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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掀起扫黄高潮
-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扫黄’第一线，做到党委统一抓，全党共同抓。”
- 一位干部说：“农村修桥补路是做公德，扫‘黄货’是大公。”
- 北京市妇联常委、儿童部部长甄砚说：“这些年来，黄色的东西从手抄变成铅字，从地下转为公开，其为害程度令人发指。”
浙江温州掀起扫黄的热潮
1989年8月29日晚上，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扫黄”电话会议，省委书记李泽民要求：
各级领导深入“扫黄”第一线，做到党委统一抓，全党共同抓。
8月30日，温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成立了温州市“扫黄”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张友余担任组长，副市长吴祖熙、秘书长邵锡水，宣传部长徐国林担任副组长。同时，抽调10位广播局等部、委、办，局的同志分赴全国“黄源”地，即苍南金乡和乐清北白象镇。
9月1日，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平波带队的省委“扫黄”工作组，开向全国“黄源”的重灾区温州。
同一天，乐清县县长、“扫黄”领导小组组长屠锡清特地来到县文化局局长办公室，他神情郑重地告诉局长叶三纯：“这次县‘扫黄’领导小组让你到北白象镇去打头阵，这是一项特殊任务。”
叶三纯十分爽快地回答：“相信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北白象镇的“黄货”市场大约形成于80年代初期。当时，一些“贩黄”走私的妇女，陆续混迹北白象镇小商品市场，向路人兜售走私手表和圆珠笔。她们销售的圆珠笔十分特殊，只要拧动笔套，里面就会显示出一个裸女图像，一支笔里竟藏纳了七八种污七八糟的丑态。
这种“黄色”小玩意儿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素质低下者的趣味，因此受到“青睐”。于是乎，买者竞相而来，图利者趋之若鹜。这些妇女干脆经营起清一色的“黄货”来。
与此同时，她们的经营规模也逐年升级，已由卖小玩意儿儿发展到贩卖淫秽扑克、画册、录像带。这些录像带都是来自西欧，港台的走私货，种类达100多种，秘密复制也在悄然兴起。
1989年3月，北白象镇的妇女陈某，刚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当她得知贩卖“黄带”可以发大财时，顿时心生邪念。她和丈夫花了两万多元钱一下购进了6台录像机，又借了4台日夜开动，翻录各种乌七八糟的片子。
陈某从外地购进成本仅为5元一盒的劣质空白录像带，录制后以13至80元不等的价格推销出去。陈某因此大赚了一笔。
这个目不识丁的妇女顿时成为北白象镇的“名人”。
在北白象镇，制黄、贩黄风气大行其道。这个仅有3万多人口的小镇，拥有录像机1400多台，不少人饥不择食地四处捞黄片，贩黄、制黄。
自1987年1月以来，由中央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牵头，组织文化、广电、公安、工商等部门大面积的公开出击清查“黄货”已达327次，已拘留审查了97人，6人判了刑，但都没有给“黄色产业”以致命的打击，黄贩子还不时沉渣泛起。
“扫黄”工作队改变打击方法，这些贩黄者也改变作案方式。在突击打击时，他们就掌握住从事“扫黄”的工作人员上下班的规律，狡猾地把作案时间放在早晚两头。几个月下来，“扫黄”工作消耗的人力、物力不少，收效却并不明显。
白石镇的黄某在北白象富强路上贩卖录像带时，她被“扫黄”人员当场抓住，罚了款。她心痛了一阵子，却并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想这钱一定要赚回来。
半个多月以后，黄某又来到北白象镇，当她的录像带一出手，又被便衣民警当场抓获。
黄某两次“贩黄”，不但没有赚到一分钱，却被罚，但她怎么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几天之后，她带着22个淫秽录像带和11副裸体扑克仍想在北白象捞上一把，结果，她什么好处也没捞上，却戴上了亮闪闪的手铐。
1989年6月12日下午，依靠录制黄色录像带赚钱的陈某又把10台录像机全部开动起来。她打算突击翻录，一次10盒，这样一天一夜就可翻录140个录像带，这是一笔大财。
陈某正在做发财的美梦，北白象镇干部和派出所干警们破门而入，当场缴获录像机10台，电视机一台，录像带695盒，其中片名淫秽录像370盒。
陈某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她希望通过录制黄色录像带发财的美梦破灭了。
1989年1至9月，仅北白象镇，就破获“黄案”74起，44人收容审查，逮捕11人。
经过县“扫黄”工作队和镇党委组织人员几天的突击搜查，重点宣传，全镇的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有的群众说；“地道里的东西都查出来了，这次‘扫黄’可动真格了。”
一位基层干部十分欣慰地说：
“黄货”市场如果任其泛滥下去，我们的青年人将不像青年人，社会主义国家不像社会主义的样子，以前我们敢怒不敢言，现在大气候这么好，我举双手拥护。
还有一位干部说：
农村修桥补路是做公德，扫“黄货”是大公德，否则我们的子女将会深受黄毒之害，后患无穷，党中央这次决策合民意，顺民心，真正在为人民群众办好事。
当时，北白象镇的凉亭、茶摊、小吃部桥头，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议论“扫黄”的事。“扫黄”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贩黄已经激起人民群众的义愤。
樟湾村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街上兜售黄片，一个过路的老太太骂道：“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卖‘黄货’，儿女都这么大了，真不要脸皮。”
这位妇女十分羞愧，她连忙用手帕遮住脸，匆匆溜掉了。
在此期间，群众真正行动起来了，他们自觉地抵制黄潮，热情主动地给县委“扫黄”工作组，写检举信，打举报电话。
汹涌的黄潮，从浙江省温州市的鹿城、金乡、白象、钱库等地一浪接一浪地向内地逼近，波及全国。中央领导一直在关注着这种现象。
与此同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也向全省各级领导指出：
抓紧抓实，一抓到底，夺取我省“扫黄”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9月21日，浙江省委派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袁芳烈赶到温州督战。
10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发出《关于制作传播贩卖淫秽物品的违法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中明确指出：
凡从事非法出版、制作、传播、贩卖淫秽的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及其他淫秽物品的违法分子必须立即停止非法活动。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1989年11月30日到当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或本单位投案自首，坦白交代违法犯罪事实，或者有检举立功表现的，一律依法从宽处理。
10月10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在金乡镇召开万人参加的审判大会，对22名违法分子中的4名罪犯依法进行判决。
