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团结抗战 功在民族（1937—1945）
七、国共合作奔走忙
20 战斗在谈判第一线
从西安到杭州，从庐山到南京，五轮谈判，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为红军争取到了3个师、45000人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西安事变时，虽然蒋介石作出了承诺，但是他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经过中共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9月蒋介石才同意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其间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的五轮谈判，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二月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过程，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联合为一方，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的。张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李志刚到南京、奉化（当时蒋介石在奉化休养）谈判。蒋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便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
本来，东北军、十七路军派代表到潼关已达成协议，规定1月29日起东北军开始从渭河北岸撤兵，执行向甘肃西移的甲案。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坚决反对，于29日在渭南召开军官会议强行推翻成议。顿时，时局逆转，前途未卜。为了坚持和平，力争实现国共合作，周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的要求。顾请示蒋介石，蒋电告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经费。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二事件”王以哲遇害后，李克农回到西安，中共代表团由张学良公馆——金家巷一号迁到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联络站，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不复存在。2月8日顾祝同率兵进入西安，翌日周恩来即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参加谈判。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四点：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的时间等问题上。
2月26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开始和周恩来谈判。张冲首先通报了三中全会的情况。周恩来对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力。希望顾祝同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徐向前指挥的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张冲的态度比较好，建议中共让在苏联的蒋经国回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拟改编成4个军、12个师，上面成立某路军指挥部，设正副总司令，以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中共对红军、苏区的绝对领导等原则问题是决不退让、决不迁就的，而在红军改编的人数上可以让步。
2月下旬，根据新的情况变化，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在谈判中关于红军人数，让步为六七万人，编制可改为四个师。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其余地方部队可改编为民团及保安队。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因南京认为西路军基本已失败，不同意红军编为4个师。中共让步为编3个师计6旅12个团，每师15000人，共6万人。双方决定由周恩来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总结，写成条文，送蒋介石并让其作最后决定。谈判比较顺利。
不料，3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逆转。贺、顾提出：红军改编成3个师，每师1万人，共3万人，要服从南京中央一切命令。政训人员、辅佐由南京派遣。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高级军队干部由中共推荐，经国民党中央派遣、任命，这就是说，南京当局要直接领导红军和苏区。周恩来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条件，并向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并不是与顾、贺谈判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三月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
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编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3个师，每师15000人，共45000人。3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要增加防地。
蒋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所造成的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都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却提不出具体方案。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是决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人合作，拥护他做领袖的办法，诘难中共，逼周就范。
周恩来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实际上是给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具体的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
中共为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6月4日，周恩来风尘仆仆地上了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周恩来携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论的十三个问题。这十三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等。中共不同意与蒋个人合作。
经过多次交涉，蒋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是成立国民革命联盟，国共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对外行动的宣传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如进行顺利，同盟会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作之党，可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坚定联俄政策。他想以此将共产党溶化掉。
蒋提出红军改编，由中共发表声明，政府即发表3个师的番号，共12个团，45000人。3个师之上仍只设政治训练处，政府委派参谋长、政工人员及辅佐。蒋公然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南方游击队由中共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是首领须离开。这是后来在八路军之外成立新四军的缘起。
对陕甘宁边区主席，蒋认为应由政府委派，中共推荐，副职由中共自己推举。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中共可派240人参加国民大会，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召开国防会议时，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已派了考察团到陕甘宁实地考察，为决定给养、经费及改编等具体事项做准备。
在庐山，周恩来还会见宋子文、宋美龄，再三陈述以政训处名义管理军队不妥，应在3个师之上设立指挥部，希望通过他们和蒋具体磋商。但是蒋坚持己见，一意孤行。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谈判进入胶着状态。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打破谈判的僵局，及早实现两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又做了让步。首先，在两党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关于同盟会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不加反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
对于目前的具体问题，中共中央决定7月份发表宣言，指定周恩来起草；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退一步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同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争取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改编，除3个师外地方部队编1万人，总队3000人，军委改为党的秘密组织，领导全国军事工作；陕甘宁边区7月份自行选举，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其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不去；着手调查狱中党员名单，宣言发表后蒋分批释放。为参加国民大会推行候选人。
一切工作着手进行。7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和蒋介石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项。
虽然，七七事变已爆发，全国抗战已开始，蒋介石公开表示要抗日，17日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谈会上发表讲演，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却不准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出席座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不允许共产党有合法地位。所以蒋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不感兴趣，动手改了两句，又扣住不发。将革命同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也无从谈起。
蒋让张冲转告中共代表，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闭口不谈边区地位问题。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要求其尽早公布宣言，指出：“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而张冲所转达的条件同6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
17日，周、博、林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再次陈述，又经过宋氏兄妹做疏通工作，未果。蒋坚持：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3个师的经理教育，须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部主任只能用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做副主席。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博、林力争无效，因抗战枪声已打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就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等待时局的变化；并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之赶回陕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在陕西云阳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干部配备等具体问题，同时和西安行营交涉，中共关于3师之上的总指挥部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并设政治部。出动后集中作战。中共同时发表通电、宣言，要求立即实现国共合作，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
二次南京谈判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让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并与蒋进行第四次会谈。蒋介石一面侈谈“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和日本密谈。在和共产党谈判中，他仍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此时南京主战气氛浓厚，刘湘、白崇禧、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纷纷和周、朱、叶会晤。实际上中共在南京已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给蒋造成很大的压力。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当战火烧到蒋的大本营时，他才决心抗战，不再提向红军派人。19日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8月22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000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朱德、周恩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几次发言，指出：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作战的能力，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则要采取游击战。这些发言对于南京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积极影响。
经过反复讨论，蒋介石、何应钦同意中共意见，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和钳制日军大部分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决定红军改编后开赴山西——第二战区作战。这些谈判结果既粉碎了国民党分散八路军、听命于它的阴谋，又发挥八路军的长处，为日后八路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准备了广阔的舞台。
但是，有两个问题未达成协议，第一，陕甘宁边区政府，蒋介石仍不想承认，他对朱德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但是，边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是哪个人说一句话就可以取消得了的。
另外，没有发布宣言。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首先阐述了“国难极端严重”，在民族生死存亡绝续之时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重要性。然后宣布中共的政治主张：（一）发动民族抗日战争；（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申了中共的四项保证。
蒋将《宣言》从庐山带回南京后，交邵力子、康泽看。康泽是顽固反共分子，提出要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前面共赴国难一段，以尽量缩小中共的政治影响，压低中共地位。这当然遭到周恩来等代表的拒绝，他们表示：宁可暂不发表，也不能接受康泽提案。蒋以此办法将发表《宣言》一事又压下了。
邵力子是主张联苏联共的，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恩来征得了他对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的同意。不久，邵签署文件，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和朱德拜访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版头。
8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西，随后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线，投身于抗战。
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和叶剑英一起同蒋介石、张冲、康泽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谈判的第一问题是中共代表敦促国民党尽早发布《宣言》。康泽顽固地坚持前议。为此，博古同他发生激烈的争执。
由于博古、叶剑英的据理力争，同时华北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他是这样表达的：“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国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以证明中国今日只要一个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蒋的讲话正如周恩来分析的：“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蒋介石要取消红军、苏区的态度，又为抗日战争中的反共行径种下了祸根。
谈判的第二个问题是边区政府主席人选问题，蒋介石认为中共推荐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都不相宜，怕他们听信了共产党的话。蒋和康泽商量后提出任命西山会议派的丁惟汾。
中共认为丁是国民党的老右派，坚决拒之，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共中央决定：只要《宣言》发表了，我们已取得合法地位，边区即缓发表，无大妨碍，我们现正一切自行组织。
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大震。于是，南京行政院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承认了陕甘宁边区。
博古等在南京开始筹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群众》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办。
另外，通过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终于达成将大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的协议。这个问题最早是5月24日周恩来在西安向顾祝同提出的，当时要求派人和南方游击队联络。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同意中共联络的要求，但表示要调查清楚后才能编遣。
在八路军之外又成立了新四军，这是谈判的一大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5年11月酝酿到1937年9月建立。前后费时22个月，周恩来始终站在谈判的第一线，为维护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21 营救西路军
西路军被围于冰天雪地之中，生死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周恩来费尽心机，多方营救。
制止“马家军”对西路军的进攻
1937年2月，当中原大地开始转暖的时候，河西走廊仍是一派冰天雪地的景象。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经过一条山、永昌、山丹、古浪和高台等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斗，此时由西渡黄河初期时的2.1万余人，锐减到不足万人，被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带领的由3万人组成的正规部队和由10多万人组成的武装民团围困在河西走廊中段的倪家营子，已经僵持一个多月了，进退维谷，毫无转机。
此时的周恩来，正来往奔波于延安和西安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殚精竭虑；同时，也为解救西路军费尽了心机。
2月初的一天，西安七贤庄一号隐蔽的地下室里，中共代表团的电台刚刚安装调试好，周恩来便匆匆赶来给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一封电报，分析报告西安的形势，我党应采取的方针与策略。最后，他汇报建议说：“西路军问题拟和顾祝同面商，送钱接济。”
如能通过国民党上层，停止河西“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那当然是最佳方案。因为红军主力正在关中一带应付多变的形势，对西路军暂时无力增援；集结红军西进支援又容易给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造成口实，须慎重行事。所以毛泽东等极力支持周恩来就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向顾祝同和蒋介石提出强烈要求。
本来，周恩来与蒋介石约定于2月10日赴杭州当面谈判。不料，顾祝同于8日率中央军进驻西安。9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和中共派往南京的秘密使者潘汉年也一起到了西安。
周恩来立即会见顾祝同。顾祝同这位出生于江苏涟水的将军，曾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管理部主任，也曾以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指挥的身份，参加过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与出生在淮安的周恩来是同乡，既当过同事，也当过对手。他虽然比周恩来大5岁，但见了周恩来，总是有些情不自禁的客气和尊重。
于是，国共两党的两位最高谈判代表用带有江苏口音的官话，开始了机智而又彬彬有礼的对话。
顾祝同告知：“蒋委员长对周恩来十分钦佩，一再嘱我向您致意，国共一定要携手抗日，共同对敌！并让我转告您，因委员长身体不适，原定明日与委员长在杭州的会谈暂且推迟些时日，由我和张冲先和您协商一个初步方案，然后再送委员长酌定。”
周恩来一听便明白，蒋介石老奸巨猾，为了在国共谈判中更主动、更有缓冲的余地，便把顾祝同和张冲他们推到谈判的前台来了。他将计就计地说：“蒋委员长要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与我党我军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那便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不但会得到我党我军的拥护，也会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顾将军资深望高，是蒋委员长多年来倚重的得力干将，先与顾将军商谈也好，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考虑得更细致、更具体、更周到些！”
周恩来随后通报了国民党方面还在打内战，还在“剿灭”红军的事实。他说：“在河西走廊，马步芳、马步青部正在围攻我红军西路军，力图消灭而后快，请顾将军和蒋委员长，立即停止这一内战，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
顾祝同虽老谋深算，但周恩来初次见面就提出这个问题，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回答说：“这事我有所耳闻，但不知详情。停止一切内战，那是理所当然的。可那是徐向前率部到了马家地盘上，仗才打起来的。这样吧，这事我可呈请委员长，请他发令制止。”
周恩来步步紧逼：“那当然好！不过事情紧急，顾将军是南京政府军事要员，又任西安行营主任，马步芳、马步青在顾将军管辖范围之内，将军可直接发令制止二马！”
顾祝同有些为难地说：“按理说，是可以。可是，周将军知道，马步芳、马步青是地方军阀，一向对中央政府怀有二心，再说二马在自己地盘上与贵军作战，我顾某发令不一定管用啊！”
周恩来紧接着说：“顾将军不必过谦，只要诚心办理此事，相信会有效果的！”
他还告诉顾祝同，红军在西安的办事处设在了七贤庄一号，中共代表团已搬了过去，希望办事处能早日对社会公开。
对这件事顾祝同因早有准备，欣然应允。
周恩来回到七贤庄，看到了毛泽东、洛甫当日拍来的电报。电报中指示说：“红军拟编为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洛甫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也就是要将红军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个军。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恐怕心里也明白，他们坚决不同意红军改编为4个军的方案。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了红军改编的最低方案：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4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虽然由第一方案中的4个军改为4个师，但红军的人数和实力基本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因为改编后的红军正规部队每个师的人数定在1万至1.5万人。西路军为正规部队，至少可改编为一个师。
在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把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当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不能阻止马步芳、马步青对西路军的进攻时，周恩来又于2月27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红军只有自己增援西路军了！
由此，中共中央终于于当日决定：以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二军和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对西路军进行援救。
这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情况下，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此时，西路军正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兵援救。但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在此时也进入关键阶段，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然而，中共中央军委又十分清楚：西路军如彻底失败，影响极坏。因此，中共中央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左右为难，起初总想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组建援西军。为不给蒋介石以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借口，中共中央专门给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和周恩来拍发了电报，明确指出，援西军增援之实行程度，必须服从“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的原则。
