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扫除精神污染

• 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人说：“近年来出现的‘文化垃圾’充斥于市场的混乱状况，开始有了初步改善！”
•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于庆和说：“‘扫黄’是利国、利民之举。”
•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说：“千万不能像以往那样‘一阵风’，要有长期战斗的准备，眼下亟需有关法规、条例尽快出台。”

成都等地扫黄行动初战告捷

1989年7月28日上午，公安部门小汽车闪着红色警灯，飞快地驶出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大院。

一辆辆大客车紧紧跟随着这辆公安小车。大客车上满载着稽查队员，他们的胸口都佩戴着“四川文化稽查队”的红色徽章。

警灯闪烁！警笛嘶鸣！响亮的警笛声划破了长街的沉寂。

这次，四川文化稽查队将对成都市忠烈祠街、大墙街等主要书刊批发市场进行一次突击性清查。

一场对四川省内的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的大围剿，在全市拉开了序幕。

四川文化稽查队兵分三路。稽查车辆驶出大院后，就按照预定方案各奔东西，迅即开向预定目标。

指挥员果断地做出战斗部署：“快！把大墙街东西两头的路口都封住。凡是拿有书刊的摊贩，一律都要检查，黄书一律扣下！其余的，分成若干小组，从东到西，逐店检查！”

稽查队员迅速封住路口。把守路口的稽查队员犹如警惕的哨兵。他们把企图夺路而出的摊贩拦在口内，就地拆包检查。

四面八方的行人围拢过来，他们十分兴奋地观看着这一场特殊的战斗。

街内，一家家书店还在进行书刊交易。一些经营黄色书刊的老板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场闪电般的突击清理。他们猝不及防，还没有来得及转移那些难见天日的淫秽书刊，犹如神兵天降的稽查队员就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

稽查队员神情郑重地对老板们说：“我们是文化稽查队。请你们暂时停止交易，我们要检查一下书刊。”

有些老板立刻变了脸色，他们有些不情愿地说：“这些书是刚进的，没啥子问题。”

稽查队员态度十分坚定地说：“刚进的也要查。全部清查！”

稽查队员按照事先的部署，一店不隔、一书不漏地清查起来。他们查完店堂，又奔书库。果然，他们发现了一些淫秽书刊。他们把这些书甩到老板面前，十分严肃地问：“没问题，这是什么！”

老板羞愧地低下了头。

在检查过程中，有些老板大吵大闹，拒绝检查；有些甚至故意让书库黑灯瞎火，以便干扰检查。稽查队员坚决执行命令，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一查到底。

稽查队员艰苦奋战，他们连续工作3天，把全市的批发集市，书店、书摊、邮亭都检查一遍。

8月1日，全市最大的集体批发书店“希望书店”，主动将上万册待查书刊上交。这宣告四川省开展的扫黄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与成都市行动的同一天，贵阳市也开始对全市书刊批发业进行大清查。

这天深夜，贵阳市的大小商店和饭馆关门打烊，在外乘凉的游人也回到家里睡觉。

大街上行人稀少，一片沉寂。

“出发！”随着副市长吴志刚的一声号令，整装待命的稽查队员迅速登上汽车、大客车、卡车。这些车辆从机关大院鱼贯而出，快速行驶到大街上。

这次执行任务的稽查队伍由市公安局、工商局、文化局等部门的人员组成。这支队伍由吴副市长和公安局、工商局长直接指挥。

在此之前，贵阳市的主要领导已经对清查工作做出周密部署。市长玉奉亭亲自做了动员工作。

“分头行动，各自开向预定地点！”随着指挥员低沉有力的命令，稽查队伍开始奔赴城区的四面八方，对各个批发店，地下书库进行清查。

这一夜，这支稽查队伍一举查获了4家地下书库和一些无照经营户，查封书刊3.5万册。

8月2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通报了一个多月来的“扫黄”战况。这位发言人十分欣慰地说：“近年来出现的‘文化垃圾’充斥于市场的混乱状况，开始有了初步改善！”

北京天津等地取得显著成果

1989年8月25日，北京市召开会议，对进一步清理整顿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做出具体部署，努力促进首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当时，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腐蚀，加之管理上的混乱，大量的“精神垃圾”充斥首都市场。市政府虽然每年开展全市性的“扫黄”及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活动，但受“大气候”的影响，问题屡禁不止。

当年7月以来，全市出动2000多人次，检查书刊市场200余次，收缴书刊4.3万多册，从印刷厂查获销毁37.7万多册，封存书刊10万多册，报纸6.9万多张。书刊市场有所好转，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副市长何鲁丽在讲话中就此提出：

进行一次全市规模的大检查，以区县为单位，分片包干，在自查的基础上，根据文件规定的查处范围，对本地区所有的书店、书摊、书亭，销售音像制品的国营、集体商店，个体摊商及录像放映点逐一进行检查。

与此同时，天津市发动群众深入“扫黄”，取得了显著成效。

7月下旬开始，天津市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大造舆论，积极引导群众提高认识。这些舆论宣传使一些书刊及音像经营单位和个人受到了教育，他们不仅不再购进黄色出版物，有的还主动封存或上缴查禁的书刊。

为了增强群众的参与意识，有的区还建立了区、街、居委会“三级举报网”。在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天津市“扫黄”战果可观。

自7月28日至8月6日，共收缴淫秽物品2万多件，摧毁流氓团伙92个，查获犯罪分子1400多人。

在查禁黄色书刊的同时，天津市各区县还积极扩大工厂、学校、街道等图书馆网络，向广大群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为了配合全国各地的“扫黄”工作，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扫黄”何须用火烧》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