最早从事非法销售录像带，营业额达到10万元的夏宝国，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贩卖过黄色录像带的蔡昌旭因为交代自己贩卖价值1万多元的录像带，并揭发同伙，免于刑事处分，当场给以释放。
11月9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在钱库镇召开万人大会，对10名黄贩子进行判决。贩卖裸体扑克的黄通瑶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扫黄”开始仅仅两个月，苍南县已判决黄贩子15名。
与此同时，乐清县人民法院在北白象镇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对抓获的14名非法复制贩黄、传播淫秽物品的罪犯依法进行判决。翻录复制淫秽录像带最多的陈爱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1月25日，乐清县人民法院又在北白象镇召开宣判大会，贩卖淫书、淫画的投机倒把分子吴帮顺等15名罪犯被判刑。对立功投案自首，彻底交代问题的黄德娣，徐快乐，林红芬，钱林英4人免予起诉。
“扫黄”以来，北白象镇已有29人被判刑。
到1989年11月底止，全温州市已抓获黄贩子751人，其中已有62人受到法律制裁。
就这样，在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温州的黄潮开始落潮了。
温州“扫黄”的成功，为全国“扫黄”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国各地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扫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扫黄”之役大得人心，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许多群众都反映：“现在的书摊比以前干净多了。”
一些青少年也十分高兴地说：“现在专门为青少年提供的书籍比以前多了，这些书的内容也比以前更丰富，更健康了！”
公安机关用教育感化贩黄者
1989年10月，温州市苍南县钱库区政府在芦蒲镇举办学习班，组织当地的14位“砺灰壳”船老大及其家属认真学习“扫黄”政策，给他们讲解淫秽物品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这些人思想上都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们对自己从前的行为都深感悔恨。
苍南县的金乡、钱库，水陆交通方便，尤其是钱库区的芦蒲镇林家院村就在东海的海岸线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走私货就是从林家院“砺灰壳”船上登陆，流向内地的。
钱库大魁桥上女贩子卖的淫秽扑克，淫秽画册也是通过“砺灰壳”船走私来的。苍南县的公安干警在钱库抓到一名女贩子，她不仅交代了贩卖淫秽扑克的来源，而且揭发了黄通瑶家里藏有淫秽物品。钱库镇派出所依法对黄氏兄弟俩的家进行突击搜查，一下从黄通瑶家里搜出5大箱裸体扑克900副。
这些裸体扑克，全部都是从船老大黄定唤、孙云碗、杨激化3人那里买来的。
但黄、孙、杨3个船老大经过多次走私贩私，抗打能力很强，闻讯黄氏兄弟被收容，他们早已外逃。
“砺灰壳”船老大和他们的家属都说：“我们再也不准他们做这些‘昧心生意’赚违法钱了。”
就在钱库区“扫黄”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乐清县北白象镇传来信息：群众举报北白象镇的淫秽扑克和画册是几个平阳人贩来的，其中一个叫驼背佬，一个叫矮佬，一个叫长佬。举报人还说这伙人有五六个，上次来时，还带着枪呢。
乐清县的有关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消息。这个来自平阳的驼背佬，他究竟是谁？如果这人抓不住，黄源中的黄源就切断了，许多案子就无法攻破。
10月7日中午，叶三纯刚吃过中饭，床头边的电话铃突然响了。一个负责侦察工作的公安干警在电话那头报告说：“平阳的驼背佬，长佬在北白象镇上露面了。”
叶三纯放下电话，十分兴奋地跳下床，他连声说：“鱼撞网了，鱼撞网了。”
叶三纯立即带领公安干警林存贤等8人，赶到北白象镇的富强路。
叶三纯走进一家饮食店，他看见一个穿柳条衬衣的高个子，正装模作样地站在墙边看出售的服装。
叶三纯仔细地观察着他，断定此人就是长佬，他就走上前问高个子：“你是哪里来的？”
高个子吃惊地转过身：“我是苍南来的。”
叶三纯神情严肃地说：“我正找你。”
“我不认识你。”高个子拔腿想跑，可是他的一只手已经被叶三纯扭住。叶三纯制服高个子以后，把他交给另外一名公安人员。
这时，叶三纯发现有一个人乘店堂里混乱之际，向着门外走去。叶三纯感觉此人十分可疑，他一个箭步赶过去，把这个人拖回来。叶三纯问：“你是哪里来的？”
那人用普通话回答：“我和这里的事没关系。”
林存贤把他身上的衣服往上一拎，忽然叫起来：“老叶，这个就是驼背佬！”
果然，这个人的背是驼的。
经过审讯，公安人员得知：驼背佬叫吴帮顺，当年43岁，苍南县芦蒲镇芦蒲村人，长佬叫冯志岳，35岁，是芦蒲镇鉴后西村人。两人在8月份从外地运来6箱淫秽扑克，共1079副。这次他们是来讨欠下的49元债和联系下一次的“黄货”业务的。
叶三纯和他的战友们带着抓获的长佬和驼背佬，又驱车来到苍南，他们根据长佬和驼背佬的口供，在吴家抓住矮佬吴肖豹。
就这样，英勇机智的公安人员查清了北白象镇的淫秽画册和裸体扑克的来源，切断了本地黄源的来源。
1989年6月间，浙江省农民吴帮顺从福建省福鼎县贩来淫秽画册139本。吴帮顺将其中的40本随身携带到乐清北白象镇富强路，与丁爱玉和张爱芳两人联系后，即以每本11元的价格卖给丁爱玉和张爱芳。丁爱玉和张家芳各买下20本，丁爱玉又转卖给郑赛芬5本。
8月15日，吴帮顺来到福建省霞浦县利群旅社，与姓蒋的黄贩子面议贩卖淫秽扑克事宜后，他感到风险太大，即返家纠集冯志岳合伙贩卖淫秽扑克。接着，两人再次来到福建省霞浦县寻找姓蒋的黄贩子，并以每副扑克6元5角的价格买下6大箱裸体扑克，共1709副。
随后，吴帮顺和冯志岳将这批扑克搭船运到北白象镇。吴帮顺一人携带99本淫秽画册来到丁爱玉家，丁爱玉立即叫来张爱芳，林仁雪，郑赛芬等7人一起分赃。
短短4天的时间，吴帮顺、冯志岳两人净赚650元。
就这样，这批淫秽物品经过这些二道三道黄贩子，悄悄地流向全国。
吴帮顺及其同伙被一网打尽以后，他们都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中，吴帮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贩黄者”也都被判刑。
在监狱里，吴帮顺满脸泪水，无限悔恨地说：“十年改革，人人都加入竞争富裕之道，我为了摆脱贫穷，却选了‘贩黄’之路，成了人民的罪人，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后代，我的罪千古难洗，这都怪自己不懂法呀！”
1989年10月，正值菊花盛开的金秋时节，浙江省苍南县金乡中学的广场上人山人海。10日7时，警察从囚车上押下苍南县金乡“黄潮”的“创始人”夏建国。
由夏建国发起的两个伪造单位，发出录像带业务信函3万多封，收款10万余元，涉及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从他手中向全国发寄的格调低下、淫秽的录像带已难以统计，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难以估量。
此时，夏建国并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罪行，他仍然心存侥幸，看到他母亲正在伤心地哭泣，他若无其事地喊：“妈妈不要哭，请你去告诉吴丽雅，叫她等我三五年。”
吴丽雅是夏建国的未婚妻。夏建国猜想自己这次最多判刑5年，因此，他的神态十分轻松，他还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信心。
公判大会开始以后，当苍南县人民法院院长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判处夏建国无期徒刑时，夏建国惊呆了。他忍不住大声叫起来：“判错了，判错了，我只能判3年。”
