红三军团也终于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福建事变”于1月下旬宣告失败。

周恩来目睹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情况，对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不配合以至放弃反日和反蒋的同盟军，将我党提出的三项合作条件当成儿戏，是失信于天下。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另一项统一战线工作，是和粤军陈济棠的成功谈判。

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有利害冲突。陈虽受蒋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对红军的进剿并不积极，他怕蒋的中央军乘虚而入侵广东，动摇他“南天王”的宝座。1934年夏季，他在会昌前线已对红军采取“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派出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前沿阵地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之谈判。9月，陈济棠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电约我方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对此欣然表示同意，立即决定派潘健行及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为代表，到寻邬附近的罗塘镇与粤方代表杨幼敏、宗盛举行谈判。

行前，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一起就谈判任务向潘健行、何长工专门作了交代，明确指出和谈要以中央政府停战抗日三条件和周恩来7月间在《红星》报上发表的向白军士兵提出的六条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中所阐明的统战原则及其策略思想为依据。

双方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解除封锁，互相通商；3.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粤方供给）；4.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5.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可以事先告诉陈部，陈部可以撤离40华里；我军进入陈防区可用陈部护照。

这是继和十九路军的停战协定之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负责主持签订的第二个停战协定。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实现了南线暂时的稳定局势。正是根据这个协定，当中央政治局讨论红军突围方案时，一致同意选定南线作为突破口。后来红军在突破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凡有粤军把守的地方，均放开口子让红军通过，使红军少受了若干损失。这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所作的又一贡献——在危急关头，通过统战工作，为红军突围找好了一条出路，减少了红军的损失。

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因此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在此期间与“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和抵制，和李德等人发生过多次争论，但他提出过的许多好的战略战术建议，却未能得到采纳。

17 长征途中

长征途中，万水千山，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肿，险些丧命。没曾想四十年后，病根处演变成致命的癌症。

艰辛的远征

由于博古、李德等推行“左”的政策，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

10月10日，周恩来随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离开瑞金，踏上了大转移的征途。

周恩来随身的警卫员有两位，一位叫范金标，另一位叫魏国禄。当时只有18岁的魏国禄，后来回述了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过程。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片段：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瑞金出发，向着雩都方向前进。从此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1月，长征的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居住区。

奇怪得很，自从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十几天以来，晚上经常有红军驻的地方着火，加上苗族兄弟的房子又都是草和木头盖起来的，所以，一烧一大片。火，成了我们当时很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不仅威胁着我们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也给我们红军带来一些影响，给苗族兄弟造成了重大损失。为了对付这些奇怪的火，部队和机关组织了许多人员做防火、救火工作。把人们精神上搞得很紧张。这些情况引起大家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对敌情进行调查。

有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龙坪镇是一个不小的村镇，房子、街道都很整齐。在这个镇子上居住的都是壮族。

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照顾首长吃饭、休息以后，我们也就很快休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夜间12点左右，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火势蔓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顺手抄起一条毯子就冲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周副主席已经起床了，我不顾一切地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便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周副主席刚出来，马上就派我们去看望其他首长，并了解部队的情况。正在这个时候，其他几位首长急促地赶来，看样子他们也正在为副主席的安全着急。首长们到一块，立即研究失火的问题，要部队提高革命警惕性，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救火的，有找人的，有搬东西的，有帮助老百姓从火中往外抢东西的……不时还听到人们对于今晚失火问题的议论。

黑暗中不知是谁说：“是哪一个不小心，引起了这样一场大火？”

另一个人说：“我看这火很可能是敌人放的。”

这时周副主席走过来，叫我去找作战参谋，告诉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把没有事情的人员集合起来，待命行动，不要乱跑。

我从参谋同志那里回来以后，看到几位首长，还有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们正在露天下站着开会。周副主席在会上说：“……是的，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

会后，当天夜里在龙坪镇就查出来三个坏家伙，一个个贼头贼脑，看样子就不是好东西。经过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被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伪装成红军，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的。

查出了着火原因，抓到了放火者，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镇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政策，彻底揭穿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当群众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无不义愤填膺。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就将这三个坏蛋枪毙了。同时，周副主席还责成供给部调查，并给受难的群众以适当的救济。

从此，敌人这条放火的毒计，彻底破产了。红军战士在长征的道路上，更加提高了革命警惕性。

……

1934年12月间，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在进入贵州边境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许多老百姓不敢接近我们，每到一村，很难找到人。吃的东西就更加困难，连脱米用的水磨、石臼，敌人都强迫老百姓藏起来或破坏了。阴险的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战士。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搞到了一部分稻谷，可是没有工具磨，脱不出米来，怎么办呢？总不能吃谷啊。有些同志走了一天路，很疲劳，看看没有吃的，索性算了，倒头就睡。周副主席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着急，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对大家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叫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也要把米脱出来！”会上决定，每人都要想办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来。