在目前对文化市场的清理中，不少地方将收缴的黄色书刊付之一炬，以示“彻底”。记者认为，扫黄并非“烧黄”，与其把这些书刊当废纸烧掉，不如把它毁作纸浆重新利用。

文章指出：

目前全国各地清理出几万、几十万册非法出版物、淫秽书刊及录音录像制品，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清理中，不少地方把收缴来的黄色书刊堆在一起一把火烧掉，场面着实壮观，体现出了当地政府对“黄祸”的憎恨。但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纸张的浪费。

文章认为：我国当前纸张紧缺，价格大幅度上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小学生教材赶印不出来的情况。因此，烧书并非良策。假若把这些书刊严格管理起来，并加以回收，做纸浆重新利用，将给国家带来很大益处。

各界人士拥护中央的行动

1989年8月2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扫黄”的罚没收款项，全部用于扶植优秀图书出版和“扫黄”办案经费。

这项决定，是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在26日晚全省“扫黄”电话会议上宣布的。

一个时期以来，陕西省一些出版单位出版优秀书籍的经费严重不足，文化市场上“黄书”、“黑书”泛滥。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省委、省政府除了采取进一步整顿出版内容、增加优秀图书出版经费外，决定将处理违反出版规定的各类案件的罚没收款的70％，用于补充宣传革命理想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优秀读物和学术著做出版基金，将罚没收款的30％用于“扫黄”办案经费。

8月28日，首都各界人士聚会座谈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时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一定要协同作战，彻底清除各种“精神毒品”和“文化垃圾”。

这次座谈会由新闻出版署主办。

在这次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于庆和说：

“扫黄”是利国、利民之举。面对淫秽色情出版物泛滥成灾的状况，许多职工家庭忧心忡忡。这一社会公害早就该铲除了。

他介绍了总工会新近制订的一些具体措施后强调：

必须十分审慎地把握政策，不能干涉职工正常的生活和文化爱好，扫除坏的，是要发展好的，与此同时，要设法拓宽职工文化生活领域。

国家教委条件装配司副司长马樟根在发言中介绍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他说：

近几年，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固然，这同政治思想工作的被削弱有关，但反动、黄色书刊的影响也不能低估。中学教师们将这类书刊比作“杀人不见血的刀”。一个初中班原是区里的先进集体，黄色书刊在班上悄悄流传后，班风迅速变坏，一年内竟有4人留级，1人犯罪。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认为，“扫黄”行动为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他的调查，黄色书刊及录像直接诱导青少年犯罪。尽管这几年开展过“查禁”、“严打”等活动，但收效不大。他说：

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改观不能只靠行政手段，还要靠经济、法律等手段综合治理，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关涛称“扫黄”深得人心，尤其是深得母亲、妇女之心。全国妇联号召广大妇女自觉投身这场斗争。

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费开龙提出，清理整顿的关键是堵塞污染源。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总结这几年“扫黄”的经验教训时说：

千万不能像以往那样“一阵风”，要有长期战斗的准备，眼下亟需有关法规、条例尽快出台。

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在发言中说，铲除“文化垃圾”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希望社会各界和每个家庭都来关心支持清理整顿工作，自觉抵制各种“精神毒品”，希望各人民团体及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将文化市场管理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体察民意，认真“扫黄”》的文章。文章指出：

“扫黄”的必要性，态度坚决、毫不手软地把这件事情抓好。作为文化领域里波及面甚广的音像制品市场，一段时期以来，充斥着为数不少的各种淫秽、色情的和宣扬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等内容的劣品，严重地毒害听众和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起了破坏社会安定、损害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声誉的坏作用，真可以说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因此，坚决、彻底地整顿和治理音像出版事业和市场，确实是势在必行了。

在当时，多数音像出版单位都是在缺乏必要的文化投资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尽管他们确实也生产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音像制品，但为数不少的产品却程度不同地有悖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人们已经尖锐指出，一些内容灰暗、情绪消沉、格调低下的录音歌曲盒带，或无病呻吟，或歇斯底里，已经在侵蚀青少年的心灵、涣散人们的革命意志。至于国内出版的900余种录像盒带中，国产版权的约占三分之二，海外版权的约占三分之一；但发行盒数正好相反，即国产版权的仅占三分之一，而海外版权的却占了三分之二。

更值得注意的是，遍布全国城乡的5万多个营业性的录像放映点，近万个办有闭路电视系统的机关、厂矿、宾馆，以及400万部左右的进入家庭的私用录像机所播放的录像盒带，大都是进口出版的海外产品。

这种进口出版的海外录像盒带虽然只有300余种，但发行量却超过了20万盒。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录像盒带，内容上绝大多数都属情杀、武打、侦破、歌舞、警匪之类。加上还有由于管理不严靠走私流入的海外色情录像盒带和国内非法翻制、出版的同类劣品，或暗中流传，或黑市倒卖，其流通盒数并不亚于正式出版量，其对观众的危害和对音像市场的骚扰，都是不可小视的。

因此，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音像出版到音像市场管理，都亟待认真的整顿和治理。

文章指出，整顿和治理音像出版和音像市场，还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相应措施：

其一，严格把好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关……

其二，要坚决整顿音像市场，彻底“扫黄”……

其三，要加强对遍布城乡的营业性录像放映点和办有闭路电视系统的单位的管理，对于播放节目要坚持思想内容健康、有益于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原则，坚决制止播放反动、淫秽的录像盒带。