苍南县居民夏德忠非法经营额也高达9748元，他带上妻子逃到广州避风去了。当得知政府宣布坦白从宽的政策以后，立即赶回苍南，向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公安人员经过认真审理，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
在苍南县，像夏德钟这样主动认罪的制黄、贩黄人员还有很多。全县第二期“扫黄”学习班原只通知25人参加，结果到了34人。其中6人是主动要求参加学习，交代问题的。
苍南县金乡99名黄贩子分别参加了县镇举办的法制学习班，他们都在深刻地反省自己走过的犯罪道路。
曾经从事制黄、贩黄的陈加杭和陈相玄开始还有些想不通。他们认为自己发征订单，收款发货，非偷非抢，有什么罪？
针对这种心理，法制学习班的老师给他们讲述了许多人因为看黄色录像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子。一个个因为看黄色录像、黄色书籍而走上自我毁灭道路的悲惨故事，让陈加杭和陈相玄原本麻木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没有想到制黄、贩黄行为会给社会造成这样巨大的危害，会引诱这么多人走上犯罪道路。
在铁的事实面前，陈加杭和陈相玄低下了头。他们羞愧地说：“贩黄就是贩毒。用‘精神毒品’毒害人民，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陈加杭和陈相玄内心在忏悔，悔恨自己走过的路。他们主动交代自己非法销售录像，收款1万多元的经过，还自觉地接受7500元和8000元的罚款。
尽管如此，陈加杭和陈相玄仍然因为欠下社会一大笔债而深感不安。他们终日吃饭不香，夜不能寐。
后来，陈加杭和陈相玄经过商量，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向社会认罪。于是，他们十分认真地写下忏悔书，在向订货单位、个人表示忏悔，他们还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
凡已订购我们录像带的，请你们自行销毁，不要再流毒社会；凡收到我们所寄的这类订单的，请你们帮助焚烧；已向我们汇款购买的，我们不再发货，将立即退回原款。
陈加杭和陈相玄把忏悔书写好后，“扫黄”学习班学员吴绍律、郭智渺等10人也赶来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到印刷厂印了1万份，很快将这1万份忏悔书发往全国各地。
首都各界座谈揭露黄毒危害
1989年10月13日，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召集首都教育、出版、公安、妇联等有关各界人士的召开座谈会，揭露淫秽书刊和音像对青少年的危害。
北京市汇文中学副校长王常祉发言说：
青少年处在长知识、长身体、世界观尚未形成的时期，可塑性强，但自制力差；模仿力强，但分辨力差，因此，黄色书刊、音像对青少年的影响极为严重。
他指出：青少年受坏书毒害后，很难自拔。我们不仅要清查校园内的黄书，更要进行正面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品德素质和审美能力，不断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
北京市教育局政教处副处长董柏林发言说：
有一些“视线外学生”——即在校表现较好，被认为不会学坏的孩子——也受了坏书的影响。有个共青团员，还是北京市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就毁在一本坏书、一盘黄色录像带之中了！社会上坏书和黄色出版物的泛滥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学校教育学生要追求理想，坏书却教他们追求拳头、枕头。难怪家长要说“教师育人、坏书毁人”了。
他指出，所以我们要提倡育人的精神产品，禁止毁人的东西泛滥。我们希望党中央、国务院能采取具体措施，鼓励文学艺术工作者多为孩子们写好书、谱好歌。
北京市朝阳区工读学校副校长谭朴说：
看着孩子们一份份受淫秽书刊、录像带毒害的交代材料，听着孩子们受过教育幡然悔悟后对坏书血和泪的控诉，我们对那些出版、发行、销售黄色书刊与录像带的单位和个人无比愤慨。
谭朴举说，17岁的男孩子小李，曾经是学校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他小学、初中时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市、区级三好学生。然而读了手抄本《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等坏书之后，他完全被书中的淫乱情节迷住，读了一遍又一遍，陷入性幻觉之中，“试一试”的念头日趋强烈。自此，小李完全变了。一年多的时间里，被他猥亵、污辱的女生竟达8名之多。一个本来素质很好的孩子就这样堕落了。
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所长周德钧指出：
淫秽色情书刊音像是如何毒害青少年的，我们劳改劳教工作人员的感受十分深刻。北京市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犯有流氓、卖淫、强奸、轮奸等性犯罪的情况触目惊心……还要指出的是，宣扬凶杀暴力的书刊、影像对青少年的毒害也很大。1982年，少管人员和少年犯中，持械抢劫和伤害的仅占犯罪总人数的2％，1987年以后增加到16.4％。一些青少年模仿江湖义气、哥们义气，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和“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套，总想借群体的力量称霸一方。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查禁科科长姜荣生指出：复制、贩卖淫秽录像案件逐年增多，1987年全市查获91起，1988年增加到129起，上升了42％。1985年以来查获的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4049人中，青少年占的比重较大，25岁以下的青少年达2400人，占59％。特别是中学生观看淫秽录像的案件逐年增多，1987年29人，1988年猛增为92人，上升2.1倍。青少年看了淫秽录像以后，中毒之快、中毒之深，是难以想象的。
北京市妇联常委、儿童部部长甄砚说：
这些年来，黄色的东西从手抄变成铅字，从地下转为公开，其为害程度令人发指。
甄砚指出：据调查，当前青少年的生理成熟期提前了。北京市女孩子初潮的平均年龄是13.09岁，男孩子遗精的平均年龄是14.37岁，均比全国的同类指标提前。相对来说，孩子们对青春期来临的心理准备却很不足，因而容易被“精神毒品”乘虚而入。
甄砚说，从我们对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来看，黄色书刊败坏了学风，诱发孩子们很早就热衷于交异性朋友。1983年以后，异性交友的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比例越来越高，甚至一些小学高年级女生也卷进去了。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终于下决心向腐蚀青少年心灵的“精神毒品”开刀了，希望一定要一抓到底，不能手软。
有人指出，书刊音像市场初步改观，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隐患。前一阶段，在“扫黄”的威慑下，一些书摊不出摊了，或者把查禁的书刊暂时藏匿起来，准备风声过后再出来。也有少数人把公开活动转为地下交易。因此，我们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打持久战。很多人担心“扫黄”一阵风，扫一阵就完了，走过场。一些书摊也有经验，过去都是节前、重大活动前扫一阵，他们躲一下，过后卷土重来。这一次就是要改变过去的做法，一直搞下去，取信于民。我们现在各区、县的“扫黄”办公室的机构不能撤，人员一个也不能走，不能松劲。要把坏书坏影视扫除干净，决不能半途而废。
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组长刘忠德最后总结说：