会后，周副主席叫我给他找来两块瓦片，自己领来稻谷，就在瓦片上搓起来了。他工作那么忙，我们怎么能让他自己搓米呢？我就对他说：“首长，你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每人够吃三顿的米就是了。”

他头也没抬，反问了我一句：“为什么？”

我觉得蛮有道理地说：“您是首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当搓哩。”说着，他抬头看了看我这挺为难的样子，换了比较温和的口气又说：“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么能不搓呢？”

给副主席这么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在周副主席的号召和影响下，整个村子的部队都在搓米：有瓦片对瓦片搓的；有石头对石头搓的；有的干脆就用手搓，手上搓出了血泡，但仍然愉快地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买卖公道，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不骂人，国民党反动派那些恶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1935年1月初，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并击溃了军阀侯之担的两个师之后，乘胜向着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前进。

在向遵义进军的途中，天总是下着毛毛细雨，充分显示了贵州“天无三日晴”的特点。毛毛细雨点点入地，道路泥泞，非常难走。周副主席也和大家一样，手中拄着一根棍子，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冒雨行军。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平，一坡接一坡，上去这个坡又爬那个坡。部队走在这样的道路上，上坡不易，下坡更难，有时手中的棍子也无济于事，稍不小心，就要摔跤，人人都弄得满身是泥。

过了乌江以后，第三天夜晚，我们在行军中接到前边部队传来消息说：我先头部队已攻占了遵义城。这对红军指战员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浑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不由得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天亮了，雨也停了，东方露出了少见的太阳，红军战士人人面带喜色，个个精神振奋，大踏步地向着遵义城前进。

在离遵义城还有五六里的地方，前边传下命令：整理军容风纪，准备进城。大家都摔掉了手中的棍子，搓掉了身上的泥巴，有的还换上了新衣服。经过这番整理，部队显得更加威武，排着整齐的队伍继续前进。

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进城的时候，已是下午，街上站着欢迎的人群，到处贴着鲜艳的标语。人群中不时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热烈欢迎中国工农红军”等口号。威武的红军战士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穿城而过。这种军民同乐的热闹景象，是我们离开中央根据地长征以来的第一次。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商业繁荣，是南通贵阳，北至重庆的交通要道，有新旧两城，新城是商业区，旧城是住宅区。我们和总部都住在旧城里。这是一栋相当宽敞漂亮的房子，据说原来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红军总司令部的临时办公地。这天晚上住下后，我收拾了一间给周副主席做卧室的房子，准备摊铺让首长休息。房子里满地东西，乱七八糟，根据这杂乱无章的样子，就知道房子的主人在逃跑时是多么慌乱狼狈。

1935年1月，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贵州省遵义城。为了挽救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中央利用这段时间，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会议期间，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忙得简直是废寝忘食，白天开会，晚上也开会。有时偶尔不去开会，可是来找副主席个别谈话的同志又是络绎不绝。……

（按：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报告，强调红军失利的种种客观原因，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也对博古、李德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则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分析和批评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今后红军的发展方向作了极有见地的说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周恩来的态度，对确立毛泽东的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三天讨论，最后会议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

1935年2月下旬，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遵义出发，向云南地区前进。到了云南，歼灭了几股顽敌以后，部队又急速转头向东，猛追原来尾随我军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这时，天气似乎故意与红军为难，终日阴雨，下个不停。行军途中，道路泥泞，相当难走，尤其是夜间，谁要不摔跤，那才真算稀罕事呢！周副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是不骑马的。虽然从遵义出发以后，党中央批准给他一副担架，但从来还没有见他坐过一次，总是戴着他那顶破斗笠，和我们一样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行军。看到周副主席那湿漉漉的衣服，我们当警卫员的心中实在不好受，后悔当初没有给他带一把雨伞。

有一天，行军到松坎的时候，天已拂晓，雨也渐渐停了。忽然听到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周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着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岁，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周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叫我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这时候，那个负伤的红军战士似乎好了一些，坐起来了。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是三军团三支队的，姓郭，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右膝盖一片血肉模糊。

周副主席关切地抚摩着他的伤处问道：“很疼吧？”

他回答说：“不疼。”

“不疼，能走吗？”

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很坚强地说：“能走。”

他说着就抬腿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费了很大劲儿，腿也立不起来。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说道：“同志，你伤势这么重，怎么还说能走呢？”他扶着负伤的同志，回头喊我：“警卫员，叫担架来。”

我把担架叫来，周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床毯子。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稳，惟（唯）恐触动伤员一点儿皮肉，引起伤员的痛苦。看来，这与他平时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不同呀！看到这些情形，我们都为周副主席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那位负伤的同志在周副主席扶他上担架、给他盖毯子的时候，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周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泪，庄严地对周副主席说：

“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

声音是那样洪亮，语调是那么坚决，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周副主席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