其四，要发动全社会特别是理论批评界关注音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应通过评奖、评介等方式引导音像出版事业健康发展，并及时地向人民群众推荐佳作，促使优秀的音像制品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文章认为，应注意提高编辑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于音像出版中的“协作”出版尤应注重质量把关。

同时，鉴于进入家庭的私用录像机主要的节目源是靠租借，因此，对城乡的营业性的录像盒带租借点必须进行整顿，加强管理。

沿海四省深入开展扫黄行动

1989年9月底，对于淫秽出版物屡禁不止的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四省，“扫黄”工作已初见成效。大批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被查禁，一些专门兜售淫秽出版物的销售点被取缔，一些制黄、贩黄的地下网络和出版社、印刷厂被破获和查处。

9月10日、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南下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沿海四省“扫黄”工作座谈会。在这以后，四省党政负责人亲自挂帅，做出“扫黄”具体部署。

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副书记贾庆林赶赴黄色录像带泛滥的石狮市，检查“扫黄”进展情况。

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刘剑锋在全省“扫黄”工作会议上讲话，进行统一部署。

浙江省委、省政府于9月初分四路派出工作组，到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嘉兴、湖州等地市检查督促“扫黄”工作。

9月21日，浙江省法院院长带领有关部门24名干部，再次到温州帮助工作。为配合查清邮电系统勾结犯罪的活动，省邮电管理局长也专程赴温州。

之后，省委书记李泽民也去温州检查指导“扫黄”斗争。

在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朱森林、副书记张汉青、副市长李兰芳多次上街，亲临清查整顿现场；湛江市在市委副书记余启志带领下，两次对全市进行大规模清查；淫秽物品泛滥比较严重的陆丰、海丰、潮阳、惠东等县，由县委书记或县长亲自带领清查队伍，连续多次清查书报刊和音像市场。

沿海四省针对本省的具体情况，明确各自的“扫黄”工作重点。

福建集中省、市、镇三级干部力量清查石狮市。浙江把温州地区作为“扫黄”的重点地区，工商、文化、公检法、邮电、银行等单位形成一股合力，使温州地区的“扫黄”迅速打开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温州已排出15个重大案件，正在加快审理。仅苍南县就查获“贩黄”金额万元以上的案件31起。

乐清、苍南、鹿城三县区分别召开宣判大会，大张旗鼓地公开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一些犯罪分子被判徒刑，震慑了不法分子，有59人到政法部门自首。

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则把堵截境外淫秽出版物作为重点，设立了三道防线。

第一线由海关、边防、渔政部门负责，海上抓、口岸堵、边防沿线查缉，并且充实海上和口岸的缉私力量，改进装备，以提高缉私能力和查获率。

第二线由沿海通往内地和交通要道上的工商缉私站、缉私队以及交通、邮政等部门，负责交通干线及邮路等贩运、扩散道的缉拿和检查。

第三线是陆上的“扫黄”，重点放在深挖制作、贩卖淫秽书刊、录像带、淫秽扑克的地下窝点。海南省则注意把“扫黄”与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结合起来，在收缴违禁书刊和录像带的同时，坚决查处卖淫、嫖宿案件、取缔色情窝点。

当时，沿海四省的书报刊及音像市场也有了较大的改观。

福建省两个多月来共出动2.6万人次，查获违禁书刊25万多册、淫画7000多张、裸体扑克3000多副、录像带9万多盒、录音带近4万盒，取缔各种违法摊点800家，依法审理违法犯罪分子2000多人。

广东省自当年4月初以来，共出动清查力量近4万人次，收缴各类违禁书刊34万多册、淫秽画册4万多本、淫秽扑克2万多副，收缴非法淫秽录像带近7万盒，同时收缴录像机、电视机、倒带机等各种作案工具1200多台件，共依法审理违法犯罪分子2868人。

浙江省自89年7月以来，出动检查人员3万多人次，查缴违禁书刊近9万册、非法出版物2.5万册，查缴非法、淫秽录像带近7万盒、录音带4万多盒，还取缔了一批书刊批发点、零售摊点以及录像发行站和放映点，依法审理违法犯罪分子368人。

海南省当年收缴违禁书刊2万多册、录像带近3000盒，取缔无照经营书刊点21个。

福建石狮捣毁淫秽窝藏点

1989年9月11日，李瑞环在南方四省“扫黄”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指出：

就全国范围来说，当前要集中力量解决“黄源”的问题。对那些制作、贩卖淫秽出版物严重的单位和地方，不集中力量加以清除，“扫黄”，就永远扫不净。如福建的石狮、浙江的温州、海南的海口等沿海地区的若干城镇，这次就要作为重点。

石狮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处文化历史名城泉州与经济特区厦门之间，与台湾隔海相望，市域三面临海，海岸线长67.7公里，全市面积160平方公里。

1980年1月，石狮属晋江地区晋江县。1986年1月，属泉州市晋江县。1987年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晋江县石狮、蚶江、永宁3个镇和祥芝乡，置石狮市，由泉州市代管，为省辖县级市，并作为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1988年9月30日，石狮市正式成立。

福建省石狮市商业繁荣、素有“小香港”之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计其数的黄色录像带正是从这里流向全国的。

公安机关指出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石狮拥有十分发达的向外辐射的商业网络，从各渠道流入福建的淫秽物品大部分先汇集于此。当时，石狮已经成为全国淫秽物品最主要的集散黑市和黄色录像片的主要复制地。全国已收缴的淫秽物品有三分之一来自石狮。