同志们谈到的事实还远不是危害的全部，但已经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如此重视“扫黄”工作，为什么全社会如此关注，为什么每一位父母如此担心孩子会受到精神毒品的危害。从发言中可以听到全社会都在发出呼吁，绝不能让这种危害再继续下去了。
刘忠德指出，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活动，这是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措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关系到能否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系到能否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
他说，这一个多月来，“扫黄”已初见成效。全国已收缴5000多万册淫秽黄色、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书刊以及40万盒淫秽录像带；查处了300个制黄、贩黄团伙和1800多个有关犯罪人员，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依法给予了最严厉的惩处。
但也应该看到，要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尚需要更艰苦的努力。因为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工作，单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是不能奏效的。
刘忠德说：
我们希望全社会的支持，把“扫黄”进行到底。特别要把集中一段时间的整顿清理与长远的治理工作结合起来，就是说要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有关的长期机构。
他同时指出，光是把文化毒品和垃圾清理出来是不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多给群众和广大青少年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学艺术作品，用健康有益的文艺活动占领精神文明领域。我们寄希望于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创作更多的健康文化食粮。
李瑞环说扫黄是长期任务
1990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由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陪同，先后在厦门、石狮、泉州、三明、福州等地视察，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意见，发表了讲话。
李瑞环在福建视察时强调，“扫黄”和“除六害”要常抓不懈，精神文明建设要大力加强。
在石狮市，李瑞环看了街道、工厂，听了石狮市委关于“扫黄”和“除六害”的汇报。他说：
“扫黄”已取得很大成绩，“黄毒”一度严重泛滥的情况已经明显好转，特别是去年底开展“除六害”以后，“扫黄”同“除六害”紧密结合，对打击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净化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秩序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李瑞环说：
就全国来讲，“扫黄”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地方还有“死角”；一些“贩黄”、“制黄”的人，因为有利可图，并没有死心，风声一紧转入了地下，一有机会还会出来冒险；境外敌对势力把“黄、赌、毒”作为麻醉、腐蚀人民斗志的一种手段，这次声势浩大的“扫黄”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绝不会因此善罢甘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黄毒”也会乘虚而入。所以“扫黄”是长期的任务，绝不能有丝毫松动。
李瑞环指出：“黄毒”是“六害”的滋长条件，“六害”的蔓延又带来“黄毒”更加泛滥。“扫黄”和“除六害”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他说，在“扫黄”和“除六害”中，要严格执行政策，努力繁荣文艺，用健康有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在视察三明精神文明建设后，李瑞环说：
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可以归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后者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力量切实抓好。
李瑞环指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它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诋毁、反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比如，只讲物质文明，不讲精神文明；只讲钱的作用，不讲精神作用；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否定人的作用，特别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大力提倡并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际步骤。大量事实证明，凡是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地方，局势就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就比较快，人的精神面貌就比较好。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大力加强。
李瑞环在福州听取陈光毅汇报省委工作后说，改革开放10年，福建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环境面貌有了明显改观，人们的素质有了不小的提高。
李瑞环强调说：
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些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福建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他说，改革开放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央提出治理整顿是为了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有些治理整顿措施本身就是改革。改革开放对福建具有更特殊的意义。他要求机关干部要改变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听意见，办实事，做宣传，把改革开放工作搞得更好。
3月24日，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会议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在会上说：
“扫黄”之举顺民意，得人心，已取得初步成效。
刘忠德透露：到1990年1月底，全国已收缴违禁书刊3100多万册、录音录像带150多万盒，取缔制黄、贩黄窝点2500多个。
刘忠德强调：
“扫黄”工作必须长期、深入地进行下去，绝不能松懈，更不能半途而废。