我军在路过云南境内马龙县途中，前面有敌人阻击，后面有敌军尾追，头上十几架敌机盘旋、扫射、轰炸。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自指挥部队奋勇作战，为了摆脱阻击之敌，我军仍要日夜兼程急行军。眼看部队不休息已近十小时了，周副主席还没吃上早饭，我十分焦急，决定赶快买点东西给周副主席吃。不料村里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显然，老百姓不了解红军的政策，被敌人的反动宣传吓得躲藏起来了。一个人都看不到，还到哪里去买东西？可是首长紧张工作一夜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真使人急得发跳，怎么办呢？我和一个同志边走边商量，下决心一定想办法买到东西。

我们睁大了双眼，跑遍了整个村子还是一无所获。实在没办法，我们决定进老乡屋里找找看，没走几家就找到了两碗苞米饭和十个鸡蛋，真是高兴极了。可是老乡不在家，屋里空荡荡的，钱付给谁呢？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们就决定先让周副主席吃上饭再说。

我们赶紧跑回休息地，做好饭给周副主席送去。他一看到我们手中的苞米饭和鸡蛋，就问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们回答说：“是买来的。”

他不相信，又问：“买的？给了人家多少钱？”他见我们不吱声，说：“没有给钱吧？”

这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只好老实回答：“老乡的屋里没有人，把钱放在屋里怕不保险，只好先回来了，想让您吃上饭再说。”

周副主席立即严肃地说：“不行，你们从哪里拿来的，赶快送回哪里去。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违反革命纪律，要好好检讨。”接着又谆谆教导我们：“咱们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每个同志都应该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允许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必须牢牢记住，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群众宣传，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首长的批评使我俩深感惭愧。正想着把东西送回去，立即纠正错误，范金标同志过来扯了我一下，走到副主席身边，小声用恳求的口气说：“首长，我们写个条子向老乡说明情况，多留点钱放在老乡装鸡蛋的篮子里，好吗？”

周副主席思量了一下，才勉强表示同意。当时我们就写了一张条子，大意说：大伯、大娘，我们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休息时，我们一位同志还没吃早饭，想到村里买点东西吃，因为走了一圈，没有见到一个人，结果跑到您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十个鸡蛋，这是我们违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向您们赔礼道歉。现给您们留下此条，内有银圆一块，作为买苞米饭和鸡蛋的钱，请大伯、大娘收下。

周副主席看过后说：“好，赶紧送去吧。”并吩咐我们把饭和鸡蛋给另外几个首长送去一些。

红军长征生活是艰苦的，我们党的高级负责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模范事迹，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它教育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

我们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乘胜向西北挺进，连续占领北龙坪、天全等地。6月中旬，进抵四川边境宝兴县属的大绕碛。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懋功之南，海拔四五千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里路。山上白雪皑皑，银光耀眼。从山下向上望去，像是一座用银子砌起来的高山。山峰被云层笼罩着，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我们早就听说这是最难走的“怪”地方，连鸟也飞不过去，有人称它是座“神山”。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军战士是无敌的，哪怕刀山火海，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

闷热的6月，太阳像火似的烤着大地，我们仿佛背着火炉前进。为了甩掉尾追的敌人，我们顾不上擦一把汗，忍着极度的干渴加速前进。不久，我们来到雪山脚下。它像一只白色的老虎横卧在我们的面前。山峰直插入云霄，望不到顶头，山上白茫茫的一片，也分不清楚是雪还是云，和山下的百花盛开相比，真是另一个世界。

当时，我们只穿着单军装。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很贫穷，买不到酒和辣椒取暖，每人只是找到一根木棍。我们就以满腔的革命烈火去战胜雪山的严寒，用手中的木棍去扫平雪山的天险。

我是江西人，从前很少见到大雪，翻这样的雪山更是第一次。起初还东瞧瞧，西望望，觉得很有趣。谁知道，越往上地势越陡，狂风夹着大雪，吹在我们只穿着单衣的身上，像有千根针刺在身上一样痛。山上到处覆盖着齐大腿深的积雪，不小心掉到雪窝里，整个身子就不见了。

周副主席高声喊着：“同志们！快上啊！加油上啊！看谁先到山顶啊！”

啦啦队也在呼叫着：“同志们，加把劲上啊！”

为了继续鼓舞士气，很快翻过这座雪山，周副主席叫我唱支山歌。我很高兴地唱了起来：“哎呀哩！大雾围山山重山，红军队伍过雪山，千难万险都不怕，同志们哟，北上抗日冲向前。”

我刚唱完，有同志大声问道：“好不好？”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又唱了起来：

六月里来天气热，

夹金山上斗风雪。

天不怕来地不怕，

满喉山歌唱不歇。

浩浩荡荡过雪山，

红军战士真英勇。

千难万险踩脚下，

蒋贼瞪眼空抽泣。

歌声响遍了山谷，同志们的欢呼声直冲云霄。大家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向上爬得更快了。我仰头看去，先头部队已到了半山腰，后卫队伍还没有开始爬山。