外地人来到石狮，时常会成为贩黄者的目标。他们反复纠缠，向客人推销黄色录像、裸体扑克牌等淫秽物品，以便从中牟取暴利。

“扫黄”工作开始以后，福建省委对石狮问题十分重视，他们决定首先拔除这个“黄色据点”。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十分坚定地说：

石狮问题能否解决，对省委、省政府是一次考验。无论问题多么严重，困难多大，阻力多强，都要把石狮问题解决好！

1989年9月17日，一个由15位厅、局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石狮；泉州市委书记张明浚也带领30多名干部进驻该市。石狮市委、市政府的5位重要领导也全力以赴投入到“扫黄”工作中。

稍后，陈光毅和贾庆林也赶赴石狮检查、指导“扫黄”工作。

大家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在石狮进行“扫黄”斗争的总体方案：

以石狮镇为中心，以石狮市其他3个乡镇为第一包围圈，邻近石狮的晋江县为第二包围圈，外围其他县区为第三包围圈。

全市统一行动，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清查，打一场“扫黄”的包围战、总体战，力求彻底捣毁“黄窝”。

在省市工作组的指导下，石狮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他们出动6辆宣传车深入街头、村落，进行“扫黄”宣传；广播站一天3次进行有关“扫黄”的广播；各单位悬挂张贴大幅“扫黄”标语，刊出以“扫黄”为主题的墙报、黑板报；许多中小学组织宣传队到街上开展宣传扫黄政策的演出；有关部门召开乡镇干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中小学教师参加的以“扫黄”为主题的座谈会，使“扫黄”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石狮市市政府还特地设立举报站和举报电话。

在人民政府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面前，制黄、贩黄分子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一些人慑于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网，便主动到政法部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石狮市不失时机地采取果断措施，进行突击清查，统一打击犯罪分子。

石狮市委市、政府根据公安部门的侦察和群众举报的线索，经过调查分析，摸底排队，抓住重点村、重点街道、重点户，先后出动1.1万多人次，大小车辆1000多辆，连续多日进行声势浩大的打击行动。

与此同时，公安、工商、文化、宣传及市直机关有关部门还抽出精干力量，组成管理监督队伍，配合各主管部门抓住走私、印制、运输和邮寄、贩卖、播放、散落及储存各个环节，采取“地上查、船上搜、路上卡”的办法，包村、包街、包行业进行检查，让不法之徒无藏身立足之地。

全市个别报刊和全部音像市场实行停业整顿，集中开办法制学习班，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要求他们交代自己或揭发别人的违法行为。

此外，石狮市政法部门对“扫黄”中发现的大案、要案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查处。

当年1至9月中旬，石狮已经查获非法制作、贩卖录像带及淫秽物品案件197起，收缴录像带7.5万多盒、裸体扑克1000多副、淫书淫画1.3万多本，取缔复制窝点25个，缴获复制用彩电95台、录像机284台，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分子。9月19日以来，又捣毁埋藏较深的录像复制窝点7个，收缴录像带5000多盒和一批淫秽书刊、淫画、裸体扑克，依法审理违法人员112人。还收缴了一批录像机、电视机、对讲机等作案器具。

这次“扫黄”行动，石狮市查处许多非法制销淫秽物品案；捣毁制售窝点28个，抓获违法犯罪分子405人，还依法处决了3名购买黄色录像带杀人犯，沉重地打击了制黄、贩黄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石狮市场上贩卖黄色录像带问题基本得到制止。

这一行动受到了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石狮实验小学的负责人说，这次扫黄，“对培养下一代来讲功德无量”。

一些工商界人士说，如果石狮是靠制黄繁荣起来的，我们宁可清贫一些。一个在家乡投资办饭店的华侨对政府干部讲，如果他的亲属参与制黄贩黄，要求政府依法惩处，这种东西在国外也是被禁止的。

石狮市委书记刘成业说，以前有人担心，“扫黄”会影响石狮的经济发展，现在看来是多余的，当前石狮服装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依然活跃，工业生产正常进行。

海南双管齐下大力扫除黄害

1989年9月23日，海南省各市县的书记、市（县）长、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广播电视局长、公检法三长被一道召到海口市，出席全省“扫黄”工作会议。

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在海南建省以来还是第一次。海南人开始意识到“黄害”对我国这个最大特区的声誉的危害。

省委书记许士杰亲自在会议上作“扫黄”动员，他历数黄色淫秽物品的十大危害：

一是污染社会风气，二是危害社会安定，三是败坏改革开放的声誉，四是降低民族素质，五是腐蚀人们灵魂，六是妨碍人才的培养，七是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八是不拿刀枪的杀手，九是和平演变的帮凶，十是诱发犯罪的公害。

省长刘剑锋也参加会议并讲了话。省里着急了：海南的“扫黄”工作同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同志的认识还较肤浅，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工作还不够深入彻底。

地方领导带着会议制订的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回到各地。省里又派出检查组，巡查督促全岛的“扫黄”进展情况。

在国庆节前夕短短几天里，全省组织了各有关部门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7000多人，对书报刊市场、音像市场和娱乐场所进行清理和整顿，连续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扫黄”行动。

全省又收缴黄色书报刊和非法出版物近1万册，收缴黄色录像带670盒，取缔录像播放点191个。

许士杰、刘剑锋等省领导亲自到“扫黄”重点单位海口市进行检查。这个市的领导机关在研究分析全市的“黄情”、“黄源”、“黄害”以及“死角”后，很快采取行动，收缴大批黄色书刊和黄色录像带，在市人民广场当众销毁。