他说，当前要在继续作好报刊、出版社整顿压缩工作的同时，加强调查研究，着重抓好音像出版、复录和发行单位的整顿压缩工作。
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全国压缩整顿音像单位办公室主任王强说：
目前音像业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走私进口黄色音像制品、制黄贩黄和非法翻录活动一度十分猖獗。
当天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压缩整顿音像出版、复录和发行单位的问题，决定各地压缩整顿音像单位办公室成立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并在此基础上作好这项工作。
5月19日至29日，李瑞环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深入到工厂、港口、农村、学校调查研究，与群众和基层干部座谈，了解精神文明建设情况，就坚持改革开放及“扫黄”、“除六害”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李瑞环指出：
“扫黄”、“除六害”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必须看到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认识到“扫黄”、“除六害”关系到社会的风气、全局的稳定，关系到党的威信、群众的情绪、改革开放的前途。要下定决心，常抓不懈，抓紧抓细，一抓到底，切实抓出成效来。
在考察肇庆、江门、中山、珠海、顺德、番禺、东莞等市县时，李瑞环对这些地方1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李瑞环在视察珠海后，高度评价了珠海的城市建设成就。他说，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第一要重视城市规划，这是城市建设中最重要、最关键、最基础的工作。它决定城市的现在，制约城市的长远，影响城市的全局。第二要注意协调渐进。只有横向协调，纵向渐进，才能使城市持续稳定发展，避免比例失调，大起大落。第三要讲究城市科学。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整体，要把城市搞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城市科学。
李瑞环在虎门镇还瞻仰了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旧址。他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灾难深重、蒙受屈辱的历史，但又是一部人民反抗侵略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近代史的教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同心同德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为祖国“四化”大业团结奋斗。
10月17日，李瑞环在陕西省考察时就全国“扫黄”工作发表意见，他强调要把“扫黄”斗争引向深入，必须与“除六害”紧密结合起来。
李瑞环指出：
一年来全国“扫黄”工作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绝不能满足已有的成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特别要看到，一些地方不仅“制黄”、“贩黄”活动仍然存在，而且吸毒、贩毒等犯罪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无论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社会，还是对家庭对个人，都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他指出：
各级党政领导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认识“黄毒”是“六害”滋长的条件和基础，“六害”的肆虐又助长了“黄毒”的流传与泛滥。“黄毒”不扫，“六害”难除；“六害”不除，“黄毒”难禁。必须坚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统一领导，从工作部署、职责划分、力量配备上进行充实和调整，在实际工作中把“扫黄”与“除六害”有机地结合起来，协同作战，相互促进。
在讲话中，李瑞环特别强调，一些犯罪分子把“制黄”“贩黄”和“贩毒”当成牟取暴利的手段，铤而走险，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打击，决不手软，并下大力量堵住“黄源”、“毒源”。
在集中打击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管理机构，把经常性管理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巩固“扫黄”与“除六害”的成果。
李瑞环于10月11日至17日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先后在西安市、汉中地区考察了文物保护工作，走访了农户，并就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部分厂长、党委书记进行了座谈。
隆重召开全国扫黄工作会议
1990年10月22日，全国“扫黄”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李瑞环、李铁映、丁关根等出席了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组长刘忠德在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扫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老问题主要是“扫黄”工作还有死角，制黄贩黄的地下活动有些还没有彻底揭露打击，一些大案要案，还待依法审理和判决。
新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其一是今年春末以来，部分地区制黄贩黄的不法分子又重操旧业，而且活动更加隐蔽，更加狡猾。过去明令查禁的黄色出版物重新上市，有的被撤销的出版单位违法进行活动，甚至出版黄色出版物。其二是非法出版物抬头，来势甚猛，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段已经查获的非法出版的书刊达210多种。
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扫黄”的深入发展，而且危及前段“扫黄”的成果，如不及时解决，会使制黄贩黄的浊流卷土重来。
10月24日，李瑞环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李瑞环指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四中全会产生的新班子，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
当时制黄、贩黄猖獗，黄毒泛滥成灾，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采取坚决措施铲除这种丑恶现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体察民情，及时做出了在全国开展“扫黄”斗争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扫黄”工作电话会议，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