雪山的路非常难走，是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站在雪山上向远处望去，只见左面是深厚梆硬的雪岩，右面是陡立险峻的雪壁，路中间是亮晶晶、又硬又滑的积雪。脚下的路冻得梆硬梆硬的，手中的木棍着地都发出“咯咯”的响声，再加上雪花飞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天盖日，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岩，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前面的部队边上边挖踏脚孔，后面的同志手拉着手，踏着前面的脚印向上攀登。队伍中不时响起“小心！”的喊声，不少同志用绳子把掉进雪坑的同志拉上来，拍打干净身上的雪花又继续前进。

雪山真是座“怪山”，气候多变。山上大雾弥漫，一时浓一时淡，使人觉得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山风卷起的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风雪吹打在我们脸上、身上，像刀割般地疼痛。同志们浑身打着哆嗦，嘴边凝结着“白胡子”，呼吸越来越困难，头晕腿酸，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艰难地向前行进。晌午，突然从东边飞起一团黑云，随着刮起了怪叫的狂风。这团黑云越来越大，几乎把所有的山顶都变成了烟云海。暴风卷着积雪，刮得天昏地暗。一会儿，又下起了鹅毛大雪，简直要把人埋住。罕见的暴风越刮越凶，雪越下越大，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后面的人只能紧盯着前面的人的脚跟，一步一步向上迈。不论风雪多么凶狂，我们一步也不能停留。

周副主席、董老等首长，一边尽力攀登，一面高喊着：“同志们，加油啊！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啊！”

首长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的必胜信心，极大地鼓舞着每一个红军战士。大家向着一个目标，怀着同一个信念，手拉着手，连成一串，冲着从山顶倒卷下来的风雪，奋勇地向着顶峰攀登。这时要是有谁坐一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没有忘记，我的同乡江良兰同志就是倒在这里再没有起来。他刚倒下去，我就赶到他跟前，一摸浑身冰凉，连一点呼吸都没有了。我们含着热泪刨开雪坑，安放下牺牲的战友，然后脱下自己的军服，盖在他的脸上，用雪埋好。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致哀。周副主席很沉痛地说：“江同志，安息吧！你未完成的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将来总有一天，在埋你的雪山上插上红旗。”

将到山顶，突然又下起了冰雹。核桃般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来，打得大家全身肿痛。冰雹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呼呼地喘着粗气，呼吸十分困难，心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似的，头也昏昏沉沉的，眼睛冒着金星，连站在面前的人也分辨不清，两腿软得直打战。有的同志倒下去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同志倒下又挣扎着爬起来。有一次，一位战友倒下了，我赶快把我那块青稞饼掏出来送给倒在身旁的同志，那个同志只咬了一口，随即又递给了另一个同志。这样一块小饼子传了好几个人还没有舍得吃完，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间深厚的阶级友爱！

下午2点左右，我们快爬上山顶了。头顶上，暴风雪过去后的骄阳直照雪山。满山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有的同志几乎完全丧失了视觉。山上的积雪溶化了，真像那无数的长龙在雪地上乱钻，塌下来的冰雪大块大块地往下滚，稍不留神就会被砸得粉身碎骨。爬这座雪山，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气力，特别是几天没有吃一点儿正经东西，加上高山缺氧，弄得人心慌气喘，四肢无力。但是红军指战员们，没有一个叫苦、喊累，大家望着走在前面的周副主席那坚毅的步伐，深受感动和激励。周副主席终日操劳，身体又不怎么好，但在艰苦的时候，从来都走在最前头，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着大家，带动大家向着毛主席指引的胜利方向奋勇前进。大家把裤带一紧再紧，一致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党和毛主席到抗日的最前线！

下午3点钟，我们跨过了雪山顶，开始下山了。我原以为下山该省劲了吧，谁知道并不比上山容易，身子总是往下滑，站也站不稳。前面一个同志稍不小心，一溜就是几丈远，把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正为他着急的时候，他却在下面大声喊道：“来，来！溜下来吧！”同志们勇敢地向下滑去……站起身来，你看我，我看你，衣服扯成了布条；胳膊上、屁股上都流出了鲜血，风一吹，刀割一样地痛。

黑云渐渐退去了，夕阳斜照着这座被征服的雪山。现在，在英雄的红军战士面前，它又变得多么安静啊！我们满怀着喜悦，激动地向周副主席说：“我们终于胜利地爬过了这座雪山。”

周副主席回答说：“是呀！这里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警卫员的记述虽然粗略朴实也不全面，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细节。他不仅记录了周恩来在长途中的感人故事和崇高品格，也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理想信念。

致命的病根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为解决红军今后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一头等重要问题，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会议的全体通过。

北上的大局定下来后，周恩来却积劳成疾。他硬挺着翻过大小打鼓山等雪山，于7月下旬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邓颖超后来回忆：