就在援西军组成的同一天，西路军经过五昼夜血战后，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并于当晚进至附近的威敌堡地区，准备沿祁连山北麓向东转移。因此时援西军刚在2000里以外的陇东镇原县集结，无法策应。西路军旋又折返倪家营子。
3月4日，西路军困守倪家营子已两月有余，缺水少粮，濒临绝境，被迫与敌血战七昼夜，准备于次日夜间突围，向西边的三道流沟转移。是日，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将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武装；同时，请张冲催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止马步芳、马步青进攻西路军的问题。
第二天夜间，西路军浴血苦战，从倪家营子突围西进，只行十数里，便又在三道流沟遭敌重兵包围。因此，3月8日，周恩来将代表国共谈判双方起草一个月来的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红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
由于周恩来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物施加压力，因此在1937年3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派人去活动马步青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深处的石窝山顶开过最后一次会议后，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们向中央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确实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
（二）军政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成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三）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
徐、陈、李、李
李、世、树、曾
3月14日
山风呼啸着，无边的黑夜吞噬了一切。各游击支队悄悄出发了。陈昌浩、徐向前带着16人的小分队伫立路旁，默默地注视着离去的部队，一阵阵悲凉袭上他们心头。他们都为部队的惨败而心酸，对于个人的前途命运顾不上细想。但他们相信，党中央会尽力营救他们的。
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以及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元之代价，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要求“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
周恩来立即通过在西安的著名人士杜斌丞打听到地下党员吴鸿宾的地址。吴鸿宾是回民，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瘦高个子，一脸文气，住在广济街1号。周恩来派联络人员张文彬、张子华找到了吴鸿宾的住处，和他谈了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问他能不能找一个与马家军相熟的人，到河西去与马步青洽谈，解救被包围在张掖黄番寺的5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只要马家军不伤害被围红军，可以交枪和平解决。周恩来交代中特别提到的这5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其中有西路军教导团的许多干部，但张文彬、张子华并未直说。吴鸿宾答应慢慢通过关系，找些熟人。张文彬说：“这事很急，关系到西路军将士的性命，马上要办，不能拖延。”吴鸿宾说：“那好吧，我一定想办法，你明天听我的回话！”
张文彬和张子华走后，吴鸿宾把西安的一些回民关系考虑了一下，想到了马德涵。马德涵外号马聋子，也是回民，为人正派，早年曾当过马步青的老师，在回民中很有威望。政治上，他主张联合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带头组织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被选为会长，下设10个股长。西安事变前后，因生活困难，他在西安以卖画为生，家就住在离吴鸿宾住处不远的西羊市街71号。吴鸿宾连夜找马德涵谈了一下，开始未敢完全照直说，只说是马家军在离凉州不远的黄番寺包围了几百名红军，自己的几个朋友也被包围在里边，麻烦他帮忙到凉州去营救一下。马德涵是个痛快仗义的人，当下答应，只是说路上有困难。
第二天。吴鸿宾把和马德涵洽商的情况告诉了张文彬，希望张文彬和马德涵见一见。张文彬还是让吴鸿宾去，并让他转告马德涵，是周恩来请他去找马步青的，只要不伤害被围红军，要枪给枪，要别的什么都行；交通问题也能解决。吴鸿宾把上述意见转告了马德涵。马德涵听说是周恩来请他去，又什么都能解决，便完全放心地应诺了。
张文彬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指示乘欧亚公司的飞机送马德涵去兰州，然后再租乘汽车去凉州，这样快些。还指示说，马德涵年龄大了，耳聋不便，要派个人跟去，一路好照顾。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鸿宾找到了回民马宪民。马宪民是宁夏海原人，当时到西安要账，在西安闲住，也经常到马德涵家里去。马德涵很信任他。启程之前，周恩来派人给他们送去了2000元钱，作为经费。
事情一决定，马德涵和马宪民第三天便照周恩来的安排去了凉州。
马德涵到凉州后找马步青将凉州之行的真实目的说明。马步青说，军队的实权握在马步芳手里，黄番寺被围的红军武装已经被解除，并送到了青海。他答应尽量说服马步芳，让他不要伤害被俘红军；他自己管辖范围内，可以保证不伤害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步青说的大都是实话，黄番寺被围的红军果然已经解除了武装；而马步青管辖的被俘红军，除将部分女红军分配给自己和部下当妻妾外，皆未杀害和活埋。
一周后，马德涵回西安时，马步青送了些钱给他，并让他放心，所托被俘红军的事他尽量办就是。
马德涵回到西安，周恩来亲自听取他的汇报。谈话时，马德涵虽然戴着一个国产助听器，但效果不好，不得不时时用笔交谈。周恩来对马德涵的凉州之行表示满意和感谢，并把马德涵的耳聋记在了心上。1938年夏天，周恩来在武汉当面送给马德涵一个德国造的助听器。马德涵如获至宝，十分感激，常对子女说：“这是周副主席送的，要保管好！”
后来，毛泽东听说了马德涵帮助营救西路军的事，也给马德涵捎送了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和一块粗毛呢。
新中国成立后，马德涵曾因住房紧、生活困难，给周恩来去过信。周恩来一方面给陕西省政府写信，请政府帮助解决；同时给马德涵寄过钱。西安有人去北京开会，周恩来见了总要询问马德涵的情况，并代问他好。
巧计会马麟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又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4月4日，当他得知西路军约6000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时，他立即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要求其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第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
马德涵回到西安不久，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和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等从天方（麦加）朝圣归来，路过西安，住在桥梓口天安栈。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张文彬约上吴鸿宾和马德涵去看望了他们一次。过后，周恩来又想和马麟亲自见一面，目的主要是让马麟等人回青海后，为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提供方便；同时也考虑到马麟等刚从南京回来，也可以向他了解一些有关南京方面的情况。但是，怎样安排这次会面才好呢？马麟是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目标大，到七贤庄去见周恩来不好；周恩来是共产党的要人，到马麟住处去看马麟，对他处境也不利。大家商量后，决定以吴鸿宾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酒席宴上让马麟和周恩来见面，但事先不告诉马麟关于周恩来也出席宴会的事。
于是，吴鸿宾和马德涵在桥梓口的天赐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71号，请马麟和谭克敏届时前往。这71号本是伪县长马子健的住处，较为敞亮，因马子健不在家，所以由马德涵借住。
这一天，周恩来和张文彬先到了西羊市街71号，吴鸿宾和马德涵已在恭候。待马麟带谭克敏到来，吴鸿宾便首先把周恩来向马麟作了介绍。马麟大吃一惊，当即脸色大变，说了声：“噢！是周先生……”显出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略带微笑地伸过手去，说道：“马老先生，请坐，请坐！听说马老先生从天方朝圣归来，今天特来拜会！”边说边和马麟一起坐了下来。马麟惶恐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周先生鼎鼎威名，老朽实在不敢当！”周恩来说：“马老先生是青海省主席，我们有幸在西安会面实在难得呀！我今天是来寻找朋友和友谊的。请马老先生不必紧张，我这颗共产党的头过去曾被蒋委员长悬赏捉拿，可如今蒋委员长不也同意联共抗日了嘛！马老先生一向是开明的，也一定赞成联合抗日的吧！”“当然！当然！”马麟应诺着，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
入席后，大家边吃边谈。周恩来主要谈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马麟的表情仍有些紧张，不自然地提些问题，谭克敏也偶然插上一两句。周恩来在侃侃而谈的同时，顺便作答，并希望他们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做些好事，包括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散席时，周恩来和马麟握手告别。这件事在回民居住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走出门时，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好在周恩来来得突然，散席又快，国民党特务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下手。
事后，张文彬让吴鸿宾到马麟处听取一下反映，马麟竖起大拇指说：“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才，健谈，很好！”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吴鸿宾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处理及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吴鸿宾找到马麟说：“我在西安闲住，想到西宁找个事做，请马主席给马代主席写个介绍信。”马麟外出朝圣期间，青海省主席暂由马步芳代理。马麟自然明白“马代主席”指的是谁，就说：“好，我给他写个信。”随即吩咐谭克敏代他给马步芳写信。没过几天，吴鸿宾就带了马麟的介绍信到了青海。
吴鸿宾到青海后，借机了解了一些关于西路军被俘将士押到青海后的情况：西路军之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被押到青海，已被马步芳杀害；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押到西宁，让被俘红军女战士们掩护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一部分被俘红军被马步芳改编为自己的“补充团”，修公路，架桥梁，大冷天都没有帽子；洗澡时他见一些被俘小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在饭馆里吃饭时，他见一些小红军在烧火、当勤杂工。
回到西安，吴鸿宾将西宁之行的情况，如实向张文彬作了汇报。为张文彬、刘秉林日后到西宁的营救活动，打下了基础。
此后，吴鸿宾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河西走廊调查了解了被俘西路军将士的情况。对于此次河西之行的结果，谢觉哉在1937年8月2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吴鸿宾同志调查：
在河西尚有千余人，其分布情形：工兵营约500人修汽车路，一在老鸦峡口杨家店200多人；一在永登县约300人。待遇很坏。晨三时起，每天两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人民接触，无铺盖，着短衫裤。妇女200多名，在工厂、医院做工，每天有两顿饭吃。小孩百多，散在旅馆、澡堂当伙计及官长家当勤务。歌舞团两个，一在青海，一在甘州，各约20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散在各部队。写信给贺，请电青马索取。
上述日记中的“贺”，是指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青马”则指老巢在青海的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青。当时谢觉哉已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是办事处的三大任务之一。由于周恩来派吴鸿宾事先作了较细的调查，谢觉哉与贺耀祖和马步青交涉时有根有据。由于国共合作的大形势，加上中共的压力和周恩来多次派人给他们做工作，马步青不得不陆续将西路军被俘干部黄鹄显、谢良、徐明山、曾广澜（女）等人以及凉州“童子营”的几百名被俘小红军送到兰州，转赴延安。
一次成功的营救
5月5日，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在被送往西安的途中，便和叶剑英致电红军总部的彭德怀和任弼时等：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其目的是，防止西路军被俘人员到西安后无法脱身。彭德怀和任弼时等接到此电后，即让驻在镇原县的援西军总部派出侦察人员，在平凉以东通西安的大路上侦察巡防，20天后，终于策应从兰州押赴西安的千余名西路军被俘官兵回到陕北根据地。这次策应工作的成功，与周恩来还有另一层直接的关系。
在给彭德怀等拍发电报的同时，周恩来又派张文彬到兰州和西宁活动，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看望、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张文彬到兰州后，得知东郊的拱星墩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军官队130多人，便与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代表中共中央前去探望。鉴于国共合作的形势，当局勉强同意。
在张文彬没到兰州时，集中营地下党支部就获悉敌人准备押送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将士去南京。张文彬来到之后，地下党支部根据张文彬讲话中所转达的中央指示精神，考虑到政治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团结，决定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
张文彬走后一个星期左右，集中营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在国民党九十八师500多人的押送下，从兰州徒步向西安出发。
9天之后，过了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押送者换成国民党第四十三师的一个营。第二天，“军官队”在地下党支部的安排下，有意拖延时间，刚走到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天色就晚了。公路上出现了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买卖人，见了西路军被俘将士，便热情地兜揽生意：“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吧！便宜，一角钱10个。”
锅盔是西北的一种像大饼一样的面食，圆厚结实，很能充饥。被俘将士们确实饿了，便拿出张文彬给的钱买起锅盔来。那几个生意人有些怪，你买一个，他给你两个，而且总翻下面的拿。原西路军总部电台的黄子坤，拿着买到的两个锅盔，在桌子下掰开一看，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其他买锅盔的同志，也大都拿到了这样的条子。他们心里明白：这里是逃回陕北根据地的最好地段！
当晚就宿在四十里铺。9时许，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敌人把布置在镇外的岗哨撤回来避雨。军官队的许多同志得到党支部的通知，在雷雨的掩护下，溜之大吉。有的则在老乡帮助下藏进了镇外的崖洞。军官队的大部分同志和士兵队一部分同志都在这次行动中，逃回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其中知名者有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黄子坤等。他们当然都知道，这次逃跑的成功与党中央的关心和营救分不开，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在营救工作中的具体操作和安排。
安慰徐向前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命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最关心的。因为他们离开部队，化装潜返，在马家军搜查严密的河西走廊被俘、被害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曾多次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如俘徐、陈不得杀害！
1937年4月30日，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给在延安的中央军委、在云阳的彭德怀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发出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19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5月16日，徐向前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红军的前敌指挥部陕西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这时，周恩来正准备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闻讯之后，特意于5月20日专程到云阳看望徐向前。他们已相识12年了。1925年，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时就认识他们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夏秋之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草地会师的时候。那时周恩来蓄着长长的大胡子，身体不好。这次见面，周恩来已剃去了长胡须。此时的徐向前虽然体力有所恢复，但仍然未能从西路军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他握着周恩来热情的双手，愧疚地说：“周副主席，西路军失败了，我对不起党！”
周恩来——这位只比徐向前大3岁的副主席，过去给徐向前的印象是既威严又亲切的，而此时更像一位宽厚的长者，他安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不要难过嘛！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我们也不清楚，河西那个地方红军是站不住脚的。再说，西路军的英勇奋战，牵制了黄河两岸10多万国民党的部队，策应了西安事变，也是有功劳的！只要你在就好，国共就要联合抗日了，抗日战场上你会有用武之地的！”接着他向徐向前介绍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不料牙疼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治疗，于是他便同周恩来一起到了西安的红军联络处七贤庄一号。
周恩来细心安排徐向前的工作和生活，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使他感觉到回家了的温暖。当时，国共双方组织一个考察团，准备到陕北和陇东红军驻地考察，负责人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恩来特意安排徐向前作为考察团的28个成员之一，以示重视。
20多天后，徐向前治好了牙病，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教练机，准备同日飞回延安。这种教练机每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和徐向前每人搭乘一架。6月18日上午，晴空万里，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飞机紧跟其后。但起飞不久，前面那架飞机便不知去向，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有些不适应，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驾驶员问他话，他一点儿也听不清。驾驶员只得给他写了个条子问他：“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徐向前也是第一次到陕北，说不清楚。过了一会儿，下面出现一条河。他凭地理知识和军事经验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飞行员顺河而上，终于看到一个机场，正是延安。降落时已是下午3时，飞机竟在天上转了三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下飞机，就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到。徐向前吃了一惊，说道：“这下可糟了！”他已领教过，驾驶员辨别航向的能力太差，因而十分担心。待进到延安城里后，西安才来电报说，周恩来乘坐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料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进一步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对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非常关心，特别是对陈昌浩的下落，十分重视。他指示南汉宸电召吴波回西安，商量寻找和营救陈昌浩等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事。
据多方考察，西路军失败后被营救回延安者至少有四五千名。这样的结果，首先得益于中共中央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和周恩来的策划、组织以及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等许多干部的大量具体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22 劳山遇险
劳山遭伏，警卫人员拼死抵抗，周恩来冒死突围。周恩来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若不是陈友才他们硬叫我先走，我恐怕早就完了。”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周恩来曾经历过许多次危险。最危险的一次，莫过于1937年的那次。当时周恩来从延安乘卡车赴西安的途中，在劳山遭到土匪的伏击。在这次伏击中，周恩来乘坐的卡车被打坏，司机和他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以及护送他的特务队排长陈国桥等十余人壮烈牺牲。由于周恩来沉着机敏，遇险不慌，在突发的危险情况下，一面指挥还击，一面向密林深处转移，最终得以突围脱险，幸免于难。
1973年6月，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陪外宾到延安访问。故地重游，在谈到此次劳山遇险的经过时，周恩来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
周恩来劳山遇险，发生在1937年4月25日。
劳山遭伏
1937年4月25日，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筑成的黄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驶去。
这是一辆军用卡车。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着的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这些都是他此次出行的随从人员。除此以外，还有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以及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的孔石泉。他是奉调前往西安，任刚刚建立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一职。
他们这一行，包括正副司机在内，总共25人。
周恩来这次离开延安，是肩负着党中央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后来还到庐山同蒋介石会谈。
对周恩来这次赴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周兴为处长、杜理卿（即许建国）为副处长的边区保卫处，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并对沿途情况作了分析。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已收起了反共打内战的口号，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话，沿途驻扎的又是友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前正在对之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当然也不敢搞什么大的名堂。但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他们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排，由排长和副排长率领，前往护送，且令三辆卡车同行。这样，不但有情况相互可以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是重点，外人也难以知晓。当时特别注意行踪保密，甚至有的随行人员先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对汽车也是早几天就加哨看守。不料对汽车加哨看守的举动，恰恰为匪徒探知。
周恩来这次出行，本来决定4月24日一早起程的。但是，这天卡车发动，担任护送任务的警卫战士分别在指定的车上坐好后，周恩来和张云逸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对国共合作新的一轮谈判中的许多问题，还在进行商讨。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前往催促，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让特务队一排排长带两个班护送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由副排长陈国桥率一个班于次日也就是25日起程。周恩来还特意嘱咐陈友才，告诉先行的人注意安全。
这天早饭后，周恩来、张云逸与前来送行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和红军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后，便在供给部大院登上卡车起程了。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这次赴西安的途中，正预伏着危险。