“扫黄”斗争的逐步深入开展及其胜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扫黄”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拥护。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共产党为老百姓办的一件大好事。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最近说的：“‘扫黄’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接着，李瑞环又十分严肃地指出：
“扫黄”斗争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绝不能满足已有的战果，不能有丝毫懈怠。
对各级领导来讲，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和研究存在的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扫黄”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工作比较薄弱，水过地皮湿，甚至还有未被触及的“死角”；有些地方一度收敛的制黄、贩黄活动最近又死灰复燃。
……
上面的这些分析，说明“扫黄”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我们要知难而进，树立起常抓不懈的思想。
李瑞环强调：
要实行集中打击同经常性管理相结合。集中打击，能广泛发动群众，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遏制黄毒的泛滥；经常性管理，能巩固集中打击的成果，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
李瑞环指出：各地的经验证明，凡是集中打击搞得比较彻底的，经常性管理也就容易上轨道；凡是注重经常性管理的，集中打击的效果就更加显著。鉴于当前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存在的问题，中央要求各地在今冬明春开展一次“扫黄”战役。
这次集中打击的重点是消除前段“扫黄”中的死角，打击重新抬头的制黄、贩黄活动，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一批顶风作案的罪犯，全面整顿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市场。各地要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好具体部署。在集中打击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健全管理机构，把经常性管理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接着，李瑞环指出：
广大群众是“扫黄”斗争的主力军，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就形不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扫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
李瑞环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离元旦、春节不远了，各地要抓紧做好活跃元旦、春节期间文化娱乐活动的准备工作，创造条件，让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文明的节日。”
接着，李瑞环要求：
请同志们思考一个问题，像“扫黄”这样千家万户都十分关心并且急切盼望解决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要办好的实事，如果都解决不好，都办不成，广大群众会怎样看我们？那将会给党和政府造成什么影响，对整个党的工作将带来什么困难？
我想，只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就会看到这次“扫黄”成败在当前的形势下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就会看到这不仅仅是一项具体工作的得失，而且是对我们领导的决心和魄力，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的一次检验。因此，这件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只能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请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后，把这个意思和这次全国“扫黄”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做个汇报，希望他们进一步关注这件事情。
最后，李瑞环充满激情地说：
“扫黄”是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正义事业。在过去的一年里，参加“扫黄”斗争的同志们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扫黄”取得很大成绩和出现当前好形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党和人民感谢你们的工作，历史将记载你们的业绩。
现在中央对“扫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我相信，只要各级领导进一步重视起来，只要同志们进一步振奋起来，齐心协力，乘势而上，就一定能把“扫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继1989年“扫黄”风暴之后，从1990年冬到1991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人们期待着一个繁荣健康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会早日形成。
《新闻出版社》的一个评论员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1989年7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扫黄”工作，是一场净化文化环境，净化亿万青少年生存环境的斗争，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
法律，对于“扫黄”是个重要武器，对于犯罪分子有着巨大的威慑力。我国立法和执法机关，在过去的“扫黄”工作中尽职尽力，各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只需要严谨可行的法律规定，还需要强有力的执法机构和队伍，需要亿万群众的明察秋毫。
会议确定再次深入开展扫黄
1990年10月24日，当参加全国“扫黄”工作会议的同志列数一年来的战果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提醒大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广东、陕西、山东、河南、辽宁省的负责人。出席座谈会的还有王忍之、高狄、朱穆之、刘忠德、于永波、艾知生、徐志坚、李彦等。
在中南海怀仁堂，李瑞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与“扫黄”战线的“前哨兵”们一起研究如何巩固成绩，以持之以恒的精神把“扫黄”斗争引向深入。
一度肆虐的“黄毒”，经过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清扫，有效地得到了遏制。广东，曾经是走私的通道，“黄毒”屡禁不止。代表发言说，这一年间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扫黄”得人心，顺民意。