在松潘县的毛儿盖住了一些时候，什么都吃光了，遭受断粮的严重威胁。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还遇到没有油、盐和没有水喝的困难。没有油盐吃，两腿发软，浑身乏力，有的人行军掉队，有的人生病，甚至死亡。

这种威胁，对周恩来来得更猛烈。8月4日至6日，周恩来硬挺着出席了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周恩来一病不起，体温由38℃上升到40℃；腹泻不断，大便中有脓、血和黏液；全身发黄，昏迷不醒，神志不清。最初医生是把周恩来的病情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的。几天以后，中央决定把为王稼祥治病的医生王斌调来，与另一位医生李治一道为周恩来治病。经进一步检查，发现周恩来患的是肝炎，并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这种情况，急需排脓，但红军医药条件极差，无法消毒，穿刺抽脓或开刀都不可能。医生们万分着急，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得了化脓性胸膜炎或腹膜炎，肯定会有生命危险。幸而西药箱中还有一些治痢疾的依米丁注射液，医生给他每天注射一至两支，并让卫士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来冰块，放在他肝区上缘冷敷，使脓肿不至于向胸、腹发展。

为照顾病势沉重的周恩来，中央决定把长征开始时就患肺结核被编入干部休养连行动的邓颖超接来。这时，周恩来已处于昏迷不醒状态，睡在木板上，全然不知周围都有谁。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上草，以草为床。闲时，她将周恩来脱下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翻看，竟捉到了170多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她的手都染红了。

8月11日上午，周恩来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邓颖超赶忙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来半盆棕绿色的脓。原来，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

脓排出来以后，周恩来的体温已慢慢退了下来。他看见邓颖超在身边，竟感到有些意外，问她：“你什么时候来的？”没顾上与邓颖超说几句话，他立即给红一、三军团发电报，要他们坚决执行有关作战计划，准备在7天至10天内班师北上。

因周恩来病中不能理事，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由毛泽东作夏（河）洮（河）战役后红军行动问题的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一正确方针。

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北上。由于周恩来仍处于重病之中，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行走。彭德怀焦急之中断然决定：“抬！”他吩咐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担出草地！”萧劲光最后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向荒无人烟，到处是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与战士们一起给周恩来抬担架。周恩来见杨立三和战士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心里十分难过、不安，他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身不由己。19年后，杨立三去世，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执意要亲自为他抬棺送葬。长征路上的战友深情，始终萦绕在周恩来心中。

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行军，周恩来等人终于走出了草地，他的病也逐渐好转。

却难料到周恩来在长征中留在肝脓疡位置上的病根，会演变成致命的癌症，40年后又来折磨他。这一病痛的折磨，比40年前来得更无情和猛烈。但周恩来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他在临终前还与40年前救治过自己的医生王斌开玩笑说：“您40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40年……”

1935年10月19日，周恩来和改编成陕甘支队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行程。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即将来临。

六、西安事变功千古

18 肤施秘密会少帅

周恩来肤施秘密会少帅。张学良慨叹：“听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携手合作，共同逼蒋抗日。

1935年冬，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里东俯黄河，北靠沙漠，南临平原，西面荒凉，人烟稀少，道路崎岖。敌军要四面“围剿”，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当时的陕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站稳脚跟的红军得设法向外发展。如何发展？向南去，就要与张学良打仗，我党正在作东北军工作，不可采取军事行动。况且蒋军陈诚部在洛阳周围陈兵三个军，目标是对付红军。红军一旦南动，便会把蒋介石嫡系大量引进西北。更主要的是，这时日本正在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局的基本特点出发，并结合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根据地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不宜向南、向北或向西，而应该是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东渡黄河有很多好处，可以把抗日的主张直接扩大影响于华北，可以解决经费给养。可以扩充兵员，开赴抗日前线，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在1936年二三月间，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率军渡河东征。

毛泽东率军东征之时，就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做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不仅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一项重要部署，使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无后顾之忧，因为张学良当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帅着20多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做张学良的工作自然十分重要。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首先派被俘的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去与张学良会晤，转达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张学良提出要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

1936年3月3日，周恩来派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正式谈判。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即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中还确定由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于开展工作。

李克农回来后，将会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电呈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即刻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党中央并决定派刘鼎作为党代表常驻西安。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谈，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于是，张学良对刘鼎也就肃然起敬，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刘鼎便与他带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的第一层东头南边的屋子里。刘鼎住进了张公馆后，与张学良时常见面，经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刘鼎将张学良的态度随时报告中央。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才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了安全保卫工作。

肤施就是延安，当时是东北军的防地，由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一切都准备停当，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于4月7日起程。晓行夜宿，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天虽然有些昏暗，但彩霞依然停留在天边。肤施的轮廓周恩来还是看得分明的，肤施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常青的松柏。在这些山峦、宝塔的映衬下，肤施城显得庄严、美丽。