卡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着，车后扬起一股灰黄的烟尘。
坐在车厢里的干部、战士，说说笑笑都很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坐汽车长途行军这还是头一次，特别是去西安这样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自然兴奋异常。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中，卡车过了三十里铺，进入了劳山。路弯弯拐拐，上上下下，颠颠簸簸，黄土弥天，卡车更加难开。
这劳山，本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它绵延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之上，山脊蜿蜒曲折横穿于延安、甘泉两县之间，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分水岭。自古以来，甘泉人把它看成是甘泉北侧的天然屏障，而延安人则把它看作是延安南边的门户。以山而论，它算不上高，也算不上险，但沟壑纵横，满山都是梢林和齐人深的荒草，所以历来的军事家都视之为用武之地。清朝同治年间，此地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便利用此地进行埋伏，消灭了数千清兵，并杀死了3个总兵。至今那3个总兵合葬的大坟堆和数千清兵合葬的所谓“白骨忠义坟”，遗迹犹存。1935年10月，蒋介石派兵对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一一〇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也是在此地被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卡车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鼓作气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而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接着，穿过层峦叠嶂的峡谷，峰回路转走了一段，绕过一段弯道来到一个宽阔山坳。这里是个下坡，卡车自然轻快了许多。
“砰！”突然传来一声像是枪又像是鞭炮的声响。
“什么声音？”陈友才警惕地问了一句。
“好像是鞭子。”刘久洲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这里人烟稀少，又不见有放牧的，哪来的鞭子响！”不知是谁疑惑地插了一句。
话音未落，接着又是“砰砰”几声。
听到枪响，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战斗经验的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出现枪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了。他透过驾驶室的玻璃，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和卡车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会点，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漱”的深水潭，公路路基建在潭上，将潭一分为二。潭左是一片大苇塘，苇塘后边是山崖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大梢林之后是连着一个又一个圆形山包的大山沟。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条300多米宽30多米高的大坝梁，坝梁的一侧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从坝梁下望，谷地一览无余。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后侧的崖畔间，也都响起了枪声。他立刻断定，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于是命令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快速前进，冲上坝梁。他认为，只有冲过坝梁，才能摆脱敌人。
司机老李也感到情况危急，立即加大油门，向坝梁勇猛冲去。就在这时，埋伏在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
周恩来更加断定，这是敌人搞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在车轮被打瘪，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后，他敏捷地跳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也断定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他首先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保护周恩来迅速转移，接着又命令陈国桥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一个个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又都是长枪，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他们带的都是短枪，百米以外难以给敌人造成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枪弹，但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也许是因为他挥舞手臂示意警卫员掩护周恩来撤离的举动，也许是因为他头戴礼帽，穿着那套他随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西服，吸引了众多敌人的注意，敌人一齐集中火力向他射来。当敌人集中火力一齐射向他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副主席和同志们的危险，于是他便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伏击周恩来一行的，正是在这一带活动的股匪。为首的头目叫李清伍，本是河南人，早年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从小就不安分，耍枪弄棒，且长于心计，长大以后，很快成了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万泉，李清伍股匪被收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一说是独立营），李被任为指导员（一说教导员），在黄龙山金盆湾和黄泥湾一带驻防。但他匪性不改，吃喝嫖赌抽什么都干，1936年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围攻陕北红军，他带人杀了万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收缴了县机关枪支，率众反水。
李清伍指挥部设在坝梁顶上的山神庙里，透过在后墙上挖的瞭望孔，一边观察，一边指挥。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站在庙门口守卫的护兵李卓才，挟着支马枪跑进小庙，对李清伍说：“看，那几个……”
李清伍一看。见谷地上有几个人下了公路，进入梢林。他“嗯”了一声，说：“早就看到了。”
“那就快叫人去追吧！”
李清伍得意扬扬地说：“细软都在车上呢，他们带不走多少，不要那么小气嘛！”
冒死突围
李卓才说的那几个人，其中就有周恩来。
根据敌人的射击位置，周恩来判定坝梁已被封锁，左翼峭壁和苇塘那边的山谷，也有埋伏，唯独右侧荒草和梢林那边一派沉寂，于是当机立断，把手向梢林那边一挥：“突围！尽快摆脱敌人！”随即带领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草地和梢林。
他们进入梢林后，虽然敌人也噼噼啪啪打来一阵枪，直打得树枝、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他们转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有敌人堵截。这时，才发现张云逸手部被子弹擦伤，伤了一点儿皮肉，孔石泉衣领右侧被打穿了几个洞，但未伤着。最使大家欣慰的是，周恩来安然无恙。
正行之间，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四人不由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红军战士。临近一问，才知这战士叫曹鸿都，是特务队的，奉副排长陈国桥之命撤出战斗，赶来保护周副主席的。
5个人逶迤而行，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高处的一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沿湫山的枪声。周恩来向枪响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一声不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倒像一帮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周恩来点点头。
于是，5个人沿着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这一带树林稠密，路径七弯八拐，很难辨别方向，所幸此时正是春天大忙季节，峁上已有不少老乡在耕作。曹鸿都便跑去向一位老乡问路。谁知老乡神色慌张，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
“老乡当然不敢说话了。人家哪里知道你是好人！”周恩来微笑着，指指曹鸿都手里的盒子枪，“还是装进套子吧！”
曹鸿都这才恍然大悟，把盒子枪装进套，再次去向老乡问路。老乡得知他们是红军，便很痛快地告诉他：“从这个山梁下去，就是三十里铺。”特务队的人都知道，延安保卫局在这里设有一个检查站，他们便向三十里铺走去。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成都军区政委的孔石泉曾这样回忆过：
当时敌人很疯狂，不断向我们射来密集的子弹。我们撤下公路，是凭借着茅草、梢林的掩护，迅速转进一个小山坳的。……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几个人并不集中在一起走，而是分散开，相互保持一段距离。……那里没有路，一路都是山坡坡，很不好走……
后来曹鸿都也回忆过这次遇险的情况：
我们转过几个山头，来到一个山谷。糟糕！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满是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首长们怎么能通过？我急得满头大汗。周副主席鼓励说：“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我忽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丈许。我往上一跳，抓住了树枝，一摇一荡，脚在崖壁上蹬了几蹬，像猴子一般，竟然上到了崖上。
曹鸿都上去以后，把绑腿解下来，用绑腿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分别拽到了崖上。
周恩来能够脱离险境，自然也与陈友才、陈国桥他们的奋勇抗击有关。
周恩来等人撤下公路后，作为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住敌人的火力，拖着受伤的腿，利用卡车掩护，拼命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
陈国桥组织战士们顽强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刘久洲、温太林等相继倒在了血泊中，陈国桥、王开明也因弹药耗尽，最后壮烈牺牲。
匪徒们一窝蜂似的拥向卡车，搜检财物。谁知车上既无银圆，也无烟土，更无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两只上了锁的铁皮箱子。
李清伍的小护兵李卓才，什么也没搜到，气恼地拿牺牲的战士撒气。另一个拿鬼头刀的匪徒，则对周恩来丢下的那条花毛毯乱砍乱剁——后来这条花毛毯被保存在革命军事博物馆。
李清伍和齐金权指挥匪徒，对牺牲的战士一个个搜检，当他们搜到陈友才时，不由一震。他们见他相貌堂堂，兜里又装着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其实，这名片是他为了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带在身上的），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
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李清伍听说那就是周恩来时，又惊又怕，不禁脱口惊呼：坏了，这下敦下乱子了，快，快跑！”
他们见闯下了大乱子，便抬上那两只铁皮箱子，仓皇而逃。他们原以为箱子里会有金银财宝和烟土，结果抬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山坳里，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全是中外文书籍和文件。
脱险归来
周恩来一行，离开那位指路的老乡，进入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岔，穿过密密的林莽，拐进另一个山弯，见山崖上有几孔窑洞。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叫马布塔河村，刚才穿过的是劳山的支脉火焰山。这里离三十里铺，还有好几里地。
他们继续赶路。当钻出梢林，接近咸榆公路时，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几个人不由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是几名红军战士，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这几名战士是陕北独立师三连侦察班的。他们在班长侯彦明率领下，从劳山一边的甘泉县的驻地，去延安公干回来，正在此打尖休息。孔石泉便走过去招呼：“你们连我也不认识了。”侯彦明也认出了他是师部参谋，其实是政治部主任。孔石泉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沿湫山发生的情况，然后命侯彦明带战士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抢救伤号，警戒现场。
侯彦明带领战士跑步出发后，周恩来一行往三十里铺赶去。
三十里铺检查站，是延安南边的一个重要关卡，南通甘泉、洛川、西安，东至临镇、金盆湾、黄龙山。检查站的任务，是检验进入延安的车辆、人员，查缉贩毒走私，防止坏人混入延安和保障边区的经济秩序。
周恩来等人来到检查站，检查站云站长立即安排他们上炕休息，同时报告了延安。
周副主席一行遭到敌人伏击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延安上上下下都很震惊。
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接到总参一局的电话，当即从床头抄起警卫员的一支手枪，冲出窑洞去集合队伍。他刚冲出窑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下令把集中喂养的中央领导人的马匹通通牵来了。黄霖顾不得清点人数，便命令几十名干部战士上马出发。正要起程，毛泽东赶来了，他向黄霖抬抬手，告诉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然后示意黄霖迅速出发。
保卫处周兴得到消息后，也很震惊，他一面向党中央报告，一面派于桑带特务队骑兵排前往驰援。骑兵排一走，他又派人送鸡毛信给白寿康、李太渊，命他们率独立团增援，然后又派人送信给正在前线执行剿匪任务的南区司令员吴台亮，令他火速返回延安商讨对策。
此时，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一部分民兵，准备出发。
随着一批批骑兵出发，延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市民百姓，再无心办公、生产，纷纷涌向街头，打探消息。清凉山红军大学的学员，也无心上课，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担任四大队政委的董必武，不得不出面召集他们讲话，要他们安下心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延安南门外广场上也集聚了很多人。有党政机关干部，有市民，也有工人和农民。有的打探消息，有的手搭凉棚跷脚向劳山方向眺望。朱德、张闻天都来了，李富春也夹在其中。
毛泽东也来了。他一向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从容不迫，甚至还会说几句风趣的话。此时，他却一反往常，不与任何人讲一句话，手里夹根纸烟，也不吸，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焦躁不安，急切地期待着周恩来安全归来。
黄霖骑的是萧劲光的马。这马本来就比别的马跑得快，再加上他不断扬鞭，离开延安一个多小时，黄霖就赶到了三十里铺检查站。
一进院，他就冲正在院中警戒的曹鸿都问：“周副主席在哪里？没事吧？”曹鸿都告诉他，周恩来、张云逸等人均没事，正在屋里休息。他三步两步进了屋。
周恩来见到黄霖，知道他是来增援的，就问：“来了多少人？”
“一百多。”黄霖回答。
“他们呢？”
“在后边，就到了。”
正说着，有七八名红军战士，气喘吁吁地走进来。黄霖当即分配任务：“你们几个留下放哨，无论如何要保证周副主席和各位首长的安全。其余的人跟我出发，坚决消灭这伙坏蛋！”说着，提枪就要往外走。
“噢，先别忙。”周恩来拦住他，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干部了？”
“我是班长。”一位红军战士答道，“指导员和排长马上就到。”
这时，又有十几骑到达。“哪一位是干部？”周恩来又问。指导员答话后，周恩来叫黄霖把干部组织起来，分分工，并交代说：“再派些人去现场，看有没有负伤的，走散的，好好找一找，要首先进行抢救……”
随即，由指导员率领几十骑陆续到达的红军战士，出发前往沿湫山。张云逸和检查站云站长，也随队前往。
沿湫山离三十里铺约有15里。他们到达时，战斗早已结束，匪徒们也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卡车停在山坳谷地的公路上，车头和车厢弹痕累累。公路边，田埂旁，到处是血，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红军战士的，也有匪徒的。行李卷、文件袋杂乱地丢弃在卡车周围。
不难想象这场战斗是何等惨烈，红军战士是何等英勇。他们顾不上别的，首先对躺在血泊中的战士，一个挨一个进行察看，看其中还有没有活着的。察看发现，刘久洲、温太林、陈贤仁和李生财的脉搏还在跳动，便立即进行抢救。
于桑率领的骑兵排是第二批赶到三十里铺检查站的。周恩来嘱咐他：“马上去现场，要把受伤的同志和牺牲同志的遗体都带回来。”
于桑赶到现场时，已近傍晚。
负伤的同志已经由担架和独轮车运走了，只有烈士的遗体还没有运。要动员群众往回抬，这里离延安有50多里地，差不多得用一天的时间。于桑他们看了看那辆被打得满目疮痍的卡车，发现它轮胎虽然瘪了，但发动机还完好无损，还能发动。于是，于桑便指挥大家，将烈士的遗体抬上卡车，发动引擎，离开现场，缓缓向延安方向开动。
至于丢弃在那里的十几个匪徒的尸体，则由当地老乡，拖到路旁的破窑里埋了。
周恩来一直留在检查站，直到张云逸从沿湫山现场回来，得知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有了着落，这才离开检查站，和黄霖等人乘马返回延安。因马匹不够，孔石泉、吴涛、曹鸿都等，只得步行。回到延安，夜已很深了。
周恩来和张云逸脱险归来，从三十里铺骑马还未到延安南门，就远远地看到南门外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冲他们来的方向翘望。显然，在期盼他能安全归来。临近广场，周恩来翻身下马，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如滚雷，如波涛，经久不息。这是对周恩来崇敬之情的迸发。在掌声中，人们自动闪出一条通路，毛泽东大步迎上来，伸开双臂，周恩来也紧走几步迎上去，伸出双手。四只巨手紧紧握在一起，四只眼睛深情地对望着。朱德、张闻天、李富春、萧劲光等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围拢上来，和周恩来握手、问候。
延安周围的土匪，在剿匪部队大力进剿下，很快就被肃清了。曾经潜伏在延安城内，为李清伍提供袭击周恩来卡车情报的坐探冯长斗也被捕获，受到了镇压。李清伍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终于没有逃脱人民的惩罚。
劳山事件多少年过去了，周恩来对在这次事件中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一直念念不忘。
195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大连。周恩来对大连警备司令、1937年曾任军委警卫团连长的陈美福说：“那次，若不是陈友才他们硬叫我先走，恐怕我早就完了。”
1970年6月，邓颖超去延安，在对在场的人谈起劳山事件时说：“陈友才是个好同志，他是代替周恩来同志牺牲的，我们现在想起他，还觉得难过。我们会一直记得他的。”
1973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访问，曾询问在劳山事件中牺牲的陈友才等同志坟墓在什么地方，准备前往祭扫。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没有被保存下来。周恩来十分惋惜，建议地委同志好好找一找，并说：“陈友才同志死得很英勇。要把牺牲的同志姓名搞清楚，将他们请进烈士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周恩来的这些愿望，有的实现了，有的还在继续努力之中。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的沿湫山发生战斗的地方，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周恩来这次遇险事件。正是：
望青山苍苍，听松柏涛涛；
忆劳山枪声，念壮士悠悠。
23 推动阎锡山抗战
周恩来三会阎锡山，拉开了山西抗战的大幕。能“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感叹：“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太原突围，周恩来夜走独木桥，险遭不幸。
三会阎锡山
1937年8月夜，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间房子里，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在邓颖超面前哭鼻子，他不愿意脱下红军的军装，换上国民党的军装。邓颖超慈爱地对他说：“小同志，不要伤心。换军装是为了工作需要，你衣服换了，人没有变，你还是红军战士嘛！”这个刚满20岁的福建籍战士，刚刚随彭德怀来到西安，他叫廖其康。一路上，他不知道彭德怀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到了西安，才知道是组织上调他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负责警卫工作。此时，周恩来正准备从这里动身到山西去见阎锡山。
山西军阀阎锡山，28岁任督军，把持山西军政大权已达20余年。他曾派兵到陕西“剿共”、进攻刘志丹所率红军，又曾与东渡黄河的红军抗日先锋军刀兵相见……为了保住他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他煞费苦心，不时地变换策略。当红军东征时，蒋介石乘机派兵开进山西，赖着不走，阎锡山曾哀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为了自保，他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邀请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到山西做抗战工作，允许彭雪枫在太原设立了中共的秘密联络处并同意架设秘密电台。抗日战争中，他又曾说过：“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也不能踩破。”面对这样的一个谈判对手，周恩来既要在谈判桌上争得我军在山西抗日战场上的主动权，又要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自然是要费一番运筹的。
9月5日，周恩来、彭德怀等来到太原。阎锡山不在太原，去设在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前线司令部了。周恩来、彭德怀连夜赶赴太和岭口。此时，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正在开向抗日前线。他们必须赶在前头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妥八路军入晋后的有关事宜，并从事实上确立我党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阎锡山满脸堆笑。在他的司令部院子里迎候周恩来、彭德怀一行。
阎锡山与周恩来虽是初见，却不能不对他的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二十几岁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名赫赫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获蒋介石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个周恩来、一个彭德怀，这样的谈判对手，阎锡山不敢等闲视之。
“周先生、彭先生，二位一路辛苦，休息一下再谈如何呀？”阎锡山边由亲信梁化之搀扶落座，边对周、彭说。
“谢谢阎先生关照，请不必客气。”周恩来说着，欠了欠身，接着又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开往前线，许多事情需要立即与阎先生商谈。”周恩来看看阎锡山，继续说，“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我们全军愿意受司令长官节制，以后还要请阎先生多多指教。”
“好，好。”阎锡山显出一副极为高兴的神气。
“不过，阎先生，八路军基本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周恩来特意加重了“独立自主”几个字的语气。
阎锡山半张着嘴，看看周恩来，轻轻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
“阎先生，从战争开始的这一阶段看，日本军队来势凶猛，整个形势目前是敌强我弱。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用了较长的时间，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阎锡山听了，频频点头。在周恩来提到刘汝明和汤恩伯在南口的失败时，阎锡山突然来了兴致，随口吟出他的一首新作：“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万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阎锡山是惯于推卸责任的。周恩来听了，客气地报之一笑。
“阎先生，我们进行抗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广大群众是要求抗日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听了周恩来关于要发动群众的一席话，阎锡山忙接过来说：“我早就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前年在南京开会时，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武装民众五百万，到现在尚未得到指示。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
周恩来对阎锡山说：“我们赞同阎先生的意见。请阎先生考虑，战地群众的动员问题是否应该有组织地进行？”
“对对对，我们有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战地动员可以再成立一个组织。”
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第二战区高级参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并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
关于动员群众问题，周恩来接着说：“阎先生，要动员人民群众，就要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实行战时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
见阎锡山没有吭声，梁化之接过来说：“我们山西在司令长官治理之下，嗯……国泰民安！”
周恩来笑笑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要努力做到这一点，要动员群众抗战，就必须考虑并且实施给群众以利益，不能采取一种十足的绅士态度。”阎锡山勉强同意。
周恩来接着说：“阎先生，关于八路军的活动地区问题，我们的设想是在灵丘一带地区布防，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地区是在太行山北端，向北可以深入敌人背后，配合友军作战。”