在南部滨海城市三亚，还专门召开了有海关、边防等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部署海上“堵黄”工作，加强对外来船只的稽查。随着全省“扫黄”的展开，各市县还在组织力量，加紧办理“扫黄”案件。

这个我国最年轻的省份出现的某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一直为人所诟病。海南省注意把“扫黄”和“打丑”结合起来。

海口市1989年以来，收缴违禁书刊2万多册，录像带2000多盒，取缔无照经营书刊点21个，同时查处卖淫139宗，处罚276人，取缔桑拿浴、异性按摩院等色情场所15家。三亚市在“扫黄”的同时，查处卖淫、嫖宿66起，取缔色情窝点24个，挖出6个卖淫团伙，查获赌博45起，共处罚226人。

与此同时，海南省还对宾馆、旅店、路边店、咖啡厅、歌舞厅进行了清理。“扫黄”和“打丑”双管齐下，使文化市场和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

为了加强治安管理，海南省政府9月13日转发省公安厅、工商局《关于加强桑拿按摩业治安管理的规定》。

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南的“扫黄”工作难度较大，但海南人毕竟行动起来了。

他们明白，这项工作能否深入进行下去，确确实实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杭州市彻底销毁精神鸦片

198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杭州市焚烧收缴来的黄色录像带现场，杭州市副市长陈端，用洪亮的嗓门高声宣布：

我们要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气概，向今天的“精神鸦片”宣战！

当时，陈端站在杭州剧院门口的台阶上。他身旁站着的是市公安局、工商局和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的负责人。他们的神情都十分庄重。

在台阶下一个不大的场地四周，站满了1000多名围观的群众。他们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场地中间那一大堆录像带。

这些录像带的封面花花绿绿。不少封面上都印有赤裸裸的风骚女人和赤裸裸的淫荡男人。此刻，它们正面临彻底毁灭的命运。

离这些录像带不远的地方，一辆从市政工程队开来的压路机正在待命。人们都注意到，压路机的铁轮异常高大，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用压路机来执行对销毁黄色录像带，是这一次“扫黄”行动的新发明。压路机的铁轮，显示出全国人民销毁“精神鸦片”的坚定决心。

“开机！”威武的指挥者发出号令。

压路机的马达声响震耳欲聋，巨大的铁轮向着那堆录像带缓缓驶来。黄色录像带在压路机的铁轮下发出刺耳的声音。

压路机驶过以后，刚才还堆成小山似的录像带在一瞬间变为平地。盒子不见了，只留下一张张的纸片、扭曲散乱的磁带和塑料的残渣。

围观的群众都十分兴奋。有人在鼓掌，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则露出欣喜的笑容。

陈端面对情绪激昂的群众，他充满激情地大声说：

我们要把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长久地坚持下去！要让淫秽物品成为过街老鼠，全民共讨之！

除了使用压路机粉碎录像带，杭州市还对淫秽书刊采取化浆和焚烧处理。

一辆辆东风牌大卡车，满载着缴获的黄色书刊，呼啸着驶向造纸厂。这些书刊被卸下汽车以后，又被运向化浆车间。

化浆车间里弥漫着呛人的气味。那些崭新的、甚至才刚刚拆包的黄色书刊被浸泡在浆水中，渐渐被腐蚀，溶化。

机器转动起来，快速地搅动纸浆，纸浆发出噜噜的声响。黄色的纸浆里泛起一片灰色的浊物。那些引人走向堕落的铅字永远地消失了。

一辆辆汽车把收缴的黄色书刊运到市郊的一块空地上。这些书刊要在这里被彻底焚烧。四周的群众闻讯赶来观看。

烈焰熊熊，空气中流动起炙人的热浪。围观者忽啦啦向后退缩，但在10多米外仍然热浪扑面。

火势越来越猛，烈焰越来越高，黑烟滚滚，几公里之外都能够看到。

大火足足烧了几十分钟。那些淫秽书刊在火中渐渐消失，最后化为一堆灰烬。

广东省严厉打击卖淫嫖娼

20世纪80年代末，在广州、深圳、珠海、惠州和珠江三角洲一些宾馆酒店里，客人刚刚进入房间，电话机就响了。电话里，传来陌生女郎的声音……

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封闭的大陆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各国友人纷纷来华，或旅游探亲，或经商洽谈。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也乘机混入大陆。

在广州、中山、珠海等市，来自港澳的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在一些宾馆酒店中设点，以介绍旅游观光为名，以高薪为饵，骗取内地一些女青年，为境外组织的所谓“性爱旅行团”充当“女伴游”。

卖淫嫖娼，这种绝迹多年的社会丑恶现象，从此不断蔓延起来。它先是在沿海地区一些开放城市出现，然后向内地辐射。

卖淫活动在不断蔓延。从沿海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宾馆、酒店，发展到餐饮、文化娱乐等场所。嫖娼者，从来自港澳台、海外的旅客和暴富起来的个体户、供销员，发展到某些党员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卖淫者，从一些追求金钱物质享受的城镇待业女青年、农村妇女，发展到女职工、女大学生，甚至有家庭富裕的有夫之妇。她们有一半以上来自外省市。有的成群结队而来，有的甚至姐妹或姑嫂结伴而至。