不一会儿，他们便走到了谈判地点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在肤施城里显得十分漂亮，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饰以小像，两旁夹两条有壁龛的柱子，柱头是尖的。大门顶上有三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两侧外面有五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教堂四周有围墙，显得非常安静。周恩来看了一会儿，心想可能是因为这里无人打扰，便于保密；也许由于这是肤施最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才选择在这里会谈。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能像周先生讲的大放光明。”

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五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互未见面，今天初次相会，却一见如故。张学良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英俊；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印象是威武，仪表堂堂。张学良早就听说周恩来有“美髯公”之名，当日一见，果断名不虚传！周恩来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颇似关云长。

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是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国社党（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过去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目光炯炯，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接着，周恩来坦率地对张学良讲了对当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些看法后，又诚挚地问张学良：“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呢？”

周恩来说：“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得极是。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讲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目下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愤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啊！”

周恩来说：“我还是这句话，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的。要让步，还要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听后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周先生说得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

接着，周恩来详尽地阐明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问题，张学良听后十分赞成。经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这就是：

一、南京政府必须改组，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必须取消，如果做不到，就另组国防政府，领导抗战。

二、停止内战，先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势。

三、红军主力取道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张学良把傅作义说通。

四、东北军的五十三军，现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已经派黄显声为该军副军长，将接替万福麟为军长，可以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抗战。

五、张学良已经和新疆取得联系，不日新疆代表张在善就可到达西安。必要时，与新疆盛世才、甘肃于学忠、宁夏马鸿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陕、宁四省的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周恩来与张学良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此时的东方，夜里浓郁的黑蓝色，逐渐变成了海蓝宝石色；海蓝宝石色又变成淡蓝色的柔和的微光，笼罩着大半边天空。张学良看了看表，感叹地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

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着双手。分手后，周恩来一行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周恩来回到了瓦窑堡后，与在家的其他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便亲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会谈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是成功的，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会起决定作用。对于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毛泽东也认真加以考虑。

4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我军东征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充了兵员，筹集了款项。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并决定将这一重大决策通知张学良。

19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捉，内战阴云密布，周恩来肩负重托赴西安，蒋介石又感激又羞愧。张学良被扣，西安城内刀光剑影，周恩来挺身而出，舍生忘死挽危局。

肩负重托赴西安

1936年12月12日上午，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忽然收到从西安发来的密电：西安发生兵变，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扣起来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看了西安发来的捉蒋电报后，异常激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疯狂推行独裁统治和反共卖国政策，打了整整10年的“剿共”内战，欠下人民数不清的血债，如今抓到他，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很多人在最初一刹那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

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细细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说：“临潼兵谏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动的。这是它的进步性质。但是，事实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等人，使南京与西安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说：“由于事变的发动而引起的新的大规模的内战，使南京的中间派走向亲日派，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日本更顺利侵略中国。这是德、意、日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所欢迎的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则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了‘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而得到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和全国人民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全力争取实现第二种前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12月15日凌晨，风寒雪舞，周恩来一行就要离开保安了。他换去平时的红军服，穿一套东北军军官服，腰间束着皮武装带，脚上穿着黑皮鞋，尤其是那长胡须也用剪刀处理掉，因此越发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一下子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他仔细地检查每个随行人员的准备情况，同前来送行的毛泽东等人握手道别。周恩来骑着骏马走远了，毛泽东等人还站在原地向他频频招手。

周恩来一行顶着大风，踏着积雪，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向延安进发。12月17日下午2时，周恩来一行在延安转乘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周恩来把张学良派来的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刘鼎拉到身边的座位上，向他详细了解事变爆发后国内外的反应。刘鼎就所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

飞抵西安后，周恩来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已在门口迎候多时，他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问道：“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微笑着做了个手势，说：“剪去了！”张学良略带惋惜的神色说：“那样长的美髯，剪掉了太可惜了啊！”周恩来表示，一种新的局面开始了，所以要剪去胡须。

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宴后，周恩来即和张学良到公馆西楼秘密单独会谈。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诚恳地说：“有何指教，请毫无保留。”

周恩来对张、杨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行动作了肯定，并坦率指出：“你们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手段把他捉了起来。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因而将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军事阴谋”这个字眼使张学良感到刺耳。他双眉紧蹙，问道：“我为公不为私，抓蒋介石还算阴谋？”

“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张将军出以公心，发动西安事变，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周恩来一看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便放缓语调，耐心解释，“只是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一世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捉住的。但蒋介石这次被捉住，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上述二例不能相比。目前，在全国救亡运动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强。从大局着想，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张学良愠怒之色已消，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周恩来继续说：“目前西安事变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会使中国变好，一种会使中国变坏！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而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寇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会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坏。”