阎锡山说：“我已经命令部队，要固守内长城防线，重点防守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带，希望八路军给予配合。”
彭德怀接过来说：“我军可以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于侧翼待机歼敌。”
“很好，”阎锡山表示赞同，“贵军可以在太行山北端进行游击运动战。不过，这个地区是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河北方面的事情请二位与徐永昌、刘峙商洽才好。”
周恩来点头说：“我们准备去河北走一趟。这里的问题与阎先生谈妥了，河北方面谅不会有什么阻碍。”
周恩来、彭德怀又向阎锡山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阎锡山很有兴趣地听完后说：“周先生可否把刚才说的内容写出来给我？”
周恩来欣然应允：“好，我明天就写好交给阎先生。”
周恩来提出关于红军的装备补充问题：“我军在山地进行游击战，请阎先生考虑配备适用于我军作战的武器装备。”
阎锡山说：“先给你们30门炮、4000发炮弹，我下令兵站运输给你们。以后还要继续补充。我对贵军也有一个要求，希望贵军在山西省内不要更换所在县的县长。”
周恩来爽快地回答：“我军在活动区域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请阎先生令知各县县长对我军的抗战活动提供方便，并请将我军的活动地区与任务通知当地友军。”
阎锡山对梁化之说：“这件事你去办！”
谈判中，周恩来机智灵活，侃侃而谈，说得阎锡山时而口服心服，时而难以答对。
谈判完毕，阎锡山送出周恩来、彭德怀。望着周恩来的背影，阎锡山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的直接谈判，使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建立起来了。
9月9日午后，周、彭回到了太原。
几天后，周恩来又派南汉宸与续范亭一起，带着草拟好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了阎锡山。阎锡山亲笔对纲领作了几点修改后，批准了这个纲领。此后不久，“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南汉宸、程子华、武新宇等共产党代表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不久，毛泽东发出改变八路军部署的电报，指示我军于适当时机实行部署上的战略展开，分别开进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境内做这样的事情不通过阎锡山是行不通的。
为此，9月21日傍晚，周恩来同朱德一起，再次前往太和岭口见阎锡山。这次谈判，首先由八路军的作用问题开始。阎锡山显然想用红军打正面，他有他的如意算盘。红军在正面迎着敌人拼上去，既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又消耗了自身的兵力，一箭双雕。对于国民党方面想把红军推到前线正面，借日寇之手消灭异己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有预料。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阎先生，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敌后。我们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让敌人前边占，后边丢，永远摆脱不了后顾之忧，使敌人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友军，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朱德接着说：“在有利条件下，我们也同意我军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阎锡山沉默了一下说：“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我们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阻挡住敌人。”
周恩来回应：“我一一五师现已赶到灵丘一带，准备于侧翼待机歼敌，配合友军防守平型关战线；至于我一二〇师，是否可以开到晋西北地区，向进攻雁门关之敌的后方出击，配合友军防守雁门关。”
阎锡山答道：“就依周先生意见，请将部队迅速开进预定地区。雁门关方面的具体事宜可与杨爱源联系。”
朱德说：“我回去立即命令部队开始行动。”
谈判一直到下午才结束。阎锡山最后表示，同意我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谈判中对我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以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下午5点钟左右，朱德、周恩来要出发到五台去了。阎锡山特意关照：“到了五台请二位先到河边村看看，我通知当地人员在我家里接待二位先生。”
周、朱二人高兴地向阎锡山表示感谢。
当晚午夜过后，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五台县河边村，由当地地方官员陪同在阎锡山家里吃过饭，稍事休息，于23日拂晓到达五台县城。
当天，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进行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命令。一二〇师也于次日启程，赶赴晋西北神池地区。此后不久，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7年10月1日，阎锡山回到太原。同日，他下令其部队从内长城防线全线撤退。
10月6日中午，阎锡山在太原召集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的作战部署问题，周恩来应邀出席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三次会晤阎锡山。
晋绥军长城防线瓦解之后，日军直逼忻口。忻口距太原90公里，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一破，太原必失。蒋、阎军为保卫太原，决定集中兵力组织忻口会战。
10月13日，忻口战役打响。一连数天，战况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这次会战，一直进行了20余天。
忻口战役前后，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还曾向阎锡山等提出过下列建议：
下令平汉退军转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
立即派军增援娘子关，与八路军靠近；转变作战方式，实行机动侧击；
保卫太原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得胜利；
从速部署山西全省持久战局。
阎锡山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周恩来的这些军事建议。结果导致进攻忻口的日军主力受挫之后，日本侵略者转而加强了沿正太铁路向晋东的进攻。这一路中国守军本来就弱，不经打，再加上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下，接连失利，致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10月28日娘子关失守。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阎锡山生怕在忻口作战的部队被包抄，于是下令，退出忻口。11月2日，忻口守军一退，从忻口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很快便逼近了太原。
太原突围
忻口失守后，阎锡山命傅作义部死守太原城，自己却悄悄溜出了太原。
11月5日上午，日军已逼近太原市郊，和守城部队的前哨交了火，并有几十架日机不时飞临太原上空，进行轮番侦察和轰炸扫射。
由于督建防御工事官员的腐败，贪污受贿，偷工减料，城外所建工事糟得不能再糟，一遭日炮轰击，即被摧毁。尽管守卫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于不支，火车站、大营盘、双塔寺等地沦于敌手。
太原四周多山，城区就像一个锅底，城东高地特别是双塔寺的失守，使太原更加岌岌可危。
阎锡山放弃守城指挥，悄悄溜走，本来就已造成人心动摇，再加上日军逼近，各机关、团体争相撤离，宪兵、警察大批出走，散兵游勇乘机抢掠，更使全城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傅作义虽及时任命了戒严司令，并派兵上街弹压，也无济于事。
太原城内虽然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仍然一如既往，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线电仍旧不停地向天空发射电波和接受空中传来的信号。
由于阎锡山、黄绍竑等已走，太原虽留下傅作义守城，周恩来估计守也守不了几天，于是报告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将办事处撤出。
上午，彭雪枫处长让办事处参谋张震将汽车送出太原，过了汾河，隐蔽河西待命，其他人一律坚守岗位，就连阎锡山长官公署派到办事处值班的汽车司机也不例外。
汽车司机见其他机关溜的溜，走的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一如既往，镇定自若，很不理解，就问办事处工作人员：“连阎长官、赵主席都走了，情况这么紧，你们怎么还不快走？”
办事处工作人员回答：“他们走他们的，急什么！”
话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急。周恩来的警卫员廖其康和办事处机要员李金德，就一再催促过周恩来，要他尽早离开。但周恩来仍旧不急不躁，安之若素，一直工作到晚上，把所有应办理的事情办完，这才起身，收拾了一下，对廖其康和李金德说：“我们走吧！”
这时，办事处的同志已分批走了，只剩下了周恩来、彭雪枫、廖其康、李金德、王选文、张震和司机7个人。张震是上午将汽车隐蔽在城外汾河以西，又返回来迎周恩来的。廖其康将炊事员给他们留下的馒头热了热，把留给他们的鸡蛋打成蛋汤。7人吃完，已经晚上9点多了，他们才离开办事处，趁着夜色匆匆上路。
此时，太原城东、南、北三面城郊都已被日军占领，只有西面未占。西面出城不远，便是汾河，河宽千米，河水滚滚，深可没人。河上没有渡船，只有两座陈旧不堪可单车通行的木桥。南边的一座已被日机炸毁，仅剩北边的一座尚可通行。
当时太原城西边有两个门，一个叫大西门，一个叫水西门。周恩来等一行，离开办事处后，在夜幕下冒着寒风直奔水西门。
汽车开到水西门，水西门早被守城部队用沙袋堵死了。
彭雪枫立即下车，与守门军官交涉，好说歹说，守门军官就是不答应，一定要傅作义亲自批准，才放他们出城。
彭雪枫虽然很气，但也别无他法，只好向周恩来说了一声，让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下车暂等，便带张震乘车前往城防司令部，去找傅作义。
他们走进傅作义的会客室，傅作义倒背着手正在踱来踱去。彭雪枫把来意说明后，傅作义立即提笔写了一道准予出城的手谕。
彭雪枫拿着手谕和张震返回水西门，将手谕交给守门军官。这时城门已经封死，要扒开很难，但门旁事先挖了一个人行暗道，用沙袋囤着，以备急需。守门军官令士兵搬掉沙袋，露出暗道。暗道很窄，汽车根本无法通过，周恩来只好将汽车丢掉，提上随身携带的电台和必需的物资，通过暗道，出了太原城。
此时，城外混乱至极：马路上，军车、装甲车，你挨我我挨你；马路两旁，全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逃难的老百姓，携儿带女被挤在马路两边的田地里。前边的走不动，后边的还要向前挤。开车的直按喇叭，当兵当官的骂骂咧咧，老百姓喊儿喊女，哭爹叫娘。
一打听，原来是往西和往东的汽车在桥上顶了牛，往西的汽车要往东的汽车退回去，往东的汽车则要往西的汽车退回来，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这么多车辆，这么多逃难的群众，这么多残兵败将！这是在夜间，如果是在白天，敌机一来，不知将有多少人死伤于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不知令多少车辆和物资毁于日军的罪恶之手。
周恩来一行走上桥头，从车辆、人群中迂回穿插，左拐右弯，也难以前行。只见宽不过丈许的木质桥面上，堵着东行西往的汽车，丢弃着难以辨认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地方的桥板已被拆掉，仅靠临时搭在上面的一根一尺多宽的木板过人。
目睹此情此景，周恩来紧皱双眉，他立即与在侧的傅作义部的一位守城军官交代，要他马上下令，让部队原地待命，不得与逃难群众争路、抢道，严禁打骂百姓；并马上组织工程兵抢修桥面，派人疏导交通，务于次日拂晓之前，让拥挤在桥头的众多老百姓通过这座汾河桥。
这位守城军官不知是被周恩来当机立断、明确安排、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选择所启示，还是被周恩来临危不慌的精神所感动，他很干脆地答应，一切照办。
此时周恩来一方面协助城防军官劝导东来的车辆退回桥面，一面协助组织工兵清理丢弃在桥头的物资，以利修理桥面。直等到疏导、清理和修理等工作就绪，周恩来这才低声命令随行的人迅速过桥，并嘱咐：“文件要保管好，电台也要带好，一个紧跟一个，不要掉队！”
走着走着，前面有一处桥板已被装甲车轧断，一辆装甲车还停在那里，挡住了去路，人空手也难通过。周恩来当机立断，命令大家丢掉个人用品，全力以赴，把办事处的档案、电台等重要物资你扶我扛地弄过去。踩着桥上的丢弃物，从车辆、牲口中穿行。走了一段，又是一处难行之处，桥面塌陷，桥板已经掉到水里，只有一条宽不逾尺的活动木板架在塌陷的地方，踩上去颤颤悠悠，弄不好就会掉进河里。周恩来在前，大家在后，一个牵着一个，一步一步往前挪。周恩来过去之后，又一个一个把大家接应过去。然后又穿越丢弃物，绕过车辆、牲口。不到1000米的木桥，大家在寒风中借着微弱的星光走得满身是汗，走了几十分钟才穿过去。
到了河西，找着上午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开出来隐蔽待命的部分大小车辆，这时，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派来护送周恩来的一个加强班，在班长赖国柱和副班长李国良的率领下也赶到了。周恩来和彭雪枫分别乘上第一辆、第二辆卡车，警卫班的人乘上第三辆，便起程向汾阳方面进发。
这次撤离，由于周恩来率领大家连夜闯过了汾河木桥，才没有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也由于他果断命令并协助守城部队疏导交通，修理桥面，让逃难的群众和溃败的士兵、车辆、牲畜在拂晓之前顺利通过了汾河木桥，才未受到重大损失。
此后，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他们撤出的第三天，也即11月8日夜间，傅作义虽然指挥守城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但终于不支，只好将太原放弃，把山西这一军事重镇丢给日本侵略者。
24 投身武汉抗日洪流中
蒋介石“开门请客”，周恩来为党做“官”。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组建第三厅和文协，周恩来把武汉的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宣传活动搞得红红火火。
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促使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但是，经过十年内战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确与第一次不同了。它既无共同纲领的约束，也无一定组织形式的保障。蒋介石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内心却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思想，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肯让共产党掌握任何实际权力。中国共产党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要通过艰难的谈判斗争。
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这副担子交给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富有谈判斗争经验的周恩来，由他来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进一步磋商两党关系问题。
不久，国民政府的首都从南京迁到了重庆，而部分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先到了武汉。因此，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12月中旬，肩负重任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赴武汉。
一路上，周恩来思绪万千，对他来说，同蒋介石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曾与蒋介石共过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下令通缉起义的领导人中就有周恩来。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因此，周恩来秘密离开上海，第一次到了武汉。不久，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周恩来告别武汉，踏上了南昌起义的征途。从此，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十年的生死较量。对蒋介石顽固的反共本性、狡诈的伎俩周恩来领教得最早，了解得最多，感受也最深。因而，眼前这副担子究竟有多重周恩来心中最清楚。
12月21日，是周恩来从延安到达武汉的第四天，他同代表团的王明、博古等去会见蒋介石。寒暄之后，中共代表团直率地对蒋介石谈了这次来武汉的目的，周恩来向蒋介石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等建议，王明、博古分别就抗战形势、共产国际的提议及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显然，中共代表团是怀着诚意，有所准备而来的。这就使得内心对谈判抱着敷衍态度的蒋介石很尴尬，不得不连连点头，称赞中共代表团同志“所谈极好”，表示：“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
为了推动蒋介石进一步考虑中共方面的意见，周恩来等又多次去见蒋介石，由于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总是拿不出任何方案，因此在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主动出击，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两党合作形式的三种设想供对方考虑。他说：“第一，恢复（中华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第二，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第三，维持现状，遇事协商。”
对周恩来提出的前两种设想，国民党内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第一种方式如果实现，共产党就会像孙悟空一样钻进来，搞党中之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种方式，结果只能是两党平分政权，而国民党资格老，掌握全国政权，共产党才成立17年，这也是不可取的。第三种方式，许多地方党部也是不赞成的。
蒋介石对前两种设想也不同意，对第三种设想也不情愿赞同，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是积极的、带有建设性的，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而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甚至国民党中一些爱国人士的同情，国民党如果完全置之不理，在政治上就会处于被动。因此，蒋介石反复权衡后，不仅勉强选择了周恩来所提的第三种设想，而且不得不做出一点儿改革的姿态，即采取局部合作的方式，在国民党政府的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
1938年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了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并要陈诚出面邀请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与此同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也要宋美龄转告周恩来，请他到财政部工作。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表面上的合作态度，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赞成的立场，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求达到争取坚决抗战的分子和削弱亲日派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1937年9月25日发布的关于共产党参加政权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已经作了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政府工作，因此，中共代表团暂时只能采取推托的态度。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他们详细分析了到达武汉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的新的进展，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具体来说，对孔祥熙的邀请应该谢绝，因为财政部属于行政范围，孔祥熙又为主和者。而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同坚持抗战和挽救危局有直接关系，参加进去可以从内部直接推动国民党抗战。意见统一后，中共代表团立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
1月中旬，蒋介石又派人来催请周恩来走马上任，周恩来等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次向中央发了电报，报告了情况，并明确提出意见。他们在电报中指出：“如果屡推不干，蒋、陈会说我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参加进去可以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造。”电报还强调：“要有条件地参加进去。”
不久，周恩来利用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又详细具体地研讨了这个问题，终于取得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3月6日，周恩来回到武汉，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席位在国民党看来并不算什么要职，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抗战期间争取到的国民党军政部门最重要的职务。这是周恩来抓住蒋介石“开门请客”的机会，灵活运用党的策略的结果，它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组建第三厅
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下设机构。当时，一共设了四个厅：第一厅负责军中党务，第二厅负责民众组织，第三厅负责宣传，第四厅负责总务。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抓第三厅的工作。
对第三厅的组建，蒋介石是非常“热心”的。他亲自派人请在大革命失败后受他通缉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国任厅长，就是想借重郭沫若的影响来笼络思想文化界的人士。蒋介石没想到他自以为得意的布局却恰恰符合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需要，更没有想到第三厅成立后会在周恩来的手下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实，就在周恩来与中共中央酝酿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政治部副部长时，他就急切地盼望郭沫若归来。武汉的形势使他清楚地看到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论自己是否能够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应该力争把第三厅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组织与宣传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实现这个目的，选择第三厅厅长是十分重要的。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最合适的人选。
十年前，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批准他到日本学习与工作。现在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又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应该是郭沫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周恩来认为，凭着郭沫若在文化艺术界的声誉和威望，一定能够影响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
1938年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开会，忽然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推门进来，他轻轻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低声对他说：“郭沫若到了武汉，他刚刚来过电话，想见您。”
听到郭沫若的名字，周恩来非常高兴，回答说：“请告诉郭沫若，晚上到办事处来，我等他。”
晚饭后，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聚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卧室里，等候客人到来。1月的武汉天气是寒冷的，但是周恩来卧室中的气氛却十分的热烈。
不一会儿，郭沫若到了。周恩来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郭沫若望着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眼睛湿润了，十年前分离的场面犹在眼前……他后来回忆起这一天的情景曾感慨地说：“十年后又能在武汉重见的确是一个奇迹了。”
周恩来请大家坐下，互相问起别离后的工作与生活，回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再度重逢有叙不完的旧情。但是周恩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同郭沫若商量，因此话题很快转入政治部恢复后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问郭沫若是否愿做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摇摇头，表示不愿在国民党支配下做事。他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其欺骗人民，不如让我在更自由的地位说话更有效力。”他还表示不愿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来工作。
周恩来十分理解地说：“你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还应该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得太菲薄了。我倒宁肯自己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关于是否公开身份的问题，周恩来劝慰他还是用党外人士的身份。
在周恩来和众多朋友的开导下，郭沫若感到再没二话好说了。但是，正当他考虑接受第三厅厅长的职务时，听说了政治部的有关人员安排，这使他的思想再度出现波动。当时，国民党安排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康泽为第二厅厅长；刘建群为第三厅副厅长。这几个人都是复兴社的干将，郭沫若不愿与他们共事。特别是参加了陈诚的一次谈话会后，使郭沫若下定决心，远避长沙，坚决不做第三厅厅长。