在邻近港澳的广东，人们从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性病治疗”广告中不难发现：随着卖淫嫖娼的蔓延，曾经在大陆十分罕见的性病也死灰复燃，并且快速地传播。

这仅仅是危害的一个方面。卖淫嫖娼而诱发的一系列刑事犯罪活动，已越来越严重地扰乱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

早在198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破获一个特大的“男盗女娼”流窜犯罪团伙。六七名来自沈阳的流窜犯，在广州纠集了11名暗娼，他们以暗娼卖淫为饵，物色身携巨款的嫖客。仅一年时间，就先后盗窃、抢劫、勒索作案41宗，他们得到的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1万多元。

暗娼与犯罪分子相勾结，频频向嫖客下手；而嫖客也时常会对暗娼发动攻击。

1989年秋，粤东某县城在一个月内，便有7名暗娼分别在被嫖后，遭抢劫被勒死，弃尸荒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终于抓获了杀人凶手，这名凶手是一个嫖客。

当时，在深圳市公安局的看守所里，关押着一个名叫王健的囚徒。王健原籍河南，30多岁，曾是散打运动员，他在与暗娼庄某、朴某嫖宿以后，洗劫了她们的财物，还残忍地将她们杀死。

王健被捕以后，他曾经说：“我觉得自己是条汉子，可一年干活挣的钱，却不如暗娼卖几次淫，这太不公平，她们都该杀！我唯一的感觉是对不起她们的父母。”

伴随着卖淫嫖娼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逼良为娼的恶魔。

四川女青年吴某来到宝安横岗找工作，她被另一名女青年骗进淫窝，这个女青年及其同伙逼迫吴某卖淫。吴某拒绝后，这伙匪徒剪光了她的头发，强行剥去她的衣服后，恶毒地用敲碎的玻璃片在她的前胸、后背、手掌等处割了7刀。

在牢狱似的房子里，吴某趁匪徒不留意，才只身从虎口逃脱。公安机关迅速采取行动，捣毁了这个黑窝。

卖淫嫖娼的不断蔓延，还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它使许多美满的家庭解体。

早在1980年1月16日。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寄到邓小平的办公室。这封信是一个姓李的爱国华侨寄来的。

李先生将一张香港出版的、披露不法分子入境勾引内地女青年从事嫖宿活动的剪报寄来，同时忧心忡忡地附言：

小平先生：绝迹多年的娼妓活动又在内地出现了，请关注……

邓小平阅过此件以后，立即挥笔批示：

请广东省委查究。这种现象不可免，但从开始就要斗争，而且处理要从严。

广东省委、省政府迅速做出决定：

把打击、取缔卖淫嫖娼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1982年，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关于取缔嫖宿卖淫活动的暂行规定》的地方法规。

1985年，省政法委、妇联、宣传、工商、旅游等8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深入取缔嫖宿卖淫活动的意见》，对卖淫嫖娼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有关部门，不断对所管辖的旅店业、歌舞厅、路边店等开展清查整顿。

当年冬天，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办起专门收容教育卖淫妇女的收教所，接着，广东省政府也在增城办起同一类型的妇女收教所。

同时，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对抓获的暗娼、嫖客一律进行体检，对患有性病的全部实行强制治疗。并指定全省6家医院开设性病专科门诊。

1987年元月，广州市公安机关在自解放初禁绝娼妓之后，首次在广州近郊三元里村农民出租屋捣毁一个大淫窝，一举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0名。

事隔5年后，同样在广州近郊，黄埔区公安机关根据群众的举报，又将一个淫窝连根挖出。这是一个名为翠香餐厅的酒店。酒店老板是女青年叶洁容。她自1990年承包该店后，为与附近同行竞争，叶洁容先是强迫、指使酒店女服务员与顾客大搞色情淫秽活动，接着便与皮条客陈某勾结，长期招引暗娼、嫖客到该处嫖宿，前后达一年多时间。

公安机关捣毁这个淫窝时，顺藤摸瓜，共挖出经常在此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人员82名，其中有48名为国家干部、职工。

在后来的1992年3月3日，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召开了广东省政法工作会议，把打击、取缔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作为该年全省要抓的4件大事之一。

一场1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扫丑”行动，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在南粤大地铺开！

深圳市“帝豪”大酒店的管理人员，认为自己“后台硬”，长期肆无忌惮地包庇纵容卖淫嫖娼活动。他们甚至当着省委负责人的面质疑：“你们敢动‘帝豪’吗？”

这位负责人淡然一笑：“我们就是要动动这样的角落。”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排长长的车队，猛然从罗湖区公安局大门开出，分成几路向北袭击。

几分钟后，这数十辆小汽车同时将“帝豪”大酒店团团围住。上百名便衣警察以猛虎下山之势，将酒店的各个出口、大厅、歌舞厅等控制起来。

接着，公安干警立即清查酒店里的各个房间。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分别从一个个房子里，现场查获正在从事卖淫嫖娼非法活动的不法分子45名！

几天后的深夜。公安机关再次出动大批便衣干警，分头包干，突击搜查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都、晶都、名都、阳光4家大酒店。公安干警从中抓获卖淫嫖娼人员共计177名。

广东省公安干警的这次重拳出击，在深圳引起强烈的反响。深圳震动了！

广东省“丽晶”酒店地处佛山市郊的佛平公路一侧。自1991年秋起，该酒店总经理何某和保安部经理李某精心策划：由保安员、总台服务员等联合呼应，设立“三道防线”。为了能及时转移暗娼嫖客，他们设立两条暗道，并定下“凡在保安部发出‘通水’电话时，其他占线电话一律中断”的“死规定”。