有一个群众找到省主管部门说：“我看你们是真在‘扫黄’啊”，于是画出一个黑“窝点”的地形图，使公安部门顺利破了案。广东的十大要案，其中九件是由群众举报的。
对广东等地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扫黄”，李瑞环表示赞赏。他希望各地党政负责人，对这福及子孙的大业予以特别的关注。
青岛市委的领导为堵“黄源”，亲自守候在码头上，以至“黄贩子”们不敢靠岸。山东地市一级大都建立了“扫黄”工作机构，并且提出“要像保护生态环境一样地保护文化环境”。各地代表介绍因省委领导重视而取得实效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赞许与兴趣。
打一仗，进一步。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分析当前“扫黄”形势时提出，“制黄”、“贩黄”等非法活动与走私结合，组成了地下网络，是当前值得警惕的新动向。他建议，对某些大案要依法从重从快公开处理。
李瑞环插话说：
我赞成大张旗鼓地处理，以造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发言的同志谈及“扫黄”工作中协调各方力量的重要。李瑞环说：意识形态、公检法，文的、武的，要结合在一起。
最后，李瑞环就一年来“扫黄”工作的成绩、重要意义及怎样把“扫黄”引向深入发表重要讲话。
“扫黄”功在千秋。丁关根重申当前形势下这一任务具有的特殊意义，希望与会代表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加以认识，将这一斗争长期持久地坚持下去。
在全国“扫黄”工作会议上，大家总结了经验，分析了形势，部署了工作，决定今冬明春再次集中力量“扫黄”。这是一个进一步开展“扫黄”斗争的动员会，鼓劲会。
自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办了许多实事。“扫黄”是其中很得人心的一件。
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那些宣扬淫秽、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泛滥的势头，已经受到坚决的遏制，文化市场比过去干净多了，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被污染的心灵正在净化，人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危害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扫黄”斗争取得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有决心，有办法兴利除害。同时还表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以这么大的声势，这么大的规模，采取这么坚决的措施进行“扫黄”。
“扫黄”斗争决不仅仅是查禁几本坏书、几盘坏磁带的问题，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社会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一场斗争，也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这场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国家、民族的兴衰。
“黄毒”在较长时期里、较大范围内蔓延，有的地方十分猖獗，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恶果之一，反过来，“黄毒”蔓延又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扫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时，有人指出：政治上的反动和品格上的庸俗往往密切相关，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就是“黄毒”的炮制者、鼓吹者。所以，我们要把“扫黄”提到反对“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
“扫黄”大会确定在1990年冬和1991年明春再集中进行一次打击，是完全必要的。
大会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扫黄”斗争要常抓不懈。精神垃圾、文化糟粕不可能经过一两次突击就一干二净，不可能一劳永逸。这也像我们打扫庭院一样，既要有突击性的“大扫除”，更要天天打扫，随时清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和支持“扫黄”斗争的，做父母和当老师的，尤为关切。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同志要体察民情，顺乎民心，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有决心，有魄力，办好这件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大事。
“扫黄”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扫黄”和繁荣相辅相成。只有坚决清除了精神垃圾，人民群众才可能有健康丰富的精神食粮。
各地既抓扫黄又抓文化繁荣
1990年11月4日，陕西省委、省政府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精神食粮”的生产，使文艺战线出现了少有的繁荣局面。
陕西省委、省政府1989年6月就成立了整顿文化市场领导小组，先后开展了多次“扫黄”：查处“制黄”、“贩黄”违法犯罪分子的活动，查禁封存各类违禁书刊和录音带、录像带，压缩、取缔非法和有问题印刷厂家，取缔查处违法、违章书刊、音像摊点，使文化市场得到了净化。
在抓“扫黄”的同时也抓“繁荣”。省里先后增拨150多万元用于全省文艺创作和演出。1990年5月，省里组织170多名文艺工作者赴延安，在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举行纪念《讲话》发表48周年座谈会，省文化厅还制定了进一步繁荣艺术创作的“深入生活、艺术新作、新作上演、优秀作者、优秀演出、优秀评论、优秀科研、优秀组织”等八项奖励条例。
由于坚持“两手抓”，陕西省文化战线出现了少有的繁荣局面。全省各专业文艺团体创作、演出空前活跃，好戏连台。
一年来，全省新创作的戏曲、歌舞剧及喜剧小品350多台，其中搬上舞台的有近百台，省直属文艺团体今年来共演出各类文艺剧目600多场，是1989年同期的4倍。1990年全省进京参加各类调演会演的剧目就有10个，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全省城乡民间业余艺术创作演出活动也十分活跃，农村比往年红火热闹。
全省10多个地（市）县1990年来，都举办了民间艺术节和民间艺术会演，演出各类剧目500多个；各地还创作了400多个新故事脚本和700多个戏曲和小品，全省60多个县收集民间故事11万多个、歌谣4万多首。三秦大地秧歌、锣鼓、高跷、龙灯、社火等艺术形式百花齐放、精彩纷呈。
一年多来，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广泛发动群众，健全管理制度，进行综合治理，使上海的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得到初步净化，为繁荣出版事业、文化事业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
在深入“扫黄”的同时，上海市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繁荣上。为了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市委、市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电影等部门实行了为期5年的经济承包和税收返还办法，把这些部门上缴的所得税全部返还，支持他们多出好书、好作品，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改善生产、工作和生活条件。