那一天，陈诚本来是以请客吃饭为名邀请郭沫若去他那里的。到了那里，郭沫若才知道是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他看到刘建群坐在那里，却没有请周恩来参加，心中已经不快，又接到一个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部组织大纲》就更恼火了。“我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他毫不客气地说，以朋友的资格讲话，“希望大家认清楚这项工作的困难，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面的人才不能进去，连里面的人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保证工作会有成效。”
会后，他未当面向周恩来请示，也未向友人告别，便收拾好行李去了火车站。没有想到，在火车站见到了闻讯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他们带来了周恩来亲笔写的一张便条，里面毫无责备之言，而是劝他“去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跑太远了”。
这样，能否动员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成为筹组第三厅的关键。为此，周恩来多次找陈诚交谈，为郭沫若重回武汉排除困难。另一方面，他又派人赴长沙当面开导郭沫若，要他认清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表面支持第三厅，实际上是“给职不给权”，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安插刘建群到第三厅实际是想控制第三厅，因此，要针锋相对，我们一定要抓住第三厅不放。周恩来对后来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中共党员阳翰笙说：“对于第三厅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第三厅是个权力机构，作用是很大的。老百姓要求改革政府组织，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不让，我们如果有一个权力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就都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情。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所以一定要说服郭沫若做些准备。
这时，蒋介石再三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2月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唯需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希望郭沫若“也能采此立场”。他还写道：“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字里行间充满了关切之情。
不久，听说刘建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立即致信郭沫若，说明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已出现转机，认为他可以回武汉任职，但嘱咐：“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以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
3月1日，郭沫若终于回到武汉，同陈诚达成就职的三项条件。
郭沫若回来，使筹组第三厅的工作更加顺利了。周恩来常常和他及其他有关同志开会到深夜。在讨论中，大家对一些问题逐渐统一了认识。例如，对第三厅的性质认为不能由共产党包办代替，必须建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来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对第三厅党组织的活动，周恩来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中，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要适应这个特殊的环境。对第三厅的宣传方针，周恩来指出，既然与国民党有矛盾，那么他宣传他们的那一套，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对国民党的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周恩来对第三厅下属各处科的工作也做了周密的安排。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三厅终于在4月1日正式成立了。它包括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等众多知名人士，被称为“名流内阁”。
此后，第三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投入到武汉抗日的洪流中，发挥了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重大作用。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武汉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磁石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文艺界的许多朋友也辗转流离来到武汉。周恩来很重视这批人，他认为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投入到抗战的事业中来，但是，由于第三厅机构有限，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部容纳进去。因此，在我们党的同志倡议下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文艺界更多的朋友紧密地团结起来。
1938年2月，周恩来拜访了冯玉祥将军，在谈话中与冯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事，请冯给予支持。同时，建议由当时在冯处帮助工作的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这一安排是独具匠心的：第一，冯玉祥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虽无实权，但可成为军警、特务捣乱的障碍；第二，老舍是1937年11月别妻离子，从济南只身流亡到武汉的，战争赋予他的痛苦化成了对敌人的仇恨。他曾毅然宣称：“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这样的人，党的左翼文艺队伍信得过他，国民党反动派也无法给他戴什么红帽子。他不仅可以团结各种文艺力量，党也可以通过他实现对文协的领导。
文协成立后，周恩来被推选为文协名誉理事，他常常抽时间到文协与大家见面谈心，总是“满面笑容，使人感到温暖，也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1938年5月中旬，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应邀参加。对这次会议，老舍先生在以后作的会务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周恩来的情绪感染了到会的每一个人。周恩来这样亲近他们，团结他们，反映了他对这支队伍的信任态度。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然而，文协却将这些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文化人紧紧团结起来了。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人都成了朋友，共同讨论抗战文艺问题，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将个人的事业与民众、与抗战联系起来，这种变化中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第三厅、文协组建后，开展了多种组织民众、宣传民众的活动，留在人们记忆中最深的印象是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人们不会忘怀纪念活动中“七七献金”的壮观场面。
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后，日寇向南推进，直逼武汉，国民党政府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决定组织抗战周年纪念活动，以鼓舞民心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只有积极行动起来，因势利导，才能将这次活动纳入我们党全面抗战的路线上来。第三厅接受了筹备任务，由周恩来、郭沫若拟定纪念计划。计划决定组织献金活动，调动全体民众的力量，支援前线。对于这次活动，陈诚最初是表示怀疑的，在他看来，有钱者不会献，无钱者献不起。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献金活动原准备搞3天，而实际延长至5天。5天中天天有人献，时时有人献。在川流不息的献金人群中，有老人，有青年，有娃娃；有穿长衫的，有着短衣的，还有衣不蔽体的乞丐。
献金的第三天清晨，大雨倾盆，然而阻止不住献金民众救国的热烈情绪。特别是到了下午，中国共产党献金代表团出现在江汉关献金台时，把献金活动推向了高潮。周恩来将他在政治部所得的一月薪金240元亲自交给献金台管理员，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据统计，仅武汉地区的献金者就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数超过100万元。这100万元中，有很多是靠贫穷的爱国者一分一分、一角一角的血汗钱凑起来的。曾经有一位在献金台服务的工作人员说，面对着献金洪潮，我“有时兴奋得发狂，有时感动得流泪”。许多人认为，这次献金活动是对中国兴亡的测验。实际上，也是对以周恩来为首的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人工作的测验。测验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救国主张是深得人心的，全民族正在觉醒，中国不会亡，抗战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把宣传工作推向前线，推向敌后，推向全国去，周恩来在第三厅成立后就考虑过要组建演剧队和宣传队。当时，恰逢上海地下党领导建立的12个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孩子剧团，以及各地的救亡民众团体，陆续撤到武汉。这些民间组织，不仅经费困难，而且政治上毫无保证，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迫害。周恩来决定由第三厅出面收编这些民众团体，以推动全国抗日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在他亲自交涉下，国民党答应了这个要求。
1938年1月底，周恩来参加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的欢迎孩子剧团的庆祝会，满怀深情对孩子们说：“斯大林说过，青年和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我想补充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父亲般的慈爱，谆谆的教诲，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与恨的种子。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宣传队在第三厅驻地昙华林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他们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在宣传方法和形式上适合民众的口味。他说，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会喜闻乐见，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要既是演剧队、宣传队，又是战斗队。他为演剧队的艺术实践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周恩来还亲自领导和派遣演剧队到战区去，指示演剧队的地下党组织，要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同时要求他们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争取自主条件，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
武汉撤退前，周恩来对演剧队作了妥善安排。他把演剧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同志，请他们指定专人和各队的党组织保持联系，使演剧队始终在我们党的领导与关怀下活跃在各个战区和敌后。这批同志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骨干力量。
武汉时期，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只是短暂的一程。以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双重身份开展统一战线与宣传工作，在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中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透过武汉这个窗口，通过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活动，使各党各派、全国人民以及国际友好人士了解了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目睹了国共合作的友好气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战初期，周恩来和在武汉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是为国统区党的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5 延河坠马终身残臂
延河坠马，终使右臂残疾，其中真相周恩来生前连邓颖超都未曾吐露。历史之谜沉寂了38年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此事与江青有关。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周恩来的右臂总是弯曲地端在身前，以为这是这位伟人的一种特有的风度和习惯。殊不知，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习惯。这无奈、这痛苦，由于牵涉到曾一度是特殊人物的江青，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一直是个讳言的谜，知其内幕的人屈指可数，就连邓颖超也是在周恩来逝世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自1945年至1968年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成元功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核实，撰文披露了周恩来右臂致残的前后经过及为何被隐讳的原因。下面是该文的摘录。
无端之祸
1939年7月10日这天下午，革命圣地延安城烈日当空。中央党校忽然像山洪暴发般地传出消息：周副主席在骑马过河来党校的路上受伤了！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抽紧了心，神秘地互相悄悄地传告着。大家的心都揪着。他们谁都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谁都说不清楚。于是纷纷猜测，私下议论：
——遭到了特务、汉奸的刺击？
——骑的是一匹犟马？
——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从来还没出过这么大事故。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
中央党校高级班（在这个班学习的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的学员更是后悔不迭。有的说今天不该请周副主席来作报告；有的说既然山洪下来了，汽车过不来，就改个日子算了，何必骑马来，畜牲这东西最容易出事；有的说得用马鞭子狠狠地把那匹马抽一顿，好好教训教训它；也有的说干脆把那匹马宰掉，免得以后再出事……
中央党校学员们有个传统的老习惯，就是每隔一个时期，或每逢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提出请中央领导人或直接点名请某位领导人到校，给他们作报告或解答。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三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搞起投日反共活动，在秘密颁发了几个内部文件之后，又公然制造了多起反共惨案。抗日征途，风雨如晦。面对当前迷惘的局势，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去给他们作报告，指点迷津。不料这天毛主席赶上有事去不了，便请周副主席代他去讲，说：“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周副主席是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党校高级班的学员一听周副主席要给他们作报告，良机难逢，一个个翘首以望。谁知盼来的周副主席，此时却因右臂骨折躺在党校大门口的会客室里。他们自然后悔不迭，心乱如麻，恨不能以自己的伤痛来代替周副主席的伤痛。
周副主席是这年6月中旬，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乘汽车出发，盘山绕水，晓行夜宿，赶回延安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回来后住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院旁的窑洞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定4月间召开，因那时候他代表中央正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研究新四军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敦促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未能归来，所以推迟到现在。
周副主席躺在党校，毛主席还不知道。最着急的是陪周恩来到党校去的王来音和蒋泽民。
王来音是毛主席警卫班的警卫员，他的专职是负责料理毛主席的生活和管理毛主席居住的两孔窑洞。毛主席对这个18岁的陇东娃娃很满意，这次周副主席回到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副官，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没有住在这里。毛主席见周副主席生活没人照料，便对王来音说：“你认识周副主席吗？”
周副主席，过去王来音从未见过。这次他回来就住在毛主席院旁的窑洞里，他从大后方回来穿得洋气些，先一天他到毛主席这里来时，王来音又给他递过茶水，自然认得，便认真作了回答。
毛主席向王来音交代：“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派你去招呼他的生活，缺什么东西你就去领，一定要照顾好。我这里的事从今天起你就不用管了，等周副主席回重庆之后你再回这里来。你的工作，警卫班会派人来顶替。”
就这样，王来音来到了周副主席身旁。
10日那天下午，他通知汽车司机送周副主席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不去。中央党校在延河的对岸，从杨家岭去中央党校必须通过延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毛主席听说河里涨水，就叫王来音去探水势，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王来音赶到河边一看，浑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着的几块大石头，都已淹没在水下了，汽车根本过不去。骑马倒可以涉过。毛主席就叫王来音把他的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
这匹大青马曾经跟毛主席进行过长征，稳当可靠，爬山涉水又是老资格，有经验，所以毛主席叫王来音把这匹马牵给周副主席骑坐，同时又派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随行。
在我们访问时，王来音讲述到这里，说：“那时候警卫工作简单，毛主席派蒋参谋去就是加强警卫，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警察，还有开道汽车呜呜叫，措施严密。”
当时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地位特殊的人物，这便是毛主席的爱人（爱人是那时解放区对妻子独有的称谓）江青。这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听说周副主席要去党校高级班作大报告，就要求去听。毛主席对她说：“你条件不够（高级干部）嘛。”不同意她去，但她还是跟着去了，她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涉过齐腰深的洪水，上了岸，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打马急奔，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原本是一对，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去。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窜出一条狗。这只未见过世面的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了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拔马就逃。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到周副主席的大青马上，周副主席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摔下来，摔了个臂折肉伤！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向毛主席报告。这是王、蒋两人分内之事。但他们却十分为难，因为江青这个地位特殊的人物夹在中间，要报不敢，不报又不成。还是按原则办事，由王来音骑马回杨家岭如实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面叫他的秘书叶子龙和他一同去党校看望料理，一面对江青发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江青理亏，远远地躲开，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主席。
周副主席受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延安城。
各部门的领导人和周副主席的老战友，一个个先后亲自赶来登门看望。周副主席虽然伤痛得厉害，但还是强忍着一个一个接待他们，对他们说，是他骑马去党校，过河以后马一失蹄跌倒在一个大坑里面，摔下来，右胳膊肘杵到了地上。医生已经治了，不要紧的，很快会好的，请放心吧！他们虽然相信周副主席的话，甚至有人说那条路上确实有日本飞机扔炸弹时留下的坑，但是仍搬不掉压在他们心头的那块沉重的大石头。他们严肃地要求中央教导大队（即中央警卫团），认真吸取教训。据王来音回忆说：“随后，中央教导大队领导向我们下了指示，从今以后，首长骑马不论走路过河，警卫员必须牵马走！”
我在中央机关担负警卫工作40余年，在回顾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常听到说是警卫员偶尔马虎，马肚带羁松了，造成了周总理滚鞍落马或是马跑到大坑里周总理被摔下来的事故，却不知道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而知道真实情况的同志，却又消融在自己的肚囊里，不肯也不敢于说出这次事故的真相。
无奈之残
对周副主席的伤情，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向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作了具体交代。
我们访问王斌老人时，他悔恨地说：“那时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八路军总医院驻在延安拐峁村）连一架好的X光仪器也没有。到了8月中旬，才知道总理的右臂已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X光片显示的是，右肘右肱骨下端成丫形骨冠状突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
自跌伤之后，他从未卧床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切要求，邓颖超同志勤相关照，但是，他说他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中央开会他照常参加，文电他照常处理。他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人记录文稿，因为写文稿这件事，并不是可以用左手去写的。
那时派去给他作记录的是陈舜瑶，这位现在已年逾古稀的老大姐回忆说：
1939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和江青是一个支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组织单位都是支部——作者注）。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写了个条子（当时单位之间的往来文书多系由负责人写的具名便信，故称“条子”——作者注），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写字，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接触的人不多，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总理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总理很不习惯地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总理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总理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总理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时间，都是超工作量地工作，没有散步、活动。
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提问：江青待你怎样？陈舜瑶说：“那时她还邀我到她的窑洞去坐（在毛主席的窑旁）。窑很小，布置也很简单，墙上挂着毛主席手写的杜牧的诗。我记得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说到这里，陈大姐笑了：“‘文革’中她果然卷土重来了，不幸言中。但幸而她没有想到我，否则我就不得了啦。其实我也是1977年才知道是江青撞的，当时我只知道周总理是从马上跌下来的，江青没有跟我说是她的责任。别人自然不会透露给我的，那时人们保密观念最强。”
陈大姐向我们讲了当时病中的周副主席工作精神之后，接着又叙述起周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繁忙紧张的情况，再接下去就是感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中的重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当时的日记里所写的情深动人的话：“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断之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到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正心疼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该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地掉泪了。”
因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副主席去莫斯科医治。
8月27日，许多同志聚集在延安东门外的机场上，为周副主席送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副主席回来再见的时候，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洒如初的右臂。战友们知道他不能缺少一只健全的右臂。他需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飞机场的尘埃被螺旋桨扇卷起来，遮天蔽日，飞沙迷眼，尘土扑面。等到送行的人们听不到马达声在山谷中轰鸣的时候，那飞机（当时人们称它为铁鸟）已经是远远的好高好高的一个黑点了。当时延安飞机场是土跑道，根本看不见飞机是怎样起飞的。送行的人群在尘雾里高高地向着马达声响的方向不停地挥手！这是一架国民党军队派来的飞机。因为按照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协议，苏联飞机只能在兰州而不能在延安降落。