严密的防警网络，使这里成为暗娼嫖客等不法分子长期猖獗活动的“逍遥宫”。

当地公安机关在接到群众举报后，顺藤摸瓜，仅在几天之内，便抓获了该酒店9名与卖淫嫖娼有关的员工，并将以身试法的总经理何某、保安部经理李某一并拘捕。一个包娼庇赌的大黑窝，终于被摧毁了！

地处粤北山区偏僻角落的韶关市干休所，曾经是一个可供人们休息娱乐的理想场所。可是，这里开办的理疗室，自从承包给当地青年姚某以后，便摇身一变，成为异性按摩室。

姚某唆使、强迫按摩女脱掉衣裤，与顾客大搞淫秽活动。他用这种色情手段，为自己招揽生意。很快，这里就聚集了许多品行不端的人。

一些知情的市民暗暗担心：这个色情场所挂着干休所的牌子，哪个部门能管呢？

韶关市公安分局陈局长得知情况以后，他十分果断地说：“我们有法律作依据，有各级党委、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没有什么顾虑的！”

这天夜晚，四周一片静寂。干休所的二楼和三楼的按摩室里，却隐约传出淫声荡语。

这时，10多名公安干警从门口悄悄围了上去。他们发出威严的口令：“都别动！”楼上楼下5间按摩室内的20多名“顾客”和按摩女都惊呆了。

很快，承包主及所有不法人员都被押上警车。

1992年8月16日晚，中山市灯火辉煌，一片繁华景象。一名女青年突然跑到中山市公安局值班室，她一进门就哭诉：“我是外省人，5天前刚在广州火车站下车，两名四川青年说给我安排住宿和办身份证，把我挟持到东风镇永华旅店，强迫我卖淫接客。”

中山市公安局的领导得知案情以后，立即做出反应。数部警车，于凌晨2时直扑永华旅店。

公安干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获了以重庆流氓朱长生为首的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重大犯罪团伙，共抓获团伙成员46名，缴获长刀、匕首等凶器一批。

经审讯查明，该团伙长期以来，到火车站等处以外省女青年为“猎物”，以帮找工作或给吃住为诱饵、挟持她们到永华旅店中，先将其强奸，再逼其卖淫。

经过广东省公安干警的日夜奋战，广东省“扫黄”工作取得辉煌战果。公安干警仅一个月就查获卖淫嫖娼人员4400多名，打掉卖淫嫖娼团伙133个，端掉同类黑窝255处。

累累战果，显示出广东公安机关的强大战斗力和除恶务尽的坚定决心。

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主动、积极地投身到这场“扫黄”斗争的行动中。

在3个月的时间里，全省就收到群众举报的卖淫嫖娼等线索1.1万多条，群众扭送卖淫嫖娼人员数百名。慑于打击的声威，有不少曾经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不法分子主动前来投案自首。

公安机关配合各部门扫黄

1989年7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对整个出版界敲响了警钟。

这份文件郑重宣布：

撤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号，该社出版者前缀号同时撤销。

决定指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背离了社会主义出版方向，已经丧失了办社条件。

由国家职能机关发文撤销出版社社号，建国40年来，这还是第一家！出版界的人都感到震惊了。

1988年以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严重偏离出版方向，出版的图书大量超出专业分工范围，很多图书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有不少是夹杂大量淫秽内容的。

198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共协做出书52种，其中40种违反了协做出版规定。他们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性知识、性科学图书，其中一些格调低下。

在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处理上，曾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还是有点手软，提出停业整顿。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态度十分坚决。他们说：“这样的出版社不撤销，留着干什么！撤！坚决撤！”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被撤销了。这件事情反映出新闻出版署在彻底“扫黄”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在对书刊市场进行检查清理的基础上，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新闻出版部门，采用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方式，捣毁了一大批制造淫秽物品的“窝点”，破获了一批制造精神鸦片的重大案件。

长春市书刊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同志们在一些书摊上发现两种淫书。他们感觉这些淫书内容极其下流，印刷质量也很低劣，而且没有版权页。因此，他们断定，这些书是不法书贩非法印制的，他们立即向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汇报。

这些淫书是从哪里来的？吉林省新闻出版部门和有关地区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他们从书摊提供的线索开始，进行了艰苦周密的调查。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淫书的背后，有一些隐秘的地下工厂和地下发行网络，涉及东北三省的10余个地市。他们及时向沈阳市公安局、哈尔滨市公安局通报了案情。

很快，吉林、辽宁、黑龙江这3个省的众多公安人员投入对这桩大案的侦察工作中。

公安人员通过调查走访，掌握了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情况一点点汇集起来，渐渐理出了这桩案子的脉络。

原来，吉林省的停薪留职工人孙某，伙同另外两个人，以承包的名义与长春市一一二中学签定合同，成立了一家彩印厂。他们自选厂址，自购印刷设备，雇工10余人，悄悄地印制非法图书。他们为了牟取暴利，还与好几个印刷厂的不法分子勾结，印制淫秽图书，以每册26元的高价向各地销售。

与此同时，当地还有一个无业青年，也在从事非法印制淫书的活动。他租用个体户的印刷机，自己印刷，自己销售。

公安人员掌握这些情况以后，他们以闪电般的行动，直捣这些地下黑窝，当场抓获了正在印制淫书的犯罪分子，缴获了11种淫书，共4.5万册，还有4种未来得及付印的淫书胶版和部分印刷机器。