“那你看，该怎么办？”张学良诚恳地请教。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一席话，十分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自己虽然也主张释蒋，但没有像周恩来考虑得如此周密，高屋建瓴。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在彷徨、朦胧、担忧之中，找到了主心骨，顿时一阵轻松。他兴奋地走过去，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由衷表示：“共产党人胸怀博大，确是一心为国家，为了民族的未来。”难怪几十年后，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时，还承认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谋主”。

第二天，周恩来赴九府街芷园会晤了杨虎城。杨虎城非常清楚，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搞了10年的“剿共”内战，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和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就是周恩来的脑袋也是从蒋介石的屠刀下侥幸留下来的，心想：共产党是不肯饶过蒋介石的。因此，当周恩来介绍昨晚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后，杨虎城感到非常意外，思想上一时未转弯，他坦率地向周恩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和疑虑：“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政党，地位平等，可战可和。可是我们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把他放走了，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蒋为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阴险狠毒。”

周恩来对他的疑虑表示理解，并耐心解释：“蒋介石统治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武力，现在虽然捉住他，但其实力丝毫未减。在这种情况下，把他杀掉，实不利于发动全面的民族抗战。”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看到杨虎城在点头，于是又继续说道：“今天，不只是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蒋抗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也在争取他抗日，他的靠山英美等国也从本身的利益着想，促使他遏制日本独吞中国。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所以，乘他被捉之机，逼迫他改变对内压迫、对外妥协的政策是可能的。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比杀掉他而引起一场大规模内战对国家、民族有利得多。至于说蒋介石日后的报复问题，我看这不取决于蒋本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就是他想报复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放蒋是有条件的，否则也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周恩来至情至理的言辞和顾全大局的崇高精神，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他说：“周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而不报，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无比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周先生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周先生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已成赤色恐怖世界”“红军要把蒋介石押送陕北”，各种谣言传到南京，使宋美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尽管端纳已回南京报告西安无险情，尽管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后已暂停“讨伐”行动。

为探明真相，12月20日，宋子文冲破何应钦阻碍，急匆匆抵达西安。一下飞机，他立即要求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并未参与。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还请宋子文认清国内外形势和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改变政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宋子文还会晤了张、杨，探望了蒋介石。

第二天，他即飞回南京，到处宣传蒋介石在西安情况，称赞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了不起的人，恐怕南京没有这样的人”；并带讥讽的意味斥责何应钦：“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去挽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宋子文的宣传使何应钦的猖狂气焰顿时收敛。

12月22日，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等人飞抵西安。蒋介石一见宋美龄来到面前，百感交集。

23日，周恩来和张、杨二将军开始与全权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谈判。周恩来先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即：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以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有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借口中日武力相差太悬殊，不能马上抗日，只能作抗日准备工作，并且提出红军必须改编为国军，必须听从国民党指挥，方可停止内战，停止“剿共”。周恩来既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从大局出发，作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诚感人的让步，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表示，如果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提出的六条，那么“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同时严肃指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嘱，打了十年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能识大局，立即实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党既往不咎，张、杨二将军也会放蒋先生回去。如若坚持内战，则将成为千古罪人。

宋氏兄妹救蒋心切，蒋介石本人更是归心似箭，况且英美一味督促和解，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终于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达成六项协议：

（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

（五）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

（六）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

24日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真是十年冤家重逢。蒋介石被捉后最害怕共产党插手，心想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必死无疑。周恩来到西安后，蒋介石更感到凶多吉少，整天提心吊胆，直到他知道共产党并非想置自己于死地时，情绪才稍安定下来。但是，当他一见到周恩来出现在面前时，还是显得很不安的样子，显出一副窘态。他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一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走时摔伤的腰，一手招呼周恩来入座。

周恩来神态从容地与蒋介石握手，望着老对手那衰老憔悴的面容，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听后点头叹气，但他见周恩来态度温和，就装腔作势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心想对方又故作姿态了，立即面容庄严，说话的语调也显得威严有力：“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十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脑袋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他有意停顿一下，见“委员长”的架子没有了，就放缓语气，给对方留点面子，接着又说，“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见周恩来不咎既往，又松了口气。

周恩来继续诚恳地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账，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的。”

宋氏兄妹又一次对周恩来表示感激。宋美龄还重复周恩来的话，俯身对着蒋介石说：“周先生是来同您商谈救国大计的，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恩来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周恩来看到气氛较轻松了，便主动和蒋介石拉拉家常。会见蒋介石之前，周恩来从张学良那里看见蒋介石刚被捉时写给宋美龄遗嘱式的电报底稿，要她“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据此，周恩来看出蒋介石身陷囹圄之后，对妻儿老小极为挂念。他嘘寒问暖地说：“蒋先生，好些年没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和斯大林交涉，将滞留在苏联的经国接回来，让你们父子团聚（周恩来不曾食言，很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1937年3月25日携夫人、儿女回来）。”