飞机腾空而去。在兰州换乘苏联政府专程派来的飞机，经新疆到达莫斯科已是9月中旬了。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大姐被招待在别的地方住下。
苏联政府派了七八名专家给周副主席会诊和治疗。当他们了解到延安的治疗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个个摇着头，把肩一耸两臂一摊。他们无法想象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医疗方法失当给病人带来的不应有的痛苦感到遗憾。会诊之后，他们认为周副主席的病情并不复杂，凭他们的医术完全可以使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于是向周副主席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要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个方案，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会很理想，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副主席经过考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作为病人没有不愿意恢复正常的，但是，国内形势日趋严峻，日本帝国主义已宣称不再以蒋介石为主要对手，而用主要力量进攻我党抗日根据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又已实施军事反共，血案迭起。抗战前途和民族命运堪忧。我们党随时都要准备应付突然爆发的事变。他虽然身在莫斯科，但知道自己肩负的重担在急剧地加码！他衷心地感谢苏联医生，但考虑到同志们都在盼着他，国内的工作在等着他，他毅然决然地说：“别的就无须考虑了，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强力拉伸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总理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他。师哲老人对我们介绍治疗情况时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啊，他得忍住，也有时受不了那么大的罪啊。总理在治疗的时候都不让邓大姐在跟前，她若瞧着是受不了的啊。总理在大姐面前从来不讲那么疼的。”
在师哲老人谈到这段情况的时候，我们问老人：“是不是应该说这弯曲的残疾是总理自愿留下的？”老人肯定地点点头：“是这样的。那是因为他想赶快回国。”
经过多次强力拉展，时间不长周副主席的右臂基本上能做伸屈活动了。他高兴地向人们说：“取得这样效果我是很满意的，我又能照常工作和生活了！”
他能开始用右手写字了，治疗后期，他竟写了长达110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领导人，并且作了口头报告，使他们了解中国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他多么希望“英特纳雄耐尔”在中国实现啊！
1940年2月，医生同意周副主席回国了，苏联政府派了一架专机送他和任弼时同志一行到兰州。到达兰州后，周副主席向当时国民党战区的司令长官朱绍良借了一辆中型轿车，乘人载物。凭着朱绍良的旗号，一路关卡无阻，经西安，于3月26日安全返回延安。
此时，由蒋介石发动的以军事行动为主的全国性反共高潮刚被压下去，抗战形势大有好转，但是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被占去了3个。这23个县本是蒋介石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亲口允诺的。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就指出：“此人历来说话不算数，要他签字！”周副主席说：“既然他说的话可以不算数，那他签的字也同样可以不算数。”周副主席可以说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了。
周副主席还没回到延安，消息早已传开，这天中午人们远远瞧见在公路上空尘土高卷处几辆汽车向杨家岭驶去，就断定是他回来了。一定是健康地回来了。杨家岭的人都不自主地不时地向大门外河滩上瞧一瞧，当他们听见汽车加大油门冲上杨家岭山坡的声音时，都到路边招手相迎了。前来慰问辛苦的人在欣喜之中才知道那只右臂是永久性地残废了，只能伸屈到60度就再也不能伸直了。同志们在失望在埋怨，失望莫斯科的医生并不高明，埋怨莫斯科医生没有治好周副主席的手臂，他们并不知道这不是医生的过错，而是病人坚持自愿留下的，而且目前病人对自我评价是很满意的。周副主席的伤不仅在延安的同志们十分关心，就连远在敌后的同志们也很关心，毛主席看到这已经半残的右臂后发电报给太行山彭德怀，半喜半忧地告诉他：“周恩来伤已半愈，已能写字、吃饭。”可见毛主席对于治疗的结果是不满意的，他只承认是“半愈”。
当晚，杨家岭农家谷场上挂着通亮的汽灯，燃着几盆火红的炭火，工作人员扛着板凳冒着寒冷到这里开会，党中央热烈欢迎周副主席伤愈归来和任弼时同志自莫斯科归来。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建筑礼堂，也没有较大的房子，不论开会还是作大报告，都是在场院里或是树荫下。寒夜里毛主席和许多领导人都早已来到，讲了许多话。
周副主席在晚会上为了答谢同志们的关怀，为了表示那右臂仍具有正常的功能，能够照常地工作和生活，使担心的人们放心，他将他这次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电影放映机架在桌上，自任放映员为大家放映一场电影。这电影机的发电机是手摇发电，放映机是手摇转动，他用右臂摇动放映机一直把《大战张鼓峰》（苏联纪录片，该片记录了苏联红军1939年在远东击败日军的战绩）放完。周副主席用行动来证实他那右臂并不残！
无言之苦
那么，在周恩来的后半生里，这只残臂有没有给他带来痛苦呢？回答是肯定的。伤残确实在折磨着他，确实给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了许多不便，有难言之苦。
有两件小而又小的事，可以说明。
有一次盛饭，有几颗饭粒粘到了他右手小指的下侧。他想用舌尖舔到嘴里，但是，他的手背不能像正常人手背那样，可以翻过来伸着脖子去舔，只好放下饭碗用左手去扳着舔。还有件事就是剪脚指甲。周总理认为让工作人员为他剪脚指甲是不礼貌的，每次洗完脚都是自己剪，但伤残的手臂给他造成莫大的困难：勾着腰，盘着腿，扳着脚，将要剪上却又滑脱。他时常因此累得满身是汗。
再就是握手。他大约是世界领导人中握手最多的人之一，每次握手，都被满握而摇臂。有一次他和人握过手之后回到办公桌上，肌肉萎缩的小肘使他批文件时写的字都变形了。
摄影师在抓拍人物时，常常是抓住要抓拍人物的风姿，一按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即可完成。他们在抓拍周总理的形象时，总在他双臂交合在身前之际，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时机。这是他们的角度。我们当警卫员的却不同了，我们这时所看到的不是摄影师们认为的风姿，而是他下意识地用左手去抚摩他的伤疤之处。
我们工作人员还因另一件事为他抱憾，就是他一生未能学会游泳。他不是不能学，而是那只右臂妨碍了他，使他难以学会，说明现实生活并不像他说过的“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那么简单。
1960年初秋，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广州议事，暇时到越秀山上的游泳池去游泳。毛主席是行家，很能游。总理和少奇不会，两人每人捧着一块轻质木板学，少奇学会了，总理没学会，但由此引起了他学游泳的劲头。
1961年夏天，中央到北戴河办公。他住在三十四号楼。这楼原是一个旧官僚的松林别墅，出院门就是海上的第三浴场，北戴河的河水吸引着每一个人。中央领导人几乎个个都会游泳。他看着眼热，一天他向我说：“我要学会游泳。”又说：“你们都不会教，就请位会教的同志来教我。”看来他是决心要学，我们也将为他能够学会游泳增添体力而高兴。
在北京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不仅是个热心肠，而且是个办事不挠头的人，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把少年游泳班的女教练黄莲华找了去，交代说：“小黄，你马上收拾一下到北戴河去，有重要任务，车站有人接你。去干什么，不要问。”阔别27年之后，我们来到黄莲华的住处。她和女儿出来接我们。小黄格外高兴。一开头就意味深长地说：“当年我去北戴河以后，教周总理、刘主席、朱委员长、陈云同志游泳，我那时的年龄就是我女儿今年的年龄——25岁。”
她说：总理没学会。她用右臂模仿起总理学游泳时的艰难动作，她知道我们会会意的。
那天她赶到第三浴场，总理早已经到了。这是自1954年夏天中央搬到北戴河办公之后总理第一次下海。周总理对她说：“小黄，你这个教练知道我吗，我这个学生不好教啊。”显然，他对学游泳是有信心的。但还是说：“你看我能学会吗？”
小黄说：“一定能！总理你先掌握仰泳，会了，别的姿势跟着就掌握了。”
周总理在水中试着仰浮，不一会儿就能浮起来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克服自身的重量浮在水面上，又新奇又高兴。他说：“看样子有希望！谢谢小黄。”他瞅了瞅浴场休息室的大挂钟，走上岸，高兴地对小黄说：“下回再来教啊。”邓大姐也从沙滩上来看，高兴地对小黄说：“你要帮总理学会啊。”周总理很有信心地接过话去：“我是能学会的。”
小黄一边回忆当年的情景，一边寻找她和总理、刘主席等人合拍的纪念照。她说：“接着几天就是练习仰泳前进，他用双臂拨水，常常拨到脸上，又出现了原地转圈的问题，我很着急，没有想到他的右臂是弯曲的（她从未训练过残臂运动员）。总理心里明白，他说，‘你们用两只手划，而我的右手只能把水拨到自己身上’。”
小黄教他有意识地让左臂迁就右臂，后来果然成功了。但几天之后，周总理意识到老用左臂迁就右臂很困难，就向小黄说：“我是游不到头啦（意思是说他不能单独游到200米远的设防鲨网的地方），还得几个人陪着我，从明天起不学了。”在场的人无不引以为憾。过两天周总理要回北京了，小黄说：“回北京后我去中南海再教你，能会。”周总理欣然答应了。
回到北京，小黄每天带着希望去中南海游泳池，一边等周总理，一边教别人。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他没有来，他从来也没有来这里游过泳，只是毛主席在这里游泳时，他到这里来谈过工作。
随后，天气转凉了，小黄——这位怀着报效祖国赤子之心的印尼归侨，当时中国国家女子游泳队的骨干，终于没有教会周总理游泳，荣高棠交给她的“重要任务”终于没有完成。
过后几年，周总理夏天到北戴河办公，也会到海边坐坐，只是再没有下过海。
无谱之歌
对周总理当时及以后均未将受伤的真实原因告诉邓大姐，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一直是想不通的。难道他不应该告诉邓大姐吗？难道邓大姐会去责备江青吗？怎么到1977年她还不知道？
1977年我听到传闻周总理的右臂伤残是被“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害的以后，就去找了王来音，得到王来音的证实，便急忙去中南海西花厅面报邓大姐，说我找到了见证人。当时我以为邓大姐早就知道周总理受伤的真情呢，谁知她根本不清楚。她像日常听取别人讲话一样，默默地倾心地听着。等我谈完当年总理摔断右臂的前后经过时，她才若有所悟地说道：“噢，怪不得那年我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江青来向我说，她经常去看望恩来，她难过得都哭了。我想，她怎么要哭呢？今天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同她有点关系。恩来从没有给我讲过。”
邓大姐回忆将近38年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那年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我留在重庆工作。他走后一个多月，我才在7月底或8月初收到一个条子，一看是恩来写的，说，因骑马不慎摔伤右臂，很快就会好的，请放心。好像是左手写的。这条子是遇到当时有人从延安来，就托他带来的。那时条子在路上要经过好多天。我远在重庆，也没过问此事。”
邓大姐接着说：“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中央给我的电报，说恩来的臂伤急需去苏联治疗。这时我才感到他伤势一定很重，就发电请示中央，要求同去苏联，以便照顾。中央立即复电同意。我乘汽车回延安。路上走了六天。恩来每天仍忙于工作，不顾治病和休息。许多同志都为他的伤势严重而焦急，要我好生劝他。”
我这次去见邓大姐的时候，总理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大姐的语调稳缓而坚定，情真而意深。从大姐那里，我脑子里存在的那些问题，似乎得到深刻的答案，又似乎没有得到答案。我想，这大概便是被世人景仰的“模范夫妻”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一幕既同心相结而又各自隔膜的情理兼容的佳作。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向别人讲过这次事故的真情？据我们调查所知，他讲过！他在苏联就医时曾向任弼时讲过，还向师哲讲过。他向任弼时讲，是因为他要任弼时给延安发电报，请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妥善处理江青的事，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他曾要求毛主席不要责备江青。张闻天接电后亲自安排江青随同马列学院学生去农村考察去了。而他向师哲讲，则完全是因伤痛所致。据师哲老人回忆，周总理当年在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对他已经愈合的右臂采用强力拉展手术，周总理疼痛难忍。师哲说：“总理大声地喊叫，疼啊，疼啊！……”他这才说：“是江青骑马把我从马上撞下来摔断的。”师哲老人是1925年去苏联的，从未回过国，当时还不认识江青是谁。
当我们告诉师哲老人，周总理从未向他人讲过他受伤的真情，就连邓大姐也未知的时候，师哲感叹地说：“总理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1928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我对他就有突出的印象。这回他到莫斯科，我们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我一进门就认出了在座的客人是周总理。我被派担任翻译（我是弼时同志的秘书），天天陪住在医院里。总理是个最坚强的人，治疗中受的罪太大了，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他经常忙于工作，特别是后期，他向我说，‘我每天都处在精神兴奋之中，我要工作，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至于周总理当时的伤势究竟如何，除了此文前边所叙述的以外，我们在历史档案里还发现了一帧照片，那是当时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修养》长篇报告的刘少奇去看望他时，由一位今已不知名的人留下的珍贵镜头。读者看了这帧照片，自然会明白当时周总理的伤势确实严重。
几十年来，伤残的右臂不仅在折磨着周恩来总理，同时也在塑造着周恩来。
谁能说，那只伤残的右臂不恰恰使周总理的风度更加生辉了呢？
成元功后来担任过周恩来的卫士长，他的这份详细记述，为我们了解周恩来右臂伤残的真相，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八、龙潭虎穴显胆识
26 为新四军呕心沥血
新四军多灾多难，周恩来呕心沥血。参与组建新四军，推举叶挺为军长；皖南之行，调解项英、叶挺之间的矛盾，周恩来与新四军有不解之缘。
参与组建新四军
周恩来与新四军有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因为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长期坚持在南方各地进行过艰苦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这些将士中相当一部分在江西苏区时曾经在他领导下参加过反“围剿”的残酷斗争；还因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叶挺与他共同参加过北伐，领导过南昌起义，在艰苦危难的岁月里，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新四军的其他领导人也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
周恩来与叶挺早在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就已相识。叶挺原在孙中山的总统府（后为大元帅府）任警卫营长，1924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1925年9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负责指导组建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叶挺正好从苏联学成回到广州，于是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叶挺，并由叶挺任独立团团长。独立团名义上属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控制。独立团于1925年11月成立，周恩来直接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的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革命武装。
1926年夏天，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开赴湖南前线。这时，周恩来因“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职务，改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特别训练班主任，并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当独立团出师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听取了叶挺关于独立团的汇报，并向独立团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起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他还把政治训练班的大部分学员（多为共产党员）派到独立团工作。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以势如破竹之势摧枯拉朽，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
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由上海到武汉，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并以军事部长身份负责指导武汉和两湖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叶挺时任武汉卫戍司令，击退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使武汉政府转危为安。在“七一五”事变后，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四师是南昌起义的三大主力之一。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进军过程中，叶挺一直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在汕头流沙失利后，周恩来患重病，叶挺与聂荣臻不仅负责护理，并参与护送。经过漂泊过海，幸运脱险到达香港。
这以后，周恩来与叶挺天各一方。周恩来从港到沪继续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没想到米夫等人对他横加责难，百般冷落。他不堪忍受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出走至法国，脱离了党的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从海外归来，准备效命祖国。这时，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从澳门迁沪小住的叶挺。这是两人离别十年后的再度重逢。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中就陕北红军主力改编基本上达成协议后，再次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抗日的建议。当时，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散布于湘、鄂、赣、豫、闽、粤、浙、皖8省13个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琼崖），最大的游击队有千人左右，最小的不足200人，一般多为300至600人。国民党方面同意改编为一个军的建制。
谁来负责改编并统率这支军队呢？对于人选问题，我党与国民党曾经各自有过某种考虑，但都未能被对方接受。这实际上是个争夺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国民党无疑想通过其认为合适的人选来掌握这支军队，但我党不同意。因为它毕竟是我党曾经领导过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后虽属国民革命军，但应像陕北主力红军那样，其领导权仍掌握在我党手中。要物色一个为国共双方都能认可的人选是相当不易的。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想到他可能是最佳人选。周恩来倾听了叶挺对共产国际不公正处理的诉说，实事求是地看待他走过的历史道路，认为他尽管脱离过共产党，但会接受党的领导，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国民党也不一定拒绝，领导权又能实际地掌握在我党手中。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后，叶挺尽管感到责任重大，工作艰巨，但还是欣然同意了。对于共产党的举荐，国民党方面表示满意。在他们看来，叶挺脱离过共产党，不一定为中共信任，由政府来任命，可能会受节制。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后返回延安，随即辗转山西前线。南方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改由仍在南京的叶剑英等与国民党协商，最后确定由陈诚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1937年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命令。自此以后，新四军就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成长和发展。
周恩来与新四军的另一主要领导人项英也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项英是党的工人运动领袖，从党的三大到六大都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这样，周恩来与项英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就一起参与了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在白区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后，中共中央于1930年10月决定组建苏区中央局时，两人都被指定为其成员，并且在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不能到任时，由项英先去苏区代理。1931年年底周恩来到达苏区后，项英尽管不再代理中央局书记，但仍参与苏区的党、政、军领导，负有重责。在此期间，两人对不少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尽管周恩来未能完全抵制“左”倾错误路线，但与项英在一些政策和策略的看法上常有争论。红军主力长征，项英被留在江西苏区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兼政委名义与陈毅（时负伤治疗，被委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一起领导留下来的16000多红军官兵坚持游击战争。自此，他们各在南北，分离三年。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还不知项英在何处。直到1937年9月底周恩来在山西抗战前线，从报纸上获悉项英、陈毅在南昌同国民党接洽改编红军游击队消息后，便立即分别致电项英、陈毅、傅秋涛和叶挺等，要他们尽快联系。
1937年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叶挺和项英先后到达延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干部配备、作战地区和军事方针等问题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行磋商，并达成了共识。周恩来当时在山西。当周恩来于11月下旬回到延安时，叶挺已离开延安，去与国民党进一步商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项英留在延安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项英在会上报告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周恩来就山西抗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了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所辖地区包括河南省在内的整个中国南方，还有新四军。长江局下设东南分局，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书记。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周、项到达武汉，与先期到汉的叶挺一起组建新四军军部。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讨论的首要议题就是新四军问题。周恩来、项英都出席了会议，并是主要报告人。会议确定，南方各地区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实施新四军建制，全部开往抗日前线；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参谋处研究作战方案供新四军参考。会后，周、项一方面同长江局其他负责人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要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迅速到武汉；另一方面会同叶挺等进一步研究新四军军部的组建问题。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宣布正式成立。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除了参与组建新四军的领导机构外，还具体指导武汉附近新四军部分支队的游击战争工作。
1937年年底至1938年春，周恩来多次出席或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林恺等汇报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并对这些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对于鄂豫皖地区红军，要他们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中州游击运动；鄂豫皖特委要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发展武装力量，除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外，以余部保护后方根据地为主要任务。鄂豫边地区，是河南省委工作的重点；鄂豫边特委要加强对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在未开出前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周恩来还受中共中央委托，和董必武、叶剑英一起向高敬亭等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建立后方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第四支队开出后，还指示河南省委和第四支队竹沟留守处要重视根据地建设和后方工作，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