上海市还设立了出版基金800万元，用于支持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图书和优秀学术著做出版；设立300万元书刊发行网点建设基金，扩大和改善图书销售网点；设立1000万元的印刷技术改造基金。
上海市要求新建居民新村和小区，必须以一部分成本建新华书店和图书馆。市委、市政府建立了文化发展基金，设立了社科研究成果奖和中长篇小说奖。还从1989年起每年拨出100万元支持和奖励优秀剧目。
上海市1990年起连续三年每年拨出300万元支持优秀电影的创作和制作，还将提供1000万元贴息贷款支持电影创作。与此同时，对某些高消费的文化活动，上海开始增收特种文化消费附加税。
当时，优秀著做出书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一批戏剧、音乐舞蹈等作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专家、领导的好评。
各地坚持大力扫黄净化文化
1990年11月8日，青海省采取堵源截流等措施，使全省文化市场的管理向经常化、制度化、法规化转变。省内各州、市、地、县的文化市场已初步得到净化。
改革开放10多年来，青海省的经济突飞猛进。人们对8小时以外的业余生活也有了新的要求。但近几年来，青海文化市场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宣传色情淫秽、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书报刊和音像制品泛滥成灾。
1989年以来开展的“扫黄”活动，有效地控制了“黄毒”瘟疫。一年来，全省自上而下地理顺了各州、地、县“扫黄”工作的管理渠道和职责范围，还专门成立了西宁市文化市场稽查队，采取了一系列堵源截流，把好源头的措施，巩固了“扫黄”工作的成果。
省市文化出版部门组织成立了西宁市书报刊发行协会，并由一些个体书商集资，挂牌成立了“西海书报刊发行社”，使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有效地控制了全省集体、个体书报刊市场的进货源，同时保证了集体和个体书商进书、售书渠道的畅通。
11月24日，海南省召开“扫黄”工作会议，海南省决定1991年春将再次开展清“黄毒”工作，以净化特区文化环境。
从1989年8月以来，海南省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黄”活动。收缴了一批不健康书刊、非法出版物；收缴封存了一批淫秽、色情和非法录像带；查处了180多起传播淫秽物案件；一批“制黄”、“贩黄”者受到了刑事处分。
海南组织的“扫黄”集中行动将重点打击出版制作黄色书刊、音像制品的地下黑窝和地下发行网络；打击、取缔非法的出版物和全面整顿音像市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一批顶风作案、制黄、贩黄的罪犯；整顿文化娱乐场所，取缔色情和赌博活动。
另外，海南还将建立健全录像放映点、书报刊销售点、音像市场、电视片制作等管理制度。《海南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规定》也将在近期公布施行。
广东省委、省政府抓住“黄害”的活动规律，对症下药，取得了“扫黄”的显著成绩。他们的主要做法是：首先堵境外“黄源”。
广东省的“黄毒”主源头在境外。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法走私进来的“文化垃圾”，不但类杂量多，而且渗透面广，毒害性大。
广州市在捣毁一批黑窝的同时，还注意抓大案要案，注意查市场、抓边区、扫死角，抓了一批流窜作案的“黄贩子”，大大净化了广州文化市场。
广东省除了在一个期间内，集中力量，扫荡“黄害”外，更注重加强经常性管理。不少县、区都建立了经常性的检查网、巡视网、监督网、教育网，这“四网”横向联络公安、工商、文化、广播、教育等部门，纵向深入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1989年“扫黄”查获的案件中，有80％是通过这“四网”渠道发现和破获的。
一年多来，江苏省洪泽县坚持不懈抓“扫黄”，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一年多来，全县已收缴黄色书刊448册，查封违禁书刊300多本，收缴非法出版录音带224盒，查封色情、凶杀、恐怖内容的录像带24部，取缔非法录制品销售点9个，整顿了书刊销售、出租点和录像放映点。
湖北省1991年报刊发行工做出现好势头：主要报刊订数均有增加，主要党刊、理论刊物，以及青少年刊物发行份数较上一年有较大增长，其中有关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报刊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健康的文学艺术类报刊，特别是《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文学期刊，发行份数全面大幅度增加。
青少年刊物的大幅度增长，充分说明了广大青少年对“精神食粮”的需要是迫切的。通过“扫黄”，给他们输送内容健康、生动活泼的报刊，占领青少年的业余文化阵地，是当前报刊发行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另外，私人自费订阅报刊的大幅度增长，是湖北省当年发行工作的又一特点。在私人订阅报刊中，生活、家庭、妇女、婚恋以及实用科技类报刊的增长特别突出。不难看出，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提高以后，进一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已是当前的主要潮流。
除此以外，有关农村科学种田、致富的报刊，由于采取了对口宣传等措施，这类报刊的发行份数也有大幅增长。
1991年2月10日，全国“扫黄”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扫黄”战报频传。至1990年底，仅北京、上海、天津、甘肃、湖南、湖北、海南等地在两个月内就查处大案要案16起，并结案12起。
全国“扫黄”工作会议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积极行动，注重落实，推动了“扫黄”斗争的进程。
北京、上海、天津、甘肃、海南等地加快对“制黄”、“贩黄”案件的处理工作，分别公开审理了一批已查获的大案要案。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1990年10月30日召开宣判大会，依法公开审理一起制作贩卖淫书案，主犯李秀荣、李庆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上海市对查获的4起制作、贩卖淫书案也依法进行了审判。天津市对伪造公文印章进行非法出版案犯李玉平判处有期徒刑8年。结案工作加快，破案工作也有加强。甘肃省破获了两起“贩黄”、“传黄”案件。
各地开展的集中“扫黄”行动尽管时间短，但收缴了一大批淫秽、色情和非法出版物。甘肃省在一次突击检查中，收缴、封存非法出版和违章经营的塑料薄膜年历画30种、12万张，宣传封建迷信的卡片3400张。
上海市在一天的集中检查中，据统计，收缴违禁书刊14020册、音带3107盒、录像带133盒，取缔无证书摊、书贩157个。
大连海关自集中“扫黄”以来，共堵截反动书刊1300多份、黄色录像带300多盘。
广东、海南、浙江、福建、湖南、湖北等地都收缴了一批违禁出版物。
在集中“扫黄”的同时，各地纷纷对文化市场加强管理。四川、河南、吉林、黑龙江、西藏等地制定和完善了有关条例。陕西、浙江、山西、湖南、江苏、河南等地加强了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建设。一些地方设立了专职文化稽查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