蒋介石一听周恩来主动提出使他们父子团聚，不由得鼻子一酸，又感激又羞愧。这时周恩来又谈到今天刚达成的谈判结果，蒋介石又沉默了片刻，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连声说：“好！好！”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可是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将士都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人的事。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在协议上签字，干脆就干掉他。”25日就是圣诞节了，这天早上，宋子文收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一封联名信，提出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立即要求张学良想办法解决。

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生怕夜长梦多，便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并准备亲自陪同前往南京“赔罪”。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杨到后，张学良说：“现在不走不行啦！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杨本不同意无保证地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他们离开公馆10多分钟后，孙铭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连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在疾驰的汽车上，他心情沉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张学良的个人前途，而且还会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带来困难。

在机场，蒋介石又“以领袖的人格”重申他许诺的六项主张。

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飞机已向洛阳方向飞去。他不禁叹息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风云突变砥中流

蒋介石飞抵洛阳后，就改变了态度，背信弃义。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昂。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26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周警戒，张遂即失去自由。蒋介石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

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出措辞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赴关中。1月9日至10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今耀州区）、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成阳。10日，红二十七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成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

1月11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而听命于杨虎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龙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十七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便加紧对西安实施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1月13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

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

不论哪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均东北军军长）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

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

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

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杨虎城两次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判，都无结果而回。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活。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在周恩来看来，一旦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个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

1月27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首先陈述他们的意见，大意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中心，他不回来，团体无人领导，必致瓦解；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无法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张不回来，决不撤兵，蒋军如再进逼，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

周恩来听后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很明显，战争打起来，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副司令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应当知道，打起仗来，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与蒋介石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也永远不会忘记。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周恩来刚说完，苗剑秋（苗有个绰号叫“苗疯子”）就大哭大闹，乱说了一阵疯话，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没过几个钟头，南汉宸也到张公馆来，报告杨虎城找他谈话的情况。南说，凌晨三时，杨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南汉宸认为杨虎城这番话，不是对他个人讲的，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代表讲的。周恩来觉得事态严重，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南汉宸又向周恩来报告，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参加，由董英斌代他主持。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前途也危险了。何讲完，应德田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他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是不敢的。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为了营救副司令，不惜坚决打一仗。这时会场议论纷纷，空气极度紧张。与会军官在愤激的情绪下，都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由到会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和少壮派已经闹翻，无法说服他们。于是1月30日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应由他来作最后决定。于学忠来到西安，两方面都向他申述理由，使他左右为难，但他还是主和的。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而我们的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而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

会议作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从总部发电报告中央。

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根据上述决定，分别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

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从延安回电：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事机紧迫，2月1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应德田也参加了。会议开始时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杨虎城只好要于学忠讲。于学忠嗫嚅了一阵，才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打仗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打起来他们恐怕更害怕张副司令了。”他分析军事形势说，“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而西边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加上内部有两个师不稳的消息，这在军事上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我的意见还应和平解决。”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于学忠的看法。杨虎城看到东北军主要将领意见一致，就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基本上是甲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的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杨虎城、于学忠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甚为气愤。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背叛“渭南会议”，就是“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气焰十分嚣张。

挺身而出挽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笼罩。

2月1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2月2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定，即刻派人将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主和的军长枪杀，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人去执行。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20个卫士前去杀王以哲。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住宅，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王以哲就死于血泊之中。当天，他们还杀了原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个人，制造了“二二事件”。

孙铭九同时又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去杀何柱国。这时何已有所风闻，躲到杨虎城新城公馆的客厅不出来。孙铭九又带人找到杨公馆，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他们杀何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事后，何柱国给杨虎城送了一个银盾，上面刻有“再生之德”四字，以表示对杨的感谢。

周恩来知道王以哲被杀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后，杨虎城也很不满，立即在新城和街道加强警戒，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这样乱来。

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做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孙铭九、苗剑秋都低头认罪。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要他们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关系作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他不顾安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这时的王家正乱成一团，周恩来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当时西安谣言纷纭，有人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官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行动的明确立场。

周恩来从王以哲家出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

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叮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敌总指挥部，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2月3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掉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哪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慌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2月3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标。同时，也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营撤出西安。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由刘鼎等陪同，被送到了云阳总部，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但是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为了泄恨，令人把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杀死，并破腹取心去祭奠王以哲，更错误的是，把最早沟通中共和张学良关系的高福源旅长枪杀，误认高参加了“二二事件”。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周恩来自己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月4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日子。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好在当时他只有39岁，正当壮年，尽管遇到种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吐不凡。面临着这种混乱局面，大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因为他以一片真诚对待朋友，所以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友谊，使得他在惊涛骇浪中能够履险如夷。

周恩来坚持在西安工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是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2月3日，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澄流等高级军官，又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一〇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2月6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2月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2月9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中共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到了西安。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红军联络处。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不可磨灭。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还要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剿共”战争也不会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将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不负重托，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里，折冲樽俎于各方面人物之中，临危不惧，机智沉着，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的功业是垂千古而不朽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任重道远，他又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