1938年2月，当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目标之后，周恩来等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巩固长江、黄河间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等地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随后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议上决定，在长江、黄河间成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在日军占领徐州，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后，周恩来等当即传达给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和其他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6月以后，河南省委还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等的指示，派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9月初，周恩来还进一步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9月底，当日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正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特电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彭接电后，亦立即率部挺进敌后，开创鄂豫苏边区，并与八路军冀鲁部队取得了联络，到年底打开了豫东抗战的新局面。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为后来新四军的四师、五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皖南之行
新四军在1938年4月集中皖南岩寺改编，原在长江以南11个地区的游击队，被整编成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经过短期训练以一部开赴敌后。
中共中央对于新四军的活动地区、作战方针，一直非常关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刚结束，毛泽东致电叶挺，指示他与何应钦商定作战地区时，提出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他们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建立茅山根据地。新四军整编完毕后，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进一步指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迅速发展华中游击战争的方针，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1月7日，党中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
新四军的江北、江南部队根据中央指示，自1938年3月上旬和4月下旬起先后开赴敌后抗日。5月16日，第四支队在巢湖以南蒋家口打响了江北第一仗。6月17日，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首战镇江西南的卫岗，取得江南战场的第一个胜利；至1939年年初，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共进行了200多次战斗，伤毙敌人3000多名。陈毅、张鼎丞率领的第一、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地区，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活动于皖南一带，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建立了江北游击纵队。
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是有影响的。它对牵制江南、华中的敌军（日军3个师团、伪军5000余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四军当时的状况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与中共中央的期望相比，仍存在相当的距离。例如，从部队的发展看，八路军增加了5倍，新四军只增加了1倍；在游击根据地方面，八路军已开辟了10多个，新四军只有1个茅山。新四军所在地区虽然与国民党军未发生大的摩擦，但随着日本军队对江南敌人“扫荡”的加强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推行，新四军若不迅速发展，就很难应付新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去新四军传达中央对于新的形势的指示。1939年年初，周恩来决定到东南一行。
1939年2月16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到东南前线视察工作的周恩来离渝飞抵桂林。2月19日，即农历正月初一，周恩来和从香港至桂的叶挺，乘着列车东行。他俩在途中先后会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后，经过赣北到皖南。2月23日到云岭。
周恩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到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游击战争，确有较多困难。从地理交通看，前有长江，后多湖泊；河川水沟，错综如网；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炮台、碉堡，星罗棋布；这些都给新四军的活动造成了许多障碍。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不广阔，还与日本军队的封锁、国民党军在周围的重兵布防有密切关系。此外，从主观方面说，主要是项英的错误思想所致。项英作为军政首长，也不是不想有所作为，更不是要投降国民党。但是，他看问题过分夸大客观环境的影响，强调“江南特殊性”，为上述困难束缚住手脚，不敢大胆去发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较早地发现他的思想状态不活跃。毛泽东在1938年5月5日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10天之后，中央书记处致电：“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也十分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能更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的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只有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才能有利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但是，中央的指示并没有解除他的顾虑。他仍然认为：在这样的地区，部队的转移、回旋极受限制，等于锁着两只脚与敌人作战，要大发展有困难。
项英还有“皖南敌后论”的错误想法。他认为：日本人早晚会占领浙赣线的；浙赣路一丢失，皖南成了敌后，就是一片根据地；在黄山、天目山区照样可以打游击，用不着向外发展，到苏南、江北开辟根据地。在政治策略上，项英受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的影响较深。王明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长期被规定为新四军干部的主要学习文件之一。两次全军政工会议都强调两个“一切”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总的方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很难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自然缺乏警惕。毛泽东曾电告他说：“尔后不要对国民党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发捷报给他们。”毛泽东的批评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项英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贯彻不力，行动迟缓。尽管新四军的一部扩展到了苏南、江北一带，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形势。它的主力驻扎皖南，一面临敌（长江沿岸据点为日军占领），三面受围（背后是三战区司令部驻地，两侧有国民党密集布防），其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条带，实际上起了为国民党站岗放哨的“青弋江阵地防务”作用。在新的复杂形势面前，万一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周恩来皖南行，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通过讲解形势、分析时局的变化，来启迪新四军领导人的思想。他分析武汉失守后敌人方面、中国方面和国际方面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变化的情况，指出：新阶段的中心问题在敌人占领区，包括黄河以南、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四军在这个地区活动，“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他勉励新四军各级干部要克服各种困难条件，向敌人后方发展；环境愈复杂，愈能够运用统一战线求得发展，愈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支军较不重视，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
周恩来指出，新四军的主要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但“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既不应同于目前的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他提出新四军的活动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所谓向北发展，即多抽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使江北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即出击京沪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就是巩固皖南的军部所在地和苏南茅山根据地，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警戒，防止意外事件。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规定，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得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包括项英在内的赞同。
周恩来到皖南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
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除政治上右倾、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不力外，跟叶挺的相处亦很不好。这一方面因为叶挺赞同中央向北发展、挺进苏南，支持陈毅开辟根据地的意见，与项英的主张不大合拍；另一方面，项英作为党中央代表对叶挺很不尊重，专断独行，不仅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不向叶挺传达，甚至连叶挺喜欢摄影艺术、喜欢交际活动等个人爱好也横加挑剔，使叶挺感到难以开展工作，多次表示辞职离军。他后来在《被囚抒愤》中写道“三年军长，四次辞呈”，就是两人矛盾的深刻写照。叶挺先后两次出走。周恩来皖南一行，就是在叶挺第一次出走后送他回新四军工作。
项、叶关系问题，早在新四军集中整编之时就出现了。1938年4月，薛岳传达蒋介石命令，要新四军集中青阳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项英认为，这是蒋借刀杀人，不应执行。叶挺认为，蒋以出击日寇为词，无甚理由拒绝。4月18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陈述己见，并说：“与蒋交涉，由叶办，不能解决问题；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毛泽东接电后，同意叶挺意见，批示：不妨出南陵。针对项英想撇开叶挺解决与蒋联系的想法，毛泽东在5月4日致他的电中指出：要“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但是，项英没有听从中央劝告。相反，叶挺为改善关系、协调工作，在6月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曾提出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正叶副，以便共同议事。周恩来非常赞成，当即电告中央，中央也很快批复同意。但是项英对此消极，叶挺的希望落空，两人的关系没有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叶挺致电长江局表示了辞职之意。1938年8月28日，周恩来、博古等在离汉赴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表示挽留，说：项英已赴延安，“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
叶挺在新四军中留了些时日，但离军之念未消。1938年9月30日，叶挺电催项英速回，称：“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项英没等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即赶回新四军。10月23日，项英急电中央军委转告周恩来说：“我近日回四军，叶之辞职意坚，已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办法。”随后，叶挺离军去香港，率领在港组织的作战人员和政工人员百余名，奔赴活动在他的家乡惠州一带的东江抗日游击纵队。
叶挺辞职的事在国民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蒋介石多次挖苦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极重视各方反映，于1939年1月8日向延安中央书记处提出安排叶挺工作意见。1月10日，党中央复电，同意周的意见，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同时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
1939年1月下旬，叶挺到达重庆，见了蒋介石表示愿回四军工作，同时与周恩来、叶剑英谈了他的思想，取得了谅解。周恩来皖南之行，如果说第一项任务是秘密使命，那么陪送叶挺回四军则是公开行动。报请蒋介石批准了的。
周恩来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即向新四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他搞好同叶挺的工作关系。周恩来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指出：“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3月14日，周恩来离开云岭新四军军部，结束皖南之行。在历时20天的视察中，周恩来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有利于我党中央进一步指导新四军的工作。回到延安后，他在1939年8月4日到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抗战两年的总结，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的长篇报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新四军的情况。他在重申了新四军应“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向后，提出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对内加强东南局的领导”，“叶项可在江南江北分工发展”。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有利于解决叶项矛盾（叶挺本人也有此意，只是未公开表示）。但是，这个建议未能实施。
在周恩来离开皖南后，项英亦未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在新四军的状况未得到改善。在周恩来走后不到半年，叶挺又到重庆提出辞职，并回澳门滞留。至1940年夏天，仍未消除辞意。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到达重庆后再次说服叶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并打电报给袁国平，要他到重庆接叶挺回军，还面嘱袁说：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党内可以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思想。袁国平回到新四军后慑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未敢传达，直到在皖南事变牺牲前夕，才向人讲了周在渝面告他的上述情况。
27 冲破皖南事变的黑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对皖南事变的悲愤揭露使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变成了一块砸在他自己脚上的沉重巨石。毛泽东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内外责难，而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曾家岩、红岩的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准备举行晚会，周恩来走上讲台作报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这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快步走进会场，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从电报紧急送达的情况，大家已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全场人的眼睛都凝神注视着他阅读电文时的神情。
周恩来看完电报，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大家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来捣乱，都在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可是，他巍然屹立，坚定沉着，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更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这时电灯又亮了，周恩来继续说道：“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最后他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投降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随后，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并向中央请示报告。直到深夜，他还给张冲写信，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张冲速报蒋介石，制止皖南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围歼暴行，尽速撤围让路。同时通知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要准备应付突然袭击，要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
后来延安发来新四军被围歼的详细情况的电报。事情发生在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调动7个师8万多人的兵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对奉命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新四军将士奋力自卫还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由傅秋涛率领的两千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负伤，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出面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难。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宵衣旰食，甚至是彻夜不眠，一方面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通知地下党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安全。
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获悉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愤愤地摔了电话听筒。随即驱车到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又返回到红岩。
周恩来回到红岩后，夜已很深了。这时办事处的全体党员，除了担任警戒和电台值班的外，都集合在二楼的过道等待他。周恩来上楼后，站在过道的正当中，沉默了片刻，就开始报告新四军军部遭受围歼的经过。他沉痛又悲愤的声音，激起同志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限仇恨，也使大家为死难烈士而流泪。当周恩来讲到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的反动命令，他愤慨地指出：“顽固派的阴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由悲愤的控诉，转变为清醒的分析，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应对反动派的突然袭击，要准备面对被捕、坐牢、砍头的危险！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激昂的语言停了一停，举目扫视大家，接着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红岩和曾家岩有一个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就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不知，可以叫他们去问支部书记，问周恩来，问我！”最后他号召大家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禁止刊登。新闻检查所的人仍不放心，还在报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后略有所思地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除报丁报童外，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
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便愤然挥笔，写下了举世闻名的诗篇——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还写下了一幅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当时已经是18日凌晨了，周恩来把诗和题词装上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交给童小鹏，并要他把办事处副官岳仁和叫起来，要警卫班派一人同他一起从对面招待所山上翻过去把这封信送到报社面交章汉夫。
章汉夫收到后，立即按周恩来指示办，连夜准备了两种内容不同的版面，一种是刊载周恩来题词手迹的，一种是专门为对付检查而安排的。把后者先印好几张后即送检。他们以为没有问题了，就走了。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运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
当国民党顽固派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的报纸已经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周恩来题写的这满含悲愤的二十五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国民党当局在震惊之余，立即下令搜查报纸、逮捕报童、报丁。周恩来知道后，又亲自找国民党代表张冲一起到警备司令部交涉放人和要回被扣的报纸，并气愤地对国民党官员说，如果不放人，那我和董必武等自己上街卖报。这样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回被扣的人。
为了使社会上明了事实真相，叶剑英于1月19日领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经周恩来核准后交《新华日报》社印成单张，通过各种渠道散发给重庆和各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以及外国友人。
为了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地斗争，表明严正立场，1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中央并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如不实行十二条，绝不恢复谈判。
针对国民党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诬蔑新四军的“通令”（“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撤销新四军番号，对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中共方面也针锋相对，于1月20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称：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实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5日，周恩来将十二条交给张冲转交蒋介石。这十二条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蒋介石、国民党难以驳斥，又不愿实行，十分被动。1月底，日本侵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时机，以七个师团兵力大举进犯河南。蒋介石原以为他解决新四军日本人是高兴的，可以停止进攻，至少是“坐山观虎斗”，但事与愿违，蒋介石要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却触犯了日本人的利益，于是日本发动了这场进攻，包围了汤恩伯在河南的数十万军队，战况激烈，这对蒋介石无疑是一大打击。内外交困，国民党刚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便不能不悄悄退却。
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周恩来及南方局组织的有力反击，打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痛处。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分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同情。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他们建议：就皖南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发表；由新四军各支队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扣捕官兵，退还枪支、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命令，等等。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