接着，公安人员顺藤摸瓜，迅速追捕其他案犯，彻底破获了两个印制淫秽图书的犯罪团伙。

10月18日，天津、辽宁、湖北、江西、江苏、四川等省、市公安机关按照统一部署，与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认真开展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的专项斗争，收缴了大量反动、淫秽图书及音像制品，查获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天津市7月28日至30日，出动公安干警、武警指战员5000多人次，治安联防队员6000多名，配合有关部门对全市城乡书刊批发部门、零售摊点、印刷厂、录像厅、文娱场所进行清查，三天缴获各类违禁书刊、杂志、图片等6000多件，以及内容淫秽和非法出版的录像带、录音带、淫秽扑克牌、淫药、刮刀、匕首等。

这次行动，共抓获违法犯罪分子527名，其中传播、复制、贩卖反动淫秽出版物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分子144名，强奸、抢劫、盗窃、流氓等犯罪分子383名，摧毁犯罪团伙46个，破案96起，重大案件7起。

辽宁省出动警力2000多人，清查书刊市场、书摊和录像放映点1000多个，收缴反动、淫秽、黄色书刊、画册2.8万多本，淫秽录像带1000多盘，查封有色情、凶杀等内容书刊20余万册。

湖北武汉市公安局从6月30日至7月2日，出动干警1400余人，配合有关部门清查各种书摊1000多个，收缴淫秽书刊和明令查禁的出版物60多种，共3.9万多册，摧毁贩卖淫书的窝点11处，查封、取缔书摊14家，查获8名违法犯罪分子。

江西抚州市公安局与宣传、文化、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清查了5个国营书店、25个私人书摊、8个录像队和6个文化娱乐场所，从中发现并查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件23起，缴获淫秽书刊1295本，以及一批淫秽录像带、淫秽画报、淫秽扑克等，现已治安拘留21人，罚款32人。

交通部门公安机关在这一专项斗争中，查获和处罚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违法犯罪人员290人。

中国海关严防黄色幽灵流入

1989年，在“扫黄”斗争中，全国各地收缴了许多的淫秽录像带，这些录像带的内容都十分下流。那么，这么多淫秽音像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的源头在哪里？人们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部分沿海地区。

一些沿海地区存在大量复制、贩卖淫秽音像制品的地下窝点。那么这些地下窝点用来进行复制的母带、借以翻印的盒带封面的软片，又是从何而来？

公安人员做出这样的答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海关走私进入中国的。

走私音像制品，可以非法牟利，这就诱使海内外一些邪恶的势力铤而走险。

在茫茫大海上，常常会出现一条条神秘的船只。它们似乎是去打鱼，却并不撒网，而是趁着夜色或海雾驶向预定的海域，等候着远方的来船。

大海那边的货船驶来以后，两只船迅速靠拢，接着是忙碌地搬运。用来走私的船只装完货物以后，急忙转舵，满载而归。

此时，这些走私船的船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烟、电器、黄色音像带。

海关部门在东南沿海截获的走私船中，有的一次装载的违禁印刷品及音像制品就多达上万件。尽管缉私艇日夜不停地在海面巡逻，海关人员也十分尽职地对货物进行严格的盘查，“漏网之鱼”总是难免。

除了海上偷运，从海关入境人员私自携带以及通过邮路从海外邮寄违禁音像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据国家海关总署调查司统计，1989年全国各地海关共查获违禁印刷品和音像制品23万件。这个数字比1988年增加了30倍。其中就有很多的音像制品。

海关把查获反动淫秽及其他违禁音像制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地口岸对入境人员携带的音像制品，从申报到过关，都进行严格和审查。

在海关的音像审查室里，电视屏幕经常闪现出一个个黄色镜头，这样的录像带理所当然地会被海关扣压。

为了逃避检查，蒙混过关，一些携带者可谓费尽心机。他们有的把淫秽音像带伪装成空白带、教学带，把片头片尾录成风光片或动物片，有的干脆拆掉带壳，把带芯夹到别的物品中，甚至抽出磁带缠到一张硬纸板上，试图以此蒙混过关。

一次，在北京机场海关，一个归国人员陆某入境，在海关人员检查他的行李时，他趁机将一件小东西放进衣兜。海关关员发现他神色异常，立即对他进行查问。在再三追问下，陆某才将那件东西掏出，原来是一盘拆除外壳的录像带芯。经审查，这是一盘淫秽故事片的录像带。

这样的事情，在各地口岸都经常发生。

通过走私入境的淫秽音像带，数量虽然不可能太多，却成了广泛扩散的“种子”。不法分子将其复制翻录，使它变成成千上万个黄色的幽灵。

在沿海地区的部分城镇，如福建的石狮、浙江的温州、海南的海口等地曾经有一些地下窝点，犯罪分子勾结海外不法分子，大量走私，翻制淫秽录像并推销到内地，成为危害全国的黄色源头。

在“扫黄”斗争中，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沿海地区，在彻底摧毁制作贩卖淫秽音像制品地下窝点的同时，对走私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

广东省为堵住“黄货”的进出，设立三道防线：

第一线是海上抓，口岸堵；

第二线是对交通干线及邮路等向内地贩运、扩散的渠道进行检查；

第三线是抓好陆地“扫黄”。

广东省有关部门把这三条线结合起来，层层设防，使沿海地区的“扫黄”斗争取得突破性进展，沉重地打击了走私分子的嚣张气焰，使从海上偷运淫秽音像制品的情况大为减少。