为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与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国内国际舆论哗然，国内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斥责其“剿共事实，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毁于一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各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
周恩来两次去见冯玉祥，同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我说的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将军还对左右的人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确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
当时，全国人民担心，国共会不会由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夭折？面对人心动荡的局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侯外庐、翦伯赞说：“中共的方针，就是要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应对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绝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翦伯赞都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也表示：“当局如此措置是绝对错误的。”周恩来做了这些工作，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同情，赢得人心。
为使国际上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里，向卡尔详谈了国民党制造皖南惨案，破坏抗战的具体真实情况。后来，卡尔大使不仅告诫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还电告英国政府对其施加压力。
2月14日，周恩来又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会见，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并说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随后他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美国态度的骤然变化，对国民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周恩来又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就皖南事变对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潘友新警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施加压力，他电告回到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遂即在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周恩来做的这些工作，获得了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正如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报中所估计的：“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28 战斗在虎穴龙潭
蒋介石磨刀霍霍，周恩来深入龙潭虎穴。有人说，在周恩来的胆识面前，蒋介石“像条落水狗”。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面前，国民党蒋介石“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其政治失败告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非常担心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安全。当时中共中央担心蒋介石与中共破裂，1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并特别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南方局的同志在他的房间里开了紧急会议，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参加。周恩来将中央要求迅速撤回延安的电报向与会的同志讲了，要大家商量到底是撤回去还是留下。
经过仔细的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一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特别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办事处同志们数日来的奔走，各界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国际国内舆论对蒋介石的责难，以及国民党已从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等情况来看，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时撤回，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不利；况且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一旦全面破裂将不可避免地大受损失。再说，现在都撤回去，国民党也不会轻易放我们走。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最后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会议商定：周恩来等少数人留在重庆，坚持斗争，其余同志转移或撤退回延安。会后他把会议结果电告中央。但中央担心他的安全，仍来电催促他尽快回去。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央最后终于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一部分人留在重庆，叶剑英率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撤回延安。博古、凯丰则早已回延安了。
周恩来率领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毅然坚持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中，同国民党开展全面的政治反攻，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需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气概，更重要的是要有为整个抗日大局着想的胸襟以及对复杂局面有审势和驾驭的能力。
早在皖南事变前，也就是1940年秋冬，周恩来已觉察到敌人的反共阴谋，曾对国统区党组织作了相应的转移、隐蔽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更严重的迫害，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一些留在重庆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也都妥善、周到地安排他们转移，并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疏散，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当疏散《新华日报》人员时，他亲自前去检查，一个一个地仔细询问，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等，并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尚未暴露的同志，指导他们就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告诉他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方针，做到“同流不合污”。
由于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周恩来常常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拟电报，下半夜逐个审查准备撤退人员的名单和材料，找出漏洞指出应该怎样补救。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最后一批撤回延安的同志离渝时，行前他紧握着车队领队人廖似光的手说：“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廖似光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多多保重！”由于计划周密，转移出去的人员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对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他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念了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董必武向大家讲了二七大罢工运动的经过，号召大家学习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革命精神。周恩来经常对大家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我们留下的同志更要加倍地努力。”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和我党在国统区的合法的战斗阵地，对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全部撤离重庆，将标志着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将兵戎相见，中国共产党必将采取抗日与反蒋并举的方针来争取民族战争和民主战争的胜利。但无论怎样，中国革命都将经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曲折的道路。
由于中共方面的政治攻势发挥了作用，蒋介石遭到国内国外的责难，越来越被动，迫使他对中共不能不采取和缓的步骤。
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斗争的焦点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3月1日开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仍留在重庆，据说是专等国民参政会开会，以验证国民党所标榜的“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离会议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蒋介石也越来越焦灼不安，他急于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
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参政员自然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参政会。2月10日，他拟好电文交给童小鹏发往中央，向中央表示，应采纳民主人士的提议：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十二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中央复电同意这一建议。这是很高明的一招，它不仅扩大了十二条要求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一致对敌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
一场新的巧妙的斗争开始了。2月18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十二条善后办法未得以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公函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二十余人。这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王世杰接到公函后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中共表示要决裂，要张冲立即找周恩来收回公函。这段时间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与国民党各方的接触，把斗争情况向中央及时报告，办事处的机要电台整天收发电报不断。周恩来发给中央的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报告就有数份。2月20日他在发给中央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的电报中说：“张冲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我当即指出，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频繁，无理至极，实属忍无可忍。”张冲劝说道：“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回答说：“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事后，周恩来向中央建议：“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固派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周恩来也考虑到在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压迫下，这样断然的处置可能带来什么后果，但他处之泰然，向党中央表示：“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即使被捕杀讨扣，也毫无所惧。”
中央很快就接到延安的回电，同意恩来同志所取的立场，指示不拒绝谈判。25日，周恩来又电告中央：“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诉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显然国民党方面已开始软下来了。第二天，周恩来面告张冲，我们中央的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否则决不出席参政会。”张冲仍一再要求我党派人出席参政会，并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讥讽道：“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肯定地告诉他，无条件出席是不可能的。
会期已经临近，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国民党方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蒋介石侍从室不断用电话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月1日参政会开幕那天清晨，张冲又奉蒋介石之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名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
周恩来配合党中央指挥的这场政治仗打得十分漂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是有足够理由的，但为了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的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等等。这是周恩来、董必武于两天前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并经中央采纳的。函中还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接着，他又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各党派代表写信，告以我党为了顾全大局，“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此举“实已委曲求全”，倘能为当局接受，并有明确保证，我党参政员必定届时报到，如仍被拒绝，造成时局的恶化，也“扪心可告无愧”。同时，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七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的文章，但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扣压。周恩来果断决定不经送审出版增刊，并将中共方面有关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件公开发表，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并作出公断。
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虽仍未被国民党所接受，中共参政员也没有出席这次参政会，但中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忍耐为国的气度已博得了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虽仍大谈其“军令”“政令”之统一，但又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该会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的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几天，在政治上进退维谷的蒋介石于3月14日约请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应约谈完回到红岩，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在电文中写到，这次谈话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已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之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还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对防地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最后蒋介石说下星期再见面，宋美龄还说要请他吃饭。报告中还说，蒋在我们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策略。
3月25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也在座。席间周恩来同蒋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周恩来随后在报中央的电文中说，总的来看，“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此后，时局暂时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
这次反共高潮，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极端严重的后果。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从容沉着，密切配合党中央机智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了国民党的又一次猖狂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国民党无论是用硬的高压威吓，还是用软的哄骗哀求，始终奈何不了他。正如中共中央在3月22日的文件中所描述的：“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
29 只身巧破“鸿门宴”
胡宗南怀着闪击延安的阴谋被揭露的恼恨，执意要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周恩来勇赴“鸿门宴”巧斗胡宗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严密监视设在重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及设在曾家岩的周公馆，限制周恩来的行动，不准他出重庆市区，更不准他离开重庆回延安去。
1943年5月23日，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情况独立处理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民党将此事作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叫嚷既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也应解散，并阴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机会，提出“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蒋介石欣然同意。
重庆和延安的陆路交通断了三年，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今后国共关系前途未卜。周恩来决定将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干部，以及能带走的人都带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刘少文等少数干部坚守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留下的人做好坐牢的准备，走的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以防中途掉队或被扣。
6月7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我要走了，请你写几个字，我带回去。”蒋介石用铅笔写了一封信。
6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方方、孔原等率100多人，乘坐五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由于下雨、路面泥泞和车辆损坏，特别是沿途屡遭盘查，车队走走停停，于7月8日才到宝鸡。因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不下这么多人，大队伍暂留宝鸡。周恩来、邓颖超等三人乘火车于9日到达西安。到西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安排车队通过西安，平安回到延安；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向胡宗南交涉制止其向边区的军事进攻。
当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的命令，秘密部署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预定进攻的日期是7月9日。但是由于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是秘密共产党员，将此情况密报延安，因而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点破他的进攻部属。胡见事机败露，不得不于8日下令鸣金息鼓。这个情况，当时正在路途中的周恩来并不清楚。但是胡宗南不甘心，决定给刚到西安的周恩来一个下马威，以解心头之恨。
9日，周恩来、邓颖超到达西安，一下火车，特务、警察就围上去，叫嚷着要进行检查。
周正颜厉色地说：“我是中共代表周恩来。”
特务故作不言，但仍坚持要检查。
周恩来发脾气了：“你们不相信？！这是蒋委员长给我们的信！”说着就从口袋里将蒋的信摔出去。
特务慌了神，赶忙弯腰拾起信，连连道歉。
这一关闯过去了。刚到七贤庄又接到胡宗南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的邀请信。这明明是鸿门宴。周、邓商定，周只身赴宴，邓称病不去。一旦周被捕，由邓向中央报告并出面交涉营救。
胡宗南怕周恩来不来，派熊向晖坐他的专车到七贤庄接周恩来，熊向晖利用此机会用英语告诉周恩来：“请小心，提防被灌醉。”周恩来不露声色，紧紧地握了一下熊向晖的手。
到了小雁塔荐福寺，果然场面不凡。胡宗南在院内恭候多时，趋步上前，亲迎周恩来下车，称周恩来为先生（胡是黄埔第一期学员）。
走进宴会厅，三十多位将军和夫人起立行注目礼。这些将军都是黄埔六期以上上将级军官，个个能言善辩暗藏杀机。周恩来环视一周不仅认识一些人而且还记得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他胸有成竹，态度自若，和胡宗南交谈。
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率先敬酒，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不慌不忙地起立举起酒杯，面带微笑，说：“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一语惊四座，大家都怔住了，全场鸦雀无声。周恩来仍微笑着：“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吧。”说着放下酒杯，转身同胡谈论局势问题。
过了片刻，十几位夫人举杯走向前，说：“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幽默地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顿时，这些漂亮的夫人瞠目结舌。胡宗南打圆场：“今天只叙友情，不谈政治。”
周和他们寒暄，几句话讲得他们笑逐颜开、欢喜而归。
隔了一会儿，十几位将军列队成行向周敬酒：“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泰然自若地说：“刚才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说到这，他问胡：“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心中十分气恼，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话对答，只好说：“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酒该他们喝。”将军们只好遵令干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和他们一一握手。
将军们面带笑容回到座位，其实，个个心如急火，宴会的时间已过了一半，胡副长官布置的任务还未完成，绞尽脑汁想着祝酒词。一批夫人交头耳语后起身祝酒，其中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敬周夫人一杯酒，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请周先生代她分别和我们干一杯。”
不料，周恩来神色严肃，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了，但仍然很艰难。让邓颖超喝这么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他举起茶杯和她们一一碰杯，一饮而尽。
周恩来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巧与周旋，举止符合身份，礼节符合常规，宴会的气氛一直友好。酒会结束时，周举杯致辞：“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胡副长官告诉我，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向大家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说完他一饮而尽，起身告辞。
胡宗南面带笑容，客客气气地送周恩来上了汽车，派熊向晖代表他送周回七贤庄。汽车开动了，胡注目敬礼。汽车开出大门，胡还在那里发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